莫言小说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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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蛙范文第1篇

有人在QQ签名上感叹到:80后最老的那个已经30岁了。

80后算是一个集体名词,是那些国际社会学家们在讨论社会发展一代时通用的称呼,也可以说,80后指的是国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所出生的一代人(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无论是70后、90后,还是00后,都是随着“80后”之后才生发的。

80后是计划生育的一代,计划生育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项关于生育的法律政策,那时计划生育四个字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相关单位印在独生子女证上,刷在村口直到村中的每一道墙上。今天被莫言一腔热血地写在了自己的新书《蛙》上。

小说《蛙》描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她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她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一样的人物,但姑姑毫不动摇。最后步入中年的“姑姑”和专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郝大手结婚,被莫言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

中国计划生育史是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不过莫言并不想把小说卷入到这些纷争中,他自己也坦言,写作归根到底是写人,表现人。“写《蛙》的时候我变得很谦卑。之前,我总在借小说炫技,但现在,我开始降低调门,回到最朴素的状态。我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是这样一个开端,作家就得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大概是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他的每一部小说,从《红高粱家族》、《生蹼的祖先们》、《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到如今的《蛙》,都是取材自己的家乡,在他之前善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当中,高密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被莫言一次次狂放地追问。

那些大篇幅的景致中,肆无忌惮的通感与混乱的色彩交叉触目,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渲染。而《蛙》则有着难得的平实与轻松笔调,这和莫言自己童年时期的记忆有关。“我的很多小说都是从一个真实人物渐渐地发展过来的。姑姑也是这样,她是我们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数万条生命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当然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她在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帮人家玩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而《蛙》中的蝌蚪是不是莫言?

他的回答如小说一般豪放:“确实有我自己的影子。正因为我考虑到我个人的发展、前途,我要在部队当更大的军官,我要追随更辉煌的前景,所以我没有再要第二胎,没有再要一个孩子。当我年过半百的时候,反思起那段经历,感觉到自己还是有罪的。”

莫言长篇小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泥沙俱下的,但他说“我也不是一拿起笔就像野骡子撒欢一样,也可以收敛着写。我当然喜欢那种狂欢化的语言,太过瘾了,可以一日万言。”说起民间口头语言,莫言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农村有很多文盲,但是口才极好,说话非常生动。他也曾特别梦想长大了到集市上说书去。家里人骂他“热锅里炒屁”,意思是说话太多。

莫言小说蛙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爱丽丝・门罗 莫言

引言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标志“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除了重视女性主体意识之外，生态女性主义者深入研究女性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提升到精神价值的重要位置。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二元逻辑概念，倡导文化多元性，主张建立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也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超出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狭隘性，主张在这个社会中， 人类与非人类，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 相互依存，和谐发展。

爱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短篇小说家之一。她的文学作品以加拿大安大略的小镇为背景，以她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为创作原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平凡女性的爱情，家庭生活以及内心世界。《逃离》是门罗的代表作，借此门罗于2013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逃离》同样描写了加拿大小镇上生活着的普通女性的内心活动与情感，主题还涉及大量自然元素，包括田园、山水、小动物。门罗将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的基础上，把男性和女性在私人、家庭上的关系视为平等， 把人类与自然视为平等。

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其文学作品的背景是他的出生地山东省高密县。作品蕴含着浓浓的“乡恋”“乡愁”“乡怨”。这样的 “恋”“愁”“怨”紧紧围绕在他所塑造的真实的、 鲜活的不屈服于命运的中国农村妇女身上。莫言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蛙》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真实地描绘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境遇，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束缚中，广大农村女性甘心放弃自由，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然而小说女主人公“姑姑”却不甘心沦为男性的依附者， 苦苦挣扎追求主体身份， 肯定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小说寄托了对现代女性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

