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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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等待范文第1篇
哈金的成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征途的“传奇故事”。作家、评论家,乃至读者,都在破译他身上和笔下的密码,解读密码背后隐藏的令人好奇的亮点。
刚迈进2010年,哈金在台湾又拿出两部新著:短篇小说集《落地》(时报出版社)、评论集中译本《在他乡写作》(联经出版社)。1月底,他应邀在台北国际书展演讲,这是他继2001年后睽违9年再度访台。哈金作品的中译本都在台湾出版,台湾读者对他并不陌生。书展现场,挤满读者,听他谈《从移民经验看华美文学》。
新作《落地》写的是北美新移民的生存悲欢,由12个短篇组成,以纽约法拉盛为背景,写大陆新移民的生活故事,有烫衣工、性工作者、作曲家、和尚、家庭护理、临时夫妻、教授等,他们各有或辛酸或荒谬的生存处境,有的故事看似喜剧,实则悲凉。在哈金笔下,释放出人间的温馨、人的尊严和对未来的热望。《落地》是哈金移民华人书写的再次延续。哈金在美国,早前他的小说题材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哈金创作的《战废品》开始将目光移出中国。2007年,哈金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出版,首度将小说背景搬离中国,塑造的是20世纪80年代留学或移居美国的新一代华人。
哈金说:“从写中国到写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跳跃。《战废品》是某种过渡。此后,我的小说会主要写关于美国的。这本书是试一试水,写了中国、朝鲜、美国的相交。转而写美国,我得改变很多东西,所以我必须谨慎。总的来说,这个过渡和转型是成功的。”
这些年来,哈金的新作几乎每一部都在英语文坛引起轰动。好奇的读者纷纷发问:他要教书,还有时间创作吗?他说,他每天都争取写一点。如果教课,就写一两个小时,写些短文;不教课时,就在家里写一天。他一般会在学校假期写出长篇小说初稿,而后在开学教书时一再修改。
人的表达欲,总要寻找宣泄渠道的。欲望产生动力。
有人说,没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气的。那在异域用非母语创作小说,更需要勇气。
用“获得语”写作
哈金用英语写作,对移居海外的华人移民作家而言,用的是“获得语”,即作家所移居国家的语言。语言是一堵“大墙”,但人释放能量的欲求,是与生俱来的。在中国,哈金学的是英语专业,但初到美国连听英语广播仍似懂非懂,11年前,哈金的英语小说陆续获奖,成了中国作家在海外的“获奖专业户”。
英译中国作品,与华裔作家用英语原创的作品,两者可谓天壤之别。从“边缘”走向“中心”,是华裔移民或旅居作家用“获得语”,即非母语写作的动因。近10年,文化中国的边界逐渐扩大。20世纪的西语文坛,出现过林语堂、张爱玲、黎锦扬、蒋希曾,但总体上说他们还比较孤独。如今一个华人移民“获得语”作家群已经出现。他们中间有美国的裘小龙、李翊云、闵安琪、严歌苓、范,法国的戴思杰、山飒,英国的郭小橹、张戎、薛欣然,德国的罗令源等,用非母语写作的华人移民作家群正在扩大。作为文化中国的一项项成果,令人目不暇接。
