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沆瀣一气的意思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旧词新用类
1、宸⒁簦jiǒng古同“住薄T义,光明。因为该字很像一个挂着八字眉、哭丧着的人脸,因此现在被网友用来做郁闷、悲伤、无奈等。
2、发音,méi,古同“梅”。看这个字形,你大概就应该猜到意思了。两个呆字,那就是很呆喽。在网络语言里形容人傻到家了。
地方俚语扩展类
1、雷
出处:一说“雷到”原是江浙词汇,指很讶异很惊奇抑或难以理解,类似“晕倒”、“无语”。另一说“雷到”出自日本动漫。
解释:对某事感到惊讶和难以理解,现更多地表达被吓到,指看到某些文字,脑子里忽然轰的一声,感觉像被雷轰过一样。
2、山寨
出处:“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代表占山为王,有着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后引申为仿冒之意。最早的山寨出现在IT业,典型代表是山寨手机,指一些用低成本仿冒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和功能的手机。后山寨文化扩展到制造业、影视业和互联网等各个领域。
解释:仿冒,通常指低成本的粗糙仿冒。
热点事件衍生类
1、打酱油
背景:有电台随机采访路人,询问对某热点事件的看法,一市民答曰:“关我什么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此句一出,立即被广泛传播并成为流行,目前,各大论坛里都不乏“酱油族”的身影。
解释:不关我的事,路过而已。
2、俯卧撑
背景:2008年贵州瓮安县出现突发性事件。其新闻会上发言人在介绍调查情况时说道,刘某曾制止过李某跳河,见李心情平静,刘“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做到第三个俯卧撑时,听到李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几分钟后,天涯出现帖子:《我是来做俯卧撑的》。由此,“做俯卧撑”被恶搞,并火起来。
解释:表达对某事不便或不愿发表意见,或者表达荒诞的逻辑。
3、正龙拍虎
背景:沸沸扬扬的“华南虎照片门”事件终于落下帷幕,一度被周正龙和陕西省林业厅一口咬定百分百真实可信的“华南虎”照片经监察和公安机关确定为用一张老虎年画拍摄的假虎照。
解释:指用欺世盗名、沆瀣一气获取利益。有网友呼吁将“正龙拍虎”列入正式词典,与刻舟求剑、掩耳盗铃、郑人买履并做笑柄。
4、叉腰肌
1.《业余书店》
作者:邱小石、阮丛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大概2006年开始在豆瓣上关注读易洞。因为这家书店的存在,很认真地就社区书店这概念思考过一段时间。每一种业态的存在都是在响应需求,都有存在意义。和其他小型书店对比,读易洞创办人之一是广告人出身,书店的调子和一些策略很有广告人那种凡事做到极致的气质。但也许始终是植根于社区,理念、立场和一条路走到黑的坚持总会和庸常生活电光火石地碰撞几下。这家店有脾气,这本小书也有脾气,但更多是无奈。但创办人应该要释然:坚持这件事,本身就不计较别人的回应。有朋友想在二三线城市做书店,我向他推荐此书。无他,里面有道有术,作者的和盘托出也能给人心态上的准备。有了这几手,社区小书店可以谈生存了,但记得绝不要谈盈利。
2.《最糟也最棒的书店》
作者:松浦弥太郎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日本人嘛,似乎干什么都可以与梦想有关。松浦最近正在积极宣传这种理念:每个人都可以拥抱梦想,做自己喜欢、有创意的工作。此书归类为“设计/生活”,鼓励年青人走一条与别不同的路,体会寻梦的路上跌跌撞撞的惊喜。书名本身颇有深意:别人眼里的最糟,或者是自己眼中的最棒,但梦想永远能引导你找到真实的自己,找到隐藏在缺陷里的美好。
3.《书店的灯光》
作者:刘易斯・布兹比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人进入了某个行业10年以上,行内什么都可以是故事。如果这行业是百年来经历无数变迁的出版业,故事里就更多了一些故纸堆里的人情味儿。此书作者Lewis Buzbee,书店行业任职17年,书中除了回忆起自己的阅读启蒙,还简单叙说了书与书店的历史以及跟书有关的动人故事。“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一盏灯,点亮了人与书店之间的交流。电子阅读和网络购物如果即将成为这个时代的风潮和注脚,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如果越来越商务和冰冷,书店能否抛却对知识载体本身的执著,为交流提供更宽容的场所?或者将来有一天,人们手捧iPad或Kindle,背靠着放满《莎士比亚全集》的实木书架,热切谈论着16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生活细节。届时人们或者甚至已不需要咖啡,iPad或Kindle会释放出含咖啡因的气味。不过,他们头顶上依然是那盏黄昏亮起的书店的灯。
4.《替人读书》
