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1篇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万平方公里，人口2.46亿人，广西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二、广西参与次区域商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贸合作，这也是参与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商贸合作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表现为劳动产品产换，包括有形的产品交换和无形的产品(服务)交换。广西除与之交换工业品、生产要素之外，也交换农产品、生活资料和服务。通过商贸交换，以满足各国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是以国际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商贸，例如，缅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与广西的机电产品交换，以支持相互商贸发展，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繁荣富裕。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处在发展之中，都需要开展商贸，发展经济，走共同振兴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一样重要。”这就是说相互开展商业贸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过相互开展商贸，可以推动各国经济加快发展，共同振兴。

此外，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邻相接，生产发展基础相似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相同，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有1020公里边界，可以方便开展商贸或转口贸易。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口为广西人口的5倍，国土面积为广西的10倍，资源丰富，市场十分广阔，前景看好，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经济互补互动，有着发展商贸的可能性。广西与缅、老、泰、柬、越五国在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产品上，因此有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开展商贸。中越关系正常化前也通过香港进行商贸。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与它们的直接商贸将会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础条件。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除与越南可以陆水路相通以外，可通过越南—云南铁路、公路，或通过湄公河与之相通。广西公路到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廊开也只需要几小时或一天的时间，到湄公河诸国自由通行。飞机到各国也方便。交通条件可以便利发展商贸。sp;

三、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的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和旅游等9大重点领域。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重点在交通、农业、人力资源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广西在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时要明确重点领域。

(一)商贸方面

除了供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需要的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外，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生活资料初级产品，以适应各国市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较好地取得比较效益，对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国需要的亚热带农产品、加工品和互补性农产品基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海产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围绕市场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教和商贸结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较好和数量比较足的适销货源，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民需要的工业品货源基地。在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区和投资区划出适合湄公河国家需要的工业品货源生产基地，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供应其需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招商交易市场。除利用每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厂商签订现货、期货供应合同，以及到各国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招商市场”，常年或不定期开展商品商贸。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为基地，发展港口和物流经济。特别是要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分别发展现代物流中心，开展物流服务。建立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专业跨国物流企业，以发展成为以物流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或与东盟(含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资办好跨国物流公司，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搞好公路、铁路与港口升级建设，以增强和加快通过能力和服务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迅速周转，实现货畅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发展“会”、“节”经济，以“会”、“节”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发展。“会”和“节”对参展商、供应商、组织商、经销商、批发商、采购商、物流商和广告商等开展业务活动，搞活商贸交易，都有好处。通过节会形式进行会展，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民俗节会进行商贸交易，可以搜集许多竞争者和消费者信息。定期不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特色展销会、博览会、文化节等会节，塑造具有特色的会节，可以有效地招徕各界人士，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发展，促进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的发展。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JAFTA);区域经济合作

随着CAFTA与JAFTA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其发展态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在此基础上,将CAFTA和JAFTA联系起来,就其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比较分析

1.贸易地位不同。长期以来,日本与东盟在贸易、投资、产业合作、金融与文化等领域建立了多层次的关系,而中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才着手与东盟建立关系。日本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而对中国来说双方都不是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1993年以来东盟与日本、中国、欧盟、美国之间的总体贸易情况。1993年,日本、美国和欧盟是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各自的贸易额约为当时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7～9倍。而从2004年开始,东盟与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东盟前两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和日本,其贸易额增长并不明显,十年期间仅增长了30%～50%左右,而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额在同一期间增长了近6倍。

东盟和日本的贸易起伏波动很大:双方的贸易额从1995年开始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下降幅度最大,虽然1999年后有所恢复和增长,但是从2000年后又开始下滑。2003年开始进入缓慢的恢复调整时期。据此可以看出,由于受本国经济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东盟的贸易地位相对下降。

而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发展平稳,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1993—2000年贸易额平稳增长,只是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时有所下降,但是跌幅很小,并不影响总体发展趋势。1999年后发展势头明显,贸易额在三年内翻了一番。据统计,15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

东亚内部一直存在着区域经济合作“主导国”之争,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带领和协调东亚各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国家。近100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经济主体;1985年以来,东亚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为技术和资本领先国家的雁行模式垂直一体化劳动分工,各国对日本经济依赖程度相当高。然而,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持续的衰退不振已经大大削弱了技术和资本领先水平,其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水平也大幅度下降,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而中国经济则处于蓬勃上升时期,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正迅速提升。

2.优势及合作模式不同。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及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以2005年的情况为例,这一年泰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61.7亿美元,上一年的贸易顺差为57.4亿美元,中泰贸易对泰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个百分点以上[1];新加坡对中国贸易顺差增加14.25亿美元,中新贸易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6个百分点[2]。日本则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拥有绝对优势。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东盟FDI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据统计,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FDI为25.38亿美元,位居东盟吸收外来投资来源地的第三位[3]。东盟还是日本政府发展援助(ODA)的最大受益者。在最近十年中,对东盟的ODA占日本双边ODA的30%左右。

