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险责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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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责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责任保险（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发展到今天，从某种程度上说责任保险是为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但对于责任保险的理赔，传统上的做法是保险人先向被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再向受害之第三人赔偿，也就是采取保险人-被保险人-受害之第三人的顺序理赔的方式，这样无疑增加了责任保险三方的成本。鉴于对受害之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和减少保险三方的成本，本文拟对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之直接请求权的基础分析-责任保险发展趋势的要求
由于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受害之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造成的损失为目的，因而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第三人保险（thirdpartyinsurance）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thirdpartyliabilityinsurance）。无论其如何称谓，也无论对责任保险下何种定义，责任保险发展到今天，从某种角度上说责任保险是以受害之第三人为其存在基础的。承认受害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可以说是责任保险发展趋势所必须。首先我们从责任保险发展趋势来分析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的基础分析。
诚如学者指出，责任保险是顺应工业革命后分散危险（赔偿）的需要而产生的1.由于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存在的诸如工厂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事故以及产品致人损害等工业事故，使得加害人对这些责任的赔偿不堪重负，而责任保险就是为分散这种赔偿的负担而顺时代潮流而生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责任保险有以下两个对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确立有影响的趋势：
1、责任保险以保护受害之第三人利益为其基本目标2.随着责任保险的发展，责任保险对受害之第三人的保护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从纯粹的填补损害的责任保险中分离出“以被保险人对受害之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为填补对象的责任保险，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不再以被保险人实际向受害给付赔偿金为先决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受害之第三人对责任保险人“直接”请求保险赔偿责任的制度。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确立也就成为责任保险这种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2、适度的强制责任保险。由于社会的工业化发展，使得有些事故的危害越来越大，而被保险人处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往往过于自信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而不愿意承担相对较高的保险费。但正如责任保险的第一个发展趋势所述，责任保险又是以保护受害之第三人利益为其他基本目标的，如果被保险人基于保险费过重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去投保，这样责任保险的基本目标就会落空，也就是说广泛不确定的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保护也就无从实现。基于这种考虑，世界各国纷纷将一些危害较大而被保险人又可能承担不了的赔偿责任的责任保险规定为强制责任保险，因而使得受害之第三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直接请求权也就在英美国家的立法或判例中得到确立。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保险契约法》就有直接请求权相关的规定。该法第53条规定：保险人对于受害人因为被保险人的责任所造成的损害事故而受到金钱上的不利结果，只要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该金额尚未被赔偿，保险人不得将应当给付的保险金额的全部或一部，支付给受害人以外的任何人。我国修订的《保险法》第50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从该条可以看出，虽然我国《保险法》没有从正面规定受害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但却从反面为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提供了可能，这种规定虽然对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之第三人的保护是不力的，但也说明了我国《保险法》有顺应责任保险发展的趋势。
二、对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规定的立法例和分类
世界各国对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规定有三种类型：第一，受害之第三人可以有条件的请求保险人赔偿。有些国家的立法上或保险实务上承认，责任保险受害人可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么在责任保险合同中有这方面的约定，要么由受害之第三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达成合意，要么受害之第三人已经取得对被保险人的胜诉判决。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二，保险人有保护受害之第三人的注意义务。有些国家的立法规定，保险人在给付责任保险赔偿金时，应当承担对受害之第三人利益保护的注意义务。通常的做法是：在被保险人实际赔偿受害之第三人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并可以将保险金直接支付给受害之第三人。例如韩国商法典第72条规定：1、对因可归责与被保险人的事故而发生的损害，保险人在第三人接受被保险人的赔偿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额的全部或一部；2、保险人在通知被保险或接到被保险人的通知后，可以直接向受害之第三人支付保险金额的一部或全部。第三，受害之第三人对保险人有给付保险金额的直接请求权。有些国家或地方立法规定，受害之第三人对保险人有直接的保险金额的请求权。在美国的路易斯安纳州、纽约州等准许受害之第三人直接对责任保险之保险人，以请求赔偿，并认为，保护第三人和社会大众是责任保险的主要功能3.
从以上立法例可以看出，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可以分成两类，第一是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该种请求权是由责任保险契约所约定的，保险人可以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对抗受害之第三人；第二是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保险人不可以以对抗被保险的事由对抗受害之第三人，但可以以被保险人对抗受害之第三人的事由来对抗受害之第三人。
三、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法理支持
从以上三种立法例可以看出，这三种立法都从不同程度上承认了受害之第三人向保险人要求赔付保险金额的直接请求权。理论界为这种请求权寻求法理上的支持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形成以下四种理论学说4：
1、法定权利说
该种学说认为受害之第三人的请求权的范围和条件，由法律和责任保险契约规定，属于法定权利。该种学说虽然为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提供了法理上支撑，并且也说明了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发生的原因以及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和责任保险的关系。笔者以为约定的权利不能与法律上规定上的权利相混淆，也不能把法定的权利和约定上的权利同等对待，因而该学说没办法为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提供法理上的支撑。
2、原始取得说
该种学说认为，受害人在损害发生的同时，依据法律原始取得与被保险人当时所拥有的权利同等内容、完全独立的权利。该种学说是在第一种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学说，与第一种学说一样，该学说混淆了法定权利和约定权利，同时认为这种权利是一种依法原始取得的权利有一定的缺陷，因为这种权利总是要以责任保险合同为基础。而且这种学说也没办法解决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的法理支持问题。
3、权利转移说
该种学说认为，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被保险人依照责任保险合同约定所享有的权利，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时转移给受害之第三人。由于该种学说认为受害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是一种根据合同所转移的权利，这样，保险人就可以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对抗受害之第三人，这样这种学说也就无法给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提供法理上的支撑。
4、责任免脱给付说
该种学说认为保险人处在和被保险人对受害之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的地位，如果保险人处在一种连带债务人的地位，那么在保险人向受害之第三人赔偿后就可以向被保险人追偿，但事实上只有在被保险人故意致人损害时或保险人依法不得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对抗受害之第三人时，才可以在对受害之第三人给付保险金后才能向被保险人追偿，显然这种学说很难找到自己立足的支撑点。
