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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是不知足推动的所在。要的就是不知足,永不满足的精神。
从我国两弹一星,到神六、神七的成功的返回,都可以证明不知足中,推动了科学在不断的攀登、探索、创新。
社会的大家庭里,不知足的人们每天都在紧跟潮流前行。
否则,那些与时具进的人群,在你住足回头的一瞬间,就超越过去,而且比你做的会更好。
在自己的小家里,不知足,表现的那是淋漓尽致。
为了改变家里的条件,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在不知足中做着努力,工作辛苦的付出,换来了物质、精神的享用。奋斗的同时,间接或直接的回报,驱使你会再一次的不知足,明天还会再接再励去创造。
一个小家的知足,存在于个人的境界里。有家人的牵挂、关爱,与那些孤苦伶仃的人比,我们要知足的去爱护和珍惜,去孝敬我们的长辈。
家里有一个爱你的伴侣,家里就会洋溢着生活的甜蜜,在爱与被爱中,我们知足的去享受幸福,婚姻就不会有偏差,相濡以默的生活会冲淡一切寂寞,活的更充实。到垂老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知足。
人们常说:知足常乐,那要看事物全面,不是片面的来看。
不要玩世不恭的不知足,更不能怨天由人的不知足。那是一个心里的平衡。总觉得自己生活在苦大仇深中,永远也乐不起来。心底无私天地宽,那才是知足常乐的根本。
每个事业都起点于不知足,我们如果知足于一美圆的生活,就不会拥有更多的财富。就不会有第二个比尔盖茨。也就是一个,永远是一个当不了将军的士兵。
关键词:初中物理;课堂教学;学生主体性
陶行知先生指出:“人类社会需要全人教育,即自主、自立、自动的活教育”,他批评了传统的、违反科学教育规律的教育模式,提出符合科学规律和社会需要的教育新思路。随着新课改的深化,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主旋律。鉴于此,我们积极从事了物理教学中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研究,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主动性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相濡以沫,营造和谐情感氛围
物理教学过程中的情感氛围,对教与学的成功具有极大的作用。很难想象一个学生对自己不喜欢的教师的课程会有多大的兴趣。所以在课堂上我们努力做到以充沛的感情、贴切的语言感染学生,以娴熟的技巧做好演示,引导学生驾驭教材所蕴含的真谛,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关爱。课外常和学生促膝交流,及时把握他们的心理需求,建立起了很深厚的师生感情,营造了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使学生能在愉悦中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发展。
二、春风化雨,激励学生“我要学”
教学过程内在规律之一,就是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物理教材中蕴含丰富的教育因素。纵观物理发展史的巨大成就,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学生。从中国古代指南针的发明问世,到现代“两弹一星”、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等都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都是德育渗透的好材料。因而老师要充分把握教材的教育因素,以丰富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去激发学生的情感,以情达理,以情感人,情理交融而产生教学的“共鸣”,巧妙地寓思想教育于艺术性的语言中,虽不露痕迹却会震撼学生的心灵。如学习“浮力”时,教师通过富有表情的阿基米德巧测皇冠的故事介绍,使学生感受科学家善于观察和研究的科学精神;学习“电路”时,渗透发明家爱迪生电灯发明的不畏艰难,勇于探究的精神等;这些犹如一个个载体,如春风化雨般地“随风潜入夜”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引发学生奋发学习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迸发出“我要学”的心声。
三、激发兴趣,引发学生“我乐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求知兴趣是创造思维的内驱力,是主体发展的金钥匙。兴趣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逐步养成的。因而我们在教学设计上,注意根据学情对每节课都给予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加工处理,创设情景激活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学习机械运动时,先向学生讲述了一个小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法国飞行员在2000米的高空飞行的时候,发现脸旁有一个小东西,他以为是只小虫子,敏捷的一把抓了过来,令他吃惊的是,抓到的竟是一颗德国子弹。这名法国飞行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呢?学生带着探求这个故事答案的强烈兴趣一下子进入了课堂教学,这节课效果极佳。
四、“授之以渔”,指导学生“我会学”
“授人以鱼,只供一餐;授人以渔,可享一生。”。教学中,教师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新课程也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它要求通过学生自主的探究活动,学习物理概念和规律,体验到学科学的乐趣,了解科学方法,获取科学知识,逐步树立科学创新精神。新教材里有不少章节,内容通俗易懂,这样可由教师拟定导学提纲――“学海导航”,引导学生自学,以此达到基本掌握的目的。如在“探究串、并联电路电压的规律”时,出示“学海导航”――①什么叫电路?②什么是串联电路?什么是并联电路?③用什么方法连接两个灯泡能同时亮?④商业网点用的小彩灯是怎样连的?他们能不能像家用电器那样,各个并联起来呢?⑤如果两个家用电器分别以串联和并联的形式连接在电路中,在相同电源和电压的情况下,每个家用电器上的电压相同吗?通过课堂阅读自学、讨论、验证和教师画龙点睛的点拨,揭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培养其求异思维能力。通过上述的学生的自学、讨论分析和教师画龙点睛的点拔引导,即可达到掌握重点、突破难点的目的。
