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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开纪元,矛头直指欺与瞒。
檄文刺世如匕首,风雨如晦心如磐。
只恨铁屋坚且固,横眉留下决绝言。
游魂若知身后事,当幸短寿披光环。
咏郭沫若
横空出世惊群伦,女神狂飙卷残云。
走笔猖狂吞日月,拓荒甲骨青史存。
才子流氓一时评,得风得月风流人。
惜无傲骨唯趋附,跳梁小丑一弄臣。
咏茅盾
执掌月报做中坚,小说细流汇巨川。
曾逐红潮红潮退,无意创作却开山。
子夜漫漫何由彻,大作频频不終篇。
进退失据終矛盾,留有余泽仍不甘。
咏巴金
百年兴衰眼底收,长寿多辱何甘休。
求真写就随想录,离家回家写春秋。
年少曾逐泡特金,老来愧悔把生偷。
赤诚一世总感人,缺钙文人当自剖。
咏老舍
愁云惨雾何濛濛,谁致大师生不能。
曾经幽默丹青手,写尽皇都民俗情。
四世同堂聚茶馆,祥子好梦总难成。
人民作家人民害,痛定思痛意难平。
咏
雷雨出世不寻常,观罢使人血脉张。
中西浑成真堪赞,上演百年仍流芳。
天纵英才天开眼,世摧灵修世吞光。
怅恨赤朝总无情,暴殄天物实堪伤。
咏沈从文
湘地边城凤凰鸣,山青水碧毓秀灵。
脉脉长河多有意,悠悠岁月亦含情。
关键词:关键词:文学史 周作人 评价 权力话语
一
正文之初,我们先对搜集的文学史进行列表,对资料进行客观呈现。
二
针对以上表格的整理归纳,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下列问题,第一,以年代为时间段,上述的评价资料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又在何处?第二,排列秩序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又在哪里?第三,对周作人应该怎样评价?
评价资料的变化史:
70年代,此处搜集了四本文学史。总体上看,7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对周作人普遍持较严厉的批判态度,在中南区七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开篇,所有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中没有选入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刘绶松的《新文学史初稿》中,没有提及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甚至淡漠其“人的文学”观念,在文学改良主义者的章节中亦未点引。实际上,其做法是直接将周作人赶出了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在林志浩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其他社团及作家”一节中,用了约一百字对周作人进行了批判性介绍,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语丝社一节中,着重关注其“附逆”行为,并对此进行批判。
所以,周作人在70年代末出版的文学史中基本无立足之地或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或进行严厉的批判性介绍,这一时期学者们注重的乃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文学本身。
8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三本)里面又分出了小阶段,以85年为界。黄修己在83年成书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一书中依然继承了70年代的态度立场,在“多种风格散文”一章中有对周作人的讨论,但物理篇幅较少,评价多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或审美立场,政治的、革命的、社会的倾向比较高,甚至有“丧志”的说法。在随后邵伯周的《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及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两书中,观点发生了变化,二者都淡化了“附逆”之说的历史,而转向了周作人的散文风格,钱理群等的文学史更是直接标题“周作人为首的言志派散文”,周作人这才相对客观地有了一席之地。
90年代(六本)文学史呈现出“融合”的特点,一方面有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美学风格的讨论介绍,同时也兼顾到了历史维度中的周作人。92年成书傅子玫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续接了80年代末的立场,谈行文风格而淡化政治历史。
以此处为界,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处,文学史中对周作人的评价基本是呈单线形式,或者完全批判,或者单讨论文章风格特点而淡化历史(后者属于褒扬的态度),态度立场是单一的。真正的融合性态度是在90年代中后期,首先是周作人在文学史中有了一定的位置,一般是单独成节或与散文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当然,与鲁迅相比较则不足为道,只是将此与先前的文学史作比),93年版凌宇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占据了一小节位置,97年版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是列在名士派小品中的一个单节讨论,评价中肯且相对较高,同时,在章节结束的几行文字中捎带“附逆”之说;98年版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林语堂放在一节,但排列秩序位于最后,也有对史实的涉入,排列秩序上可能是兼顾了社会政治影响与文学成就;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位置上,将周作人、朱自清放在一节中讨论,排列顺序上周作人为先,但历史描述,但历史描述也最为严厉,引用了张菊香在《周作人散文选集》(87年版)中的序言——“爆发后变节附逆,出任伪职。华北沦陷期间,在敌伪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一部分吹捧日帝、汪伪的汉奸文学……”。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的排列位置放在第一,但同时引用的批判也最为严厉,似乎走的两个极端。
