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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劳动局:
你局《关于陈旧工伤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能否参照〈北京市企业职工工伤范围和保险待遇暂行办法〉执行的请示》收悉,现函复如下:
工伤职工的供养亲属抚恤标准,1978年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1979年1月至1996年5月前按《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1996年6月至1996年10月按《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京劳险发〔1996〕120号)规定执行;1996年10月至今按《北京市企业职工工伤范围和保险待遇暂行办法》(京劳险发〔1997〕228号)的规定执行。
厚厚的一本书,装帧精美,封面是海子亲手画的太阳与山冈,就像一个人伸出手。凸出的墨点,自有一股摄人的魔力。
我翻开书,细细地看。
原本以为自尽者都是可悲的厌世者,自从读过梵高传记《Just For Life》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读到海子的诗歌才明白这一观点是如何的错误:“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又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意义的飞翔?摆脱漫漫长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天国弥赛亚洪亮的召唤。”这是西川的论说。
海子喜欢梵高,他不止一次给这位他的瘦哥哥(他称梵高“瘦哥哥”)写过诗歌。美术评论家休斯说:“梵高对这个世界的印象太过强烈,他只得消失。”我想,海子大约也是死于此。他们都是一样的渴望生活。
第一首给予我强烈震撼的诗歌是《二月的雪,二月的雨》,荒凉大地上的天空,上卷下卷圣书,令人感觉就有如见证了一场重生,这种重生是荒芜的,空旷的,不为人知晓的。那里有诗人灵魂混沌的融合以及一些远方的歌声。
还有那些描写青海湖与的诗歌:“你在我指间化作雪白的飞鸟”,“没有任何泪水使我变成花朵,没有任何国王使我变成王座。”这些诗歌出乎寻常的清朗安静。诗人不能没有精神家园而写出诗,海子一生都梦想远方:“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尽管如此,他依然为远方写下无数美丽的诗句:“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我的酒杯上落满灰尘/而遥远的路程却干干净净。”远方是美丽的清澈的,春暖花开的,但海子也知道“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所有能够到达的地方,都不能称为远方。远方注定辽远,海子笔下的青海湖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那天上胜景,是遥不可及的太阳城在尘世的化身。直到后来,海子也没能从远方中走出来。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个月,在一首十四行诗中他写道:“远方就是这样,就是我站立的地方。”就像这样,远方可以幻灭,但永远不能被抹去。
短诗中的“远方”数不胜数,在他视之为生命的大诗《太阳·七部书》中,远方的意象也比比皆是。《弑》与《你是父亲的好女儿》简直就是为远方而写。《弑》写得是古巴比伦的诗歌竞赛(完全诗人的臆想,无现实根据),关于两个来自远方的诗人青草与吉卜赛的诗剧。而《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开头便是:“西海还非常遥远,是的,非常遥远。远方的那些雪儿也深得像海一样。”
远方本身就是一首诗。
长诗中依然贯穿了一个悲剧性的念头:“远方永远无法到达。”这样一种悲观的诗意,伴随着海子一起躺在了1989年3月26日山海关的铁路上。
如今海子的远方已经荒芜了二十余年,我像一个孩子,无意窥探到了其中的一点。但是海子没有老去,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诗歌王子,和他所崇敬的诗人梵高(海子认为他就是诗人)、雪莱、叶赛宁、荷尔德林、韩波、爱伦·坡一起生活在原始力量的周围,正如西川所说:“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与特车服务公司一中队队长李守义共事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从他平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中,我深深感受到,没有荣誉和鲜花,我们仍旧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
李守义的工作时间是从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的,而结束的时间却只有星星知道了。每天早上,在车场你都会看到一个身影穿梭于那些庞大的重型车辆之间,或是在蹲在地上检查轮胎是否缺气、或是钻到车底检查底盘是否漏油,14台车辆全部检查完毕往往要蹲下站起几十次,这对于患有腰间盘脱出的中年人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每次检查完毕他都是累的直不起腰。不记得是谁说过,简单的工作能够千百次的重复去做 ,而每次都做得最好是最不简单的。而这项简单的工作他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着,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严寒酷暑,他从未间断过。
李守义常对员工们说能自己修的咱们不找别人修,节约要从点滴做起。单位的车出现个什么小毛病,他从来都是带领大家自己修理。一次,车队唯一的一台清蜡车发生了故障,这就意味着采油厂将无法热洗,耽误一系列的工作进程不说原油产量也将受到严重影响。赶紧把车修好投入生产是当务之急。而到修理厂修车的费用之高又会影响到成本支出。如何又能尽快的把车修好,又不耽误甲方生产呢?他当机立断,带领车上的司机和泵工自己动手修理这台车。经过查找原因是泵不上水,要进行扒泵处理。在扒泵过程中泵里的余压将混着原油的污水喷射到大家的身上、脸上他们全然不顾,终于泵被修好了,而这平日里需要两小时的工作两他们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不仅节余了成本,而且及时投入到了采油厂的热洗工作,并没有因为清蜡车的故障而耽误热洗任务,同时也受到了甲方的高度赞扬。象这样小修小检的工作对于一队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有的司机还调侃着说:“我们这些司机修车的技术都要比开车的技术高了!”
