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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本频频涉足金融领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复杂的动机,需要我们认真、客观、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认识,并制定相应的监管对策。笔者认为,目前国内产业资本积极寻求产融结合的动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参股或者控股金融机构,为自身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虽然我们十分不愿意将这一条列为产业资本投身金融业的主要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在内地市场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尚处于表面的原始阶段,缓解资金流压力,争取从金融机构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依然是目前不少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最主要因素。具有金融背景的企业更容易得到信贷支持,这在国内金融市场上毋庸置疑,而且对积极实现大规模扩张、投资多元化和资金流量大的集团企业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典型。如以饲料为主业的新希望集团,在围绕主业开展的并购和进军房地产业的过程中,也成功地利用其参与金融业的背景获得了巨额融资,实现了多元化投资。但是,更多的产业资本投资金融业却仅仅把目光放在了缓解“融资饥渴”上,以商业银行大股东的地位轻易获取银行巨额贷款和授信;以上市公司股权抵押贷款,拿金融机构的资金来充实自己的现金流;以投资证券公司为名义拿钱给证券公司炒股……,类似于这样的手法并不少见,图的是眼前的利益,冒的是极大的风险。在不久前发生的“上海周正毅事件”里,多家金融机构深陷其中并且损失惨重。以周正毅农凯集团为核心的“农凯系”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向来以热衷于投资证券公司而闻名,曾成功控股了“大通证券”和“泰达富友证券”。同时,农凯集团以2.33%的持股比例位居兴业银行第六大股东,并利用这一优势轻松从兴业银行获得20亿元的综合贷款。目前,伴随“周正毅事件”调查的逐步深入,贷款风险已经开始凸现。
(二)投资金融业良好的利润回报是产业资本涉足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因素。金融业在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垄断保护行业,行业利润一直高于社会平均利润。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加入WTO,但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在短期内金融业还不会失去即有的“垄断利润”。因此,对产业资本来说,目前只要挤进这个行业就能享受到超出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的回报,金融业作为一种长线投资,可以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收益。并且,从其他国家或其他行业的市场开放进程来看,许多垄断行业逐渐放开时,往往会产生类似爆米花爆炸的效应,市场放开会带来市场的巨大膨胀和活跃,而且会带来超额的利润,谁进入得早、谁渗透得深,谁就可以在市场利润的分配上占得先机。尤其是一些实行投资多元化战略的企业,投资制造业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其他可选择行业也不多,而金融业的垄断利润和市场空间自然就显示出特别的吸引力。以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新希望集团为例,该集团早就从“资本与金融的结合”中得到了真金白银。据统计,2000年,新希望从参股民生银行得到的收益就达到3020万元,占同期公司利润的54.7%。
(三)中国金融业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吸引产业资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据统计,截至2003年6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20.7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达15.9万亿元,保险市场保费收入达2154亿元,保险市场资产总额7782亿元,上市公司1250家,市值总额41629.53亿元。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市场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不论是市场规模和结构,还是运行质量和效率都远远落后。加入WTO,中国金融业面临着真正意义的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将席卷而来。从世界上许多已经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伴随着政府对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大规模进入,金融自由化将对本国金融业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金融资产快速扩展,市场主体迅速增加,金融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创新步伐加快,而金融业国有资本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市场结构也会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著名经济学家吴晓求将上述影响称为“金融大爆炸”,并预言中国金融结构正在进入大爆炸阶段的前期,不用很长时期,金融大爆炸将在中国出现。无疑,中国金融业拥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外资金融机构的蜂拥而入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许多产业资本才积极介入金融领域,从而为今后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打下基础。
(四)投资金融业也是产业资本实现长期战略经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从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历程来看,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参与金融资本融合的内在需要。产业资本通过向金融业的渗透,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强化集团企业内部资金的集约化管理,如目前国内不少大型企业集团都成立了财务公司,就是为了将企业内部庞大的资金流进行合理调度,并通过专业理财进行适度投资,从而发挥资金最大的使用效益。其次,产融结合可以为企业发展寻求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跨行业协同效应。以发达国家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为例,许多大型汽车制造商都拥有自己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而完善的汽车融资服务不仅直接带动了汽车生产和销售主业,而且大大增加了公司盈利。2000年,美国通用汽车信贷公司为全球800万客户提供了汽车信贷支持,其当年净利润占通用公司总利润的36%。而福特公司2000年汽车信贷业务的税前盈余则高达30亿美元,已经接近其汽车制造主业的水平。还有,产融结合也是企业走出国门,实现全球化运作的一条重要途径。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其中,实体经济全球化是催发金融全球化的基础和动力,而金融全球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无论是跨国公司的资金结算,还是跨国资本的兼并重组,都离不开国际金融市场这个舞台。用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的话来说:“产融结合不一定能保证跨国集团的成功,但跨国公司则一定要成功地进行产融结合”。