五、实践操作,引导学生“创造性”学习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奇幻,生动、鲜明的物理现象能深深地吸引住学生,引发学生在自然奥秘的神奇感,激发强烈的求知欲望。新教材中安排了大量的学生实验,在有计划地完成教学物理实验的同时,抓住学生喜欢实验的心理,让学生自己动手,做一些趣味实验,让他们亲手创造大自然的奇妙。如“筷子提米”、“蜡烛翘翘板”、“巧找重心”等一些真实的魔术将学生带进了奥妙无穷的物理王国,极大地吸引着学生学习和探索。
什么是“国家文化产业银行”?
中国并不缺少文化资源,缺的是投入。资金短缺严重影响了文化产能潜力的发挥。根据北大文化产业研究所的调研结果,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有57类,其中投入不足最为关键。主要表现在:文化建设资金缺口巨大;文化产业间接融资困难,支持的面很窄,总体上僧多粥少;民间资本与外资观望的多,实投的少;地方文化产业项目招商引资还在告急等。
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下,新生的中国文化产业不能任其自生自灭。为此,建议政府还要当一次文化市场的“奶妈”,创建“国家文化产业银行”,启动跨部门协同的组合改革计划,实行“1+n”的综合体制改革模式(1指单一的国家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n指文化以外的其他部委如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科技部、农业部等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体制改革),集中优势促成国家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所谓“国家文化产业银行”,是指以保护和开发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为目的,以发展现代文化产业为方向,以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性银行、国家文化产业开发银行、国家文化产业投资银行和国家文化产业商业银行的“4行合1”整合模式,在兼顾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和文化资源开发中国国情特性的基础上,利用现代银行业的各种金融手段,集中力量发展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规定行业的储蓄、投资、往来与结算等业务,研发文化金融产品,开发文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带动其他商业银行从事文化金融业务的创新与深化,引导各界投资主体向文化产业投入,最大程度地促进文化内需和增进对外文化输出的新型金融机构。
国家文化产业银行能发挥特殊的效用
之所以建立新的专业银行,而不在原有银行基础上做简单扩充(不排除在原有银行的基础上分设文化产业金融部,并相对地集中人力、物力与财力),原因是国家文化产业银行有以下特殊效用:既可促进文化生产,增进文化消费,又可发展文化金融。
它可以成为国家文化金融骨干主体,发挥骨干银行配置资源的强势作用,完成振兴国家文化产业的重任。它有着优于国外要素市场的比较优势,能提高文化产业与文化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它能发挥骨干银行配置资源的强势,引导文化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全面提高文化产业的建设效率。作为骨干储蓄银行,它能保证文化产业专款专用,能发挥国家银行的投资示范作用,调动全社会、国内外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并刺激文化消费。以专业化服务提高文化金融服务的水平,并不断研发文化金融产品,持续地进行文化金融创新。
向制度要投入,这是各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一条基本经验。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韩国文化投入比起我国先前“两弹一星”的投入力度更大;英国政府在推进创意产业“”方面更是首相挂帅,许多西方国家投资文化产业的政府规划比我们的计划还系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滞后有文化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孤军奋战”,其他领域配套措施不去完善,文化产业建成支柱产业的目标还将要大范围地落空(少数几个省市除外)。
目前,建立国家文化产业银行既必要又可行。一方面,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必须以文化、财经等综合性配套制度改革“打包出台”为突破前提;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热”与金融业的“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搞活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创新两手都要硬。文化与金融必须携起手来突破体制的藩篱,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规模宏大的文化金融市场。
建立国家文化产业银行的一些建议
国家文化产业银行的成功举办将以政策突破为前提。赶超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必须有强大的政府支撑。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国家文化产业银行可以尝试以下一些建议。
制定适合文化产业融资的信用等级管理制度与风险评估体系,文化融资的管理政策,并配备专门人才。
采用授信额度下发、项目融资、组织银团贷款、国内外发债等办法,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解决瓶颈资金,为国家文化产业战略项目、中长期看好的区域文化产业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大型特大型文化保护与资源开发项目,文化行业龙头带动项目、文化产业链与文化集聚园区建设与孵化项目、大型文化市场建设项目、大型文化信息网络建设项目等提供较为充沛的资金支持。
通过知识产权抵押贷款、项目融资贷款、信用贷款等方式,解决一大批预期收益良好项目的资金缺口问题。
