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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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英语范文第1篇

Abstract： As China's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the leader of modern agriculture， as well as one of the ten industrial parks open to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Yangling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rade， so the era of popularizing English to the local and around farmers has co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ve sense of popularizing English in these areas from four aspects， for example，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and proposes the proposal strategies from carrying out government-led special training， forming popularity squad with the help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other two aspects.

关键词： 杨凌；农业科技；新农村；学习型社会；英语普及

Key words： Yangling；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new countryside；learning society；popularity of English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9-0276-02

0 引言

4000余年前，后稷在杨凌“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中国原始农业文明自此开始。作为中国农业起源地，杨凌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改革开放后，国务院1997年7月批准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使之成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同时国家又批准其为国家向亚太经合作组织开放的十大工业园区之一和国家重点支持的五大高新区之一。历经16年的艰苦创业，杨凌的农业科技优势得以突出显现，产业结构大幅调整，设施农业、畜牧、苗木花卉、名优新特杂果、良种成为五大支柱产业，优质农产品生产和示范基地形成规模效应，现代农业迅猛发展，智慧农业产业结构基本形成[1]。每年一届的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成为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一张靓丽的名片，杨凌农业已成为陕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点和中国现代农业的领跑者。

杨凌的迅猛发展同时带动了周边区域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杨凌的常住人口中，几乎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其周边县域更是如此，可以说，杨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潮中同样起着领头雁的重要作用，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则是杨凌当地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主要任务，也是杨凌保持现代农业领跑地位的重要人力资源保障。随着杨凌在国际农业科技与贸易舞台上的地位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与外商走向这块土地，培养会讲英语会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现代农民对于杨凌农业科技与农业贸易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本文将围绕在杨凌及其周边农民中普及英语的意义与策略展开论述。

1 在杨凌及其周边农民中普及英语的积极意义

1.1 在杨凌及其周边农民中普及英语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目前我国农业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面对资源和资金的不足，人口素质较低的状况，如何建设现代农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2]。只有农民的知识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步伐才会不断加快，毕竟农业科技发展成果只有被广大农民真正掌握了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于农民而言，掌握了英语就扩大了接受国外先进农业科学知识、学习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和进行国际农业经营贸易的途径。

1.2 在杨凌及其周边农民中普及英语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需要 中国是农业大国，有9亿多农业人口，在农业人口中普及英语基础知识可以使他们通过学习改变自身命运，有利于拓宽农民国际视野、直接接受世界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亦有利于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化和海外劳务输出。广大农村地区学习型村落、乡镇和县域的形成，将大大加快我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的步伐，可以说农民智则中国智、农民强则中国强。

1.3 在杨凌及其周边农民中普及英语是巩固和发挥杨凌农业核心优势地位的需要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杨凌之所以成为我国现代农业的领头羊和国家农业科学技术国际化交流平台，关键就在于占据了农业科学人才高地。在当地和周边区域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和英语基础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普及力度越大就可以越快形成当地新型农民群体效应，就可以越早突破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传播障碍和国际语言交流障碍两大突出制约性因素。

1.4 在杨凌及其周边农民中普及英语是实现农民自身发展与增收致富的需要 一年一度的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简称“农高会”）与北京科博会、深圳高交会、上海工业博览会共称为四大国家级科技展会；1994年至今成功举办近20届。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与时俱进、抢抓机遇，实现个人与家庭的快速发展与财富增收，是有远见的农民朋友的理性选择。当地农民朋友主动学好英语知识，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外先进资讯与文化知识，可以在“农高会”上可以一显身手、直接与外国友人做生意交朋友。

2 在杨凌及其周边农民中普及英语的建议性策略

2.1 政府牵头，积极开展专项培训计划 一是划拨专项培训资金，统筹教育行政部门、农业行政部门、驻地高校，积极发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和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等远程教育资源优势，资源共享，形成合力；二是要组织好师资培训班，对担任普及任务的师资人员进行针对性的统一培训；三是要制定符合当地农民生产生活作息实际的英语学习课程计划；四是要积极发挥网络优势与杨凌当地远程教育机构办学优势，建成覆盖当地农村地区的网络环境，使普及活动真正实现人人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

