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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墨子;服饰观;实用;简约
墨子在服饰方面主张实用简约,反对形式过于复杂,反对铺张浪费。他的这种主张蕴含在“节用”、“非乐”等观点之中,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服饰观。服饰观是墨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系统解读墨子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因此,对墨子服饰观进行分析,有助于认识墨子思想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实用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墨子,名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年),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大约生于孔子死后、孟子生前。他是中国古代一位学问渊博、思想深邃、很有影响的伟大人物,也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墨子首创墨家,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主要流派,是九流十家中的大家。韩非子在《显学》篇中称:“世之显学,儒、墨也。”[1]孟子也曾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2]《吕氏春秋·当染》则曰:“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3]足见墨家在当时影响之大。墨子最初师从儒家,在鲁向史角学礼,后来由于不满儒家的繁文缛节,又从儒家中分离出来,《淮南子·要略》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4]自成一家,并且成为儒家的反对派。
墨子属于较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士”阶层。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周代的社会等级序列中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其社会地位并不高,与农、工、商并为四民。邢兆良在《墨子评传》中这样写道:“士的第三类来源是由农、工、商等庶民等级上升而来的。绳墨之匠的墨子就是这类的典型代表。”[5]墨子曾经做过木工,专擅多种生产技艺,其弟子众多,皆以自苦为极,故多处于庶民。墨子也自称“”[6]或“北方之鄙人”[7],他说自己“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8]。他以“之所为”为荣,认为“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9]墨子一生游历过楚、齐、卫等国,曾仕宋。所以,他对下层民众的艰难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孟子称其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10]他的思想“饱含了诸多人类思想的精华,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乃至民族性格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的滋养源”。[11]
墨子服饰观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这与墨子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墨子生活的年代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革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也是自三代以来逐渐成为统治阶级重要统治工具的礼制走向衰落的过程。
墨子的服饰观是以其“节用”、“非乐”等思想为指导。墨子提倡“节用”是反对当时统治者的铺张浪费,由于统治阶级要满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奢侈享受,“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这就严重威胁到民生的正常生活。他将消费品区分为生活必需品与奢侈品两种,认为只有用于满足生活必需的消费才是正当的消费,正确的消费,否则,便是错误的消费,是一种浪费。他为衣食住行定了统一的标准,认为一切都要讲究实用,要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作为治理国家的出发点,不要增加百姓的费用,不必追求外在的好看与奢华。
他在提出这一标准的同时,还把它视为“圣王之法”,指出这一标准是对不同等级的人的共同要求,既适用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有所要求,不仅反对“奢侈之君”,也谴责“僻之民”;既劝告圣王人君应当“用财节,自养俭”,也要求一般民众不可“恶恭俭”。但主要针对的,还是指向挥霍无度的统治阶级上层。墨子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用民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得不穷,其兴利多矣”[12]这就是说:节省开支,避免浪费,就可以增加一倍的收入,对于国家的统治,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墨子站在以“复礼”为口号的儒家礼教观的对立面,提出了更为适用的服饰主张。其主张具有实用的特点,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注重服饰的实际功用。墨子认为“为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13]由此可得,墨子认为做衣服的原则就是讲究实用,过于讲究是没有必要的。第二,以简为美。墨子主张凡“简单实用”的东西才为美,以此为标准,他判断事物完全是从对物质生活没有实际效用出发,他认为“简约”在当时是最实用的,故人们在衣食住行中应保持简约的水平。
墨子的这种看似功利的思想,实际蕴含了朴素而又古老的民本思想。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墨子“以简为美”的思想,表明自己同情人民的立场,进而从人道主义出发,自觉反对剥削阶级挥霍浪费,引导人们一切从简,这比儒家更具人文关怀。
总言之,墨子的服饰观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出了其朴素实用的一面,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大的实际价值和重要的现实影响。
参考文献:
[1][清]顾广圻(识误).韩非子·显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69.
[2]徐洪兴.孟子直解(《孟子·滕文公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52.
[3][汉]高诱(注),[清]毕沅(校注).吕氏春秋·当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9.
[4]刘康德.淮南子直解(《淮南子·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216.
[5]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9.
[6][8][9]毕沅(校注).墨子·贵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81-183.
[7][汉]高诱(注),[清]毕沅(校注).吕氏春秋·爱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97.
[10]徐洪兴.孟子直解(《孟子·尽心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35.
