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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戏剧反讽”在莎士比亚剧作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得他的戏剧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论述莎士比亚作品中造成“戏剧反讽”效果的手段,以揭示莎剧“戏剧反讽”所具有的巨大魅力。
关键词:莎士比亚 戏剧反讽 手段 技巧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一“戏剧反讽”的含义
“戏剧反讽”也有人称“嘲弄”或“揶揄”等,是戏剧及其他文字样式常用的手法。关于戏剧反讽的定义,在莎士比亚评论中也提到过。各类百科全书、文学词典也有专条解释。但是这些评论和解释都有些片面。而在中国,无论是在对莎士比亚的戏剧进行评论的作品中,还是在对我国自己的传统戏曲、现代话剧进行评论的作品中,都极少提及“戏剧反讽”这样的概念。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就“戏剧反讽”进行说明。
《百年版布留沃文学词典》对“戏剧反讽”的解释是:“有观众领会舞台上某个场景或某句话的含义与意思而剧中人却没有领会”。即“观众知道,剧中人不知道”,但是在有些时候“不知道”的并不是在台上的全部剧中人,而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而在这种场合,“戏剧反讽”的效果往往更明显,更强烈。伏恩(Vanghn)的《戏剧手册》对“戏剧反讽”的定义进行了改进,他认为,“戏剧反讽”是:一种戏剧技巧,它使观众拥有剧中人物所不知道的知识,因此,观众们便觉得有时比剧中人物更加高明,他们能看出某一行动的含义而剧中人物却不能。
他们的价值在于不但指出了“戏剧”特征和适用范围,并且指出了戏剧反讽的两种不同的功用。尽管上述定义都各有不足,他们却都地提到了“戏剧”最基本的特征:剧中人的不知与观众的知,这种戏剧性在观众中产生反响,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和兴趣,让他们有耐心有兴味地从头看到尾,因此,“戏剧反讽”的核心就是知与不知的对立与冲突。“戏剧反讽”的手法可以用在喜剧中,也可以用在悲剧中,但作用是不同的。在喜剧中,它能造成误解、身份误会,以及混乱;在悲剧中,它可以使在台上演出的不愉快的事件更为可怕。
二莎氏作品中造成“戏剧反讽”的手段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戏剧反讽”,都是通过剧中人物的不知或无知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其一是对另一或另一部分剧中人物的身份的无知,由此导致“身份误会”,其二是对他们本人所处的情境的无知,由此产生“情境误会”。
1用“身份误会”来表现“戏剧反讽”
所谓“身份误会”,就是因某种原因认错了或没有认出人,在舞台上常常可以造成十分滑稽可笑的场面。“身份误会”也可以由纯粹的无知造成,而手法丰富多彩。
用“身份误会”来表现“戏剧反讽”,在西方戏剧(特别是喜剧)中是有传统的,造成身份误会的一套手法也为人们所熟知。所以在莎戏中比较醒目:如剧中人物的改头换面,甚至改装成另一个人。尽管在该剧本的故事中或许就有改装一事,但对观众来说,这种手法的人为性还是较清楚的。姆韦克在论“讽刺”时指出:“在剧院里没有比身份误会造成的讽刺更常见的现象了”。
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中,“身份误会”比较常见的形式为“伪装”、“男扮女装”这两种形式。它们使莎士比亚的戏剧自成一格,在其他的作品中突显了他的魅力所在。
(1)“伪装”在莎剧中的出现频率很高。不过,人们谈到莎氏的“伪装”总把注意力放到异性人物的身份变换上。其实在相当一些剧中,同性剧中人的改装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他著名的悲喜剧《一报还一报》,维也纳公爵为了重整纲纪,把权利交给了他的助手安哲鲁,自己说是出游去了。可实际上,他把自己打扮成教士模样,在暗中查访民情,整个戏除了开头和结尾,公爵全是以教士身份出现。这不仅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痛苦、高层官吏的腐败,也使他卷入了一些十分滑稽可笑的场面,有时不得不听别人讲他坏话。
比如在第三幕第二场,公爵在监狱门前遇见了路西奥,两人谈起了公爵。在两个人的对话中,路西奥对公爵说“……他(公爵)自己也是喜欢逢场作戏的”,还说到了公爵喜欢玩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公爵只能是无可奈何。他只说了句“这我可不信,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话,可是公爵倘使有一天回来……我要请你当着他的面回答我的问话。”一个是不知道对方是谁在指着鼻子骂,一个是有苦难言,强作笑容,不过还算是为后面的结尾埋下了伏笔,产生了像这种妙趣横生的场面。莎士比亚在悲剧、悲喜剧,甚至历史剧中也要见缝插针地用上几招“伪装”,用它来解决矛盾和问题。
(2)莎士比亚运用“女扮男装”技巧也很有特点。莎士比亚的天才技巧不仅表现在他对“伪装”法的运用上,更表现在他通过“女扮男装”塑造起来的戏剧形象,及好多举世文明的戏剧大作之中。《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都是莎剧运用这种手法的珍品。
