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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并购不断发展,并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要形式。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结果显示,跨国并购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司的并购驱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近期增长。2005年,全球跨国并购额达到7160亿美元,已经接近1999年至2001年跨国并购快速发展期第一年的水平。其中,跨国并购额超过10亿美元的特大交易有141起,接近2000年175起的峰值。在全球跨国并购浪潮中,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呈上升态势
与近几年全球跨国并购浪潮相适应,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活动经历了几多波折。在1996年以前,东南亚地区发生的跨国并购活动呈明显的波动状态,但该地区在1996年的跨国并购出售额已达到1990年的两倍。1997年至1999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东南亚的跨国并购活动呈现了连续三年上升的态势。在连续三年的上升之后,该地区的跨国并购活动又于2000年突然下降,较1999年下降35.3%。但是,在2001年全球跨国并购浪潮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东南亚的跨国并购呈现出自1990年以来的最大规模,并购额首次超过了100亿美元,达到131.4亿美元。2002年以后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连续三年保持低迷状态,2005年该地区跨国并购再次兴起,达到了147.75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不过,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活动只是全球跨国并购浪潮中的一小部分。1990年至1996年,东南亚地区的年平均跨国并购额为18.15亿美元,大大低于1334.9亿美元的全球年均水平,仅占同期全球跨国并购总额的1.36%。1997年至1999年,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虽然较之前有较大发展,但年平均额仅为74.45亿美元,而同期全球跨国并购的年平均额达到了5341.8亿美元,仅占同期跨国并购总额的1.39%。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额达到了1.1万亿美元的最高水平,而同期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活动较之前却有所回落,也只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的0.5%。2001年以后,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占全球跨国并购的份额一直徘徊在1.3%至2.2%之间。
(二)跨国并购在FDI总流入量中的贡献日益增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并购方式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扩大,1995年全球跨国并购以1866亿美元首次超过新建投资,占当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的56.2%,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0年跨国并购金额为1.1万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的90%。而在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的比重相对较低,但仍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在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方式的FDI在FDI流入总量中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跨国并购形式的FDI对吸引区域外直接投资的贡献日渐增大。1990年至1996年,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在FDI流入总量中的比重不到10%。1997年至1999年,该比重上升至26.2%,此后一直维持在20%以上,尤其在2001年该比重更是达到了67.1%。在受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韩国)中跨国并购的增长最为显著,1998年至1999年,这五个国家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并购总额中的比重为68%,且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的FDI占当年FDI流入量的份额由1996年的13%上升到了1999年的91%。在泰国,1990年至1996年只有9.6%的外国投资者涉及收购泰国公司10%以上的产权;相比之下,1997年至2001年则有61%的投资涉及到这个水平的并购。2005年,印尼的FDI流入量较2004年增长了177%,达到53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当年发生在该国的一项价值51亿美元的跨国并购活动,即由美国Philip Morris公司设在印尼的子公司分两次收购了印尼第三大烟草厂――HM Sampoerna公司100%股权。
(三)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的部门及行业构成
随着全球跨国并购活动的扩展,第三产业的跨国并购活动在所有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跨国并购活动的主要行业,其中在1999年至2001年这三年间该比重分别达到了61%、73%和62%,此后该比重虽有所回落,但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05年第三产业跨国并购活动占到了整个并购活动的55%。总体来看,全球跨国并购活动的部门和行业趋势在发达国家的表现要明显于发展中国家。
在东南亚,跨国并购活动的部门和行业集中度并不十分明显,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金融、运输、仓储和通讯业的跨国并购增长较快。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结果显示,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五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泰国以及韩国)在1991年至1999年间的跨国并购出售额累计达416.25亿美元,其中初级产业达8.36亿美元,占2%;第二产业为211.15亿美元,占50.7%;第三产业为196.73亿美元,占47.3%。在初级产业中,采矿、采石业和石油业跨国并购占72%,农林渔猎业占28%。在第二产业中,食品、饮料和烟草跨国并购占24.2%,焦炭、石油和核燃料占12.8%,电气和电子设备占11.8%,化学和化学制品占11.7%,机械和设备占10.9%。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并购占34.7%,运输、仓储和通讯并购占28.8%,其他行业所占比重均在10%以下。
