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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全球经济来看,一方面是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经济持续疲软且复苏乏力,另一方面全球各大央行的货币政策呈持续分化之势,形成了三股不同的力量——逐步收紧货币政策(中美)、维持现有货币政策不变(欧洲)、扩大量化宽松政策(日本),这对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复苏前景构成了较大的风险。
对于美国而言,一方面从近期所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作为美国经济复苏两大引擎的制造业与房地产业仍未获得显著的复苏,两大产业的持续疲软态势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从美国货币政策的前景来看,由于今年在美联储具有投票权的委员中加入了两位强势鹰派人物,再加上之此前四位鸽派人物的离开,从而使得美联储中的鹰派在议息会议中获得了更大的主导权,鹰派对于缩减QE的强硬立场亦得到了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两大核心指标——失业率与通胀率的有力支撑,虽然未来美联储有可能将失业率与升息时点脱钩,但美联储主席耶伦此前在众议院发表的半年度货币政策证词演说中已表示,美联储未来仍将坚持当前的缩减QE政策不变并在每次议息会议上逐步缩减100亿美元的QE,直至QE完全退出为止,而从美国QE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来看,虽然短期之内QE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美国经济的增长,但由于QE的核心是货币增发,因此随之而来的是美元贬值与美国债务大幅上升,同时也催生了美国经济的泡沫,而逐步退出QE虽能从一定程度上挤压美国经济的泡沫,但在失去了QE的支撑后,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复苏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从欧元区的情况来看,虽然去年四季度欧元区的整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我们认为这其中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而从今年1月以来所公布的数据来看,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动能并不稳固,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与制造业及工业数据的大幅回落均对欧元区经济前景构成了较大的威胁,从德、法、意三个核心经济体的数据来看,只有德国经济略有好转,而法国与意大利的经济则处于衰退的边缘,特别是意大利经济,在其政局动荡的影响下,经济复苏前景更为渺茫,对于欧央行当前的货币政策而言,其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左右为难:一方面欧元区当前的整体经济形势需要欧央行继续推行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与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的量化宽松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德国对于欧央行LTRO的裁决前景不明使得欧央行在使用LTRO时有所顾忌,此外欧央行如若要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就必须得到德国央行的认同与支持,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德国派驻欧央行的执委由此前的阿斯穆森变更为德国央行副行长劳滕施莱格后,德国的反对力量得到了加强,这将使得欧央行在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上举步维艰,我们预计,未来欧央行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现有的政策不变。
对于中国经济,我们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稳步回落将是毫无疑问的,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地方债偿还高峰与房地产泡沫挤压所带来的挑战与压力。从本月所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前景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则是在外资银行旗下贸易子公司的掩护下,国内贸易融资的大举回归使得进出口数据再度失真,这将使得中国经济形势变得更为复杂。此外,中国还将面临美联储退出QE所带来的货币政策走向难题,虽然央行与中央一直表态将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当前国内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及M1与M2的增速、近期国内SHIBOR和银行间质押及拆借利率的表现、央行在上周与本周连续正回购所传递出的信息来看,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虽仍将以稳健为主基调,但会逐步采取紧缩措施。
对于日本经济,我们认为,虽然在2013年安倍经济学一度帮助日本经济走出了通缩,但与此同时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在不断显现,物价飞涨使得居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同时亦抑制了日本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即将开始的提高消费税无异于杀鸡取卵,在居民生活成本飞涨而薪资未涨的情况下提高消费税,将使得日本经济将重返下行通道,但从日本央行高层近期的密集发声来看,其已患上了“QE瘾”,其经济对于QE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持续对QE进行加码虽然能使日本通胀率上升至日本央行目标区间,但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经济泡沫,这对于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容
国际支付原则,即一国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如何确定,一国对外支付是否受到限制,一国货币可否自由兑换成支付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即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用以维护国际支付原则和满足调节国际收支的需要;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即一国国际收支不平衡时,政府应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调节以及各国之间如何进行协调;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使国际贸易和投资最大化,并使各国能“公平地”得到来自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的利益。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1“.特里芬难题”的存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为满足世界经济增长对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增长需要,美元的供应应当不断增长;而美元供给的不断增长,又会导致美元同黄金的兑换性日益难以维持。美元的这种两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其本质可以概括为: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不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当前的货币体系下,这一问题仍然存在。
2.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在牙买加体系下,逆差国只能靠发生国自行平衡,而现实情况是,多数国家根本无法靠自身的能力来平衡收支,因此,在制度设计上牙买加体系存在缺陷。
3.缺乏对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对大量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监控和管理的有效机制,资本大规模频繁无序流动必然会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1.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未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变革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是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从当前世界上几种主要储备货币看,美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美国经济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其他储备货币依然难以在短期内取代美元。第二种可能性是国际储备货币更加多元化。未来中国的人民币,印度的卢比,俄罗斯的卢布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当然也有可能出现新的区域性货币,如“亚元”。第三种可能性是创造一种新的超国际储备货币。这就要逐步扩大SDR的作用,使之发展成为理想的超国际储备货币。