《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为支持丈夫、救助朋友,装扮成年轻的法官,在法庭上击败了狡诈的夏洛克。她的才华、气度,都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鲍西娅的男装及他们的对话不但击败了夏洛克,而且使法庭气氛不再那么严肃。反倒使戏剧变的幽默滑稽。
在法庭上两位年轻女子也戏弄了各自的丈夫一番,使整个戏得以在喜剧中结尾。莎士比亚在剧中对戏剧反讽的运用,远远不止这些。除了在一些十分明显的地方可以觉察到莎士比亚是用了“戏剧反讽”以外,还有很多时候,它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运用的,因此显得十分自然妥帖。但在一些剧作家或细心的观众心里,它们却没有被忽视。因为往往正是这些细小的场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2用“情境误会”来表现“戏剧反讽”
莎士比亚在他剧作生涯的开端写了一系列以历史事件为内容的戏,一部分是以英国编年史为蓝本的,另一部分则主要取材于古代罗马的历史,在大部分这样的作品里,莎士比亚把历史上,特别是英国历史上的动荡、战乱搬上了舞台,王公贵族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有政治舞台上的周旋,也有军事战场上的拼搏,这些内容,恰恰为情境误会的设计提供了素材。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造成“情境误会”的手法并不只限于设计,有时候,剧中人的单独的“无知”也是使他对某一情境产生误会的原因,所谓单独的无知,并不是因为有人设下了计谋而他不知道,只是简单地对某个事件没有足够的了解,因而做出了与目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事。
当然,莎士比亚的种种“设计”、“无知”,其实都是历史事实,但是戏剧家所做的其实不仅只是把史实改为对话直接搬上舞台,他要做大量的艺术加工与修整,使它能上演,能吸引观众。莎士比亚也是对这些事实是经过加工剪裁后才搬上舞台的,而正是他的这些改编,才把莎士比亚同别人区别开来。他的“戏剧”能巧妙自然地把历史事实与戏剧手法结合起来,使人看去读来并不觉得有人工斧凿过甚之感。
在莎士比亚的五、六个剧作中,戏剧反讽几乎支配了全剧的发展,它贯穿在全剧结构之中,例如悲剧《奥瑟罗》,悲喜剧《一报还一报》,喜剧《错误的喜剧》、《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等,其中大部分是其作品的精华。当戏剧反讽支配故事情节发展并贯穿于全剧时,在所有的重场戏中,戏剧反讽都起了决定性的,或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在莎剧中还有很多剧,虽然在其中大部分场次中没有运用戏剧反讽,或没有以戏剧反讽为中心展开的情节,可是它们的重场戏中,戏剧反讽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这样的剧情往往出现在“突转”、“复杂化”、“结尾”处。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戏剧反讽在这些戏剧中的运用也是相当成功的。
莎士比亚作品博大精深,数百年来人们对莎剧津津乐道、赞叹不已。莎剧之所以受人欢迎并具有无穷的魅力,“戏剧反讽”的运用在莎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莎士比亚在自己的剧本中为各类人物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让人物的善与恶,美与丑的交锋在这个舞台上通过“戏剧反讽”充分的展现。他塑造的人物,展示的情节不管是那种体裁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莎剧已经成为西方戏剧史上的高峰。
参考文献:
[1] 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综述》,《国外文学》,1997年。
[2] 莎士比亚,朱生豪译:《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对外经贸社,2000年。。
[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又重新修订定名为:《莎士比亚全集》。
[4]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八、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5]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上海圣约翰书院学生最早用英语演出,1902年。
[6] 施咸荣:《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北京出版社,1981年。
Feng Hong
(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摘要: 文学版本是文学译本的基础,也是文本研究的基础。当前中国,对莎士比亚研究中的版本包括国内注释本,以及中译本研究方面还存在不足,应当引起莎学研究者的关注。
Abstract: Version of the literary text is the foundation of its translated vers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xt study as well. In modern Chin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ts version, translated edition and annotated version, which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关键词: 莎士比亚 中译本 版本与注释本