二、产融结合对中国金融业的积极意义
从世界上不少知名大公司的发展历程看,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世界500强中有80%以上都是成功地进行产融结合的运作。以通用电气公司(GE)为例,通用电气以电气照明行业起家,历史悠久,是道琼斯工业指数1896年设立以来惟一仍在工业指数榜上的公司。但是,目前的通用电气早已不再是一家纯粹的工业公司,2000年,通用电气销售收入1299亿美元,净收益127亿美元,这其中,GE金融服务集团的销售收入为662亿美元,净收益为52亿美元,分别占到总额的5l%和41%。GE金融服务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内容包括信用卡业务、保险业务、商业贷款、租赁等诸多金融领域。在发达国家,产融结合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的发展模式已经比较成熟,它不仅有效解决了企业自身发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瓶颈,有力地推动了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且在推动金融创新,完善社会金融服务体系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我国目前而言,金融业整体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经营规模偏小,金融体制不健全,市场结构不完善,金融资产质量较差,金融产品营销方式落后,这些问题极大削弱了国内金融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我国已经加入WTO,金融业面临的冲击和挑战首当其冲,据业内专家预计,入世5-10年后,外资银行在国内金融市场上的外币存款份额将占到15%,人民币存款将占10%,外币贷款份额将在20%-30%,人民币贷款将达到15%。另外,在外资银行最具有竞争力的中间业务市场上,其市场份额将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其中包括贸易融资、信用卡交易和现金管理。与此相同,证券、保险业放开后也同样面临激烈竞争。面对挑战,中国金融业急需壮大规模,提升实力。金融企业通过上市到资本市场融资无疑是一条捷径,但是对大多数中小金融机构来说,上市至少在短期内还不太现实,而引进包括产业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则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可行的一条有效途径。
通过引进产业资本,国内金融企业一方面可以增资扩股,充实资本金,增强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并且,通过增资扩股实现股权多元化,可以以此为契机改善目前国内大多数金融企业不合理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其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资本的积极介入,目前金融市场上还存在的不少空白领域能够得到迅速填补,比如专为消费者提供汽车融资服务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专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民营银行以及远远跟不上市场发展步伐的人寿保险公司等等,这不仅有助于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而且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服务水平,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三、加强产业资本金融投资行为监管的几点建议在我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虽然还仅仅处于起步的阶段,但是,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产业资本大量进入金融业已经给金融监管当局提出了新的课题。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在产融结合方面的监管法规和政策还很不完善,加之产业资本的金融投资行为动机十分复杂、方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实现有效监管困难很大。笔者认为,当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监管当局引起重视。
(一)强化对金融企业的股权监管。在传统金融市场条件下,国有股在金融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因此股权监管意义不大,这也导致监管当局一直忽视了对金融企业的股权监管。事实上,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以建国以来国内最大的一宗非法吸储案为例,由于完全受控于大股东,广州市商业银行穗丰、汇商两家支行沦为大股东予取予求的“提款机”,四年内账外经营非法高息吸收了超过150亿元的资金,使广州市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性的支付风险。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开始实行增资扩股和国有股权退出,一些产业资本迅速填补空缺跻身大股东行列,其中不少企业把目光盯在了金融机构的控股权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1999年6月20日)第十五条:“单个股东投资金额超过金融机构资本金10%以上的,必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虽然对不少银行来说,仅有10%是肯定控不了股的,但是规定中并没有对关联企业、关联股东的参股做出更明确限定,因此,这并不妨碍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同时参股一家金融企业,通过拥有较多的表决权从而实现事实上的控股,这对一些股本规模较小、股权又相对集中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企业的股权监管,一方面要严格把好审核关,在积极引进优质资本的同时,杜绝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参股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适当分散股权,努力实现股权平衡。
