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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设定主要就居民消费与城镇化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居民消费为因变量,基本解释变量为城镇化与人口年龄结构。设立以下基本的计量模型。其中,i代表我国各个省份,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CONS代表居民消费,用居民消费率表示,其计算公式为居民消费支出/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URB代表城镇化,鉴于数据的准确性和易获取性,采用计算公式为城镇人口/各省总人口;CDR和ODR代表人口年龄结构,分别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β,χ,δ,代表待估计的参数。X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向量;由于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较多,参考已有的研究,选择主要控制变量如下:考虑到通货膨胀会改变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储蓄的决策,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代表通货膨胀水平;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差距过大必将对居民消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选取城乡收入差距(GAP)代表居民的收入差距;根据消费理论和现实基础,消费受到收入的影响,居民消费率不仅与收入增长率有关,还与当期的收入有关,鉴于数据的易获得性,文章采用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对数(lnRPGDP)代表居民的当期收入,用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RGDPI)代表居民收入增长率。ξi代表地区非观测效应,即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反映了一些无法观察的地区差异性变量的影响;ηt代表时间非观测效应,即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反映了不同年份政策对消费的影响;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措施。为此通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DUMMY)使模型更加接近现实情况,在2008年以前,DUMMY值为0,2008年以后,其值为1。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在计算城镇化水平时,由于统计口径的调整以及多个省区在2005年将人口调整为常住人口,为了数据的准确性,选取2005年—2012年作为样本期,截面为中国大陆30个省份(因数据不完整,没有纳入),并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①。居民消费率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化率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来自《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均以2005年为基期计算所得;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表1给出了各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虽然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其居民消费水平却低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水平。为此,将以散点图的形式来具体呈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图1中的散点图中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化水平存在一种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居民消费率随着城镇化的提高而降低;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居民消费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而提高。因此,尝试在计量模型中添加城镇化的二次项,探究城镇化是如何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关于少儿抚养比,东部地区最低,中部其次,西部地区最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为开放的生育观念;对于老年抚养比,三个地区基本保持相同水平。为了从大体上描述城镇化和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两者之间的散点图。从图2和图3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一种正相关系,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居民消费,少儿抚养比的降低会减少居民消费。而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的拟合曲线近似一条直线,其对居民消费的作用不明显。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水平相当,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要略高;关于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中西部地区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证明次发达地区经济更具有发展潜力;东中西部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对数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实际。
(三)估计方法由于居民在长期的消费实践中会形成消费习惯,前期的消费对当期消费会产生影响,居民消费存在棘轮效应,将上期居民消费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到模型中,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由于在动态面板中普遍存在自相关、异方差和个体效应。Arellano和Bover[15](1995)与Blundell和Bond[16](1998)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GMMforDynamicPanelData)一方面能够控制个体效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居民消费率和一些解释变量之间可能是同时决定的,动态面板GMM估计通过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可以有效控制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当不可观察的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或是遗漏了某些个影响因素时,GMM使用差分转换数据还可以克服遗漏变量问题。为此,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是合适的,而静态面板估计会使得结果产生偏误。差分GMM估计法可以通过对模型进行一阶差分来处理“动态面板偏差”(dynamicpanelbias)问题。但差分GMM估计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εi,t不存在自相关;以及内生解释变量具有弱外生性。由于差分GMM的缺点是无法估计个体效应ξi的系数以及可能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Blundell&Bond(1998)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广义矩估计,被称为“系统GMM”(SystemGMM)。系统GMM的优点是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其缺点是,必须要假定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与个体效应无关。一般情况下,系统GMM的估计方法要优于差分GMM的估计方法。系统GMM法又可分为一步法(one-stepsystemGMM)和两步法(two-stepsystemGMM)估计。相对于一步法,二步法估计不容易受到异方差的干扰。鉴于此,采取二步法进行估计。为了检验工具变量是否有效,借鉴Arellano和Bover(1995)和Blundell和Bond(1998)的研究,进行Sargan检验,其原假设是模型过度识别约束有效;另外还需要对随机误差项的一阶和二阶序列自相关进行检验,其原假设是随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使用模型(2)进行估计之前,按照大多数研究的做法,首先研究居民消费与城镇化以及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间的线性关系,其具体形式为。文章分别采取差分GMM方法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见表2。表2给出了全国水平动态面板的差分和系统GMM估计结果,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不加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差分GMM估计结果,模型(3)和模型(4)分别是不加和加入控制变量的系统GMM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模型(1)至模型(2)都通过了Sargan检验,说明模型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模型(1)和模型(2)的一阶差分的残差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不存在高阶序列相关,差分GMM估计结果不能拒绝模型中“随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差分GMM的估计量是一致的,模型(1)和模型(2)都是合适的。在系数GMM估计方面,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说明居民的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原因可能是中国自古崇尚节俭,这种消费习惯是导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不足而储蓄增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条件下,URB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以后,URB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在加入控制变量以后,模型得到了优化,所选取的控制变量是有效的。就人口年龄结构而言,在模型(1)和模型(2)中,CDR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就全国水平而言,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其原因可能是少儿没有参加工作,是家庭和社会净投入。在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OD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符号为负,说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阻碍居民消费的提高,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老年人到了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另一方面老年人崇尚节俭,开支较小。我国的少儿抚养比从1982年实施计划生育的54.6%一直下降到2012年的22.2%,而老年抚养比从1982年的8%上升到2012年的12.7%,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同时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力。此外,我们也发现2008年时间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表明金融危机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系统GMM方法能够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和遗漏变量问题,文章给出了系统GMM法的估计结果———模型(3)和模型(4),两个模型都通过了Sargan检验和扰动项无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在系数估计方面,与差分GMM估计法相比,不管是显著性水平还是符号,两者的差别不大,但是系统GMM法的Sargan检验值要明显高于差分GMM法,尤其是在加入控制变量以后,说明系统GMM的估计方法更有效率。鉴于此,文章在后文全部采用GMM估计法进行估计。综合上述分析,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呈正向关系,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呈负向关系。但是从散点图1中可以看出,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并不是正向关系,而是在起初阶段时呈现负向关系。鉴于此,文章采用模型(2)进行估计,即加入城镇化的二次项,分析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形式,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1)到模型(5)均是采用系统GMM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以后,模型全部通过了Sargan检验和随机扰动项无自相关检验。在所研究的变量中,除了ODR的显著性水平没有全部通过以外,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非常高。且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系数符号与前文分析一致。在模型(1)到模型(5)中可以看出,模型(5)的Sargan值最大,模型(5)估计结果更为准确。根据模型(1)~(5)计算出城镇化拐点分别为56.8%、56.23%、50.17%、51.47%和42.42%。由此可以得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并非简单的正向关系,而是存在正U型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在城镇化初期,住房支出占去居民大部分的收入,居民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消费率在城镇化前期一直是下降的。而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大部分居民住房问题得到解决,收入预期得到提高,居民会增加消费。这就不难解释近些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在城镇化初期,城镇化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双重负作用,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突破50%,已经接近拐点水平,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会提高居民的消费率。
在分析全国居民消费下降的原因的基础之上,尝试研究居民消费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为了探讨影响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文章分别从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模型的估计。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居民消费与城镇化分别进行关系散点图分析(散点图略),结果表明不存在明显U型关系。因此文章建立线性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由于系统GMM法要优于差分GMM的估计方法,因此东中西部地区均采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估计。由表4可知,所有模型均通过了Sargan检验,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一阶差分的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没有高阶序列相关,从而我们不能拒绝水平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在所有模型中,各地区居民消费率的滞后一期仍然显著影响着居民的当期消费。收入差距(GAP)没有出现在模型估计结果中,可能因为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不是简单线性关系,也可能不同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影响特征不同。这与刘厚莲(2013)实证结果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U型关系相一致。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对数(lnRPGDP)对居民消费影响也不确定,可能是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受受上期可支配收入影响,更有可能是各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地区GDP比例不尽相同,通过人均GDP测算一个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不准确。例如: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和能源消耗为主,投资主体主要是央企和大国企,这样的模式导致GDP确实很大,但老百姓从中取得的收入比重不会太高,这也就是外界通常所说的“只长骨头不长肉”;相反,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以轻工业为主,非公经济占比较高,GDP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关联度也比较高,也就是“藏富于民”。在东部地区,URB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其系数值为0.142,说明城镇化率为增加1%,居民消费率会随之增加0.142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为62.39%,已超过拐点水平,城镇化的继续发展会促进居民消费的提高,这与上文的分析相符合。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符号为正,说明在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起推动作用。老年人口抚养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其值为-0.3969,说明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居民消费率会随之下降0.3969个百点。人口年龄结构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与全国水平类似。就中西部而言,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5.43%和41%,均位于拐点的左端。在城镇化初期,居民首要问题的是住房问题。住房占去居民大部分的消费开支,从而缩减居民在其他方面消费的开支。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中部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作用效果与中部地区类似,而与东部地区相反。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随着中西部生活水平提升,随着城镇化推进,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关注自身健康,增加医疗保健开支,二是中西部老年人收入比东部地区低;两者导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提升居民消费比重。为了给出更加准确的解释,给出中西部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不同。在医疗保健方面,中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的消费支出占比都要高于东部地区,这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有关,医疗保障水平低会增加居民对医疗保健的投入。以上是基于东中西部地区分析城镇化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会推动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而在中西部地区,其作用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其阻碍作用。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在东中西部都起推动作用,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在东部地区起阻碍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1.生产总值构成变动分析。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是计算支出法生产总值的三要素,其中最终消费一直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最大。1978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为64.73亿元, 2007年为2702.40亿元;消费率1978年为66.62%,2007年为59.78%,说明最终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因此实证分析甘肃省居民消费变动及其对经济影响作用有一定实际意义。