Key words: Shakespeare; Chinese version; edition and annotated version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4-0304-02
0引言
莎士比亚作品登陆中国大约已经有近170年的历史,在这170年间,中国的几代学者不遗余力地把莎士比亚作品以各种形式翻译成中文,让莎士比亚在中国生根成长。在当代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仍然是一个焦点问题,而且对于翻译所依循的版本非常重视,除此之外,莎士比亚作品的注释在当代中国也有相关书籍出版。无疑这些成果让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纵观目前莎氏的版本注释本及译本在中国的现状,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版本与中译本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文学文本的翻译来讲,版本的选择是一个重要问题,一直都受到足够的重视。版本质量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整体美学效果,乃至对文学文本评价的方向,甚至还会涉及到译本是否与原文本思想内容一致的大问题。在莎士比亚研究中,选择莎士比亚作品的何种文本和其他文学文本翻译一样,毫不例外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中国出现的莎作译本的原作版本进行梳理后,发现莎作的目前现有的几个中译本中,由于局限于译者当年取得版本的条件,所获得的原作版本不是很优,也不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翻译时对版本问题重视程度不够,“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1],而导致译本中出现了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
辜正坤认为,目前莎士比亚的各种英文版本自莎士比亚第一个版本出现的四百年来,累积已经达到一千三百余种。而早年朱生豪与梁实秋译本依照的是牛津版,这个版本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的。[1]方平的译本主要“参照了欧美当代备受重视的Bevington全集本(1992年)与Riverside全集(1974年)”。[2]对于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使用那种版本较优的问题,莎士比亚研究大家李伟民教授认为“最好采用J. D. Wisonde的新莎士比亚版。”但目前引进国内的版本中未见Wisonde的新莎士比亚版。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一千三百种众多的英文版本中,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已经为中国的莎学研究者与爱好者引进了《阿登版莎士比亚》。辜正坤对阿登版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首先从读者角度,认为这个版本主要为学术界读者和普通读者(包括学者、大学生、演员、戏迷等)之用。对莎氏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长篇导读兼序文,其主要目的是详细介绍莎士比亚每一部作品的故事出处、剧本的基本结构、戏剧语言特色、人物的塑造、文体的风格、文本的沿革、时代背景、戏剧演出史及其他综合性莎学名家的相关评论等。《阿登版莎士比亚》的特点是注释比一般注释本详细,他认为这个版本对于中国外语界的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和英语学习者来说,无疑是当前最理想的版本。其次,在系列丛书中,有注释方面歧义的情况下,把各家学说都呈现给读者,当然校订者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做主要是要达到评介客观的目的,和中国古典学术著作《十三经注疏》或《周易折中》的做法有点相类似。此外,对四开本以及对开本到后世数十家重要校勘本中出现的异说,《阿登版莎士比亚》把他们如实的反映给读者,这样百家争鸣的方式有利于文艺的进步,这也算是很大度的一种做法。在书的末尾部分有各类附录,这些附录往往与剧情原型相有关联,或与作品的形成有较为明显的渊源关系。而且书中的资料来源都有出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部分剧中还穿插有剧中格局乐谱,当时演剧的的基本构成情况等丰富内容。因而,阿登版可供阅读欣赏,也可供研究之用,对于英语学习与研究大有帮助。[3]
除过新阿登版之外,似乎在国内引进原版书系列中再没有象这样的莎士比亚引进版行世。当然现在网络发达,可以在各种网上购到国外的版本,但是买哪一个版本,没有专家学者的指导还真是个问题。