(二)强化对商业银行关系人贷款的监管。所谓关系人,是指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上属人员投资或者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现有的监管法规中虽然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关系人贷款,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控制要求和相应的监管措施,并且,许多商业银行自身内部也对关系人贷款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因此有不少企业通过参股商业银行,掌握投票权,很容易就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信贷支持,而目前一些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发放给股东企业的贷款也远远超过了人民银行规定的单户贷款管理的比例,并已经陷入股东贷款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困境之中。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尽快制订相应的监管措施,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在对金融机构增资扩股进行审批时,制订一些限制股东向所投资金融企业进行融资的政策规定,如若干年内不得向参股银行贷款,或提高贷款条件等等,从而将一些“劣质投资人”挡在门外;二是监管当局要切实加强对商业银行关系人贷款的监管和检查,对单户超比例的关系人贷款要坚决督促其压缩贷款规模,降低单户贷款比例,否则要给予必要的处罚。三是要督促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关系人的授信管理,严禁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同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信贷管理的问责制和贷后评价制度,不给违规发放关系人贷款有可乘之机。
(一)资金运作涉嫌逃避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制度的管理。为防范热钱流入,打击虚假招商引资,外汇管理局加大了资本金结汇管理力度,对于部分因为招商引资需要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或者为配合政府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企业来说,资本金结汇成了资金运作过程中的一道坎。而通过预付货款付汇可以规避资本金结汇管理规定,顺利实现了投资资本金的回流。从本案的资金运作模式来看,资本金到账后,迅速对外支付或迅速结汇预付外汇管理给关联企业,既完成了政府招商引资的任务,又躲避了支付结汇管理,实现了资金的回流。
(二)货物贸易项下预付交易背景的真实性存在嫌疑。以预付货款汇出的资本金,其交易背景的真实性存在很大的嫌疑。预付货款企业只要凭合同就可到银行办理,A凭借与D签订的合同就轻而易举地用上千万美元的预付货款订购设备,同一合同预付了还不止一次,而调查中问及目前订购设备的生产进度、是否有专人跟踪设备的生产进展、何时到货等问题,企业人员不能直面回答,预付货款交易背景的真实性存在很大的嫌疑。
二、监管难点
(一)资本付汇后缺乏相应的监管手段,借道预付货款实现顺利流出。资本金变身预付货款跨境后,真实性和流向难以跟踪。企业在办理资本付汇时,仅需提供合同便可连续将资本金支付境外,在企业所提供合同的法律真实性无法被有效确认,同时银行也没有义务审核其上一笔交易是否完结的情况下,导致企业在非真实交易背景下将资本金顺利流出,带来了监管上的困难。就目前国内部分地区虚假外商投资较为严重的地区而言,资本金付汇尤其可能成为空壳外商投资企业转移资金的一条便捷、几乎毫无成本的运作模式,在外汇事后监管的大趋势下,等外汇局发现企业违规线索查处的时候,往往上述企业有可能已人去楼空。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逆转的时候,资本金付汇很有可能成为资本抽逃的通道。
(二)货物贸易监测系统不区分预付货款的资金来源,预付后的到货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目前,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系统中对资本金入账、结汇、付汇都有明细记录,资本金账户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直接对外支付,但资本金变身预付货款后,巧妙地躲避了支付结汇管理框架,纳入了货物贸易监测。货物贸易监测系统对预付货款的资金来源不区分是资本金账户还是结算账户,给有意逃避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制度的企业可乘之机。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政策对货款预付后的到货期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要求90天以上的预付货款要做贸易信贷报告,至于何时到货,交易是否真实则无法判断。
(三)贸易信贷登记报告制度缺乏相应的定性和处罚依据,造成监管漏洞。货物贸易改革后,根据相关政策规定,企业主体应将规定期限内的贸易信贷业务纳入主动性报告管理范畴,对企业报告的贸易信贷实施余额比率监测,监测企业未到期总头寸,但对于企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主动做贸易信贷报告,或者部分贸易信贷余额畸高、规模增长过快依然缺乏分类依据和处罚手段,造成了监管漏洞。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加强部门协作,进一步完善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制度。加大对资本金付汇,特别是借道预付货款流出的监管力度,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监管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跟踪资本金到账后变身预付货款后的到货情况。可参照实物出资的方式,在预计到货期限内,让企业凭进口货物报关单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办理实物验资询证,如不能按期到货,企业必须向外汇局提交相关情况说明,外汇局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公司可以减少注册资本金。
公司可以减少注册资本金的条件:
1、公司资本过多: 公司原有资本过多,形成资本过剩,会导致资本的闲置和浪费,不利于发挥资本效能。
2、公司严重亏损: 公司出现严重亏损现象,导致公司的资本总额与实有资产差距过大,公司资本失去证明公司资信状况的法律意义。
(来源:文章屋网 )
基于此,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于2011年8月公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新资本管理办法),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现阶段银行融资仍占社会融资总量主体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的信贷增速短期内将无明显放缓迹象,新增资本需求会继续上升。
以上两个趋势性因素,令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面临巨大资本金缺口,初步测算,这一缺口在“十二五”期间将高达4000亿元。
资本金饥渴成为困扰大型商业银行的一道难题。可供选择的解决路径究竟有哪些?