从合作模式上分析,CAFTA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南南水平型区域合作模式,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相互之间更具竞争性。以中国和东盟的制造业为例,资源禀赋、气候、饮食习惯以及风俗文化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使得双方在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产品的重叠性导致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雷同和区内出口的激烈竞争。例如,中国与泰国在橡胶轮胎、帽子及头饰、玩具、鞋履、水泥及装配式建筑材料出口方面,中国和印尼在茶、薪柴及木炭、香料、非结块煤、完全或主要用纺织原料制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皮革或合成皮革制品、鞍具及马具、无酒精饮料、首饰出口方面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各类服装、鞋、帽、家具及其零件、木制成品等中国和东盟主要成员国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除了新加坡之外,各国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4]。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迅速,国际直接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甚至有人开始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业结构的相似性并没有改变,在层次上也没有拉开差距。其次,中国经济以及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同时,工资水平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在减弱。第三,经过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东盟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未来的竞争力优势不容忽视[5]。

而对于JAFTA来说,日本是发达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JAFTA属于南北垂直型合作组织。因此,日本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日本拥有先进技术和成熟的制造业,以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为例,出口最多的前二十种商品几乎都是机械设备、金属和化工制品等知识、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超过60%[4]。而技术相对处于劣势的东盟,对日出口的产品,如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木制品等,大多属于劳动密集或原料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小,产品附加值低;即使是占东盟制成品出口主要部分的机械设备,也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等国对东盟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密切相关。1985—1989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最多的是机械制造业,同期东盟机械设备的出口占全部产业出口额的比重由8.5%增加至22.5%,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9.4%上升到51.8%。从分工格局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盟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或材料密集型产品与日本的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形成部门间的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除了原有部门间垂直分工的格局得以延续之外,东盟和日本之间的分工又深化到部门内部[6]。

3.面临的问题与障碍不同。对于中国而言,CAFTA发展的障碍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因素两方面。

从外部因素来讲,一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立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密切的关注。美国官方认为,该贸易区的成立将作用于东亚地区次经济领域内部的合作,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确立。日本政府担忧该贸易区会削减日本企业对东盟的出口竞争力,丢失日本跨国公司在东南亚传统的贸易、投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经济的日益强盛,至今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着担忧。

从CAFTA内部来看,由于东盟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上仍与中国有相似的一面,所以在出口、吸引外资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竞争。随着中国逐步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国的贸易扩张将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增进其竞争力,甚至会对东盟的出口产生某种替代影响[7]。

对于日本来说,JAFTA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开放国内市场问题。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二、对CAFTA发展的前景展望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强中国和东盟经济的互补性和竞争力。为避免因双方相似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竞争,中国与东盟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调整内部的产业结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避免同中国竞争,东南亚各国相继把产业政策的重点从引进外资转为振兴国内产业。例如,马来西亚政府不再把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作为发展核心,而是把以国内企业投资为基础的内需作为发展的核心,并以中等企业法人减税政策作为鼓励。泰国则把重点放在汽车、旅游、农业、食品和纺织品等行业。中国也有必要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结构,以进一步实现产品多样化和差别化,减少或避免与东盟的竞争,确定一些与东盟无竞争而市场机会多、容易进行新产品开发的产业及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对此,双方可以在现代生物医药、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战略产业进行联合,以提高竞争力[8]。

2.谨慎平衡中、日、东盟的关系,把东盟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以东盟为核心、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东亚特色合作模式已经形成,东盟不允许中日任何一方动摇其既得的领导权。中日虽然不甘心屈于东盟的领导之下,但是更不愿意在东亚的发言权上落后于对方。在目前中国、日本和东盟三方博弈中,谁先打破现有的三角平衡关系,谁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孤立局面。

3.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向前发展。在同一区域内,如果出现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组织,则已经存在的较低级的一体化协议就会自动消失。目前,东亚的区域合作还处在以东盟为轴心的“10+1”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阶段,如果能推动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交叉、叠合,进而统一,最终走向包含东亚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那么中国、日本以及东盟将融合在同一个市场中,从而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8]。

参考文献:

[1]泰国贸易投资管理体制[EB/OL]./spbg/show.php?id=4776,2009-01-13.

[2]2004—2007年新加坡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统计[EB/OL].news.cier.edu.tw/tmail/upload/file/0821-2.doc,2009-01-13.

[3]ASEANStatisticalPocketbook2006[EB/OL]./19188.htm,2009-01-13.

[4]王兰芬,林琳.中国与东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析[J].当代财经,2004,(12):87.

[5]杨先明,袁帆.中国与东盟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比较及启示[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43.

