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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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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歌手

农民工歌手范文第1篇

那么,他是如何创作出感人至深的歌曲《挥挥手》?他是怎样走上央视的舞台?这其间,他又经历了哪些艰辛与磨难?

15元漂泊京城,农民工心中有梦不言弃

今年32岁的李路正,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一个偏僻的小村。李路正的父母都是憨厚老实的普通村民。他上头还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一家人在这个不足30户人家的小村里,长年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

因为生活贫困,李路正的两个姐姐很早就嫁人了,而两个哥哥为了能娶到媳妇也外出打工了。为了让李路正上学,家里穷得叮当响。年少的李路正深刻地感受到了家里的贫困,读到初一的时候,看着父母为他每个星期两块钱的生活费而日夜发愁,他决定放弃学业,外出打工挣钱。

1990年9月的一天,在放学的路上,李路正听到一个伙伴说想出去打工。一听到这话,李路正就激动起来,兴奋地跟伙伴说:“我也正想出去呢!要不我们一起去北京吧!”于是,年仅16岁的李路正和伙伴一起商量去北京打工。

当天夜里,李路正辗转难眠,一想到去北京他就兴奋不已,但从哪里筹路费呢?突然,李路正想起家里有一个大木箱子,听姐姐说过箱子里面是母亲的嫁妆。“里面会不会有钱呢?或是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于是,李路正趁父母都睡熟时偷偷打开箱子,找了半天,终于发现里面有个小红包,放着几十块钱。李路正偷偷从包里拿出了15块钱,然后轻轻地把箱子关上,手里拿着那15块钱,感觉沉甸甸的。

第二天,李路正便和伙伴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了北京,看到城市里车水马龙,他俩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白天,他们去建筑工地,希望能找到活干,晚上他们只能睡在火车站里,饿了就买馒头烧饼充饥。过了些日子,一个包工头收留了他们俩。从此,李路正在工地上就过着起早贪黑的生活,每天推水泥车、砌砖头。一天下来,身体就吃不消了,却只能吃到两个馒头一碗菜汤。过重的体力劳动和严重的营养不足,让李路正的身体严重透支,在工地呆了十几天后,工头看他们实在干不了重活,就给他们买了车票把他俩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李路正被父母大骂了一顿。可是,李路正心里却还是蠢蠢欲动,没过几天,他听说邻村有人要去北京打工,一路有十多个人。李路正求父母让他去打工,最终父母同意了。有了“组织”,李路正这一趟打工很顺利。他们一到了北京就找到了工地,最开始,李路正给工地里的师傅当小工,每顿仍然是两个馒头一碗菜汤,住的地方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日子非常艰苦。

对于在外面打工的日子,李路正心里有着太多说不出的苦。每天超负荷的劳动,饮食却非常不好,一天不足10元钱的收入。每当看见北京街上来来往往的路人,李路正就想:“不能让父母再受累了,再苦也要坚持下去……”而看见城里人穿着锃亮的皮鞋时,李路正和一起来打工的伙伴就极其羡慕,当时,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买上一双30元钱的皮鞋……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李路正很喜欢唱歌。工作之余,吼上几句最舒心了。李路正从小就喜欢唱歌。在枯燥无味的日子里,工友也特别喜欢听他唱歌,总会叫李路正来一段。

在漂泊的日子里,唱歌成了李路正惟一的慰藉。而他不仅流行歌曲唱得非常好,而且他还试着写歌。尽管他的歌是那么的稚嫩,但却不乏生活的原汁原味……

用心唱歌,感动了千万人

刚开始,李路正只是自己哼哼歌。后来在工作之余,他将歌唱给工友听。工友听着那些歌,深有感触,觉得这就是说自己的故事。

一次,李路正写了一首《离别》的歌,一位工友听了后,心酸得流下了眼泪,他对李路正说:“小兄弟,你就是我们的嘴巴,把我们没办法说出的酸甜苦辣都一把说了出来啊!好好唱,说不定还能成大歌星呢?”