(四)东南亚区域内跨国并购日渐活跃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日渐成长并逐步走向国际化。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结果显示,2004年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有两个来自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和新加坡电信分别列第59 位和第73位;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25强中,有四家来自东南亚地区,其中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新加坡电信、新加坡伟创力国际和嘉德置地分别位列第2、3、14、15位。不过,东南亚区域内跨国并购活动规模小、占整个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活动的比重低。
在1998年之前,东南亚区域内跨国并购活动无论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很小,平均每年不足50亿美元,作为被并购的东道国只有印尼和马来西亚相对比较活跃。1999年,即使在其中考虑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对跨国并购活动的刺激作用,东南亚区域内跨国并购价值也才占整个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交易的11%。但是,从长远角度看,东南亚区域内的跨国并购活动势必出现增长的态势,因为跨国并购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潜在的区域内跨国并购活动应该能反映区域内FDI活动的总体模式。
在东南亚地区,作为收购者的新加坡跨国公司是东南亚区域内跨国并购的主力军。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严格的并购管制,新加坡的政策更有利于并购活动的开展;新加坡政府历来有鼓励国内企业进行海外资源开发的发展战略,尤其对其周边国家更加重视;新加坡的资本市场较其他东南亚国家更为发达,为并购活动提供了便利。而印尼则是东南亚区域内跨国并购最大的被收购者,菲律宾和泰国次之。例如,1997年7月至1999年3月,东南亚区域内跨国并购交易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交易数量总共为21起,其中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参与的并购交易就有15起,且范围遍及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此外,根据东盟秘书处对1999年至2001年上半年该地区区域内跨国并购交易累计额的统计显示,新加坡作为收购者以23.29亿美元的并购额遥遥领先,而印尼作为被收购者以10.1亿美元的并购额位居第一,菲律宾和泰国分别以8.5亿美元和8.14亿美元名列第2和第3位。
二、推动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断扩张的国际生产体系是跨国并购活跃的最深层次原因。推动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普遍的货币贬值和上市公司价值的缩水,为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活动提供了机遇。二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的东南亚企业急需外国投资者的资本注入,尤其对于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的并购比新建投资更能起到快速而有效的作用。三是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市场的投机行为。四是各国FDI体制自由化改革减少了外资进入和控股权的限制。五是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六是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分析这几方面的原因,前三者只会引起跨国并购活动在东南亚地区的短期行为,而后三者是促进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活动长期发展的因素。
(一)各国的FDI体制自由化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处于上升态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流入量的陡然下降甚至撤资给各国的经济重建带来了许多问题。那些遭受金融危机重创而承受巨大压力、负债累累的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大都面临破产的境地,迫切需要外国投资者的资本注入。针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缺口、金融体系改革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东南亚各国纷纷将政策重心转向更多地吸引外资以促进经济发展,其中与并购有关的变化包括取消强制性的合资要求、多数股权限制和审批要求。
金融危机过后,东南亚各国的FDI体制自由化改革允许外资在更广泛的行业部门开展并购并拥有多数股权,此举刺激了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交易。东南亚国家所采取的FDI体制自由化措施大多数都旨在减少外资进入的部门限制,或使原先对FDI关闭或限制的行业实现经营自由化。土地与不动产所有权、外国人就业和外汇控制等限制也被减少或取消,其中最明显的行业是石油、采矿、天然气、电力、电信、银行与保险、零售以及制药业等。各国鼓励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的并购活动,包括放宽对外国银行进入以及外商收购的限制。菲律宾于2000年通过银行向外资开放的《银行法案》,根据该法案,外资在菲银行持有的股份最高可以达到100%。泰国1998年规定外国金融机构在商业银行中所持有的股份可超过25%的限制,持有时间可超过14年,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的增资股的比例可达到50%,允许拥有100%股权的年限为10年。在泰国,1997-2002年期间银行部门的并购活动占并购总数的37.5%,占FDI净额的22.8%。新加坡电信业的自由化改革步伐逐步加快,把原定于2002年4月全面开放国内电信市场的计划提前到了2000年4月,取消外商在电信业持股不得超过49%的限制,以吸引外商扩大对本国信息技术和电信行业的投资,这意味着外国公司可以拥有本地电信公司的控股权。马来西亚政府也逐步实行了对电信业的外开放政策,允许外资参与本地电信业发展,1996年开始允许外资拥有本地电信30%的股权,1998年初开始将外资持股限制放宽到49%,1999年政府再度将外资持股权放宽到61%。