新世纪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02年版蒋淑娴、殷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周作人介绍的篇幅不长,基本淡化“日伪”说,排列秩序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周作人、林语堂列在第一位,次为冰心、朱自清,再次为鲁迅;03年版的两部文学史中在周作人处没有出现新的观点或态度,宋阜森,张用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涉及周作人——“平和冲淡的小品”,但重点作家作品中并不包含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唐金海、周斌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杰出散文作家的创作硕果”一节周作人列于第一位,后有冰心、林语堂、朱自清、梁实秋。论述介绍得相对比较充实,有对“附逆”的引入,但较之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态度则温和缓和许多。05年版吴景明,韩晓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作了单独一节讨论,淡化历史,与87年版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如出一辙,未有新说;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周作人评价作为散文创作中一个小节的一部分,与冰心、朱自清放在一起讨论,周作人仍列于第一;朱栋霖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序数上同于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在为数不多的篇幅中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周作人自1937年出任伪职至1967年逝世的大致经历,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07年版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序数仍同于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但周作人有单独的一节,基本淡化了“附逆”之说而主要强调文学成就与文学影响;08年版苏光文、胡国强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排列顺序上呈现了新的变化,即鲁迅,朱自清、冰心,周作人、林语堂,与93年版凌宇等所编的文学史,98年版黄修己所编的文学史具有相似性;09年版王嘉良、颜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语丝派散文与周作人的创作单独成节讨论,没有提及意识形态内的附逆之说;而同年的罗振亚、王锡龙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又涉入了历史;10年版刘勇,邹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语丝文体与周作人的散文,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评价甚高,但不乏“依附日伪”之嫌。
新世纪的“多元化”显得更为复杂,这应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两个极端存在联系,排序上的第一与最为严厉的措辞,在新世纪的学者看来都不大合适,他们有倾向于平和或客观,是对90年代融合管的一种大体继承。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中有着更为偏激的态度,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政治色彩浓厚,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提及较少,多是站在国家立场,民族立场。
这种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态度立场的单向性走向融合的多元化,但其中存在迂回:
无立足之地、纯批判性介绍的政治阴影文学审美探索文学审美兼顾对本民族的历史思考,得到一个较为理性的融合。迂回则表现在单一的民族主义层面。
三
下面再来观察排列秩序层面的变化:
在主流秩序上,周作人是列于第一者的。
在这些学者们或编或著的现代文学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周作人的态度立场变化以及周作人在散文写作者中的排列序数变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学者们(知识分子)自身,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制约着,一方面,与学者们的思想、知识结构相关,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到书籍的出版,它与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呼应的。即存在写作者主体性的发挥又包括隐藏在背后的权力话语。
70年代的高度政治化体质,文学必须接受高度统一的规范,必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甚至要充当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存在一个文化限度史“关于那些模糊的,一经发生必然被忘却事件的历史。由于这些事件,一种文化拒斥某些东西,使它们成为它的外部”①,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某些行为,在当时的大文化环境中是被排斥的,从最先的无立足之地,到后来的批判性介绍,这种决定权掌握在知识阶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手中,且知识阶层又不得不隶属主流意识形态,在70年代尤其如此。权力,我们知道,它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②同时“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这个网络而存在。”③所以,周作人在那个时段被剔除或批判便成为理所当然。随着的结束,的粉碎,以及的召开,人们的思想开始得到解放,改革开放及新一轮外国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的介入,文学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尤其是“文化精神年”“1985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块界碑。文学打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格局,呈现出多远发展势头,对原有的文学思维和观念进行清理、辨析,开展‘方法论’大讨论”。④文学环境变得相对轻松,知识分子、学者们的文学观念相应发生变化,政治的历史的态度立场遭到文学的抵制,而纯文学,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则放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如何面对周作人问题亦相应地发生变化,周作人的美文地位得到提升,而其历史上的所谓“污点”则被淡漠或者不提,80年代后期的两本文学史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文学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并存不悖且相互渗透”⑤,由于这种文化格局,知识分子的自由度较之70年代相对更大,但又不脱官方主导文化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在外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体制密切相关”⑥,周作人要受到批判,在内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互文者的诗学追求相关”,他又是受到尊敬的,最为明显的是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表现的两个极端,批判的最为严厉,引用的是其他学者的话,但在排序上却是第一位,这在客观上实际是是承认了周作人的文学地位,但编者存在顾虑,所以显得相当矛盾。较之于70年代、80年代的单线评价,这里显示出了融合,这种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又略有矛盾。