就这样,李路正的名声很快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里传开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工友们都要听他唱一首歌,才去睡觉。歌声给了那些工友心灵上的安慰,当他们讨薪无望时,当他们劳累致病时,当他们思念家人时,当他们找不到话语表达自己心酸滋味时……他们都会叫李路正唱上几句,因为他是在用心为大家唱。

从那以后,李路正把工友们的心酸经历写成了歌,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十几首。李路正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办法把歌谱成完整的曲子,但他还是用心地不断修改着那些歌。当大家休息的时候,当遇上过节的时候,李路正便教工友们一起唱他写的歌,以此打发无聊和单调的日子。

看着自己的歌受到工友们的欢迎,李路正心里也非常高兴。想着大家每天都要面对沉重的劳动,每天都面对着馒头和菜汤,每天都面对着对家人无限的思念,李路正心里就感慨万千:“让大家能在歌声中找到安慰,找到继续努力工作的勇气,那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2001年过年,李路正回到了家,用多年在外打工攒下的积蓄,娶回一个邻村女孩做妻子。一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出于生活的无奈,在儿子5个月的时候,李路正又去了北京,让妻子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

这一去就是五年,每年李路正只能回家一次,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可是李路正却从来没能关心过,整个家都是靠妻子操劳,这让李路正心里甚是难受。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李路正躺在床上,回想着与儿子相处仅有的几个画面,心酸极了,有时候甚至连儿子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多少个夜里,他想起父母,想起妻儿,眼泪就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2006年春节过后,李路正又不得不离开家去北京打工。与亲人离别,李路正是那么的依依不舍,他害怕下次回来的时候连儿子都不认识自己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回到工地后,因为思家的感触,李路正心里很快有了《挥挥手》的雏形。慢慢地,他自然地轻轻哼唱出来。经过半年时间的不断修改和完善,《挥挥手》这首歌已经基本成型了。可是,由于李路正没有学过任何音乐知识,所以他没办法把曲子给写下来。

国庆节的前一天,李路正做完工后,就跑到工地旁边的公园里唱歌。当他唱到这首《挥挥手》时,一名男子停下了脚步,站在旁边一直听完了这首歌。李路正唱完以后,这名男子走上前来询问歌的作者是谁。

李路正告诉那名男子这首歌是他自己创作的,那名男子惊呆了:“这么感人的歌竟然出自一个完全没学过音乐的人,简直太令人惊讶了!”于是,那名男子告诉了李路正自己的身份,并且答应帮助李路正把歌谱成曲。原来,这名男子姓李,是河南一所学校的音乐老师,来北京出差。得知对方是音乐老师时,李路正兴奋极了,他激动地说:“真的太感谢你了!我一直都愁着没办法把歌谱成完整的曲子,这下可好了……”

于是,在公园的长凳上,李路正唱一句,李先生就记录一句:“你还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我已背上行装匆匆去打工/告别了家乡告别了她/心中还是放不下/挥挥手回去吧/其实咱心中也牵挂/挥挥手回去吧/你要孝敬爹和妈……”李路正唱得很投入,这位音乐老师被深深打动了。

由于李路正非常喜欢唱歌,工地附近北京朝阳区管庄瑞祥里社区居委会邀请他去唱歌。在社区的国庆晚会上,李路正倾情演唱了这首《挥挥手》,感动了现场所有的人。

农民工央视放歌,一曲《挥挥手》感动千万人

因为那次晚会的表演,李路正的名声更大了。一天,《法制晚报》一名记者找到李路正,说是听说有这么一位农民工歌手,特意前来采访。这可把李路正惊呆了,想着自己居然也可以上报纸:“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他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第二天,报上就刊登了李路正的经历。拿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他兴奋极了,马上打电话给家里,大声说道:“爹、娘,我上报了……”听见李路正上报纸了,家里人非常兴奋。

2006年11月23日,李路正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经历,所以想让他上中央电视台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听到电话里这么一说,李路正心想:“莫非是骗子?国家级的电视台怎么会找到我这种人啊?”可是,对方又说可以去查电话,证明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

第二天,李路正半信半疑地来到了央视春晚剧组。李路正一进门,一个人就特别客气地问他:“吃饭了没?”原来,这个人正是春晚的总导演金越。这时,李路正才相信那个电话是真的,可是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怎么也想不通居然中央电视台能找到自己,仿佛一切都在梦中……

当天下午2点左右,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办公室里,李路正紧张地唱着自己创作的《挥挥手》这首歌。唱到时,李路正进入了状态,把那凄美的感情演绎得非常到位,现场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

经过节目组人员的商讨,李路正进入了2007年春晚的候选节目中。得知自己有机会上春晚,李路正甭提有多高兴了,马上打电话回家告诉家人这个好消息。一时间,整个村里人都听说他要上春晚了,都打电话给他表示祝贺。