以上四种学说都有其不足的地方，因而有学者主张将受害之第三人分成上文所述的两种类型，分别为每一种类型的直接请求权寻找法理上的支撑，这种观点无疑是有可取之处5.该学者认为，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的法理支撑的学说应该是原始取得说，因为该学说认为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权利，保险人不能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对抗受害之第三人，只能以被保险人对抗受害之第三人的事由来对抗受害之第三人。基于这种观点该学者认为这种学说不但说明了受害之第三人发生的原因，也说明了受害之第三人与责任保险的关联。正如上文所述，这种学说忽视了受害之第三人要以责任保险契约作为基础，尽管是强制责任保险，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履行投保义务，那么这种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也就不能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原始取得这种权利。因而笔者以为，对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应该以法定权利说作为其法理上的支撑，因为该种学说恰好说明了这种权利的取得不但需要法律上的规定而且也需要责任保险契约上的约定。倒是对于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来说，正如该学者所持的观点，应当以权利转移说来作为其法理基础6.因为该种学说认为，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被保险人依照责任保险合同约定所享有的权利，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时转移给受害之第三人。而对受害之第三人来说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完全拒绝这种转让或接受这种转让。
四、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的原因分析
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的主要目标在于对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的保护，但传统的保险人-被保险人-受害之第三人的顺序理赔模式同样也对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进行保护，之所以要确立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主要有以下原因：
1、为了更有利的保护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
前面已经论述，责任保险发展到今天其主要目标和功能应该是对受害之第三人和大众的利益的保护，但传统的顺序理赔模式可能会使责任保险的这个基本目标落空。这个目标的落空可能性有两个：首先是当被保险人怠于行使保险赔偿请求权时，受害之第三人可能因为缺乏向保险人的诉权而不能直接请求保险进行保险金额的赔偿，又由于被保险人可能无力承担给受害之第三人造成的损害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就完全得不到及时赔偿或者根本不可能得到赔偿；其次，在被保险人得到赔偿后，可能由于资不抵债而破产，这样受害之第三人的损害赔偿权就变成了一种破产债权，只能按比例受偿，这样使得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大打折扣，更有甚者，当被保险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时，受害之第三人的获得赔偿的机会就完全落空，也就是责任保险的目标就落空了。但如果确立了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受害之第三人就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进行索赔，保险赔偿金也就不会成为一种破产债权，从而以免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保护落空，责任保险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
2、减少索赔的成本和诉讼成本
在传统的顺序理赔的模式中，虽然最终的利益落在受害之第三人头上，但却要经过被保险人先向保险人索赔，然后被保险人得到的索赔再转移给受害之第三人或者先由被保险人向受害之第三人垫付赔偿金，再由保险人补偿给被保险人，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是要经过两个程序，而在确立了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之后，只要直接由受害之第三人向保险人索赔即可，也是说只要经过一个程序就可以解决索赔的问题，这样显然减少了索赔的成本。而在涉及到索赔的诉讼时，由于传统的顺序理赔模式中，受害之第三人没有对保险人的诉权，如果受害之第三人要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诉讼，这样就不得不先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讼，或者先由受害之第三人向被保险人向提讼，但如果被保险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只得等到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诉讼结束之后才给予受害之第三人赔偿。这样做无疑增加了诉讼成本，也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在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之后，受害之第三人就具有了向保险人提讼的诉权，因而增加的诉讼成本就得到减少、浪费的诉讼资源就得到节约。
五、我国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重构的设想
正如前面所述，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确立主要目标是免使现代责任保险的保护受害之第三人和社会大众的权益的目标落空，我国修订后的《保险法》仅在第50条和第51条直接请求权有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只是从保险人可以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反面角度规定了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可能性。尽管我国已有学者在解释责任保险的法律条款时也认为责任保险实质上是第三人保险，第三人对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是责任保险得以成立和存在的基础7.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立法指导，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受害之第三人很少去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或者说虽然有受害之第三人作出了这种请求，由于缺乏诉讼法上必备的诉权，这种请求通常被法院一个不予受理的裁定而只得悬空。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以为我国《保险法》完全可以借鉴国外有关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立法规定并加以改进来对我国《保险法》中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进行重构，以实现现代责任保险应具的基本目标-保护受害之第三人和社会大众的权益。
1、强制责任保险中直接规定受害之第三人有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如前所述，适度强制责任保险是现代责任保险的一个发展趋势，而政府之所以要把这种责任保险设置成强制性主要在于这种责任保险的危险事故会造成巨大的损害，而被保险人无法承受这种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又极大，而为了保护受害之第三人和社会大众，强制责任保险也就应运而生，比如说汽车第三人强制责任保险之所以能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确立，也就是基于这种原因。但如果不设立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可能由于被保险人怠于行使其保险赔偿请求权或被保险人破产，受害之第三人的权益就可能没有实体法上的诉权而告诉无门，自然强制责任保险赖以应运而生的目的就会落空。这样确立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也就势在必然。而要把这种直接请求权设定为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主要在于受害之第三人持有请求权，保险人就不能用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来对抗受害之第三人，更有利于对受害之第三人的保护。当然如果受害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是由合同约定而非法律规定，那么这种请求权就是一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保险人自然就可以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对抗受害之第三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依然可以用被保险人对抗受害之第三人的事由来对抗受害之第三人，而且在保险人具有免责事由的情况下，可以在理赔后向被保险人追偿。
2、法律应当规定在强制责任保险之外的责任保险中，受害之第三人可以作为合法的请求权人在被保险人怠于行使保险赔偿金请求权时，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或者在足以证明被保险人可能破产时，受害之第三人可以阻却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进行保险赔偿给付，以免自己的权利转变成破产债权而只能按比例受偿或根本得不到赔偿。
3、法律应当赋予受害之第三人具有根据自己的便利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谁作为被请求权人的选择权，这样使得受害之第三人无论在强制责任保险中还是在非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之第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被请求人，因为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一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权利而非义务，承认受害之第三人的选择权也理所当然。