作者:吕大年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海上文库”收入的作家里,吕大年不是最知名的一个,却是西学功底最深的一位。书名对应的是其中《替人读书》这篇为《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而写的书评。吕先生的文笔清简磊落,把普通人读来聱牙诘屈的英国文学中的生活细节解读得通透妥帖。读来仿佛有十七八世纪英国乡间的微风吹起,捎来纯棉制品的清香和马车的得得蹄响。其中收录的《第二只布谷》,评论的是《泰晤士报》历年读者回信汇编《第一只布谷》续编。当时的这些读者来信颇能反映社会变化,其中不乏划时代的洞见。
5.《我与兰登书屋》
作者:贝内特・瑟夫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本贝内特回忆录,其经典性在于真实记录了美国出版业的变幻和兰登书屋出版集团的崛起,记录了一个无比瑰丽和繁荣的年代。书中写到的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及杜鲁门・卡波特等人,日后成为了美国文学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作家。贝内特做过的最具有幽默感的事,就是为促成《尤利西斯》在美国出版,不惜挑战美国法律,事先设了局,让海关把书没收了,同时把各种各样的有利评论贴在没收书中,以便用作证据引用。结果他居然赌赢了。贝内特的人生历程,除了是一个成功出版人的成长轨迹外,更多的是提供给国内出版界的经验借鉴。
6.《相约在书店》
作者:范用
[关键词]摩苏昆;萨满文化;鄂伦春族;自然崇拜;灵魂观念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民间说唱艺术,伴随着鄂伦春族的悠久历史流传至今,具有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多重研究价值,曾被学术界誉为鄂伦春族的“荷马史诗”、鄂伦春族民间艺术的瑰宝、古老语言艺术的活化石。自20世纪80年代孟淑珍对“摩苏昆”的发现、搜集、整理和公开出版始,“摩苏昆”便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90年代以来,学术界分别从文学、音乐、语言等角度进行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泛”到“精”的逐步发展过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来看,无论是英雄“莫日根”降妖伏魔的故事,还是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又或者普通的生活故事歌,大都带有萨满文化的印记。这种信仰深深扎根于鄂伦春人心中,最终沉淀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不一样的萨满
“萨满”一词最早是在我国史籍中出现的,据记载:“兀室奸滑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也有些学者认为,“萨满”一词源于女真语和其他通古斯语族语言,有“智者”、“晓彻”的意思。鄂伦春人所生活的大、小兴安岭一带,正是萨满教信仰和传播地带。
萨满作为神职人员,是萨满教的核心部分,是联系人与神灵之间的“使者”。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主持祭祀仪式、保护本氏族免于灾祸,跳神治病,占卜,祈求丰产丰收等。鄂伦春族萨满不仅神通广大,具有占卜、使人起死回生等多种超能力,同时也具有高尚的人格。如“摩苏昆”《波尔卡内莫日根》中,尼逊萨满算到波尔卡内被开沉德义掐昏死,就谢绝其他来客,专门呆在家里等龙马找他,无条件的帮助波尔卡内。故事中,尼逊萨满着上神装,全身披挂齐全,不吃不喝、不歇不睡,整整跳了三天三夜的舞,尽全力救活波尔卡内莫日根。虽省略了过阴追魂的细节,仍能看到一个保护氏族、不求回报的萨满形象。
一般来说,在满通古斯诸民族民间文学中,萨满都是以善良、神秘、高尚、无私的形象出现的,满族《天宫大战》、赫哲族“伊玛堪”中的萨满,“摩苏昆”中的尼逊萨满等都是正义的化身,他们在治病救人、祈求丰收、保护氏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摩苏昆”一些篇目中,坏萨满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利用神赋予自己的‘法力’破坏善良人的幸福,此时的他们已经失去作为使者,传达神的旨意并受人尊敬的特点,仅仅作为具有神异巫术能力的反面形象而存在”。《娃都堪和雅都堪――姐妹山的传说》中,通魔道懂妖法的大萨满女巫眼尖耳灵,能掐会算,但是却天生狠毒、性子怪异、心眼不正。当她算定两姐妹的父亲将不久于人世后,便企图娶来两姐妹;为让她们干做不完的活儿,她花言巧语骗取定婚;为满足一己之私、拆散雅都堪和欧愣格,又假传神灵旨意困住雅都堪;成功骗娶两姐妹后仍不罢休,整日盘算着整治两姐妹的办法:让她们干很重的活儿又不断挑毛病、责骂训斥,挑拨儿子儿媳的关系,唆使二儿子找机会硬霸占雅都堪……最后,她的恶毒逼走了雅都堪,即使这样她还是不甘心,接着企图设计杀死雅都堪。在追杀雅都堪的过程中,她甚至不顾惜自己的大儿媳,“手持皮鼓和皮制鼓锤,头戴神冠,身着神袍,发了狠地施展妖法,跳起大神来。