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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都,北京的一举一动历来具有全国示范性作用,教育改革自然不会例外。
2014年,被公认为是北京教育的综合改革元年,就近入学、九年一贯制、优质学校名额分配……一系列举措绘就了一幅北京教育的新地图。
进入2015年以来,北京教改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力,各区县纷纷进入改革时间,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和实现教育公平上进行深入探索。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北京教改获“赞”不少。在由《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的“2015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中,不论北京受访者还是其他省市的受访者,都纷纷对北京教改力度表示肯定。在调查问卷中,《小康》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出中国教育改革力度最大的城市,结果有六成受访者写下了北京这座城市。
但北京教改毕竟刚刚起航,《小康》记者就此次调查、采访联系到的一些区县教育部门均坦陈,目前各项政策还在进一步探索和落实之中;一些教育专家、学者亦指出,目前来看,北京教改虽然力度较大,但仍不够明朗。深处教改之中的北京家长,又如何看待这场已然名声在外的改革呢?“2015中国教育小康指数”特别进行了“北京家长眼中的北京教育改革”调查,参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均为北京家长,他们的孩子则均处于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龄段。
自家小区对应哪些初中
――四成北京家长的“心病”
今年,让大多数小升初学生家长紧张的不再是凭借统测成绩推优是否理想,而是自家的小区对应哪几所初中,导致这一变化的背后推手是2014年北京市就近入学比例的大幅提高。据悉,北京市小学就近入学的比例达到93.7%。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等区“小升初”电脑派位,就近入学比例首次突破80%。
“就近入学”,这一喊了多年的口号终于落地,相应的,北京市各区县也纷纷推出了学区地图,例如,朝阳区划分为15个学区,海淀区最初划分为12个学区,在今年则重新划分成17个学区。
去年4月,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办法,取消共建生,首次启用小学和初中两个入学信息服务系统。随着“十五条入学禁令”,长期以来的无序跨区或区内择校、占坑班、点招等违反就近入学原则的现象被有效遏制。
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分析,北京的择校问题曾经在全国都很有名,择校也让家长和学生背负起了沉重的负担。显然,如何实现就近入学是他们最为关心的教改动向。
“北京家长眼中的北京教育改革”调查结果证实了专家的猜测。在家长们最关心的教改问题中,40.3%的受访家长选择了就近入学,34.8%的受访家长选择了优质高中名额分配问题,33.8%的受访家长选择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32.5%的受访家长选择了推进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制学校,29.2%的受访家长选择了推进优质校一体化办学。
“从北京教育资源分布的现实看,东城、西城和海淀,尤其是后两个区,优质教育资源比较集中,过去的跨区择校通常也是其他区县的学生向这几个区集中。这种情况不控制会愈演愈烈。”王烽说,禁止跨区择校,实现区内对口直升是一种“打破格局”的思路。幼升小就近入学,小升初对口直升,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家长盲目跟风择校的行为定式,给家长们留出时间思考“孩子究竟需要怎样的小学教育”。王烽指出,生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一所学校优质是否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放到六年以后,由于初中生源更加多样和均衡,优质初中是否依旧还是原来意义上的优质校,薄弱初中是否会继续薄弱?目前北京市利用高校、优质校等帮助薄弱校提升,说明是有系统考虑的。
事实上,一些家长的教育思路已经出现了拐点。在此次调查中,《小康》请受访者自由表达了对于教育改革的最大期盼,结果显示,培养孩子独立自信精神以及创新能力成为了北京父母的新目标。当然,促使他们转变的不单单是就近入学这一单一因素,同时还有北京市近两年中考和高考考题难度的降低。今年2月5日,北京市教委的2015教育工作要点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继续降低高考中考难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支持降低中高考难度,接受采访的教育专家也表达了相同意见。