这可称之为一场文坛“奥运”。一群移居海外的华人移民作家,与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作家一起,用“获得语”,即作家所移居国家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他们历尽艰辛而跻身主流,与所在国的作家同处一条跑道竞技博弈,难度可想而知。华人移民作家要创作,首先需要面对语言问题,要打入文坛主流,不能不用所在国语言写作,经历痛苦的语言转换过程,沉寂多年后才有望喷薄而出。
他们终于取得非凡成绩,一项又一项奖牌呈现了“开花结果在海外”的盛景。他们逐渐甩掉“华人作家”、“华裔作家”的标签,而成为所在国家主流读者热捧的“本土作家”。他们从文化“夹缝人”转而成为悠游东西方的“世界人”,背依两种文化获得更宽广的话语空间。中国现代性的一大特征,就是中外文化中各领域的渗透融合,华人移民作家的外语文学作品,将中国文化延伸到异国文字中。在这条以“获得语”写作者的跑道上,最为瞩目的领军人物,无疑是移居美国的哈金。
哈金的短篇小说集《好兵》获得1997年“美国笔会/海明威奖”;长篇小说《等待》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为第一位同时获此两项美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等待》一书则已译成20多国语言;《新郎》一书获得亚裔美国文学奖,及 The Townsend Prize 小说奖;《战废品》一书入选2004年《纽约时报》10大好书,2005年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哈金说:“在国外,我的情况和纯粹的汉语作家不同。贾平凹、莫言他们都有了中国作家的身份,每写出一本书就有一定范围的市场。对我而言,就需要持续写作,去赢得一个身份认同,每一部作品都要寻找一个新的启程,否则就可能无以为继。”
在国外用“获得语”,即非母语写作,都得首先考虑生计。生存是头等大事。人一到国外,写作必须马到成功,而且每年要持续成功,艰难可想而知。哈金说:“我是移民,用所在国的语言写作理所当然。大家都是为了生存,都写得很艰难,不容易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但正因为难,才有人来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能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最难的,所以我劝大家不要盲目地闯入另一种语言。我不鼓励用非第一语言写作,太难了。”
虽然屡获美国重要文学奖,哈金说,他用中文写作很有把握,但用英语写作,就变得理性了,感受到那种局限。但他仍不会改以中文创作,人生太短了,经不起换来换去,折腾来折腾去。哈金想的是,继续用英文写作,如何再攀越另一座高峰,在非母语文学创作系统中,以康拉德和纳博科夫为师,写出独创的风格,“一种不是土生土长的人的英语,然而又很自然”的语言风格。
哈金的新书《在他乡写作》,包括他在休斯敦莱斯大学,以移民作家为题发表的三篇学术论文,还收录2008年他在布朗大学的演讲《为外语腔辩护》。这是哈金的第一部评论文集,显示作者对“移居作家”身份具有清晰的认识和警觉。这些文章的主要论点是,移民经验的核心是语言,移民作家必须接受事实,他永远无法完全驾驭他用来创作的外语,但他可以善用自己的边缘位置,扩充英语的语言能量。
我问,用英语写作是为了谋生?
他答,也是为了找到生命的一层意义。写作其实是一个痛苦的行业,是一种消耗自己生命的方法。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饥饿的艺术家》,人间的食物满足不了他的饥饿,而在他把饥饿当成艺术的过程之中,连他自己本身的艺术行为都变得没有意义了,以至于饥饿就成为消耗生命的方式。
再问哈金,以后还会不会改用中文写书?是否不排除也用母语写作,成为双语作家?