只见她蹦高地跳,发狂地闹,尖声地叫,拼命地嚎,用力地敲,使劲地摇”……两姐妹就这样生生被她滥用法力给折磨死了,但恶有恶报,老巫婆最终也因为念咒太狠,把自己和二儿子拐了进去。《双飞鸟的传说》中的鄂德萨满虽然没有女巫的恶毒,但他的顽固、愚昧却促使他助纣为虐。他不辨是非,这不仅丧失了作为一个萨满对民众的引导作用,愚昧的盲从还使他狭隘的认为逃婚的乌娜吉不孝;不仅不帮助乌娜吉,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还和老阔力沆瀣一气,当掐算出乌娜吉为追求自己的幸福而逃跑时,通风报信;最后,他滥用萨满的法力,披上萨满大袍,敲起皮鼓,唱起萨满求神歌,请来水底的龙神把一对恋人隔在两岸。最终,一对恋人死在了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变成青鸟和白鸟。这两个故事中对萨满恶行的描写和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萨满的谴责在满通古斯语族其他民族中很少见,同样在鄂伦春族其他民间文学样式(比如神话)中也很少见,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会产生对萨满的否定呢?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鄂伦春族青年婚姻不能自主的现实,另一方面“摩苏昆”搜集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萨满教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与发展,人们对萨满的态度经历了从信任到质疑转变。
尽管现代文明的发展,使人们对萨满的超能力产生质疑,甚至开始抵触、否定萨满,但萨满文化观念仍渗透于“摩苏昆”中。
二、鲜明的自然崇拜
鄂伦春人崇拜自然,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同人类一样有灵魂和生命,不论是动物、植物。于是他们“下江敬江神,入山拜山神”,遇到困难时祈求神灵的帮助。
祖祖辈辈生活在森山密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格外敬重山神“白那恰”,走进大、小兴安岭,随处可见被砍去树皮的老树,画着一个脸型,这就是山神“白那恰”,也是鄂伦春人的精神支撑之一。猎人路过时,要给它装烟、敬酒、扣头,以示尊敬;打到猎物,要上供感谢它的恩赐。《娃都堪和雅都堪――姐妹山的传说》中,娃都堪和雅都堪姊妹受到巫婆的虐待,白胡子老头“白那恰”四次帮助两姐妹,给她们宝珠、帮她们染彩丝筋线、给桦皮用具雕刻花纹,最后引导她们逃走。《布格提哈莫日根》中,布格提哈与魔鬼犸猊比赛前,他捧着弓箭向白那恰、恩都日列祈祷说:“我祈求万能的白那恰、恩都日列神灵/白那恰爷爷啊/恩都日列祖宗/一定帮助我一定比赢!”说也奇怪,祈祷完毕后,布格提哈莫日根未施任何巧计就战胜了力大无比的魔鬼犸猊,猎人们也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
正是这种对自然的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让鄂伦春人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鄂伦春人对他们曾经生活的森林的怀念。他们价值观念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精神,对于当前我们重新理解、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对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隐含的灵魂观念
面对生老病死、梦境等现象,人类无法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解释,于是灵魂说应运而生。灵魂观念是萨满教的主要观念之一。萨满教认为,“灵魂是不死的、不灭的,只要有气化、气运、气流活动,生命的“浮魂”和“真魂”就可以永远活着,永远在施布着原动力。”富育光先生还提到:“意念魂是永远不死的,它平时深藏在生命体内的骨窍中。即或生命体寿命完结,甚至其躯壳全已腐败,只要有其骨尚在,该生命体的原来活着时的意念魂仍然完好存在,永远不会死去,只不过随着日月的飞逝,岁月越长,原来的意念观比原先要疏淡或淹没的样子,但是只要经过呼唤和祭祀启迪,仍可逐渐复发如初,而且各种骨类之意念都独有自己特点,不会因为躯体消失而意念变换,仍然都各自保持自己的某种特性”。
鄂伦春人相信灵魂不死。《英雄格帕欠》中,格帕欠被犸猊狠命飞扇导致昏睡了三天三夜,但并没有经过别人的救治,其未婚妻也只是遵照宝马的意思,精心照料、不对其大声喧闹、不让他被阳光晒着、不让其看见群星闪耀,三天之后格帕欠就自然醒过来,像睡醒了一样重新投入与犸猊的战争之中。在《雅林觉汗和额勒黑汗》中,额勒黑汗被岳父所害,只剩下白花花的人骨头,但是具有魔力的趴儿狗却把他舔活了,他醒后还以为自己睡着了,想起被害的事后,带着趴儿狗用三天三夜舔活妻子。虽然两篇作品主人公已经死去,可是他们的灵魂依然存在,这种永远不死的意念魂使他们记得自己“睡去”之前发生的事情。同时,在萨满经验中,由于魂骨被视作生命的再生之源,使英雄人物死而复生,恶势力最终被。