占坑班、课外补习班等是否也会随着考试难度的降低而销声匿迹呢?调查结果显示,66.6%的家长依旧会让孩子参加课外补习班。尽管教育部多次发文对义务教育入学提出规范,明确要求北京等大城市“到2015年,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但家长们对于补习班却“执着”依旧,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心纠结。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在幼升小阶段,近七成(67.2%)父母赞同就近入学;而到了小升初时,面对传统意义上的优质初中,家长们又心生动摇,39.7%的家长决定视孩子情况而定,或择校或就近,32.5%的家长赞同就近入学,27.9%的家长则仍希望孩子借助推优进入名校。
教育资源共享的理想与现实
王彬回忆起去年给非京籍的儿子办理入学手续的经历时直呼“头疼”。他和爱人、儿子的户口在河北,在北京打拼已经十年,作为公司高管的王彬在朝阳区拥有自己的住房,但他总是苦笑说一家三口是“暂住”在自己家里。2014年,被称为北京“史上最严”入学年,对于王彬这种非京籍家庭而言,“五证”成了孩子入学的通关法宝。按照规定,王彬这类家庭必须出具在京暂住证、在京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开具的无人监护证明以及全家户口簿。
为了办齐“五证”,在学校登记录取前半年,王彬和妻子多次折返于京冀两地,终于在最后一刻拿齐了证明,收到劲松某小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王彬的妻子控制不住地抱着孩子哭了。刚满6岁的儿子还不能明白“非京籍”的含义,他出生在北京,在这座城市里长大,认为自己就是个北京人,在北京上学自然理所应当。而此时的王彬并没有觉得半点轻松,无法异地高考的现实逼着他要想得更远――初中对于户籍的管控将更加严格,难道要把孩子一个人送回陌生的河北吗?
“对非京籍孩子的入学标准越来越严格,恐怕还是与北京疏解城市功能与人口控制有关,但保证现有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是底线问题。”王烽表示。
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逐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化,无疑是北京教改的目标之一,如何使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到普通校?对此,环球雅思北京总校副校长闻风指出,目前主要是通过四种方式,即开办分校、整合普通校、冠名以及合作办学。为缩小不同区域教育差距,自2012年开始,北京市就启动了城乡新区一体化学校建设工程,2014年9月1日,20所城乡一体化学校全部正式招生,输出校均为清华附中、中关村三小、北京四中、101中学等优质校。
一体化办学能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平等共享吗?本次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有待观察,30%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不能。
据闻风观察,目前看来,一体化办学最为成功的范例是人大附中分校,即原西颐中学,师资完全由人大附中派出,实际上现在的人大附中分校已经成为其初中部。“其余的分校、分部、合作办学等都没有达到本校水平。”闻风指出,有些以名校之名开办的“分店”其实更像是为了完成小区配套学校的要求而建。另外,有些区县的教育本就薄弱,组建起的教育集团中的“领头人”明显实力不够。
闻风认为,优质教育资源真正能够“分摊”,需要三个要素。第一,政府应该给普通中学或者普通小学投入更多的资金,使硬件、软件都得以提升;第二,师资做到相对均衡,学校间的教师流动要有章程可循,例如必须和老师的收入、责任、教育质量、年限、职称挂钩;第三则是生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引导家长在幼升小阶段选择就近入学。“真正达到这些目标,需要北京市下大力气,形成新的教育中心,必须依靠行政力量的大力支持。”闻风补充说道。
王烽也表示,优质学校开办分校是否取得良好效果,要看两者结合的紧密程度,一个极端是单纯冠名,那样意义不大。但如若完全模仿,又可能出现“千校一面”,或者拖总校发展后腿的问题。因此,对于一体化办学仍需探索,必须发挥每一所学校校长及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去搞教学改革、教育创新,让不同学校按照自己的文化去成长。
中招时,优质高中将一部分名额分配给普通初中,亦是缓解初中择校问题的一个办法。2014年3月,中招“名额分配比例调整”明确提出,全市83所优质高中,拿出统招计划30%的名额,分配到区域内所有初中校。当年这83所高中计划招生7370人,其中面向优质高中所属初中计划招生2505人,面向其他初中(普通初中)4865人,分别占名额分配计划的34%和66%。
对于此举,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因为这意味着更多普通初中的学生进入优质高中的通道更加便捷,而有些家长则认为这样过分强调公平而失去了效率。对此,王烽认为,虽然部分分配的名额会导致降分录取,但其实也是有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在一定范围内,分数的差距不一定能反映学习能力的差距。“当然这就要求把分配名额与控制分数差距结合起来,特别是与对学生的综合评价结合起来,否则有可能出现另一种不公平。”王烽说。目前,北京市中考难度有所降低,更加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这实际上也缩小了学生之间的区分度,为扩大高中招生自和对考生进行综合评价留出了空间。