哈金说,这真的很难,目前我仍觉得汉语是我的第一语言,但继续走下去,英语很可能成为我的第一语言。作家应该以第一语言来创作。用中文写作,不太会了,写短小篇幅的,当然不排除,但大部的作品,应该继续用英语。最好的年华都用在英语写作上了,如果换成中文写作,无疑就像自杀。这是很痛苦的决定,找到一条路以后,必须勇往直前。人生不能反反复复,生命毕竟是短暂的。这真的有些折磨人,多年来一直穿着小鞋走路。我力争以平常心对待,多想想自己的幸运之处。
是啊,人生路上稍一犹豫,稍一软弱,就走不下去了。由此,将失去自我,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痕迹。
他是个“真正的谦谦君子”
两年前的7月,哈金应香港书展之邀作演讲嘉宾。我和哈金整整接触了一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演讲完毕,我才发现有那么多香港文化界名人来捧场,他们以笑容和握手包围着哈金。
哈金在讲坛上作《个人与文学》演讲,谈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包括为谁写作。其实,听他的演讲有点沉重。他在演讲中说,要用第二种语言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痛苦。他没有解释痛苦的原因。语言毕竟不只是交流和沟通的工具,它还是一种文化,母语是人们成长文化背景的主要构成,而第二语言,一般而言只是工具语言。哈金的痛苦或许还不仅此,还在于一个作家的生存无奈。跑到别人的土地,为了生存,要获得当地人的认同,就要设法跻身主流,可想而知,这有多难。
北京作家刘震云开讲,身穿宽松衫的哈金,悄悄坐在会场后排。他不愿坐前排,他说:“讲者看到我坐前排,或许演讲会紧张。”哈金总是为别人着想。
哈金为人憨厚是毋庸置疑的。
一次,在女作家虹影北京的家,就听她说过,哈金是个很谦虚的人,完全没有文化人的轻狂,不喜欢流言蜚语,“如果要我形容,他是真正的谦谦君子。”
这次香港书展邀请的演讲嘉宾中,哈金是最没有特殊要求的,作为邀请方,免除了许多心思。他坐普通经济舱飞机,从美国来香港。因美国和香港的时差,书展的一周里,他始终没有调整好时差。面对每天排得满满当当的媒体采访,他耐心回答不同媒体类似的提问。他说话实在,对媒体和读者的亲切和善令人印象深刻。首次来香港,按理说该为自己留出观光时间,但只要有作家嘉宾演讲,他都会出现在会场上。张大春、陈丹青、阎连科演讲,会场上都能见到作为听众的哈金。于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刘冉说:哦,大师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一次与哈金、阎连科等作家用午餐,约了去湾仔春园街41号金凤茶餐厅。那是香港一家传统港式茶餐厅,环境简陋,逼仄,陈旧,嘈杂。一只菠萝包,一杯不加冰的冻奶茶,一碗餐蛋面,都是香港最本土的,可惜不是时候,没吃到名闻遐迩的蛋挞。哈金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从最本土的食物,说到最本土的作家。其实,移民作家,要甩掉“华人作家”、“华裔作家”的标签,成为所在国主流读者热捧的“本土作家”,即用所在国语言写作,再与所在国作家同一竞技场博弈,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边吃边聊,话题又转了去家庭和婚姻。
我问哈金,你夫人在哪儿工作?
他说,太太是学数学的,1987年出国时还不会英语。近年她身体不太好,就没有再工作。
我问,你们只有一个儿子?
他说,我和太太住在波士顿南郊的一个小城里,儿子在布朗大学读历史博士生。
我问,他能说中文?
他说,儿子会听、会说中文,但不会写。这还得学,因为他是学历史的,从汉源的角度说,汉语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问,家在郊区,离波士顿大学上班远吗?
他说,我去波士顿大学教书上班不很方便,但乡下比较安静。上班先自己驾车去另一城市,而后转乘地铁,路上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一问一答,虽在用餐,却像是一场传媒采访。我习惯了做采访者,他也似乎习惯了被人采访。
我继续问,你觉得自己能算是称职的好丈夫好父亲吗?