“摩苏昆”中,英雄与犸猊的斗争,体现了鄂伦春人崇拜英雄、反对恶势力、渴望和平的原始心态,又饱含了现代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四、结语
产生于原始渔猎时期的萨满教历史悠久,对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尽管时光流逝、社会变迁、新思想层出不穷,我们仍能通过“摩苏昆”等民间文学作品感受到萨满文化的遗留。通过进一步分析“摩苏昆”文本,可见萨满在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以及萨满文化的思想观念在鄂伦春人精神生活中的体现。
参考文献:
据说,导演罗伯・科恩对中国历史及文化有十分浓厚的热情与情感,并且向来拒绝接替别人拍摄续集影片,但在得知《木乃伊3》已经将故事发展引入中国古代,才接受了任务,用他的话说,他会赋予木乃伊一个全新的故事,他会用自己的方式给西方观众讲一个古老的东方传奇故事。我也相信,这不是杜撰出来的花边新闻。从另一个角度看,2008作为全球劲吹中国风的中国年,罗伯・科恩也是不能抵挡这个诱惑的。
罗伯科恩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西方观众讲述一个古老的东方传奇故事?随着电影的上映,这一面纱终于揭开了。这就是“东方主义”精神镜像的东方传奇故事。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的“东方主义”往往通过自己虚构的“东方”,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这种“东方主义者”在文化生产与研究中产生的异域文化的美妙色彩,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观察审视东方。罗伯・科恩自己的态度是明确的,讲东方的传奇故事,但用的是“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把中国的故成了自己想象中“东方主义”的虚构世界。
作为一部具有魔幻色彩的历史题材影片,具有象征意味的道具和形象是影片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如何处理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道具和形象,体现了导演深层的精神层面的思考。从影片的具体处理手法看,导演无意识中把自己的道具和形象作为“东方主义”的精神象征,从而在想象中虚构出一种所谓“东方神话”,以显示其政治文化上的无上优越感。
影片中“龙”的形象,是贯穿始终的审美意象。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上下数千年,它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成为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则是邪恶的象征,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往往是英雄铲除的对象,一种怪兽而已。希腊神话中就有卡德摩斯和伊阿宋,还有阿波罗屠龙的故事。《木乃伊3:龙帝之墓》从题目上看,中国龙已落入龙是邪恶象征的文化圈套,电影也由此成为西方屠龙文化的开始。从龙帝之墓入口处凶神恶煞的龙的石雕,到喷射着杀人弩箭的龙头弩机,到香格里拉之眼外壳化作的令人恐怖的龙蛇,到主人公追赶龙帝马车发射的龙头形状火箭,再到喷着令人恐瞑火焰的龙帝,电影文本中的“龙”无疑成为邪恶的象征,暴力的发源地。就是龙帝幻化的龙的形象,也完全成为西方邪恶的龙的形象,它丑陋的外形,硕大的双翼,恐啼的利爪,喷着火焰的大嘴,完全是西方毒龙的形象。这一龙的形象塑造,完全歪曲了中国龙雄壮、阳刚、腾飞的文化形象。批评家王干在批评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时,使用了一个词一“伪民俗”,指“没有某种民俗,而是硬要杜撰出来以满足他人的好奇心”。《龙帝之墓》中龙的形象可称是一种“伪文化”,它用一种文化想象另一种文化,用一种并不存在的虚构的“伪文化”,达到精神自恋的目的,并以此满足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的窥视和优越感。这些“伪文化”在影片其他部分也随处可见,充满神秘的中国的“金木水火土”、“指南针”、“星相占卜”、“炼丹术”、“墓道的暗器”,在影片中都得到展现。说白了,这些文化现象正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想象中,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得到验证。正如后殖民主义研究者所关注到的:“在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如气功、八卦、太极、迷信、风土、民俗充满异国情调,这正是西方人所没有而感兴趣的。