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一方面有对90年代的观点态度的延续,比如在周作人的排序问题上,大多将他放在散文写作者的第一位,批判的措辞显得相对温和,介绍讨论进入了一个辩证阶段,显得更加理性化。但随着民族复兴主义的兴起,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提倡,周作人的评价又呈现出迂回,最为明显的则是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态度十分偏激,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
四
综合上面的阐释归纳,如何评价文学史中的周作人,它一定受着至少两个方面的制约,其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二,学者们、知识分子层的知识结构与诗学追求。在当下形成的基本态度则是理性地辩证地看待文和人。文学史中的评价立场态度与这些年来的的周作人研究专著是潜在呼应的,这从周作人的研究综述文章中不难发现,究竟怎样看待周作人的人和文,此处不多说也不便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体作家者中,他一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写作者,这也是我们研究他的目的之所在。(作者单位: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雷达主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我们学校开设两个学期,共108学时,相对较多一点。近十几年来的教学体制的调整与改革,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合理必然性,然而,如何进行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专业加通识的思路只能让我们的课程体系越来越庞大,但是,现有的教学体制又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力可以改变,所以,改革与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成为的重要课题。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和困境,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学教育立场,重建对文学的信心,重建文学和人生的联系,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坚持文学教育立场应该重建对于文学的信心。王国维曾经说过:“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文学如果说有所谓的永恒的价值,正在于此,在于对永久性的精神的重建。但是在新的媒介越来越普遍的时代,画面和图像似乎比文学能更直接地诉诸人的感觉,从而带来审美的,文学逐渐被边缘化。在当今时代,坚持文学教育的立场意味着必须建立文学和人生的联系,直接诉诸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世界。实际上,对现代文学而言,这也是现代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现代文学就是表现现代中国人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从五四文学开始,现代文学就以表现人生和社会为己任,进而试图指导人生。鲁迅对人性弱点的洞见,郁达夫关于青春的压抑和苦闷,冰心的单纯和理想,沈从文对人性美的赞颂,钱钟书的机智幽默等。通过对诸多作家作品的阅读回味揣摩,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当代大学生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断开阔自己的人生境界。
坚持文学教育立场,也意味着必须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必须贯彻美感教育的原则,把培养文学审美鉴赏的能力作为最终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坚持文学教育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在日益知识化制度化的时代,重新回归文学的本体价值,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文学在今天丧失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文学教育忽视了美感教育,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和课程的设置都更注重文学历史知识的讲述,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更加强调理论的使用,框架的建立,历史史料的考证。当然,作为文学研究,理论的使用,材料的考证也无可厚非,但是在教学中,如果过分的强调这些,则会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在对现代文学的教学进行反思的时候,很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存在重知识,轻审美体验的现象。文学的根本要义在于它是对人的经验世界的感性再现,黑格尔说,美就是理性精神的感性显现,文学的阅读则会使我们进入富于美感的世界,获得美的享受,尤其在这样一个功利化和浮躁的社会中。因此,现代文学教学必须从作家作品入手,使学生对现代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作品有比较切实的阅读和感受,获得起码的审美体验。近年来,为了解决教学内容和课时紧张之间的矛盾,大部分教师在梳理文学史主要线索的基础上,淡化了对文学史的处理,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对重点作家作品的讲授。我们平时也会督促学生阅读相关作品,要求学期中间写2-3篇2500字左右的作品阅读鉴赏的小论文,在期末的考试中,也把作品的阅读鉴赏评论作为考察的重点,比重占到50%左右。