(二)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其中于2002年建立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2003年建立的东盟投资区(AIA)是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两大支柱。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将推动该地区跨国并购的发展。
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通过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便利化等措施来增强东盟做为生产基地的竞争力、增进区域内贸易、促进区域外FDI的流入、加快区域内FDI的流动以及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而东盟自由贸易区关于贸易自由化的措施又间接地增强了跨国公司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在汽车和电子行业。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2003年所做的一项对1159家日本制造业厂商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厂商认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减税和关税程序的简化等措施将使他们增加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所作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认为,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区域内生产网络的合作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并将带动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区域外资本的流入。
东南亚国家通过东盟投资区的建设,将各成员国市场整合起来,逐步减少和取消阻碍东盟投资流动和投资项目运行的投资管制和限制,消除区域投资壁垒,实施国民待遇,最终形成较为统一、自由、透明的“单一投资区”,从而促进东盟(ASEAN)和非东盟国家的投资者增加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目前,东盟投资区对东盟投资者在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及与上述五个行业相关的服务业中进行的直接投资提供优惠措施。
此外,东盟和东盟成员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也推动了本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例如,日本与新加坡、韩国与新加坡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就有助于提高竞争力,并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吸引FDI竞争的加剧所带来的挑战。
(三)企业寻求国际化发展
各国努力吸引更多外资,与此相适应的是各国企业希望通过在不同区位发展业务,获得更好的“区位资产组合”,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当前迅速的技术变革使得跨国公司以跨国并购活动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可能,且日渐成为其对外投资的最优选择。
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的变革使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与日俱增,而且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吸收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保持领先地位,而跨国并购方式的FDI则能够分摊创新成本并且获得新技术资产。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发展变革,使得跨国公司分散在世界各处的经营活动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并为组织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途径。
具有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的东南亚地区一直是跨国公司青睐的对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南亚地区就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争相投资的对象,在不断扩张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推动下,东南亚的跨国并购活动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在其当年FDI流入量中占绝对优势,但已呈现上升的趋势。
东南亚区域内的跨国公司的日益壮大以及寻求更加国际化的目标也推动了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活动的发展。例如,新加坡在对外开放国内电信市场的同时,也鼓励其国内最大的电信公司新加坡电信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区域内市场,新加坡电信主要通过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的电信公司进行股权收购和开展战略联盟来不断实现国际化。目前,新加坡电信的主要海外投资涉及区域内的菲律宾、印尼、泰国等,持有菲律宾环球电信、印尼移动电信以及泰国亿旺资讯的股份分别为44.6%、35%以及21.4%。
三、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一种形式,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在总体上与外国直接投资是一致的。但是,相对于新建投资而言,跨国并购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涉及到资产从本国人手中转到外国人手中,并且在一开始不会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能力。从东南亚地区来看,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后在短期内所产生的收益较小,而负面影响较大。
首先,跨国并购在短期内增加生产和转移技术的效应比较弱。