闻风表示,优质高中分配名额给普通中学是好事,体现了教育公平。但也容易出现三个问题。第一就是普通中学水平可能下降,在分配名额时,是两条线,即普通中学之间排名和重点中学之间排名,二者相互独立。这就导致了去年出现过一个极端现象,某重点中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10分,而分配名额的最低分数线是280分,两者相差了200多分。可能导致普通校的学生认为,学习不好也有机会进名校,进而不再下功夫。第二是高中生源极差扩大,在不允许分班的前提下,增加了学校教学的难度。第三是今年首次出现了重点高中国际班录取分数比国内班还要高的现象,这是家长无声的选择,因为班级生源差距变大,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会主动选择生源水平相当的国际班。
而大多数北京受访家长对于此举还处于观望态度。
东西城教改力度最大
具体到北京各区县的教改效果,给闻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西城区。与其他区县相比,西城区教改力度最大,基本动用了全区所有的教育资源,如实验二小、四中实验中学这类重点学校都参与到了教改之中,说明西城教改非常有诚意。另外,西城教改深度也最大,其教改政策及其配套涵盖了基础教育领域的所有问题,触及到了家长们最关心的所有层面。在公平公正性上,西城也做得很到位。
今年西城区公布的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方案提出,通过重点对中学结构布局进行调整、深化学前教育改革、整合特殊教育资源等举措,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让更多的孩子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今年西城区新增了小学对口直升入学,西什库小学、雷锋小学等12所小学的146名应届毕业生被派位进入了三帆中学等8所优质中学。此外,优质中学跨学区办学无疑是最大亮点,由此,该区中学数量将由46所调整至39所。西城还将调整初中升学政策,中学学区由7个调整为11个。推荐派位入学比例调整为不超过小学应届毕业生的15%,特长生入学,招生人数比例控制在招生总数的5%左右。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孩子将通过就近入学获得进入优质校的机会。
“其实东城容易被忽视,它的公平公正性我认为比西城做得还要彻底。”闻风说,实际上,东城区教改在很多方面都是走在前沿的,真正教育改革的发动机就是东城区。基本路径是,东城做了教改试点,之后在全北京乃至全国推广。只是与西城比,其教育资源的丰富度和优质度稍有逊色,导致了人们大多去关注后来居上的西城而忽视了东城的先锋作用。
九年一贯制被称为缓解择校热的良方,作为试点区县的东城,从去年开始通过两种方式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一种是优质初中联合普通小学,一种是优质小学“延期”3年增设初中。东城区区教委主任冯洪荣提出,“未来3年内,全区每个学区都将建立1所以上的九年一贯制优质品牌校。”目前,东城区提前实行九年一贯制、一定比例对口直升的学校改革,2015年起小比例以对口直升派位的方式进入对口直升的初中校,直到2020年,将实现100%对口直升。今年有17所小学提前实现对口直升。
西城、东城之外,北京的一大教育强区就是海淀了,但海淀区在此次教改中的力度、深度、广度和影响力上,都不及东城和西城――这不仅是作为专业人士的闻风的感受,也是普通市民的感受。
对此,闻风指出,如果海淀区在教改上没有大动作,北京的教改可以说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
4月20日,海淀区教委新一轮教育布局调整方案,本次调整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方案提到,要新建、扩建8所优质校;计划撤并3所学校,承办3所学校,通过合并、承办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解决部分学区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计划建设5对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学校;与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提高办学品质。此外,因为海淀区教育资源分布呈“丘陵状”,虽然名校云集,但也存在教育“洼地”,例如青龙桥地区、大学院路地区、四季青地区等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在重新划分学区时将着重考虑优化布局,通过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扩大该地区的优质教育总量,使学区间的办学水平基本相当。
除了上述三大教育强区之外,朝阳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也都在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教改之路,最近两年这些区域在均衡教育资源和就近入学的推动上也不遗余力。而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北京远郊县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城六区相比确有不足,因此,真正实现区域间教育均衡,对于北京来说,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我和我先生都是北大毕业,我俩反而不太看重学校教育。我俩都认为,是否上一个最优秀的大学,对后续人生并不是决定性影响。每个人有自己的智商水平,如果他不是某个层面的人,即使是通过增加学习时间或其它方式而进入另一个学习竞争环境,他也会和周围的人有差距,在这个差距中有些性格的孩子就会不自信不快乐。