从那天起,李路正就开始奔波于央视春晚剧组里,为参加春晚一次次彩排做准备。每一次彩排,李路正都极其认真,非常虚心地请教着专业的老师们,认真地改进自己的不足。

那段时间,李路正仿佛着了迷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琢磨着怎么才能把歌唱得更好,就在做工的时候也不忘记练习正确的呼吸方法,练着歌,连工友都说他走火入魔了。他还为自己做了一个倒计时牌,每天都期盼着大年三十的那天快点到来。

然而,因为各种原因,李路正的节目不幸被淘汰。得知这个消息,李路正失望极了,心里甚至有些埋怨:“我付出了那么多,那么认真地去唱,怎么还是不能上呢?”过了一会,李路正又安慰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再怎么说我也进了一趟中央电视台啊!”

正当李路正觉得沮丧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元宵晚会的邀请。仿佛在演电影一样,李路正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激动起来:“我真的可以站在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上唱歌了?这是真的吗?我不会又是在做梦吧?”

当正月十五那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李路正激动万分,站在后台,他紧张得心怦怦直跳,他努力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紧张!”可是,他的手还是不自觉地发抖。看着身边那么多明星,李路正更是感觉眼前的一切如同梦境般无法相信。

终于到了要上台的那一刻,上台前,著名主持人李咏对李路正说:“不要紧张!等会你就站我旁边就行了,唱歌的时候就当在给你的工友唱。”在大家的鼓励下,李路正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舞台。

对着全国的观众们,李路正深情款款地演绎了那首《挥挥手》。

李路正的歌表达出了所有农民工的心声,唱出了所有奔走在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对家人的思念和艰辛的打工生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

走下舞台的那一刻,李路正终于忍不住热泪盈眶,他激动地给家里打了电话,一听见父母和妻儿的声音便嗷嗷大哭起来。在电话那头,李路正的母亲哽咽着说:“孩子,你是父母的骄傲,娘做梦也没想到能在电视上看到你唱歌啊!”他的儿子在电话那头大喊着:“爸爸,你是我的偶像,我以后要像你一样!”

听见这些,李路正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想着自己长年在外,没有办法尽到一个做儿子和做父亲的责任,李路正心里充满了内疚,对家人更是无限的思念。

元宵晚会落幕了,一夜之间李路正成了名人,走在马路上也会有人认出他来,生活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李路正却认为:“我还是我,一个在外打工的普通人,以后会更加努力地生活,写出更好的歌,更好地表达农民工的心声来……”

从一个为了生存而在外打工拼搏的农民工,到央视舞台上的歌手,李路正演绎了一段传奇。因为他,我们听到了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心声;因为他,我们深受感动。

农民工歌手范文第2篇

《蚂蚁搬家》的人文意义

2007年12月10日晚,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蚂蚁搬家》温德青作品个人专场。音乐会存在两个具吸引力的看点:“温德青”上海个人音乐会首演、韩钟恩教授现场“哲性及诗意”方式的音乐会点评姿态。

温德青以音乐会主打作品之一《蚂蚁搬家》之名提携整场,体现“蚂蚁”及“蚂蚁搬家”这种生物性指标对其内心而言,所具有的音乐人文意义――一种不断漂泊及位移的音乐家之人生状态。他为此次音乐会精选了六部作品:《泼墨一》为九件乐器而作、《蚂蚁搬家》琵琶四重奏、《悲歌》为一个京剧韵白与三个打击乐而作、《情歌与号子》钢琴独奏、《功夫》打击乐独奏及《春江花月夜》琵琶与室内管弦乐队协奏曲。曲目中新近创作的作品占近七成比例;创作韵味以“浓重中国情节”之标题意识为全程覆盖;但同时无论从局部、还是于整体来说,又都是以大量具体的现代音乐创作技法与表现手法在“举措着”,如乐器使用、配器方式、和声色彩等处无不显露出温德青娴熟而善于变化的“创作内力”,他的才思敏捷、表达真挚而到位,不仅善于把握总体结构布局,也在声音细部能够着重地推敲考量,他似乎能够很自如地转化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某种差别,并且将其丝丝入扣地密合衔接起来,因此,他的作品音响体现出一种“丰富性”,没有强烈的国籍或身份的认同,有的就只是一种听觉上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而与此相合的是,韩钟恩教授通过节目内容引申、音乐审美相关问题的提出等方式,与全场作品演奏间行了应对自如地解说、美学学理性的合适分析与引导,与整场音乐会音响本身统共呈现为一种“声意应合”的理想化状态和学术性高度,每个作品演出完毕,都会引发观众各种各样的问题讨论和感想感言。温德青此次上海首演专场音乐会最终展现为“圆满举办”并“引人深思”的余味。■武文华