一、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相似点――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门罗与莫言的经典小说《逃离》和《蛙》。可见，平凡女性的一生就是在男权制社会中反抗男权制文化，回归自然直至融入自然的过程。门罗与莫言在赋予自然和女性以主体性的同时又抒发了对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蕴涵着浓郁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女性与自然同盟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孕育生命的这一独特生理特征使得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母性意识促使女性善待动物，关爱动物。 正如《逃离》中小母山羊弗洛拉象征了女主人公卡拉（Carla）。小时候的弗洛拉像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长大了的弗洛拉宛如成熟而安静的。然而，有一天， 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万分痛苦。她回忆起少女时代。为了嫁克拉克为妻，她是那么坚决地逃离了母亲和继父的家。可如今的克拉克只是每天在家里摆弄电脑，要卡拉出面打点一切。即便这样，他不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与卡拉争吵甚至冷战。卡拉的妥协、屈从没有换来丈夫的半点温情，她彻底绝望了。就在此时，小母山羊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从中获得了勇气和力量，瞬间恢复了女性精神独立意识，她决定再次逃离，逃离不幸的婚姻生活。

小说《蛙》中处处见蛙， 蛙与女人们如影随形。莫言写道“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命运多舛的女主人公 “姑姑”人性转换的三次写照都与 “蛙”紧密相连：其一，“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对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年轻时的姑姑积极地与封建残余接生婆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她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无法忍受对生命的半点亵渎。她以“女娲造娃”的激情构建了自己的事业，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其二，“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遭到成千上万只青蛙的包围、袭击，被青蛙撕扯得赤身。”在姑姑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过程中 ，她选择了屈服于文明社会的主宰，牺牲了自己的道德观，牺牲了女性本体意识，万般无奈地演变成新生命的刽子手。其三，姑姑遭遇到青蛙袭击后，全身起了一层疱疹，痊愈后的“姑姑”嫁给了郝大手。她与郝大手合作捏了两千八百个有名有姓的泥娃娃。“姑姑”试图以这种方式实现自我救赎。这表现出女性在心理上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女性倾向于从自然中汲取力量，获得勇气，恢复女性意识。

（二）反抗男权社会文化

《逃离》中的卡拉承受着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忙着擦地板，挖土豆，削土豆，洗衣服，熨烫，烘烤。她的付出非但没能让她拥有“功臣”般的自豪感，反而在生活中需要处处谨小慎微，即便如此仍然换不到丈夫的半点温情。于是，卡拉在邻居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选择了逃离。卡拉不再以男性价值观审视自我，不再服务于男性的利益，不再屈服于男性文明社会的主宰，不再为男人牺牲自己的生活，她努力地恢复着女性特有的经验、欲望和生活。她与邻居贾米森太太跳脱出遵循等级秩序，逃离出男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规矩和观念，表达出女性本我思想。卡拉作为女性与小镇上男性的观念不可避免发生冲突，也存在抵抗，也正是因为这样，她的女性意识才不断成长、进步。作品中男性与女性摆脱了对抗为主的关系模式，共生共享，彰显了门罗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思考。

“蛙”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莫言借用《蛙》中蝌蚪母亲的话：“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来的。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巧妙地阐述出在男权统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完全由男性来定义，女性被边缘化和符号化仅仅成为男人的女儿、妻子、母亲。《蛙》中的女主人公姑姑却敢于掌控自己的命运，逃离出 “蛙”的宿命。无论在婚姻还是事业上， 她勇敢追求独立与自由，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最终获得了幸福。

二、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不同点――文化的生态根源

欧美国家的立国历史不是很久，文化积淀也没有亚洲古国那样深厚。因此欧美的生态女性文学作家们致力于观察与描绘现存的社会问题，分析研究社会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应如何相处。这种思想在门罗作品《逃离》的结局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卡拉搭上了开往新生活的大巴车后，心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与克拉克难以割舍的情感，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迅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人的异化，人与人的疏远和难以沟通的诸多问题使卡拉浑身颤抖。 她突然不知所措。她想起了母亲说过的一句话 “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独立和自由不是女人追求的全部，如果没有爱情与亲情，无人思念，也不思念任何人，女人仍然是寂寞的、凄凉的、痛苦的。熙熙攘攘的街道只是围绕着她，推推拉拉的巴士只能承载着她，没有一处可以与她相亲相爱。卡拉下了车，在车站给克拉克打了电话。紧接着，小母山羊弗洛拉也回来了。她们的回归的确戏剧化了女性抗击文明社会道德准则之后，不得不根据现实生活重新选择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逃离的失败。 她们的逃离是女性与自然欲望的释放与生存意义的证明。卡拉的回归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 她的选择是一个社会命题，指引着时代的走向。在门罗看来，任何性别的差异性都应得到尊重，颠覆两性中的任一性别都不能达到另一性的真正解放。男性和女性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和谐相处才是女性解放的根本目的。