尽管如此,但是学生阅读作品积极性并不高,对文学作品阅读还是非常有限,缺乏最起码的阅读体验和不愿意阅读作品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文学课,在坚持进行美感教育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意识,注意发掘现代文学的思想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现代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些理念和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现代文学课程既是文学课,也是历史课。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课的挑战就是来自它的历史性,因为,在许多学生的认识中,历史就是已经过去的东西,甚至是已经死亡的东西,它是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对它的学习更多的则依赖于知识的记忆。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受当代戏说历史风潮的影响,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可以任意调侃的对象,其实,所有这些现象都是非常要不得的,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在教学中,我们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认识历史,避免,或者流于任意戏说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的倾向,而是要努力激活历史,把历史从刻板的印象中解放出来,引导学生能够进入历史,触摸感受历史的温度和态度,进而感受历史的风貌,感受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的价值意义,体会历史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建立历史和当代的联系,换言之,就是努力挖掘出现代文学的当代性。科林伍德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不但要进入历史,而且要思考历史,使现代文学成为我们思考当代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场所,一个起点,一次经验。我们一定要努力使现代文学成为教育当代大学生的重要课堂。
儒家思想中提到的“用世精神”,其一般展现在修身和治国以及平天下等方面。其表达的含义就是人生于世应该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且展现自己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核心是提醒世人应该以及积极的心态面对社会与社会,对人生充满了激情,要勇敢面对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和磨难,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外,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还警示人们,虽然社会生活中人类的作用力十分小,难以改变人世间存在的不幸和磨难,可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与努力,就算无法改变现状可以能够做到无怨无悔。孔子是儒家思想中“用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其一生都在为社会和治国之道所奋斗与奔波。尽管未能实现自己远大政治理想,可是其成为了圣人。在某个方面而言,在古代若想实现从政的理想,就必须受到君主的赏识。对此,在政治方面而言,大部分文学作者只有利用文学创作方式,才可以使世人知道自己用世才能。通过分析我国古代的所有历史文学发展流程,不断是李白、范仲淹或是苏轼等,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各个程度方面都展现出“用世精神”,并且在文学作品表达时因为作者处于用世的阶段存在差异,所以表达的文学情感也就不同。
二、古代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儒家思想
(一)文学载体中展现的儒家思想
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具备各种各样的载体方式,在各种载体方式中所展现的儒家思想也存在一定差异。从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若想展现出儒家“用世精神”,就要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文学性和服务性与一身的精神思想,对此该过程形成了大量的文学体裁类型。同时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在各种程度上都展现出了作者“用世精神”。而有些文学作品不仅充分表达的了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深刻呈现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还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例如李白的文学作品,具备独特的个性,其是豪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再如陶渊明,其展现的是田园风情,是田园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些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治国用世之道,尽管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可是也存在比较浓厚的个性与人格特征。另外,从文学发展史方面而言,文学发展在时代变迁和朝代的更替下,形成了各种文学风格与体裁,比如说诗歌和小说,而唐代传奇是十分辉煌的一页。我国唐朝传奇小说的初期创作目的具备比较强的实用性,关注创作文学作品的验证和文学作品创作人员的诗文以及写作造诣等。同时传奇小说具备的特点就是创作过程给连贯和情节跌宕起伏以及创作时间比较长等,尽管在儒家思想表达方面不如诗歌方便和快捷,可是表达的意义更为深远,同时比较通俗易懂,有利于百姓阅读。经过对两种体裁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与分析,其中诗歌的表达方式更容易受到君王的赏识,然而传奇小说比较关注的是百姓生活过程,对实现自我理想完成警示。比如冯梦龙《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等,都在向百姓传导为人处世的道理。
