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舌兰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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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舌兰乐队范文第1篇

面对着在栏杆后与他们对视的歌迷，半打彪形大汉保安看上去十分慌乱不安，这群歌迷瞪回这帮保安。接着爆发出他们的口号“Fozztah！ Fozz-taaaah！”（墨西哥口音的“foster”）成群被挤得无法呼吸的墨西哥姑娘们挥动着海报与荧光棒。

几英尺之外，她们痴迷的对象在一个支架台后面向她们招手。他们就是来自洛杉矶的Foster The People：Mark Pontius（鼓手，金发的冲浪爱好者），Cubbie Fink（出演过《90210》―帅气的贝斯手），以及大部分尖叫的指向者、拥有阳光笑容的主唱Mark Foster。他们正在墨西哥城Vive Latino音乐节的演唱会棚内，之后不久，这地儿就陷入了一片狂乱。

当Foster无意识地漫步到栏杆边与这些最热情洋溢的歌迷打招呼时，人群就像满载雌激素的地狱被捅破了一样。一分钟之后，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被塞到了一辆客车里，随后客车加速驶离了人群，而在车后窗，歌迷们不停敲打着车窗并且像乌鸦般大喊着“Fozztah！”

“挺有爱的，”Foster脸红道，竭尽全力地想轻描淡写与这帮狂热歌迷的小碰撞。“但是看这些姑娘们啊，她们也就14岁吧……跟我们14岁的时候差不多。”

这是2012年的3月，在《Torches》―Foster The People的首张专辑发行了仅仅10个月之后。这张专辑在全球卖了100万张，它的成功是由第一支单曲“Pumped Up Kicks”引发的。这首大获成功的作品最早只是在网上疯传的一个视频，之后便席卷全球，最近一次统计显示有超过400万的下载量。乐队的名字被印在音乐节海报的第三位，这足以说明这个三人组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国际声望。在签售现场，折断的栏杆证明了拉丁人民的热情：男人们戴着摔跤面具，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装满啤酒的大口杯，姑娘们则骑在他们的脖子上。与此同时，大口豪饮龙舌兰酒的青少年大军们轮流在超级大毯子上将对方扔到10英尺的高空。这太疯狂、太令人兴奋了……才下午3点而已。

Foster The People的墨西哥巡演头天晚上在瓜达拉哈拉（墨西哥西部一座城市）正式开始。他们在那里还说服了一个墨西哥街头乐队加入到他们安可曲的表演中。结果演出效果出奇地好，于是Mark Foster想邀请那个乐队跟随他们一起到墨西哥城参加演出，甚至分给他们价值800美元的飞机票钱。结果这个乐队的经济人告诉他们，乐队必须留在当地继续表演，不然就会被解雇。这就解释了附近的一个小屋内传来的破喇叭般的声响，另一支临时请来的墨西哥街头乐队正在排练“Pumped Up Kicks”。“我们在想也许可以做一些跟当地乐队合作的事情。”Foster说，而小屋传来的墨西哥版“Pumped Up Kicks”听起来一团糟。“好吧，我就那么一说……”

从本质上来说Foster The People是Mark Foster的个人乐队，是这个充满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28岁创作歌手的表达载体，他的一生就像好莱坞音乐剧般―从乡巴佬到超级明星，深陷不能自拔的阶段自然也少不了。

1984年2月29日，Mark Foster在加利福利亚出生，后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长大。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年轻的Foster是一个早熟、孤独而又渴望受到关注的矛盾体。他在5岁时通过聆听自学钢琴。“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被卷入争斗，”他坐在演出当天被用来当做临时更衣间的足球场管理办公室里说，“我在学校时经常被欺负，没人待见我。当时我会做一些很傻的事来让人们注意到我，比如午饭时间在桌子上乱跳以及在400个孩子面前唱歌。我当时很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当然，他高中成绩糟糕极了，之后他只能考虑加入军队，通过了入门考试后他选择了地球物理学作为专业。对他来说，这个专业是“一个非常保险的职业方向”，并且是“进入中央情报局的先决条件”。可能是命运的安排，他最终没有去签到入伍，而就在一个月后，“9.11事件”发生，可以说这救了他的命。“所以没错啊，不然我就完蛋了！但是我对我爸说，我不知道要怎样过我的人生，完全不知道。那时我是准备着让风吹着我随便到哪儿。”