莫言文学是一种家族历史小说，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小说往往追溯两代、三代人的生命形式的变化，关注女性生命力的彰显。其文化根源在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蛙》是以高密乡的民俗文化为背景，以乡村女医生“姑姑”的家族几代人的家庭生活为线索展开的。家族文化的核心是传宗接代，女性被教育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尽管世俗道德对妇女个体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中国女性仍然潜在着不可屈服的本能。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着许多自然观思想，例如儒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道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在自然的感召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超越传统，完善自我的本能终究苏醒了，一种新的生命力量缓缓流出，这是妇女意识追求的原动力――和谐与快乐。

结语

门罗和莫言的作品篇幅及侧重点不尽相同，写作风格与语言也各具特色，可字里行间都抒发出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正因为如此，二者充满典型地域色彩的作品才引起了世界读者的共鸣。《逃离》与《蛙》中神秘的大自然，蕴含丰富意象的小动物，与追求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相互依赖，彼此相容，这种对一切存在相互联系的认识赋予地球上的生命以精神价值。地球的历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长期以来人类所梦想的人类的一体性。无论是反映独具特色的“加拿大小镇”的爱丽丝・门罗，还是从中国山东高密乡走向世界的莫言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同地域的文学既有世界性，又存在着与其他地域交错互融的系统。不同地域的文学只有在交流汇合后方可创造出来充满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换句话说，一个地域的优秀的文学只有在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之后才能继续成熟和发展，呈现出非比寻常的无限魅力。语

参考文献

[1]王恒升.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J].齐鲁学刊，2011.

[2]李建珊，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

[3]（加拿大）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莫言小说蛙范文第3篇

关键词：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魔幻现实主义 人性 文学创作的终极意义

一、文学分类：魔幻现实主义

用魔幻的内容表现现实生活的写作手法，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写作标准。情节怪诞、突显真实，在荒诞中呈现现实的真实面目，来得更加透彻与深入……

20世纪5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崛起于现代拉丁美洲文坛，随即在世界产生轰动效应，成为现代派文学重要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诞生至今，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全方位的广泛影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整合现实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多重经验，并融汇、吸纳美洲本土文学，将幻象与现实、神话与现实相互渗透，大胆借鉴象征、寓意、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派文学各种表现技巧、手法，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伴随以鲜明独异的地域色彩为特征。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体裁上以小说为主。这些作品大多以神奇、魔幻的手法表现现实生活。

“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使现实的政治社会变成了一种现代神话，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鬼难分，幻觉和现实相混”。[1]

二、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品读解

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因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使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登上巅峰，成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

《百年孤独》以独树一帜的魔幻主义手法，通过描写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以及人性在其中的淋漓表现。全书近30万字，内容庞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离奇，再加上神话故事、宗教典故、民间传说以及作家独创的从未来的角度来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地球是圆的，像橙子。”

“乌苏娜失去了耐心，‘如果你想发癫，你就自个儿发吧！’她嚷叫起来，‘别给孩子们的脑瓜里灌输吉卜赛人的胡思乱想。’霍・阿・布恩蒂亚一动不动，妻子气得把观象仪摔到地上，也没有吓倒他。他另做了一个观象仪，并且把村里的一些男人召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根据在场的人谁也不明白的理论，向他们证明说，如果一直往东航行，就能回到出发的地点。”[2]

《百年孤独》中的小镇马孔多在一百年中， 绕了一圈， 同样是没有起点， 也没有终点，从无到有， 又从有到无。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小说的主题展现的人性的孤独在时间的循环中得到全面解析――孤独意味着冷漠、消极、贫困、愚昧和落后，还有封闭的社会。针对拉美社会难以改变的怪异现状，作者表达了渴望孤独的拉丁美洲从此一去不复返， 代之以一个崭新、团结而富有朝气的拉丁美洲。

三、莫言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解构

在中国众多同时代及书写时代背景下人物不同命运的同类作家中，莫言以其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独树一帜，也因对人性的真实淋漓表述而获得非凡成功。