于是这种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的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另外,影片作为西方文明的中国历险,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现代工具和武器,发挥着巨大的威力。从手枪、机枪到摩托车、汽车和飞机,20世纪现代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几乎全部登场。这些道具与上述的中国传统文明中的神秘文化现象并置,无可否认,会产生西方文明的优越感。特别是,这些现代武器与龙帝部属手中的弩箭、长戈,在战场上相遇的时候,这种优越感更是得到放大。几个所谓的西方英雄,加上女巫母女二人,把龙帝的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那些曾经在古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勇士,在西方洋枪的扫射下,真如废土一般不堪一击。在这激烈的现代与古代交锋的战场上,西方英雄主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中国传统文明彻底成为反衬西方现代文明如何强大的“他者”。
“东方主义”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反映,主要通过文化刊物、旅行考察以及学术讲座等方式逐渐赢得后殖民地人民。“东方主义”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应是通过自己生产的文化产品,表现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从而得到一种精神的胜利。并且这种“东方主义”的思想,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文化构成,已渗入西方艺术家的每个精神细胞。罗伯・科恩作为西方世界的电影导演,其生存于期间的意识形态语境,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艺术方式。所以,当他讲要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东方的传奇故事时,我们不会感到惊讶。我想,“东方主义”不一定是罗伯・科恩的有意为之,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意识行为。罗伯・科恩作为一个美国导演,《木乃伊3:龙帝之墓》中,到处充斥着西方世界的民主观和价值观,就是“东方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显现。
影片中的中国,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被专制的阴霾笼罩着。在开篇的序幕中,龙帝运用自己强大的帝国军队,通过残酷的征战,取得了天下的统一。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透露着专制统治的压抑,演员之间的对白很少,大都是龙帝毫无人情味的命令――“准备开战”、“今晚开战”、“上”等,属下只有俯首听命的分。进入现代社会,古代的龙帝和现代的杨将军沆瀣一气,试图建立一个昔日的专制王国,杨将军的服装简直就是德意法西斯军服的翻版。毫无疑义,影片试图展示的是一个毫无民主可言的专制统治的中国。而在这专制的铁笼中,普通的中国民众似乎已习惯了,他们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那上下翻滚的舞龙表演,熙熙攘攘的人流,漫天绽放的美丽烟花,别具风格的民间杂技,咿咿呀呀的中国大戏……都赋予中国以空虚、失落和毫无自信可言的灰色调。影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镜头,就是奥康纳一家前往青铜马车存放地途中,他们一家坐在一辆小轿车中间,谈他们对中国春节的感受及他们看到的街景。轿车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把“看”与“被看”截然分开,形成一个“看/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轿车中的奥康纳一家作为“看者”,具有明显的优越感,中国的传统节日则成为“被看”的对象,中国人貌似欢庆 的场面就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而又可笑,这与“东方主义”对东方的窥视不谋而合。与传统文明中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中奥康纳夫妇生活在一个如画的庄园中,他们生活富足,但仍然思考生活的意义,追求新的生活,奥康纳夫人通过自己的创作思考自己的人生,力求使自己的生活富有刺激,富有诗意的浪漫,并通过她的新作宣传推动更多的人思考人生。相形之下,好像西方人才是真正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如何把中国人从龙帝和杨将军的专制统治中解救出来,把“东方主义”的精神胜利推向了一个新的。影片像其他好莱坞大片一样,把主^公打扮成解放全人类的英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英雄是帮助中国人从专制统治的阴霾中解放出来。