尽管特车服务公司是二线,可是司机的工作时间却非常不规律,随时有任务随时出发、时刻保证甲方生产是他们雷达不动的工作标准。但是由于活多人少,加班就成了常事儿,有的时候在井场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无法正常回家吃饭。为了保证工人们能够正常工作,每次到了用餐时间他都主动给工人们送去可口的饭菜,而他自己却总是为此错过了吃饭的时间。用“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句话来形容一队的人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要是哪个工人家中有点事情不能上班,车辆就无法派出。所以,每次遇到职工请假,他都主动承担起出车的任务。
虽然车队不是连续性生产单位,但只要一线不休息,车队的车就甭想休息,时刻处于待命状态。无论是“五·一”、国庆,还是元旦、春节,他都从未休过一天假。每年春天正是生产单位上产的黄金季节,为了保证甲方生产不受影响,十几台车每天都是满复合运转。而就在这最忙的节骨眼儿上,在兴隆台的父亲却患上了严重疾病,需要马上动手术。听到电话那头父亲带着病痛
曾经剑拔弩张的双方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谈判的结果,就是陈宝成家和邻居家“每一户村民的利益诉求均得到了满足”。
2014年11月24日这天,对方的承诺“全部到位”后,陈宝成家的房子被拆掉。第二天,他踏上了返回北京的旅途。途中,陈宝成通过一条微信与过去告别:“我们感谢大家,感谢对手,感谢世界!”
“故乡从此是他乡”
一身风骨立残阳,
亦傲冰雪亦傲霜。
健笔凌云多偶得,
铁肩道义少担当。
谁人徒念关山近?
我辈终知返路长。
一叶浮萍归大海,
男儿从此不还乡。
在祖宅交付拆迁的2014年11月24日这天,陈宝成在微博上发表了这首诗。在另一则微博中,他写下了“故乡从此是他乡”的诗句。
与罗大佑脍炙人口的歌曲《鹿港小镇》中“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等歌词相比,陈宝成的诗句更显苍凉。
金沟子村,就是陈宝成的“鹿港小镇”。
陈宝成的心情,他的挚友王进文和朱孝顶读得懂。
在陈宝成的平度同乡、有抗拆迁经历的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看来,陈宝成长达7年的抗争,“既是出于陈宝成对中国法治的信仰,也是他对于300年聚族而居的乡村生活的眷恋”。因为“这片土地上有他的父老乡亲,有他的童年记忆,更有他的始祖先人”。
2013年8月27日,自陈宝成被警方带走后一直坚守在金沟子村的朱孝顶写下了《平度案:家乡家园与根——陈宝成案述评》一文。
和陈宝成一样,朱孝顶也生长在乡村。在深度介入陈宝成案之前,这位年轻人因痛失父亲和岳父两位老人而对家乡和家园有了更深的理解:“家乡与家园,是我们永远扔不掉的奶瓶与童谣……家永远是心底无法忘却的港湾。”
作为一名专业从事征地与拆迁律师业务的律师,朱孝顶因为不得不面对城镇化大潮吞噬故国与家园的现实,而常常对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产生共鸣。
因为常年为失地者维权,朱孝顶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追问:“被上楼”的农民,没有了世世代代耕种的田地,没有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农具和农活,谁来保障他们长远的生计?