4、法律应当规定作为受害之第三人应享有对被保险人的再追索权。在责任保险中，保险人只在保险金额限度内承担赔偿责任，而受害之第三人所受的损害可能远远超过责任保险中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保险金额，这样受害之第三人的损害可能就还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没有得到赔偿。如果赋予了受害之第三人有再追索权，受害之第三人在向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赔偿后，还可以就其没有得到赔偿的损害部分再向被保险人求偿。这样以来对受害之第三人的保护就更完善了。
责任保险中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确立是当代责任保险基本目标的必然要求。而我国《保险法》中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以及完善无论对于保护受害之第三人和社会大众的利益还是对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邹海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第46页。
2邹海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第47页。
3黄义丰，《论美国责任保险之保险人之责任》，载《台大法律评论》，第17期第二卷，第263页，转引自邹海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第233页。
4以下内容参考了邹海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第245~248页，但对每种理论加入了作者自己不同的评论观点。
5邹海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第25直接请求权页。
寿险责任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保险业
保险业作为金融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近几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金融一体化和保险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我国保险业发展总体情况
1980年，我国恢复开展国内保险业务，至1986年，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这一时期，保险公司的发展或者说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志，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1986年，新疆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成立，结束了人保独家垄断经营的历史。此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先后于1988年和1991年成立，90年代以后，市场主体不断增多，截至2008年底，我国保险机构达到120家。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仍属于寡头垄断市场。在众保险寡头中金融论文金融论文，国有保险公司是保险市场供给的第一集团，控制着60%以上的市场份额，平安和太保是供给的第二集团，控制着30%左右的保险市场。其他保险公司则是市场供给的第三集团，市场供给量低于10%。20多年来，我国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快速增长，保险密度不断增长，保险深度不断提高。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实现第一个500亿元用了15年，第二个500亿元用了3年，而2001年保费1年实现增长500亿元，2008年全国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了9784.10亿元，同比增长39.06%，应该说，目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期。
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机遇
1、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保险业发展的契机
8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是我国保险业恢复和发展的直接契机，人们对于不确定性风险预期损失补偿的需要刺激了保险需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国有财产，政府是承担风险的主体，企业并不需要承担风险，个人也几乎没有财产和人身风险来让保险公司经营毕业论文格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同时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风险，人们意识到许多风险难以避免且个人没有能力完全承担，因此，企业和个人不得不考虑风险的分散及转移问题。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保险业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起来。
2、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利于保险业日益发展
国民收入尤其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对保险需求的增加。从个体来讲，人们对财产和自身安全进行投保，只有人们的财富积累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为已经积累的财富支付保险费，而这部分保费的支出，来源于新增收入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身的安全和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从而对寿险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从企业生产来看，根据加速原理，国民收入的增加促进投资的增长，人们为扩大再生产中追加的投资部分支付的保险费，也同样出资于新增收入部分。扣除物价因素，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在10%左右，而保费增长速度平均在30%左右，保险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3、积极的政策促进保险业繁荣发展
随着保险市场的逐渐开放，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以及保险监管政策对保险业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近几年，为了应对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采取了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金融论文金融论文，提出保增长、扩内需、保民生、保稳定等一系列目标，2009年初推出4万亿刺激内需投资，2011年新4万亿投资又将投入，民生工程和基础建设拉动了对工程险、财产险等险种的需求，汽车振兴计划拉动了车险的需求。中央加大了对“三农”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直接推动了相关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保险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社会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仍是根本性的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小农经济社会，与西方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小农经济社会重实物而轻货币，重个人情感而轻法律契约，重近轻远，这些历史积淀无疑与保单契约性等典型特征相冲突。从中国的文化来看，中国文化推崇“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信奉“养儿防老”，重视家庭共济，这些文化基因无疑与保险所具有的防范风险、转移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担损失的社会机制特性相矛盾。从体制因素来看，自解放以后，中国搞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从保障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以否定和忽视自我保障，而以政府保障为其基本特征的。保障程度虽然不高，但范围广泛，政府对国有部门的职工实行几乎“从摇篮到墓地”的全方位保障。改革开放以后，即使理论和实践都在逐渐发生变化，但传统体制对人们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这一影响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保险公司发展商业保险的挑战。
2、保险业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近几年，保险业不断发挥这保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参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功能，已成为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但总的来看，全行业基础较差，底子较薄，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保险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保险还未渗透到经济各领域、社会各行业和人民生活各方面，覆盖面不宽，很多重点领域的投保率不高，无法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些迫切需要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保险保障的层次也较低，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的赔付率较低，以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灾害为例，保险业分别赔付55亿元和10亿元，进展直接经济损失的3.6%和0.12%，与发达国家和地区30%的水平相比差距较明显。
3、外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压力日益严峻