尽管跨国并购方式和新建投资方式的FDI都为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国外的金融资源,但并购方式所提供的金融资源并不一定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资本存量,而在新建投资的情况下则会增加。在初期阶段,东南亚国家的外资并购通常会立即将资金置于企业的当地所有者手中,这些资金是否用于新的生产性投资取决于其他因素,若有投资机会,就有可能进行生产性投资。例如,将所收到的资金存入被收购公司的投资帐户,专门用于新投资;鼓励新的所有者在并购完成后扩大其生产能力;鼓励被收购者将所得到的收入进行再投资等。而新建投资最初常采用“实物”投入的形式,现金投入会在以后的不同时间在接受者之间分配,新项目建成后就会直接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设施。跨国并购在进入时或在进入的短期内不太可能转移新的或比新建FDI更好的技术或技能,甚至有可能由于企业战略的的转变导致当地生产或服务活动的降级、关闭或重新选址。新建方式的FDI并不会减少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资产和能力,而且最初还会通过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转移来增加东道国的技术或技能。
其次,跨国并购在短期内不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当FDI以并购方式进入一个国家时,由于合并或收购并不创造新的生产能力,所以并购方式的FDI并不一定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反,由于要提高企业效率、或为了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或所处行业供大于求等原因还会导致裁员。例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外资对泰国银行的收购中减少了不少职员。1997年外资对菲律宾的马尼拉供水厂的收购活动使其雇员人数由7370人减少到4580人。然而,新建方式的FDI在进入时必定会创造新的就业。不过,收购后就业的减少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净损失。当东道国的企业面临破产而只能关闭的情况下,跨国并购在此时起到了“救命”的作用,虽然有可能会为了提高企业效率而裁员,但总体上还是会起到保护就业的作用。并购对就业的减少也可以通过政府对相关政策的制定、雇主和工会等采取措施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例如,菲律宾政府在并购活动中给予工厂补贴,而这实际上是补贴了工人的工资。
第三,跨国并购可能造成对东道国某行业的集中和垄断。
一般而言,并购方式的FDI有可能会造成东道国某行业的集中和垄断,尤其当收购者是全球性垄断企业,可能控制当地市场,削弱东道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造成东道国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时。例如,美国的烟草业巨头Phillip Morris国际公司于2005年全盘收购印尼第三大烟草厂HM Sampoerna后,使得外国人在印尼烟草业所拥有的市场份额由以前的22%上升到了目前的28.6%,而当地烟草制造商中最大的一家厂商的市场份额则由原来的31%下降到了目前的29.5%。同时,跨国并购加剧了东道国对其国内某些战略性行业(如通讯、电力、零售业)被外国资本控制的忧虑。2006年,新加坡淡马锡集团成为泰国大型移动通信公司亿旺资讯和泰国独立电视台的最大股东,并收购了泰国唯一的卫星公司,目前泰国政府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并表示将强行收回股份。此外,《印度尼西亚商报》2007年的一份报道称,目前印尼国家债券(SUV)交易主要由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和宝石银行所掌握。因此,东南亚国家在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对外资并购的限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反垄断立法。目前,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均己通过了对反垄断的立法。
关键词:东南亚度假村;建筑环境;建造类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TU-023文献标识码:A
英语单词Resort的度假村,本身会有一种“名胜地“之意,相比于普通总是酒店、度假村、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景观相结合,为客人提供一个轻松舒适的假期。例如,悦榕庄集团在中国的旗舰店——丽江悦榕流行的建筑,如彩色石头,灰砖从当地纳西族传统砖和红瓦用于建筑材料被忠实地再现了老纳西村落。最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场景是根据设计,东北面临相当大的玉龙雪山,另一个例子最独特的火山温泉,伍迪装满水的每一个别墅,有一个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瑜伽冥想,阳宗海度假浪漫的杀手完全走国际路线。度假村有丰富的东南亚风格,包括雕刻的总是那些小细节让人想起普吉岛、巴厘岛浪漫时间。
一、东南亚度假村建筑风格和气候概况
东南亚岛国和精致的味道组合设计的度假酒店结合了东南亚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大量使用木材和其他自然材料如藤、竹子、石材、青铜和黄铜,深色木制家具,每个类是反映在光的变化和稳定的豪华感。东南多雨的热带气候,温度、湿度、丰富的木材、藤和其他资源。所以追求大斜面屋顶,屋檐上的大建筑风格,主要以满足降雨量、阴凉的地方。将会有一些建设,提高半层,甚至足球一起使用在一楼,雨水是建筑物间通风的作用。一般用在建筑的大厅,和南透明,以满足通风、水分,和角色在东南亚,在夏天,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减少潮热和释放时间的天气通常有无聊和沮丧。室内木、藤家具,主要是植物,夸张大胆的颜色,五彩缤纷,丰富的样式,接近自然。简而言之,由于东南亚地区,当地的建筑遮阳、通风、照明及其他东南亚洲式建筑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独特的气候特征。内部和外部的建筑装饰、室内家具风格,绿色户外园林,接近自然的当地材料强调简单性,给出了一个温暖、舒适、放松的感觉,鲜明的东南亚风格。东南亚国家大多是干栏建筑、建筑由于炎热和潮湿的气候,降水丰富,郁郁葱葱的植物,自然形成的竹子,木头,砖,瓦,石,地球建筑物在东南亚补充模式。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原则。从柱子、墙壁和一些建筑物,直到屋顶是用木头或竹子做的。砖石建筑是不常见的。
二、东南亚度假村的建筑结构类型
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其他因素在东南亚建筑类型、结构类型也不一样。