笔者认为:大型银行拓展资本补充渠道需要同时从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进行拓展。在内源融资方面,需要设置合适的分红比例;在外源融资方面,需要客观看待配股、定向增发对国有控股股东的财务压力和股权稀释影响。同时,要从分子和分母两个渠道进行机制创新,来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五大行4000亿资本缺口
2011年5月,银行监管部门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最新资本监管框架,新监管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5%。2011年8月,银行监管部门新资本管理办法,对加权风险资产测算方法进行调整(主要变化参见附件一)。
基于监管部门所要求的风险权重的变化和新资本管理办法的相关测算要求,以大型银行2011年6月末数据为基础,笔者对权重法下银行资本充足率及资本缺口所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初步估算(见表1)。
由于新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核心资本增加了其他无形资产扣减项、部分资产项目风险权重上升、增加了操作风险资本要求等原因,大型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均下降了0.6个-0.8个百分点左右,除建设银行外,其余四家银行均存在核心资本缺口而无法满足9.5%的监管要求。
总资本充足率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风险加权资产增加规模较大,附属资本计算方法中将原来的贷款一般准备项改为损失准备缺口(即贷款损失准备低于150%贷款拨备覆盖率的缺口)等原因,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将下降0.7个至1.3个百分点不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均难以达到监管标准。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数据可得性有限,风险加权资产调整影响的测算并不完备,部分风险权重增加项并未计算在内,此处进行的整体测算结果可能还比实际情况相对乐观。因此,由于新监管标准造成的大型银行资本补充压力不容忽视。
如果拉长分析的时间长度,大型银行的信贷扩张还将进一步对资本充足率带来压力。如果按照未来GDP增速至少为7%,CPI增幅4%,信贷增速至少高于名义GDP增速3个-5个百分点计算,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型银行贷款规模将维持14%-20%左右的持续扩张状态,对银行资本的新增需求不容忽视。
现拟基于以下假设,对“十二五”时期大型银行资本金缺口情况进行试测(见表2):1)2012年-2015年信贷增速依次递减:17%、16%、15%、14%;2)利润年均增速依次为20%、19%、18%、17%;3)信贷资产增量与风险加权资产增量比例为1∶1.2(考虑到未来非贷款业务占比将逐步提升,设定值略高于2011年水平);4)不良贷款率1.3%(考虑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领域贷款风险因素的可能影响,设定值略高于2011年水平)、拨备贷款比例2.5%;5)分红比例40%。
从基于上述假设测算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信贷投放规模逐年扩大,资本需求日益扩大,如不进行资本补充,则至“十二五”期间,五家大型银行将面临近4000亿元资本缺口,如果不转变业务模式,则如何拓展资本补充渠道必然会成为大型银行难以忽视的重要挑战。
路径一:分红比例下调
利用留存收益进行内源融资具有成本低、不稀释老股东股权比例、银行具有主动权等优势,是银行补充资本金、提高核心资本的最可持续的途径。如果将现金分红比例适当调低,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计划中的信贷增长。
基于前述假设条件,如将分红比例降至30%,则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在2015年前就不再面临资本补充问题;如将分红比例降至20%,则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也可不进行资本补充,仅靠内源融资即可补足新监管标准和信贷规模增长所带来的资本消耗。
各银行单靠利润留存即可满足资本补充需求的现金分红比例上限(如表3),也即当大型银行分红比例分别降至35.3%、26.1%、20.8%、37.5%和4.8%以下时,就不需要新的外源融资即可满足资本补充需求。
考虑到汇金公司在四家大型银行股改之初先后向其注资6000余亿元,由此需靠四家银行分红按年支付特别国债利息,降低现金分红比例会对其财务状况产生一定影响。