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二、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消费结构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消费结构能够反应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肃农村居民从1993年到1999年将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费,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和温饱状态;从2000年开始消费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关数据变动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 (1)
(0.002)(8.237)(2.469)
R2=0.873 D.W.=1.212 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 (2)
(1.095)(40.793)(3.908)
R2=0.997 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劲松: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贡献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10
论文关键词:居民消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结构调整;结构升级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消费结构变化是引导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力量,消费结构升级为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产业结构升级为消费结构升级提供有力保证。产业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的变动方向,反过来,消费结构的变动将通过产业问的关联这一传导机制在产业间扩散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在适应居民消费结构逐次升级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实现了升级。当前,山西省居民消费结构正向以“住”、“行”为主要消费特征的阶段迈进,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契机,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对促进山西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山西省居民消费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
截至目前,山西省居民消费结构大致经历了三次升级换代,消费结构由层进式向渐进式不断拓展升级。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羁绊的解除,山西市场经济的潜在能量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得到释放,长期受供给制束缚的城镇居民消费能力也迅速扩张。以衣着为代表的纺织行业和以“三转一响”的“老四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为代表的轻工产品消费量迅速增长,在居民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消费结构变化也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动,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由1978年的18.2亿元、51.5亿元、18.3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42.3亿元、120.1亿元、56.7亿元,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由1978年的20.68%:58.52%:20.79%,改变为1985年的19.31%:58.84%:21.89%。这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标志着山西省居民生活进入温饱时期。
第二次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以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为主要代表的“新四件”成为集中的消费热点,并迅速普及。1981年我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0.6台、洗衣机6台、电冰箱0.2台、录音机13台,刚刚开始进入萌芽期;到1998年时,彩电拥有量107台,洗衣机增加到91台,电冰箱增加到76台,已基本达到饱和期。而带动这一变化的,则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从1978年到1985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从301.4元增长到595.3元,而到1999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4342.6元。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大大推动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变动,山西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已经由1990年的18.82%:48.92%:32.23%,改变为2000年的10.94%:50.34%:38.71%。第二次消费结构的升级标志着山西省城镇居民生活进一步提高,开始步入小康社会。
第三次是目前我们所经历的以“住”、“行”为主要消费特征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2000年的34.9%、48.6%下降到2005年的32.4%、44.2%。城镇居民用于吃、穿、用和其他商品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下降,用于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服务消费的比重上升,它们由2000年的10.93%、7.63%、8.45%、13.94%分别上升为2005年的11.48%、8.49%、9.53%、14.70%,其中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消费的迅速增加。这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居民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医疗保健支出增加较快,交通通讯和信息消费成为近年来城镇居民消费的亮点。同时,随着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传统的以吃穿住为主的温饱型消费倾向得以改变,呈现出生活消费多样化和向享受型变化的新趋势。农村居民用于吃、穿、住、用的消费支出比重下降,用于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比重上升,变化最为显著的是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消费的迅速增加。2005年农村居民交通通讯人均支出所占比重为8.54%,比2000年上升了4.29个百分点,文化教育娱乐人均支出所占比重为14.89%,比2000年上升了3.11个百分点。这表明山西农民在吃穿住用方面得到极大改善后生活消费增量主要投向了享受和发展方向。这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标志着山西居民生活开始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总体上看,山西居民家庭消费已经摆脱了追求温饱及生存消费阶段,消费结构在加速升级换代,由过去的满足基本生存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层次转化。
二、消费结构升级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机遇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居民消费一旦升级到以“住”与“行”为主要内容的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势能就是持久强大的,因为产业结构是由需求、以技术为主的供给和比较优势三方面因素所决定的,而消费需求决定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强制力量。目前山西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正在向纵深发展,这为山西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如果能够顺势利导,就能给山西省的经济带来长期的景气与繁荣。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以下机遇:
第一,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为优化产业结构带来机遇。随着山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需求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促成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这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初级阶段,食品、服装类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由此带动了轻、纺工业的较快发展;在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阶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庭耐用品开始进入居民家庭,这对电子、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现阶段即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时期,人们日益关注“住”与“行”,用在“住”与“行”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加,直接推动了建筑、汽车及其相关行业的迅猛发展,并且由于受产业链效应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消费范围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和消费资料的构成,而且还影响着全省的产业结构。
第二,热点消费品的产业链效应为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机遇。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以商品房和私家车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开始家庭化。住房、汽车等商品的产业链比较长,它们的消费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据统计资料测算,由于汽车产业链很长,辐射面广,能带动钢铁、机械、电子、橡胶、玻璃、化工、建筑、服务及其他56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住宅业的发展能带动建筑、建材、冶金等50多个物质生产部门20多个大类近200种产品的发展,另外,住宅行业每吸纳100个人就业,可以带动相关行业200个人就业。可见汽车、住房等热点消费品的拉动作用范围广、层次高,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启动并合理控制这些热点消费品的市场导向对山西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有裨益。
第三,教育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消费热点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智力支持。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文化、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持续上涨,并且消费的规模逐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这些产业利用自身创造的价值来提高自己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自己的地位,并且通过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创造间接价值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行业包含较高的智力和科技因素,因此它们的发展必将为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注入活力,提高山西省产业结构的科技含量,成为山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智力装配部”。
三、山西产业结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新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山西产业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山西产业结构分布情况:第一产业6.3%,第二产业56.3%,第三产业37.4%。山西第一产业比重低于全国6.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高于全国9.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国2.9个百分点。可见,山西省经济支柱产业仍为传统工业产业,产业结构具有典型的资源型、初级化特征,表现为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并高度依赖煤炭。煤炭、冶金、电力、炼焦和建材五大行业的增加值和利税占全省工业企业的70%以上。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产业结构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
第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山西现有的一万多个工业企业主要依靠煤矿生产,以至于在产业结构以至资源配置上,形成少见的单一格局。重工业的比重太大,而且效益又低。随着国内煤炭市场的滑坡,煤价下降,2003年一年仅煤价下降因素就使山西损失3O多亿。一旦煤矿经营出现危机或者因资源枯竭被迫关闭,就会导致山西经济的彻底瘫痪。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进而影响改革和发展的大局。
第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高新技术产业在山西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最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引进高新技术的环境还不够宽松,对投资商主动到山西来投资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其二,思想观念转变得还不够快,思路还没有拓宽;其三,对电视、电台、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的信息选择和利用还不够重视。
第三,人才缺乏。在人才技术方面,缺乏“人才培养一技术创新一技术改造一人才培养”的完整科研体系。人才是知识的载体,技术是发展的动力,要加速实现工业结构顺利转型必须依靠人才体系。根据经济需要培养创新人才,将人才价值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价值,将最终产生的经济价值用于人才培养,形成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的“人才一产业一人才”相互扶持道路。
第四,数据信息化产业落后。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数据信息方面,山西缺乏专业数据库资源共享化,这将导致重复数据信息测量,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政府在“企业一科研一院校”问扮演“联络员”而不是“指导员”的角色,更新行政人员成为加速发展的当务之急。
第五,环境污染严重。环保意识薄弱和环保法制观念缺乏是当前企业的严重问题。与严重污染相对应的是山西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工业企业技术装备落后,生产方式粗放。山西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以煤炭开采和加工利用为主的产业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原料型、粗放型,消耗资源多,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山西省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和烟尘排放均居全国第一,癌症和职业病发病率也高于我国其他地区。
