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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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储蓄;投资;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0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1-0003-07

一、 引 言

储蓄是投资的资金来源，储蓄―投资的转化是经济学一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凯恩斯理论分析了影响储蓄和投资的诸因素，并把“投资＝储蓄”看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但却没有分析如何实现这个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型则认为，只要保证经济有一个“合意的增长率”，储蓄便能自动地全部转化为投资。新古典模型也建立在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的基础之上。然而，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储蓄只能部分转化成投资。储蓄能否完全转化为投资，或者说有多大比例的储蓄能够转化为投资，影响到一国经济能否实现稳定增长。

学术界都对储蓄投资相关性问题有着大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Feldstein[4]和Horioka选取了16个OECD国家1960―1974年间的平均储蓄和平均投资数据进行截面回归，发现一国国内的储蓄和投资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他们认为可以把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作为检验国际资本流动程度的标准。这是因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是一个国家国内投资的惟一来源；而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不再是投资的惟一来源，还可以利用国外储蓄。如果国际资本能够充分流动，那么从理论上说，国内储蓄和投资应该是两个独立变动的变量。Feldstein和Horioka还将OECD样本国家总储蓄分为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分，对各部门储蓄与总投资的相关性进行了简要分析，发现企业储蓄对总投资贡献要大于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

Feldstein和Horioka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界激烈的争论，之后涌现出大量的理论和经验分析[5]。很多文献试图从交易成本、资本市场管制、各种经济周期冲击和国家规模等方面来解释储蓄投资的高相关性[1-11]。而对于储蓄投资相关性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程度的检验标准，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Tesar、Levy和Corbin都认为储蓄投资相关性不包含任何有关实际资本流动的信息，不能用来检验国际资本流动程度[3-10-11]。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储蓄与投资的关系的文献。武剑[14]、肖红叶和周国富[18]等对中国较低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行了定性分析。包群等[13]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对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居民储蓄在投资转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而许雄奇和符涛利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15]

上述绝大多数文献集中研究的是总储蓄与总投资的相关性，而很少有文献对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进行经验研究和分析。Kuijs[8]把中国储蓄细分为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进行研究，并通过分析得出中国2000年以来的储蓄率上升，主要是归因于企业储蓄率与政府储蓄率的上升。张明也谈到，中国国内储蓄存在着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都并不是最高，但由于这三个部门的储蓄率都居高不下，所以带来了中国的总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甚至高于其他以高储蓄著称的东亚国家。[20]由此可见，分析中国的储蓄投资问题时，区分出政府、居民和企业这三个不同的部门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试图采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和一般脉冲反应函数等方法，对中国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重新进行分析，以期得到有关中国储蓄与投资相关性的更为准确的结论。

二 、理论模型和数据来源

根据封闭经济中的国民收入核算法（SNA），支出法的国民收入可表示为：

其中:(Y-C-T)为私人部门储蓄（Private Saving），(T-G)为政府部门储蓄(Public Saving)。近年来企业储蓄是中国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很有必要把企业储蓄也纳入模型。

将私人部门储蓄(Y-C-T)分为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两部分，在封闭条件下根据（3）式则有:

由式（4），本文构造如下模型Feldstein和Horioka（1980）所使用的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相关性估计模型与本文采用估计模型完全一样。：

本文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来对分部门储蓄和投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采用1978―2005年的中国国内总投资率、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数据（分别为总资本形成额、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数据由UBS根据CEIC数据库数据估算而得。根据张明（2007），Anderson采用了以下方法来计算中国的部门总储蓄率：用支出法GDP统计中的国内总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数据计算出国内总投资率，根据农村和城镇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家庭总储蓄率，用财政账户估算政府总储蓄率，而企业总储蓄率则是一个余额。

三、经验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对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的经验分析包括五个阶段：首先对投资率、居民储蓄率、

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确认各序列有单位根，就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如果协整关系存在，就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估计；然后用Granger因果检验三部分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用一般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分部门储蓄对投资率的短期和长期动态反应。