[6]乔林生.日本与东盟贸易关系的发展及其问题[J].日本问题研究,2005,(3):10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3篇

一、FTAs的基本目的及其与WTO之间的关系

FTA的最初表现和基础模式是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有时，FTA和RTA也表示基于相应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或准自由贸易区。世界RTAs和FTAs的基本目的都是推动不同关税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众所周知，WTO的基本使命也是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关税税率降减，WTO促使关税税率降减的方式表现有二：

一是在某一历史时刻，WTO既定成员间形成新协议。协议会要求所有成员的某些具体贸易品关税税率一同变小或者趋向于零。在实际操作上，税率降减的幅度、时间、产品类别等要求只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之间表现出某些程度不大的差别。

二是接纳某一关税主体成为WTO的新成员。此前，这位关税主体要与原WTO成员之间就加入条件，主要是关税税率削减的步骤和程度进行协商。如果最后由WTO老成员投票决定同意加入，则经过这一过程，这一关税主体与原有老关税主体之间的贸易关税税率会得到降低，最终也是趋向于零。

就以上第一个谈判过程而言，现在的WTO已有147个成员，要让这147个谈判主体达成一致或准一致的协议交易成本比较高(根据WTO章程，关税削减协议要求全体一致；其他协议有的只可最低降至2／3同意)。WTO多边框架在协议形成上面临“人多嘴杂”的麻烦。1999年西雅图回合谈判没有达成共同协议，2003年9月14日WTO墨西哥坎昆谈判的失败都是这种困难的表现。就第二个谈判过程而言，目前大约还有26个关税主体在申请加入WTO。WTO接纳新成员的历史表明，特别是当一个关税主体经济地位重要并且还与某些重要老成员之间有着复杂的经济、政治战略利益瓜葛时，入世谈判会显得旷日持久，比如我国入世进程就显得相对较长。

既为了绕开WTO多边协议的困难，同时也是为了另外开辟途径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逐渐从实践中探索出了FTAs。FTA是由若干个关税主体相互结合，在世界局部，面向全部或大部分相互贸易的商品，规划和实施关税削减以及贸易便利化。由于谈判成员数比WTO成员数目少得多，谈判进入更加自愿，因此谈判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签署的RTAs和FTAs的数目不断攀升。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进入实施阶段的RTAs(如果按下文概念方式，应该说是FTAs)数目不过27项，但在1990—1994年、1995—1999年、2000—2002年这三个时期，全世界进入实施的RTAs数目分别为29、60和30个。截至2002年12月，总共有259项RTAs在GATT／WTO登记备案，其中有176项已处于实施阶段。

就促进贸易自由化来说，FTAs与WTO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是相互“竞争”和替代的关系。WTO成员达成协议的困难促使人们更积极地从事FTAs的工作；而一旦FTAs的形成使相关成员的贸易促进目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那么他们利用WTO框架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意愿强度和精力投入都会受到削弱。反之，人们也不会立意通过FTA来解决那些能很容易在WTO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FTAs兴起会促使与WTO相关的各方行为主体更加积极地利用WTO解决FTAs解决不了的问题，如知识产权、技术标准、非关税贸易壁垒等问题。而且FTAs促成的世界贸易自由化新水平也可能为WTO工作的开展提供新起点。这样，FTAs与WTO之间最终会形成共存、共促关系。

二、FTAs及相关经济工作兴起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进程的影响与意义

首先，FTAs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通过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过推动新FTAs产生，最终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税是国际贸易进行中发生的一种特殊交易成本。RTAs和FTAs会使这种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并使它在不长的时间内趋向于零。RTAs和FTAs还使贸易者与所选择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物理距离拉近，由此节约了运输费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FTAs能够大幅促进内部成员之间的贸易。这种促进作用在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上都得到了体现。

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1968年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一直是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意大利六国。1959年1月，欧洲经济共同体首次实现降低内部关税。1968年7月，共同体内部关税完全取消。在1958—1968年期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间的内部贸易额增至原来的四倍，年均增长17%，大大高于当时各成员国的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率。以法国为例，这一时期全部国际贸易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在9%左右，全部资本主义体系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大致也处于这一水平。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形成历时较短。NAFTA于1994年初启动第一轮关税削减。有关研究表明，1994年前9个月与1993年同期相比，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增长率大约是与非NAFTA国际贸易增长率的2倍。1980年，北美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中区域内部出口占34%，1996和2002年分别上升至49%和56%。

当然，成员间贸易可能会对成员与非成员间贸易发生替代效应并在短期内使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有减少的倾向，人们一般称这种影响为贸易转移或贸易替代。然而，全球贸易总成本毕竟得到降低，由此全球贸易量整体上有望增加。不仅如此，这种贸易替代效应会促使贸易受替代关税主体也积极地与贸易伙伴尽快达成FTAs，由此促使世界贸易总成本进一步降低。而且，如果受替代者应对积极，替代效应影响并不大。有关人士曾经针对NAFTA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EU对美国的出口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影响很小，受到较大影响的产品种类非常少。

其次，FTAs促进了国际投资，并且起到了优化世界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效果。

RTAs和FTAs对国际投资的促进和对产业组织的优化作用也是明显的：(1)影响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无关税市场规模的大小。与无FTA时由多个关税区组成的市场格局相对比，FTA会使自由市场规模大为扩充，这无疑会促进某一FTA非成员国跨国公司对FTA成员的投资。(2)FTA使得区域内企业在区域内的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投向的地理选择决策再也不会受关税因素拖累。FTA实施时，区域内企业会重新从成本最低化的目标出发，考虑通过再投资对劳动力、物质资本、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进行再选择。由此，FTA实施会促使区域内FDI有所增长。(3)FTA形成后，取消关税保护促使企业在产品市场、要素资源方面重新布局，提升了企业素质，改善了产业组织形态。