2.调整国际收支失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调整国际收支失衡。2008年金融危机本身既说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也说明新兴市场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也同样难以持续。因此,发达国家要增加储蓄,减少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增加消费。
3.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全球金融危机应对过程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明显不足。现在一个主流设想是在未来一个时期,把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
(三)中国如何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作用
1.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发展。尽管目前亚洲尚未达成正式的货币合作协议,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在货币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应推动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自己的中央银行,未来甚至推出“亚元”。
2.积极参与IMF改革。在IMF的治理结构改革方面,鉴于中国目前是全球外汇储备的最大持有国,其他国家对中国向IMF注资抱有很大希望。中国政府应抓住这一机会,要求将对IMF的注资与IMF的份额重新分配相挂钩。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并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BIS、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多边组织的活动,尽快融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中去。
3.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快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动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发债规模,人民币区域货币地位明显提升,人民币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跨境边贸结算,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未来要继续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建设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成本分析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获得可观的铸币税。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收益是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的收入。国际铸币税是指当一国货币国际化后,该国货币当局凭借其发行的特权,从外国非居民那里所获得的可量化的发行收益与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人民币国际化将给我国带来可观的铸币税收入。
2.有利于节省外汇储备。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有助于解决外汇储备所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具有了逆差融资的能力,即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增发人民币而自我取得融资,不必进行代价较大的内部调整;另一方面,我国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筹资能力也将大大增强,因而平时不用备有大量外汇储备。
3.额外金融性收益。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为国外的央行以国债和存款形式持有成为境外储备资产。虽然中国必须向境外银行支付国债和存款利息,但这些储备资产为国内银行体系和政府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并通过国内银行体系和政府财政机构转换为可贷资金并创造收益。由此可见,除了铸币税收益,货币国际化还为发行国带来了额外的金融性净收益,其大小等于发行国运用境外储备资产的收益和成本之差。
4.降低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手段,进口直接用人民币支付,节约了外汇,出口也不受其他货币波动的影响,减少了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使得我国企业以较低的成本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此外,还有利于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减轻外债的汇率风险。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将使我国享受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付出成本。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和可能带来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使国内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依据“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三者无法同时实现。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就必须要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面临很大的挑战。
2.遭遇“特里芬困境”。前文已经提及,任何国别货币都会面临国际清偿力和信心的矛盾,这就是“特里芬困境”,人民币国际化也将面临此困境。
3.人民币汇率政策受到约束。当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我国针对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阻挠。以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不愿承受人民币贬值后的储备资产损失,势必会干预人民币贬值政策的执行。同时,人民币贬值也将损害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声誉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的汇率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约束。
4.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本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都将给国际投资者以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特里芬难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下,凭借利益和责任不对等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欧元相继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控制风险,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外汇储备贬值、危机转嫁、货币错配、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充分说明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引起了更多人对美元地位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思考。
一、国际货币体系概念及演变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1]。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间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进历程
1.一战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度。黄金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国际间支付原则、结算制度是统一的,各国货币都有各自的含金量,因此都必然是固定汇率制。没有一个公共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与监督,各国自行规定其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办法。