通过信用贷款方式,解决专业人才与银行资金的接口问题,为一大批文化创意工作者的创造与生产提供资金支持。
作为储蓄银行,积极吸纳存款,并保障文化产业专款专用。
发放对资信良好的企事业单位的文化消费贷款,积极拉动文化内需。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依靠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但是,对于什么是创新、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为此,不久前《财经》邀请创业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就公众关心的创新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谈。
彼得・蒂尔是美国硅谷的创业和投资教父,被誉为投资界的思想家。根据他在斯坦福大学讲课内容整理出版的《从0到1》是全球畅销书。今年3月,这位传奇人物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察》课程。
钱颖一近年来一直呼吁和推动创新。早在2013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联合该校十几个院系创建了新型教育平台“清华x-空间”(清华x-lab),着力发现和培育创意创新创业人才。
在对谈中,两位敏锐的思想者围绕什么是创新、创新与教育的关系、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都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政府最重要的是为创新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未来是不会自行发生的,未来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建立的东西。”彼得・蒂尔说,“中国一定要有远见,一定要亲自创建一个最好的未来。”
为什么现在都重视创新
《财经》:现在许多人在谈论创新,但是人们对于创新的理解各有不同。彼得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先后攻读哲学和法律专业,后来成为创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对创新问题有独到认识。在您看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彼得・蒂尔:创新是非常难定义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看到了结果,才知道它是创新的东西。从宏观上说,创新是有能力对文明做出很大改变、而且在将来很多年里能够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东西。同时,在微观上看,一些创新的社会影响可能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得到。
实际上,微观创新和宏观创新的区别并不是那么大。很多人说Facebook只是一个沟通工具,不是很大的创新。但是Facebook对人类相互沟通带来极大便利,影响非常大。还有Twitter,对人类文明可能不会有一日千里的影响,但是它在商业层面为很多公司提供很大的便利。一般来讲,宏观创新有宏观影响,微观创新有微观影响。我自己关注的是宏观方面的创新。但是有时候微观创新会有宏观的影响,那就是最好的了。
钱颖一:最早论述创新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在1950年去世,之后他的影响日渐变大。由于创新已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问题,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萨默斯说,熊彼特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财经》:两位虽然对创新的定义不同,但是都认为创新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具体来说,人类进步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
彼得・蒂尔:人类进步可以呈现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水平进步,也称为广泛进步,意思是照搬已经取得的经验,直接从1跨越到N;第二种是垂直进步,也称为深入进步,意思是探索新道路,从0到1的进步。做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是把世界从1推向N,复制一个模式比创造一个新模式容易得多。但是每一次我们创造新东西时,就是从0到1。
从宏观层次看,全球化就是水平进步,它把某地的有用之物推广到世界各地。中国是全球化的典范,它已经复制了发达国家的有用之物,使它在前进道路上少走几步;垂直进步也可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科技。任何新方法,任何可使事情更容易完成的方法都是科技。
钱颖一:彼得先生在哲学层面是对的。不过我认为,从0到1的进步当然非常重要,同时也不要忽视从1到N。因为从1到N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简单的模仿,一种是学习中创新。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之前有eBay、 Amazon,腾讯微信之前有Kakao Talk、Whatsapp,但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微信结合中国市场有很多创新,由于中国的N非常之大,它们带来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从0到1”。因此我把它们称为“有创新的从1到N”。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N的力量。在中国,N>13亿,这里蕴藏了巨大的能量。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市场和社会效益是与N的平方(N2)成正比,N的平方的力量又比N的一次方的力量大得多了。谁看到了中国的N的力量,谁就不会轻视从1到N的作用。抓住中国市场的巨大的N,并在1的基础上创新,释放N的力量,这是中国企业家、创业者们难得的机会。
《财经》:从中国到世界,重视创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的人们都如此重视创新?