四、对策及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山西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将严重削弱山西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潜力。因此,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是山西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第一,加快山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是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主要是调整优化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使农业现代化建设登上新台阶,商品化、专业化、产业化的程度明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第二产业的结构升级是要解决以采掘为主的初加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带来的低效益、高污染的问题。加快传统工业和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速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加快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步伐。积极发展生物工程及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是加快发展新兴第三产业,促进信息、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和法律、审计、会计、咨询等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
第二,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消费需求是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盘。山西要抓住人们消费需求发生变化、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机遇,按照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促进产业、产品的优化组合,扶植战略产业,增加短缺产品的产量,减少过剩产品的产量,确保产业结构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形成最优的产业结构,为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善创造条件。
第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科技投入是提高科技新工程发展速度的基本因素,科技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是直接决定区域经济能否快速健康发展。山西省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不足,而且从事“科技一经济”转化的专业技术人员偏少,这直接阻碍了本地区科技产业的发展,造成科研与产品的脱节,降低了实用性科研能力。
第四,注重培养人才。人才是科技研究活动中最活跃也是最有发掘潜力的因素,所以建立一支高素质科研队伍是产业调整的核心战略。应着力构建一个人才“评估一聘用一培训”体系,健全人才供求交流平台,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适当放开人事管理制度,大力奖励和表彰创新人才。
论文关键词: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前言
1.1研究背景
消费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但是近来,外部需求下降,过去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20%的出口部门面临严峻的收缩局面,实体经济运行规模出现萎缩。从数据来看,中国已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经济增速放缓。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为9%,低于市场预期的9.7%,主要体现在出口与房地产两架引擎同时放缓。
图12006年1月-2009年6月GDP走势图
为了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宏观政策将着力于扩大内需,而在扩大国内需求的构成中,扩大消费尤其重要。若想增加消费,保持国民经济稳定、持久的增长,就必须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特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1.2消费结构概念的界定
本文中的消费结构是指以货币表示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杂项开支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关系。
2消费结构影响因素
2.1社会保障水平(Thelevelofsocialsecurity,SS)
居民消费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不仅减少了即期消费支出,而且会抑制消费结构的升级,致使消费结构中应有的一些消费需求热点无法显现。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居民增加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从而适应不同层次人群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启动多元消费市场。本文以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测算。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2受教育水平——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比重(Generalhighereducationpopulation,GHEP)
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其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密切相关。在理论上,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消费观念越科学,消费结构的层次越高。本文用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作来衡量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3技术进步(Researchanddepartment,RD)
本文用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量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中国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作为影响消费结构的一个因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4利率(Rate,R)
本文选用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
2.5人口结构——抚养比率(DependencyRatio,DR)
一般来说,通过人口结构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大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当论及这一问题,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一个人口集团(或群体)在某一时点上的人口年龄分布状况、各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它可以表明人口发展类型和速度,反映劳动年龄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等。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将对消费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
本文将抚养比包括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即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作为重要的指标选入模型。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6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UrbanizationRate,UR)
城市化率是指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而言,城市率越高伴随的消费结构层次越高,本文将城市率作为衡量消费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3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分析
表1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比单位:%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食品
41.67
40.35
42.58
41.94
43.20
33.25
40.05
40.23
衣着
8.94
8.97
7.30
7.29
7.08
8.88
7.59
7.65
居住
10.46
10.18
12.68
12.26
11.43
17.25
12.67
14.95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90
5.96
5.47
5.44
5.38
5.97
5.48
5.17
医疗保健
7.24
7.85
7.49
7.96
8.22
7.71
11.40
9.09
交通通信
10.81
11.35
10.19
10.82
11.09
12.82
11.97
11.08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0.31
10.50
11.07
11.61
10.94
11.40
8.11
9.03
杂项商品与服务
4.66
4.83
3.21
2.66
2.67
2.72
2.73
2.79
资源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计算所得
图2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I图3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II(比重)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人均6668.13元,上升到2007年的26821.60元,消费水平已得到极大提高,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很低,亚洲开发银行(ADB)在近期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排在世界第128位。
从消费结构来说:
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2778.83元上升到2007年的10790.22,可见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已得到极大提高,食品消费比率由2000年41.67%下降到2007年的40.23%。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可见,中国居民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目标,这主要是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拉动的,但是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为2008年的37.3%,达到了国际衡量标准中的富裕阶段,间接反映出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
居住消费明显增加,由2000年人均596.41元上升到2007年的2051.99元,消费比率也由2000年10.46%上升到2007年的14.95%。住户条件不断改善,平均每人现有住房使用面积呈现增加趋势。但由于占绝大比率的低收入与其价格差距较大,短期内还不可能形成较强的购买力。消费正处在从一般水平向高档水平转变的孕育阶段。
衣着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20.95元上升到2007年的2972.35,其消费比重由2000年8.94%下降到2007年的7.65。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居民衣着消费比重将呈平稳下降趋势。但由于衣着消费的绝对量在增加,人们在衣着消费中更加追赶时髦,更注意质量和款式。这些均表明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在提高。
2007年人均家庭用品消费支出为4010.59元,约是2000年697.63元的5.7倍,其上升幅度是消费结构组成中最大的,这说明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已得到极大提高。但其消费比率却由2000年5.90%下降到2007年5.17%,这说明大部分家庭己经购买彩电、冰箱等耐用电器,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耐用家电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对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必将越来越快。
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消费增加迅速,分别由2000年7.24%,10.81%上升到2007年9.09%,11.08%。前者说明因为人口结构老龄化、人们的保健意识增强以及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使个人医疗负担适当增强。后者说明为方便生活,节省时间的现代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迅速进入居民家庭。
娱乐文教消费总量在不断提高,由2000年人均393.52元上升到2007年1386.08元,这说明中国居民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用于娱乐消费、旅游支出都有明显增长。随着工作强度的加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城镇居民越来越注重闲暇时的娱乐,诸如旅游、度假等已成为消费热点。并且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父母望子成龙,加大对子女培养教育的投入。还有就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自身学历的提高越来越重视。但从消费比率来看,文教娱乐的消费比重开始逐年下降,2006年仅为8.11%,这与国家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政策有关。
4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首先对影响消费结构的变量,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利率、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进行单位根检验;接着把这些变量与消费结构的变量包括食品、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衣着、交通通讯、杂项,放在一起进行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分析。
4.1单位根检验
表2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单位:%
年份
SS
GHEP
RD
R
DR
UR
2000
1.53
1.02
1.00
2.25
29.9
36
2001
1.81
1.12
1.07
3.06
30.0
38
2002
2.19
1.27
1.23
3.47
41.7
39
2003
1.96
1.51
1.13
2.52
40.5
41
2004
1.95
4.14
1.23
2.25
38.6
42
2005
2.02
4.53
1.34
2.25
40.1
43
2006
2.06
4.95
1.42
1.98
38.3
44
2007
2.18
5.45
1.49
1.98
37.4
45
注:SS是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GHEP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RD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量占GDP的比重;R是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DR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UR是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利用EViews3.1对上述6个变量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变量ADF检验
变量名称
ADF检验值
P值
(C,T,N)
临界值
1%
5%
10%
D(SS(-1),2)
-2.965013
0.0251
(0,0,0)
-3.0507
-1.9962
-1.6415
D(GHEP(-1))
-1.926497
0.0954
(0,0,0)
-2.9677
-1.989
-1.6382
D(RD(-1))
-2.127608
0.0709
(0,0,0)
-2.9677
-1.989
-1.6382
D(R(-1))
-2.940666
0.0217
(0,0,0)
-2.9677
-1.989
-1.6382
D(DR(-1))
-2.743578
0.0288
(0,0,0)
-2.9677
-1.989
-1.6382
D(UR(-1),2)
-8.660254
0.0001
(0,0,0)
-3.0507
-1.9962
-1.6415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Eviews3.1的检验结果表明GHEP、RD、R、DR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平稳的,而SS、UR是二阶平稳的,同时也说明这些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因此,不能对这些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本文采取因果检验与相关系数来进行实证分析。
4.2因果检验与相关系数分析
选择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杂项开支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作为中国消费结构的结构变量,分别记为Y1、Y2、Y3、Y4、Y5、Y6、Y7、Y8。
用Eviews3.1对其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7。
表4:结构变量ADF检验
变量名称
ADF检验值
P值
(C,T,N)
临界值
1%
5%
10%
D(Y1(-1))
-3.725314
0.0204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2(-1))
-3.116793
0.0356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3(-1))