对中国学者完成莎士比亚作品注释的在中国也是寥寥无几。目前有由裘可安主持,由国内莎学研究者分单行本进行注释的一套莎剧自1984年陆续出版,到现在已经完成。但仅只这一套,远远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莎学爱好者和学习者之用。而且这个版本现在多数已经脱销,既然在网上也无法购得。另有罗益民2010年所著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名篇详注》应该是第一本中国学者完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注释本,但不是莎士比亚全部154首十四行诗。除此之外,再没有中国学者完成的莎剧与莎诗的注释本,这在中国算是一件憾事!
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莎士比亚的译本,李伟民对其做了相关统计:不算没有经过改译、重校而冠以莎士比亚全集之名和重印出版的众多版本,仅翻译或经过改译、增补、重校的《莎士比亚全集》就有6套,他们分别是朱生豪等译(1978年人民文学版)、朱生豪、虞尔昌译(1957年台北世界书局版)、梁实秋译(1967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朱生豪等译(1997新时代版)、朱生豪等译(1998年译林版)、方平主编主译(2000年河北教育版)。[3] 另一莎学研究者辜正坤认为完整的中文版《莎士比亚全集》共有4种,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译林出版社版,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版。[4]辜正坤所提供的四种汉译版本没有给出具体的出版社与出版时间。但照上面李伟民所做的统计信息,辜正坤认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是1978年版,译林版当属1998年版,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应该是1967年梁实秋版,而河北人民出版社这一版本应指方平主编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
从以上所提到的全译本,去除以朱生豪为第一译者的重复情况来看,实际在中国的全译本仅只三套而已。对于以朱生豪为第一译者的版本,只是补充了朱生豪所没有完成的其余为数不多的几个剧以及诗歌罢了。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这不能计数为一个新的全译本。
其他的所谓的全译版本,只不过是重复翻印而已,虽然有些所谓的全译新版认为对朱生豪译本中出现的翻译问题做了相关的修订处理。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驻足一百七十年之久,到目前为止仅只有三套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实为憾事。
当然,除过这三个全译本外,对莎士比亚剧作部分翻译的还有不少,如孙大雨的《莎士比亚四大喜剧》和《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和孙法理的《查理二世》等。
士比亚作品,除剧作外还有他的十四行诗。对于十四行诗的翻译目前约有数十种之多。读秀库中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搜索条件,可以找到97种出版书目(2000-2010(54),1990-1999(27),1980-1989(14),1950-1959(2))。主要译者有梁实秋、梁宗岱、屠岸、曹明伦、辜正坤和艾梅等人。诗歌的翻译最见译者的文学功力,而且最不容易出现雷同或抄袭现象,以上六位名家相对于中国众多学者而言,从译者的数量上来看太少,即使有数十位也是不足以见出中国诗学的发达程度,因此还需要中国学者继续努力,完成更多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工作。对于莎氏的长诗而言情况也是大致如此,需要更多的译本出现。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的全译本仅只三套。即使这三套全本,从翻译研究角度来看,“多年来莎士比亚翻译研究并没有引起莎学界的足够重视,甚至也没有引起翻译界的重视,没有或很少有人进行全面总结研究,已经出版的莎学著作和莎士比亚辞典对这方面也少有述及。”[1]
当前对于三套译本的研究成果,目前多是字词文字校对式的性质,不能深入到句法与篇章的层次进行,或是修辞文体方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传统方法。鉴于这种情况,莎学研究者还得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利用现在电子辅助工具完成相关研究。对于句法与篇章层面的研究可以借助于现在计算机工具开展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以更为客观的手段与方法探讨莎士比亚的作品。
2结语
莎士比亚研究在中国正如翻译研究在中国一样还不够发达。对于莎学研究者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更多的好的莎士比亚版本登陆中国,其次要有较好的文本注释,这样才能把翻译工作做好。有了更多的译本,中国的莎学研究才能更加的繁荣,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文学发展及语言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1]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285,273.