（一）单位根检验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具有不平稳的特征，需要对它们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 给出了这些序列的水平值及一阶差分扩展的ADF检验值，考虑数据是年度数据，我们取2作为最大滞后阶数，并以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信息准则和SC（Schwarz Criterion）信息准则来判断实际滞后阶数，以及是否选取趋势项及截距项。

表1si、sp、sg和se四个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变量

水平检验结果一阶差分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如下:首先对序列水平值做单位根检验，再对一阶差分做单位根检验。如果水平值接受单位根原假设，而一阶差分拒绝单位根原假设，我们就认为序列具有I (1) 过程。一般认为，如果一阶差分是平稳的，那么二阶差分也是平稳的，因此，在此不做I(2) 检验。见表1。

投资率1%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其余的数据水平值都在5%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序列是非平稳的。但是，在一阶差分后，si、sp、sg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都是平稳的，se差分序列的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是显著的。因此，si、sp、sg和se四个序列都是非平稳的I（1）的过程。

（二）Johansen 协整检验

对于具有相同单位根性质的时序数据，可以利用Johansen 检验来判断它们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从而考察si、sp、sg和se四个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变动关系。Johansen 检验的基本原理是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包含有关变量一阶差分滞后项和水平量一阶滞后项的向量自回归(VAR) 模型，同时解出其中水平量估计系数矩阵中对应不同秩数的特征根。

首先，建立一个VAR（P）模型：

其次，应当确认模型的滞后阶数p，以便为下一步的协整检验提供一个合适的滞后阶数。无论是在Johansen 协整检验还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滞后阶数p都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实际研究中，比较常用的方法是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信息准则和SC（Schwarz Criterion）信息准则。我们用常用的方法，先估计一个向量回归模型（VAR），通过检验它的滞后阶数来选取相应协整分析中的阶数。考虑本文所用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滞后阶数超过3表示的意义不大，故最大滞后阶数选为3，因而得到不同滞后阶数VAR模型的AIC和SC值（见表2）。

根据AIC和SC 信息准则，AIC、SC的值越小越好。根据AIC准则判断，滞后阶数应为3，而根据SC准则判断，滞后阶数应该取1。不过考虑到VAR模型回归得到了数个显著的3阶滞后项的系数，因此本文采取AIC准则，VAR模型取3阶滞后。

最后，进行Johansen 协整检验。Johansen 协整检验需要注意的是协整检验是用ΔYt 对ΔYt-1，ΔYt-2，ΔYt-p，及其他外生变量作回归的，此时与原序列的最大滞后阶数要小于1。由上面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判断可知，协整检验的滞后区间应设定为（1，2）。根据本文数据的特性，检验时协整形式选取序列有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可得表3。

由表3可知，迹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判定存在1个协整关系，极大值检验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上判定存在1个协整关系。这证明si、sp、sg和se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投资率、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估计

VEC模型是含有协整约束的VAR 模型，一般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长期动态关系的工具，利用Johanson方法对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进行估计。根据上文的分析，滞后阶数取2，则上文设定的误差修正方程为：

其中，（）内为标准差，［ ］内为t统计量。sg、se两个变量的t统计量不显著，但考虑到该方程中sg、se两个变量对于解释si必不可少，本文予以保留。

用Eviews5-0得到的短期误差修正方程，在5%的显著水平，查表可得自由度为15(n-p-1=15为自由度)时t统计量临界值为1-75（显著水平为10%时t统计量临界值为1-34）。在5％显著水平，剔除不显著回归系数得结果如下：

首先，从协整方程上看，在前人研究中，只考虑整体储蓄或两部门储蓄（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一般得到的结果是中国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性。与以往结论不同，在考虑三部门储蓄与投资相关性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和企业储蓄与投资存在长期正相关性，而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负相关性。具体来说，一单位的居民储蓄率变动将引起投资率的0-2个单位的正向变动；一单位的政府储蓄率变动将引起投资率的0-19个单位的反方向变动；一单位的企业储蓄率变动将引起投资率的0-4个单位的正向变动。这说明：