1)山区度假胜地典型的山在东南亚主要分布在中国,广西,云南南部和越南、老挝和缅甸接壤的北部地区和北部泰国、老挝和越南中部。在东南亚主要的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每个国家大多位于偏远山区或高原地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在山上阶段氏族社会社会经济水平普遍偏低,生活在贫困、农业、狩猎和采集的主要生计来源,农业始终是主要原始和落后的刀耕火种实践,维护传统的万物有灵论的和多神崇拜的信仰。山区度假胜地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由于地形、气候、建筑材料、防守,所以有高大的房屋,竹子和撞击回家家里三种类型。
2)平原度假村建筑,东南亚有许多河流湄公河、伊洛瓦底河,红河,等等,上游的承载能力和强大的河流侵蚀、更快的积累下游,或形成平原河流和河口之间巨大的差距和三角洲,如越南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中部平原的柬埔寨、泰国和中央平原、中部平原缅甸、老挝平原西南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南部平原的东部平原,等等。东南平原肥沃的土地、灌溉设施,已成为东南亚重要的农业地区。人口、城镇、城市和更多的集中在冲积平原,河流三角洲和沿海平原。因此,不仅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在山里,但也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草原文化。因此,普通人有显著和更强大的建筑结构形式的度假胜地,空间结构也更丰富,个性化的反映形式,文化模式、宗教信仰、社会关系、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更加灵活。东南平原到度假村建造高大的房屋,砖(木)栖息地,商场三种类型。
3)海滨度假胜地的架构东南亚是水生文明的发源地,其关系文明的起源或河,或与海洋有关,所以它的海岸低地河文明记忆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仍然盛行。沿着海滨或建立自己的房子或者只是漂浮在水中。
海滨度假胜地架构在东南亚具有以下特点:1)木质结构,两层,较低的开销,可以在底部,凉爽的空气,炊煮等,上层住人从事手工布局很简单,有大房子踩着高跷的空间分离点在门口,客厅、主卧室、次卧室所以没有空间来踩着高跷单独的小房子,坐在地板上,座位服装店。2)站在高跷在水中的小空间,住房挂脚直向水、车顶行李架停靠船只,生活在水中,在一楼。3)在海上运输、住房的大部分地表水包括阳台、容易清洁和水,船只时代的简单导航:为了现代化土地运输、面临的房子大多是水,道路。4)高度的海滨吊脚楼中充分考虑洪水的波动,涨潮,有较高的高跷,洪水席卷地板,人船运输的地方,是一个有意识地成为“水村”的建筑形式,矮脚鸡干栏也在水涨时充分考虑动态因素,相对简单,非常短的腿,四人可以转移到一个更高的每把房子从房子的一只脚,然后根据地区不同长度,用相对厚的木柱子。
水漂浮的度假屋的建筑。考虑到水的因素,干栏在东南亚发生在度假村的建筑变体盛行“漂浮的房子”这个古老的建筑形式。在东南亚,这样的人船上的渔民家庭,习惯于生活漂浮在水里。如:芹苴在湄公河、洞里萨河,柬埔寨水漂浮的房子在曼谷的湄南河,泰国国王村布里斯托尔地区撤军,文莱水村,越南船居民。其建筑特点包括:1)建立一个船筏被水或锚固定的住房。这里一切都是浮动的,居民通常有一个干雨季水位的变化不断调整,以便从水的作用和变化。从固体柚木列,或部分住房的支持。挂英尺水下延伸,不同长度,但基本上支持在一个水平面小屋,房子坚决,没有落入水上涨的影响。2)居民一些河流(海)船,船狭窄空间,功能相对简单,机舱既是一个仓库和卧室,两个弓,烹饪,干燥的地方,但也作为水交易平台。他们长在水中游荡,岸边水交易为生,销售热带水果,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一个固定的水市场。3)水漂浮村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可以找到各种基本公共设施在水中,水在学校等,海洋警察,教堂,医院,甚至池塘。4)水浮栅的居民,都依赖于河海作物,渔业和少量的和一些水处理业务。船,船运输是他们最直接的手段。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华人文化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单独存在,都必须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和交往,而联系和交往就会产生文化适应的问题。因此,文化适应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例如,中国的移民把中华文化带到东南亚之后,与当地文化相互接触和碰撞,便产生了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中华文化要适应东南亚本地文化,而东南亚本地文化也要适应中华文化。“文化适应是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文化会失去原来的一些特质,获得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学习和扬弃的过程,也是产生新文化和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
如上文所述,文化适应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种文化在接触和碰撞时,双方各自的调适和反应。如果双方都不愿意作出改变,都对对方的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近代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常常出现排华现象,如印尼。而另一些东南亚国家则对华人比较友好,甚至出現相当程度的融合,如现在的泰国和菲律宾。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均可以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得到解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说,“一切文化都趋向于共同同意,也就是说,集体的所有成员都接受角色行为模式的标准和价值。所有文化都承认一定程度的偏离和允许最低限度的改变,但程度和限度相差很大。我们可以把那些不能容忍偏离和改变的文化称作一元性文化,其他文化为多元性文化。”
东南亚有华人华侨2000多万,其中印尼有700余万,大约占印尼总人口的3.9%。广大华人华侨在印尼独立和经济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始终没有获得公正的社会地位,排华事件此起彼伏。对华人采取排斥态度的印尼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一元性文化。它对华人的一切均采取排斥的态度,华人被迫作出彻底的改变,甚至连华人的名字也必须放弃。印尼政府所推行的强迫同化政策,实际上就是一元性文化适应。一元文化适应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政府垄断文化适应的所有手段,强迫另一种文化彻底改变和放弃自己的特征,以适应印尼文化。这种一元性文化适应往往产生许多消极后果。印尼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一直不甚融洽,甚至不断出现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这种一元性文化适应。
为什么印尼文化对华人文化采取如此强烈的排斥和拒绝?也就是说,印尼文化的一元性特点是怎样产生的呢?