[2]胡开宝,邹颂兵.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J].上海:外语研究,2009(5):65.
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对话和场景,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如果说,这300多年里,我们读的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你会作何感想?
莎士比亚最原始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描绘的爱情悲剧并不像现在看到的那般精致、伤感。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朱丽叶在罗密欧死后给他深情一吻,其实是后来人为了渲染气氛加上去的,莎士比亚最早并没有写过这个场景。
在莎士比亚的原稿里,《哈姆雷特》中的王子独白部分没有那么冗长;《奥赛罗》里也没有奥赛罗在自杀前亲吻妻子尸体的舞台提示,甚至奥赛罗本人也没有自杀;《李尔王》最早只是体现个人悲剧,而并非如今苦大仇深的王朝灾难;《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安抚丈夫,说他无需因为杀死英格兰国王邓肯而害怕,还保证他会安然逃脱惩罚。但是原始剧本中,麦克白夫人仅仅在询问:“我们在害怕什么?”
后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多种演绎,要命的是,戏剧作品中一个标点符号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发生重大改变。据考证,沙翁的许多戏剧都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1623年出版的对开本,另一个是四开本,即那个时代流传的盗版。莎翁撰写这些戏剧后300多年间,编辑通常对两个版本进行摘选和混合,最后形成新的版本出版发行。也就是说,在这300多年里,我们读的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大众文化偶像,雅俗共赏,远不如现在被诠释的那么高深莫测。
好的文学作品往往让人看完之后心生感慨,有才之士大笔一挥添砖加瓦。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读莎士比亚可以使大脑活动更加积极。他们发现在读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某些文字时,大脑的反应与遇到某些难题时相似――如果答案显而易见,那么人们很快就会因无聊而感到厌烦,但如果文字中表达的含义不那么简单,大脑会表现得很兴奋。莎士比亚喜欢在一些看上去很普通的句子中嵌入几个生僻的词汇,使阅读者的大脑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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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买噶”莎士比亚系列是一次创新而大胆的尝试,通过轻松活泼的呈现方式,让年轻人更愿意接受莎翁的经典剧作。
爱情技巧? 没问题。如何杀死国王?没有人比他更擅长。让莎士比亚提供育儿建议?还是省省吧,朱丽叶的父亲几年前就得去见社会服务部门的人,而哈姆雷特的妈妈早就得看心理医生了,但是英国人埃姆斯・安德鲁斯认为,莎翁还是有些东西教给爸爸妈妈们。埃姆斯・安德鲁斯,曾任中学教师,现在住在英格兰康沃尔郡,他图文并茂的书《莎士比亚育儿指南》已经出版。
《莎士比亚育儿指南》每一页都有精辟的评论和安德鲁斯的幽默线条画。让我们来看一幅,“现在是诅咒你出生的时候了!”一位父亲从床上坐起来,附身面对哭泣的孩子说,“我希望贪婪的狼吃掉你。”这些话引用自莎翁的《亨利六世》。
从宝宝出生的快乐到青少年后离家而去。从孩子出生后,大人的睡眠被剥夺到孩子挑食,喜欢可怕的音乐,这些问题莎士比亚都有答案,或者至少是有苦涩的诅咒。正如作者所言,孩子的工作就是激怒他们的父母,父母的工作就是被激怒,在这不幸的安排中蕴含着很多的幽默。
其实你可以随时向莎翁学习,如果你的孩子在超市发脾气,你就转向其他购物者宣布,“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源于我,这种耻辱来自未知的耻辱自身”估计会有观众会知道这是引用在《无事生非》中的句子。当你的孩子快把你气疯了,你就告诉他,“求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你去别的地方发泄你的愚蠢吧”。(《第十二夜》)