他淡然一笑,不过,还是作了回答:在我的成长中,缺乏可以称职地做人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使我对妻子和儿子更体贴些,更多地为他们着想。至少,我可以说,研读真正的文学,可使一个人活得更有人性。我非常幸运,妻子和儿子从未要求我空出更多时闲陪他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这些年来可以写出这些书。
他的话,可谓“滴水不漏”。
抵达比回归更重要
爱是圆的。真正的爱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与哈金聊起“衣锦还乡”的话题,他说“对我而言,生活就是一种冒险,因此,抵达远比回归更有意义。”他认为,移民抵达异地的经验,好比探险,比回归更具意义,更具活力。这与移民中常见的怀乡和渴望回归的心态相反。对此,他说,回归是回到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已经变了,你自己也变了,因此最好是到了一个地方,去创造家的感觉。回归到原地,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但从西方文学与哲学观点看,是一种退缩,不再成长了,走到边界,却不肯向前,就像修理旧伤痕一样。
每个人都得在人生交叉路口,作一次次抉择。
哈金喜欢独处。在香港那几天,常常看到他独自在下榻的酒店四周信步。
用英语写作,也使他感到孤零零的。他得在没有文学同胞的条件下,孤独地写。
他决定用英语写作,他自称,是因为他没有其它谋生手段。
1986年,哈金到美国攻读博士的专业是英美诗歌。这个专业在美国很难找工作,他的很多同学都转去读法律或者MBA了,但他自称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他只能稍微改改自己的专业。他被美国大学录取时,曾附带了几首英文诗。他的一个导师就鼓励他转专业,学小说写作。第二年还给了他奖学金。之后,他又被聘到美国艾默里大学教写作,并被聘为“住校作家”(美国大学把发表小说视为学术著作成果),那时哈金就开始用英语写小说。
世上有多少寓必然于偶然的事情,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他说:“没有单一的动机,必要才是关键。因为我必须生存,我没有其它学位。但也得承认,野心也是原因之一。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那些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
他指的大师,是他在布兰戴斯读书时,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多年,从他那里学到很多诗艺。哈金承认,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是耐性,“对一个作家而言,耐性就是一切,通常,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作家与没能力的作家之间的分野”。此外,哈金还两次参加被誉为“作家摇篮”的波士顿大学写作班,第一次是旁听,第二次是以正式学生身分听课。他跟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sptein)、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和琼・西尔珀(Joan Silber)学习写小说。他说,那两年对他帮助很大,缩短了他的“学徒期”。在美国,至少1/4的作家,是从不同的写作班里出来的。当年哈金那个班12人,其中四五个后来都成了很出色的作家。
我问哈金:你如何选择故事,使《落地》各篇互相支撑,以呈现中心主题?
他答: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或报纸上的报道。我对各种故事作了选择,短篇小说集只有200多页,讲究的是精致。我听过一些故事,觉得可以写,但一直没有想到可以放在哪儿,后来去了法拉盛,才找到灵感,故事发生在这儿。写作中最大难处是如何用英语传递移民的话语。这往往没有现成的根据,只能创造,还要让读者读来可信。这部集子主要写大陆移民,他们刚来美国。我要的移民,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香港和台湾移民大多已经生根,不少人已经是老板和专业人士了,度过了最初阶段。我对大陆移民也相对熟悉些,他们大多生活在最底层。
我问:你用英语写作,许多中国人对此不理解,甚至不满。有评论甚至认为,你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国际上的认同,有个重要原因,就是“错误地刻画中国,对洋人卖中国货”,迎合外国人对中国的窥视欲,以博得喝彩,你如何回应?