彼得・蒂尔:这和全球化的趋势有关。1971年到2007年,全球化趋势非常强烈。全球化趋势在2007年达到了峰值,此后开始减弱。例如1971年到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值是GDP增长值的两倍到三倍。另外一个现象是,2007年之前,美国所有年轻人都想去纽约做一个银行家。当时人们都说,如果你去纽约,你就可以征服全世界了。这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故事。可是2007年以后,大家都想去硅谷――并不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才导致人们跑到硅谷去――而是人们更想创新。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全球化的,我也非常支持国际贸易和国家间人民的自由流动。如果终结全球化的趋势,这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也认为,我们可能从全球当中所获得的利益变得越来越少。因此,人们就有更大压力进行创新。
钱颖一:中国之所以重视创新,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开始变化。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依靠创新驱动增长,贫穷国家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
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随着潜在增长率下降,就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创新与教育
《财经》:创新需要创新型人才。在你们看来,创新型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些素质可以培养吗,创新与教育是什么关系?
彼得・蒂尔:教育和创新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关系很复杂。首先,创新是需要知识基础的。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前沿事情,先要有全面的教育和一定的知识基础。大多数进行科学研究,或者是技术创新的人,确实很聪明,而且也接受了比较高等的教育。但教育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多人受到的教育都是帮助他们怎么样通过考试,怎么样去背诵那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结果,人们变得善于记住那些已经存在的知识,而不去进行更加有意思的尝试。
很多人说,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是“填鸭式教育”,其实美国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类似问题。美国很多中上层阶级家庭都努力把孩子放到最好的学校里,这样孩子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一些有意思的课题。我高中是在加州的公立学校,很自由,一年有三个月的假期,我就去做那些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样的自由去探索想要做的一些课题的。
钱颖一:创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力。创造力包括至少三种创造性: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我称之为创造力“三要素”。但是,我们惯用的教育模式不是培养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的,所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就必须要改革教育模式。当我们要激励创造性精神时,我们就不应该打击标新立异,而要鼓励勇敢。当我们要鼓励创造性思维时,我们就不应该反对胡思乱想,而要鼓励想象力,鼓励批判性思考。当我们要关注创造性能力时,就不应仅仅灌输知识,不管这些知识有多么前沿、多么基础、多么全面,而要注重能力培养。
《财经》:现在流水线式的教育体制,是不是很容易扼杀人的想象力、降低创造力?
彼得・蒂尔:教育的影响是很复杂的,有利有弊。举一个例子,多读书不一定有助于想象力发展,但是如果完全不看书的话,想象力可能没有根基。如果你需要快速看很多书,而且把它们全部背诵下来,就不会有时间去进行想象了。关键在于把握好“度”。
钱颖一:正规教育本身很难避免造成降低创造力的效果。这是因为任何培养学生的过程,尤其是我们传统的、习惯的、熟悉的一套教学方法、评估方法、选才方法,只要对提高平均水平有效,就会让“极端”的人或人的“极端”想法变得更加的“正常”,从而导致“趋同”现象。也就是说,正规教育过程本身有一种自然趋势,在提高“均值”的同时减少“方差”。
这就形成了培养创新型人才上的一个“悖论”:尽管教育能够有助于提高创造性,但是这种帮助更多地体现在提高平均水平上。这种应用一旦有效,就可能使得真正的、无法预测的创造性减少。这并不是说创造性是天生的,不需要培养;而是说经过教育过程后,原来具有创造性的人也会变得没有创造性了。我们观察到,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没有读完大学本科,马斯克没有读过硕士博士,他们受到的正规教育都“不完整”。也许恰恰是这种不完整的正规教育,才使得他们的创造性得以幸存。
《财经》:彼得・蒂尔先生的观点让我想起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学与思、学与读应该结合起来。对于教育者来说,应该思考如何建立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钱颖一院长多年来一直推动教育变革,在您看来,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是什么?