七嘴八舌

评农民工大学开个唱

2008年元旦晚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演唱者不是流行歌星,也不是音乐家,而是一名农民工,他叫李路正。

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农民工,多年以后成为“农民工歌手”,在几次登上中央电视台以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个人演唱会”。这个成功不是偶然得到的,是他卧薪尝胆地长期追求而来之不易的,是他心中的生存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

今年32岁的李路正因为家贫,刚上初一就辍学了,16岁开始到北京打工。他打工送面粉时到过中国人民大学,看到大学生在树下读书,在球场打球,心中非常羡慕。他立下誓言,自己要多挣钱,以后让自己的孩子读大学。

正是李路正心中有一种精神追求,他才能在打工这种艰苦环境中坚持学习和观察,坚持创作歌曲。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工歌手李路正,是在电视上看到他演唱《挥挥手》。他唱道:“你还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我已背上行装匆匆去打工。告别了家乡,告别了她。心中还是放不下……”。歌曲节奏稍缓,旋律好听,坚强中带着忧伤;他是忍着眼泪唱完的,我是含着眼泪听完的。

李路正成为农民工歌手,除了“人往高处走”的自然追求外,还因为流行歌曲中没有“农民工”的字样,也没有“农民工”的成分。所以,李路正自己创作的歌曲,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反映农民的心声,一定要打上“农民工”的烙印。这应该算是“时势造英雄”的一种体现吧。

农民工歌手范文第3篇

然而细细想来,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各类影展上提名虽多,可实际拿奖的却少之又少,而这些有所收获的影片绝大多数又都是功夫片。从《卧虎藏龙》、《英雄》到《十面埋伏》,一时之间,全球刮起子一场功夫片的热潮,人们争相一睹中国功夫的风采。导演们更是在这场风潮中尝到了不少甜头,票房的极大成功让他们欢欣鼓舞。于是越来越多的文艺片导演转而去拍功夫片,进入这一对他们而言并不熟悉的领域。

原本观众是喜欢看功夫片的,但是再好的东西看多了也会腻。每部功夫片虽然情节、画面效果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其本质的东西是基本相同的。有一个词叫做“审美疲劳”,我想用在这里真是恰如其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功夫片的泛滥也会影响到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很多投资方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能带来高票房的功夫片上。而电影原本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除了功夫片以外,还有文艺片,科幻片、历史片等丰富多彩的体裁,只有各类电影均衡发展,整个中国电影也才能有所进步。因此导演们应该抵制诱惑,拍符合自己风格、自己感兴趣的电影。

如果有朝一日功夫片真的成了中国电影的代名词,我们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呢?就如同国际巨星成龙所说的,“我不希望每一个看过我的电影的人都称赞我的功夫很棒,而是称赞我的电影很棒。”拍出更好的电影才是每个中国电影人应该执著追求的事业。

上海读者;刘啸辰

再拍一部《民工》好不好?

去年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民工》很是好看,应该说该剧是一部真正反映我国目前千万民工生存状态的好剧作。该剧抓住了时代前进的脉搏,反映了当今时代的主题,观后很受感动。然而,最为欣喜的是终于有电视人开始关注农民工了,农民工这一数量众多、而往往被人忽视的群体开始走到了台前。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为我们今天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感慨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在享受这一切带给我们的便利的同时,对农民工却不屑一顾,甚至把很多社会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农民工。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即使有媒体关注也大多是负面或是浅层的。在影视剧中更是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映他们生活的正剧出现。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化媒体,覆盖面广、受众多,加上我国目前实行的“村村通”工程,它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农民工平时接触最多、最为直观的媒体就是电视。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如果能多拍一些揭示他们真实生活、反映他们所思所想的电视剧,肯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而且也有助于人们更多的了解农民工,改变对于他们的错误观念。此外,农民工及其相关人群也是一个很大的、值得开发的收视群体。

因此,笔者希望能有一些这样的好作品问世,而且多些,再多些,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节拍,才能体现影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切实的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拍出真正打动人、走进人们内乙深处的作品。