莫言最早的魔幻现实主义思想当然来自中国古代的魔幻巨著《聊灾志异》，当后来拉美文学中的魔幻主义作品传入中国时，莫言成为中国作家中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莫言自己毫不回避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和启示。他在陈述这种影响时说：

“《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与中国文学界见面后，面对巨著产生的惶恐和惶恐过后蠢蠢欲动， 是我的亲身感受，别人怎样我不知道， 蠢蠢欲动的自然成果就是使近两年的文学中出现了类似魔幻或魔幻的变奏。”[3]

莫言在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系列里，整体上的魔幻现实主义构思充分展现，如同《百年孤独》一样，魔幻现实主义的架构一脉相承：“高密东北乡”，莫言的故乡，作品中悠久的历史、肥沃的土地、先人的传说也被糅合而成了一个神话的世界，让人的生活、人的命运在神话的氛围中展开。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4]

《红高粱》中，真实纯粹的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更多可以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背离的人性回归。在谈及《红高粱》时，莫言表述了对传统道德人性禁锢的痛恨：

“小说中奶奶和爷爷的‘野合’在当时是弥天的罪孽， 我之所以用不无赞美的笔调渲染了这次‘野合’ ， 并不是我在鼓吹这种方式， 而是基于我对封建主义的痛恨， 我觉得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白昼宣’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和报复， 极度的禁欲往往导致极度的， 这也是辩证法吧！ 。”[5]

大陆作家中，莫言是第一个以如此大尺度、大规模描写“”的当代作家。当然这种是以出离的魔幻方式呈现。《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拥有成人的身躯、婴儿的思想；上官领弟接受鸟儿韩的帮助，却又身中邪气，居然变幻成能洞悉过去与未来的鸟仙；张天赐具有引领死人回乡的本领；国营农场里的养鸡场场长龙姑娘是狐狸精变的。这些人物渗透到现实中去，给现实造成一种魔幻神秘的氛围。作者还赐予所有的事物以魔幻般的生命，沙月亮身上的那块皮肉被削了下来：“那块皮肉很快地从伤口上跳下来，往草丛里钻。”[6]女军医将受伤的马排长眼球摘下随手一扔，“那只眼球在泥土上噜噜转动着，最后定住，仇视地盯着我们”。[6]

《檀香刑》写作风格集中地体现了魔幻式语言和狂欢化叙事的调子：钱丁的本相是白虎、赵甲的本相是豹子、的本相是一只大老鳖；魔幻现实主义的描述手法让故事情节更加离奇曲折，让真实人性更加生动感人。《檀香刑》尤其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赵甲这一集恶魔、人渣、杀人机器于一体的刽子手形象――他充分展示出那个黑暗社会的罪恶，表现出深刻的人性异化主题。赵甲杀人前双手会变成火炭一样通红，以致浸入水中会冒出蒸汽……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凉气，隔老远就能感觉到。刚住了半年的那间朝阳的房子，让他冻成了一座坟墓，阴森森的，连猫都不敢进去抓耗子……”[7]

《生死疲劳》中，套用了佛教里的六道轮回的故事，地主西门闹一生勤勉、待人宽厚，靠智慧与勤劳致富，但是却因为是地主而被枪毙。在不断地向阎王控诉后，阎王让他转世六道：变驴、变牛、变猪、变狗、变猴、又变人……最后终究让他认识到人性中循环往复的丑恶与扭曲，而人性中的真善、道义一面在扭曲压抑人性的荒唐时代终究归于湮灭。《生死疲劳》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完成了对中国20世纪半个世纪土地问题和农民命运的一次重新讲述，并创造出了中国人人性经验中的文学史诗性篇章。

“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8]

诺贝尔文学评审委员对莫言的评价是：以魔幻现实主义融合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这一点在其后期的代表作《蛙》中全方位展现。《蛙》同样表现了魔幻主义在现实社会的反讽投影。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的姑姑的故事，姑姑起初是接生，抗击封建社会遗留的接生婆给产妇造成的伤害，迎接每个生命的到来，而后是计划生育，迫使生命夭折。这两个事业呈现极其怪诞的魔幻主义效果。晚年，反省的姑姑通过泥塑送子而救赎，最终正视生命的高度、体味生命的价值。《蛙》以魔幻色彩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成就了莫言近年的写作巅峰。《蛙》中“姑姑”对“我”说过一段话：