2.一战后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时的汇率制度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国际储备除黄金外,外汇(主要是英镑和美元)占有一定比重。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具备金本位的基本特点。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双挂钩”的具体内容是:(1)美元与黄金挂钩;(2)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比价。通过黄金平价决定固定汇率;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得超过金平价的上下1%,否则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美国国际收支必须顺差,美元对外价值才能稳定;(2)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3)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具备。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4.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现行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崩溃后不断演化的产物,学术界也称之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清偿力问题。但事实上,牙买加体系并不是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平价制由于逐渐崩溃而造成的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和不稳定性。尽管牙买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实际所谓的汇率自由浮动只是一种理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能采取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使得该国的加权平均有效汇率决定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汇率的波动状况,而与本国经济脱节,势必造成本国汇率对经济的非均衡干扰。另外,钉住汇率制相对固定的特性加大了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性在国际市场上的巨额游资的攻击,出现大国侵害小国利益的行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化。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大增,不利于弱国利益的保护。
2.特里芬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牙买加体系允许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相对单一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并未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它只是将原有的矛盾进行了适当的分散化。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几乎能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这势必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发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将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以爆发危机的严重后果。
3.国际金融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性和权威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成为美国的经济工具,而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二是对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援救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2]。并且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并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由于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所以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贷款资金非常有限。三是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2]。
4.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缺乏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和有效的监管措施功能,难以肩负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之责[3]。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建立主要储备货币稳定的汇率体系。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层面上建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层面,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货币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政策调节及充分的协商,保持三者间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各国有义务在汇率达到目标边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干预,以维护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2]。其次,在其他相对弱势货币之间,允许其根据自身情况,在钉住、可调节和浮动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同时,相关国际组织应建立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监测机制,对成员中实际汇率水平高估或低估现象及时提供调整意见,以保证新的货币汇率机制的正常运行。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构筑方面既应强调大国的责任,又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充分的自。
2.积极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被认为是解决“特里芬难题”最理想的路径。但由于不存在超国家强力做后盾、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相对和独立的财政担保,“超国际储备货币”仅凭其信用很难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所有功能。况且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要打破目前既得利益,必然会阻力重重。而且,从货币竞争理论来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储备货币并存的体系,并在各自区域形成势力范围。所以,加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探讨区域性经济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的冲击和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积极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准备制度条件。
3.进一步改革IMF体制功能。改革IMF的作用和职能IMF作为现行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IMF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IMF进行广泛的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更多地考虑根据一国国际收支状态而不是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降低美国对IMF绝对控制。二是增加IMF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在某国家或地区爆发危机时,增强IMF可动用资金的规模。三是扩大IMF提供援助的范围,增强其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职能。
4.加强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3]。
参考文献:
[1]李太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及改革探析[J].时代金融,2007,(10).
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 改革 美元
一、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由于20世纪60年代 ~ 70年代美元经历了多次危机,国际货币秩序又陷入了严重动荡之中。
牙买加体系在诞生之初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因素的变换使牙买加体系逐渐暴露出弊端。牙买加体系缺少统一的制度和管理理念,缺少权威的管理,规则弱化,矛盾重重。
(一)美元的强权
美元的本位制放纵了美元的过度消费,美元是现行各国的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美元本位制使得美国没有进行先储备就直接消费,完全没有了任何的负担,可以完全依靠政府以及私人部门举债消费,这使美国的债务总额所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也不断增加,一方面对美国产生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国投资工具使美元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美国的过度消费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进口,从而进一步将美元输出到世界各地。这种特殊的美元本位制刺激了美元的过度消费。