陕西读者:郭双年

选择自己

看了贵刊2006年第3期《黄梅莹故事:命运眷顾的角色》一文,非常感慨。我不是追星族,从来不曾追过星,但黄梅莹给了我很多的感动。她诠释的知识女性角色让人许多年不能忘怀,而《孔雀》中的母亲更让人看到一种真正的表演艺术。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今天,她终于走上了金鸡奖的领奖台。然而她没有得意忘形、没有喜形于色,还是那么淡定自若,始终高雅、超凡脱俗。黄梅莹在大家的泪光中安静地微笑,在别人的感慨中以她特有的慢声细语和坦荡真诚道出心声,没有感慨,惟有感谢,没有渲染奋斗的艰难,却不能忘怀他人在困境中曾给予过的帮助。经过锻造的黄梅莹在领奖台上闪耀着夺目的光彩,生动地诠释了美丽的内涵。

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黄梅莹选择了艺术,放弃了浮华;选择了在银幕上的表演,放弃了生活中的表演,选择了脚踏实地的表演,放弃了张扬,选择了真诚地赞美他人,放弃了炒作自己选择了跟自己较劲,放弃了与别人争斗。总之,她选择了奋斗、坚韧、善良和尊严。最后,她选择子《孔雀》,选择在银幕上彻底颠覆自己的美丽,而后,她获得了永恒的美丽。所以,这最终的辉煌,不是命运选择了黄梅莹的结果,而是黄梅莹自己选择了命运的结果。

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她塑造过几十个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女性,诠释了各种各样的美丽,那怎么来诠释她的美丽呢?我曾读过一位智者对晶莹剔透的冰山的赞美:“冰山所以美,因为八分之七在水面下。”黄梅莹配得上这句话,这也就是我对黄梅莹的诠释。

广州读者;刘维锦

清宫戏,还能热闹多久?

这些年,清官戏可真够时髦。从《康熙帝国》、《雍正王朝》到《乾隆皇帝》,从《戏说慈禧》到《孝庄秘史》,爱新觉罗家的龙子凤孙们被演了个遍。打开电视,到处都可见康乾盛世、文治武功,皇上圣明、臣子忠心,一派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得我最近不禁萌生个念头:要是早生三百年就好了。

然而实际上,对这些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历史影视剧,有识之士早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先生呼吁:现在的中国影视有待扫“皇”,崇拜皇帝的“皇”,它比“黄、赌、毒”的“黄”还要可怕,贻误后世子孙啊!扫“皇”就是扫除封建观念,不能搞崇拜戏,不搞皇上至高无上、英明正确。

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历史,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无非是两种时代在交替,一种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有什么值得怀念和歌颂的呢?时至今日,虽然帝制已被近百年,可臣民思想仍在许多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肃清封建糟粕和遗毒,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导向。在当代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大背景下,一部部清官戏的火爆热播,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又是在传播什么样的舆论导向呢?!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清官戏只是一种娱乐。是的,很多清官戏为了增加剧情的可看性,肆意更改历史,扭曲历史。我认为凡事都应有度,当我们的下一代在迷恋《还珠格格》,追捧小燕子的同时,也许他们也会认为历史就是那样的,皇上就是那样的,几百年前的生活就是那样的……这种影响该是多么恶劣啊!

清官戏,还能热闹多久?

山东读者:王涛

假唱何时了?

春节的欢嚣还未散去,就有媒体爆出,今年央视春晚中存在大量假唱。

其实一直以来,假唱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关于真、假唱的定义,各方说法一直不少,却没有一个最权威的说法。在许多观众眼中,“真唱”就应该是歌手拿着麦克风在现场真实演唱。而在今年舂晚彩排期间,总导演郎昆就明确表示过,春晚的真唱只要播放的歌曲录音带是歌手本人演唱的,就算是真唱。也就是说只要放出来的音乐是这个歌手本人录制的,即便是对口型也是真唱。这个“标准”和崔健倡导的“真唱运动”显然不是一个前提。前者的标准是为了晚会能有更好的效果,后者的标准则是为了展现歌手的唱功。

真唱本来是天经地义、无需讨论的一件事。假唱就好比假球、黑哨、盗版书、盗版碟一样,自然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事情似乎没这么简单,因为假球、黑哨、盗版、假货属非法,虽未绝迹也绝对处于地下作业,而假唱则是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从搜索到的新闻来看,仍有不少为假唱辩护的说法,认为假唱固然不好,但并非没有存在的“合理”的理由:

一,出于技术的原因,比如电视录播,据说真唱的话,唱一首歌往往要反复录十几次才能成功,而假唱只要歌手对对口型,风险减到最小。

二,是为了保证演出效果。

三,是为了保护歌手的形象。与上一条稍有区别的是,保证演出效果好歹还是为了观众考虑,而这个理由是从歌手的角度考虑。

四,是因为歌手不具备真唱的水平,只好假唱。

五,纯属取巧和偷懒,能唱也不唱。

这些理由的实质就是一点,欺诈合理!假唱关乎歌手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暂且不说这种典型的商业欺诈行为是否合法,仅仅从演出的目的来看也难以接受,因为演出是歌手与观众的一种情感的交流,如果连最起码的真诚也没有,很难说这种交流有任何意义。

崔健曾说过:假唱的泛滥使音乐家的存在毫无意义,很多有才华的歌手没有机会,而一些没有才华的人靠着假唱和脸蛋也能红透歌坛。假唱毁掉很多有才华的歌手,并且使中国的音乐家素质整体下降……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农民工歌手范文第4篇

杨丽萍:10万根羽毛的故事

早在春晚大戏之前,就有人传出杨丽萍的裙子是用10万根孔雀的羽毛制成的,春晚过后同样内容又陆续传出因为裙子太重杨丽萍不得不忍痛剪掉部分羽毛的故事。至于是真是假,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但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让观众对老艺术家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敬意。《雀之恋》这样一个节目和“杨丽萍裙子”这一有故事的特殊产品,给春晚这一品牌增分不少。

“大衣哥”:农民工飞上春晚舞台的故事

如同去年春晚的“旭日阳刚”一样,今年朱之文再次上演了“农民工登上春晚”的故事。对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而言,中央电视台这一平台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要说是万人空巷的春晚了。然而,“旭日阳刚”也好,“大衣哥”也罢,却相继纷纷登上春晚的舞台,这本身就是“故事”,而这“故事”诠释的则是平民春晚梦和春晚剧组人员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用才理念。

其实单就专业水平而言,全国范围内比“旭日阳光”或“大衣哥”唱得更好、更专业的歌手多得是,但为什么这些“更好的”歌手没登上春晚,而“一般的”农民工登上了春晚呢?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寄托了人们更多的情感和感情。

事故:赵本山和哈文的矛盾

作为春晚的长青树,赵本山的缺场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不客气地讲,这是一起“事故”。然而,没有赵本山的春晚又会是咋样呢?这反而吊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同样,赵本山和哈文的矛盾之说版本也很多,这同样也为“春晚后营销”带来了更多的话题和关注的理由。

农民工歌手范文第5篇

语音提示尽管有些机械、刻板的味道,可是听上去常常都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车子继续前进,到了鱼苗塘站,又上来一群农民工装扮的年轻人;这时,司机又按响了语音设备(习惯性?):请保管好你随身携带的钱物,以防扒窃……

不知怎的,这样的提示让挤在车厢尾部的我,越想越感到有些刺耳:因为在那温馨的语音提示背后,隐藏着司机对农民工群体的一种身份歧视,其实不过是一种形象歧视。也许在他们的经验里、直觉中,那些衣衫不整的乘客,都难免有小偷的嫌疑。作为公交车司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一旦发现可疑身份的乘客,及时地给其他乘客以必要的安全提醒。

一个人的衣着、口音乃至学历、属相、姓氏,与他的品德、能力、前途有关系吗?我出生在苏北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苏北、农村、农民,所有这些背景,都是受人歧视的要素。父辈们曾经亲口告诉我,苏北人过去在上海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上海人只要一听到你是苏北口音,就会不屑地冲你抛一个“白眼”:江北佬。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童年往事是,生产队长的儿子一次跟仗,年龄稍长的他三下五除二就将我打败了,可是我不肯服输,想扳平一局;结果,队长的老婆来了,看到我们揪扭在一起,恶狠狠地骂了她儿子一句:你怎么跟……他……打起来了?――那口气我至今都记得,好像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被她生产队长的儿子打,都不够资格。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人的一生,所有的努力,其实都在追求平等。而人们只要对平等“上下而求索”,就意味着歧视现象的广泛存在。不过,现在口头上、书面上那种显而易见、明目张胆的歧视性语言、文字已渐行渐远,而隐形的、潜在的歧视现象却从未消逝过,甚至已经积淀为一种文化,演变成一种习惯。

女作家、女企业家、女市长、女歌手、女……社会上、媒体上往往称呼功成名就的女士,都有一个习惯性的性别前缀,首创者的初衷可能是要突出说明女性成才、成功的艰难,可能是想强调“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而动不动缀以一个“女”字,其实是对整个女性群体的一种善意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