哈金答:我开始用英文写作,就预期有一些中国人会把我看成“卖国贼”。当事情真的发生时,我还是受到伤害,仿佛一扇门当着我的脸砰地关上。写给什么样的读者看,这不是我考虑的因素。作为一个在美国大学教小说写作的教授,我只考虑怎么写人物和故事。其实我的不少作品虽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但普通读者并不喜欢看,因为有不少美国读者也认为我的书比较沉重,看完了会让人不舒服。有人认为,我写作是为了西方读者,实际上,读者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写作应该是为心中理想的读者。我始终强调要找到自己的文学传统,要强调伟大的文学,自己都不把写作当一回事的话,那读者还能当一回事吗?由于我的处境与中国作家不一样,是用另一种语言写作,遇到什么具体问题也不同,至于作家的生存方式,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哈金等待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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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隐秘世界中的永恒价值——论苏童成长小说的主题
试论马步升散文的美质特征
浅析《虹》中的女性主义观
约翰·斯坦贝克作品中美国梦难圆的原因
孤独的追逐——阐释卡夫卡的一则小寓言
矛盾的女性观：爱伦·坡短篇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研究
古诗鉴赏之“读懂”方略
孤独的单恋者——《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女性形象分析
试论《骆驼祥子》女性角色悲剧性
《秦腔》里的疾病隐喻
彼岸的偏执——论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缺憾
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小说中的荒原意识探析
孔孟天命观之比较
论新版《红楼梦》的改编
从《潇湘雨》和《秋胡戏妻》看女性的出路
《伊势物语》与《本事诗》
《阿尔刻提斯》——神谕与梦的隐喻
浅谈西部小说之内容
试析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与《雷雨》的特点
试论顾太清诗词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生命与自然的较量——读《生火》后感
浅谈在小说中对于第一人称叙事的运用
矛盾交织背景下的错与罚——论路遥作品中的“城乡交叉地带”
论林海音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
威廉·布莱克《扫烟囱的小孩》语相学解读
浅析古今字和通假字
《论语》“负版”释义辨析
从违反合作原则角度分析修辞效果的产生——中英语篇实例分析
VP壳理论框架下的英汉中间结构生成研究
试比较《汉英词典》（修订版）与《新时代汉英大词典》
对《道德经》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从女性主义译论视角看张爱玲《海上花》英译
隐喻与英语词汇教学
《望岳》英译版和阿译版的对比研究
小析汉语触觉形容词“软/硬”的词汇语义
浅析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影响
目的论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目的论视角下的广告翻译策略
浅谈网络新词“二”
谈“官人”的发展演变
陕北方言中的《老乞大》词语释例
论布龙菲尔德的基本语言观——行为主义理论对布龙菲尔德语言观的影响
明示——推理模式中语境的作用
古汉语判断句中的系词“是”浅究
试议否定副词“不”的语义指向特征
言语交际中非真实性话语的语用新解
认知心理学理论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论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看语言和思维
从英语发展的角度谈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浅析中英文中语境与词语的异常搭配
中国先秦时期与欧洲古希腊时期的语言研究特点比较
试析语言表达中“言不尽意”的深层原因
《红楼梦》译介及其全译本对比赏析
刍议词类划分的标准
从三个平面的角度看“人称代词＋职务类指人名词”与“人称代词＋的＋职务类指人名词”的差异
现代汉语“的”字分析
浅谈孔子“仁”“礼”思想
人性的游走与复归——《洼地上的“战役”》重读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与政治的关系
简论张炎《词源》对前代词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议沈从文创作中的“天人合一”
竹林之游与林下风气
浅析苏轼词在创作方法上体现的“超然”思想
余华：生命迷局中的苦难诗学
浅析禅宗对苏轼的影响
天仙配
华亭文学与《华亭百咏》
浅析《镜花缘》的社会理想
关于咏史诗的发轫之初——以孟坚、太冲为例
一曲悲歌唱尽,无限惋惜在心——李将军悲剧的性格因素
浅论衍圣公对四氏学堂的影响
余华的苦难叙事——血腥的“世界”与苦难中的“温情”
从《史记·循吏列传》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诗经》中保守与开放并存的婚恋观
试析《红烛》中闻一多的生命追问与反思
唐代岭南地区的生存环境
论清代文言小说流派之传奇与志怪的相互融合人欲望的寓言：失望的希望——二元对立解读《远和近》
《国语·周语·单襄公论晋将有乱》省略句研究
流与逍遥君
西方文学中优美与崇高的根源——从《荷马史诗》到《圣经》
《毛猿》与存在主义
翰墨浸千古,醉忆是江南