受喜爱上世纪70年代民谣摇滚的父亲所鼓励，Foster一个人搬去了洛杉矶。当时他想要“探险”。不过在他成为一个餐具推销员并挨家挨户敲门后，这显得更像一次真正无助的冒险。

“我当时刚18岁，敬仰我遇到的每一个人。6个月之内我便成了所有人的小弟。头天我还在Zo? Bonham（Led Zeppelin里John的女儿）的party上，第二天我就跟亚美尼亚黑手党在同一个房间里了。”

龙舌兰乐队范文第2篇

在广州,夜生活多半是始于吃且终结于吃，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跟所有的城市一样，广州的食肆同样是在定不到位之后排队等候，但是跟上海不同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小馆子都是人满为患。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在广州，年轻人吃饭一般都很实际，只要味道好就可以了，不管是开在天河城里面的高档稻香还是散落在城市肌肤褶皱里的各种小店。在体育西路有一家专门吃麻辣鸭头和兔头的四川小吃店，开了已经很多年了，每次我们去都是人满为患。当然，这是夜生活“前戏”时段的吃而已。年轻人们下了班，不管是CBD银行区的白领还是文艺青年，都会涌在大头虾、越名苑、蕉叶这种价钱比较实惠且味道还不错的越南菜馆，或者拿着等号牌在稻香、表妹这些粤菜馆子前面，等漫长的叫号。

作为夜生活一部分的吃饭环节，吃饭决不能简简单单地沦落为死党叙旧兼八卦的工具。如果你在一个饭局或者是酒局中，突然有个年轻人跟你说：“Sir，能不能跟你喝一个交杯酒”时千万别被吓倒也不要黑面拒绝，这只能说明你不具有娱乐精神。同样，也说明，玩这种互动游戏的年轻人有点落伍了。现在流行的桌面游戏是什么？杀人牌？NO，在油腻腻的饭局上，用杀人纸牌来娱乐有点兴师动众。像“I NEVER”和“我爱你、不要脸”才是玩弄嘴皮子和测试反应能力以及验证酒量的杀手锏。这些游戏，一般是在餐后玩，除了娱乐功能，还有一个惩罚的功能：玩输了的人，要吃下某道吃不完的菜。

广州的夜生活里，“蒲”是一种青春态度。广东话把泡吧叫蒲吧。夜幕笼合的城市，聚集着许许多多主题丰富风格各异的酒吧，有文艺青年扎堆的“喜窝”，这是很多喜欢音乐的文艺青年以及伪文艺青年每周必蒲之处。一般有乐队驻唱，爵士、POP都有，经常有香港的音乐人过来演出，比如“香港警察乐队”，三五白发苍苍的退休警察，依然能把《最爱你的人是我》演绎得绅士味十足。来喜窝玩的年轻人，多半是媒体以及艺术领域的从业者，因此，此处的文艺气息浓厚，音乐质量上乘，大家口味多元但不难调和，总之，这里的音乐总会有那么一两首让你喜欢，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喜窝的酒水有点贵，还要自己去吧台买，没有服务生送的。相对而言，凹凸酒吧就低廉很多，也是文艺青年扎堆的地方，十元一杯的啤酒，大家可以聊聊天，喝得微微醺地离开。如果你在江南西某条巷子看到一个酒吧里灯火通明，有打扮怪异另类的青年，戴着黑色胶框眼镜端着一杯调和好的龙舌兰出入在小庭院里，那一定是在木玛酒吧一边品酒一边看画展、摄影展的文艺青年。

除此之外，广州的青年人还喜欢聚众参加豆瓣同城活动。比如观影活动，在暨南大学附近一个出名的小酒吧――水边吧，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最新版本的《东邪西毒》，粤语版；放映结束还有随意的讨论会。而在电子大厦附近的蓝丝绒，喜欢小剧场的文艺青年，则会聚集在那里看一场《我不是李白》此类的话剧，然后意兴阑珊结伴去后面一条街区的枕木喝一杯鲜榨啤酒，再来一碟出名的枕木牛肉，夜就很容易打发了。