1.宗教的因素。印尼是一个伊斯兰社会,与其他宗教文化相比,伊斯兰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容忍程度和限度是比较有限的。伊斯兰教义的核心,是只能信仰安拉,“除安拉外,别无神灵”。
2.政治制度的因素。上文曾经提到过的法国社会学者莫里斯1迪韦尔热认为,专制制度下的文化都是一元性文化,都是推行一元性文化适应。苏哈托政权下的长期个人专制,更是加剧了印尼文化的封闭性,而后者又助长了前者,两者相互促进,互为基础。
3.印尼华人方面的因素。印尼华人人口较少,在庞大的印尼本地人口中占绝对的少数,从而使印尼政府推行其一元性文化适应政策面临较小的阻力;加上印尼华人一盘散沙,不愿意作有理有力的抗争,而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东道国文化。
对华人采取宽容和容忍态度的泰国和菲律宾文化是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是一种多元性文化。两国政府对华人文化采取多元性文化适应的立场和政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然同化政策。以泰国为例,泰国有华人630万,占总人口的13%,是主体民族泰族以外最大的少数民族.华人已完全融合于当地社会,泰国也因此被誉为对华人同化最为成功的国家。这大部分因归功于泰国政府采取的自然同化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华人所面临的压力比较小,华人,尤其是战后出生的新生代华人较愿意选择本地化,而不愿意再像老一辈华人那样顽强地全面固守华人文化阵地。在多元性文化适应条件下,这两个国家的华人被同化的程度也是相当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巨大障碍。泰国华人对泰国主流社会的成功融入也与泰国的法律有关,这为其它民族国家族际间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一是法律规范;二是以信任作基础的社会构建。法律表示强制,而法律规训之下的信任则为个体间交往、公民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成为会魔法的厨师
祁志坚英语名为Ricky Kee,原马来西亚名为KEE CHEE KEEN,现在的中文名也是由此音译的。
祁志坚小时候就对“吃”充满了浓厚兴趣,再加上父母在酒店餐饮行业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他,除了吃现成美食外,还经常去厨房观察美食制作过程,尤其那些厨师将几种普通食材炒成一盘色香味全菜肴时,过程美得如同施展魔法。祁志坚不禁感叹:我也想成为一名会魔法的厨师!
美食是一门学问
1989年,祁志坚正式进入厨房,由于之前对烹饪的“耳濡目染”,他比平常的学徒进步地更快。祁志坚一开始是跟着一位德国师傅学习烹饪,由于口音问题,两个人语言沟通困难,但是祁志坚选择笑对困难,他每天拿着小本子跟在师傅后面观察、研究,把烹饪用的食材、配料、方式都详细地记下来,业余时间还会认真琢磨自己的“美食宝典”。最终学有所成,成为著名的东南亚菜系厨师。
22年来他曾就职于吉隆坡香格里拉、吉隆坡希尔顿酒店、上海松江开元名都大酒店等多家星级品牌酒店的行政总厨和厨师长。难得可贵的是,他一直保持着学者的态度。他认为,美食是一门学问,而且永远无法毕业。他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工作,虽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烹饪经验,他仍喜欢抽空去国内外餐厅考察,品尝当地美食,既可以扩展饮食文化,又可以激发烹饪创意。
和武汉的美食之约
2006年,祁志坚受朋友邀请来到中国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的繁华、复古让他迷离,甚至最终决定来上海发展。祁志坚的丰富经验,他很顺利地进入了上海松江开元名都大酒店。说到这里,祁志坚特别兴奋地说:“当你走出厨房,看见的全部都是中国人的时候,我感到特别亲切,得到了未曾有过的满足感!”积极的心态、高超的烹饪让祁志坚受到更多中国餐饮业的关注。