西方的英雄勇敢地承担了帮助中国人的义务。最初,女巫紫鹃唤起的成千上万的勇士们,在复活的兵马俑面前毫无作战能力,而几个所谓的西方的英雄,一与他们并肩作战,兵马俑就溃不成军,最后化为一股尘埃。当那些被女巫唤起的枯骨高喊“皇帝死了”时,当他们在热烈欢呼胜利时,我不由想到,中国的专制统治好像只能靠西方的援助,才能被。而这些所谓的英雄是什么人呢?昔日的间谍、打着考古为名的盗墓者和文物贩子、见利忘义的投机商人。影片用大量的篇幅,把这几个所谓英雄的事迹进行渲染。影片中有三个大的敌对双方对决的场面,一次是都市街头追赶龙帝马车的场面,一次是香格里拉的雪山之战,还有一次是复活的兵马甬与女巫复活的勇士之间的混战。在这三次大的交锋中,正是西方先进的交通工具和武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奥康纳一家的英勇行为和正义感也功不可没。
在冲锋枪、手枪的扫射下,在摩托车、小轿车、飞机的机动下,昔日攻城略地的兵马俑化作一阵黄土飞走了。这飞走的不仅仅是兵马俑,而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昔日文明。我们看到紫鹃和他的情人在卷起的黄土中形成的两个欣慰的面庞,他们感到欣慰,他的女儿最终找到了幸福的归宿,这就是有了一个洋女婿,为此,牺牲永生也是值得的。
【关键词】 青少年罪犯 人文化矫正监狱干警
所谓“人文化矫正”,就是监狱干警在依法管理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从人的本性和青少年罪犯特点出发,在行刑、矫正过程中时时处处尊重其人格、尊严、利益、需求,旨在最大限度地激发其悔过自新、改恶从善的积极性,使之刑满释放后不再重新犯罪,成为守法公民。监狱干警对青少年罪犯实施“人文化矫正”要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践于行,需做许多工作,这里仅谈一些断想。
一、青少年罪犯的角色渴望着监狱干警的救助
服刑,这是一种唯恐避之不及,又无可奈何的特殊经历,它一下子被甩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跌入了一种失去自由、失去亲人、失去朋友、失去就读学校或工作单位,被警戒设施、监管制度、监狱干警所包围的环境,陷入了一种极度恐惧、无助、绝望、悲观、空虚的精神状态之中。一个在监管场所服刑的无论是青年罪犯还是未成年罪犯,其心理的自卑会油然而生,渺小的阴影总是会跟随着他。在服刑期间,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落入底层,什么是度日如年,什么叫归心似箭,同时又极度害怕一旦出狱怎么办,怎么重新生活,怎么面对亲人,怎么面对未来。
由于行刑者和服刑者身份的不对等,监狱干警――作为握持监狱行刑权力的代表,成为青少年服刑人员心目中最期待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依靠和图腾符号。而且,这种不对称的心理关系几乎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天然契约,作为青少年罪犯行刑的精神前提而存在。
但是,我们必须关注“接下来”的发生,即监狱干警的心态,对于青少年罪犯的种种“弱势”表现,是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坦然受之,还是引为责任、兢兢业业、细心呵护、竭力救助?在一名优秀的监狱干警那里,青少年罪犯首先应该被视为一个人来看待,而不能看作是遭人唾弃的社会渣滓;同时更应对其作为一个服刑主体来看待,应对其予以人格上的尊重和人道的关怀,而非歧视、蔑视和弃之不顾。一个有人文情怀的监狱干警,他一定会发自内心地体会到,青少年罪犯作为服刑人员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作为一个处于强势地位的监狱干警,再去贬低一个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无论于情感还是行为都是难以做得出的,也是违背自己的职业良心的。同时,他也一定能体悟到,正是在青少年罪犯这种“弱势”表象下,蕴含着一种异样的东西――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莫大的、希望得到救助的期待和发自内心的诉求,它呼唤监狱干警必须全力以赴,不辜负对象的期望。如果说,寒冬季节,最希望得到的是温暖的阳光;干渴的禾苗,最希望得到的是甘霖的滋润,那么,对于青少年罪犯来说,在最缺少温情、最无助的时候,最希望得到是监狱干警出自内心的真诚救助。这对于他们不仅是度过眼前难关的催化剂,同时也是引领其走向光明的精神火把。