很多时候，夜晚太长，总有不转场不够high的感觉，从饭局直落酒吧之后，就开始在各个酒吧间流转。总是有人觉得在酒吧玩色子，听歌手唱还不够，大家一般会从酒吧直落到钱柜。钱柜有唱不完的粤语歌，总会让某一两个满腹心事的家伙，唱着唱着流下眼泪。于是，发泄一通，眼泪流完了，肚子饿了，去吃宵夜成了对失意人生最有力的报复。

龙舌兰乐队范文第3篇

关键词：《芒果街上的小屋》 文化缺省 补偿策略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通过翻译，译者将原语文化移植到目标语中，但由于语言、思维方式、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这就要求译者认真审视文化因素。正如Eugene A. Nida所言：“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Nida， 110）译者必须适度补偿两种语言间的文化缺失，帮助读者建立语义连贯，扫除阅读障碍，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刘宓庆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译文实际上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刘宓庆，89）译者需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处理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结合原作者的气质与风格，尽可能再现原文的修辞效果和美学价值。

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则是一个很好的体现。《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国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创作的小说，它通过一个名叫埃斯佩朗莎的墨西哥裔小女孩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一条叫芒果街的芝加哥小街上的故事。它记录着小女孩的成长经历，也折射出墨西哥移民，特别是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拉丁裔女性的生存处境。《芒果街上的小屋》是一本优美纯净的小书，一本诗小说，而译者潘帕，通过运用最清新自然的语言再现了原文诗一般的语言特征，由于作者特殊的墨西哥裔移民身份，文中有许多西班牙语句法表达和背景知识，译者也尽量补偿了这些差异。本文以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为例，着重分析其中翻译补偿策略的运用。

二、文化缺省的补偿策略在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具体体现

文化缺省是指作者与其意向读者交流时双方共有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在像翻译这样的跨文化交际中，原文作者和译文作者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不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此，对于原文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译文读者就构成了文化缺省成分（王大来，69）。对于那些造成译语读者意义真空的文化空缺，译者有责任采取必要而又恰当的方式加以解决，帮助译语读者建立起一种语篇内和语篇外的连贯，这样更有助于译语读者与原语作者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张锡伟，19）。

补偿是翻译的一种手法，翻译理论家如Newmark认为，补偿主要是用来弥补译文在语义、声音效果、修辞及语用效果等方面的缺省，而且译文可以在不同于原文的语句中再现这种效果（Newmark， 90）。威尔斯则用这一术语来指代处理“语内和语外层次的结构分歧的”各种策略和技巧（Baker， 45-47）。在这样一本极具文化特色的小说译本中，译者通过运用多种补偿策略将缺省的背景知识恰当地传递给译语读者，同时又保持了原作清新自然的笔调，具体策略如下：

（一）音译、直译加注（annotation）

在翻译民族文化性很强或译语民族中无法找到对应词的术语、人名、地名时，往往可以采用音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处理，这一方法不仅可以使译语读者了解原语文化的有关知识，而且可以将全新的文化概念译入译语文化中，给译语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添加鲜活生气（冯庆华，422）。例如：

I like Alicia because once she gave me a little leather purse with the word GUADALAJARA stitched on it. （芒果街上的小屋，2006：277） 译文为：我喜欢阿莉西娅，因为她有次给了我一个小皮包，上面绣着瓜达拉哈拉的字样。（同上，143） 并有瓜达拉哈拉的注释：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哈利科斯州首府，2005年度“美国文化之都”。始建于1531年，以其优雅民风、深厚文化传统和龙舌兰酒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墨西哥最高贵的城市。（同上，144）

I want to shake like hoochie-coochie. Lucy says. She is crazy. I want to move like heebie-jeebie， I say picking up on the cue. （207） 译文为：我想像呼哧库哧那样摇。露西说。她真是来劲。我想像希比吉比一样晃，我学她的样儿说。（65） 另加注释：Hoochie-coochie，上世纪60年代中期流行的一支布鲁斯乐队，其主打歌曲hoochie-coochie men是广泛流传的布鲁斯经典曲目。heebie-jeebie，一支摇滚乐队名。Heebie-jeebie，俚语，指起鸡皮疙瘩，或头皮发麻的感觉。这两支乐队演唱时，伴唱动作常呈摇摆或颤抖状。（69）