永恒的悲剧精神：从精卫填海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选择
论简爱对传统“灰姑娘”命运的反抗
独上西楼,处处皆愁——简析李煜《相见欢》
献给简爱的一朵玫瑰——简爱和苔丝的人物对比
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从葛兰西文论谈起
浅析《简·爱》对男性中心话语权的挑战与迎合
永不应忘却的纪念——柔石研究简论兼《二月》分析
从《古木寒鸦图》看恽寿平之“本家笔意”
《罗密欧与朱丽叶》经典爱情对白分析
关于《十八春》中的两个人物及结尾
论顾城童话世界里的悲彩——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例
悲壮的安慰——从张承志作品中解读作者信仰
信仰的缺失、追求与迷茫——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
壮情方止,豪情潜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解读
超现实主义的反叛——论布勒东的《娜嘉》
男权颠覆者及男权捍卫者——分析《李尔王》中的两姐妹形象：高纳里尔及考狄利亚
导演钮承泽和他的台湾偶像剧
颠覆规训、走向自由的萨拉——福尔斯作品《法国中尉的女人》赏析
历史的钟摆——新自由主义将何去何从
灵魂深处的呐喊,奢华极致的沉——评弗拉明戈舞剧《莎乐美》
“读图时代”的话语方式：论东西小说的叙事策略改造与宽容——《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的塑造
海的象征意义——试从生态观的角度解读《老人与海》
理性与感性——张爱玲《色·戒》与李安《色·戒》比较研究
简析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的学术转变
从《动物园的故事》谈荒诞手法在语言中的体现
追捕与延宕——试析《权力与荣耀》的叙事策略及其象征寓意
哈金等待范文第4篇
虽然大师已经故去，或者正在老去，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响彻耳畔，就像不止的钟声，经过历史楼阁的回荡，愈发深沉浑厚。他们的经典之作可以一版再版，不仅如此，他们所有的作品都能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召唤。2012年，又有不少大师之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这对他们来说是欣慰，对我们来说是欣喜。
这里面有在文学史上早已赫赫有名的大师，比如荒诞派鼻祖萨缪尔·贝克特、“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等等。贝克特的名字更多的是和《等待戈多》《终局》等戏剧作品联系在一起，鲜有人关注到他启步文坛时的小说作品。201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贝克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莫菲》和标志其后现代主义转向的小说《瓦特》。如果说“后现代”一词在贝克特那里代表着语言和形式的颠覆与反叛，那么在凯鲁亚克那里则更多地意味着一种与传统决裂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不仅可以在他的《在路上》，而且可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俄耳甫斯诞生》中看到。2011年正式授权的《百年孤独》出版后，再次引起阅读马尔克斯的热潮。2012年，经过他授权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中文版也正式发行。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擅长用一种幽婉诗化的笔调描绘让人颤动的情感。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坐在走廊上的男人》，这依然是一部有关爱、禁忌与死亡的作品。该社还出版了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春分之后》，这是他后期“剖析心理危机”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很多文学大师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因此，翻译和出版他们的作品也成为每年的热点。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分别是勒克莱齐奥的《逃之书》和《偶遇》，多丽丝·莱辛的新作《祖母》，还有托马斯·曼的晚年巨著《浮士德博士》。译林和南京大学两家出版社则分别译介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盒式相机》和《德国人会死绝？》。格拉斯的《盒式相机》与他的《剥洋葱》和《格林的词语》同为他的自传性作品系列。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2003年创作的小说《爱》2012年也与读者见面。
这一年中还有一些来自非英语国家但同样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的作品得到出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默哀时刻》，他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并称为“德国当代文学三大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色》和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失忆》。前者与卡夫卡、穆齐尔、布鲁赫一道被米兰·昆德拉称为“中欧四杰”，后者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受到译林出版社的关注和译介。2012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记忆小说《地下室的黑豹》和诗体小说《一样的海》。