随着WTO承诺的兑现金融论文金融论文，近来保险监管部门大大放松保险公司的进入政策壁垒，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只是时间顺序问题。从总体上来说，国外保险公司从资金实力、产品开放技术、展业方式。业务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大大强于国内保险公司。已在中国开业的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士、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48家外国保险公司，以及目前在中国设有几百家代表机构，申请等待营业执照的有上百家外国保险公司，其经营历史和资产总额条件均大大超过保险公司设立的基本要求。许多公司的经营历史都在百年以上，资产总额大都在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在中国开放保险市场以后，中国的内资保险公司要与这些十分强大的外资保险公司进行竞争，其严峻性是显而易见的。
4、保险供给能力不足
从现在情况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仍表现在对现有保险市场占领上，即由保险公司通过提高保险供给能力，满足市场已出现的保险需求。例如目前保险公司的业务结构，财产保险上，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市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寿险上，意外险和已出现的寿险市场占据了大半江山毕业论文格式。要改变这个现状，实现保险业可持续发展，要开发潜在市场，如责任保险市场、健康市场保险、养老保险市场等。
四、发展策略建议
为了提高我国保险业的整体效率，提升保险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提出以下几点策略建议。
1、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
近几年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监管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保险监管要根据保险机构风险程度的高低，实施分类监管，防范风险，扶优限劣，优化监管指标，对不同等级的保险机构采取差异化监管，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健全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执行力，防范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加强对市场行为的监管和对保险资产的监管，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作为监管的根本目的。
2、规范市场运行秩序
在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险机构相继设立，保险业务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格局，市场运行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若要保险业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要规范市场运行中出险的这些问题，确保保险机构依法合规经营，杜绝数据不真实和损害被保险人权益等违法违规问题，规范竞争手段金融论文金融论文，杜绝靠高手续费、高返还和变相降费等等恶性竞争现象。
3、提高保险公司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保险市场上，产品同质性严重，开发策略相似性极强，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保险公司要形成核心优势，必须尽快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将经营方式从粗放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例如，人保这样的大公司，可以利用自身的覆盖全国的网络优势，不断向综合性发展，以综合优势占领市场。而对中小型保险公司，则宜实行专业化的产业政策，例如市场上已经出现的长安责任保险公司。各保险公司在发展中要始终集中于提高客户满意度的战略，不断推出各种服务方法。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可替代产品的自由进入、消费者投资意识的增强，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和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资金运用的效果才是保险企业竞争的关键，保险公司的发展战略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这才是符合保险公司职能的定位，因为产品体现保险公司对客户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而资金运用则体现出公司对客户利益的保护。因此，保险公司最重要的首先是做好产品开发，也是公司资金运用的基础。其次是客户服务，维护已有的客户，并通过带动效应，扩展新客户；同时稳定的高收益的资金运用可以促进产品开发和保证客户利益。
山东省莱州市文化东路770号
寿险责任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采取“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自我储蓄养老”的模式，并逐步降低对社会保险和自我储蓄养老的依赖，充分发挥商业寿险公司在我国未来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作用，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论文关键词：寿险公司；养老保险体系；商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
人总是会老的，于耄耋之年能否老有所养，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者已达到10.86%（老龄社会临界点为10%），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并成为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近20年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每年以3％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目前已达到1.32亿，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4亿，占总人口的21.36%.那时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加上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到那时一对年轻夫妇上面，可能有四位父母，八位祖父母都健在。这么多的老人养老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应采取“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自我储蓄养老”的模式，并逐步降低对社会保险和自我储蓄养老的依赖，更多地依靠商业养老保险来满足消费者的养老保障需求，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较好途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寿险公司在开办储蓄养老保险方面有着极为有利的专业优势，在我国未来养老保险体系中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问题
所谓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在劳动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或退休条件，按月或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待遇，主要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同时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目前，按照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确定为58.5％。由此可以看出，今后基本养老金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广大退休人员的晚年基本生活，并不能解决老人们“丰衣足食”安享晚年问题。况且，由于国力所限，加之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现在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一）社会养老保险仅涵盖城镇有固定工作单位的人，城镇人口中的自由职业者和待业人员以及广大农民无法享受
全面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涵盖所有人群，包括非城镇人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也应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也应能领取养老金。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决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目前即使在城镇人口中也并非全部都进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也有游离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人群，他们就是自由职业者和待业人员，也就是没有工作单位或者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人。这些人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是摆在我国当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显然，社会养老保险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
（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剧，单纯依靠社会养老很难解决某些现实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步入工业化社会后才会出现老龄化，且老龄化速度较慢。我国则在工业化的起始阶段、经济建设资金需求集中的情况下便进入老龄化，使资源配置陷入困境。据统计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者已达到10.86%，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4亿，占总人口的21.36%.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采用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这种平衡方式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到来时，会造成资金需求的急剧增长，社会负担加重，显然，单纯依靠社会养老很难解决这一问题。