以上促进作用在EU和NAFTA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

欧共体(EC，EU前身)。1981—1987年间，欧共体各国FDI流入占世界FDI流入量的比率一直稳定在28%左右，但在1993年初形成统一市场的预期下，1987、1988、1989、1990、1991各年欧共体各国FDI流入占世界总流入量的比率分别为28%、36%、41%、49%和50%，呈持续、大幅增长态势。1993年及以后，欧盟所占比例下降，1996年后维持在27%左右。1987-1991年间，欧共体FDI流入比率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跨国公司，特别是欧洲内部的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新的大市场预期，它们要按照大市场要求进行产业组织优化，FDI实现的主要方式是企业并购，而欧共体FDI的流入量主要来源于欧共体内部。

当然，由于欧共体原有成员国(1986年前欧共体有10个成员国)之间很早就实现了零关税贸易，1993年初，欧共体主要是在共同要素市场建设上取得成就。因此，1981—1987年间，外部对欧共体和欧共体内部的FDI加速上升相当程度也是因为资本、劳动力流动自由、便利化的作用，而并不完全是FTA影响。但是，FTA作用不可忽视：(1)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于1986年新近加入EC并逐步与EC原成员国实施FTA的。(2)1990年两德统一也扩充了欧共体FTA的范围。(3)当时欧洲各国都知道，欧共体还会逐渐吸纳原来EFTA的成员加入，事实上原EFTA成员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后来也确实于1996年加入了EU，在当时，这至少意味着EC的FTA成员规模将会得到扩充，这种预期还特别导致瑞典等原EFTA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在1985-1991年问在EC各国掀起并购，其目的是要趁早在EC大市场内部建立企业发展基地。同时，EU各国也在积极开展对原EFTA各国的投资。在1985—1989年间，当时进出EFTA各国的FDI总流进／出量中有51%是来自／去往EU各国。(4)在1993年以前，EC就已经在和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展接纳谈判，由此，国际社会当时出现了一种对欧洲经济区(EEA)的预期，而欧洲经济区首先是一种比EC范围更大的FTA区域。

北关自由贸易区。美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NAFTA对其FDI流入量的影响难以分离和辨识；我们可从1994年前后流入墨西哥的FDI数量变化上一窥端隅。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和其他非NAFTA经济体系相比，墨西哥人均FDI流入、FDI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前后均有大幅上升，其中美国作为FDI来源地的份额有所上升，但来自NAFTA以外经济体系的FDI增长程度也非常可观。从NAFTA形成后对区域内FDI流向和数量的影响上看，最明显地表现在美国棉纺产业大规模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墨西哥，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一体化进程再度得以深化这两个方面。

第三，FTAs是实现全世界产品贸易自由化、产品市场一体化、生产过程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实际上，尽管FTAs推动世界产品贸易完全自由化的路径形态难以精确预料，但我们可以判断出一个大致的过程。目前，全球大型RTAs已经初步确立，即EU(欧洲圈)、ASEAN+3(亚洲圈)、AFTA(美洲圈)三足鼎立的架构，而这三个顶点之间也已初步建立“RTA+RTA”的联络机制或合作设想。

——就亚洲圈与欧洲圈的联系而言，目前ASEAN与EU已经提议谈判建立自贸协议。

——就亚洲圈与美洲圈而言，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推动亚美自贸区的良好架构机制。

——至于欧洲圈与美洲圈的联系，早在1998年3月，欧盟委员会就向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新跨大西洋市场计划》，该计划提出最终形成囊括欧美两洲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

可以预见，世界几大自由贸易“山头”也被自由贸易“桥梁”连通起来后，世界自由贸易的最终实现也就为时不远了。世界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全球产品市场完全一体化。正如EU、NAFTA的经历所表明的，产品市场一体化还会促进跨国公司按照新市场格局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区域生产过程一体化。

第四，FTAs能够推动成员间经济合作关系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深化，由此可能对区域共同货币、世界共同货币的产生，对世界各国经济利益共同性的强化，乃至对世界政治以和平方式实现一体化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从EU发展进程中看到这样一种过程路径：部分产品贸易自由化一全部产品贸易自由化与共同产品市场一关税同盟一资本、劳动力流动自由化和共同要素市场一共同货币一对成员国外交政策进行必要协调。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国际社会还是普遍认为欧盟最终会向政治深入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从主体意愿上看，欧盟一体化的深入反映出欧洲各国，其中主要是德法两大国对战争和敌对所带来的痛苦的反省。反过来看，一旦行为主体基于这种反省态度转而产生通过新合作框架开展互利互惠活动的动机，他们一步步进入如上合作步骤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每一步的迈出都有未来利益作为动机基础。对所有成员而言，这既是一个合作博弈局面的形成，也是一个帕累托改善实现的过程。

如上所述，当今世界的FTAs方兴未艾；对照欧盟发展历程，如此众多的FTAs也有将世界各大区域引向更深入经济合作关系的趋势。如果当今国际社会也普遍具有通过经济合作而不是战争过程来谋取利益的共识，那为什么不能由此推论，FTAs以及以FTA为基础的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兴起最终不仅会导致全球贸易完全自由化和促成世界共同产品市场，而且还将进一步促使世界共同要素市场、共同货币形成，乃至再对世界统一政治架构的产生和完善产生积极影响呢?反思这两年FTAs在全球兴起，至少表明国际社会实际上正开始“启动”这种共识。