(二)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崇德重情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注重人伦和秩序,儒家对人类塑造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等方面,还有三纲五常的秩序等。虽然有效思想已无法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可是部分思想依然是社会所需求的。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部分诗文都展现出儒家精神,比如说鲁提辖和金氏妇女并未谋面,但是听说父女俩受到镇关西的欺负,就教训了镇关西一顿。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表达出难分难舍之情,还有李白《赠汪伦》中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不仅安慰了朋友,还安慰了分离而无法相见的朋友之情。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都展现出了儒家思想。另外,建立于人生理想追求和自我完善以及消极淡然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实现了奇妙的融合。比如《屈原》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上述的几种思想。在这个方面而言,古代创作的文学作品一般表达的是对祖国和乡土以及友人的热爱,也表达对封建统治下一些黑暗势力的恨,其是质朴和单纯的观念。
(三)文学作品创作方式展现的儒家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方面而言,从诗大序阶段的“言志”思想慢慢发展至“情态”思想,再从“写意”思想发展至“传神”思想,一系列思想方式使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方式方面,更加注重对创作人心理状态的强调以及表现,并且实现内在精神和神韵的统一,而此过程主要沿着浪漫主义不断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受到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影响,我国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人基本上全是表现型的创作人,并不是再现型创作人类型。比如杜诗一般比较少提供现实主义的细节,就算在“三吏”和“三别”而言,依然是将主观情怀抒发作为主体,其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人所揭示的现实,一般建立于积极入世情感与态度上,在本质上而言,其是具备部分写实成分的抒情诗。另外,例如孔子周游列国,不断游说各路诸侯,希望可以得到君王的重用。虽然孔子最后并未实现人生理想,可是在后续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并没有提及用世追求的有关事迹,主要表达出了孔子的自我感受和感悟。由此表明,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创作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在文学作品相关表达方式中得到应用。
三、结束语
论文摘要:现代大学管理需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但现代大学由于其功能的特殊性,更需要文化的浸润。文化管理是当今世界大学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从办学理念的顶层设计,制度体系的构建,精神文化的建设,使大学文化润物无声。
论文关键词:大学管理;制度;文化
管理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文化管理三个阶段和两次飞跃。当前,我国的大学管理尚处于科学管理阶段,甚至有些高校仍处于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过程当中。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校管理者已经逐步认识到,文化管理是当今世界大学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大学管理改革的方向。
一、当前我国大学管理中的现状
(一)制度管理占主导地位
当前,我国的大学管理偏重于制度管理。不可否认,制度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校管理的理性水平,特别是相对于可测量的教学任务目标的完成来说,理性化的管理制度有利于可测定目标的快捷高效的实现。
然而,相当多的管理者们把制度的建设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习惯于对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建立详尽的条例、实施程序和保障机制。通过强制性纪律规范教师和学生的行为,通过制订细则化的考核标准来衡量评定教师的工作表现,并将之作为教师评优与奖惩的依据。这种将可量化与不可量化的指标统统进行量化处理的管理方式,使教师疲于应付,倍感压力,成为被制度支配的工具人。
(二)文化管理刚刚起步
虽然文化管理是世界大学管理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我国目前仍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小范围应用阶段。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文化管理主要强调心理上和价值观的认同,强调人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是通过启发人的自觉意识达到自控与自律。而现实中,由于长期坚持制度管理,制度管理的惯性使人们养成了受制度约束的习惯。因此,一旦没有了制度的约束,要求主观认识不一的人们自觉地去接受一种在文化引导下的管理方式,确实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第二,文化管理必须以学校文化为基础,学校文化是文化管理的动力和标准。高校作为一种组织,学校文化是在学校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沉淀起来的,是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特有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文化管理如果缺乏学校文化的支撑,那只能是空谈。
二、大学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的含义、特点及其关系
(一)制度管理的含义和特点
制度管理作为科学管理的表现形式,具有强制性,其目的是追求效率。主要强调学校的一切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注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着重规范教师的日常教学活动和学生的日常行为,强调学校活动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是一种直接的、刚性的管理。用制度管理学校,体现了依法治校的思想,实现了学校工作的秩序化运转,有利于落实目标、强化责任、提高效率、创造公平。这是现代大学普遍采用的有效管理方式。