“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人类是由蛙进化来的，那种人由猿进化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9]

四、结论

作为华文作家的代表人物，莫言的获奖有着深刻的内外因的结合。外因自然是整个华语文化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在多年偏离世界主流发展方向回归后，历经三十年的文化创造积累获得了世界认同；而内因我们应当明晰地看到，正是莫言先生作品中对人性这一亘古不变的真性情的执著追寻获得了诺贝尔评委们的一致认同，这次获奖实至名归，不应有任何杂音。

参考文献

[1] 阿莱霍・卡彭铁尔.卡彭铁尔作品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2]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北京：北京新经典文化出版社，2011.

[3] 张卫中.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1）.

[4] 莫言.红高粱[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5] 李国.欲望化的历史叙事――莫言小说创作的三向维度[J].中国学术期刊，2010，6.

[6] 莫言.莫言精品集・丰乳肥臀[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6.

[7] 莫言.莫言精品集・檀香刑[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6.

[8] 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6.

莫言小说蛙范文第4篇

关键词：莫言 高密 创作语境

一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是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莫言文学奖时的颁奖词。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必然与其所在的文化传统有某种挥之不去的内在联系。最早提出“不能脱离语境来解释语言风格”（施敏捷，2001：79）这个概念的是伦敦学派的弗斯。但实际上，语境这一概念的涵盖面远不只是弗斯所指的语言发生之情景和前后文，而是延伸到某种美学层面的沟通， 即有选择地使用表达方式和语言材料时所受到的语言内外、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的总和（施敏捷，2001：79）。我们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存在的投射。作家创作一部作品，即是将内心投射诉诸于文字的过程，所以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作家内心影像的真实再现。

莫言的主要作品《蛙》《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等等，无不折射着大地的意象，读后，让人如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来自辽阔文学故乡的强悍生命力。高密东北乡，已超越普遍意义上的地理意象，成为莫言小说中遍地可寻的文化映射，生于斯长于斯的莫言对它寄予了深厚的故乡情结。与此同时，这一文化映射又成为中国近现代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故乡这一创作小语境成为莫言笔下的发散点，有力反映了同时期下的中国社会大背景，将、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成功再现，给读者以真切的感悟。

经过归纳分析，莫言故乡高密确实超越简单的地理意义，对他日后作品乃至创作历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五年级以上没有同学”（莫言心声系列，2012：21）的莫言算不上高学历，却写得一手好文章，这很令人叹服。溯其根源，我们寻觅到莫言许多作品中对其创作语境的高度显现。“高密胶莱河小石桥上打过一场对日伏击战，枪筒子由于不断射击，滚烫变软到甩起来像面条，一拉能长出很多来……”乡亲们对小石桥那场战斗的讲述，莫言数不清听过多少遍（焦守林，2012：A09）。正式基于对乡亲们口述历史的记忆以及以“二姑姑”为原型的人物创设，才有了后来他以此为题材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莫言的故乡以及其间的风俗轶事就像风筝的线一般，牵引着他的思路，放飞了他的想象。

纵观莫言的小说，题材大多以他的故乡为故事背景。在文学世界里，莫言以其故乡大拦乡（山东省高密市下辖乡，素有“高密市粮仓”之称）为原型，用文字成功构建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作为莫言小说中许多人物的成长地，是人物活动，情节发展的的主要活动地域。要想单纯直接地从莫言小说中寻找有关高密的一些真实地名，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小说《红高粱》对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描写中，莫言以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为故事原型，其中的曹梦九，王文义等也确有其人。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叙写的关于四叔因为车祸而死的情节就是莫言受1987年山东蒜薹事件触动所写，其四叔在现实生活中确是因为该次事故而死（莫言心声系列，2012：79）。高密东北乡作为莫言笔下的故事背景，既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创造性存活的，既是其创作的驱动力量，也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催化剂。它不再是自然地理，而是一个文学地理的概念鲜活存在于作者的许多部作品当中。莫言视之为创作源头，同时又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作为乡土作家，莫言的作品又异于普通的乡土文学。莫言笔下描绘的，是一个古老悠久的，充斥苦难折磨的农村。这并非是某个特定时期的乡里乡间，却是一块永恒的中华土地。他的作品经时不衰源于他淘去了农村生活的平淡浮层，留下并还原了生活本真和最基础的形态。这是莫言作为寻根作家，在文学创作主题上的转变，使人的肉体需要和生命力得到了更多关注。