我生长在北京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家庭,小学在崇文区一个很普通的学校,周围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但是我从小读书就很轻松,高中考上了当时排名第一的北京四中。当我兴高采烈的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学班主任时,她甚至表示没有听说过四中。
我考试比他们出色,后来上了北大,但我从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就高人一等,考试能力不是社会生存能力,不是财富能力,更不是幸福人生的保证书。我们这些同学里最成功的,也不是当时学习成绩最好的。
一个人学习上是否聪明,与他在社会上过得好不好,是不一样的。虽然社会一直在变,但我深信,名校和高学历不是惟一的出路。因此,在我看来,没必要为此目标付出太多,顺其自然就好。
可是在国内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观念是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夫妻想减少社会压力对自身行为的干扰,但这真的很难。我们也常常怀疑自己这样的思考和行为,是否正确,会不会耽误了孩子的未来。
像我们这样放养孩子的教育方法,在朋友圈里也算个异类了。我们周围的朋友都努力让孩子上北京实验二小、史家小学这些名校,他们的孩子多少都有一技之长,而Harry什么技能班、学习班都没上,周围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
在周围几乎所有父母都在给孩子加压的时候,我发现坚持宽松的教育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让孩子变得有些孤单。我儿子小的时候,周围还有一些同龄的玩伴。他们一见面,就开心得大叫,然后疯跑着去玩各种游戏,欢乐洋溢。读幼儿园大班时,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他周围的同学几乎都去上各种补习班了,比如主持、朗诵、英语、识字等。
Harry是一个偏内向的孩子,比较容易感受到压力,所以我和我先生都希望他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长大。在小学报名时,我们去的H小学非常普通,孩子的家长有不少是自己做小生意的外来居民,或者是极为普通的劳动者。我觉得他们很淳朴,也很看重孩子的教育。Harry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挺好。
我们希望孩子不要有太多的课业压力,这样他能有更多时间去观察和探索世界。
平均每年,我们会带儿子旅游一两次,有时候会向学校请假一个月之久。儿子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她教学水平很好,也理解我们对孩子的态度,会很顺利地准假。但是数学老师会表示担忧,因为不少老师很看重孩子的分数,自己也有考核压力,非常不愿意学生请假,怕影响总体成绩。
我们的无奈
在国内的公立学校,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学习是孩子的惟一出路。如果一个孩子学习成绩差,是非常难在公立学校获得宽容和尊严的。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其他孩子也会以老师的喜好和评价标准,来形成自己衡量他人的标准。好在Harry学习成绩好,是那种比较听话的孩子,他对公立学校的体制还是比较适应的。
但是竞争的压力无处不在,学校会在每个学年的末期,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劝退学习最差的学生。儿子班上总会有一个被老师定性为“最不好”的孩子。
小学生的价值观很容易受老师影响,老师如果孤立某个孩子,其他同学也很容易孤立他。可是,在某个所谓“最不好”的孩子离校后,就自然而然冒出来另外一个“最不好”的孩子。这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游戏。
这些被劝退的孩子到底去了哪里,我们也不再知道。在公立学校的体制里,一个成绩不好又不守规矩的孩子,真是很难获得友谊和尊重。
北京绝大部分公立小学,课间是不让孩子出教室的,怕孩子出安全问题。学校也不会直接禁止学生去操场。但是老师会要求:学生如果要去操场,要么走路,要么围着操场老老实实地跑圈,不可以追跑打闹。
孩子们觉得只走路或围着操场跑圈很傻很无聊,所以也就不愿意去了。于是孩子们课间就在教室里玩,可是老师只让孩子们玩“安静文明”的游戏。
有一阵Harry和同学们喜欢叠青蛙,叠完了之后要比谁的青蛙跳地远,老师觉得这样孩子们会很激动,又喊又叫,也可能撞到东西,明令禁止了。
经过几轮不同游戏的尝试,最终孩子们玩起来一种叫“波波仔”的游戏,它有医生系列、外星人系列等,这个游戏在北京小学生里流行很广。他们一说到某个系列,就围成一圈,同时叉腰同时伸手,做出一系列动作来比试,还可以完全不发出声音。孩子们很高兴地玩,但我看了觉得很悲哀的,本来孩子们处在最活泼的年纪,却连基本的天性都给限制了。可是从学校的立场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举。