2.2 高校助力，组建全覆盖英语普及小分队 杨凌当地驻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211”重点建设高校）、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陕西国防科技学院等科研院校，农业科学技术力量非常雄厚。建议当地政府统一牵头与驻地高校紧密联系，积极借助高校人才优势进行文化下乡活动；与高校协商，合理整合不同高校人才资源，使每个村庄和社区都能与高校师生结对子，并对小分队进行统一的师资培训，让他们利用周末、寒暑期到农村、社区给农民朋友教英语，增强对农民朋友的导学、助学、督学、测学和学习支持服务，这既有利于增进大学生与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是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学以致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好途径。

2.3 注重过程，组建村级农民英语俱乐部 英语作为语言工具重在张开嘴巴，互动练习，提高交际能力。“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well Hymes提出。他认为交际能力除包括对一种语言的语言形式的理解和掌握外，还包括对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对谁恰当使用语言形式进行交际的知识体系的准确理解与把握[3]。因此，给农民朋友创造运用英语学习交流的语言环境就显得非常必要。建议以大学生村官和每个村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学员及参与过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培训的优秀分子为牵头人，组建符合每个村庄实际的农民英语俱乐部，让英语学习常态化，着重提高农民英语听说水平。

2.4 以赛促学，开展丰富多彩的比赛活动 英语课外实践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其在更多的语言实践环境中巩固和使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从而培养起他们的语言实践能力[4]。为了激发当地农民朋友持续学习英语的热情，建议当地政府能够经常性开展一些广大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英语比赛活动，例如仿照中央台的汉字听写大赛和娱乐节目中的“我爱记歌词”等形式，简而化之，开展“我是记忆王”农业英语词汇听写大赛，亦可开展农民英语风采大赛、农民英文歌手大赛、农业观光英语大赛、农产品英文介绍比赛、农民英语达人秀、模拟农业英语外贸比赛等活动，评选优秀选手、宣传表彰、加大奖励，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分批选拔优秀获奖选手赴欧美国家观摩学习国外农业发展前沿成果、实地感受英语国家风土人情。此外，建议积极借助农高会平台，为已经具备一定农贸英语交流能力的农民免费开辟与外商面对面商业交易平台，使农民朋友真切感受到学习英语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商机，帮助他们用学习英语改变经济现状，实现致富增收。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当其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风帆正举，在杨凌及其周边农民朋友中普及英语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既是构建学习型社会、打造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需要，也是帮助农民朋友紧跟时代脉搏、提高人生质量、实现致富增收的需要。我们相信，通过当地政府实施一系列的鼓励性措施，懂英语的新型农民时代一定会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1]霍建英，史文娟，彭程.杨凌智慧农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12（4）.

[2]康继乐.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农民英语范文第2篇

“大程”面粉的安全保证

顺着厂区内主干道走到尽头，映入眼帘的是成排的粮食储备库。据刘威介绍说，这是他们自建的粮食储备库，共有12栋、6个粮所，数百个方（筒）仓库，总库容达70万吨。厂区拥有一条年产45万吨小麦粉生产线，其中，小麦粉生产线采用全负压面粉生产线系统，该系统属国内首创，在公司首次投入使用。整个生产过程是全自动的，从小麦入库到成品挂面生产出来，中间没有任何人工的参与，整套流程由计算机自动控制。

大程成立技术研发中心，引进德国全套布拉班德品质分析设备和检化验仪器，成立烘焙研发中心和技术研究中心，充分利用前沿学科技术和现代工业手段，与有关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加强技术协作，保证了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有了先进的设备，有了标准化的管理体系，有了前沿的技术做支撑，才能生产出安全放心的产品，才能让企业获得长久的发展。”刘威说。

“大程”的共赢之道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拓展，人们对高档专用粉及面制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食品卫生安全也愈加关注。因此，大程正积极发展订单农业优质小麦种植，确保原粮安全优质。公司实施和完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种植模式，免费为农户提供“四包一优”系列化服务，即包原种供应、包土壤检测、包供有机肥料、包技术培训与指导，优惠价全额收购订单农户小麦。集团倡导收购时严禁给农民打白条，尤其在夏粮收购期间，公司还把优麦的生物特性、品质、湿面筋含量以及公司的分级标准、价格等形成文字材料张贴在各收购网点。不少农民看到宣传材料后，感慨地说：“卖了小麦，长了见识，早知道优麦价格这么高，今后收麦时咋也不能再弄砸了。”还有的农民当场表示要签订订单协议加入到合作社中来。这些不断完善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格局，助推了驻马店乃至周边地区优质小麦产业化的提效升级，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农民英语范文第3篇