目前，全球各RTAs和FTAs的短期目标还是在世界局部推动形成共同产品市场，这是世界近200个关税主体之间在产品交易上的复杂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和表达。综上分析，在这种多局部“产品市场单圈”格局的基础上，正启动发生着以下3种运动进程：

第一种，局部“产品市场单圈”之间的边界在消解和扩张。

第二种，在这些局部“产品市场单圈”基础上形成局部“要素市场单圈、货币单圈、政治单圈”。

第三种，局部“要素市场单圈、货币单圈、政治单圈”之间的边界消解和扩张。

其中，第三种进程只是“态势微露”，因为我们除了看到EU货币联盟通过吸纳新成员扩张外，还没有看到两个货币联盟合并的提议。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当前格局基础上将整个世界融汇形成一圈产品市场、一圈要素市场、一圈共同货币、一圈政治架构，这一过程会花费多长时间，将取决于全球所有关税主体之间在所有产品交易、要素交换、货币选择、政治互动等过程上面种类更多、联系更复杂的彼此消长和相互关联，取决于各种当事主体对这种消长和关联的感受和反应。

因此，我们既从FTAs兴起中看到世界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曙光，也感受到它的艰难，并体会到它形成的可能路径的多样性和难以预见性。

三、中国应对FTAs兴起的战略与对策

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启动RTAs和FTAs的动作相对较迟。在对FTAs发展趋势和重要意义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要重视FTAs的有关工作。应该将FTAs当作一项新的外经战略来规划、开展和实施。

首先，积极通过有关合作架构，与周边国家缔结RTAs。从我国利益出发，促进我国所在的RTAs和FTAs通过与其他FTAs合并或通过增加成员而得到扩张。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开展的工作包括：(1)促进ASEAN+3尽快达成协议。(2)促进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的“中亚自由贸易区”尽快达成协议。(3)在适当时机，推动ASEAN+3、中亚自由贸易区、南亚自由贸易区合并谈判，或通过其他途径，促使“亚洲自由贸易区”早日成形，注意在亚洲自由贸易区中发挥我国应有的影响力。(4)积极关注亚洲与欧洲之间、亚洲与美洲之间大型FTAs协议动态，发挥我国影响力。按照对我国有利、时机恰当的原则，积极促成“亚欧自由贸易关系”、“亚美自由贸易关系”的形成。(5)在亚欧、亚美两大世界自由贸易协议尚未形成之前，积极促成亚欧、亚美有关关税主体之间的局部自由贸易框架，推进亚欧、亚美相互联络。

其次，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多项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相结合，积极开展与有关FTAs和关税主体缔结“单对多”、“单对单”的FTAs。

就与其他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结合而言，我国应注意的事项包括：(1)与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相结合。我国目前还未和任何中东、非洲等关税主体缔结FTA，若世界FTAs继续蓬勃发展，我国和这些区域的外贸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这些地区中挑选某些对我国外贸地位重要或具有一定国际经济地位的关税主体，如中东的以色列、非洲的南非等，进行FTAs提议和商谈。(2)与国际资源战略角度相结合。我国有必要选择某些石油、特殊金属矿生产地关税主体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自由化谈判。(3)与引进来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相结合。我国要置身于更大规模的无关税市场，以提升引资区位优势。我国产业有必要置身于一个更大的“无边界”市场，以实现素质提升和组织优势。因此，在承受能力得到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选择恰当时机，尽早与EU、NAF-TA或美洲自贸区等大型RTAs以单对多的方式缔结FTAs。实际上，这多项工作的实际意义、事前规划、具体操作和我国加入WTO不无类似之处。

第三，从我国利益出发，基于我国经济实力，积极引导我国所在的RTAs和FTAs的合作方式向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政治合作的方向转变。

欧元的诞生便利了欧盟各国的货物交易和要素流动，同时也开始显现出与美元分庭抗礼的趋势。亚洲各国如果不以FTAs为起点逐渐在共同货币这一点上组成同盟，它们将面临诸多挑战，如相互之间产品与要素交易成本高昂；继续使用美元或欧元作为相互交易的国际货币，也就意味着还要向美国、欧洲“缴纳”铸币税；亚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势必还会经常面临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因此，在亚洲地区实现共同市场和货币同盟应成为我们的工作目标。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亚洲各关税主体的政治分歧、情况差异、独立意识、领土矛盾比欧洲各国大得多，将FTAs向货币同盟推进面临的阻力也更大，要解决的问题更棘手。

第四，密切监控全球FTAs推动世界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货币种类一体化的动态，关注这些一体化对我国经济运行，对世界各方政治态度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研究对策，主动应对。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4篇

【关键词】凉山州 周边市州 区域经济合作 整合发展 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加强多区域合作，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特别是对广大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具有更加紧迫的现实意义。加强与周边市州的合作，形成多区域、全方位开放合作的区域经济格局，是凉山州多区域合作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凉山州与周边市州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发展的基础