莎士比亚的剧作向来被视作英国文学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妙语连珠、扣人心弦,让这些经典之作被庄重严肃的光环所围绕。正统严谨的学者钟爱纸上的优美语言,不喜枯燥文字的大众亦可去剧院欣赏唯美的舞台剧,不可撼动的经典一直在以各种传统的形式为人们所品味。
然而古典风十足的著作未必是当下新新人类的菜,于是一些人脑洞大开,将莎翁名作进行改编,“哦买噶”莎士比亚系列(OMG Shakespeare series)惊艳亮相。其中网络用语和表情符号的出现瞬间让古朴的剧本充满喜感,语言简洁明快,风格嘻哈搞怪,迎合了年轻一族的阅读习惯。
目前,已被“翻译”为表情语言的莎翁著作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麦克白》和《仲夏夜之梦》。让我们来看看“YOLO朱丽叶”,这是兰登书屋2015年推出的两本莎士比亚戏剧之一。YOLO的意思是网络用语“你只能活一次”。
“哦买噶”莎士比亚系列是一次创新而大胆的尝试,通过轻松活泼的呈现方式,让年轻人更愿意接受莎翁的经典剧作。该系列改编的最大亮点在于主角开始用智能手机聊天,颇具现代文化气息,非常应景。这些书引发行之后,引起了渲染大波,一位教育专家,在《每日邮报》上,宣称这些书“绝对是灾难性的。” 认为这样乱来会给经典带来“毁灭性”打击,降低了教育的含金量。
关键词:莎士比亚 主题 创作意图 英国文学传统
伍尔夫一直被视为英国现代文学的先锋,她的作品向来以新锐的写作技巧、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和极富诗意的语言见长。这部小说也不例外。《达洛维夫人》语言优美,以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在记忆与现实间来回跳跃,主要描绘了男女主人公各自在1926年6月的一天中的经历。虽然小说采用了很多现代派的写作技巧,却同时引经据典,和过去的文学传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引用希腊神话和《神曲》中的典故,小说反复引援了英国文学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的作品,在小说中不但被多个人物频繁引用,其形象本身还作为一个文学意象,被作者赋予了多层含义。事实上,小说的构架就是紧紧围绕着对莎翁剧作《辛白林》的影射构建的,而作者运用莎翁这一经典文学的代表形象有其文学上和非文学上的多重意图。莎士比亚一直以来被奉为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不仅代表了英国文学的历史与传统,也是大不列颠帝国文化的结晶。正因如此,伍尔夫作品中对莎士比亚的引用并不能简单地从文学意义上理解,而应把其放在更广阔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加以考察。本篇论文希望从《达洛维夫人》中对莎翁作品的引用入手,挖掘小说赋予莎士比亚这一文学形象的各种深意。本篇论文包括三部分,首先将探讨莎翁的多部作品和小说的关系,及它们与小说的主题之一――死亡与复活的关联,接着将论述小说中莎翁的形象是如何与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呈现和英国文化相联系,最后将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莎士比亚这一形象是如何被作者运用于其女权主义事业。希望本文通过以上围绕莎士比亚和作品关系的多层次探讨,能帮助读者加深理解伍尔夫的作品及其与英国文学传统的深层联系。
在去为宴会买花的途中,克拉丽莎・达洛维透过一家书店的橱窗,第一次读到了《辛白林》中的句子――“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害怕寒冬肆虐”。[1]9在原剧中,这句话出自女主人公伊莫金死后人们为她唱的挽歌,表达的是死亡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解脱,将人们从生活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在小说中,对死亡的思考一直缠绕着克拉丽莎:“她的生命最终必定会完全停止,这重要吗?没有她而这一切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她感到怨恨吗?抑或,相信死亡使一切完全终结,不也令人感到安慰吗?”[1]8当布鲁顿夫人“只请理查德吃午饭而不请她”,而她知道“据说她的午宴非常有趣”时,克拉丽莎又一次深深感到时间、死亡的阴影在向她迫近――