钱颖一:实话实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但是它的必要条件是清楚的,那就是自由、宽松和容忍的教育环境。只有自由、宽松和容忍,创造性精神才得以存活,创造性思维才得以生根,创造性能力才得以发展。任何急功近利,指望灵丹妙药的快餐方式都是不利于创造力教育的。
正规人才培养过程都是有缺陷的,不管方法多么先进。在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时候,我们要跳出这个固定的思维框子,去关注与“培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发现”和“保护”那些不寻常的人,那些看上去“极端”的人和有“极端”想法的人。比培养更重要的是培育,是创造环境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当他们“冒”出来时,我们能去发现、去欣赏、去保护。我们从事教育,从事培养人才,要谦卑一些,要善于去发现那些不符合已知标准但有创造力的人,要去给我们看不惯的人也有成长的空间。
政府能为创新做什么?
《财经》:一个事实是,近300年来中国在创新上成就非常有限,所以有人怀疑中国缺乏创新能力。彼得・蒂尔先生,在您看来现在中国有创新能力吗?
彼得・蒂尔: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细分为三个问题:第一个,创新是不是中国想要的?第二个,创新对中国是不是必要的?第三个,创新对中国是不是可能的?创新当然是中国人想要的,但是有没有必要呢?现在技术创新的速度非常快,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其他国家所创造的新技术。可是,正如钱颖一教授所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慢下来,未来必须更多依靠创新作为驱动力。未来是不会自行发生的,未来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建立的东西。所以我建议,中国一定要有远见,一定要亲自创建一个最好的未来。
《财经》:其实,中国一直在努力。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许多地方政府也提出要打造“硅谷”。在你们看来,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城市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硅谷”?
彼得・蒂尔:在中期内中国还是会“复制”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理性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式。但我们很少问一个问题,即如何发展发达国家?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技术突破。
北京拥有很多科技公司,可能在世界上是第二大的。在过去有很多创新都集中在硅谷,但是我认为未来十年,创新是不会那么集中了。对于创新来说,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非此不可的。将来对于企业来说,从0到1,将会第一更可能,第二是更加不分地区,因为现在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减弱了。
钱颖一:美国创新创业集中的地区中最突出的是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前两者存在很长时间了,而纽约是新兴的。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受到较大打击,但随后出现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与纽约的商业中心、广告中心、媒体中心相关的创新创业,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样的。
中国也有三大主要创业创新的聚集地区: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来这六个地区很可能是全球创业创新的聚集地。虽然目前中国这三个地区还没达到美国水平,但未来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财经》:为了促进创新,政府能够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彼得・蒂尔:我对中国的体系很不了解。从美国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政府帮助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不用走很多程序,不需要写课题申请书,当时运行的情况非常好。70年代以后,需要更多的程序,有更多的程序来筛选研究课题申请,情况就不那么好了。科学家和政客有很多深层次的区别。一个好的科学家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政客,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程序,所以说现在得到研究经费的人往往是那些最会写课题申请的科学家,而不是最好的科学家。
我建议中国政府在科研项目管理方面,程序不要过于严苛。在商业环境方面,也不要让开公司、创业的人觉得太难。在文化方面,要建立宽松的、容忍失败的环境。如果一个人失败之后承受的社会压力太大,其他人就不想创新了。提供一个好的创新环境非常重要。
这些困惑表明,中国企业已经从“我要创新”的阶段,进入到“如何创新”的阶段,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企业对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的迫切需求。
所谓企业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系统地完成与创新有关的各项活动的能力,包括技术、产品及整个创新管理过程等。我们对国内外有关企业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之所以长期存在创新能力弱的问题,不仅在于企业对创新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误区,也与中国社会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那么,企业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我们认为,企业如果能够把握好如下四个要素就能有效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掌握创新主动权;建立兼顾计划内创新和计划外创新的创新组织;塑造企业创新灵魂;重塑管理者与创新员工之间的关系。