(二)美元作为货币和国际货币的内在矛盾
美元是一国货币又是世界货币。作为一国货币,美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作为世界货币,需要美国加强宏观调控,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可避免地面临“特里芬两难”困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尽管美元放弃了双挂钩,美元仍然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由于放弃了美元和黄金的双挂钩,美元的创造力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货币创造性有了更大的自由。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和解决金融困境,往往会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元的供给不断增加,美元的币值不断下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对外贸和增加国际支付能力,希望增加持有美元;随着持有美元的增加,美元供给过多导致美元贬值,对该国的冲击就越大。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其根本缺陷是美元的双重身份和不稳定性相当于美国对持有外汇储备的国家征收了一定的通货膨胀税。美元的币值的稳定需要美国增强本国的政策约束,不能采取过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美元走弱,但是美元作为一国的货币,一旦遇到经济问题,美联储就有内在扩张的冲动,把国内目标放在第一位,别国只能承担美元贬值的损失和风险。从当前的货币体系来看,美元充当国际货币,但全球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分散决策的,美联储只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国家经济目标是凌驾在全球经济目标之上的。
(三)国际资本金融监管的缺失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一旦达到目的,就可形成大量的资本流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对来自发达国家的短期资本的有效监管,资本大规模频繁流动会加剧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导致发展中国家失去金融的独立性。最终,经济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危机在全球蔓延。
(四)不稳定的汇率体系加剧了危机的蔓延
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在2008年前后汇率更是剧烈波动,汇率的大幅波动使得国际货币体系非常不稳定。[1]而现行的汇率制度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完全自由浮动;二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就一篮子货币或者三者之一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在汇率调节过程中,发达国家仅考虑自己国家的情况调节汇率,使得实行钉住制的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水平很难反映其经济实际发展情况,汇率由经济状况决定并调节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有效探索
美元的强权是牙买加体系出现问题的主要根源,如何改变美元的强权成为改革的重点。美元的强权主要在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霸权上面。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放纵了美元的过度消费,这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作为储备货币又不得不面临“特里芬两难”,另外,美国的霸权还体现在国际货币机构的话语权上,这些年IMF成为了美国为维护其利益的机构,背离了为世界货币体系服务的方向,所以要改变当前美元霸权的格局。
改革IMF使其成为真正地为所有成员服务的机构。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更多地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改革份额制一定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目前美国在IMF有绝对的话语权,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设立预警机制,增强IMF的检测和信息功能;增强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金融全球化加速了资本的无序流动,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各国必须在货币政策上加强协调合作。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汇率监控,稳定汇率体系。
三、结语
从目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来看,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结构很难发生重要的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还无法与发达国家匹敌,因此全球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性改革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任重道远,它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从长远来考虑。本文认为对美元的霸权是必须改革的,要打破美元的垄断,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在这些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有效路径中,近期可以对IMF进行一系列的有效改革。目前的IMF成为了发达国家操纵国际货币体系的工具。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更多地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改革份额制一定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增加IMF的基金份额,扩大资金实力,在危机爆发时可以增强IMF的资金运用规模。设立预警机制,增强IMF的检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出现经济问题时,IMF有义务对成员国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在其相对应的出版物上反映这些信息,提高监督力度与透明性,特别是加强对其金融部门与资本市场的监督,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的信息,也为成员国制定政策时提供了依据。增强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需要维持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积极支持欧元等有条件成为储备货币的货币,约束美元的行为,这需要注意国家之间达成共识并相互作出让步,美国的供给速度应受到限制,美国的消费增长也应有限度,而其他国家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段时间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第二阶段要重新构建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秩序。[2]
综上所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有效的路径是改变美元的霸权地位,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建立多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作者单位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作者简介:杨弘罡(1988―),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主要从事理财信贷方面等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参考文献
如果来自韩国的葡萄酒批发商想进口智利的解百纳红酒,他首先得用韩元兑换一定数量的美元而非智利法定货币比索,以支付智利的出口商。即便韩智两国与美国的商贸交易分别占各自对外贸易份额的20%还不到,但美元作为两国间外汇交易的唯一结算币种,却是绕不开的一道关卡。当然,这既非个例也不稀奇,类似版本每天都以不同的主体和频率在世界多地上演。
在过去数十年间,美元承担着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职能,并且是国际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和重要国际支付货币。欧元区虽危机频起,债务缝缝补补,但一体化意愿和信心并未摧毁。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表现抢眼,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论调在媒体甚嚣尘上。在金融多极化逐渐明朗的时代,美元的霸权地位是否依然无可撼动?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如何建立?“后美元时代”货币格局对国际市场和跨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绿钞的角色