但是,这种直接的、刚性的科学管理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情感和谐和内力驱动。对于大学教师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意识与自我追求的职业群体,一味地规约和监控只能使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制约和打击,对学校制度管理产生反感和抵触的情绪,直接影响到管理效能和教学效果。而对于渴望真知、追求真理的大学生群体,过于侧重量化指标的管理引导使他们的学习目标产生偏差,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文化管理的含义和特点
文化管理相对于制度管理而言,指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生命价值的真正实现为最高目标。文化管理就是人性化管理。对学校而言,文化管理即以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为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掘、创造独树一帜的学校文化,将个人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并联接通,形成共同愿景,通过建设科学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激发师生内在驱动力,形成卓越的团队力量,最终实现个人愿景与集体愿景的达成,为学校可持续发展奠定文化的基础。
文化管理是一种间接的、柔性的管理,它通过柔性的人文关怀,促进情感和谐,利用内力驱动,凝聚师生的精神力量,保证了大学的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发展始终有一个清晰的使命与目标。文化管理没有强制性的规约而又很自然地实现对教育活动的规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无为之治。
(三)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的关系
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是大学管理的两种模式,虽然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却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一方面,制度是文化传播的最好、最直接的载体。当管理者要倡导某种新文化的时候,可以通过制度的实施,将倡导的文化渗透到管理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们逐步接受了参与到管理中的新文化。当制度被广泛地认同,遵守制度变成一种自觉行为和习惯的时候,制度本身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管理者所倡导的新文化也蔚然成风;另一方面,文化是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是降低制度成本的关键所在。制度是刚性的外在约束,当制度的内涵没有被认同并形成一种共同的信念和道德的时候,被管理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去贯彻制度,制度的推行需要监督、惩治等手段才能达到目的。而当制度升华为一种文化的时候,被管理者已认识到遵守制度是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文化成为一种潜在的行为准则和制约,无须严格的监督就能自觉地执行制度,制度管理自然而然取得好的效果。转贴于
三、加强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的融合,实现大学管理由制度规范到文化浸润
(一)制度建设,要以先进文化为导向
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的融合,首先要从制度的建设做起,要体现先进文化的导向作用,并将制度与大学自身的文化相结合。一个制度的推出,只有让教师们通过适当的途径参与到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体现公平和民主,才能发挥管理者的主导作用和被管理者的主体地位,才能使制度更加合理,从而形成合理的约束力。制度形成的结果是刚性的,而形成的过程却可以是柔性的。因此,制度的建设,要紧紧抓住时代先进文化的脉搏,也要走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二)明确思路,按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建构顶层设计
大学建设与管理有其规律性,因此必须按照教育规律来管治大学。同时大学发展与特定国情、经济社会发展程序与民族文化传统等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大学管理方面,要明确办学指导思想,理清管理思路,明确发展战略,切实把握大学的本质,构建富有活力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大学章程既是大学理念的体现,又是大学制度的根本大法。要以长远眼光和战略观念对待学校章程的修订,以此为总纲,建立和健全其它规章制度。章程既体现了大学的文化,章程也会不断涵养新的文化。
(三)以人为本,构建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学制度体系
制度从本质上讲,作为管理的调控手段,主要是对人的行为的调节,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度是文化的反映,要继续优秀传统,因此有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应该保持;同时制度要有创新性,要体现现代大学治校治学的若干基本原则;而且制度要根据环境条件的改革而不断修订,体现继承性、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使创新的制度体现变化的情况。
(四)凝炼精神,加强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精神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但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应该是不变的。精神文化体现了大学最高层次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和价值尺度,从历史看就是稳定的办学传统,对外表现为学校的办学特色。大学制度体系的建立,是以一套理念、价值为基础的,或者说制度体系本身已包含了丰富的办学理念和价值标准与价值追求。因此,创新大学制度、建立健全大学制度体系是文化建设重要的内容之一。
(五)润物无声,使大学文化在有形无形中浸润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