但是她惧怕时间本身,并且,好像是刻在毫无感觉的石头上的日冕,她从布鲁顿夫人的脸上可以看到生命如何在衰退;她的那份生命如何年复一年地被片片切掉,剩下的空间里能够伸展的余地是那么小,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能够去吸收生存中的色彩、刺激与音调。[1]27
死亡的阴影一直围绕在小说的主人公周围,潜藏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之下。这使小说对平常事件的叙述充满着张力,甚至是紧张感和胁迫感。克拉丽莎反复吟诵莎翁剧中的那两句话,想以此来对抗生命的消逝。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安慰,象征着她“默认了死亡这一事实”,[2]90因为死亡就意味着“不再害怕”。
此外,《辛白林》中,伊莫金是假死,几乎这部剧中所有那些被认为死去的人物,后来都被发现还活着。这一死亡到复活的循环贯穿整个剧本。同样的,死亡复活的主题在《达洛维夫人》中也有突出表现。当达洛维夫人在宴会中突然听到赛普帝莫斯死亡的消息时,她意识到“死亡是种挑战。死亡是种传递思想的努力;人们感到无法达到那神秘地捉摸不到的中心……死亡中有着拥抱”。[1]164
对赛普帝莫斯来说,死亡是一种交流方式。在小说中,他将自己视作“复兴社会的上帝……是替罪的羔羊,是永远的受难者”。[3]23怀亚特曾指出:“替罪羊传统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自杀承担起所有的罪恶,从而使集体得到净化和救赎;另一方面,其象征着必须被杀死的自然神,以保存其生命力到来年的春天。”[3]443因此,赛普帝莫斯的自杀实则是带来了生命的可能,他为集体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克拉丽莎也因他的死而获得了对生命的崭新认识,继续鼓起勇气面对生活。同时,也正因克拉丽莎懂得了赛普帝莫斯的所思所感,他的生命在她身上得到延续,他在另一种意义上获得了永生,死亡和复活这一主题又一次得到了加强。此外,克拉丽莎在得知没有收到布鲁顿夫人午宴的邀请后,思索着“如能此时死去,此时将最为幸福”。这两句话出自莎翁的名作《奥赛罗》,表达的是奥赛罗已经坦然接受死亡的心情,因为在原剧中,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能让爱永生。对于克拉丽莎,死亡是唯一能使她对莎莉的爱不受时间侵蚀的东西。后来,在听到赛普帝莫斯死去的消息后,克拉丽莎反复在心中默念这两句话,她体验到赛普帝莫斯的思想和感情,在这一刻两个人的生命产生交集,两人同时对死亡有了崭新的认识――死亡并不可怕,应该平静地去接受它。所以,克拉丽莎为他感到高兴――“她很高兴他这样做了;抛弃了一切”,[1]167而其他人还得继续生活下去。最后,克拉丽莎带着这份新的认识,重新鼓起勇气回到了自己的宴会中。
小说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给英国带来了沉重的伤痛――“这个世界的最新经历使他们所有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心中溢满泪水”。[1]9这一背景使上文中提到的《辛白林》中的那两句话更显重要,因为此时对死亡的恐惧变成了一个群体感受,而克拉丽莎反复吟诵它们不仅仅是在给自己心理安慰,也同时是给那些饱受战争折磨的人们以安慰。对于赛普帝莫斯来说,“他去法国,为了拯救一个几乎完全由莎士比亚的剧作和穿着绿色裙衣在一个广场上散步的伊莎贝尔・波尔构成的英国”。[1]76然而,一战使他彻底地对这些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在战前,莎士比亚对他来说,象征着大英帝国的历史与文化还有他所有对美好的幻想,在战后却仅仅是“语言的优美”。
少年时对语言的陶醉之情――《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已荡然无存。莎士比亚是多么厌恶人类啊――穿衣服,生儿育女,口腹之肮脏![1]79
赛普帝莫斯对莎士比亚兴趣的减退,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他,现在却开始对一切都不信任――“因为事实是,人类既无善心,又无信念,也无宽容,有的只是能增加眼前快乐的东西。”[1]80