未站在“官方”一边的司法个案
2015年5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将施行。按照参与这部法律修改工作的王才亮的预测,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征地与拆迁纠纷将大量涌进法院。
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案件“井喷”,对各地法院将是一次大考。根据王才亮的观察,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考”,一些司法机关已经用个案交出了漂亮的案卷。平度拆迁系列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按照《2014:中国拆迁年度报告》的描述,在青岛检方采纳律师关于对陈宝成案不起诉的建议对陈宝成等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对“3·21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并已对行政机关有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同样是在为平度拆迁系列案件争得良好处理结果的2014年,王才亮领衔的专业从事征地拆迁法律服务的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所案件的“胜诉比例在上升”。在南方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为公众熟知的广东朱惠来父子抗拆致死致伤多人案件的死刑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的同时,在拆迁矛盾比较突出的东北三省,一些老大难案件的原告也获得胜诉。
如果更多执法者能读懂被拆迁者的“故乡情怀”,在下判决时把征地的官方和被拆迁的民众作为“平等的诉讼主体”,更多陈宝成式的个案将会出现。
在自己的家中感受不到温暖和爱的柯勒律治羡慕的不仅是这对兄妹之间的亲情,更多的是这对兄妹在诗歌创作上的默契与合力,更准确些说,是多萝茜对诗人兄长的助力。
失去与寻找
多萝茜有两个哥哥,理查德和威廉,两个弟弟,约翰与克里斯托弗。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英国湖区考克茅斯镇上最好的房子是她与兄弟们短暂美好童年的见证。当律师的父亲与富商女儿的母亲给他们提供了优裕的成长环境。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她不仅受父母宠爱,还得到了兄弟们的爱护。若非家庭变故,这位中产阶级的女孩儿本可以一直过着公主一样的生活直到长大嫁人。她或许也会如简奥斯丁一样,以针线活为遮掩,书写自己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但对于多萝茜而言,在短暂的幸福童年之后,在她与哥哥重聚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都活在这些悲剧与泪水中。
6岁时,母亲病逝,家中无一女眷,父亲把多萝茜送到姨妈家。然而这一别,直到五年后父亲病逝,她也再没回过家中。父亲走后,他所服务的罗德老爷不归还欠发工资的不义行动让这几个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双亲这片天,而且也失去了获得任何遗产(包括房子)的可能。
多萝茜和兄弟们很长一段时间无家可归。1794年,还未满23岁的多萝茜从亲戚家奔向已经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兄长威廉,他们在湖区、多赛特郡等地漂泊。经济来源多是兄长朋友的资助。他们不停地在寻找家园,又不停地失去家园。成年后的兄妹在不断寻找一个能将他们带回到失去的家园、补偿失去父母之痛的地方。
威廉想成为一名诗人,与舅舅对他投身宗教的期望完全相反,除了梦想,他一无所有。多萝茜在哥哥身边,鼓励他,批评他,他是华兹华斯的作品最早最客观的评论者之一。她与他一起守护着他的诗人梦想,一起寻找与修复华兹华斯在变质的法国大革命中受重创的理想与心。
多萝西曾经在与好友简波拉德的书信中说威廉具备她其他几个兄弟所共有的所有美德,即坚持、真诚,然而最吸引她的是威廉在所喜爱的事物面前所自然流露出的那种爱的力度,他对事物的一种“不安的警觉性”,一种永不褪去的柔情,还有说话、做事时的谨慎。
而华兹华斯在他著名的自传长诗《序曲》回溯妹妹在自己迷茫岁月中的作用时,这样说:“是她/使我保持了与真实自我的联络,/因此将我拯救。”(丁宏为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创作也是兄妹两人重建家园的努力之一。
华兹华斯喜欢他这位唯一的妹妹在诗歌阅读上的品味与鉴赏能力,他欣赏并且羡慕她所具有的异常敏感的诗人一般的眼睛与耳朵。他在妹妹这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创作的灵感,更多的是一种让他坚持做诗人的力量,是一份让他不畏外在世界与言论的安心。