二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价值取向通常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即“求同不求异”的普遍心态。对于社会大背景这个创作语境，我国社会没有给作家留出潜心探索的空间（张卫中，1999：28），也就是说，作家们彰显个性的机会少之又少。而莫言的童年又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内度过――生活的倒退，精神的压制，人性的压抑，理想的错位，道德的扭曲，是非的颠倒，人格的丧失――更是对国民的言语、思想有种种严格的限制。在这种严苛的束缚下，莫言的文风受到了极大影响，而这些影响也自然而然流露于他日后的作品创作当中。莫言的作品写得相当含蓄，鲜有直白露骨的观点性表达。同时，他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其作品中很少窥见鲜明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言。事实上，当今中国社会仍处于一个转型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抗争也远未结束，远未达到一种平衡与交融（张卫中，1999：29）。

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与其所在文化传统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在中国文化中，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其价值主线具有极强的吸附力（张卫中，1999：28）。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是中国文人生活的大背景，狭窄的生活道路，匮乏的生活资料，使得人的生存压力以及人与人间的竞争压力巨大，这无疑使社会培养出的人才带有明显的社会印记。尽管如此，莫言无论是在平时的话语交谈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并非没有悲天悯人的深刻情怀。他的人道主义关怀无处不在却并未露骨表达。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作家，他在进行作品创作的时候，激进的抨击话语与的批判鲜少见到。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对现实毫无反击，反而经常以一种婉转有力的方式表达。

莫言自幼善于学习，热爱表达，在循序渐进中不断深造，这些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莫言曾说，他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所说的方式，其实就是他所熟知的故乡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他的爷爷奶奶，村里老人讲故事的方式。儿时的莫言经常去集市听书，晚上回家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复述给母亲，后来，他不断加入自己的想法，甚至根据母亲的喜好，编造情节，窜改结局。年幼时，寂寞孤独饥饿时时侵蚀着他（莫言心声系列，2012：283），心灵的空虚使他游走于乡埂、集市，社会人生、故乡民情、自然风貌几本大书拓宽了他的思想，游历的诸多见闻成为他日后的丰富素材。除此之外，他聆听过的许多鬼神故事，历史传奇，奇闻异事培养了他极丰富的想象力。之后，他又把这些故事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并进一步丰满了自己的作品。

在莫言的成长过程中，童年时历经的与自然灾害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也主要体现在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当中。在《吃相凶恶》、《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等回忆性的文章中，莫言反复提到1961年春天吃煤块的经历。不知煤块为何物的村民们竟然在饥饿的驱使下争抢着嚼食亮晶晶的煤块。据相关历史记载，1960年春天，可怕的开始席卷中国大地。这对本来就贫瘠的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老实巴交的农民们饥不择食，一时间吃光了草根、树皮。这在年幼的莫言心中埋下了对饥饿深深的恐惧，也正因为如此，他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与任何华而不实的话语相比，饥饿是更切肤的真理。正是这种惨痛的经历，莫言有了比虚伪的道学家更高的感悟。他说：“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因为吃，我才发愤走上了创作之路。”（焦守林，2012：A09）这一看似简单的创作原动力让莫言在创作中一直贴近人的本能需要。童年的饥饿与生活的困苦不仅使莫言爱上了阅读，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更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得到再现与艺术再创作。