按现有控股比例不变进行测算,如果将现金分红比例降至40%,汇金公司在支付特别国债利息后,还将产生7000亿元左右的盈余。即使下降分红比例至20%,即前述四家大型银行均无需外源融资的分红比例,汇金公司仍将有4000亿元左右的财务盈余。事实上,工、农、中、建四行仅需按照4.5%、6.8%、5.7%、4.9%的比例进行现金分红,即可满足汇金公司支付特别国债利息的资金需求(见表4)。
路径二:国有控股股东配股
股改上市以来,大型银行曾在2010年进行过一次以配股和定向增发为主要形式的外源资本补充。
财政部、汇金公司、全国社保基金等国有控股股东依靠其历年累计的现金分红,即有足够的财务资源参与大型银行的配股。“十二五”期间,在其他基础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设大型银行已通过调整现金分红比例至30%进行了内源融资,则资本缺口如表5所示。
以上测算结果显示,在降低现金分红比例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已不存在资本缺口。假设1)其余三行均在开始出现资本缺口后,即2012年进行定向增发或配股形式的外源融资;2)三家银行均一次性补足“十二五”期间全部资本缺口,即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补充500亿元、550亿元和700亿元(见表6)。
从上述测算结果可以看出,汇金公司依靠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分红,就可以在完成对应特别国债利息支出及参加2010年配股后,继续参加“十二五”时期的资本补充,且仍能有近500亿元的财务盈余。交通银行由于补充资本规模相对较大,而分红额度较低,会对财政部造成一定财务压力,但是考虑到财政部从农业银行的分红收入后,综合来看,财政部仍有财务实力参加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配股。
路径三:增发稀释国有控股权
但是,无论分红是否能够满足国有控股股东参与银行配股的资金需求,只要参与资本补充,都将对国有控股股东的财务状况造成压力。那么如果不参与配股,其影响如何?
按照上述假设进行测算,设想在农、中、交行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补充500亿元、550亿元和700亿元资本时,国有股东并未选择参与定向增发或者配股,而是选择适当稀释国有控股股东在大型银行中的持股比例。
假设增发时股价较2011年末上升20%,则在不参与增发的情况下,汇金公司对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持股比例下降至38.2%和64%,分别下降1.8个和3.7个百分点;财政部对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持股比例下降至37.4%和19.9%,分别下降1.8个和6.6个百分点。以汇金公司和财政部为代表的国有控股股东仍然维持着对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绝对控股地位(见表7)。
由此可见,在信贷持续增长带来资本需求,以及国有控股股东要维持目前控股比例的前提下,资本补充必然对财政部、汇金公司等国有大股东造成现实的财务压力。同时,在确保国有股东绝对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国有股比例适当稀释,也有利于实现大型银行股权结构的进一步多元化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
因此,建议对国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设立一个合理区间,允许其通过不参与配股和定向增发、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使其持股比例在绝对控股比例底线之上适当波动,从而降低国有控股股东的财务压力。
路径四: 分子、分母资本工具创新
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角度看,可从做大分子和缩小分母两方面,对资本补充机制进行创新。
在分子方面,可扩大债务资本补充工具的应用范围。次级债、可转债、混合资本债等债券工具具有发行便利、对资本市场冲击相对较小、不会摊薄原有股东收益、避税等优势,可成为银行资本补充的重要渠道;同时,创新一些新的资本性质的金融工具。
在分母方面,一是要强化资本对于信贷扩张的约束作用,推动银行更多发展资本节约型业务。测算结果表明,在信贷增速降至12%、利润率保持在15%、其他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除交通银行外,其余大型银行均可依靠内源资本积累达到资本监管要求,而无需进行外源融资。
二是逐步推行信贷资产转让,增强银行信贷资产流动性。