-4.947263
0.0078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4(-1),2)
-3.598566
0.0368
(0,0,0)
-5.8034
-3.7441
-3.0339
D(Y5(-1))
-4.353490
0.0073
(0,0,0)
-3.1714
-2.0056
-1.6458
D(Y6(-1),2)
-3.603050
0.0367
(0,0,0)
-5.8034
-3.7441
-3.0339
D(Y7(-1))
-3.118931
0.0356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8(-1),2)
-6.285693
0.0081
(0,0,0)
-5.8034
-3.7441
-3.0339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结构变量Y1、Y2、Y3、Y5、Y7是一阶平稳的,Y4、Y6是二阶平稳的,同时说明这些结构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
4.2.1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表5: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Granger因果检验
变量
零假设
滞后期
F
P
结论
Y1
SS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2
0.01579
0.98457
接受
SS
Y1不是SS的格兰杰原因
2
67.1668
0.08596
拒绝
Y1
GHEP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4.53328
0.1003
拒绝
GHEP
Y1不是GHEP的格兰杰原因
1
0.03207
0.86658
接受
Y1
RD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0.54146
0.50265
接受
RD
Y1不是RD的格兰杰原因
1
0.42696
0.54914
接受
Y1
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1.49549
0.28849
拒绝
R
Y1不是R的格兰杰原因
1
0.17164
0.69991
接受
Y1
D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0.06458
0.81192
接受
DR
Y1不是DR的格兰杰原因
1
0.01062
0.92288
接受
Y1
U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2
0.92002
0.59339
接受
UR
Y1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
2
0.04539
0.95748
接受
从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9.97%,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1.15%,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1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6: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
Y1
-0.4118
0.272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1(总消费中食品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且起到负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中国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总收入水平随之提高,且消费观念更加科学化,在保证基本的物质消费条件下,更增加了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支出,从而在食品消费绝对量增长的同时其比重呈下降趋势。
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平均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其消费水平仅达到温饱,正处于向小康社会奔进的发展阶段,食品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现阶段食品消费结构与教育水平等变量的相关性还不是很显著。
4.2.2衣着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衣着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63.50%,抚养比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选择DR来进行实证分析。Y2与其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7:衣着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DR
Y2
-0.705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2(总消费中衣着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DR(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且起到负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都是消费大于当期收入的人群,缺乏收入作为消费的支持和后盾,该类人群所占比越大,人们的消费压力也越大,用于衣着这类可多消费可少消费的物品来说其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自然随之减少。另外,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对衣着品牌和款式的追求也不是十分强烈。
4.2.3居住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97%,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进步率即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总值的比重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91%,技术进步率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1%,城市化率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D、UR三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3与这三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8:居住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D
UR
Y3
0.6533
0.7244
0.6907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3(总消费中居住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D(技术进步率)、UR(城市化率),且都起到正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技术进步率越高,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伴随的收入越多,对住房这类高消费需求也越大。另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对住房的需求也十分强烈。
4.2.4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家庭设备与用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5%,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是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的格兰杰原因;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是家庭设备与用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2%,技术进步率是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SS、RD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4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9: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SS
RD
Y4
-0.6462
-0.5628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4(总消费中家庭设备与用品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SS(社会保障水平指数)、RD(技术进步率),且都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国家对居民的相关补助越多,像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购买家庭设备与用品可以减免13%的费用,由当地政府部门给予补偿等。另外,技术越进步,家庭设备与用品越先进,其耐用性越高,当人们已经购买了所需家庭设备用品后自然不会再轻易购买此类用品,因此,其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的作用有限,以上检验出的相关性不是十分显著。
4.2.5医疗保健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受到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是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8%,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医疗保健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3%,城市化率是医疗保健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U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5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0:医疗保健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UR
Y5
0.6515
0.663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5(总消费中医疗保健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UR(城市化率),且都起到正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注重对身体的健康保养,另外,城市化进程越快,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城市里较好的医疗保健水平,但其消费价格也较高。
4.2.6交通与通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交通与通讯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4%,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交通与通讯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3%,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6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1:交通与通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
Y6
0.5841
-0.5022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6(总消费中交通与通讯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前者起到正的作用,后者起到负的作用。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中国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更注重信息之间的交流与交通的便利,对交通与通讯的需求越强烈。另外,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越低,人们用于储蓄的资金越少,消费越旺盛,汽车、手机、电脑等交通与通讯设备已成为消费的热点,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利率越低在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支出越多。
但由于交通与通讯设备的使用期较长,已经购买了的消费者除非特别的爱好与追求不会再轻易购买同类产品,因此受各因素的影响有限,相关性不是十分显著。
4.2.7文教娱乐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2%,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进步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4%,技术进步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5%,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7%,城市化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D、R、UR四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7与这四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2:文教娱乐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D
R
UR
Y7
-0.5264
-0.5483
0.5009
-0.414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7(总消费中文教娱乐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D(技术进步率),且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与近几年国家实行的教学娱乐改革有关,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娱乐事业的发展,在教育娱乐方面的投入越高,居民个人在该方面的投入自然越少,因此,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和技术进步率对文教娱乐结构变量起负的作用。
虽然,现在的家庭更加重视文化培养和生活娱乐,对教育质量和生活乐趣的投入越来越大,但由于家庭人口数的减少,越来越多的是3口之家,文教娱乐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变化不大,且其也具有一定的消费刚性,受到各因素的影响有限,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
4.2.8杂项开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杂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57%,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杂项开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选择DR这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8与这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3:杂项开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DR
Y8
-0.904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8(总消费中杂项开支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DR(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且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越大,生活压力越大,将收入来源主要用在必需品上面,用于不十分紧迫的杂项上面的开支自然受到约束,其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自然越小。
4.3小结
社会保障指数、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城市化率,通过这些变量的单根检验以及与消费结构变量的因果检验及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显示(下面“+”表示影响因素对结构变量正的影响,“-”表示影响因素对结构变量负的影响):
(1)影响食品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
(2)影响衣着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3)影响居住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城市化率(+);
(4)影响家庭设备与用品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技术进步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5)影响医疗保健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城市化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6)影响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7)影响文教娱乐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8)影响杂项开支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5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消费结构变量及影响因素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因果关系及相关系数的检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各自的主要因素,针对上面分析的结果,给出以下建议:
1、对消费结构的调整要兼顾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
2、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普通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宽度
3、进一步实施计划生育,控制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进一步扩大
4、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5、降低利率,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6、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提高人们的生活档次
参考文献1 王芳.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典型相关分析.经济纵横,2007(2):106-107