虽然我们家长不想给孩子压力,可是难以抵挡大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我儿子到了小学三年级末期,随着考试的压力临近,主课老师占用大量的时间,甚至是眼保健操时间和课间休息时间,让孩子猛攻考试的科目。
几周下来儿子的视力迅速降低。也许长期缺少户外活动,已经使得视力不好,而密集的题海战术,更加速了这个过程。Harry近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触动非常大,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他轻松的成长,不给他报任何补习班,也不让他过度学习。但社会的压力依然雕塑着孩子,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影响着他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能够抵挡住家人给他的压力,可是实际上我们抵挡不住整个社会给孩子的压力。
于是我们有了移民加拿大的想法和行动。我们的移民过程很顺利。拿到移民纸的那一刻,我们都有表面的欣喜和内心深处的无奈的叹息。
好分数不等于好人生
2013年秋天,我们全家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行前,在我们刚和儿子提出移民想法时,他不同意,他说自己在国内语文是班里最高分,如果到了蒙特利尔,法语变成了语文,那他的语文就是最低分了。但是到了蒙特利尔第三天,他突然主动说很想留下来上学,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了他的这个改变。
从Harry在加拿大上学的第一天到现在,一个学年过去了。他也从小学六年级变成了初中一年级。从不会说任何一个法语词,到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流利的和别人用法语交流。他每天上学都是高高兴兴的,没有我们预想的在陌生语言环境下的巨大压力和不自信。
在这里我们依然选择的是普通公立学校,周围依然有很多朋友的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和私校。但是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认为高学历是孩子的惟一出路。实际上很多博士毕业生的工资也未必比大专生高多少,可能只是2-3倍的差距,而不像国内也许是10倍的差距。
就业机会也不和学历高低或学校排名成正比,甚至大专生是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因为他们的技能和素质已经胜任大部分企业的需要。
现有社会的收入体系和就业机会,深刻影响着教育体系,影响和包容着父母们的选择。我们的宽松教育观念,不再是孤立的,也不是惟一的。教育观念多元,互相尊重,没有必须如何如何做的压迫感。
这里的各种课外班,选择很丰富,不再以学到某些知识或拿到某些等级证书为主流。户外活动非常受重视,课间时间有充分保障,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大雪纷飞,孩子们都有充足的时间在户外玩耍和追逐。
学校的任何一次考试都不排名,也不打听别人的成绩。我发现孩子最大的变化是,虽然他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是他仍旧觉得自己很好,变得比过去自信多了。
各教育局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比较信息。每个地区教育局,都是靠这个地方居民的校税来维持,教育不好,房价就低,校税就少,教育局的日子就不好过。所以教育局都很努力,目标也很清晰,争取进入正向循坏。他们不是靠血汗换来的业绩晋升,而是靠服务好本地居民来生存。
公校的教育资源与设施,在同一个教育局内力求平等。我感觉公校的职责首先是培养好普通人,而私校的目标是培养出精英。
在社会压力降低的情况下,孩子会有怎样的童年,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父母的态度。
关键词:北京市;网络出版;发展状况;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86-03
综合专家学者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划分方法,网络出版业包括网络学术出版、网络图书(电子书)、网络杂志、网络报纸、网络原创文学、网络音像、网络教育出版物、数据库出版物、网络动漫、网络游戏和手机出版物等业态。网络出版以海量存储、搜索便捷、传输快速、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等新型出版特点,在中国迅速发展开来,超过了传统出版业的发展水平。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网络出版产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本文分析了北京市网络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北京市网络出版业发展状况