实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不容忽视。

一、农村教育的现状

（一）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人口素质低，文盲和半文盲占219亿，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每万人大学生数为4％，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这种状况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制约因素。以我国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为例，161364万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者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的占742％（这部分劳动者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数量最多），其中18―25岁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834年，7408％的人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是全部劳动者中受教育年限最长的。而46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者中，3542％的人为文盲或认字很少，这部分人将长期留在农业生产中。

（二）目前农村教育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教育不公平问题。城市居民除了承担自己子女的杂费和其他学校收费以外，就不再直接承担任何其他费用，而且非在校学生父母的纳税人也不再直接承担任何义务教育费用。但是在农村，除了学生家长必须缴纳学校杂费等，所有的农村人口还要以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捐集资等形式负担义务教育的费用，而这几种资金是农村学校基建和公用经费的主要来源。

（三）大、中城市与县、乡镇、村之间收入差距和工作、生活条件悬殊，同时又因为农村学校教师工资欠况相当严重，即使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予以制止情况下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造成教师逐级向上流动，而流出的都是骨干教师，又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地方政府和农村中、小学宁愿用代课教师而不用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四）最近3年，“教育乱收费”一再蝉联“价格投诉冠军”。权威人士指出，乱收费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在2003年已危及中国超过3亿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利益。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就当前教育收费水平而言，广大农民等弱势群体均表示“吃力”。根据家庭的收入情况，将近50%的受访者表示“有些吃力”或“非常吃力”，有42%的受访者甚至认为“完全承受不起”。

（五）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把全国人民分成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进城的农民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和子女教育的权利，难于落地生根。

所以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人力资产存量绝对很低，以小学为主，其次是初中文化，与城镇及其他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相比，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就更为显著。

二、农村教育现状的负面影响

我国农村大约有2亿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构成“民工潮”大军的农村劳动力也有近7千万人。能否顺利地移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关系农民增收是否能实现的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随着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当前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城市出现大量失业劳动力，但同时某些专业的人才和熟练工人仍很缺乏。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没有素质的提高，农民进城选择合适的工作将越来越困难。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消化器官”的乡镇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所放慢，甚至出现倒退现象。目前进城务工人员大多只能干些粗、重、脏、累的工作，甚至连这样的工作也找不到。据有关部门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0345个村的调查，在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6%，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9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1%，高中程度的占1310%，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仅占27%。目前的农村教育状况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民增收就无从谈起。

三、解决农村教育现状的对策

（一）大力提高对农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发展职业教育培训，切实保障进城农民的权益

为了做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一是要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把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出发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三是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方式。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为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效果，应由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政府对接受培训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和资助。要防止和纠正各种强制农民参加有偿培训和职业资格鉴定的错误做法。

（二）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

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自农村的税费，不足之数由上级政府拨款补助。但是，这几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各地经常有挪用教育经费、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情形，非常不利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根据粗略的估计和测算：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最重要的是教师工资的费用。现在中国农村的小学教师有380万人，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保证这些教师每月500元的收入，即一年6000元，那么需要经费232亿人民币。每月500元工资在东部发达地区可能不够，需要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再补贴一点；在中西部地区每月500元的工资基本能够稳定小学教师队伍。全国农村地区的中学教师有223万人，如果中央政府财政保证每月800元的收入，这个工资水平在中西部地区应该能够稳定教师队伍了，东部地区同样需要地方政府再补贴一点，总的费用是214亿人民币。两项加起来是446亿人民币。2002年中央和地方合起来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是18913亿人民币，446亿只占到23％，财政上是能够承担得起的。即使这笔费用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2002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是10390亿人民币，也只占到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43％，也是中央政府承担得起的，因此由中央落实义务教育的精神，用中央财政来支付义务教育中最大的一笔即教师费用，是完全可行的。做到这一点，才是名正言顺的义务教育，才能够稳定农村义务教育的教师队伍。

农民英语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基于农民工与市民互动过程进行的，而交互性适应也是衡量多元社会和谐共生的主要判别标准。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交互过程存在一定规律，并影响着更深层次的互动态度。基于此，文章提出相应措施，以构建良好的交互关系，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和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 城市居民 交互适应