他另一诗作《埃斯威特山谷》(The Vale of Esthwaite),一首国内读者鲜少读到的诗中曾经这样写多萝茜:“我爱着的妹妹/她深深温暖了一位兄长的心。”
这对在苦难中团聚的兄妹最终在诗作、在湖区格拉斯米尔的安稳中慢慢擦干童年的眼泪。有心的读者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寻得淡淡的泪痕。
“她给我一双耳朵,一双眼”
多萝茜对自然万物的敏感,细缜的观察力得到了她的诗人兄长以及他们共同的好友柯勒律治的赞美。他们在英国南部时经常三个人一起散步,一起讨论。多萝茜说他们是三个身体,一个灵魂。他们三个友谊的巅峰也是两位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创作的巅峰时期。
多萝茜写日志,两个大诗人阅读。多萝茜初始记录日志时并未想着出版,她最初写只是为了“给威廉一些乐子”。而多萝茜没有想到的是,无论对于华兹华斯还是对柯勒律治,这渐渐成了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
读者所熟悉的《咏水仙》中有这样的诗句:“蓦然举目,我望见一丛/金黄的水仙,缤纷茂密;/在湖水之滨,树荫之下,/正随风摇曳,舞姿潇洒……摇颤着(tossing)花冠,轻盈飘舞(dance)。/湖面的涟漪也迎风起舞,/水仙的欢悦却胜似涟漪;有了这样愉快的伴侣,/诗人怎能不心旷神怡(gay)!”(杨德豫 译)华兹华斯早年的《夜景》(A Night-piece)与多萝西在英国南部的日志《埃尔福克斯顿日志》中的记载一一呼应。他的《孤独割麦女》也是c妹妹的《苏格兰游记日志》中的记载呼应。
很多时候真分不清是妹妹参考了哥哥,还是哥哥参考了妹妹。然而,这些或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位心灵都是诗心,所以才可以如此默契与相通。
华兹华斯的诗歌与妹妹的日志似乎成了彼此的注脚。一个是散文化的诗,一个是诗化的散文。华兹华斯在很多场合下表示过他对多萝茜在自然中的观察与回应之敏感与细致的羡慕之情。他在《麻雀窝》中写她还是“口齿不清的小姑娘”时,对鸟窝的“又想接近它,又怕惊动它”的“好心肠”。(杨德豫译)两人在追蝴蝶时,她“生怕碰掉/蝶翅上面的薄粉”。(杨德豫译)《麻雀窝》中准确地概述了她这位妹妹之于他的意义:
我后来的福分,早在童年
便已经与我同在;
她给我一双耳朵,一双眼,
锐敏的忧惧,琐细的挂牵,
一颗心――甜蜜泪水的泉源,
思想,欢乐,还有爱。(杨德豫译)
多萝茜不仅是哥哥创作灵感的来源,在她中年生病之前的二十几年的岁月里,她还是哥哥诗作的誊写员。多萝茜不仅誊写,她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而她的观点,华兹华斯几乎在每次的修改中都采用。
多萝茜是华兹华斯诗歌中“亲爱的,亲爱的妹妹“,是他诗中的“艾米莉”,是他笔下的 “爱玛”,或许还是众多学者与读者莫衷一是的“露西”。他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这位妹妹无处不在。她与哥哥威廉一起旅行,一起安居格拉斯米尔,一起在创作中寻找过去、现在与明天。
生死不渝
多萝茜将一生奉献给了哥哥以及哥哥的孩子,一生未嫁。
关于多萝茜的感情,文学界有些猜测,其实这些文学八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多萝茜没有致力于任何一种自己成家的可能,而是全身心地待在哥哥身边。她照料他的生活,为他誊写诗作,与他一起读诗,为他读诗,兄妹两人给彼此温暖,渐渐重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家。
如华兹华斯在诗中所言,他们几个孤独地抱在一起,一起面对这无依无靠的世界。华兹华斯也在书信中曾经写过,每失去一个家人,他们余下的人会抱得更近,那是对失去的恐惧,那是对尚存的珍惜。没有经受过这种切肤之痛的生离死别人,是难以体会他们这么紧的拥抱,这么亲的共存的。
1831年她患精神动脉硬化瘫痪后,神智时常混乱,她在轮椅上度过了余生的24年,守着终年不灭的火炉。即使是夏天,她也不允熏壁炉里的火灭掉,神智清醒或不清的她守着那团火,守着那团年轻时的吉普赛女郎式的热情,守着那实实在在的温暖。她常常吟诵哥哥写给她的诗,当她还是他眼中“小多萝茜”的时候。
有人说多萝茜的位置如此重要,华兹华斯对自己的妻子其实没什么感情。这也是无稽之谈。华兹华斯与妻子自幼年便相识,她与多萝茜也是好朋友。两人近半个世纪的婚姻中(1802-1850)始终恩爱不移。他们多年如一日充满浓情蜜意的书信惊煞了所有读者的心。玛丽也并不是没有文化的村妇,她的意见与多萝茜的意见一样被华兹华斯接受和重视。还是那首我们最熟悉的《咏水仙》。那首诗中华兹华斯认为最好的两句:“水仙呵,便在心目中闪烁――/那是我孤寂时分的乐园”(杨德豫译)便是出自妻子玛丽之后。玛丽与她的小姑子同一个屋檐下相处半个世纪之久,两人未曾吵过一句。玛丽在1850年送走了丈夫,在1855年送走了小姑多萝茜,1859年在89岁时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