（三）过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交纳标准和替代率，造成国家、企业负担过重，部分参与者无力负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定的替代率为90%左右，而国际上一般为45-50%.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单位和职工个人的保险费交纳标准占职工工资总额的28%，单位和职工个人普遍感到难以承担。如果降低交纳标准，势必由国家财政补贴，则可能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
（四）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国民收入分配变动的趋势不相适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一直呈现向个人倾斜的趋势，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从1980年到1995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7%下降为10.9%.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增长迅速。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至1995年间，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年均15.9%的速度增长，城市居民存款余额也以年均34.3%的速度增长，由154.9亿元增加到23466.7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绝大部分的社会养老费用仍然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不仅造成国家、企业负担过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人们自我养老保障意识的提高，造成过分依赖国家、企业局面。
（五）社会养老保险只能解决基本的退休养老问题，不能解决退休者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下降问题
根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个人交费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1）用人单位按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提取；（2）个人按工资的8%提取。退休后将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与缴费年限的长短、缴费基数的高低、退休时间的早晚直接挂钩。他们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假定某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1000元，缴费满30年则他每月可拿到300元基本养老金。又假定该地平均预期寿命为80岁，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的比例是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240，该人60岁退休时，如果个人账户累计总和为6万元，那么，他退休后每月可拿到250元（60000÷240），两项合计550元，这点钱显然只能解决基本的养老问题。并不能解决老人们退休后“丰衣足食”安享晚年问题。
二、储蓄养老只能作为养老的辅助方式
我国人们具有良好的储蓄习惯，绝大多数的人选择储蓄的方式就是将钱存银行，因为银行储蓄具有风险小、存取方便、安全性强的优点。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经突破17万亿元，就充分说明老百姓对银行储蓄的偏爱，然而，通过银行储蓄本息的累积来实现自我储蓄养老的方式存在明显不足，只能作为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辅助方式。
（一）银行储蓄收益低，浪费了资金的使用价值
按目前银行储蓄一年期存款利率4.14%计算，考虑到5%的利息税因素，实际名义存款利率仅为3.933％，将大量的钱放在银行，显然是浪费了资金的使用价值。
（二）银行储蓄无法抵御通货膨胀
2008年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指数为8.7%，如果以此来对照当前的存款利率，按一年期存款利率4.14%计算，考虑到5%的利息税因素，实际利率为-4.767%（即4.14%×0.95-8.7%）。它意味着你将100000存进银行，一年后它的实际价值变成了95233元，4767元就白白地蒸发掉了。面对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预期，将钱都放在银行里，作为自我储蓄养老资金显然不合时宜。
（三）银行储蓄属自发，随意性太大
而自我储蓄养老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在这个资金积累的漫长过程中，很可能中途夭折。
储蓄既是一种预备手段，又是一种积累手段。作为预备手段，其作用是未雨绸缪。作为积累手段，它是为了实现未来某一耗资较大的消费而有目的地存钱。两者都是现代人实际的需要，所以，为将来老年幸福美满生活做适当地储蓄准备是一种非常明智的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人总是难以主动地、自觉地储蓄，即使能到银行储蓄，由于银行储户可随时支取账户上的存款，在时间上、数额上并没有太多限制，因而存款就不易保住，一旦有什么开支，一下就取走了，使自我储蓄养老计划中途夭折。所以，自我储蓄养老只能作为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辅助方式。
三、寿险公司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在我国深化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想进一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必须提升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重新设计。笔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更多地依靠商业养老保险来满足消费者的养老保障需求，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较好途径。
（一）寿险公司在养老保险体系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受国力所限，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虽覆盖一定范围，但还未达到覆盖全社会的程度，正需寿险公司在社会保障的空白地带发挥作用。同时，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富裕的晚年生活，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可通过购买寿险公司的养老保险，确保其有一个富裕的晚年生活。
（二）寿险公司的资源配置
寿险公司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作出最佳投资策略，提高资金利用率，使养老基金产生最佳的资本配置和最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更好地保护养老金领取人的利益。
（三）寿险公司养老基金的积累方式
寿险公司的养老基金积累方式比较适应我国未来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符合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方式向基金积累方式改革的趋势，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相适应。
（四）寿险公司的优势
寿险公司之所以在许多国家养老保险中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还在于其拥有其他机构不可比拟的优势。
1.寿险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精算师，可准确制订交费标准和给付水平，根据谨慎的精算原理保证养老金的稳健运用和给付安全。
2.寿险公司拥有众多的投资和理财专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寿险公司会制订最佳的投资组合，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保证养老基金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同时，通过加强成本核算，尽力降低经营成本，为养老金所有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3.寿险公司承诺的养老金给付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养老金领取人的利益可得到充分保障。寿险公司的经营接受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严密监管，促使寿险公司进行稳健经营，提取足够的责任准备金，以保证充足的偿付力和流动性。
4.商业寿险公司经营养老保险业务符合国际惯例。无论在养老保险体制比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养老保险体制正走向完善的拉丁美洲国家，寿险公司均在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通过购买寿险，可以帮助人们养成计划储蓄的美德
由于商业养老保险是一种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储蓄”，当保险合同生效后，投保人便要根据合同的规定按期交纳保费，以维持保单的有效性，直至保单期满为止。这样，投保人便能有计划地把资金积累起来，养成有规律储蓄的好习惯。到约定领取养老保险金时，才能按时领取养老保险金，或在退保时得到现金价值。由于退保损失大，所以人们一般都不愿退保，这样就迫使人们“存”一笔钱在人寿保险公司，做到细水长流，源源不断，保其一生。这不仅解决了自我储蓄养老不主动、不自觉，随意性太大的缺陷；也解决了银行储蓄存款，由于支取太方便，很多人往往因为经不起物质的诱惑，令储蓄养老计划半途而废的问题；还可以为愈来愈老龄化的社会和独生子女后代减轻负担，使老了的自己依旧拥有尊严。
综上所述可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采取“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自我储蓄养老”的模式，并逐步降低对社会保险和自我储蓄养老的依赖，充分发挥商业寿险公司在我国未来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1]孙国栋。充分发挥现代保险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N].北京：金融时报，2005-2-21.