不少出版社还以丛书的形式普及和推广经典作家的作品。例如浙江文艺出版社自2009年就推出了“经典印象”丛书。2012年该丛书收录了如下最新推出的作品：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极度纯情和充满忧郁的”《荣耀》，南非作家J·M·库切“细腻而锋利”的《铁器时代》，“将手放在伤口上”的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她的身体明白》，以及写出“美国死亡之书”的后现代小说家德里罗的《玩家》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短经典”系列则致力于“收集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集”。2012年该系列推出的作品诸如，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米歇尔·图尼埃的《爱情半夜餐》、以“兔子四部曲”闻名的美国文学家约翰·厄普代克的《父亲的眼泪》、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游戏的终结》、被誉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雷蒙德·卡佛的《我打电话的地方》、以“温柔而独特敏感”见长的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空荡荡的家》、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的美国当代作家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以《烟树》蜚声文坛的美国小说家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等等短篇小说集。
二、且听风吟
2012年翻译出版的作品有不少出自各国最高文学奖项的获得者或入围者。这些当代作家如同正在吹起的风，从身边呼啸而过。他们飞掠当下重要的文学奖项，从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至少他们经过了专业评审挑剔的目光。风声四起，他们以自己的语汇和句法，扇动当今文学的肉体和灵魂。
每一年，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界比较关注的影响力较大的奖项有，英国的布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爱尔兰的都伯林文学奖、法国的龚古尔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等等。首先最新的获奖作品会成为出版社竞相购买及发行的热点。影响力较大的英语文学奖项如布克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基本当年翻译，次年即可与读者见面。2012年我们可以读到“速递”的作品有：朱利安·巴恩斯有关记忆的小说《终结的感觉》（2011年布克奖），珍妮弗·伊根的“魔方体”伤感小说《恶棍来访》（2011年普利策奖），保罗·哈丁穿梭时间与记忆的小说《修补匠》（2010年普利策奖），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亦幻亦真的《地图与疆域》（2010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埃里克·法伊简洁如“日本水粉画”的小说《长崎》（2010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作品），被略萨誉为“西班牙最优秀的作家”胡安·马尔塞的《蜥蜴的尾巴》（2008年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意大利作家蒂齐亚诺·斯卡尔帕的《圣母悼歌》（2009年意大利斯特雷加奖）等等。
往届获奖者如今也是活跃在文坛的重要作家，受到读者和学界的重视，出版社当然也会持续关注和出版他们的作品。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已经蜚身文坛的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追日》（1998年布克奖得主），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主仆美国历险记》（两届布克奖得主），还有以写“寻根”和“记忆”见长的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地平线》（1978年他以《暗店街》获龚古尔文学奖）。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凭《盲刺客》拿下2000年布克奖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荒野指南》。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英国著名女作家A·S·拜厄特的《天使与昆虫》和《占有》（1990年布克奖）。重庆大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俄罗斯女性作家柳·彼特鲁舍夫斯卡的《异度花园》（2002年俄罗斯凯旋奖、国家奖）。她与瓦·拉斯普京、弗·马卡宁并称当今俄罗斯文坛的“三巨匠”，“作者凭借该书开创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新风格”。