要素一 自主创新:掌握创新主动权
从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看,强调“自主创新”非常必要。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缺少自主创新,相当多的企业并不能掌握提高创新能力的主动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轿车行业。虽然一汽、二汽、上汽是行业的领先企业,但是由于他们主要依赖同跨国公司的合资企业来发展,时时处处受到跨国公司的制约,自主品牌轿车的发展一直没有大的起色。
汽车行业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在电信设备行业,依靠合资曾经很红火的本土企业,今天已经普遍陷入低谷。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东方通信曾经是我国电信产业的明星企业, 1997年它的规模超过华为和中兴。东方通信在1996年和2004年分别与摩托罗拉和三星电子成立合资公司,曾经被业界寄予厚望。但是,随着手机行业产品和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加快,该公司逐渐退出市场主流。原因就在于过于依赖外资企业,自己没有掌握技术创新主动权。
企业如何才能掌握创新主动权,或者说,应该如何避免丧失创新的主动权?我们认为,首先要走出两大认识误区。
误区1:实力不够时不能进行自主创新
许多企业家认为,技术落后、实力不够时企业不能进行自主创新,只能依赖外部力量。但无数事实证明,中小企业往往是创新的中坚力量。而有些企业,在自己还非常弱小而对手强大时,也正是通过自主创新逐步获得竞争优势而变得强大的。SONY和丰田早期的历史都是自主创新的历史。中兴和华为,这两家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刚刚建立的时候,实力非常弱小,竞争对手无比强大,最重要的是行业的技术门槛又非常高。因此这两家企业不得不依赖大学和研究所的帮助开发技术、甚至是产品。但是,他们并没有长期依赖大学和研究所,而是非常迅速地建立和扩大自己的研发团队,增加科研投入,同时高度重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和能力培养。现在,中兴、华为虽仍与大学和研究所保持紧密的合作,但是合作的性质早已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主要依靠内部力量进行创新。长期坚持自主创新的结果是,中兴、华为已经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企业。目前,华为已经超越爱立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企业,中兴则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最多的企业。
误区2:只要有资源就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
企业家的另一个误区是,认为企业有了资源就可以进行创新,就有能力进行创新。实则不然。 我们的研究表明, 有的企业即使有资源,也会因为没有创新的决心和信心,最终不能实现创新。
自主创新必须有压力和动力。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长庆油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油田的油气储藏条件非常差,国外石油公司在研究后得出了没有开发价值的结论。但是,长庆油田没有失去信心,而是长期坚持自主创新。近五年来,长庆油田投入50多亿元,推进以12项关键技术、7项配套技术和7项开发试验为主的“1277科技创新工程”,瞄准关键技术创新和水平井压裂等核心技术攻关,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取得了巨大成效。根据我们最近的调研,以油气当量计算,长庆油田2013年的油气当量超过5000万吨,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
要素二 兼顾计划内创新与计划外创新的创新组织
创新需要必要的组织支持。以技术创新为例,一个企业的创新活动可以划分为计划内创新和计划外创新。
在计划内创新方面,当务之急是需要从创新组织的建立上,保证“技术发明与技术应用适当分开”,为基础研究留下足够的空间。在计划外创新方面,需要在创新组织的建立上,使计划外创新拥有相当的生存空间。
所谓计划内创新,指的是一个企业为了实现其既定的发展目标而有计划地安排的创新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企业在现有业务领域已经建立起来的竞争优势,以及在选定的新的业务领域建立竞争优势。
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是计划内创新的短期目标,也是企业日常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在选定的新业务领域建立竞争优势是计划内创新的长期目标。
在计划内创新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把技术发明同技术应用分开。这样做的重要性非常明显:技术发明不但费时费力费资源,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预测。如果将技术发明和技术应用混在一起,技术应用研发项目(比如产品开发)就很难避免拖期的问题。
在计划内创新方面,中国企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为了节省在科研上的花费,不愿意提前进行技术开发,而是在确信已经有了市场需求以后才开始“技术攻关”。很多企业甚至认为,这是真正“市场驱动”的研发,是能够取得最佳效果的研发。实际上,这种做法在技术非常简单的情况下可行,因为这时候的“技术攻关”很容易。但是,随着技术复杂程度的增加和创新竞争的不断加剧,这样做更可能贻误战机。因为“技术攻关”的难度将不断加大,“技术攻关”的结果也将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如果 “技术攻关”失败,市场机会就不可能抓住。比如,中国轿车市场对先进的汽车发动机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国内企业由于缺乏持续的技术储备和投入而无法满足这一非常现实的需求。因为一款先进的发动机不是三两年的攻关能够开发出来的,我们在航空发动机上也有类似的情形。