绿钞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全球85%左右的外汇交易份额是外币兑美元;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美元为“黑金”标价;国际债券市场上约有一半债权是以美元计值;全球各国央行和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占60%以上。
绿钞的地位和优势不言自明,但美元还将统治世界多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瑞・易臣格瑞(Barry Eichengreen)说,十年。这位近年来活跃在学术界的著名经济学家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元独领的局面恐被打破,未来将是几种全球性货币竞争性的多元共存。
这种角色转换可能带来的冲击也相当深远,汇率与金融市场的稳定、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贸易赤字如何融通以及美联储的应对政策等等都将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面。
瞻前必先观后。要看清美元的未来走向,就有必要了解美元何以具备在国际上的支配作用。
首先,绿钞的诱人之处在于它主宰了具有深厚美元基础的债券市场,这个市场本身的深度和广度使得券商可以提供价差更优惠的交易产品。因而,衍生产品成为对冲美元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对各国企业、央行和政府来说,美元不失为一种最为便捷的交易工具。
其次,美元成为全球市场的避风港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嗅到危机和不稳定因素时,投资者们会自然而然地趋向美元,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雷曼兄弟倒闭时即是如此。这种投资趋向折射出美元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高度流动性,而在危机中正是这种流动性最具价值。这源于备受国际投资者青睐的美国国债一直以来因其稳定性而闻名。
最后美元的优势地位也得益于竞争对手的匮乏。目前尚没有可以与其平起平坐的强势货币出现,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的富裕发达国家,如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其货币供需还不足以担负起庞大的国际金融交易量。
但历史保证不了未来,美元的武林盟主地位似乎在摇晃。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对美元的寡头角色提出了挑战。从前,不同货币间的价格比较不仅麻烦且令人迷惑,进出口商和债券发行商共同选择用美元计价和交易似乎更便利也合理。但现在可随身携带的汇率转换器让实时价比快速便捷,为其他国际货币的存在创造了空间。
角色的转换
在过去50年间,国际市场都没有出现过足以与美元抗衡的货币。上世纪80年代日元的走强曾让美国感到威胁,但一纸“广场协议”让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低迷。欧元的诞生让国际金融权力多了一种制衡,但尚未扭转一家独大的局面。
而不久的将来,欧元和人民币会成为美元极有实力的潜在竞争者。虽然美国一直对欧元区的稳定与前景心存疑虑,但欧债危机瓦解不了欧盟长期减赤和继续扩张的决心与计划。为了解决危机,欧元区接受了“协调一致的财政紧缩”,并且预备发行真正意义上的欧元债券,即以整体欧元区国家的信用担保的欧洲联合债券。这将为央行储备提供除了美国国债之外的多元化选择,也为进一步整合欧洲债券市场奠定了基础。这也意味着,如果美国不能成功削减其巨额预算赤字的话,在今后几年里欧元可能恢复其货币吸引力。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不容小视。数据显示,2010年香港的人民币账户存款增长了近4倍;近7万家中国企业已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数十家外国企业在香港发行了以人民币计价的“点心债券”。而且自今年1月起,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开设了人民币账户,正式开展针对美国客户的人民币交易业务。
允许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跨境结算免去了其昂贵的外汇交易费用,以及所承担的汇率风险。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开展跨国人民币交易业务无疑有助于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分得更大一杯羹。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要建立起自己的流动性市场,并提供对国际投资者有足够吸引力的金融产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人民币国际化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十年之内,上海即可能跻身全球一流金融中心的行列。
除了欧元和人民币的崛起,美元自身的避风港地位也面临着威胁。无论是个人还是官方背景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元,是出于对美元的信心和美国政府财力的信赖。但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政府的联邦债务已经接近其GDP的75%,赤字高达万亿美元。一旦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人们对于债务缩水的担忧就越重,那么外国投资者出于分散风险的目的也可能会放弃死抓美元这一根稻草。预期未来,美元至少将与其他货币共享其所专有的投资避险作用。
转换的影响
这一变化会给市场、企业和政府带来什么影响?外汇市场的反应可能最为明显。一旦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时,美元即表现强劲而其他主要货币相应贬值的情况可能不再成为常态。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同时在国际交易市场流动并被视作避险工具,金融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将是三者联动,而不是像雷曼倒闭后美元单独走强。国际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可能趋于平稳,避免了以往大起大落的过山车式体验。而对投资者而言,这也是一种颠覆性的考验。
习惯了美元为外贸交易单一计价和结算货币的美国企业可能得好一番不适应。美元时代,他们不必承担换汇成本,不必购买远期合约与货币期权来对冲汇率风险。后美元时代,美国企业享受的这一优势和便利将失去专有性。
对中国和欧洲的企业和银行来说,增加用本国货币进行对外贸易的机会和份额,省去美元这一中间环节,将给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和竞争优势。包括那些以欧洲和中国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其他外国公司。
在这个新的货币格局下,随着各国央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对美国国债需求的降低将使美国政府融资减赤的成本提高,反过来也将加重本就庞大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那么,要缩减赤字必然要扩大出口,这就需要使美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上更具竞争力。途径即是,美元贬值。美国出口商得利,而向美国出口的公司则遭受损失。美国经济学家巴瑞・易臣格瑞预测,未来美元将贬值20%左右。不管对于美国还是他国来说,这都是一个需要慢慢接受、消化和适应的过程。
许多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元在国际上的支配作用视为对美国赋予的“过多特权”。但是,这种特权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美国现在应该预料会出现一个几种全球性货币与美元竞争的时代,并接受和推动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两极化甚至三极化格局可能并不遥远。
影响的背后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货币发展到今天,金融权力的全球性平移也经历着惊人的转移。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金融节奏由英语民族所制定,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但时代在转变,就像地球从未停止转动。
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国际货币新秩序,金融权力也在发生变革。美元作为世界上的支配货币经历了100年的时间,许多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元在国际上的支配地位视为对美国赋予的“过多特权”。这种特权带领下的资本跨国流动,不断引发国际市场的动荡。今天,对这种特权模式进行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金融权力的转移不可避免。
过去十年里,美元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已经下降到61%这一历史低点,而欧元的比例则提高到25%以上。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意味着一旦人民币实现全面可自由兑换,并且政府放宽保护性资本管制以后,人民币将有资格获得全球货币地位。
然而,货币的发展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相反,金融历史犹如乘坐过山车,跌宕起伏,从泡沫到破灭,从狂热到恐慌,从震动到崩溃。金融体系的每一次剧烈震荡,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金融全球化不仅让货币流动全球化,也滋生出风险和危机的全球化。美元不仅只是美国的货币,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