寿险责任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与控制
一、引言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问题是我国保险理论界近几年来一直都在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从现有的文献和论著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扩大我国投资渠道等方面，而对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从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的还比较少。当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譬如保费收入递增的压力、产品创新的压力、行业竞争的压力以及适当财务结构的压力等，这些压力都迫使保险公司越来越重视资金的运用，期望通过保险资产业务取得良好的投资收益，来缓解这些压力。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保险资金的运用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包括有一般性资金运用的风险，还包括有基于保险资金自身特殊属性而产生的区别于其他资金运用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保险资金的运用如何实现预期的目标，如何分散风险、选择投资工具、如何进行投资组合、投资策略如何制定，采取什么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控制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增强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完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体系，提高资金收益率并有效地防范风险，是目前中国保险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
保险资金在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后可以在更多的投资品种间进行资金配置，但在具体配置资产时，保险公司既要充分考虑保险资金的负债性质和期限结构因素、各类投资品种是否符合保险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管理的要求，还要考虑监管层对最低偿付能力的要求。因此在分析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时应特别注意如下方面的问题。
第一，寿险和非寿险资金期限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的投资选择。财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构成，期限大都在1-2年；而寿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人身险责任准备金构成，期限可以长达20-30年。由于各类保险准备金均为保险公司的负债，因此在将这类资金进行投资时风险控制相当重要，而资金期限结构上的差别将导致财险公司更注重投资品种的流动性，寿险公司更注重投资品种的安全性和盈利性，由此产生不同的投资选择。
第二，国内保险市场快速增长产生的新增保费足以解决保险公司流动性需求。从保险公司现金流量角度看，基于对我国保险市场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的判断，每年不断增长的保费收入将能够满足当年保险赔付和给付的资金需求以及营运费用的支出需要，而以各类准备金形式存在的保险资金需要寻找安全的增值空间，以应对保险金未来集中给付的高峰。
第三，保险资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对收益的要求从理论上分析，与社保基金和QFII基金相比，保险资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对盈利的要求处于它们两者之间，在进行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银行存款、企业债券、基金、流通股股票、可转债等不同投资品种间的平衡。随着投连险、分红险和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销售份额的不断增长，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票市场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投保人和保险人对股票市场运行周期的判断，保险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将相应提高。
第四，保险资金的盈利模式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投资品种的选择上，保险资金可介入的品种除了常规的流通A股、可转债之外，还将介入非流通股的投资，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投资品种的不断丰富，可供保险资金选择的余地仍将不断扩大。目前有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的相继出台，有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范围的规定将成为这部法规的核心要点。
三、保险公司对资金运用风险的管理控制
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成立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二是委托专业机构运作；三是在保险公司内设资金运用部门。不论是采用哪种模式，保险公司都是资金运用的决策者和风险承担者，也是进行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为保证资金的运作安全，应有效的安排组织结构、内控制度、管理系统与和风险预警体系。
1、建立健全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涉及的机构和部门包括董事会、总经理室、风险管理、内部审计、风险监督等诸多机构和部门。这些机构和部门职责分工不一样，其协调运作是做出科学投资决策的机制保障。如董事会的职责有负责制定资金运用的总体政策，设定投资策略和投资目标，选择投资模式，决定重大的投资交易，审查投资的组合，审定投资效益评估办法等，总经理室的职责是根据董事会决定的总体政策，负责研究制定具体的经营规定和操作程序，包括多种投资组合的数量和质量比例、制定风险管理人员守则和职责、风险管理评估办法等，内部审计的职责是直接向董事会负责，独立对所有的投资活动进行审计，及时发现并纠正公司内部控制和运营制度存在的问题，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分析市场情况和风险要素变化，对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和控制，研究化解风险的措施，风险监督部门的职责是通过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及时、全面、详细地了解资金运用单位和部门对董事会的投资策略、目标达成与实施过程，投资人员的从业资格和整体素质以及胜任工作情况等。
2、制定严密的内控制度
资金运用的决策、管理、监督和操作程序复杂，环节多，涉及面广，人员多，风险大。所以有必要沿着控制风险这条主线，制定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一方面，这些制度必须涵盖所有的投资领域、投资品种、投资工具及运作的每个环节和岗位；另一方面，使每个人能清楚自己的职责权限和工作流程，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所有的投资活动都得到有效的监督、符合既定的程序，保证公司董事会制定的投资策略和目标顺利实现。
3、建立资金运用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是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公司要有发达的信息网络，对外要与国内外各个资本、债券、货币市场连接，让有关人员随时了解市场变化情况；对内要与董事、总经理室成员、风险管理、审计、监督、财务、业务部门联接，在系统中及时录入各种业务发生情况。这些信息要足以为决策者提供第一手决策依据，为管理者提供及时详实的分析数据，为监督者提供全面的全科目资料，为投资操作者提供信息平台，同时真实记录交易情况，使准确信息在公司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充分交流。
4、建立公司评估考核和风险预警体系
在资金运用的全过程中，有几组指标评估办法是保险公司必须关注和建立的，比如风险评估和监控，资金流动性考核评估、资产负债匹配评估、风险要素评估、资金运用效益评估等。此外，还要健全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包括总体及各个投资领域、品种和工具的风险预警，使投资活动都纳入风险管控制度框架内，使公司经营审慎和稳健。
四、加强保险资金运行的监管建议
1、为保险资金运用营造好的法制环境
一是修改《保险法》，进一步拓宽资金运用渠道，并留有一定空间。二是对业已批准办理的业务，抓紧补充制定各项规章，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等。三是对保险投资高管人员、具体操作人员规定资格条件；对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交易对象限定基本信用等级标准；确定资产委托人、受托人和托管人的职责和标准。四是在拓展投资模式，开放投资领域，增加投资品种和工具之前，要有较长时间的酝酿期，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反复讨论、论证，必要时还可听证，听取多方面意见，制定监管法规规章。
2、对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划定
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并不意味着不限制范围，全方位地放开。应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结合保险业经营风险的特殊性，按照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要求，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逐步放开保险资金运用领域和范围。可考虑放宽以下限制：一是放宽现有投资品种的比例控制，可考虑进一步放宽购买企业债券的限制和提高投资股市的比例。二是可在国家重点基础建设和实业投资方面有所突破，特别是对水、电、交通、通讯、能源等的投资。三是在适当的时候允许办理贷款业务。四是放开与金融机构相互持股的限制，进行股权投资。五是适度允许投资金融衍生产品，使保险公司通过套期保值有效规避风险等。放开保险投资渠道要循序渐进，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成熟一点放开一点，避免以往那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状况出现。注意防范保险风险，坚决杜绝因投资不当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切实维护被保险人利益。除此之外，对流动性差、风险较高的非上市股票和非质押贷款应予禁止，同时还应禁止对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性投资。