即便是上述奖项入围者的作品也吸引着出版社的目光，进入2012年的图书市场。比如有英国作家斯蒂芬·凯尔曼的《鸽子话》（入围2011年布克奖），英国新一代小说家大卫·米切尔（数次入围布克奖）的《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和《绿野黑天鹅》，“具有巴尔扎克式雄心”的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我的妹妹，我的爱》（入围2009年都柏林文学奖），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加拿大边陲小镇风貌的多娜·米尔纳的《大河》（入围都柏林文学奖）、有关文字、记忆与抵抗的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的《最后的手稿》（入围都柏林文学奖），还有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两次入围普利策奖）2009年的短篇小说集《落地》等等。
此外，2012年还有其他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也进入出版社的视线。我们可以读到诸如美国女作家安德烈娅·巴雷特的《船热》（199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的有关1968年私人记忆的小说《纸老虎》（2003年法兰西文化奖）等作品。
三、光影魅力？
在这个视觉文化盛行的时代，有什么能逃与影的捕捉呢？那些被电影看上的文学，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有人因为看了电影，就再也不去读原来的作品了。当然也有人因为看了电影而去寻找原来的文字。不管怎样，在知名度的层面上，小说和电影的相互联姻是成功的。出版公司热衷出版与电影有亲密接触的小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少小说改编成电影后获得奥斯卡的各类奖项或提名，无形中跨越寂寞的文坛而让“全球瞩目”。在2012年国内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中，这类因改编成电影而与奥斯卡结缘的作品就有马克·麦卡锡的《老无所依》、萨菲尔的《珍爱人生》、被称为“20世纪同志文学的经典”的克里斯多福·艾什伍德的《单身》、迈克尔·坎宁安的《试验年代》、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为爱而偷》（电影译为《舞者与小偷》）、以色列作家罗恩·莱瑟姆的《再见，美丽堡》等等。
小说成就了电影，电影也成就了作家。因为电影，读者爱上这个作家，迷上他的其他作品。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海上钢琴师》在1998年被托纳多雷改编成电影，感动了无数人。201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作品《丝绸》，该小说在2007年改编为电影《绢》。一部《教父》让人记住了马里奥·普佐，相信《教父》迷们还会去读今年出版的《教父家族》。写出了像《搏击俱乐部》这样充满血腥、分裂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恰克·帕拉尼克自同名电影上映后名声大振，译林今年推出了他的《隐形怪物》。由印度作家奇坦·巴哈特的处女作《五点人》改编成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可谓获奖无数，成为“印度有史以来最叫座的英文小说家”。他的小说《》2012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四、尘世喧嚣
市井的热闹，民众的趣味，成就了畅销书的喧嚣。他们是各大书市销售排行榜的领军者，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他们也许粗糙，也许精致，也许会洗净铅华，成为经典，也许会绚烂一时，终将销声匿迹，但是现在他们绝不孤独寂寞。市场的宠爱令它们成为众多出版商追逐的对象。2012年有大量这样的书籍由各家出版社翻译出版。
当然大众的选择和专业读者的眼光之间并不一定必然冲突，一部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和市场之间也不一定必然相互排斥。不少出版社在挑选畅销书的同时会兼顾作品的深度和文学性，比如南海出版公司所出的“新经典文库”和湖南文艺出版社所出的“博集·外国文学馆”系列丛书就收录了不少在当代有影响的作品，它们颇为广大读者喜爱，并获得很好的反响。2012年，南海出版社出版了《时间的针脚》《我身无分文，只有一辆布加迪》《如果没有遇见你》《十九分钟》《被遗忘的花园》《鳄鱼的黄眼睛》等等。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鲸鱼之歌》《给我一颗心》《偷影子的人》《伊斯坦布尔假期》《念及她名》《那些拯救我们的人》《病玫瑰》等等。
除了上述这类作品外，各家出版社乐此不疲地推向市场的还有侦探、推理、惊悚、谍战、科幻、奇幻之类的所谓“通俗小说”。当然雅俗之间也并无必然界限———如果你碰到像爱伦·坡那样的作家。这一年，南海出版公司又继续推出宫部美雪、东野圭吾的作品，它们也算是通俗的经典吧。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库”中也有松本清张、西泽保彦、岛田庄司、保罗·霍尔特、劳伦斯·布洛克等“大师系列”。
2012年这些陌生的声音充满了多样性：既有逝去的大师、久负盛名的巨匠，也有当今文坛正在崛起的新人；既有主流语言文学的翻译，也有其他“弱小”语言文学的译介；既有体现深刻文学性的作品，也有具有市场热度的各类畅销小说。如果说翻译是将一种语言带入另一种语言，那么这就是在生成新的文学生命。这个过程当然艰辛无比，因此也就时刻面临着毁坏的危险———如果译者漫不经心，如果出版社仓促上马。一些新作品在及时翻译和挺进市场的同时似乎有牺牲质量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