凉山州地处川滇两省结合部，内接四川甘孜州、雅安市、乐山市、宜宾市、攀枝花市，外联云南昭通市、楚雄州、丽江市、迪庆州。整个区域共有十个市州，辖98个县市区，地理位置正好处于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江流域之间。三江区域面积36.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541万人，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2642亿元。

独特的区位整体优势。三江区域地处川、滇、贵、藏四省区结合部，承接成都、昆明两大都市经济圈，同时融汇川南、川西北、滇东、滇西北等次经济圈，联通攀西和六盘水两大资源开发区，在整个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凉山地处三江区域的腹心，也是成昆两大经济中心的腹地，处于四川“突出向南”战略的前沿地带。随着西攀高速公路的开通，凉山州已经接通了直达昆明的高速公路，并对接昆曼高速公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离凉山州已经并不遥远。

突出的资源和产业优势。三江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独特而丰厚的资源禀赋，区域内绝大多数支柱产业都建立在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

第一，水能资源和水电产业。区域内十市州水能理论蕴藏量高达19977万千瓦，占全国的30%，川滇两省的80%。按照国家规划，三江干流水能开发完成后，三江区域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水电基地。凉山水能资源位居各市州首位，占区域30.1%。目前，各地均将水电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优先发展，凉山、雅安等市州还把水电产业作为“第一产业”全力打造，产业竞争性突出，但协作空间也十分广阔。

第二，矿产资源和矿冶产业。三江区域环抱“攀西裂谷成矿带”，是国家“攀西――六盘水资源综合开发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攀西地区。区域内已建立起以攀钢集团为龙头，西昌新钢业集团、乐山德胜集团等企业组成的黑色金属冶炼产业集群；以康西铜业、其亚铝业等企业为核心的有色金属冶炼产业集群。

第三，农业资源和绿色食品产业。三江区域农、林、牧业生产条件十分优越，是川滇两省的粮食、经济作物、畜产品基地。凉山是区域中重要的农业大州，拥有四川第二大粮仓――安宁河平原，是区域最大的优质烤烟、蚕茧、水果及优质畜产品、林产品生产基地。2010年，凉山有50多个大类、200多个品种获得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11个蔬菜品种获得国家绿色食品A级认证；43个畜禽产品获得“三品一标”认证。

第四，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三江区域是大香格里拉、攀西、川南三大旅游圈的交汇点，是西部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旅游业成为区域的重要支柱产业。凉山的旅游资源与周边区域正好形成较强的独特性和互补性，以优势互补为基础，加强旅游协作，构建区域旅游协作圈，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是提升凉山旅游产业竞争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总之，三江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资源、产业优势，有着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发展速度快、发展前景宽广的共性，也有互补性和竞争性同时具备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

凉山州与周边市州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发展现状

自2008年开始，凉山州加快了与周边市州的区域经济合作，三江经济协作区域建设已经开始破局。2008年7月，凉山州和云南昆明市、昭通市签订协议，以旅游业为突破口，逐步扩展合作领域。2009年6月，《成都――凉山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在西昌签署，实现了四川经济最发达地区和资源最富集地区的联手。这是凉山州签署的首个政府区域间合作协议，为凉山州搭建起了一个更为高端、稳定的发展平台。由此，凉山州加速了与周边市州的区域经济合作。2009年8月，攀枝花市和凉山州在西昌签订《区域协作协议》，携手把四川省五大经济区之一的攀西经济区打造成为四川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此外，凉山州与周边市州通过“成都区域合作城市”平台进行间接合作，如2009年11月，成都、绵阳、德阳、乐山和凉山州共同主办冬季旅游产品会。与此同时，凉山州与周边市州有关区域合作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

虽然凉山州与周边市州区域经济合作取得突破，但从三江区域整体来看，区域经济合作才刚刚开始，经济整合度也很低。实际上，区域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仍较突出，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具体表现在：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交通“瓶颈”制约严重、缺乏中心城市支撑、贫困面大和贫困度深、市场发育水平和健全程度普遍不高、区域协商与协作机制尚不完善等。

凉山州与周边市州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发展对策与措施

三江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已经引起区域各市州乃至全国各地的重视，凉山州只有牢牢把握机遇，创新合作机制，加强区域合作与整合发展，才能抢占发展先机，谋求更大发展。

树立区域整合和区域经营理念。区域经济整合发展是指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依托区域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科技发展基础与特色，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与合理组合，形成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在区域整合发展中，互补与互惠是前提，分工与协作是基础，开放与创新是关键，市场机制与行政协调是动力。凉山州和周边市州领导者与管理者要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思想，树立“打破藩篱，加速融合；放大产业版图，做大区域经营”的经营理念，把三江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去认真规划、经营与管理。