【关键词】 财务公司; 资本金; 股东价值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1-0027-04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6年底银监会修订后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财务公司是指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以下简称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程继川等(2006)认为:“运用专业化投资手段,实现集团资金的保值增值是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行专业化、多样化金融投资也是财务公司自身积累与发展壮大的需要。”笔者认为,财务公司作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的平台,在追求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改变了各成员单位同原商业银行合作的利益格局,使得各成员单位在集团政策强制要求下选择利润有限的财务公司存款,从而导致成员单位在短期内可能面临利益的流失。根据历史数据了解到,财务公司资金来源除了股东投入的资本金外,主要包括吸收的企业集团成员单位存款以及进行同业拆借、逆回购等方式筹集的资金。由2010―2014年财务公司年鉴可知,企业成员单位存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达75%以上,这将导致成员单位大量与商业银行合作的利益可能流失。
为了解决该问题,实现财务公司优质客户(股东)利益与公司自身利益的双赢,本文以某集团2014年的资料为例,分析了集团成员单位存款转化为财务公司资本金后实现财务公司收入、绩效以及股东分红同向增长的可能性。
二、收入研究
在定量研究部分,主要思路是: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包括贷款收入、同业往来收入以及投资收益三部分。其中,投资规模是与资本金直接紧密相关的,而存款转增资本金即资本金扩容又会影响集团成员单位的流动性水平,从而影响其向财务公司申请的贷款金额。因此,为了研究资本金扩容的可行性,最主要的是分析资本金扩容带来的投资规模与贷款规模增加是否能促进公司拥有更高的收益空间。
在贷款部分,在分析公司贷款规模未来增长趋势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分析因资本金扩容带来的流动性紧缩对贷款规模的影响。在投资部分,通过分析历史规模结构,判断投资规模大小与市场景气与否的关联程度,若关联程度较高,则根据市场经济形势分三种情况进行讨论分析,进而了解资本金扩容规模以及相应的权益成本。
(一)贷款收入
由于财务公司是服务于集团内部成员单位的,其贷款规模主要与成员单位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息息相关。根据历史数据资料可知,近年来,公司贷款规模受限,其贷款规模呈边际递减的趋势增加。
另一方面,从流动性角度分析,通过对成员单位2014年各月净现金流量的数据观测,可以发现集团各单位现金流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因为成员单位的现金流呈现非均衡性,所以在此条件下收紧流动性,必然导致现金流不均衡的进一步加剧,从而触发各单位因流动性缺口产生的短期贷款需求。基于以上逻辑,对集团成员单位2014年的存贷款和现金流量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流动性收紧与贷款规模扩张的线性关系:Y=0.2445X+1.6134(Y:新增贷款额;X:存款减少额)。
综合上述分析,在2010―2014年历史数据基础上,如果2015年实行资本金扩容方案,存款转增资本金金额为α亿元,即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存款减少α亿元,则2015年贷款规模为(126.62+0.2445α)亿元。由此预测2015―2019年贷款规模及收入如表1。
(二)投资收益
由于上证综合指数是一种价值加权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形势,所以分别以2010―2014年各年度上证综合指数的均值度量各年度市场经济形势。同时,根据公司2010―2014年投资规模数据分析可知:企业投资规模与市场变化趋势一致即市场形势较好,公司投资规模较大;市场形势趋于不利,将缩小投资规模。
另一方面,因为投资规模具有额度限制,所以即使市场形势较好,投资规模也不可以无限扩张。该限制表现为:投资限额=(所有者权益+贷款损失准备)×70%。进一步结合历史投资数据可知,当市场经济形势较好时,公司将尽可能扩大投资规模;当市场经济形势趋于十分不利时,公司并没有完全用尽其所有的投资限额。据此,本文作出如下假设:当市场经济形势处于景气与中等情况时,公司将完全用尽其投资限额;当市场经济形势趋于不利时,将只使用其投资限额的90%。
由于投资组合性的存在,所以即便在较好的市场形势下也可能由于选择偏差,出现投资收益率极低的情况;同样,在市场不景气时,也可能存在投资收益率较高的投资组合,所以,在针对市场经济形势不景气、中等、景气三种情况进行分析时,将进一步通过好(收益率14%~28%,取中位数21%)、中(收益率4%~14%,取中位数9%)、差(收益率0%~4%,取中位数2%)的概率(由专业投资分析机构根据其历史数据资料测算提供)来反映投资的不确定性。具体如下:
1.市场不景气时如表2
在该情况下,假设存款转增资本金α亿元,则通过计算得出投资规模、收入表如表3。
表3中投资规模与收益是根据表2概率计算的期望值,并以计算出的规模和期望值为基础,计算出收益率。