2 张黎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因素分析及预测研究.现代商业,2007(24):230-231
3 晏民春,杨桂元.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3):72-76
4 易月辉,孙凤.地区差异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预测,2000(1):66-70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结构 2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3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点 3
第二章 文献综述 4
第一节 西方古典消费经济理论 4
第二节 西方当代消费经济理论发展 5
第三节 当代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理论研究成果 6
第三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 7
第一节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总体发展情况 7
第二节 用恩格尔定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9
第三节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10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引入 10
二、ELES模型的运用及相关数据的处理 11
三、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13
第四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比较分析 15
第一节 影响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 15
一、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 15
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 16
第二节 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情况差异分析 17
一、浙江城乡居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 17
二、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性 17
三、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行为有显著差异 18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19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9
第二节 政策建议 21
一、加强宏观调控,引导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行为 21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 21
三、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理顺供需关系,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 22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小居民消费的不确定因素,释放居民储蓄,促进消费增长 22
五、分层次引导居民消费行为 23
【参考文献】 25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意义
居民消费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偏好的综合体现。
众所周知,居民消费是拉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影响消费的内部因素。近几年来,国内消费需求一直疲软。据调查发现,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出现长期下降趋势,居民消费需求呈现明显不足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关系到城镇的发展,也关系到农村,甚至全社会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刺激消费,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良性循环,促进经济良性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由于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城镇较发达而农村比较落后,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别是一项反映城乡差别的重要指标,其集中体现为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方面的差异。过大的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不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建设小康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对于从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生活条件改善与生活质量提高的首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与此同时,消费的增长特别是边际消费逐年递减;“十一五”期间扩大消费需求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而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低下的问题将是当前一个时期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因此如何扩大居民消费、增强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目前各方面普迫关注的问题。
由以上几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研究消费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很多研究只是单方面的分析城镇居民或者农民的消费状况,并没有把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把城乡消费差异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的并不多见,对浙江省的城乡消费情况的比较研究就更是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结构
本文以微观层面的居民消费者为分析对象,运用Excel等软件,收集1978-2006浙江省的实际数据(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7》等),通过对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的初步统计分析,来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消费环境,再针对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分别建立回归模型,简单分析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最后,对分析数据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与意见。
文章的主要内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是基于一般理论基础上的实证性分析。因此,总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理论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具体的来说,将采用以下的方法:
1、 文献分析法:主要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来支持论文的研究,包括学校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的藏书和期刊、电子期刊的全文检索、英特网的搜索引擎、各大专业网站等等;
2、 数据处理法:运用统计学原理进行系统调查,确定统计对象,进行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分析,本文主要采取了比较恩格尔系数和建立ELES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方法对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 列表法与图示法:将整理好的数据列入表格,或作出相关图示,有助于直观、明了地进行分析处理;
4、 数理分析法:将整理好的数据与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以期得出结论;
5、 综合实证分析法:将数据理论结合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比较分析。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点
正如本文的选题意义中所述,研究消费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很多研究只是单方面的分析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单边的消费状况,并没有把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把城乡消费差异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的并不多见,对浙江省的城乡消费情况的比较研究就更是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而本文最大的不足就是题目摄取范围偏大,以我本科四年学习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水平较难在有限的篇幅内用精练的文字表述全部的研究结果。这也是我论文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做足而留下的遗憾。因此只得选取重点,即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方面下手,根据建立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做出结论分析和提出建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西方古典消费经济理论
威廉•配第(1623-1687)的消费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节制和不必要的 消费,以保证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他把消费区分为必要消费和不必要消费,他认为最不利于生产的是用于大吃大喝的消费,其次是用于购买衣料的消费。同时,他提出通过税收调节消费,主张通过征税的办法来控制资金的支出及用途,
亚当•斯密(1723-1790)也主张把资本积累放在首位,节制消费。他认为勤劳和节俭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必要条件,并区分了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以及它们不同的经济效果,主张以增加消费来促进国民财富增长,还首次提出了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消费,继承了配第节制消费,保证财富积累的思想。
大卫•李嘉图(1772-1823)主张的消费经济理论仍旧是强调资本及财富的积累,节制非生产性的消费。比斯密的消费思想更为深刻的是,他始终把工人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在生产与消费、政府税收与人民消费水平等关系上,更多地强调限制政府的非生产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分析了消费欲望、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的问题,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他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只要他有任何新的价值可以提供出来交换这些商品,那对社会是一种有效需求。
魁奈(1694-1774)是重农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建者。他的消费经济思想表现在:第一,特别重视消费对财富增长的影响作用。他认为消费是再生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二,抨击了法国重商主义的消费政策,提出了重农主义的消费政策。他认为有必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以便让他们消费更多的产品,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第三,提出了“纯产品”学说,主张必需品的供应要得到保证。
西斯蒙第(1773-1842)的消费观点主要有:第一,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消费决定积累、消费决定生产的基本观点。第二,提出了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理论。第三,强调政府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习惯的指导。他认为,政府应当指导人们消费,并采取措施发展消费品生产和便利消费品的销售,制定合理、公平的消费税制度,切实关心消费者的利益。
第二节 西方当代消费经济理论发展
凯恩斯(1883-194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每个消费者都是根据其现期绝对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来决定其消费支出和储蓄所占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支出固然也会增长,但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在不断减少。他的绝对收入理论是假定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只受当期绝对收入影响,不受其过去收入和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
杜森贝里(1918- )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中提出的相对收入从动态角度分析消费函数,是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一种修订和补充。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消费行为及收入与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杜森贝里从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两方面解释了长期消费函数与短期消费函数的矛盾。他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函数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使消费与收入偏离长期固定比例,但在长期过程中,人们的消费要受示范性和棘轮效应的影响,使收入与消费保持一个稳定关系。
弗里德曼(1912- )消费函数在假定消费者行为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认为在比较长的时间尽管收入在人的一生中是不稳定的,但消费却是平稳的并从持久收入、持久消费、暂时收入、暂时消费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收入消费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关系。
莫迪里安尼(1918-2003)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人消费或储蓄行为并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他总是试图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投资(即当前消费和计划消费)之间做最佳分配,从而获得最大效用。
罗伯特•E•霍尔(1978)在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引入了理性预期,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该假说认为,如果财富或永久性收入的估计和今后的消费都以理性预期为基础,那么,由消费或收入过去的变化反映出来的过时信息对现期的消费变化不应有任何影响。
戴维森等人(1978)提出的误差修正机制模型(ECM)。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区分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过程。它首先假定消费C与收入Y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C=KY,消费者将依据前期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对均衡比例K的偏离程度不断调整消费。因此, ECM 描述的是消费者利用控制变量C逼近或维持均衡比例K的过程。该模型的优点在于把解释消费变量的长期与短期作用分离出来,并特别把长期作用的动态均衡机制显示出来
利兰德(1968)在《储蓄和不确定性》一文中,首次分析了产生预防性储蓄达到必要条件。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利兰德认为在引入不确定性之后,消费者不再只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有另一个防范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作用,其边际效用函数不再为线性函数。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使得消费者选择当期少消费而多储蓄。
第三节 当代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理论研究成果
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指出必须在消费理论框架内研究收入分配和总消费的关系,并总结了不同消费理论对收入分配与消费行为的看法,认为收入分配确实会影响总消费,但该文并未用这些理论解释中国经济。
范建勇、朱国林和严燕(2002)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特征,把我国消费者按照不同收入水平分类,研究了他们不同的消费倾向,证明了我国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储蓄倾向偏高,中间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是消费需求的主力军,他们的研究完善了我国经济转型期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理论框架。
王玉华和孙凤(2001)利用1991-1998年的时间序列资料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得出不确定性对即期消费有负影响的结论,我国居民储蓄行为中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