又如：Elenita， witch woman， wipes the table with a rag because Ernie who is feeding the baby spilled Kool-aid. （223） 译文为：伊伦妮塔，算命的女人，用抹布擦桌子，因为喂宝宝的埃妮把酷爱汁洒了。（83） 并加注释：Kool-aid，一种软饮料品牌。此处是音译译名。（86） 瓜达拉哈拉、酷爱汁和两支摇滚乐队都是很具有异域文化特色的两个词语，译者在此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来补偿译文读者的文化缺省，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亏损减少到最低。

“在星期二喝可可和木瓜汁的拉菲娜”一章中，作者讲述了一位被囚禁的女性的故事，拉菲娜因为长得过于美丽，年纪轻轻就被丈夫锁在屋里，只有每个星期二的可可和木瓜汁能让她体味到一丝生活的甜蜜。章节最后一句：And always there is someone offering sweeter drinks， someone promising to keep them on a silver string. （247） 译者翻译成：并且总会有人过来献上更甜美的饮料，承诺把它们用银色绳子系起来。（111） 并加注释：用银色绳子系起来的饮料表达了一种讽喻：可怜的拉菲娜梦想着的不过是要依附于一个更好的男人，住进一座更精美的牢笼，只是晾衣绳换成了银绳子。（111）

Not the shy ice cream bell’s giggle of Rachel and Lucy’s family， but all of a sudden and surprised like a pile of dishes breaking.（167） 译文：不是拉切尔和露西一家人那样羞涩的傻笑，像冰激凌铃声一样，而是突然的、吃惊的笑，像一叠盘子打碎了的感觉，还有其他一些我没法说清楚的地方。（21）另加注释：在美国，冰激凌车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象征。销售员们会摇响铃铛在大街小巷招徕生意。

And anyway， a woman’s place is sleeping so she can wake up early with the tortilla star. （184）译文：不管怎样，一个女人的本分是睡觉，才能和玉米饼星星一道醒来。（37）另有注释：玉米饼星星，指早晨她起来做玉米饼时，在天空升起的启明星。在注释的帮助下，译语读者更能体会到小女孩眼中女人的辛劳。

在上述三例中，译者采用直译加注。直译加注是为了向译语读者介绍原语文化的有关知识，增进他们对原文的了解，以此来补偿直译带来的损失（乐金声，19）。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向译文读者介绍原文隐藏的背景知识；另一方面可使文章意义更加完整全面，更易于译文读者理解。

（二）归化法（adaptation）

一般来说，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另一种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即异化和归化（王大来，69）。关于归化和异化的问题，李建军这样认为：“从翻译的目的看，文化是输入应该倾向于归化，以保护本族文化的纯洁性，但文化的输出应该倾向于异化，以促使本族文化的外介，扩大本族文化的影响。”（李建军，107）归化法在此译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

Everything is fine until the nun who knows all the canteen kids by heart looks at me and says： You， who sent you here？（200） “nun”是具有极强宗教色彩的文化词，汉语意思是“修女，尼姑”。译文为：一切都很顺利，直到那个记得所有在餐厅吃饭的小孩的嬷嬷看着我说，你，谁让你来这里的？（58） 译者深刻理解了原文语义，把“nun”译为译语读者熟知的“嬷嬷”，尽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表现外来的作品，使译文读起来亲切生动，因为人们对信息的处理、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民族的文化预设，而译者则巧妙地迎合了这一点。

His feet were fat and doughy like thick tamales. （193） 译者将其翻译为：他的脚又白又胖，像厚厚的玉米肉粽。（51）译者还为Tamale做了注释：一种墨西哥著名食品，由玉米、碎肉和辣椒裹在一起蒸制而成。显然，Tamale和粽子并非同一种食物，但由于粽子是中国人熟知，译为“玉米肉粽”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想象力，使文章更加通俗易懂。

（三）释义法（paraphrase）

释义不是逐字逐句移译原文，而是直接向译语读者解释原语词句在上下文中的意味（sense）的一种手段，用译语习语和文化真实地再现原文信息。（乐，19）例如：

We screamed in the weak voice of a parrot for Totchy to come and wash those dishes. （芒果街上的小屋， 222） 译文：我们像鹦鹉学舌一样，用微弱的声音呼喊托奇过来洗碗。“鹦鹉学舌”这一成语直接内化了原文所要表达的信息，生动妥帖。又如：Just another brazer who didn’t speak English. Just another wetback. 译文为：只是又一个不会讲英语的墨西哥苦力。又一个偷渡客。（89）另外，有注释：曾经偷渡的墨西哥人经常游泳过河进入美国，上岸时背上是湿的，这个单词即由此而来。在译文中，译者在透彻理解其含义的基础上真实再现了 “wetback”的内涵，译为“偷渡客”，即使没有注释，译语读者也能顺畅地读懂这一信息。