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在当时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的思想和言论,被其门徒编成《墨子》一书传世。这是一部光彩夺目的巨著,是墨家学说的精华。墨子的基本主张是:反对剥削,崇尚劳动;反对以强欺弱,主张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礼乐,主张节葬、节用;反对世卿世禄,主张尚贤、尚同。《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除此之外,《墨子》中还包含了许多先进的自然科学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学、光学。可以说,《墨子》为我国古代科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墨子》中,最明显的是他的平民思想,他站在平民立场上为维护民众与弱小国家的生存,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这与儒家的博爱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墨子看来,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并提出“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他认为社会上出现不平等、互相欺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离乱给平民百姓造成的巨大伤害。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他认为民众互爱互让,是顺应天意;而互相残害则是违背天意;诸侯间的攻战是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思想之上,墨子针对传统的世袭官爵俸禄制,站在时代潮流前面,提出了“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尚贤”也就是让凡通晓治理之道且有才的人,无论贵贱,均可参政。“尚同”,即在尚贤基础上求得全社会思想的一致,使社会由乱至治。为使自己的主张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
除了内容上的丰富多彩,《墨子》在文章的行文以及体例方面也有开创性的贡献。《墨子》一书,虽然仍属记言性质,但其所记的已不再是简单的片言只语,而是首尾完整、逻辑性很强的论文,而且每篇都有标题,可以涵括本篇的中心思想。这与语录体散文《论语》有了明显的分别。如果说《论语》还只是零散的思想智慧的闪光片断,那么《墨子》已经把这些闪光的思想串成一整条珠链。中国的论辩散文是从《墨子》开始的,这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①;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②;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注释】
①篡:用强力夺取。
②贼:杀害。
【译文】
墨子说:用互相关爱、互相谋利的办法来改变它。但是互相关爱、互相谋利的办法将要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墨子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一样,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一样,看待别人的生命就像看待自己的生命一样。这样的话,诸侯相爱,就不会发生野战;家主相爱,就不会互相掠夺;人与人相爱,就不会互相残杀;君臣相爱,就有恩惠、有忠心;父子相爱,就会有慈爱、有孝顺;兄弟相爱,就会有和睦、有协调。全天下的人都相爱了,强者不控制弱者,人多势众的不劫掠势单力薄的,富有的人不欺侮贫穷的人,显贵的人不傲视低贱的人,奸诈的人不欺骗憨厚的人。凡是天下的祸患、掠夺与怨恨可以让它们不发生的,就是因为人们产生了相爱之心,所以仁义的人都赞美它。
【点评】
通过这段文章,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儒家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之间的区别,这也是我们深入了解儒墨之间差别的一种方式。儒家的仁爱同样是对他人的关心爱护,但以亲亲为出发点,主要是处理宗法家族关系内部的亲戚关系,同时涉及国家、上下、君臣及国与国的关系。儒家是强调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而墨子不然,他有一种朴素的平等思想。他不仅说了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相爱的好处,还希望天下之人皆相爱,这样才能使天下的祸篡怨恨不发生。
国学点滴
【关键词】描述视域学 《墨子》 翻译
一、前言
墨子身处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他是中国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鲁国人,也是唯一一位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的哲学家。他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科学家和军事家,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徒弟根据他的生平和事迹,以及后期墨子弟子等的语录整理成书,就得到了现存于世的经典名著《墨子》。《墨子》无论对中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都具有很远的影响,墨子的许多理念都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墨子》也承载着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使命,是西方国家了解我国渊源文化的途径。
二、英译《墨子》的背景
墨子提出了许多经典理论,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治”“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这些观点和理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墨子的“兼爱”观点就是一切以人民为根本,为了人民的生活幸福而努力,所以他的弟子们一直追随他的理念,墨家学派的弟子们实行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观点和理念适合任一时代和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基本发展理念,给大部分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力量。所以《墨子》也被翻译成许多语言,其中英文翻译比较普遍,但是里面的内容因为翻译的背景不尽相同而产生了许多歧义。本文就针对《墨子》文本的英译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究出中文《墨子》的基本理念,以便于后来的英文翻译人员作为参考的理论依据。
《墨子》是极具我国渊源文化底蕴的历史著作,书中内容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意义。《墨子》文本中的知识理论覆盖面积十分广泛,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宝藏。西方国家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运用中国的文化科学知识,对许多中国典籍进行了研究,其中《墨子》就是多年来西方国家研究的重点之一,长久以来多个版本的《墨子》英译文本,在全世界都影响极大。西方国家在研究和讨论《墨子》英译文本的过程中,受到了很深的启发,也不断地整理和研究《墨子》英译文本的发展,希望得到更贴合实际的英文翻译方式和翻译内容。
三、从翻译学角度谈《墨子》英译
从翻译学视域角度来分析《墨子》的英译文本,必须先要了解翻译学。把翻译文本的规律和翻译文本中的美学艺术结合到一起的科学就是翻译学,即利用语言之间的转换,完美地呈现文章或者典籍中的含义,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生活理论,进行优美词汇之间的转变。利用翻译学的理论能够把各国的文化知识进行语言转换,使各国人民充分地交流,能够大大促进各国文化科技的发展,拓展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在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的社会工作中互相帮助,进而促进世界大融合。
不同时代的文本翻译都有着不同的历史社会需求。不同的翻译人员翻译出的英译文本对《墨子》有着不同的理解,每个翻译人员不同的注重点都影响着人们在不同理论指导下的思想行动方向。《墨子》的翻译英译文本也不能单独地依附翻译人员的思维,还要考虑到阅读人群的领悟力。所以翻译学影响下的《墨子》翻译是多元化的,是需要不断改革和自主进步的。
四、对比三种《墨子》英译文本异同
因为《墨子》文献的主旨明确,墨子及其弟子的理念具有统一性,所以大部分的英译文本都会依附《墨子》的主要指导内容翻译文献中的大爱思想。但是因为翻译人员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想有所不同,也导致了翻译文本中一些细节的变化,从而促成了多种多样注重点和翻译理念不同的《墨子》英译文本。
在《墨子》一书中,“兼爱”是它的中心思想,所以大部分英译文本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翻译的。“兼爱”是指无差别的大爱,平等地热爱所有人民。例:Love each other whatever who they are.We are all of family.