农民工作为数量庞大的国内流动人群，其城市转移过程，不但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化过程，也是其城市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了文化、社会身份和权益等一系列适应过程，其中最困难的阶段，集中于“自我”与“他人”以及“我群”与“他群”之间的适应。而适应能否成功，全在于是否能以不断地努力而树立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即农民工与城市的主体――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两个群体从一开始的接触到彼此相互适应是一个不断继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居民难免会对外来的农民工群体存在一定偏见，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样的状态对促进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来说显然不很乐观。总的来说，农民工的适应性在城市这个大的场域中进行，这一场域实际上主要存在着两个主体，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因此对其的实证研究就有了更加具体和深层次的要求。为此，本文旨在从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在交互过程中的相互性适应特征出发，挖掘这种互动过程中的问题所在，对于政策的制定、软环境的配套等应用性措施有一定的针对性作用，帮助农民工实现向现代城市市民的转变，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现代文明的城市公民，对于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概念界定

本文界定的“农民工”可以简言之为身份上属于农民而职业上属于工人的在城市工作的劳动者。他们不同于农民的是其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工人的是其所属的身份。或者说，“农民工”是没有城市户口和城市身份的准市民。

城市居民即“市民”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因为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对“市民”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目前，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以及日常生活和公共语境中，“市民”大多是从城市层面来理解，从而“市民”概念被指称为城市居民，一般特指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本文也采用将市民理解为拥有城市户口、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城市居民，此群体与农民工的区别在于户籍地存在不同，但拥有城市身份。

“社会适应”是一个过程，是行动者对周围环境变化的主动和被动的调适，既包括客观层面，也包括主观层面，至少可以分解为经济生存、社会交往、心理认同三个维度。关于交互适应性的界定，学者们都是基于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后的心理适应方面进行分析的。本文和以往仅仅从单个群体的深入研究所存在的不同是，对社会适应的研究更强调一种交互过程中双方的心理体验和态度体系，主要反映一种对应力下的博弈关系。

研究样本与工具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于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共收集量表311份，其中城市居民问卷共142份，农民工问卷共169份。被试的选择地点主要集中在重庆市区范围之内；被试的年龄方面，城市居民的年龄幅度更大，从19岁到61岁，而农民工的年龄则从17岁到41岁，其原因是农民工本身是由于从事劳动而迁移至城市地区，因此其年龄的跨度性更小。

（二）研究工具

心理文化适应量表（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 Scale，PAS）（Tropp et al.，1999）是测量个体在新环境下的心理归属感和文化感知状态的态度测量工具。在本文的研究中，选择其中的五个项目，测量农民工被试和城市居民被试的心理归属感和文化感知度。PAS本身采用Likert 4点制评分法，两类被试所回答的题目是相同的，六个项目所构成的问卷，在城市居民分量表的alpha系数（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 0.80，在农民工分量表中则为0.52。

研究结论

根据PAS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见表1）发现，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适应度量表中，项目因素负荷度分数越高，说明在该项目上有更多的被试者接受或比较接受该观点。从量表及其描述中可以看出，两个分量表的得分均比较高，农民工分量表的因素负荷度得分略低于城市居民。比较两量表发现，两个被试者代表的群体在各项因素负荷度上的分数差异很微弱，说明两个群体对融入城市这一观念没有太大差异，得分中差距最大的为 0.06，最小的仅为0.01，这样的差距说明，两个群体在共同因素的相关性上差距很小。

表2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在各自对应的项目下的具体选项的百分比情况。从城市居民分量表发现，了解和比较了解农民工的市民占总数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说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了解程度还比较低，而有50.1%的城市居民觉得跟农民工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不是很舒适，说明他们在心理和文化上还是对农民工有排斥感；而农民工分量表则体现出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了解城市居民的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了解农民工的比例。从融洽度看，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选择较不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均比城市居民要低。同时数据显示农民工有较强的城市归属感，而农民工在两个群体交往和互动过程中形成了较高层次的心理认同感，至少高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同感。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到，年龄和性别的不同对城市居民对两个群体在信仰和价值观的相似程度上的认知程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居民在年龄上差异特别显著，在性别上差异显著，在年龄与性别上的交叉效应显著。而农民工在总分项目上年龄差异特别显著，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对各个观点的认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年龄与性别的交叉效应显著，说明在各个项目上，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农民工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对策分析