1.网络出版机构和产品占全国总量比例很高,总产值连年增长。截至2009年底,北京地区网络出版单位55家,占全国的25%,涉足数字出版的经营机构4 630家左右,占全国(22 270家)的21%;全国10家游戏上市公司中有4家在北京。网络出版产品中,北京市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的出版领域为互联网社会科学出版和科学技术出版,占到全国相应互联网出版产值的90%;互联网教育出版和文学出版产值占到全国的50%;互联网音像出版和艺术出版,占全国的比例也超过20%。电子出版物近5 000种,占全国的69%。
2003年,北京市互联网出版产业规模达到7.1亿元占全国网络出版产值的28.7%,2004年产值达10.6亿元,2006年总产值19.1亿元,2007年总产值65亿元,2008年164亿元,增长率达到152%,占到全国总产值的31%。
2.手机出版和网络游戏总产值居产业结构主导地位。2008年,网络出版总产值164亿元,从高到低排名:手机出版(71.74亿元)、网络游戏(45亿元)、网络音像(23.6亿元)、网络教育(15亿元)、数字期刊(5.2亿元)、电子书(3亿元)、数字报纸(5 070万元)和网络原创文学(770万元)。
3.建立了两基地、两园区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产业集群。(1)在石景山区建立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2005年,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复同意北京组建“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同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同意在北京建立“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石景山区的“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是以上两大国家级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分为研发孵育、人才培养、体验娱乐、产品交易四个功能区,下辖网络游戏、移动游戏、动漫制作、人才培训、测试推广、娱乐体验、交易展示、产业信息等中心,并配套有服务和技术两个支撑体系。(2)在丰台区建立“文化产业总部基地”。2009年,丰台区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建立“文化产业总部基地” (占地574.56亩)。基地将联合国内其他出版集团,形成中国出版业对外交流的“航空母舰”。基地建成后,将集出版发行、动漫画设计、影视制作、教育培训、传统技艺改造、工业设计等相关多媒体文化产业于一体,具备研发、投资、孵化、制作、培训、交易等各种功能,是中国首个多功能、创新型、国际化的文化产业总部基地,将成为国际出版传媒企业驻华业务代表总部、国内文化出版集团驻京事业发展总部、其他文化出版机构运营管理总部以及文化出版产业在京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并将成为中国出版集团和地方出版集团协作走向世界的平台。(3)在西城区建立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2010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在京正式签署《关于共同推进首都新闻出版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时,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揭牌成立。有6家数字网络出版企业和26家以传统出版为主的民营文化企业签订了入住园区协议。产业园区将为入驻企业在出版体制改革、出版资源配置、新媒体发展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在资金、税收、人才等方面给予政策保障,并提供优质服务;努力打造成集原创策划、出版发行、网络与数字出版、版权交易、出版设计等链条为一体的出版体制改革试验区与示范区。(4)在东城区建立国际版权交易园。2009年,东城区建立“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设在雍和园内(论者称之为国际版权交易园)。仅一年时间,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在动漫、影视、图书、音乐等领域的挂牌项目已达近1 000个,实现交易额超过2亿元。雍和园区积极引进版权类重点企业:卡拉OK版权运营中心、中华版权总公司等20多家重点版权贸易和版权服务类企业入驻,园区初步形成了版权类企业的重要集聚地。
北京市依靠首都文化中心和科技资源丰厚的优势,在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大力建设两基地、两园区,形成了网络出版和传统出版业相互融合的产业集群,奠定了全国网络出版中心的地位。
4.构成独特的产业链形式与多元化的赢利模式。北京市网络出版产业形成了独特的新型产业链形式:“作者―内容提供商(出版社)―数字技术提供商(数字发行平台)―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支付系统)―终端商(计算机、手机、电子阅读器、电视)”。形成了多元化的赢利模式:在线销售、广告收入、版权收入、付费下载以及增值服务、合作分成、在线检索和会员费用等模式。