3、按投资比例监管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公众对保险的需求加大，我国保险业迅猛发展，保险险种和产品急剧增多。这些产品因其性质、特点、责任周期、成本效益不一样，具体体现在承担责任的时间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效益有好有差。相应地，用各种产品所形成的保费收入进行投资，其投资渠道、方式、期限等也应有所区别。我国保险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机制不健全，营运欠规范，资本市场不成熟，资金运用渠道不畅。借鉴国外的监管经验与运营惯例，应选择谨慎经营和监管，在保险资金的运用上进行具体的严格的比例限制。一方面，应对一些投资类别规定最高比例限制，如对企业债券现行规定不高于20%的投资；投资次级债不超过总资产的8%；直接投资流通股的资金不超过总资产（不含万能和投连产品）的5%等。将来保险资金投资渠道进一步放开后，对项目投资、质押借款、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境外投资等同样也要进行比例监管。另一方面，对单项的投资也要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如投资一家银行发行的次级债比例不超过总资产的1%；投资一期次级债的比例不得超过该期发行量的20%；投资单一股流通股票按成本价格计算不超过保险资金可投资股票的资产的10%；购买同一公司的债券，投资单个项目的比例，以及对个人贷款等要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资金存放在单家银行的比例也要受比例限制，等等。总之通过投资比例限制，可以调整高风险和低风险投资结构，选择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组合，使投资组合更趋优化。当然，投资比例限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市场变化及需求对公司的运营情况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史锦华、贾香萍：保险资金入市的效应分析及其风险管理[J].保险世界，2006（1）。
[2]刘新立：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拓宽及风险管理[J].财经研究，2004（9）。
寿险责任论文范文第5篇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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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
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这三者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们的协调需要法律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即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下同)、《保险业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保险法律法规,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7次利率调整,使保险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尤其使寿险业的利差损进一步扩大,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但仍解决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带来的压力,尤其难于解决寿险公司日益扩大的利差损。基于此,1999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基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保险业的重要步骤。
我国目前面临着加入WTO,这要求我国保险业参照国际准则;同时,已进入21世纪,由于各国的金融改革,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给我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挑战,这也迫使我国的保险监管应与国际大趋势相接轨。本文拟在比较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之特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若干拙见。
一、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一般特点
纵观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保险法及细则对保险投资的规定,尽管早期工业国或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投资方式及演进的阶段不同,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带有共性的特点值得我们思索:
首先是确认和保证保险资金运用方式的多元性。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法律规定中,均规定了多种保险投资方式。这些方式具体包括: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投资等。英国则通过司法实务确认保险投资方式的多元性。由于投资方式多样且较灵活,使得不同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投资方式,将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从而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并进一步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是保险投资比例的限定性。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在注重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规定了投资比例。如美国纽约州、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而且规定了某一投资方式投资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这样,前者有效控制了有关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后者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投资比例随着保险业的发展阶段而调整。如日本,在保险投资方式比例方面:存款从1947年的1/3,调整为1956年的35%,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拆借贷款从1947年1/20降为1956年的5%、1958年的29%,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地方债券,从1947年的20%至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公司债券,从1947年的2/3,1987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股票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30%;不动产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20%。
第三是关注寿险投资结构的不同性。保险投资的结构因产寿险不同而不同,产险业投资要求的流动性优于寿险,而寿险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优于产险业。法律的规定显然要有所体现。比如,美国纽约州的保险法律在规定保险公司投资的形式和数额的同时,对人寿保险公司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确定了不同的原则。在纽约州保险法中,适用于寿险公司的投资法以谨慎标准为原则,而适用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法则主要以“鸽笼式”方法为原则。
第四是加强证券投资的管理。在保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证券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总的趋势是投资的证券化,但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有所不同。早期工业国的保险投资已基本证券化,并且,在债券投资中股票和公司债券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股票的比重则快于公司债券上升的比例;而后起工业国则还有一个过程。如在美国寿险资产中,贷款所占的比重,1917年为47.6%、1930年为55.1%、1940年为29.4%、1950年为28.9%、1985年为27.4%、1990年为23.6%、1995年为14.4%、1997年为12.2%;不动产从1917年的3%降为1997年的1.8%;有价证券则从1917年的44.2%上升为1997年的73.1,其中,股票投资的比重从1917年的1.4%上升到1980年的9.9%,在稳定10年后,1991年上升为10.6%,1997年为23.2%;公司债券的比重从1917年的33.2%上升到1980年的37.5%,其后1990年上升为41.4%,其后直到1997年为41%左右波动1。这种保险投资的证券化是同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相联系的,而这种资产的金融化,同保险业(尤其寿险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要求的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密切联系的。
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在于:在二战后才开始发展,起点低、发展速度快。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在强调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强调社会性,保险投资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大作用。其中,日本保险投资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的经济跨入经济强国后,其保险投资由贷款为主逐步转向证券投资;而韩国的保险投资结构的现状与日本八十年代初期相似,正处于转化中,我国台湾寿险业贷款比重也较高,但不动产的比例较高,这与台湾不动产稳定增值有关,同时,从动态看,有价证券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后起工业国或地区的保险投资结构演进为由直接投资向证券投资的演进是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
日本作为后起工业国,80年代以前其投资比例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存款;而80年代以后,有价证券和存款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贷款和不动产投资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86年证券投资占第一位,贷款退居第二位,1984-1986年存款上升至第三位,不动产退居第四位。其中,从1975年至1996年间,寿险业的投资中,贷款从67.9%下降到34.6%,有价证券从21.7%上升到50.7%,不动产从7.9%降为5.2%,其他资产从1.4%上升为6%。在此期间,1986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有价证券的比例首次超过贷款的比例。日本保险投资是同该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相联系的。就其过程的特点看,主要有:首先,注重保险投资的经济效益。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侧重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经济效益较好,于是保险公司投资于机械制造和化工工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转向以轻工中小企业为主,同期寿险公司短期贷款占61.7%,后来证券投资效益好,又转向证券投资,1975年为21.7%,1984、1986、1996年分别为35.1%、41%、50.7%;贷款投资占总资产的比率由1975年的67.9%,下降为1986、1988、1996年的39.2%、30%、34.6%。其次,关心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包括向新型产业投资、投向社会公用事业、社会开发性投资、为扩大生活消费投资;同时还注意扩大海外投资。