首先，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是农民工参与城市的重要途径，与城市居民交往、接触的经验可以提高农民工适应城市的能力，为农民工带来对城市的归属感，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程度。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存在与城市居民的被动或主动互关系，同时其在心理和文化上被新的场域不断地改变、型塑和重新建构，这体现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差异特性之上。因此，可以针对不同性别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采取不同的互动与交流方式，在文化活动及教育方式上采取相对差异的形式，慢慢形成共同的心理和文化认同，帮助两个群体重新建构互相适应的规则和概念图式。

其次，由于两个群体各自存在的年龄差异，特别是青年农民工，其适应方式有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但其交往对象依然是具有很高同质性的群体，这一点已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在城市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他们在异地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亚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产生的人情在其日常生活中依然起着一定规范和支持作用。流动性生活的“无根”特征使得他们觉得并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建立和发展情感主导型的朋友关系，从而在心理和文化上导致他们与城市同龄居民的交流和互动不够正态。因此，政府部门也应该放宽进城农民工参与各项活动的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完善其他与农民工利益相关的法律。尽快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机制，加强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劳动时间、劳动安全等的检查监督。针对年长的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政府可以创造相对悠闲和轻松的文化环境，在彼此之间营造舒适安闲的交流和互动环境，在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上给予相近的政策优惠，让广大农民工群体可在同一平台上跟城市居民互动和交流。

再次，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团体对进城农民工的关注和容纳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组织、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还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建的社区组织、文化团体、福利组织等，农民工都很难进入。最突出的是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没有对进城农民工必要的承纳与整合。城市居民社区在吸纳和同化新成员以及城市社会整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现在城市居民社区还不能较好地有效吸纳、整合大量进城农民工。因此，社区也应该给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创造平台，让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在文化团体、福利组织等方面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载体，保障两个群体互动过程的顺利进行。

总之，农民工与市民矛盾与冲突的产生在于缺少沟通与认同，那么从对策与管理的角度，就应该为两个群体的接触、交流与理解创造更多机会。市民应该抱着热情与宽容的心态欢迎农民工进城，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种种缺陷，争取早日融入城市，跟城市居民和谐相处，追求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M].人民出版社，2007

2.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农民英语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农村是拉动内需的主战场，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这两个主要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具体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消费支出的长期稳定关系，同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并进行相应的比较。

关键词：农村公共供给品 协整分析 误差修正模型 效应

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还未消退的背景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较为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农村公共品供给影响农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我国目前仍是农业大国，基于农民人口基数大、农民收入水平低这一基本事实，公共品供给仍然是影响农民消费最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以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这两个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具体比较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这两个因素对农民消费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为政策措施制定提供相应的实证依据。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影响的一致性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说明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选取1985-2008年人均财政支出（x1）、人均现金消费支出（yc）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指标。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关于农民消费支出，本文采用农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指标，主要原因是：农民消费支出包括生活消费总支出和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在生活消费总支出中，较多消费部分是自足自给的，这种消费对于拉动内需效应不大，因此，本文采取生活消费现金支出指标。其次，本文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代替农民收入，主要是考虑与农民消费支出水平指标的统计口径一致性以及数据可获得性。最后，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数据较难以整理，同时考虑与前两个指标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因此本文采用人均财政支出作为农村公共品供给指标。

（二）变量变化趋势描述及其分析

根据1990-2008年人均财政支出（x1）、人均现金消费支出（yc）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的相关指标，作出图1和图2的变化趋势图。

由图1可以看出，自1985年，我国人均现金消费支出整体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在1999年之后，更以加速度上升。相比之下，人均财政支出整体上虽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从二者变化趋势来看，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和人均财政支出具有一致变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二者具有一致相关性，农村公共品供给影响农民消费支出。但是，从各自的上升幅度来看，人均财政支出的上升幅度不及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的上升幅度，这说明，一方面，我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处于发展缓慢状态，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影响农民消费支出的因素不仅仅是农村公共品供给，还有其他因素。或者是因为农村公共品供给是间接地影响农民消费支出。

根据图2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变化情况来看，二者具有一致变化趋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具有一致相关性，农民收入影响着农民消费。同时，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于农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完全用于消费支出。因此，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和不完全性。所谓不完全性是指，一单位公共品供给带动少于一单位消费支出。所谓间接性是指，农村公共品供给可以通过影响农民收入、农民消费习惯以及其他因素来影响农民消费。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农民消费效应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要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最常用的ADF检验法。在Eviews环境下，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显示来看，这些变量在二阶5%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