（1）中国储蓄与投资的相关系数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仍然偏低。例如美国的储蓄与投资相关系数为0-8，瑞士为0-65，大多数国家超过0-6[19]。这说明中国投资储蓄转化率较低，金融体系把投资转化为储蓄的效能有待于改善。

（2）中国企业储蓄对投资的贡献度高于居民储蓄，近年来企业储蓄率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16-2%上升到2005年的30-2%，整整增加了14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的投资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的储蓄太高、增长速度太快，而企业储蓄一般会直接转化为企业投资。

（3）政府储蓄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引起投资率下降0-19个百分点，即中国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具有负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在由政府储蓄转化而成的政府生产性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较为严重的挤出效应。政府生产性投资率增加一个百分点，私人投资率将下降1-19个百分点。另外，UBS对政府储蓄率的计算可能存在低估，因为UBS对政府总储蓄率的计算是基于财政账户余额，并进行了一定调整，可能存在对政府消费性支出的高估。[20]

（4）方程的截距项为0-26，代表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投资长期变动的影响，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时间、目前的开放程度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商投资流入的力度，截距项的估计值也基本符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

其次，对短期误差修正方程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方程的vecm系数很大，达到-1-12，这表明一旦投资发生短期波动而出现偏离，其向长期均衡关系回归速度很快，这进一步证明了模型的长期均衡协整关系是比较稳定可靠的。另外，要注意的是，vecm系数的绝对值大于1，这说明在发生短期波动出现偏离时，在向长期均衡关系回归过程中会出现“超调”现象。

（2）投资的短期变动具备自相关性，并且这一自相关性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而有所增加。方程中Δsi与Δsi-1、Δsi-2的关系密切，相关系数分别为0-69和0-76。这说明投资本身对投资会产生正的效应。换句话说，就是投资本身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进入。

（3）滞后1期和2期的居民储蓄率对投资率变动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当期的居民储蓄率对未来的投资率并没有明显的贡献，这反映了中国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长期不通畅。

（4）方程中滞后2期政府储蓄的短期变动对投资率的变动影响显著，而滞后1期的不显著。这说明政府储蓄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这可能与中国政府储蓄的投向一般是用于长期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关。滞后2期的政府储蓄率变动与投资率变动具有负相关性，而且系数为-1-91，这再次说明由政府储蓄转化而成的政府生产性投资对私人投资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挤出效应。

（5）方程中滞后1期的企业储蓄率变动对投资率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当期企业储蓄率的增加可能导致下期投资率的反方向变动。

总之，中国的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自我累加效应，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而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在短期内无法拉动投资率的上升。

（四）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VEC 模型说明的是中国三部门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也具备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本部分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说明中国三部门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上文的VEC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如果以投资率的一阶差分D（SI）作为因变量，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不是投资率的Granger原因，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都是投资率的Granger原因，而三者联合起来同样是投资率的Granger原因。同样，如果分别以D（SP）、D(SG)和D（SE）为因变量，剩余其他三个变量单独以及联合时都不是其Granger原因。

这表明：（1） 中国的居民储蓄与投资之间并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国内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居民储蓄投资转化效能还很低下。（2) 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这说明，与居民储蓄相比，中国企业和政府储蓄的转化效率要更高一些。（3）三部门储蓄之间即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也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可能是由于特殊的制度性原因，中国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有各自单独的形成原因，三者之间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即不能相互抵消。[20]

(五) 一般脉冲反应函数 (GIR function)

为了进一步详尽地检验投资对各部门储蓄的变动的动态反应(包括短期和长期) ，引入一般脉冲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冲击，对于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并且扰动项对某一变量的冲击影响通过VAR 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变量。一般脉冲反应函数与传统的正交脉冲反应函数不一样，它有自身的优势，即它不受变量阶数的影响。