如何真正做到技术发明与技术应用适当分开?优秀企业的普遍做法是设立独立的组织机构,根据企业战略确定的关键技术领域,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甚至是基础研究。
中国很多企业,有的甚至是行业的龙头企业,还没有真正从组织上做这样的安排,有的企业甚至把研究职能交给生产部门,结果是在很多情况下,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被忽略。
所谓计划外创新,指的是一个企业中“计划内创新”以外的创新活动。计划外创新是非计划安排的、自发的创新活动。正因为如此,计划外创新很容易被忽视,被认为无关紧要,甚至被认为是不符合企业的战略和政策、是对资源的浪费,应该取消。实际上,对一个企业来讲,计划外创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IBM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能够顺利实现从制造到服务的战略转型,英特尔在PCI 总线芯片上的巨大成功,计划外创新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具体而言,计划外创新的作用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充分利用“未被利用的资源”
很多情况下,一个企业在支持其计划内创新活动以后,还可能有“未被利用的”资源,即“剩余资源”,包括研发人员的研发能力、试验设施等等。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避免浪费,允许、鼓励自发的计划外创新活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举还可以满足创新人才的个人兴趣,激发他们的创新激情和潜能,提供更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提高科研活动的有效性
在企业科研管理,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科研管理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科研管理者的职位越高,离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前沿就越远,也就越难以对科研项目的真正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计划内创新这一体系内,这一问题难以解决。然而计划外创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帮助:通过计划外创新展示科研活动的可能性和价值,科研管理者可以在看到了某一科研活动的可能性和价值以后,再将其纳入到计划内创新之中。
完善、修正企业发展战略
企业的计划内创新活动以企业现有的发展战略,以及现有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认识为基础。问题在于,企业现有的发展战略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认识也不一定正确。企业内部也可能对什么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如何保持、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存在不同的看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鼓励计划外创新活动,使企业发展战略能够不断完善、修正。
相比于计划内创新,中国企业在计划外创新方面的经验更为缺乏,也更缺乏这方面的勇气和坚韧。
英特尔公司利用计划外创新的经验,或许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上世纪90年代初,微处理器业务已经成为英特尔毫无争议的核心业务,公司的既定战略也是巩固和加强其在微处理器业务领域的领先地位,包括在1993年推出新的奔腾处理器。在这一背景下,虽然英特尔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总线技术(Peripheral Components Interconnect Bus,简称“PCI” 总线),可以提高总线速度4至5倍以及整个系统的性能。但是英特尔的基本政策是:把这一技术免费提供给工业界,自己不直接生产“PCI”芯片。英特尔的一个事业部(the Integrated Microcomputer Division, 以下简称IMD事业部)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希望自己发展“PCI”芯片业务。因为IMD事业部当时面临着非常暗淡的前景:已有的业务处于衰退之中,市场份额只有微不足道的3%。为了生存,IMD事业部必须发展新的业务,“PCI”芯片业务可能是一个机会。
由于与公司的战略存在比较大的不一致,IMD事业部发展“PCI”芯片业务的历程充满了艰辛。公司高层领导不支持,英特尔内部的其他业务部门也不支持、甚至阻挠IMD 事业部发展PCI。比如,处理器事业部就明确告诉公司的销售人员和用户,不要使用IMD 事业部的“PCI”芯片,而要用风险更小的产品。英特尔的市场营销和品牌管理部门不支持IMD 事业部推销“PCI”芯片的活动。为了更好地推销产品,IMD事业部为其“PCI”芯片取了一个名字叫“Triton”。但是,即使在“Triton”已经被用户广泛使用以后,英特尔的品牌管理人员还是阻止IMD事业部使用“Triton”这一名字。英特尔的制造部门也拒绝为IMD事业部加工“PCI”芯片。在克服了一系列障碍后,英特尔IMD 事业部的“PCI”芯片业务最终取得了很好的发展:1992年IMD事业部的销售收入大约是2.4亿美元,1993年降为2亿美元。1994年发展PCI 后上升到4亿美元,1995年超过7亿美元,1996年达到13-14亿美元,1999年大约为20亿美元。