（二）Granger因果检验

要具体研究变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进行因果检验，其主要目的是具体知道每个变量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地位，即哪个变量是因，哪个变量是果，一旦知道了因果关系，就可以对本质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X1 是 YC的原因，X2 是 YC的原因，X1 是 X2的原因。即农村公共品供给引起农民消费支出变化，农民收入引起农民消费支出变化，农村公共品供给引起农民收入变化。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是农民消费支出的原因，农村公共品供给是农民收入变化的原因。

（三）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是检验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由表2可知，人均财政支出（x1）、人均现金消费支出（yc）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的对数的二阶差分是平稳的，即log（yc）～I（2），log（x1） ～I（2）， log（x2） ～I（2）。由于这些变量是同阶平稳的，因此可以继续做协整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协整回归：

log(yct)=0.212.8log(x1t)+0.792269log(x2t)

et=log(yct)-log(yct)

其次，检验et的单整性：非均衡误差项et的单整性检验如表3所示，表3显示表明，非均衡误差项et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

因此，变量log（yc）、log（x1） 、log（x2）是协整，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为接下来的分析奠定基础。

（四）效应分析

为了具体明确log（x1）、log（x2）对log（yc）的影响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关系，同时有上面的协整分析，因此本文可以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在Eviews环境下的回归结果如下：

log(yct)=0.634554log(x1t)-0.332041

（5.78934）（4.98754） D.W=1.8

[log(yct-1)-1.366096-0.789609log(x1t-1)（1）

R2=0.937

log(yct)=1.115537log(x2t)-0.143370

（6.78912） （3.24971）D.W=1.8

[log(yct-1)+0.439786-1.06355log(x2t-1)（2）

R2=0.937

根据方程（1）表明，x1对yc影响的短期弹性（0.634554）小于x1对yc影响的长期弹性（0.789609），因此，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短期效应小于其长期效应。

方程（2）表明x2对yc影响的短期弹性（1.115537）大于x2对yc影响的长期弹性（1.06355）。这说明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影响的短期效应大于其长期效应。因此，农民收入能立即带动消费，而公共品供给长期消费效应比其短期效应更大。

为了具体比较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效应。由于人均财政支出（x1）、人均现金消费支出（yc）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具有协整性，它们具有长期稳定关系，因此可以得出以下回归方程：

log(yct)=0.191449log(x1t)+0.807953log(x2t)+

（3.704564） （4.12146）（4.0317） D.W=1.79

0.542815AR(1) （3）

R2=0.9937

由方程（3）可知，在x1和x2共同对yc的影响情况下，x1对yc影响的弹性（0.191449）小于x2对yc影响的弹性（0.807953）。这表明，从长期来说，如果考虑到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相互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效应小于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效应。这个结论似乎与实际不符合，但是，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和农村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就明白其中原因。有以上分析可知，公共品供给是农民收入的原因，农民收入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村公共品供给。

从图3可以看出：由图3（a）农村公共品供给可以直接带动农民消费支出，也可以通过影响农民收入间接带动农民消费支出。图3（b）表明，农民收入直接带动农民消费支出。之所以从长期来说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效应小于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效应，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影响农民收入，进而进一步影响农民消费支出。从表面来看，影响农民消费支出的因素来自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实际上，农民消费支出来自于通过农村公共品供给带来的收入。因此，农民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来自于农民其他收入和农村公共品供给带来的收入，而农民消费支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效应仅来自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所以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长期效应大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长期效应。

但是，具体到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短期效应小于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长期效应，其原因是农民消费是非理性的，这符合Scott的思想，Scott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而农村公共品的短期效应大于其长期效应，这是由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带动农民的即期消费支出，林毅夫认为农民在外部条件限制下，会按照传统惯例作出消费行为，但在外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因此，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变化可以改变农民的消费支出。

综上所述，农村公共品供给不仅能立即改变农民的消费习惯产生即时效应，而且能影响农民收入，进而影响农民消费支出，产生长期效应。按照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收入是改变消费习惯最方便、最灵活的因素，但是这种习惯的改变是建立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这个外在条件之上的。因此，农村公共品供给在影响农民消费支出上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可起到间接“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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