本文VAR 模型为包含投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四变量自回归模型，将投资收益率等其他的一些经济因素对投资的影响通过投资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未来值的影响效应来反映，即投资行为的自我反馈效应。同时，由于VAR模型中所有变量都是内生的，因此投资、储蓄的相互影响也通过模型的动态结构而传递。

上文建立了投资率、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的VAR（3）模型，直接运用Eviews5得到脉冲反应函数的结果如图1、图2（由于使用的是年度数据，滞后期选取为6年，我们认为超过6年后的影响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由上面的脉冲反应函数的分期结果以及累积结果图，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析。首先，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自我累加效应。对于来自投资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将引起下三期投资率的正向反馈；虽然之后这一投资自我累加效应明显变弱，甚至从滞后第4 期开始将导致投资率的下降，然而从图2可以初步估算出，投资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将导致投资率上升幅度超过0-1。这也说明虽然储蓄为资本形成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投资与储蓄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次，考察投资对居民、政府和企业储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反应，可以发现：

（1）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过程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可以看出，居民储蓄变化对前两期的投资率影响很小，只有从滞后3期居民储蓄的变化才引起投资率的明显上升，之后影响开始持平，第6期又出现下降。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时滞意味着作为投资的来源，中国居民储蓄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资金闲置的状态。综合考察滞后6期的总情况，居民储蓄变化对投资率的总影响仅为为0-1左右。

（2）企业储蓄在投资转化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滞后，但相对居民储蓄更快一些，其在滞后4期内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总的影响将导致投资率上升幅度超过0-3，因此，企业储蓄虽然短期不能拉动投资，但是其中长期对投资的拉动效应还是很明显的。

（3）政府储蓄的变化对投资率的影响为负值，且在滞后5期内的影响不断加大，虽然在前三期总影响不大，但其总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可以导致投资率下降接近0-3。

总之，居民储蓄率变化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总影响也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企业储蓄率的变化在中长期将导致投资率较大幅度正向的变化；而政府储蓄率的变化短期内影响不大，但中长期内则可能导致投资率大幅度反向变化。最后，也可以看到，除了投资自身的累加效应外，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投资率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居民部门。这与前面由协整方程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引导投资的经济格局是相吻合的。

四、结 论

本文将储蓄分为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采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等方法，对中国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重新进行了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国的投资与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三部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投资率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居民部门，这与中国特殊的政府主导投资机制是相吻合的。本文还反映了中国投资与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具备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并从中得出中国的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自我累加效应，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而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在短期内也无法拉动投资率上升的结论。这可能是中国目前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的关键所在。

本文认为，要改善中国储蓄与投资转化率较低的现实，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扩大居民的直接投资领域，实现居民储蓄到投资的直接转化。大力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为居民提供各种适宜的金融资产选择形式，提升居民储蓄的转化率。（2）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继续推进银行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一个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3） 调整政府财政投资的事权范围，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规范政府职能，为民间投资提供足够的空间。减少国家对一般加工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和补贴，加大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基础产业及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资力度。 （4） 彻底打破地区分割以及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之间的体制障碍，使资金、物资能实现向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方向自由流动，形成良性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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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 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Three Sectors

Abstract：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有赖于储蓄的增长，但高的储蓄率并不必然带来高经济增长率。在我国，过高的储蓄已转化成为一种基金，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创新的滞后阻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通常存在两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市场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在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源的条件下，借助于政府“看得见的手”，将资源配置于一些基础性产业，可以有效发挥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后，笔者提出了一些健全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渠道的制度安排。

发展经济学倾向于把经济增长的动因归结为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因素，并认为资本的积累程度和状况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要解决资本对经济的制约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达到：提高本国的积累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新世纪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国民储蓄虽有2006年的短暂下滑；但总体上仍是较高速发展。过高的储蓄余额与萎靡的国内投资状况向我们展示了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渠道不畅通。

1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根据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增长率等于储蓄率与资本产量的比率，高储蓄率自然意味着高增长率。这个结论看起来似乎非常合理，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却已风光不再。