今年10月,祁志坚能来武汉主厨锦江国际大酒店,也是受州逸集团的HR诚意邀请而至。其实这并不是祁志坚第一次来武汉,早在2009年的时候,他来武汉考察,满大街的美食让他印象深刻:户部巷的臭豆腐、周黑鸭的鸭锁骨等。提到武汉美食的祁志坚说起话来神采奕奕,让人忍俊不禁。只是没想到2012年他还是缘归此地,有句话说得好: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你逃也逃不了。祁志坚与武汉的美食之缘是必然的。
他邀您来锦江品鉴
类似的低成本机场正在亚洲的一些城市兴起,而很多中国人的出境旅行正由此开始——尤其那些埋怨机票昂贵,不在乎空姐殷勤服务的年轻人。过去数年里,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流行,像亚洲航空(Air Asia,下称“亚航”)这样的海外低成本航空公司品牌,也“潜”入了中国人的境外旅程。
从概念上说,廉价航空并不新鲜。对于业界,它意味着抛弃传统航空观念的决心,以及改变航空业生态的努力。而像亚航这样的公司,更占据了所在国马来西亚航空业的主导地位,并在数年间铺起中国游客来往东南亚的旅行通道。
没有机构对国际廉航和中国游客的关系作出过“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分析,然而国际廉航,乃至传统航空公司正在投入更多资源,以回应中国人汹涌的出境游热情。在国境之南,围绕新一代中国旅客的廉航抢客战,早已打响。
穷游型社交
如同很多境外游爱好者,海狸(网名)在网络相册上载了各种长裙、海岸与斑斓的异域食物的照片。她对《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说,自己多次乘坐过国际廉航航班,还在网络上参加过“秒抢”便宜机票的活动。
“即使是SARS期间,我们发放一批0价机票,也立刻被抢光。”亚航首席商务执行官戴秀凤(Siegtraund Teh Siew Foong)在吉隆坡接受《21CBR》记者采访时描述道,“东尼.费南德斯(Tony Fernandes,亚航创始人兼集团首席执行官)经常说,低价策略在亚洲是有效并且有广泛市场的。”
亚航的公关部门表示,亚航通常会提前3—6个月制定促销计划。这些计划小到每周,大到每季度,并根据航线的客座情况推出规模大小不等的促销。
在网络上被津津乐道的,还包括虎航(Tiger)、狮航(Lion)、宿雾太平洋航空(Cebu Pacific)等源于东南亚、总数超过20家的廉价航空公司,其中有12家的成立时间不超过15年。这些航空品牌真正印上中国游客的登机牌,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以至于“亚航路线”成为了东南亚旅行的代名词。
在中国的大城市,东南亚的海岛逐渐取代了海南岛在海滩旅游中的统治地位,东南亚出境游的消费与国内游相差无几。“过去,人们对泰国的印象仅仅是佛教和变性人表演。”蚂蜂窝旅行网的品牌总监王家敏说,“现在泰国最流行的是清迈,那里充满了中国‘小清新’。”
“实际上,廉价航空的粉丝并不一定缺钱。他们大多来自北上广,享受吃喝和旅宿,爱尝鲜,爱发帖。”王家敏描述“抢票”大军的特征“,他们熟悉旅行消费,而且对机票的价格很敏感,觉得交通本不是旅游享受的一部分。”
大约5年前,国内甚至出现了类似“东南亚廉价航空票价搜索器”这样的专门淘低价廉航票的旅行网站。
王家敏回忆说,2010年左右,类似蚂蜂窝这样的旅游社交网站上,廉价航空的话题开始激增,一些活跃度较高的ID争先廉价航空的低价机票信息,“微博等社交网络兴起的时候,廉航随之升温。”
廉价航空、自助游记、旅游话题在社交媒体的分享,让境外游,尤其东南亚旅游中涌现了一拨又一拨的中国客,以及更替不息的旅游热点。一些旅行社人士则补充说,热衷于廉价航空的顾客,还包括不同年龄层的、以价格为出游主动力的顾客。
在接受《21CBR》记者采访时,亚航方面并不否认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营销攻势,并把其形容为低成本推广策略的路径选择。像蚂蜂窝等旅游网站,也循势上线了廉价航空攻略;像“穷游网”等以廉价旅游为核心内容的社区,搜到的与“亚航”有关的文章数目,更以万计。
寻找起飞时刻
尽管有人会抱怨廉价航空的服务不足,譬如“连水都没有”,但这不妨碍人们继续购买廉航的机票飞往东南亚,并以旅游的故事传播着廉航的口碑。
“旅游上瘾的人总要找机会出去,特价就是很好的机会和动力。当人们开始了解廉价航空,剩下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价格,一个链接。”戴秀凤说。
根据亚太航空中心的统计报告,2012年亚航成为了中国航空市场上载客量最大的外国航空公司。在马来西亚,亚航更占据了超过半数的国内航线。在东南亚地区,亚航等廉航公司是航空界的主流。