另外,莎士比亚在小说中的作用还可以从英国文化这一角度入手考察。
克拉丽莎将莎士比亚和其童年的经历紧密联系起来,她故乡新鲜的空气、海浪、花草树木,这一幅极富英国特色的图景让人容易联想到英国文化。这正是伍尔夫在批评所谓的爱国主义,但是她珍视人对土地的情感和对过去经历的留念。[2]92
通过反复吟诵莎翁作品中的句子,克拉丽莎实则是在向英国过去的文学传统致敬,而这一传统正是代表着英国文化的延续性和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伍尔夫还用布鲁顿夫人这一形象和克拉丽莎作对比,前者声称自己从来不读莎士比亚,因此她在书中的形象也被刻画得严肃冷漠。不同角色对莎士比亚的态度有着鲜明对比――克拉丽莎和赛普帝莫斯对其的喜爱,以及理查德和布鲁顿夫人对其的毫不在意。理查德声称“正经人都不该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1]67并将读他的诗比作“凑在锁眼上偷听”。作品中的布鲁顿夫人也不读莎士比亚。在小说中,阅读莎士比亚代表着一个人对情感和美好的追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角色身上这些特质的缺失――理查德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对克拉丽莎的情感,而布鲁顿夫人更是被看做更关心政治而不是人。
无疑,莎士比亚对英国人来说是经典文学的象征。伍尔夫通过在作品中多次引用莎翁的作品,实际上是想“将文学从受教育的人手中,从等级制中,从军国主义和自我中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2]92
伍尔夫从容地引经据典,并非是想用过去的文学经典为自己的文本服务,而是希望将它们融合到自己的声音中来,让两种声音合而为一。[2]93
伍尔夫对莎翁作品的引用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借鉴,其背后潜藏着她关乎女权主义目的。一位学者论述道:“莎士比亚对于伍尔夫来说,不是一个父亲式的形象,而是一个母亲式的缪斯,给她带来灵感,提供榜样,帮助她构想出女权主义的前景和实现方法。”[4]722“并且,通过转变人们对莎翁形象的预设,伍尔夫是在向人们普遍认为缪斯―诗人之间应该有的性别关系提出挑战,从而瓦解传统的性别预设。”[4]742因此,《达洛维夫人》中对莎士比亚的影射也可被视作伍尔夫挑战性别偏见的一个手段。对她来说,莎士比亚的思维是“雌雄同体的,既是男又是女的”。[5]102同样的,作品中,莎莉和克拉丽莎都被描绘成雌雄同体的形象。莎莉年轻的时候就一直以叛逆著称,不接受社会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设定,而克拉丽莎在小说中一直有个“男性”的她――赛普帝莫斯。通过赋予莎翁形象以新的含义,伍尔夫是想告诉读者们“女性的读者和作家也可以成为文学的中流砥柱”。[2]231
综上所述,莎士比亚对于伍尔夫来说,不仅是一份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灵感的文学宝藏,也是一个象征着英国性、经典传统和父权制的文学偶像。正因如此,《达洛维夫人》中的莎士比亚形象是复杂的,拥有多层内涵的,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密切相关。通过探讨莎翁形象和这部小说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伍尔夫作为一个现代派的小说家对传统的继承和反叛。
参考文献
[1] 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 Jane de Gay.Virginia Woolf’s Novels and the Literary Past[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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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hwartz,Beth C.Thinking Back Through our Mothers:Virginia Woolf Reads Shakespeare[J].English Literary History,Vol.58,No.3(Autumn,1991):721-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