正如凯恩斯所言，储蓄和投资分别是由不同的经济主体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做出的，投资并不必然地等于储蓄。就其核心来说，哈罗德－多马模型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投资等于储蓄，那么经济增长率一定等于储蓄率与资本产量的比率。事实上，假设：I=S，可以得到：I/Y=S/Y，进一步：(Y/Y)(I/Y)=S/Y。两边同时乘以I/Y，可以得到增长率公式：y/Y=(S/Y)/(I/Y)。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投资如何能够等于储蓄。只有满足了这一条件，经济增长才能得到保证。这样，问题集中到投资的决定因素上。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决定投资，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经济中存在额外的投资机会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当经济中的投资机会变成一种稀缺性资源时，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过去，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高，增长率也高。然而，首要的不是高储蓄率，而是高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是畅通的。今天，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为什么没有了高增长?原因可以归结到很多方面，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已经阻断，高额的储蓄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市场通常表现为过剩经济、买方市场，这时，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在经济的起飞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储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消费。

2我国储蓄高速增长的根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2007年，居民户存款增加1.13万亿元。这一数字只是2006年居民户存款增加额的54.07％，储蓄“搬家”现象进一步加剧。对不少投资者来说，要想跑赢CPI，只能继续让储蓄“搬家”。但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9月12日的2008年8月份金融运行情况显示，受股市清冷等因素影响，居民储蓄继续大幅增加。居民户存款增加3404亿元，同比多增3823亿元，居民储蓄又重新回到2006年以前的水平。

健康的经济体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提高能迅速实现向消费和投资的转化，从而使经济运行处于良性循环当中。但现实的经济运行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在收入向消费和投资支出形式转化的过程中经常存在的状况是：一部分收入以储蓄的形式漏出经济体。而储蓄漏出的规模则取决于居民消费倾向及私人部门的投资欲望。我国储蓄高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归于居民消费不振和私人部门投资增长的乏力。

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的应该是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而这种不确定性预期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善造成的。我国居民目前的储蓄主要用于住房基金、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更高层级的消费准备(汽车、旅游)等五种目的。实际上，我国的储蓄已经异化为几种基金形式，不过，这些基金是以居民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存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金融工具创新的滞后等应是居民消费不振这一现象形成的制度层面的原因。

私人部门投资增长乏力的原因也不难分析。私人部门投资的热情和规模是以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利息率T代表投资的成本，预期利收益率y的高低是投资收益的衡量指标。投资的报酬p用公式表示就是：p=y-i。只有当p＞0时，投资才是值得的。尽管央行2008年几次大幅度降低了利率，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并不乐观。另外，作为私人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群体通过银行和在证券市场上融资的渠道并不是畅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制度的制约大大阻碍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力度。

3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实现储蓄投资有效转化的策略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来达到对货币资金的再配置；一种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借助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借助于政府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是不可取的，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对私人经济部门所产生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的产生使得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且，由于政府在参与资源配置中不可避免的低效率和“寻租”行为，更使得经济学家对通过政府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这一渠道持相当保守的态度。

实际上，政府支出的扩张不仅存在对私人经济部门的“挤出”，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对实体经济的“挤入”，特别是在经济中存在比较庞大的过剩资源时，这种“挤入效应”会更加明显。经济体中存在许多过剩的闲置资源，这时，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把这些暂时不用的资源进行配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通常来讲，这种对资源的配置一定不能直接进入私人部门所经营的领域，否则，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会把市场搅乱而使其变得低效。把政府支出的对象定位于私人部门不愿意、没有能力介入的领域及影响国计民生的领域，通过政府支出为私人经济部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投资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应该是有效发挥政府支出“挤入效应”的前提。

针对居民消费不振和私人部门投资增长乏力的现实，中国政府高层选择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总投资约需4万亿元。这一轮的政府投资，从长远来看，为私人经济部门的投资构建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4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度创新