（四）增益（amplification）

增益（也叫“上下文增益”）是在译文中明示出原语读者视为当然，而译语读者却不知道的意义。增益过程即将原文表层上省略的成分再现出来，译出它的弦外之音（乐，1992：19）。在《芒果街上的小屋》译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例如：

I knew then I had to have a house. A real house. One I could point to.（芒，154）译文：于是我明白，我得有一所房子。一所真正的大屋。一所可以指给别人看的房子。（5）这句话描写了埃斯佩朗莎羞于被人问及她家在哪时的心境，译者增益了“给别人看的”来突出她为自己家破旧的房子感到尴尬的感受，因而读者可以理解得更透彻。每次。我从他家房前走过时，他一直在看。（99）译文为：Every time. All the time I walked past his house.（237） “他一直在看”为译者增益的成分，进一步说明埃斯佩朗莎认为塞尔这个小男孩一直看他，生动刻画了她的心思。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潘帕译文《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研究，大致梳理出他针对文化缺省所采取的四种翻译补偿策略，同时看到了他在忠于原语作者和忠于译语读者之间寻求一个恰当平衡时所做的努力。翻译就是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的，既要尊重原语文化，又要顾及译语文化，因而针对文化缺省这一现象，译者需合理运用不同的补偿策略，对原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做出补偿，弥补缺省，最大限度地传递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参考文献

[1] Mona Baker.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 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 York：Prentice Hall，1988.

[3] Nida，Eugene 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4] 冯庆华.文体翻译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 乐金声.欠额翻译与文化补偿[J].中国翻译，1992（2）：18-20.

[6] 李建军.文化翻译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7]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8]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芒果街上的小屋（中英对照版）[M].潘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龙舌兰乐队范文第4篇

“现在的上海小囡哪知道什么居住体验啊？”王轩惆怅的神情中，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屑。成长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他有很多90后、00后以及因为改革开放而涌入的一批“新上海人”没有的城市记忆。这些童年记忆可以基本概括在4个字里――“老法租界”。

以衡山路、复兴中路为中心的总面积7.75平方公里的街区，是旧上海时期的法租界，如今横跨徐汇和黄浦两区。

徐汇区的五原路，很可能是外国游客记住上海的第一条路，尽管它对现时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很陌生。老洋房下午茶、老洋房花店、老洋房咖啡店、老洋房西服店，可以概括这条街道的商业业态。日暮时分找一个开在洋房花园中的西餐店吃完晚饭，踏着树影斑驳的石子路一路晃到满是酒吧的永康路，喝着酒、看着上海人家的市井生活、租住一晚老洋房，这是一个老外的标准上海一日游。

在老上海时，最好的住宅是“”，其次是“坊”和“里”，以这些字结尾的住宅往往是当年的高尚社区和名流住所。早期的建筑风格是洋房（1910年前后），后期是新式里弄（1930年以后），更晚期（1950年以后）是建国后给知识分子建造的公寓，但游客们不管这些，统统看作是老洋房。

如今，这些表面仍然“传统”的老房子，里面已经装饰一新，被挂在了房屋租赁网站Airbnb、Agoda等短租平台上，提供最上海的居住体验并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

2015年8月，Airbnb正式进入中国，同年12月，Agoda也来了。虽然早已经有许多上海的短租房源登录到了平台上，但上海老洋房一直是稀缺资源。即便是到现在，以“法租界”作为关键词搜房，Airbnb平台上有107套，Agoda只有10套。而王轩和他的合伙人，可以提供400多套。

二房东诞生记

越来越多的原住民受不了类似“住在酒吧楼上”的生活，逐渐搬离“老法租界”，去中环线以外寻求更宽敞的居住环境。王轩却执意把家迁回了老洋房中，“早年我就说过一定会把老洋房买回来，现在我做到了。”