实现跨区域的资源与产业整合。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跨区域的产业重组和改造，是凉山州与周边市州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三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出路。具体而言，一、统一规划跨界中小流域开发，协调上下游资源合理分配，实现水能资源的高效利用、可持续发展。二、以建设攀钢西昌500万吨钒钛钢基地、两会铜镍锌冶炼、冕宁稀土材料等项目为重点，促进跨区域强强联合，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的产业集群，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产业竞争力。三、通过各地旅游规划的相互衔接，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实现互补融合，共同打造西部旅游胜地的品牌形象。四、凉山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严重不足，与资源优势不相匹配。例如，凉山烤烟产量比楚雄和昭通多40%和98%，但卷烟产量不到两地的四分之一。凉山州可以通过区域合作，促进烟草行业重组整合，引进技术和设备，加快优质卷烟生产技术改造。五、建立协作长效机制，推动区域生态建设与保护。在保护为重原则下，统一规划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生态凉山”建设提供一个更大、更好的外部空间。

加快区域交通与通信一体化进程。三江区域落后的交通与通信状况，在区域市场统一、信息沟通和交易成本节约等方面，已经成为瓶颈制约因素。凉山州要加快构建凉山“三纵一横加航空水运”骨干交通网络，成为区域重要的交通枢纽。区域内各市州应该加强交通、通信以及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的配套协作，促进跨区域设施的共建共享，统筹城乡布局，形成网络化的空间结构，不断提升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

加快建设攀西城市群。目前三江区域城市经济薄弱，城市规模不足，还没有产生一个可以带动较大区域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不能很好发挥。四川省将重点打造成都平原、川南、攀西、川东北四大城市群，凉山是攀西城市群的一个重要主体。凉山州要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强与攀枝花市的城市合作，增强西昌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把西昌建成川滇结合部的现代化中心城市。

建立区域性权威管理机构。区域各市州间签订框架协议是区域合作的规范形式。随着各市州间协议签订的增加，建立区域性权威管理机构就成为提高区域协同效率的必要条件。凉山州要积极作为，充当先行者和倡议者。（作者单位：西昌学院）

注释

①陈栋生：《区域协调发展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5篇

一、东北亚区域内各国投资合作现状

（一）我国是日本在东北亚区域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且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韩国。首先，从投资规模上看，自1995年形成高峰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趋势呈不平稳上升势态，在对华投资国中位列前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2006年3月5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为65.2977亿美元，占日本海外投资的14.4%，创历史最高记录。2006年减少到45.9806亿美元，几乎减少了30%，这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据日方统计，目前日本对中国投资又已经进入第三次，截至2007年10月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万个，实际到位金额607.8亿美元，日本是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二大来源。

1962～1988年期间，外国对韩直接投资总计为41.5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0.8%，为21.12亿美元，居第1位。日本贸易振兴会白皮书（2001年和2002年）资料表明，2000年度日本向韩国直接投资额为8.13亿美元，至2002年，日本对韩投资额达14.03亿美元，占韩国引进外资额的15.4%。

日本对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据相关资料显示，日本对俄罗斯的投资数量相对较少，规模小，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例。日本企业由于朝鲜债务积压问题以及两国尚未建交等原因对向朝鲜投资持消极态度；对蒙古的投资主要面向中、长期的基础设施、能源电力等领域，这为日蒙经济合作程度的加深和为蒙古有效地进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经济条件。

（二）韩国对东北亚区域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从1992年中韩建交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较快，投资项目金额和层次逐步提高，投资区域也逐渐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受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合同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都有较大幅度下降。从2001年开始，中韩两国企业的经济合作又获得新发展，2001年韩国对华投资额为19.7亿美元，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2年以后，投资进一步加快，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为27.21亿美元，居外国对华投资第5位；2003年增至44.5亿美元，上升到第四位。2004年韩国对华投资额突破62.5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达35.2亿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54.4%，其投资金额首次超过日本和美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韩对华投资3，452个项目，同比下降19.01%，实际投资36.8亿美元，同比下降7.89%，韩对华投资占中国吸引外资的比重达到4.92%。韩对华投资件数、规模和比重都有所下降，但韩国首次超过日本（35.9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第三大投资来源。

韩国对日本的投资规模小，投资数量不大。一直以来，具有较高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的欧美企业在对日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到2003年，日本FDI存量9.6万亿日元，北美和欧盟15国合计占85.5%，其中美国占40.8%，是日本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其后依次为荷兰15.1%、法国13.7%和德国5.5%。亚洲仅占5.5%，且主要来自中国香港2%、中国台湾1.8%和新加坡1.2%。韩国在日本投资数量显然要比这个比例还要小。

（三）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相互直接投资现状。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之间只有规模很小的相互直接投资。从目前对蒙古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来看，按投资多少排列分别是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等。据蒙方统计，截至2004年底，在蒙登记注册的中资企业达1，640多家，总投资额为4.6亿美元，占蒙古国吸引外资总量的40%多。由于各种条件制约，中国与朝鲜的互利合作规模一直不大，2001年中国批准对朝投资两项，协议投资金额395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260万美元。