在对青少年罪犯实施“人文化矫正”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把对青少年罪犯的救助再往深处延伸一下,对青少年罪犯的救助也等于是在救助我们每一个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有句名言:除非所有的人自由都得到了保护,否则没有任何人的自由是安全的。这句话早在200多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的林肯在作废除奴隶制的演说时,也讲过类似的意思,废除奴隶制度是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人永远不会沦为奴隶。我国监狱学者王平借此作了发挥,在提到保护罪犯的权利的时候,特别提到“保护罪犯的权利,最终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权利。”我国刑法学者陈兴良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程度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和文明程度。这些观点都是从现代权利的理念出发演进为对罪犯包括青少年罪犯权利的尊重、保障和救助。它也应转化为监狱干警的工作理念,在对青少年罪犯实施“人文化矫正”的过程中,应对其法定权利予以尊重、保障和救助,尤其应对他们当下的角色予以竭力救助,这也等于是在救助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
二、监狱干警应该是一个充满善心爱心的人
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曾经这样无奈地表述刑罚的存在:犯罪是禁止的恶;而刑罚同样也是恶,是必要的恶,是不得已的恶。因此必须严格限制刑罚的使用,更不得随意扩大刑罚。在当代,刑罚的伟大在于刑罚所蕴含的善和人文关怀。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青少年犯罪是一种恶,而对他们行刑也是一种恶,但这是一种必要的、不得已的恶。为了在行刑中尽可能遏制“恶”的负面效应,就要对青少年罪犯实施“人文化矫正”,就要尽力凸现行刑活动包括矫正活动所蕴含的善和人文关怀,从而使作为行刑者的监狱干警都是一个充满善心爱心的人,以善良的意愿,博大的爱意,促使青少年罪犯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监狱干警要做一个充满善心爱心的人,就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理解、悲悯、同情青少年罪犯的现实处境,不把他们当作另类,要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只不过暂时在罪恶苦海挣扎的可怜的人来看待。实际上,在如今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欲望诱惑,诸如金钱、美色、高档物质享受等等。而每个人内心世界不都是充满至善至美的因子,一些恶的、丑的或者说是犯罪的因子也在内心涌动,一旦外界的诱惑力压倒了自我控制力,犯罪的因子就会冲破心理防线演化为犯罪行为。正如美国著名的司法心理学家西蒙所说:“普通罪犯与正直的普通市民之间在精神生活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所有人都有各自的阴暗面,在好市民与罪犯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我们’与‘他们’之分。我们中谁不曾希望或在冲动之下干点非法的事情呢?”⑥也就是说,不少罪犯只不过关键时刻没有把握好自己而已,如果我们中间谁不留神,也可能成为罪犯中的一员。对于罪犯特别是青少年罪犯,监狱干警要更多的予以同情和怜悯,要设身处地地想想,自己如果不幸同样有此类遭遇时,别人将你弃若敝屣,你会是什么心境。这样对罪犯所投之以的善心和爱心就会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对于监狱干警来说,还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还应该是在监狱行刑、矫正过程中悉心体察人性的复杂和人类灵魂的浩瀚诡异,青少年罪犯内心深处的冲动和欲望,对他们人性中光明的一面予以珍惜,对他们黑暗的一面不是一味地憎恶,而是要以一种担当,形成用光明驱散的愿望和行动,这样才算把握住了对青少年罪犯投以善心爱心的真谛。
青少年罪犯虽然犯了罪,但还是公民,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在监狱服刑期间,“凡不为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所剥夺的权益,都是犯罪人所拥有的权益,具有不可剥夺的绝对性。”特别是青少年罪犯作为弱势群体,他们面对的是监狱这样的刑罚执行场所,是监狱干警这样的政府代表和国家法律的化身,他们失去了自由,在被剥夺自由的狭小空间劳动、学习和生活,处于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生存模式。因此,对于他们的尊严和权利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监狱干警更应以善心和爱心尊重他们的尊严和维护其合法权益。
监狱干警只有做一个充满善心爱心的人,才能最后达到矫正青少年罪犯的目的。而监狱干警做一个充满善心爱心的人,就能够使青少年罪犯在困境中感受到干警的温暖,政府的温暖进而社会的温暖,