韩国的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投资方式有:有价债券投资、不动产投资、贷款或汇票贴现、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对信托公司的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信托、财政经济部令制定的类似前述第1-5项的方法。并于第15条规定各类投资比例为:对股票的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不动产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5%;保险公司购买同一公司债权及股票或以此为担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人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3%,对同一物件为但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发行的证券及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外汇、国外不动产及外汇证券的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中小企业(风险企业除外)发行的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保险公司持有或作为贷款担保的同一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公司总发行股票的10%,但持有国外法人的股票时,可以例外。对增强保险财产运用的健全性和效率性有必要时,金融监督委员会可按保险业务的种类和保险公司的财产规模,在第一款规定的各种财产利用比例的十分之五范围内下调其比例。
韩国寿险业自1950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迁,其保险投资中,不动产投资从50%以上降到了1997年的8.5%,其中,配合政府经济发展计划,以及鼓励出口发展重工业,寿险业资金运用转向投放资本市场及放款。目前韩国保险业法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规则规定各项资金运用投资对总资产比率为:股票不得超过30%;不动产投资为15%或以下(10%为营业用,5%为投资用);现金及存款为10%或以下。上述规定韩国政府鼓励保险公司多放款给房屋专项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2。韩国保险投资结构的变化为:韩国寿险业投资中,其结构的顺序依次由1981年的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现金及存款转变为1997年的贷款、有价证券、现金及存款、不动产。尽管有价证券的比重从18.5%上升到27.2%,贷款从62.8%下除为48.5%3,但仍然以贷款为主。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投资结构的演变过程因产寿险而不同。从1991年至1997年,在财产保险业的投资中,其投资的结构顺序依次为: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抵押贷款、贷款。其中,银行存款57.58%降为54.04%、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31.74%、不动产从21.11%降为11.2%、抵押贷款从3.96%降为3%,其中股票从7%上升到19.45%,这说明产险业保险投资仍然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同财产保险主要属于短期业务要求投资流动性较强有关。寿险业投资中,投资的顺序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存款、不动产、国外投资和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86年至1997年,其投资比重分别变化为:贷款从31.29%上升为35.05%、银行存款从23.77%上升为28.03%、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28.03%、不动产从27.19%降为10.61%、国外投资从1989年的0.02%升为2.22%、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94年开始的1.95%上升为2.67%。其位次的变化为:有价证券由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银行存款由第二位下降为第三位。这说明寿险业保险投资中有价证券的比重上升,但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
由此可知,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保险投资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初期,保险投资中,贷款的比重较高,一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些投资项目的高回报,带来了保险投资的高盈利。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保险投资由贷款或不动产转向有价证券投资为主,日本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韩国的现状与日本发展的过程相似,韩国经济仍然处于日本当年起飞阶段,贷款比例很高;台湾寿险投资贷款、房地产比例也较高,这是由于这一阶段这些项目投资盈利性高。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市场的完善,也将逐步向证券化投资过渡。
第五,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不少国家和地区就保险资金运用的问题,注意从法律规范上较为详细地加以规定。如日本不仅在《保险业法》中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范围,同时在《保险业法施行规则》对其作出具体规定;我国台湾在《保险法》有关保险投资规定的基础上,相继制订了《保险业资金之专案运用与公共投资》、《保险业资金之专案
运用与公共投资审核要点》、《保险业资金办理国外投资限制》、《保险业资金办理外投资内容及范围》。它构成了由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轮廓,由特别法作出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这样便于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既保持法律的持续性,同时又具有灵活性。
二、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起飞阶段,同时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因而一方面基于我国实际,另一方面借鉴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考察,本文认为欲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应当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确立在安全性的前提下保护保险公司实现尽可能多的盈利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益利。因为保险公司也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偿付能力的增强。
第二,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1)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证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证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2)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但保法等,从而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3)理顺投资监管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保险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
第三,确认和保护保险投资主体在保险投资方式上有一定的选择权。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保险投资主体有权实施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证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证券投资。当然,银行存款在目前及未来依然是必要的。从长期来看,待我国经济发展到较发达国家行列、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为主,那是比较长远的事。
第四,在立法上,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比例。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4。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了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这就有效控制了有关高风险的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因为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投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而,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5。
第五,法律应当对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作出区别性规定。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着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立法。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通常衡量偿付能力的指标有:净保费与净资产之比;未决赔款准备金与净资产之比。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由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在于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所以,对保险投资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偿付能力6。
当然,完善投资环境与放松投资限制相互依存。结合我国国情及保险业的特点,二者应同时兼顾,在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适当放松投资管制。而在投资管制方面,实行严松合一,即在充分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严格控制投资比例。这一比例的大小随投资环境的完善而逐步扩大,在投资环境尚未完善的初期,投资比例应该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其后逐步扩大。同时,在投资比例方面,也应因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区别对待,在初期,主体比例应当控制得更严些。这样既保证了保险投资的盈利性,也控制了投资风险,从而保证我国保险业持续稳健地发展。
【作者介绍】中国政法大学邮编；北京工商大学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根据1998《LifeInsuranceFactBook》整理,AmiricanCouncilofLifeInsurance,第109页。
2参考:周淑燕《南韩保险事业发展之梗概》一文(台湾《保险专刊》第47期,1996年,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编制)第208-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