合理引导储蓄分流，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如何在制度上进行合理的安排和创新，是决定储蓄是否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久的根本环节。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制度创新，来促进经济的正常运转：

(1)加快推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只有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才能有效地启动居民最终消费。因此，应降低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加大财政资金的建立，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的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M2/GDP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M2/GDP比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通过分析发现,是我国的经济的货币化、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金融机构结构不合理、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迫使人们偏好储蓄,而且储蓄资金主要集中在银行业机构、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等原因导致M2与GDP比率偏高。而且,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持续。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原因分析

1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M2规模大于使得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M2与GDP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第4篇

（一）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日益突出，学术界对此的讨论及相关文献也越来越多，各有各的观点。其中在2005年美国UCBerkeley的著名经济学家BarryEichengreen做过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他认为可以将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归为四个主要的观点。第一种强调了美国储蓄率太低对经济不平衡的贡献。第二种认为国际收支失衡的主因不是美国储蓄率过低，而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非常有活力，投资环境好，全球资本自愿流向美国。因此不需要担心目前经济失衡。第三种观点认为东亚国家储蓄过度、内需不足是失衡的主要原因。第四种则强调了东亚国家和美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导致了当前经济现状。美国是全球巨大的商品和金融市场，因此东亚国家可以将商品出口到美国。与此同时，资金也可以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获得很好的运用。另一方面美国也依赖东亚国家，美国消费需求旺盛，但储蓄率偏低，需要东亚国家向其提供巨额资金以弥补经常帐户逆差。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全球经济失衡、国际收支不均衡的原因。但是单从某一个角度看都是不完整的，必须综合起来才可能比较全面地解释当前的国际经济现象。

2、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可持续性分析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能否继续持续下去关键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是否会继续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借钱，二是后者是否愿意继续借钱给美国。如果美国会继续借钱，那么其他国家的决定取决于两个因素，即风险与回报。这里，外债余额占GDP的比例有多高是一个较好的技术指标。债务余额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累积，前者是后者的积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增加，90年代头几年有所好转，但以后又进一步恶化，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也迅速增加。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的外债余额占GDP之比曾经达到60%，爱尔兰为70%，而目前美国还远没有达到这一程度。因此，尽管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之比已经很高，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说这种逆差已经不可持续。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从而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提供资金。如果答案肯定，那么这种不平衡状态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此外，当前国际金融安排存在一种内在的限制美元下跌的机制，从而约束着那些持有美国资产的国家。其原因在于美国持有的海外资产都是以外国货币计价的，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下跌，美国所持有的海外资产自然升值，相反外国的美元资产持有者将遭受损失，这当然是持有者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

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方可以分为四部分。一是东亚地区。在经历了疯狂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认识到必须通过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以保证经济安全。不过只要有了安全感，这些国家就会停止追求贸易顺差，表现出贸易顺差的短期性。二是日本。目前日本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居民储蓄率也在下降。企业的高储蓄率是日本储蓄大于投资且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不过我们可以预测当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后，投资必将更加活跃，其经常项目顺差也会随之减少。第三个是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输出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激增。最后是我国。我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集中表现为“双顺差”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均为顺差，而且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这样的国际收支格局是不正常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正常的格局应该是经常项目的逆差与资本项目的顺差并存，东亚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的走势。

3、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在与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顺差两部分造成的。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部分：经济周期的影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以及短期冲击。

首先是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从1994年开始在总体上告别了相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并进入了紧缩时代。多年来CPI等物价指数一直在低位运行，与1993年之前的情况相比产生了重大的转变，与投资储蓄缺口的变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和一致性。宏观经济态势的转变和投资储蓄缺口的改变，部分地为长达十多年的经常帐户顺差提供了解释。此外宏观调空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投资和进口需求的减少。其次是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的稳定增加，为国民储蓄的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坚持对外开放和面向市场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加入WTO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目的国，直接增大了资本帐户的顺差。此外，金融体系改革的滞后以及医疗、社保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居民不得不放弃即期消费，导致储蓄率一直持续不下。再次是体制的影响。对出口和FDI流入的过度刺激和鼓励，是形成贸易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的制度性原因。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资规模和出口创汇量成为衡量地方行政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最后是短期冲击。近几年，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和实际汇率均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汇改前中国实行盯住美元制，使得人民币也相应发生实际贬值，对出口起了促进作用。另一个短期冲击是投机性资本的较大规模进入博取人民币升值的收益。