故乡高密的风土人情也深深影响着莫言。莫言的“寻根”系列小说中不乏描写带有浓密高密地方色彩的景象。资料显示，高密流传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而这些艺术文化元素伴随着莫言成长。从小受其耳濡目染的莫言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将之纳入自己的小说，甚至由此形成了其作品的艺术风格。在《蛙》中，就曾出现对高密泥塑十分精彩传神的描绘：“我们秦大师，每捏好一个泥孩，都会在他们头顶用竹签刺一个小孔，然后扎破自己的中指，滴一滴血进去。然后糅合小孔，将泥孩放置在阴凉处，七七四十九天之后，这才拿出调色上彩，开眉画眼，这样的泥孩，本身就是小精灵。秦大师的泥娃娃，每当月圆之夜，都能闻笛起舞，一边跳一边拍巴掌一边嬉笑，那声音，就像从手机里听到的说话声，虽然不大，但非常清晰。”（莫言，2009：611）莫言文中的泥塑大师，就是以聂家庄的泥塑师傅们为原型进行创作的。

茂腔作为高密当地已经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戏种，也曾被莫言写入小说。在《檀香刑》中，就曾不止一次出现村民唱着“猫腔”，与官府进行着对抗等等。高密的剪纸题材很多，比如老鼠娶亲，老鼠嫁女，蝈蝈出笼等，这些剪纸题材大胆奔放的构思与风格体现出高密人情感奔放，不信天不信鬼神的狂放性格。在其小说《高粱酒》中，出现了高密剪纸中的蝈蝈出笼和昂首挺胸的梅花鹿，它们以以物托人的方式充分表现了村姑与封建礼教作斗争的精神。除这些之外，莫言还从爷爷那里听说了很多历代相传的传奇故事。这些民间故事也被频繁应运于之后的写作中，如《爆炸》中的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八个泥匠在庙中避雨等等。

三

总之，除大背景不可估量的影响之外，具体的随着时展所产生的特殊历史事件又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更为深层次的影响。这些特殊历史事件的叠加，对同时期下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整体塑造的作用，最终从作家的作品中映射出来。

故乡是作家的创作灵感之源泉，作家对故乡具有强烈的写作依赖。然而，故乡对作家的影响又不同于社会大环境，故乡决定了作家的个性和特色，决定了作品的细节，是不同于同时期其他作品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诸多知名作家植根于故乡创作的原因，成长环境为其留下无法摆脱的印记，对其影响也最为深刻，这一切反过来成就了作者的与众不同。

莫言的作品反映出其生存环境下的时代精神。社会大背景和特殊历史事件双重影响下的作家创作风格和表现形式，在其自身因素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升华，最终取得可喜成就。

莫言的故乡与其作品密切相关，高密的民间艺术文化伴随他成长，《蛙》的背景就取自他在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的真实见闻，其中多使用乡村土话叙述，讲述涉及广大农民阶层的计划生育问题，北方乡村俚语用得淋漓尽致，有思想，有个性，有乡土味，更有民族味，且文字粗犷，符合人性。如果说故乡是一个作家的创作根源，那么，生活环境这片小天地就是作家写作历程中不断改变和前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作者在社会大背景下，带着故乡留给自己的印记，继续在生活中前行，被一段又一段的人生经历影响和改变，不断完善自我，形成更加成熟的自己。由此可见，每部作品都绝非轻易产生，它们是时代、故乡这些创作语境与作家自身努力综合下的结晶。

四

将莫言置身世界文学中，我们又从侧面发现了其中国式语境区别于西方的不同。西方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从而形成了与我国截然不同的开放化价值体系和多元化价值系统、形态。这种开化的文化氛围和政治环境，使得许多西方作家敢于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对社会的批判，写作风格与中国许多文人大相径庭。他们不采取委婉曲折的方式，而是丝毫不遮掩地宣泄自己的感想和情绪，从而形成了直白大胆的表达方式。如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就在他的作品中充斥了对世界不公正境况的严厉抨击，他的激进言论也常见于英国媒体。这是莫言与哈罗德・品特的风格差异之处，莫言没有品特的激进直白大胆，他更多的是不露骨不鲜明的“莫言”。由此可见在社会背景和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双重影响下，中西方文学作品创作方面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参考文献

1.莫言 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611.

2.莫言心声系列 莫言对话新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3.焦守林 “我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承载记忆的故乡山东高密是创作源泉[N].晶报，2012-10-12（A09）.

4.施敏捷 文本风格与创作语境――由小说《喜福会》谈起[J].文学研究与评论，2001，（11）：78-80.

莫言小说蛙范文第5篇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2011年凭借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