2002年，王轩一家生活的老洋房以300万元售出，当时中环100平方米的2室2厅新建商品房在30万元左右。2016年，上海老洋房的挂牌价以亿元计，最高单价突破40万元/平方米。

8年前，还是音乐人的王轩向年少时的承诺迈出了第一步：愚园路的一套老公寓。这是王轩收藏的第一套老房子，本来打算用来自住，但却在装修期间就被参观者踏破了门槛。参观者中有好奇“老房子居然可以这么摩登”的邻居、“这房子卖不卖”的房产中介、在“老法租界”压马路的老外。

王轩没想到，自己的改造会惹来这么多注意，更没想到的是还招来了生意。一位来参观的老外直接提出要租下王轩的这套小公寓，月租金直接出价到1.5万元，而当时同样的两居室公寓月租金不过5000元。3倍的差价和频繁上门的房产中介，让王轩意识到了商机。

自那开始，他决意退出摇滚乐队，放下电贝斯，走上了一条精致二房东的道路。没有任何设计和建筑学背景的王轩安慰自己：“艺术是相通的，审美比功底重要。”

2007年前后，以低价签下长租约，经过设计改造，再以高价出租的“二房东”们大多和王轩一样没有任何室内设计的专业背书，凭借着各自的品味和收房的魄力在“老法租界”中揭竿而起。这是一段草莽期，人人都有机会成为豪杰。王轩认为，自己最终能在混战中异军突起是因为“过人的空间改造能力”。

虽然在衡复历史街区从来不缺数百上千平方米的花园洋房，但是50平方米的“蜗居”更为常见。一栋很气派的三层洋房里往往混居着七八户居民，曾经是“最上海”的居住状况，其他二房东们并不考虑收租这类房产，王轩却敢于拿下这些“牙漏”，把一栋洋房里的单间卧室拿下，并像魔术一般变出一套客厅餐厅门厅齐全的现代公寓。

产证面积只有28平方米的安福路公寓，在王轩和团队手中蜕变出了带两个卧室、一个客餐厅的LOFT挑高公寓。这套可以住下两个年轻游客或一个小型家庭的公寓，在Airbnb上的日租金为1500元。而且，这类便宜的小房子很紧俏。

“一年中空关的时间不会超过90天。”王轩向《财经天下》周刊表示，“短租价格相比长租有3倍的溢价率。”按照王轩的估算，日租金1500元的短租房如果在长租市场，月租金不会超过1.5万元，一年租金大约为18万元。但理想的短租可以达到1500元×270天，年收40.5万元。

自从2014年以来，王轩渐渐把到期的长租房挂到了短租平台上。但也不是每一套房产都适合短租，王轩目前在出租的衡复街区房产中最贵的月租金是15万元，如果放到短租平台，日租金必须保持在2万元左右才能基本和长租打平。但是愿意花2万元一晚体验老上海居住风味的客人显然还不够多，至少没有多到可以保证一年中有270天的出租比例。所以王轩宁可让它继续服务长租客人。王轩挂牌的短租房中目前最贵的日租金是1.8万元，他也在考虑是否要将其转回长租市场。

“短租一定是趋势，但长租的客人更稳定，而且供不应求，一有退租很快就有新租客进来。”王轩告诉《财经天下》周刊，目前他大约有六分之一的房产用来短租，长租仍然占绝大多数。但在Airbnb进入中国之前，这个数字只有十分之一。

最好或最坏的时代

Airbnb来了，王轩期待的好日子却并没有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中小二房东正在搅热或者搅乱这个市场，还有不少一房东也摩拳擦掌地尝试进入。

就在《财经天下》周刊记者采访王轩期间，中途被好几个电话打断，一位签订了10年租约的房东带着一张法院传票和一干社会人员冲击了正在长租中的房屋。“打110报警，现在就打。把客人安置好，一定不能影响客人。”前线突发的冲突显然激怒了王轩，他身上还有着没被社会磨平的棱角，从他脸上能看到“这事儿我能理解但绝不能接受”的神情。

以8000～10000元的月租金签订了10年合约，改造完成后往往可以达到3万元的月收入，王轩可以理解这数倍的利益差会对房东产生诱惑力，但他不能接受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合约。相比商业模式可能存在的漏洞和隐患，王轩更忧虑的是这个事件会产生的连锁反应。