2.市场中等形势时如表4
在该情况下,假设存款转增资本金α亿元,则通过计算得出投资规模、收入表如表5。
表5中投资规模与收入是根据表4概率计算的期望值,并以计算出的规模和期望值为基础,计算出收益率。
3.市场趋于景气时如表6
在该情况下,假设存款转增资本金α亿元,则通过计算得出投资规模、收入表如表7。
表7中投资规模与收入是根据表6概率计算的期望值,并以计算出的规模和期望值为基础,计算出收益率。
(三)同业收入
根据历史数据可知,公司可动用资金来源主要为成员单位存款以及所有者权益,所以贷款规模、同业往来规模、投资规模三者之和基本等于日均吸收存款余额与所有者权益之和。本文也以此为基础进行预测,具体如表8。
因此,同业规模将为实际可动用规模扣除贷款规模与投资规模。由于投资规模分三种情况进行分析,所以同业规模也需要分为三部分:
1.市场不景气时如表9。
2.市场中等形势时如表10。
3.市场趋于景气时如表11。
(四)综合分析
由前述分析可知公司2015―2019年贷款、投资、同业的收入情况,故对市场不景气时、市场中等形势时以及市场趋于景气时的收入进行综合统计得出表12。
1.市场不景气时
当实施存款α转增资本金的方案时:2015―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均为α的增函数,因此总体而言,该方案的实施带来了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
为达到公司的业绩考核目标,营业收入指标至少要实现上年的实际完成值,所以,2019年的营业收入应该大于2018年的营业收入,即14.92+0.04α≥14.6+0.06α,可知α∈[0,16],即当市场不景气时,公司可以在2015年实施存款转增资本金,最大额度为16亿元。
可见,资本金扩容可提高财务公司的利益。同时,为了实现双赢,在对资本金进行扩容后需对股东进行一定比例利润分红,调动其支持存款转增资本金方案的积极性,那么就要制定一个权益成本作为其股东的报酬率,该报酬率必须要大于存款利率才能有足够吸引力吸引股东支持该方案。
当存款转增资本金时,贷款和投资规模增加,收入增加;存款规模减少,利息支出减少,即债务成本减少。只有当存款转增资本金、贷款和投资收入增加额能够覆盖增加的成本时,该方案才可行,即(0.1+0.02α+α×90%×i投资×70%)×75%≥α×(权益利率-债务利率×75%)。其中i投资参照2015年投资收益率预测值2.77%,债务利率参照2015年存款利率预测值1.55%。根据上式可计算出权益利率∈[0,4.59%]。因此,当市场不景气时,公司可以实施存款转增资本金,最大额度为16亿元,同时对股东进行权益报酬率最大额度为4.59%的收益分配。
2.市场中等形势时
与市场不景气时同样的道理,对营业收入数据进行观察了解到,2015―2019年的营业收入均为α的增函数,同时,2019年的营业收入也应该大于2018年的营业收入,即15.72+0.06α≥15.39+0.07α,可知α∈[0,33]。即当市场中等形势时,公司可以在2015年实施存款转增资本金,最大额度为33亿元。
同时,根据双赢原则,需制定一定的权益报酬率对股东进行分配。由于(0.1+0.02α+α×i投资×70%)×75%≥α×(权益利率-债务利率×75%),i投资为6.95%,债务利率为1.55%,则可以得出权益利率∈[0,6.69%]。因此,当市场中等形势时,公司可以实施存款转增资本金,最大额度为33亿元,同时对股东进行权益报酬率最大额度为6.69%的收益分配。
3.市场趋于景气时
与前两种情况同样的道理,对营业收入数据进行观察了解到,2015―2019年的营业收入均为α的增函数,同时,2019年的营业收入也应该大于2018年的营业收入,即18.5+0.14α≥18.09+0.15α,可知α∈[0,41]。即当市场趋于景气时,公司可以在2015年实施存款转增资本金,最大额度为41亿元。
同时,根据双赢原则,需制定一定的权益报酬率对股东进行分配。由于(0.1+0.02α+α×i投资×70%)×75%≥α×(权益利率-债务利率×75%),i投资为15.06%,债务利率为1.55%,则可以得出权益利率∈[0,10.91%]。因此,当市场趋于景气时,公司可以实施存款转增资本金,最大额度为41亿元,同时对股东进行权益报酬率最大额度为10.91%的收益分配。
三、绩效研究
由上文的收入研究可知,仅以营业收入增长为标准判断,无论资本市场情况如何,财务公司均可实施存款转增资本金方案。但是,在央企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权重最大的是EVA,即营业收入并不是衡量企业绩效的核心指标,营业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带来企业绩效的增加,所以该部分将对市场不景气、市场中等形势和市场景气三种情况下绩效考核指标进行进一步研究,从而探讨2015年公司实施上文所述的资本金扩容是否可行。
结合上文分析计算三种不同市场条件下的公司绩效指标,得出表13和图1。
表13与图1显示,虽然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存款转增资本金都能导致公司收入、利润的增加,但在资本市场不景气或中等景气时,资本金扩容对核心考核指标EVA的影响是负面的,从而导致了公司整体绩效的下降。
四、定性研究