我们的研究表明, 中国企业进行这种计划外创新非常困难。如何从组织安排上,为企业的计划外创新创造条件?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大力推动企业内部非正式组织的发展,使广大员工对创新的兴趣和热爱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能够像3M公司那样,从政策上加以扶持, 效果就会更好。3M公司规定,技术属于公司,产品属于事业部。一个事业部的员工可以自由地使用另外一个事业部开发的技术进行创新。公司的研发人员可以把15%的工作时间用于自己喜欢的课题上,进行自由探索。不但如此,公司还提供适当的资金支持 (每人可以达到3万美元)。另外,3M公司每年举行一次技术展览会(Technology Fair),不但为公司员工自由展示自己的技术兴趣和技术成果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更重要的是为大家自由交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为日后在创新上的合作打下基础。实际上,3M公司的很多做法,已经被GOOGLE和FACEBOOK等企业发扬光大。
要素三 塑造创新灵魂
如果把创新的组织比作人的躯体,创新的文化则属于人的灵魂。从实践的角度看,塑造企业创新灵魂需要培育三种创新文化。
容忍失败的文化
更确切地说,企业要具有喜欢创新失败的文化。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Stefan Thomke教授的研究,在技术创新中,早做试验、多做试验,是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方法。问题在于,什么情况下科研人员才会愿意早做试验、多做试验?Stefan Thomke教授的研究表明,关键是建立一种容忍试验失败的文化。他的研究发现,企业鼓励通过试验学习而且不惩罚失败的情况下,科研人员最愿意进行试验。企业鼓励通过试验学习但是惩罚失败的情况下,科研人员最不愿意进行试验――比不鼓励试验时做更少的试验。
把创新当成一种事业
没有自己的通用CPU一直是中国的一块心病。中国科学院以胡伟武教授为带头人的研发团队,经过艰苦努力,成功开发出了龙芯系列通用CPU。胡伟武总结龙芯CPU的开发经验时说,五年来,龙芯课题组为了按期完成任务、实现跨越发展,常年坚持每周上六天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知有多少次,我在早上六七点钟打开实验室的门,发现有些人手里扶着鼠标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五年来,连续高强度的加班使我们很多人的体力和精力都急剧下降,但我们现在落后这么多,条件也不如人家,如果大家都一样一周五天、一天8小时上班,我们很难赶上人家。我们唯有像当年“两弹一星”的先辈一样拼命,唯有像上甘岭的英雄一样敢于牺牲,才能不受欺负,我们的子孙才有希望重新找回“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自信。
胡伟武指出,国内芯片设计人员非常紧缺,课题组的很多骨干如果到公司去,薪水翻番还不止。是什么使龙芯课题组具有这么强的凝聚力?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加强队伍的理想和作风建设,将课题组塑造成一支把创新当成事业的有灵魂的团队。
创新要耐得住寂寞
急功近利,临时抱佛脚是很难达成创新目标的,特别是开发重大核心技术,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即使有了良好的企业内外部环境,一项重大技术从开始酝酿到基本成熟,没有五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索尼开发“TRINITRON”显像管花了8年时间,北大方正开发激光照排技术花了10多年,大唐电信TD-SCDMA的开发也花了10多年的时间。
因此,创新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培育创新文化、塑造创新灵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做出艰苦努力,包括改变一些我们认为很有效的管理方法。以激励机制为例,我们应该提高科研人员的基本收入水平,使他们真正安居乐业,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还要重奖在创新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给创新人才以强大的精神激励、使他们有荣誉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要素四 重塑管理者与创新员工间的关系
员工只有在舒心乐意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员工如何才能舒心乐意?企业如果能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真诚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关系,快乐工作的气氛就会弥漫在企业的每个角落。但是,在中国等级森严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做到这样尤其不易,远远超出单纯的知识获取和能力培养。因此,创新对企业的所有人、特别是管理者的人文素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管理者特别是领导者,一定要宽容、大度,能够包容并欣赏员工的不同个性和特质。
世界千差万别,员工的个性和特点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性格沉稳,有的人急躁;有的心直口快,有的城府极深;有的喜欢交响乐,有的喜欢民族音乐。 当这些个性和特点与领导不同时,管理者需要真诚地接受每位员工,而不是要求大家整齐划一,更不能强力要求改变。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多数员工动员到主动创新的过程中。华为的“灰度理论”特别强调容忍不同性格、不同特长、不同偏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将他们凝聚在共同的组织目标和愿景下。
此外,创新的目的、方法和过程,都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创新中产生不同认识、甚至大的分歧,非常正常和必然。这种情况下,管理者需要心胸开阔, 而不是压制不同意见,把不同意见当成对领导的不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