廉价机票的背后是低成本航空运输模式。以亚航为例,它通过无纸机票、无虚饰服务(譬如,不提供免费餐饮)、网络订票、高频率飞机使用等手法节约成本,也通过自选座位、行李费、保险费及膳食费等非航运收入来创造收益。
像吉隆坡LCCT这样的低成本机场,被形容为低成本航空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为了提高营运效益及飞机使用率,亚航每班机的过站经停只需25分钟,每架飞机每天使用13~14小时,这样的巴士化运作需要设计简单的机场,而非强调奢华和享受的传统大机场。
戴秀凤说,廉价航空的理想是在机场里成为真正的空中巴士,高达半小时一班的密度,如同LCCT机场里亚航密密麻麻的航班时刻表。然而,廉航公司的发展也面临着各地航空资源分配的制约,譬如,亚航已订购的很多飞机至今仍没有落实航线和机场,亚洲低成本机场的建设进度在近两年才开始加速。
这也是廉航业界整体面临的问题。在亚洲国家,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设豪华的机场,资源分配也利于传统的航空公司,提供典雅微笑和全面服务的商业模式仍然大行其道。近期,中国一家地方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好的时刻资源(Slot)都被大型国有航企垄断了,“这里面有一个利益的博弈问题”。
航班起降资源的限制,让国际廉航公司在进入亚洲各国市场的步伐有所节制,也影响了它在自助游一族之外扩张的速度。“如果能有更好的航班时间,更稳定的准点率,旅行社们更愿意与亚航等公司合作。”广东省中青旅行社一位姓余的总经理对记者说,“另外,廉航的低价基于提早数月订票的基础上,旅行社很难承受这样的垫款风险。”
戴秀凤说,像陈晓宁(时任广东省机场集团副总裁)这样的机场掌舵人并不多见,后者让亚航航线在2008年进入广州。谈及争取进入中国内地机场的努力,戴秀凤说:“每到一个机场,我都会把市场调查拿出来,我们的六成顾客是没有旅行过的,与那些航空公司没有直接的竞争,而且我们为机场带来更多人流量(意味着机场税收入,编者注)。”
中国迅速的城镇化进程也给国际廉航公司留下机会,因为二线城市的地方政府和机场管理者,对亚航的评估更积极,支持也更多。在成都、重庆、长沙等地,亚航已经开通了飞往曼谷和吉隆坡的航线,此前,当地并没有直飞东南亚的航线。
中国上空的战争
从2012年开始,亚洲的廉价航空市场正迎来更多竞争者。譬如,源自印尼的狮航订购了234架空客的客机,与亚航展开全面竞争。而马来西亚航空、国泰航空、中国东方航空等传统航空公司,也开始推出廉价航班,试图争夺日渐升温的亚洲廉航市场。
对于亚航来说,中国是一个出境旅游井喷的市场,只要取得航班起降权,亚航的飞机便会立即进入相应城市。亚航的团队不断考察不同城市的潜力——其中一种方法是逛街,观察当地人的消费水平,以及以是否有ZARA、星巴克这样的国际品牌进驻为标准。
廉价航空在亚洲,尤其是环中国地区的发展,甚至引起了中国民航部门的注意。今年初,中国民航部门专门组织团队考察了亚航等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运作模式,国内机票“禁折令”也在10月被打破。
在12月初,CCTV等媒体报道,目前全球有170余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在西方民航占有的市场份额大约是50%,东南亚26%,在中国则不到7%。该报道还称:“长此以往,中国的廉航市场将被国外航空公司所占据。”
目前,中国低成本航空公司的代表是春秋航空,拥有38架空客A320型飞机,经营76条国内航线、5条港澳台航线和7条国际航线。相比之下,亚航目前在亚洲有频密的航运网络,还经营其它大洲的航线,飞机数量达到155架(亚航透露,另外已订空客A320飞机475架)。
戴秀凤觉得,传统航空公司创立的廉价航线,或者某些廉航的新品牌,皆难以取得亚航天生的廉航“DNA”,因为一条廉价航线的成败,在于一些硬指标,譬如上座率是否达到80%。如果达不到,这条航线就会成为营运方的负担。“我们不是传统的航空业公司,进出一个市场不会有很多顾虑,但其它航空公司就不同,它们考虑得太周到、太专业(传统的航空商业模式)、太慢。”
另外,与中国的同行相比,亚航在海外市场的品牌推广远不止低价。国际旅客们可以看见打扮入时的亚航空姐在户外广告上作俏皮推销,也能从电台听见亚航的广告语“Everyone can fly”,而类似维珍航空老板布兰森扮演亚航空姐的桥段,更是人尽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