在总资产规模与公司相近的15家财务公司中,公司总资产规模排名十名以外,净资产总额排名垫底,但净资产收益率位列第五。同时,受军工行业结算方式的影响,集团成员单位的现金流入几乎集中在年末,货币资金的流入流出在时间上极不均衡。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资本金扩容可能产生以下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一)扩容有利于满足财务公司行业监管要求
根据银监会对财务公司分类监管的要求,注册资本金的多寡和资本充足率水平是监管分类的两项重要指标。最新财务公司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为28%,而公司2014年资本充足率为27.05%,按新巴塞尔协议口径计算,仅为17.52%,银行业监管的要求是不低于10%。显然,按照近几年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现有资本金规模可能难以适应银行业审慎监管的趋势要求,承载公司未来的业务增长。
(二)扩容有利于提升财务公司外部融资能力
财务公司外部融资主要有两种工具,一是对外拆借,二是发行金融债。按照监管指标要求和相关管理规定,对外拆借和发行金融债的额度不得高于所有者权益。增资扩股有利于扩大财务公司外部融资额度,提升其从金融市场获得低于企业银行借款利率的低成本资金的能力,进而为集团成员单位经营发展所用,尤其在当前银行融资渠道成本高企的状态下,作为集团“内部银行”的财务公司在增资扩股后,通过在外部市场获取更加低廉的资金资源反哺集团成员单位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为集团实现低成本外部融资的作用。同时,外部融资规模的增加也能大量扩充公司自身资产规模。
(三)扩容有利于优化财务公司资本结构
财务公司增资对象为集团成员单位,这虽然一定程度收缩了集团内部企业的流动性,但并表后的效果是集团整体流动性没有改变,资金由企业在财务公司存款转变为财务公司的资本金,其结果是降低了财务公司的负债,改善了财务公司流动性指标。财务公司资本金扩容后,流动性提升和资本实力增强的叠加将使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加强。
(四)扩容可能造成股东价值损失
财务公司作为“立足集团、服务集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盈利增长既取决于货币市场资金价格和资本市场总体走势,也受制于所属企业集团的发展速度。在货币市场未出现大幅动荡,集团发展增速平稳的背景下,财务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更多依赖于资本市场行情。正如前文数据所显示的,在资本市场不景气或中等景气时,财务公司盲目扩大资本金规模不仅不能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反而导致EVA的下降,造成股东价值的减损。
(五)扩容可能引发成员单位流动性紧缺
财务公司面向集团成员单位进行资本金扩容,意味着其现有或潜在股东将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资金转为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股权投资,直接导致集团成员单位资产整体流动性下降。这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另一方面因流动性收缩在财务指标上的体现,增加了企业在银行渠道的融资难度。以上两方面使企业可能因短期流动性不足而面临更大财务风险甚至诱发短期债务危机。
五、结论
通过上文定量分析研究可知:仅从收入角度判断,无论资本市场在何种形势下,财务公司均可以实施存款转增资本金,并对股东进行权益报酬率最大额度为4.59%~10.91%的收益分配。但是,基于国资委以EVA为核心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对于资金较为充裕但贷款需求增速有限的财务公司,资本市场的景气程度决定了资本金扩容的可行性,即只有在资本市场处于景气时,成员单位存款转增资本金带来的财务公司投资规模与贷款规模的增长,才能推动其获取更高的利润,EVA从增资之前的5.83亿元增加至增资后的7.24亿元,从而实现股东(即优质客户)与公司的双边共赢。但在资本市场不够景气时,受资本金扩容影响最大的证券投资业务的收入增长大幅下降,虽然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有所增加,但EVA却较增资前减少,增资并未给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定性分析也告诉我们:财务公司资本金扩容既是适应行业发展形势和监管要求的需要,也是其优化资本结构,充分发挥内外部资本市场桥梁纽带作用以助推集团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财务公司资本金扩容可能给集团成员单位带来财务风险和价值减损,也值得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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