施建淮、朱海婷(2004)利用1999-2003年35个大中城市居民储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然而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强烈,并且指出我国储蓄占有结构不平衡问题才是储蓄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叶海云(2000)从理论上证明伴随着消费变化而产生的流动性约束使我国居民不得不确立短期储蓄目标,其现期消费水平不是由现期流动性资产和收入水平而是由短期收入流和短期储蓄目标决定,因而现期消费低于最优水平,但是他并没有为此结论提供实证证明。
刘建 民、欧阳俊、秦宛顺(2003)通过相关性检验得出我国居民总体消费增长与流动性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显著正相关的结论,因此我国居民总体消费不存在流动性约束他们对不同收入组的城乡居民消费特征数据与借贷数据的分析也表明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特征与面临有效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行为特征不符合,从而得出我国居民消费决策并未面临有效流动性约束的结论。
第三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
第一节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总体发展情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浙江作为沿海开放省市中的佼佼者,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升高,居民消费支出也不断跃上新台阶,从表3-1可以清楚地看到1978年以来浙江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发展情况(除恩格尔系数外,单位均为元)。
表3-1 历年浙江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表(1978-2006年)
年份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人均消费性/
生活消费支出 食品支出 恩格尔系数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1978 332 165 301 157 — 93 — 59.1
1979 — 195 — 175 — 100 — 57.1
1980 488 219 428 192 — 109 — 56.8
1981 523 286 476 267 264 147 55.6 55.2
1982 530 346 471 302 270 170 57.3 56.3
1983 551 359 484 326 288 183 59.5 56.2
1984 669 446 795 369 407 202 51.3 54.6
1985 904 549 795 474 407 247 51.3 52.1
1986 1104 609 969 561 492 282 50.8 50.3
1987 1228 725 1100 659 570 320 51.8 48.6
1988 1589 902 1453 839 741 389 51.0 46.4
1989 1797 1011 1556 927 851 445 54.7 48.0
1990 1932 1099 1604 946 885 436 55.1 46.1
1991 2143 1211 1806 1027 992 518 55.0 50.5
1992 2619 1359 2154 1112 1111 548 51.6 49.2
1993 3626 1746 2856 1263 1417 633 49.4 50.2
1994 5066 2225 4079 1680 1945 800 47.4 47.6
1995 6221 2966 5263 2378 2489 1198 47.0 50.4
1996 6956 3463 5764 2702 2714 1367 46.9 50.6
1997 7359 3684 6170 2839 2723 1378 43.9 48.5
1998 7837 3815 6218 2891 2644 1362 42.5 47.1
1999 8428 3948 6522 2806 2629 1293 40.3 46.1
2000 9279 4254 7020 3231 2752 1406 39.2 43.5
2001 10465 4582 7952 3479 2888 1449 36.3 41.6
2002 11716 4940 8713 3693 3474 1508 37.9 40.8
2003 13180 5431 9713 4287 3558 1637 36.6 38.2
2004 14546 6096 10636 4659 3851 1839 36.2 39.5
2005 16294 6660 12254 5215 4140 2011 33.8 38.6
2006 18625 7335 13349 5762 4393 2141 32.9 37.2
本表格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7》
表3-1中几项专有名词解释如下:
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缴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所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是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商品支出和文化生活等非商品支出,不包括罚没、丢失款和缴纳的各种税款,也不包括个体劳动者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开支,是反映和研究农民家庭实际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若将表3-1中的数据制成曲线图,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1978年以来浙江省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一直稳步上升,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增幅更是逐年变大。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总是明显高于农村,且增长曲线斜率明显大于农村,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发展速度和程度大于农村。
图3-1 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支出曲线
第二节 用恩格尔定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是实现了的消费需求。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结构的研究将宏观经济中的消费理论与消费实际联系起来,为宏观消费问题提供了实证研究的角度、方法以及应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普遍认为,分析消费结构,对于了解消费者行为,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变动方向,研究社会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趋势,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消费结构的研究成果中,最重要且有广泛影响力的是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在研究英、法、德等国家不同阶层的家庭调查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定律: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低,其食品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反之比重则越小。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对于国家而言,越穷的国家,每个国民平均支出中购买食品的比例越大。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思格尔系数(%) = 食品支出总额 / 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 * 100%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世纪年代根据恩格尔系数确定了划分贫富的标准,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关系如下:
EC>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50<EC≤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
40<EC≤50,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
EC≤40,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浙江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分析我省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将表3-1中的1978年以来反映我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的恩格尔数据绘制成折线图(见图3-2)。
从图3-2中我们可以看出,按照联合国规定的标准,浙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81-1992年处于50到60之间,说明这一时期浙江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1993年以后浙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基本在40-50之间并逐年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达到小康水平,2003年以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开始小于40,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浙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50-60之间,除了七十年代末期接近60,之后逐年下降并于1990年达到46.1,从这个数据说明八十年代末浙江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先进入小康,但九十年代初期三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重新回到50以上,直到1997年这个数值才回落并在以后继续下降。
图3-2 浙江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折线图
总的看来,浙江省二十多年来恩格尔系数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9.1%,到2006年的37.2%,城 镇的恩格尔系数从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无论城镇农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进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一直比农村的要低,消费水平较农村居民高。
第三节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引入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是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弥补了LES模型理论逻辑上的不足,是近年来研究居民消费的重要工具。ELES需求支出函数为:
piqi = piγi + βi ( I – pjγj ) i,j = 1,2,……,n (1)
定义域:pi>0, 0≤βi<1, Σβi≤1
在(1)式中,pi 为商品i的价格,为商品i的实际需求量,γi为维持生活的基本需求量,I为消费者总收入,βi 为消费者对于商品i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模型的解释是:消费者对商品i的需求支出额为两部分之和,第一部分为该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第二部分是总收入减去所有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后剩余部分中用于商品i的部分,其边际消费倾向份额为βi 。
又有V = piqi,V为消费者进行各种消费的总支出,是由消费者购买行为内生地确定。可以将(1)式写成计量模型形式:
Vi = piqi = (piγi – βi pjγj ) + βiI + ui = bi + βiI + ui (2)
其中ui为随即误差项,利用常用的最小二乘法可求出(2)式中的参数bi和βi的估计值。然后利用bi和βi的估计值可以求得商品i的基本需求支出piγi;
pjγj = bi + βi bi /(1 - βi) (3)
同时可以求出商品i的需求收入弹性ηi为:
ηi = (ӘVi / ӘI)* (I / Vi) = βi (I / Vi) (4)
二、ELES模型的运用及相关数据的处理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居民消费性支出分为8大类:食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医疗保健类、交通和通讯类、娱乐教育文化类、居住类、杂项商品和服务类。以下部分的计算将运用ELES模型,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对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进行分析。
1、按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不同年份的居民各类消费支出就可以构成时间序列数据。利用1996-2007年浙江统计年鉴资料,可以综合整理得到时间序列数据,再利用EXCEL软件的“数据分析”功能,得出ELES模型中(2)式的参数bi和βi的估计值(见表3-2)。参数估计值下面括号中的数据为该参数的T检验值,R2为判定系数(R2<1, T、R2值越大,表明该线性越显著,通常T>2即可,表3-3同表3-2)。
表3-2 ELFS参数估计表(时间序列数据)
支出项目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380.566
(11.75) 0.166
(16.25) 0.964 529.253
(7.64) 0.214
(15.27) 0.959
衣着 79.460
(0.82) 0.065
(7.70) 0.856 -5.398
(-0.21) 0.046
(8.79) 0.885
家庭用品设备、服务 731.237
(8.43) -0.007
(-0.95) 0.082 37.648
(2.04) 0.031
(8.45) 0.877
医疗保健 -87.925
(-1.39) 0.058
(10.57) 0.918 -156.642
(-9.29) 0.083
(24.38) 0.983
交通和
通讯 -1017.920
(-7.24) 0.180
(14.78) 0.956 -355.451
(-8.81) 0.142
(17.33) 0.968
娱乐、教育文化 -304.778
(-3.96) 0.132
(19.71) 0.975 -246.865
(-6.81) 0.139
(18.89) 0.973
居住 -20.429
(-0.59) 0.068
(22.93) 0.981 12.892
(0.261) 0.132
(13.23) 0.946
杂项商品和服务 191.804
(3.94) 0.013
(2.99) 0.472 58.563
(3.23) 0.008
(2.27) 0.339
合计
消费支出 991.517
(5.41) 0.671
(39.14) 0.994 -125.951
(-1.14) 0.795
(35.48) 0.992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1996-2007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3-2中可以看出,各支出项目参数估计值中,不考虑杂项商品和服务项目后,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项目对应参数βi的估计值T过低,不能通过检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衣着项目对应参数bi偏低,R2也相对其他项目的判定系数偏低,而其余各项对应参数βi的估计值都能通过检验,并且判定系数R2都很高,线性显著。
2、按横截面数据分析
在对居民消费商品和劳务的种类进行分类的同时,为研究居民消费能力的层次性,还可按家庭的年收入不同进行等级分组,由低到高依次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同一年份不同等级收入户的消费各类支出就可以构成截面数据。
利用2007年浙江统计年鉴资料,综合整理不同层次收入户各项消费支出得到2006年城乡居民消费的截面数据,同样利用EXCEL软件可以得到ELES模型中(2)式的参数bi和βi的估计值(见表3-3)。
表3-3 ELES参数估计表(横截面数据)
支出项目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046.579
(13.20) 0.149
(16.71) 0.989 2483.836
(8.91) 0.105
(8.19) 0.931
衣着 94.269
(5.77) 0.036
(19.83) 0.992 135.467
(1.62) 0.067
(18.44) 0.986
家庭用品设备、服务 45.068
(3.51) 0.031
(21.61) 0.994 -66.943
(-2.77) 0.038
(35.73) 0.996
医疗保健 218.547
(8.94) 0.032
(11.69) 0.979 343.019
(2.96) 0.027
(5.35) 0.851
交通和
通讯 32.798
(0.72) 0.082
(16.06) 0.989 -1312.030
(-3.04) 0.214
(11.34) 0.963
娱乐、教育文化 195.298
(4.09) 0.072
(13.36) 0.983 332.046
(7.23) 0.088
(44.06) 0.997
居住 -85.127
(-1.48) 0.109
(16.78) 0.989 238.624
(4.19) 0.055
(22.143) 0.990
杂项商品和服务 22.035
(1.28) 0.014
(7.19) 0.328 -85.207
(-5.68) 0.0288
(43.95) 0.997
合计
消费支出 2068.815
(18.35) 0.618
(125.42) 0.9997 1555.963
(30.45) 0.573
(99.67) 0.9997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7》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3-3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支出项目参数估计值中,除去杂项商品和服务项目外的其他所有项目对应参数βi估计值都能通过检验,并且判定系数R2都很高。