并使其萌发暖意和爱意,进而上升到对所犯罪行的真诚忏悔,以实际的爱意主动取得他人和社会的谅解和包容。与此同时,监狱干警所表现出的善心和爱心,能够化解青少年罪犯心中的怨恨,消除其嗜杀、嗜斗、嗜贪、嗜色等不良心态。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以善和爱的眼光思考人生,以善和爱的言行对待人生。这样才能够使其真正脱离罪恶的泥沼,才能够真正迈向新的光明的人生前程。反之,如果对青少年罪犯心存厌恶,甚至暴力相向,只会是把他们推向对立,甚至激化矛盾,出现意想不到的恶果。
三、重新犯罪是监狱干警不容回避的问题
优秀监狱干警的标准是更好更多地改造、矫正出无害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守法公民。这也可以说是社会对从事行业人员的要求和期待。毋庸讳言,预防和减少犯罪包括青少年罪犯重新犯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罪犯包括青少年罪犯多方面的原因,监狱改造或矫正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里主要谈解决青少年罪犯重新犯罪这一问题,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心、支持和配合。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青少年罪犯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问题的出现,让监狱以及干警来把责任完全承担起来,是有些勉为其难的。
但需要强调的是,从微观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合格的监狱干警,一个优秀的、有高尚善良心理和大爱情怀的施治者,无论如何,对青少年罪犯重新犯罪问题都不容回避,都不能将青少年罪犯重新犯罪视为“正常”,视为理所当然,并以此作为“免战牌”而悠然自得。这与监狱改造、矫正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在当代,刑罚的伟大在于刑罚所蕴含的对罪犯的改造或矫正价值。这就注明了监狱工作的宗旨只能是改造人、矫正人,一句话就是要把更多的青少年罪犯从罪恶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使其永远远离犯罪。这既体现了改造人、矫正人的监狱工作宗旨,也是体现了监狱干警从事矫正工作最高的人文精神或道德律令。从纯粹的意义上讲,只要是监狱干警该做却没有尽力去做的而导致了青少年罪犯重新犯罪都是监狱干警的耻辱,尽管这里的界限很难划分,它要许多人凭职业良心办事。而只有这样想、这样做,监狱才堪称“再生之地”,监狱干警才堪称“再生父母”。
“要坚持人文化矫正的理念,必须让更多的青少年罪犯走向新生”!――假如监狱干警在这一誓志前让步了,退缩了,那他自身的价值尺度和执法尊严即遭到了玷污,即等于污损了自己的崇高事业。对青少年罪犯的重新犯罪问题熟视无睹并一味摧脱是十分可悲和可怕的。倘若连一个与自己在狱中打交道多年的青年犯或未成年犯刑释出去后又犯罪了,又重新收监了――这样对于罪犯本人以及家庭发生的如此重大事件都丝毫唤不起感情的波动,复杂的感受,包括对以往工作的反省,这能说明什么?
文学巨匠巴金说过“掏出心来”这句话,意味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掏出心来做。其实,做监狱改造、矫正工作,与罪犯打交道更要掏出心去做,用真心去挽救更多的人走上正道。这就要求我们的监狱干警要把自己的职业作为一项事业来追求,作为一种信仰来服膺。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州师范学院有一个教师叫李永田,在演讲方面十分出色。有一个时期,他对于监狱服刑罪犯特别是青少年罪犯特别感兴趣,已经“十进十出”监狱。他说:“我不敢奢望我的演讲有很大的作用,但我坚信一条,能挽救过来一个人。我这辈子就够本了;能挽救两个人,我就赚一个。”古人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按照李永田的说法,能挽救两个人,就赚一个,那么我们从事监狱改造、矫正工作的干警,如果经过我们的手,能挽救几十、上百、甚至上千人,不就等于赚了几十、上百、甚至上千人吗?由此可见,改造人、挽救人,这是一项多么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工作啊!在这方面,不少基层干警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监狱局曾组织了一个先进事迹报告团,由基层干警中的先进人物讲述他们感人至深的故事。徐州监狱汪家杰作为一名基层干警,“拥抱太阳,燃烧理想之火”,把罪犯当“书”读,用心揣摩,用真情换回罪犯的良知;高淳监狱孔健康,对罪犯的教育春风化雨,称得上“为罪犯而活着”;南通监狱王宏,以执著的信念,10年来转化了16名顽危犯,她的秘诀就是“以真情实感”打消罪犯心灵的壁垒;灌云监狱沈桂荣,与一个哑巴罪犯“笔谈”人生,将一个6次自杀未踏上“绝路”的罪犯硬是拉上了新生的征程从这一个个生动的事例中,可以看到监狱干警在对罪犯包括青少年罪犯实施改造、矫正中体现出的一种责任、一种胸襟,一种精神和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