二、制约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的因素

（一）历史、文化及社会制度因素。首先，历史遗留问题。领土、领海的争议问题以及日本政府对侵略东北亚有关国家的领土等历史问题缺乏反省，使得东北亚各国政治互信难以建立，对经济合作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其次，民族发展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这一地区经济合作的主体―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深受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三国的民族意识和并不相同，而与俄罗斯的斯拉夫文明相差更远――这和欧盟的单一基督教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文化上的差异加大了该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本，并加剧了合作前景的不确定性。再次，东北亚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转轨国家制度并存。各国经济的互补性与该地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非一致性相矛盾，它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区域内各国共同利益的形成和确定，限制各国经济合作的紧密度，而且将直接影响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和原则。

（二）地缘政治因素。东北亚是大国利益特别集中的地区。军事、能源大国俄罗斯，政治、人口大国中国，经济大国日本，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这四国关系因各自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状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制约和影响着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尽管不是亚洲国家，但它始终直接或间接插手亚洲事务。美国为维护和扩大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不愿意看到东北亚建立不受其约束的自由贸易区。美国通过拉拢日韩、打压朝鲜、遏制俄国、渗透中国等手段深入介入东北亚军事、安全与政治事务，极力扩大在东北亚的利益范围，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另外，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尚未建立。在东北亚六国中，日本、韩国与美国分别签订的排他性的以军事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安全保障协定，使得东北亚各国难以建立真正的信任机制。朝核问题及其背后朝鲜与美国之间尖锐对峙的关系不解决，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隐患就不会消除，也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合作和一体化。资本是向投资最安全、回报最高、最有市场的地方流动，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发展的。所以，东北亚地区的投资，安全问题是制约因素之一。

（三）经济因素

1、日、韩、中、俄的经济重心和战略重点不在本地区。就目前东北亚区域内贸易总额来说，仍低于区域外贸易总额。日本、韩国的经济利益重点在欧美。中国虽然非常重视发展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但同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俄罗斯在传统上和现实中都是所谓的欧洲国家，俄罗斯东部又是人口稀少、资金缺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显然，其战略重点不在东北亚。蒙古和朝鲜经济规模很小，很难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2、东北亚地区各国经济体制不同，经济水平差异巨大。我们必须承认，国与国之间经济体制的不同，会导致经济政策的不同，经济政策的不同必然会影响经济合作。但我们也应看到，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朝，在改革中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俄、蒙也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就会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逐步趋近，向着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迈进。

东北亚各国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还有新兴工业化国家乃至转型国家。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2005年中、日、韩、俄、蒙这5国的名义GDP分别为22，288亿美元、45，059亿美元、7，876亿美元、7，637亿美元和11亿美元。悬殊差距最大者达到4，096倍之多。而欧盟中差距较大的德国和葡萄牙不过13.6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在、墨两国差距也只有16.2倍。因为东北亚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它们通过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得到的经济利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又由于这种经济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也存在的差异，各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情与资金投入比例很难协调。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直接构成经济合作的障碍，但如果没有实现共赢的经济合作方式或模式，经济合作就难以向前推进。

3、东北亚地区尚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性区域合作机制。区域经济合作的直接原因是资源优化配置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率。但能否实现有效合作，其深层次原因却是经济合作中各方竞争与合作博弈的制度规则问题。制度是降低风险并保证交易者稳定性预期的装置。从这个角度出发，区域经济合作是需要制度保证的。由于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作为制度性保障，导致这种松散经济合作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影响了资本在本地区的流动。

三、加强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的对策

如果说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以贸易合作为先导，那么投资合作应该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深层次发展的“助推器”。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进展缓慢是限制该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想把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深层次推进，区域内各国应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投资合作：

（一）在投资互动力较强的两国之间开展直接投资活动。从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来看，区域内各国之间直接投资活动只有互动起来，才能形成活跃的经济联系。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多年来两国直接投资的实际效果和双力合一的受益程度十分引人注目，两国直接投资对韩、俄、朝、蒙各国的影响和拉动力也日益明显。九十年代以来，韩、朝、蒙和俄已把中国和日本作为主要经济合作伙伴，中日两国直接投资活动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这些国家。进入21世纪，只要中日两国能够继续扩大直接投资，就能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凝聚力，影响和带动东北亚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地区间经济合作。

（二）各国应加强政策建设，为区域投资合作建立制度基础。由于各国政策的不透明和不稳定，使本来可以在域内进行直接投资的项目改为贸易交易或转向了域外投资。日本虽然是该地区经济体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但为了摆脱长期萧条状况，国内也在进行着改革，其政策还具有不稳定性和不透明性。韩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除，经济还处于调整时期，一些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俄、蒙三国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各种政策、制度很不完善。朝鲜还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国家。我们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各国一定要加强其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性，为区域投资合作建立制度基础。

（三）各国应积极参与东北亚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所谓次区域合作是相对于东北亚整个区域而言，在该区域内相邻或相近的数国开展小范围经济合作。目前在东北亚地区内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已经逐渐形成了环黄渤海经济区、图们江经济区、环日本海经济区和中、蒙、俄沿边经济合作带等几个不同的次区域。

环黄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是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近年来，三国的经济发展重点均不同程度地向环黄渤海沿岸地区转移；各国环黄渤海地区地方政府的自在不断扩大；各国环黄渤海沿岸城市的发展战略在面向环黄渤海、面向国际合作进行调整。要实现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的突破，必须加强中、日、韩三国的全方位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