三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由表3-2和表3-3可知,2006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61.8%,1995-2006年的边际消费倾向为67.1%;2006年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57.3%,1995-2006年边际消费倾向为79.5%。2006年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比长期边际消费倾向都有所下降,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则下降了超过20个百分点。这个数据一方面验证了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大于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的结论,另一方面也说明浙江省城乡居民由于受到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社会制度改革和收入预期的影响,他们通过减少消费支出、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对比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还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于农村居民,但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特别是2006年这一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却比农村居民高。这种现象值得引起关注,说明近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已经大幅上升,而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更不确定,不得不放弃更大比例的现期消费支出,以更高的储蓄率来应对未来可能增加的支出。因此,稳定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进一步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对促进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比各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看出: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重点主要集中在食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几个方面,其边际消费倾向都较高;而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浙江省城乡居民食品支出边际消费倾向很高,特别是在时间序列数据中农村居民食品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21.4%,虽然2006年城乡居民食品边际消费倾向有所减少,分别为 14.9%和 10.5%,但这还是表明目前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食品支出还是消费支出最为重要的构成之一,且作为沿海经济开放较为高度的浙江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落后于城市,而是已经开始赶超城镇居民。
城乡居民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两项支出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特别是2006年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占据了首位(21.4%),这说明经济发展强化了农村居民的时间和信息观念,特别是像发展民营、私营企业的乡镇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也说明教育制度改革对城乡居民支出的影响不容忽视,它们反映了城乡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教育的重视,对消费结构的改善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项目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这说明城乡居民对家庭高档耐用消费品及家庭劳务、医疗保健服务等较高档次的消费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浙江省城乡居民居住项目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有较大的差别: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方面,城镇居民较农村居民低,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住房体制改革前,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分房和相关住房保障,虽然1998年我国进行住房体制改革,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一段时间内城镇居民仍然不用为住房担心,其边际消费倾向并不高;而本世纪以来,由于不再享受单位分房等相关福利,买房成为城镇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日益飙升的房价也使城镇居民身上的负担加重,消费支出大幅增长。相比较而言,浙江省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增长很快,其住房需求却比城镇居民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因此2006年数据表明,浙江省城乡居民在居住项目上的短期消费边际倾向为城镇(10.9%)高于农村(5.5%)。因此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消除各种影响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因素日益重要。
第四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政治、经济七存在着多重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局面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差别是这种二元结构的产物。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居民的生活也从贫穷经过温饱逐渐走向小康和富裕,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较抽象的“消费者”的不同具体形态主体,其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具有相当多和相当大程度的共性。但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依然存在,造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差别影响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只有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屠民的消费行为分开研究,才能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
第一节 影响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
消费行为的过程既是消费者的思维、心理过程,也是不断采取行动、产生方案、解决问题的过程。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包括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等各个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因素,新古典经济理论将这些方面的因素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在行为因素。
一、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
关于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主要体现为五方面:
1.消费选择自由
消费选择自由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和劳务时基本上不受限量、配额和短缺的约束。消费者在不同商品和劳务之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消费品和劳务的主观偏好,以及其收入水平,即预算约束大小。
2.价格充分弹性
价格弹性是指当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数量或支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敏感程度。如果价格下降,消费者对其消费数量增加;相反,消费数量减小。这种增加和减小的幅度受商品和劳务价格弹性的影响,如果价格弹性较大,则购买数量的变化幅度就较大,相反幅度较小。
3.预算约束
预算约束是指消费者购买消费品受到其实际收入的限制。
4.没有流动性约束
流动性约束可以一般地定义为某些个人没有能力用未来收入作担保而获得贷款。流动性约束大小,反映消费者能够用未来收入实现现时消费的可行程度大小,或者是其消费在不同时期的转换能力大小。不能借入而又缺乏金融财富存量的家庭就是流动性受约束的家庭,因为他们所能做的最大消费就是当期所挣得的收入。如果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程度越高,消费在不同时期的转换能力就越差,反之则说明消费在各时期的转化能力越大,即可以用未来收入实现现时消费可行性程度越高。
5.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指消费者在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外部环境存在的一些风险性或不可预期性。包括收入不确定性和将来各种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很大,是消费者选择消费与储蓄 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要求并培植了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增强了消费者预期的困难,居民在消费安排上更加理性和谨慎,预防性储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加快。
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
关于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主要体现为四方面:
1、理性主体
即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认为的 “经济人”,特点即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消费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满足——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利润——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报酬。同时,“经纪人”的经济行为都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不存在经验的或随机的决策,因此又被称为理性人。
2、追求效用最大化
依据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设,消费者行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假定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消费过程中,理性主体——消费者是通过对消费品的合理组合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实现效用最大化。
3、规避风险
消费者规避风险与外部环境设定的不确定性相关,由于存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作为理性主体的消费者存在着规避风险行为,即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或进行劳务消费中力求风险最小。
4、时间偏好
由于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消费的时间选择上,即对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选择上,消费者较看重现在消费,这就是时间偏好设定的基本点。
第二节 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情况差异分析
在考察不同的历史时期居民消费行为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
一、浙江城乡居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所处的外部环境差异明显,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导致居民消费行为不同。
改革开放以前,居民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先生产后消费的观念和政策中进行消费的。其消费行为是被束缚的,是近视的;其预算约束是一期的。所以决定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现期收入,近似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假说。
改革开放后,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城乡消费市场逐渐放开,城乡居民消费选择性增强。几十年的消费欲望被释放后,居民消费热情快速升温,产生了炫耀和攀比思想,同时,预算约束和流动约束有所放松,为居民实现跨期消费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浙江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更近似于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假说。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经济体制改革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冲击很大。一方面,居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预算约束和流动约束大为减小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所增加的各种预期消费支出大大提高,于是居民不得不为将来巨额的预期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跨期消费时间拉长,甚至是一生或隔代消费,其消费行为更符合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假说。
二、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性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较抽象的“消费者”的不同具体形态主体,其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具有相当多和相当大程度的共性。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多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差别具体表现在:
1.消费品分配方式的差异性
城镇居民享受低价供给,福利分配的消费品和各种补贴,农村居民自给性消费占有较大比重。
2.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同
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受工农产品比价变动的影响,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显著,改革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逐渐缩小,这一变化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3.消费者单位经济功能上的差异
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仅仅是消费活动的基本单位,而改革后,农村居民家庭一方面是消费活动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又是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农村居民消费者的双重经济功能使其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掺杂在一起,并使其消费者行为增加了一个特定的外部环境设定,即生产经营投入和收入风险的约束。
4.福利制度不同
城镇居民享受包括保证就业和退休、福利性住房、各种补贴、公费医疗和劳保在内的各种福利制度,而农村居民手身份约束,不能享受这些待遇,福利制度的不同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明显的。
5.消费环境和消费观念的不同
城乡分割的历史形成农村居民在消费环境和消费观念上远远落后于城镇,拉开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
三、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行为有显著差异
由于城乡居民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不同变化,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表明,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差异具体表现为:
1.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和收入取得方式具有明显差异
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农民收入迅速提高。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使城镇居民工资增加,补贴增加,其收入也提高了。从城乡对比来看,自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城乡居民这间的收入差距不仅得以保留,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时,城乡居民在收入的取得方式上有明显差异,浙江城镇居民收入以货币形式为主,而农村居民收入有一定的比例实物收入。
2.浙江城乡居民资产存量形式和流动性约束存在一定差别
城镇居民资产存量中,金融资产所占比重稳定上升,流动性增强相对而言,农村消费者实物资产比重较大,资产的流动性较差。城镇居民跨期消费的路径比农村居民要拉长和平坦些。
3.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差异明显
这一差异首先表现在自给性和商品性消费支出构成的差异,城镇居民实际收入的主要部分是以货币形式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其消费支出的货币化程度相应较高。而农村居民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产品特点,决定了农村居民的实物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自给性消费在其消费支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农村居民生活的货币性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生活的商品化、货币化消费程度提高,自给性消费在其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由于受农村产品特点和消费习惯的影响,自给性消费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次,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构成有显著差异。城镇居民是单纯的消费活动主体,其支出以消费性支出为主,而农村居民消费者具有生 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为一体的双重身份。由于农村经济采取的形式,农村居民的收入——支出结构中生产性支出占有突出位置。农村居民的个人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上期的纯收入水平和商品市场的供给与价格,还取决于生产的需要。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观念与消费习惯的差别,表现在购买行为与消费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差异。
1、恩格尔系数