4、改善当前中国收支不平衡的几点建议

通过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持适度的经常项目逆差、资本帐户顺差才是正常的国际收支格局。只有维持这样的国际收支平衡状态，才可以确保中国继续通过资本净流入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作为资本净输出国向别国特别是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输出资本。

我国已经在1995年对汇率政策做出了调整，目前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种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1）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角度看：适当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有利于贯彻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油画资源配置；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金融调空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保持物价稳定，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效果。（2）从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影响角度看：适当调整汇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两国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政策与改革方向的各种疑惑、猜测和不良预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社会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增强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失衡状况。有助于改善国际“热钱”的流动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促进国际短期资本的合理流动。

此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调整：

调整贸易和发展战略。应该进一步调低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在中国已经存在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鼓励出口不应该继续成为一个政策目标。不仅仅要调低税率，还应逐步优化税收结构。此外，还可以调整进口政策，以刺激进口。

资本流动政策应该更为谨慎。近几年大规模投机性资本的流入，对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害，因此需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另外，要适当加快推动资本外流的步伐，加速国内优质企业的海外投资、扩大QDII的规模等。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目前，我国面临一些结构性经济问题，前文也有所提及。财政应加大对医疗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健全，从而使居民能够放心的进行即期消费，从而优化中国储蓄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政府由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转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可以直接扩大内需，而且可以缓解结构性问题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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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易纲，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第1版，河北：商务印书馆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收支,顺差,FDI,资源配置

一、国际收支概况及成因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06年，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经常项目顺差249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5％。其中，货物贸易顺差2177亿美元，增长62％；服务贸易逆差88亿美元，下降6％；收益顺差118亿美元，增长11％；经常转移顺差292亿美元，增长15％。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84％。其中，直接投资顺差603亿美元，下降11％；证券投资逆差676亿美元，增长12.7倍；其他投资顺差133亿美元，上年为逆差40亿美元。200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比上年末增加2475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截至2007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2万亿美元。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至1990年开始，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还将继续保持，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从我国内外经济情况分析，不难发现当前经济内外部失衡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简单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鼓励政策。论文大全。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经济。

2、 国内金融市场的低效率。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成本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的缺口，加之金融体系不发达，我国居民和企业都被迫过度储蓄，而资本市场的落后使得储蓄无法通过其它渠道转化为国内投资。

3、 外资政策的扭曲。我国各省、市引进外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与重复建设，以长江三角地区为例，其产业结构趋同率高达70%，不但是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和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迅猛发展。原来亚洲设在其他几个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已经大量转移到我国，同时主要发达国家长期保持“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导致其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后者再通过输出资本弥补了发达国家国内储蓄不足，这种格局可能还将持续。

除此之外，我国宏观经济前景看好、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国际流动性过剩等问题都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这种不合理结构的原因。这种体制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对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进行深层次的结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落脚到FDI的引进和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上。

二、FDI流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FDI（对外直接投资）是现代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这种投资既涉及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间以及不论是联合的还是非联合的国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所有后续交易。从1979-2004的25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5000亿美元，FDI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由于对外资及外资技术的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平面同质性扩张以及大量出口导致的贸易摩擦等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FDI战略。

2006年数据显示，与德国、日本等主要贸易大国相比，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高出3－4个百分点，仅低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外商投资企业占据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额的58.9%，其顺差占贸易总顺差的51.4%，但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附加值低。