现在的武康路、衡山路和五原路上，到处都有王轩用长租约维系的物业，如果房东可以通过短租平台和托管公司直接获利，那么未来房源将会是一个大问题。王轩最不担心的反而是价格竞争，“有三五套房源的中小二房东越来越多，从我踏入这个圈子竞争就没有停歇过，就算最好的年份里也有人做不下去，现在不算坏。关键是要有能让客人认同你的理念。”

王轩在短租平台上的策略是只接受持旅游签证的外籍游客，刻意挑客不是给自己增加难度，相反是让王轩更快卖出自己产品的捷径。和王轩的第一个主顾一样，他们无一例外地喜欢王轩给传统建筑外壳植入的摩登内核。“几百个出租记录，好评率百分之百。”王轩得意地展示自己在短租平台上的评分。

出房率和出房速度是区分Airbnb上的“好房东”和“一般房东”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对于二房东来说，出房率是空置率的一种美化版说法，手上的房产中有多少比例处于出租状态决定了二房东当晚的睡眠指数。出房速度考验的是团队能力，平均多久可以收到一套房子，免租期内（10年长租合约中往往有2个月的免租期）能否完成有品质的装修，几个在线解答可以敲定越洋客人的入住。

长租与短租相结合

王轩关于收不到好房源的困扰，却是魏岭洪的强项。2005年来到上海后，魏岭洪做过司机、房产中介和装修设计，在整个“老法租界”都颇有名气。从小区保安到居委会阿姨、房东和租客都管这个东北小伙叫“大卫”，反倒是打听魏岭洪这个大名时无人知晓。

和王轩误打误撞地遇上老洋房商机很相似，大卫的财运是被一位本地房东爷叔生生砸中的。当年在做房产中介时，一位上海大叔要求大卫帮忙托管这套公寓，并提议他重新装修后赚取差价。大卫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只花了4500元就把房子给拾掇出来了，只用了3个月就赚回了装修花费。

但是，这种机遇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如今大卫的改造成本大约在6000元/平方米，总花费约40万元。加上收房时长期租约的涨价，收回成本至少需要3～4年。

随着老洋房行情的水涨船高，大卫也相中了溢价率更高的短租市场。2015年年初，大卫发现了更令他担忧的现象，衡复历史街区中长租的外籍客人明显减少，转向短租更像是市场迫使他做出的决定。在采访中他表示：“长租和短租相结合，可能是最适合这个街区的方式。”在大卫看来，长租和短租的旺季和淡季正好是互补的。游客来的季节正好是长租客人回国探亲的时节。

虽然借短租入场的小包租客多了，不过大卫觉得近几年海派文化的氛围也越来越好了，他认为“市场可以一起做大”。已经经营了13年二房东生意的大卫，如今在上海阿叔阿姨中间找到了归属感，他也想把这种融入感和生活体验传递给初次来这个城市的游客。

对于类似跳票的长租约毁约情况，大卫表示并不担心：“这十多年在上海我知道的，上海人是不会占别人便宜的。”在他看来，上海是全国唯一有适合短租发展的商业土壤的城市。尤其是有“老法租界”这样同时具有生活气息和历史印记的街区。

衡复历史街区，既是建筑博物馆，也有名人故居，更有步行街商业形态。在这里能找到5块钱一碗的上海大馄饨，也有80元一杯的龙舌兰鸡尾酒，可以在最摩登的手工西服店门口遇到挎着竹篮卖白兰花的上海阿婆，各种文化、味蕾、记忆的碰撞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居住体验，也成就了这里成为Airbnb上最“上海”的热门短租市场。

街区给人的印象可以是千人千面的，但大卫和王轩这样的市场经营者却希望提供更标准的居住体验，可以有6米层高的尖顶公寓，老虎窗外是宽敞的派对露台；也可以有全白极简的高层公寓，楼里有健身房和游泳池。但无论客人选择哪一种居住条件，感受的生活理念却应该是完整而一致的。

本着这个目标，在2016年初，曾经是竞争对手的大卫和王轩决定合伙，成立了“OPUSONE一舍”品牌，并在几个月内推出了第一栋集中式民宿。大卫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之前觉得只能做分散式民宿是错误的，集中式民宿更能打造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