总的看来,浙江省二十多年来恩格尔系数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1%,到2006年的37.2%,城镇的恩格尔系数从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无论城镇农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进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一直比农村的要低,消费水平较农村居民高。更进一步分析:
(1)在外用餐因素。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加快,同时洋快餐、中餐店遍布大街小巷,为了得到较多的休闲时间,上班族在外用餐比例提高,据一份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城镇居民在外用餐率每年平均以近20%的速度增长,而农村居民在外用餐率增长速度很慢。
(2)购买加工食品增加。加工食品(尤其是深加工食品)的价值是原料食品的两倍至十几倍,而且近几年城市的超市快速发展也为居民购买食品(尤其是加工食品)提供了方便,所以城镇居民购买加工食品成倍增长,这也是增加食品性支出的原因之一;而农村居民除农忙外,平时空余时间较多,因而通常更多的是购买低值的原料食品,自行加工食用,特别是在近几年现金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下,食品性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2、购买行为
尽管城乡居民存在许多消费热点,但是其购买具体产品的热点及其购买的时间都存在某些差异。
(1)出现的消费热点不同。目前城镇居民出现旅游热,浙江农村居民却表现得很冷清。据调查,浙江城镇居民目前有外出旅游者的家庭达86.9%,未来五年计划外出旅游的高达96%,计划跨省旅游的为73%,计划出国旅游的为33%,旅游消费逐渐升温;而农村居民对“未来五年内最大的支出项目”用于旅游的只有1.47%。
(2)出现购买热的时间不同。从市场产品普及率分析,浙江城镇居民出现家电(四大件)购买热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出现饱和期,而农村居民出现这些产品购买热是90年代中期,饱和期则是90年代末,产生购买热的时间差城乡为十年,产生饱和期的时间差为五年。
3、影响因素
影响城乡居民购买行为因素很多,但从影响其购买行为的因素差异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消费意识的超前性与滞后性。影响城乡居民购买行为的差异,除了收入水平的差异因素之外,还与居民的消费意识有直接关系,城镇居民由于沟通信息比较方便,所以容易受现代消费价值观的影响,消费意识容易超前;农村居民则相反,容易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消费意识较滞后。因此,通常要以城市消费行为来影响与带动农村的消费行为。
(2)品牌与价格的关注程度不同。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费意识的差异,城乡居民对品牌与价格的关注程度不同。城镇与农村居民在购买动机方面,虽然都把产品“性能”放在首位,但是对品牌与价格的关注程度就不同了,前者对“品牌”关注度居第二位,而“价格”居第三位,后者则恰好相反,“价格”居第二位,“品牌”则居五个因素中的第四位。
(3)影响购买行为信息来源不同。据小天鹅集团一份调查表明,城镇居民选择与购买产品的信息来源首先是广告(包括传统媒体广告与网络媒体广告),其次是亲戚朋友介绍。调查显示,农村居民购买家电的信息来源首先是“看外观与性能”(占48.27%),其次是亲戚朋友介绍与推荐(占36.67%),其三是广告(占14.67%)。这也充分体现农村居民“眼见为实”的消费习惯。
另外,城乡居民购买行为还受消费价值取向、消费环境、消费政策、销售渠道等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有关企业在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方面都应认真地研究并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第二节 政策建议
一、加强宏观调控,引导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行为
当然其前提必须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给居民消费提供宽松和健康的外部环境。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了居民消费状况。改革开放引起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实质性变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消费行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国家富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给人民带来的最直接的利益。
除了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保证外,引导居民健康消费也很重要。随着居民需求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居民新的消费热点己形成。居民消费行为在经历了“填饱肚子”—“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消费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到“住”和“行”高层次消费上。商品化住宅,高档服装和居室文化商品的消费日益多样,同时,交通通讯,文化教育消费支出增加较快。中国未来的消费热点会集中在住房、文化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家用电器的升级换代和家庭轿车等方面。为此,为了引导浙江居民消费行为,相关政府和机构应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中,为热点消费品的生产开发和消费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满足有经济支付能力消费者高水平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
在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政府要通过加大投资,扩大就业机会,解决目前较突出的下岗、失业问题,改善企业体制,放开国有企业工资,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家和企业员工的激励机制等措施在较大范围提高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于城镇居民除了职工工资的稳定增长外,还要鼓励各类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和利用,允许人们取得各种合法收入,保护私有财产。
与此同时,还需采取措施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尽可能地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特别是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再降低。从边际倾向递减的规律可见,高收入户居民收入的提高带来的消费要远低于低收入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制约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增长的障碍。因为,无论是消费结构的转换还是消费梯度的形成,不能仅仅依靠少数富裕阶层,要提高整体的消费倾向,使占人口大多数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可以通过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征税,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同时加大扶贫力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缩小收入差距,启动消费。
三、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理顺供需关系,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
浙江省目前出现的消费需求不旺盛、消费结构层次相对处于较低阶段,原因不仅仅是居民支付能力不够,供需脱节、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浙江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完成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过渡,并向富裕型迈进,消费结构也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化,对消费品的需求己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同时,城镇还有少数贫困居民,农村大部分居民消费还处于“生存型”和“数量扩张型”阶段。城镇居民新的消费热点将集中在住房、汽车、通讯旅游和文化娱乐等方面,而农村居民新的消费热点主要在于耐用消费品和子女教育。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应稳定发展第一产业、重点调整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另外,在产品结构调整中,既要大力开发高科技含量的“高、精、尖”产品,也不能忽视物美价廉、经济实用产品的生产开发,多层次产品结构是适应不同居民消费层次的客观要求。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小居民消费的不确定因素,释放居民储蓄,促进消费增长
研究发现,上世纪年代末期,浙江城乡居民消费增长趋缓,有效需求不足表现突出,其重要原因是社会福利制度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造成居民工作不稳定,如下岗失业使人们降低未来收入的预期,另一方面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触及到消费者的福利待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程度的提高。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居民的风险预期,居民消费变得谨慎,这就促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消费倾向。因此要加快改革步伐,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只有尽快使教育、医疗、养老、劳保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明晰化,让居民切实了解到未来的各项支出多大成分由自己负担,多大成分由国家和集体负担,才能增加居民对未来各项支出的理性预期,从而保证其在储蓄与消费中理性地作出选择。相反,如果各项改革措施迟迟不能到位,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必然会导致居民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以应付未来风险,从而对解决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针对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保障资金来源不足等缺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建立多种形式、多种资金筹措渠道、法定报销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在医疗保险,人身保险,失业救济等方面增加扶持力度,让居民解除后顾之忧,对自己未来的消费支出有稳定的预期,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促进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五、分层次引导居民消费行为
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状况的差异,决定了要分收入层次促进消费,这将比针对总体的消费促进手段更为有效。
1、从城市居民看,应分三个层次促进消费:
(1)高层次消费——引导大额消费
对于这一层次的消费群体而言,因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比较小,收入增加或者是市场价格下降对其消费都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尽量促进他们在旅游、文化以及大件物品上的消费,关键是丰富其消费内容、提升消费品位、引导其消费方向。比如开发适合这一群体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项目,减少对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的行政性干预,同时积极改善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最终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2)中等收入消费——促进即期消费
主要以稳定收入增加和改变其心理预期为主。其一是要给他们以收入将会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其二是要尽快出台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改革的明确方案,让老百姓对未来的支出状况更加明朗,从而改善心理预期,从而增加当期消费。第三是改变居民对于我国价格走势的不正确认识。虽然我国已经开始进入买方市场,但并不意味着价格水平一直下降。而且在加入WTO后也不是所有商品和服务都会大幅降价,像高级轿车和金融服务等有降价可能的商品是当前我国中等收入水平的消费者还消费不着的。国家应给与消费者正确的引导,让居民充分认识到价格上升的可能性和变化趋势并合理安排即期消费。
当前,一方面要防止居民对未来消费升级换代进行大量的储蓄而不利于目前的消费启动,同时也要防止未来升级换代过于集中。当前应当细分消费群体的消费层次,维持消费升级的渐进性,使消费升级成为一个分层次、有步骤的稳定过程。对于中等偏上收入者可以以消费信贷等方式引导一部分中高收入者首先购房买车,对于中等收入者可以增加其文化娱乐消费,对于中等偏下收入者可以增加其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与换代。
(3)低收入消费——刺激日常消费
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将对促进整体消费带来较大效用。政府可以考虑以税收和补贴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增加对低收入水平居民的补贴,如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增加对失业(下岗)工人的补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等。
2、从农村居民看,主要从两方面启动消费:
(1)对于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
他们的消费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并且正受到各种障碍的制约。这些农民并不缺钱,但是在消费上缺乏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比如进城买房受到限制,子女进城上学受到一定的歧视;再加上农村市场消费环境的恶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消费,使得很多富裕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其收入状况不相一致。对于这部分消费者,主要是对其消费进行科学的引导并且切实改善其消费环境。
(2)对于大部分农民
收入水平低是制约其消费的主要原因。所以要增加这部分农民的消费,增加收入是关键。在当前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其他产业吸收第一产业的 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在农副业之外的收入有比较大的增长。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和保障农民进城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促进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重新振兴乡镇企业,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加快小城镇建设等,通过这些措施来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从而使居民的各种需求转变为现实的消费以带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黎清,李梅.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5):82-84.
[2] 奚艳,吴忠培.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差异的分析——以广东省数据为例[J].经济论坛.2008,(4):26-29.
[3] 杨钰画.山西城乡居民消费行为比较[J].研究与探讨.2006,(11):19-21.
[4] 姚金海.基于ELES的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比较分析[J].商业研究.2006,(25):65-67.
[5] Christophe Courbage. Precautionary saving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risks[J]. Economic Theory (2007) 32:417–424.
. Econometrica 70, No.1 (2004.12):47-91.
[7] 吴东晟.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问题研究[C].西南农业大学.2004:25-35,51-53
[8] 孙凤.消费行为数量研究:以中国城镇居民为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 余约成.浙江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研究[C].浙江大学.2006
[10] 施晓虹.关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问题的研究[J].统计研究.2007,(4):5-12.
[11] 徐浩然,王子龙,许箫迪.居民消费倾向与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统计与决策. 2006,(2):18-22.
[12] 庞智强.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行为比较分析[J].统计研究.2005,(17):47-50.
[13] 汪红驹,张慧莲.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4,(6):43-45.
[14] 王邦宜,孙高向.农村、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差异与消费政策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4):8-12.
[15] 沈晓栋,赵卫亚.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J].经济科学.2005,(1):23-26.
[16] 才淦.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C].吉林大学.2007
[17] 来雅萍,曹荣庆.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研究[J].浙江统计.2006,(2):7-9.
[18] 周侃.浙江省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新西部.2008,(2):73,92.
[19] 蔡瑞琪.中国城乡消费差异的实证分析[J].金融学苑.2006,(1):49,55-59.
[20] 陈莞桢.福建城乡居民消费行为之比较[J].闽江学院学报.2006,(27-3):10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