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收益是利用外资弥补本国储蓄缺口、外汇缺口和技术缺口。目前，我国国民储蓄大幅过剩，外汇储备远远高于进口和偿还外债的需要，引进外资的收益集中在弥补技术缺口方面。然而实证研究表明，以长江三角为例，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一方面，跨国公司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研发资金，又十分注重技术竞争，2004年我国申请的专利中，国内发明专利的绝对比例数量虽然有不少的上升，但仅占申请总数的23.6%，而国外占86%；同时跨国公司极力抑制其在中国市场的技术扩散，外资企业的独资化和技术垄断倾向越来越明显，在抢占制高点的同时，纷纷成立知识产权部，对其在华知识产权活动进行科学化管理，这使得以前在合资企业中，中方可以分的一定的先进技术的条件越来越难以实现，要通过模仿和借鉴实现也增加了不少困难。另一方面，FDI的大举进入将中国企业向产业链低端排斥，国内企业仅具有对产业低技术部分如组装的加工能力，自身缺乏产品设计和研发德的创新能力，走资源消耗型的发展道路。第三，跨国公司具有优越的科研环境，对国内企业的科研人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其实施的人才战略，是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向跨国公司逆向技术扩散，进一步加削弱了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

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导致我国资本项目巨额顺差，同时又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引起我国贸易项目持续对外顺差。一边是FDI在中国市场占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且长期享受国内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实现生产经营活动和所属国资源的节约化，一边是中国经济承担着产业低端化和重复投资的巨大损失和大额顺差的巨大压力，两相差距之大，是我国在引进外资这一政策上必须予以重新审视和调整把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我国国内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全年，居民户存款增加2.09万亿元，存款余额高达16.15万亿元，而全国银行业机构贷款有效需求却相对不足，2005年仅为2.5万亿元。从消费与投资的比例来看，2002-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只有8.8%、9.1%、13.3%和12.9%，二者比例失衡加剧。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投资严重不足；以长三角、珠三角、津京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中西部资金严重不足；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农村依然资金匮乏。这些问题都突出反映出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严重问题：储蓄剩余意味着消费不足，同时存在的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实际也映射出国内储蓄转化投资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成长缓慢，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对外资的依赖过大等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落后而引起国内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如余永定指出，许多企业需要资金，但由于信贷规模的限制，于是以各种方式引入外国资金，然后把外汇卖给政府，以换取人民币资金，从而突破信贷规模，即所谓的“绕信贷规模”，使得外资流入不但没有以购买外国资本品的方式，即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的形式流出，反而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形成“双顺差”，另一方面，国内储蓄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让渡给国外部门使用，这种资源配置的无效性使得我们出现了一个“穷国借给富国资源以供富国超支消费的”讽刺局面。

中国长期苦于资本不足，在总体上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几乎每年都要向国外借新债，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一边是外资持续涌入赚取高额回报，推高外汇储备余额，一边是中国的资金持续多年净流出，而投资回报率偏低。可见并不是中国资金严重不足，也不是国内企业多得用不了，从根本上说，最关键的是由于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引起了“双顺差”不断扩大的局面形成。论文大全。

四、纠正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的出现，纠正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对引入的FDI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减少或禁止一些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产品、产业趋同性强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入，把通过借款或FDI 而得到的外汇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管理和支付其他费用，促进本土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2、 深化推进我国人才战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体系，提高我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国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中国不能只发展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成为一个技术大国。

3、 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和投融资体系，以及价格形成体制，使国内储蓄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的同时，充分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提高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透明度，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同时逐步拓宽市场投融资渠道，引导资源流向真正需要并且有发展潜力的部门，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健康发展。

4、 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同时鼓励新兴企业，中小型企业到海外发行上市。

5、 增加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缩小地区差异等方面的公共支出，鼓励合理消费。

结语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加剧了我国的国际风险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和产业的不平衡发展。

立足自身找原因，中国想利用FDI的流入来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管理和网络的目的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其实FDI并不是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反而挤出了本土技术创新，并加大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对资源利用的低效率。论文大全。因此，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在积极观察、应对国际环境带来的风险的同时，应认真审视国民经济内部是否合理地对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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