2010年5月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牵头,40余家国内出版单位、民营出版商、技术服务商等共同作为发起单位,成立了数字出版联盟。包括内容与版权、技术两个分联盟,是开放的、非赢利性的行业联盟组织,旨在广泛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开拓和创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有效赢利模式,保护成员单位及著作权人在数字版权方面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内数字出版内容的生产、销售以及版权交易等。联盟搭建了数字出版转型服务平台,除主要完成出版流程数字化和资源管理数字化外,将与联盟成员单位之间在协议分成的基础上互相共享产品销售渠道、丰富产品种类,开展版权交易,联合打击盗版行为,探索数字出版内容的新型表现形式和版权交易的新模式,维护出版单位及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北京市网络出版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与分析
1.政府统计管理工作不规范。论者在研究北京市网络出版产业工作时,政府的网络出版统计工作非常不完善、不规范。没有网络出版的统计规范数据、统计公报。不同版本的数据相互矛盾,没有可比性,需要多渠道、多种途径相互印证数据。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网络出版业形势发展很快,很多新业态有一个发展过程,需要深入了解才能掌握。其次按照“中编办”的三定方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下半年,才新设立了“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其下设置了“数字出版(综合)处”、“网络出版管理处”。网络出版的正式管理工作走上正轨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2.网络出版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从2008年的统计数据看出,手机出版产值占总产值的43.74%,网络游戏产值占总产值的27.44%,两者相加占总产值71.18%。就手机出版而言,其中包括(音像、游戏、报纸、文学、动漫、图书、杂志)等内容,网络游戏也占了一定的比重。
手机出版和网络游戏出版之所以得以迅速发展,除了产业链清晰、收益高、回收现金流速度快以外,还与政府扶持有关。北京市有关方面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发展网络游戏出版业,是北京市网络游戏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可是,我们看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了可观的、负面的社会效益。
目前,中国玩网络游戏最大的群体是青少年。他们长期玩网络游戏导致“网络游戏成瘾症”。这些症状包括对网络游戏有不可遏制的渴望、对网络游戏有强烈的情绪依赖、对网络游戏的耐受性增强、矛盾心理、网络游戏戒断的反复性、生理上的症状。
尽管早在2005年6月,总署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就制定了《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和《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实名认证方案》;自2007年7月16日起,国家8部委要求所有网络游戏必须增加防沉迷系统,否则不许运营,强制实施。但是,这一措施执行得并不理想。一方面系统很容易破解,防止未成年人的措施如同穿皇帝的新衣;另一方面禁止未成年人去网吧上网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无法全面有效执行,屡见不鲜的未成年人群体依然到网吧玩网络游戏。
《中国网吧、网络游戏调查报告》指出:青少年是网络游戏成瘾的易发、高发群体,网络游戏是网络成瘾的一个重要原因。2007年的网瘾调查包括北京市未成年人在内的全国10个省、直辖市的近10万青少年。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总筛查率为3.9%。其中小学生中网络游戏成瘾的比例最低(1.9%),初中生和高中生中网络有些成瘾的比例居中(分别为3.7%和2.6%),大学生中网络游戏成瘾的比例最高(3.7%)。
这次调查青少年群体中网络游戏成瘾的比例在4%左右,较已有的调查结果要低。原因是取样差异,既往的调查研究是从经常上网的青少年当中选取的。2008年1月,北京市统计局对外公布,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 633万人(户籍人口为1 213.3万,外来人口为419.7万)。2005年,北京市1%抽样人口调查,推算出18周岁以下常住人口的比例为14.02%,我们以此数据为依据,推算出北京市2007年的常住人口未成年人为229万。按照3.9%的比例计算,北京市未成年人有“网络游戏成瘾症”者为8.9万人。网络游戏有很大的负面效益,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身边未成年人因网瘾导致犯罪和家庭破裂的例子比比皆是。
3.网络出版业全市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的布局。北京市各区根据自己区的实际情况发展网络出版业,从局部看是合理的。比如,石景山区在首钢搬迁后决定发展动漫产业以使全区的经济有新的生长点,这是合理的。但是,从全局看,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看,就有商榷的地方。如果没有全市一盘棋的大局观,各区各自为战,就有可能发生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的现象。而我们现在缺失网络出版全局统一布局发展筹划的方案、计划和规划。从本质上说,我们没有一个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北京市网络出版业的真实状况是发展速度很快、态势良好;但是发展思路并不明确。网络出版业在北京市有十几年的发展史,在“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做好网络出版业的整体发展战略规划。
4.地方性法规立法滞后。一是已出台的法规滞后。目前,北京市地方法规与网络出版有关的有《北京市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管理条例》(1997年颁布);《北京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7年颁布)。这两个法规与已修改的上位法不一致,也落后网络出版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例如:《北京市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出版单位未经批准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和第22条规定“个人申请从事图书、报刊零售和出租业务的,应当有本市常住户口”,已经被上位法废止。二是没有出台新的地方性法规范。网络出版新业态出现后,多元化的出版主体出现,包括技术服务商、运营商、文化传媒公司都可以作为网络出版主体出现。我们没有制定一个约束其行为的法律规范,没有建立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长效机制。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家《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也已经落后,我们还没有参照系。二是网络出版涉及到多个领域、多个部门,涉及到知识产权管理等多个难解的课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诸多的难题,就停止了探索的步伐。
三、对策建议
1.加强和规范网络出版业的统计管理工作。在国家没有出台网络出版的统计规范前,建议北京市统计局、市新闻出版局,会商发改委、市互联网管理办公室等部门,参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的通知(国统字[2004]24),把网络出版业态纳入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和统计工作中,科学准确细分下属的小类别(各个出版业态),尽快统一行业统计标准,建设统计台账和平台,这样才能总揽全局把握全行业的发展规模、趋势和发展状况。
2.制定“十二五”北京市网络出版业发展战略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确定调整和优化网络出版业结构,突出发展社会效益好的出版业态。在整个网络出版业态中,有些是有重大的社会效益的和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如数据库出版和数字图书馆建设、网络学术期刊和电子书等网络出版业态,对于这些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网络出版业态,我们应制定鼓励发展的政策。而对于有负面社会效益的网络游戏出版业,我们应该采取“不鼓励、不提倡、不禁止、不限制”的产业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网络出版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下去。
制定网络出版区域发展规划。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整体思想。争取在中央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加强宏观调控,做好区域统一产业规划,优化产业布局,明确各区域的产业发展重点,发展目标,制定相关配套措施与政策,避免恶性竞争的局面出现。
3.开展立法调研工作,为地方性法规出台做积极准备。国务院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涉及全国或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性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按照《实施纲要》的规定,与网络出版有关的法规修订应通过行政听证会的形式来修改,就网络出版的产业发展战略、网络出版的市场进入和市场退出等重大问题的修订,要经过一个由“非民主化―民主自决化”、“经验化―科学化”、“简单化―系统化”、“非理性化―理性效益化”的修改过程。地方性法规既要促进产业发展,又要发挥有效监督机制,使得网络出版企业遵守法律、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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