根据不同的翻译人员进行了不同细节的翻译,以下我们就举出《兼爱》(下)篇梅怡宝(1929)、华兹生(1963)及汪榕培(2006)的三个翻译文本的例子来分析各方面的不同。 例如梅怡宝(1929)文中主要进行了政治策略的思想领悟,翻译的主要句子是:听其言、迹其形,察其所能而慎于官,此谓“事能”翻译为:Listen to his voice,describe his shape,inspect his abilities in doing anything,what is account,promote him via thinking more,that we call work ability.而华兹生(1963)文中的翻译趋势多以思想层面居重,如万事莫贵于义:That anyone succeeds in doing anything is based on the precious bonds of blood brotherhood. 汪榕培(2006)文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体现了更重历史对现代的影响,译文则是:Things you can not consider,just refer future by the past,know invisble by the obvious.
五、结论
不同时代的文本翻译都有着针对它不同的历史社会需求,根据不同的翻译人员翻译出的英译文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墨子》的概念,每个翻译人员的不同的注重点都影响着人们在不同理论指导下的思想动力方向。《墨子》的翻译英译文本也不能单独的衣服翻译人员的思维,还要考虑到阅读人群的领悟力,所以翻译学影响下的《墨子》翻译是多元化的,是需要不断被改革和自主进步的。在不同时代的要求下,中华典籍英译也需要不断进步,这是国内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桥梁,对世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爽.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论语》三英译本的历时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4.
关键词:荀子;墨子;音乐观;哲学思想
1.荀子、墨子及其乐论思想概况
1.1荀子及《荀子·乐论》
荀子,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其生卒年不详,主要政治、学术活动时间约在公元前298——238年间,曾到齐国的稷下讲学,后又做过楚国的兰陵令,晚年在兰陵著书,并死在兰陵。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总结者与集大成者,其思想涉及哲学、政治、教育、音乐等诸多方面。其音乐思想主要见于《荀子·乐论》中。
《荀子·乐论》主要阐述了荀子的礼乐思想。荀子从其“性恶说”出发,强调了音乐存在的必要性及音乐对人民的教化意义,并且针对墨子提出的“非乐”思想,探讨了音乐的各种社会功用。可以说荀子的《乐论》是对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概括与发展,并且对后来中国传统的音乐观和音乐教育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墨子及《墨子·非乐》
墨子,名翟,春秋时期鲁国人,其生卒年大约为公元前475——395年,曾做过宋国的大夫。墨子是先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虽为小生产者出身,但博通当时的历史文化典籍,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与学术活动中,形成了一套实用主义的学说,内容广泛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诸多领域。其主要音乐思想及对音乐的态度主要见于《墨子·非乐》中。
《墨子·非乐》是《墨子》一书中的重要篇章。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从“交相利”的义利观出发,说明了音乐和社会生产、政治统治等的关系。这篇文字的内容与荀子的《乐论》截然不同,其主要思想是批判音乐对社会发展的限制作用。但是,从墨子的哲学思想出发,又可以看出其某些方面的现实意义。
2.对《荀子·乐论》中音乐思想的哲学解读
2.1音乐存在的必然性
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可见,在先秦儒家看来,音乐的存在对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总结者与集大成者,荀子更是将这一理论做了完善和发展,其主要成就在于从人的本性和国家统治两方面阐述了音乐存在的必然性。
首先,从人的本性出发,荀子谈到“夫乐者,人情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这一论述见于《荀子·乐论》的开篇,因此可窥见其重要性。在这一论述中,荀子从乐的本质属性,即音乐能够使人得到愉悦这一点出发,说明音乐是人之的必需品,是不能免除的。在荀子的哲学中,人并非天生就是圣人,人通过后天的修行才能“成圣”,因此他说“圣人者,人所积而致也”。他的这一哲学思想为他关于音乐存在的必要性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依据。因此,人对于音乐的需求是天性使然,而音乐的存在也是一种必然。
其次,从国家统治出发,荀子提出“先王恶其(无乐)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开明的统治者深知“无乐”所导致的后果,因此创制音乐以感化人心,使人民不感染邪恶之气,使社会风气达到至善,这样,人民才会臣服于君主的统治,社会才会长治久安,君主的统治地位才会永葆不失。在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对“王”和“霸”做了精确的定义,即“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因此,从国家政治统治角度出发,音乐的存在也是一种必然。
2.2音乐的社会功用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道家思想重辩证思维而儒家思想注重实用价值。发展到荀子,儒家注重实用价值这一思想特征更为明显。因此,在谈论音乐时,荀子也是注重音乐的实用价值——即社会功用的。通过《乐论》的叙述,可将荀子所论的音乐的社会功用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社会娱乐功用。荀子认为,人的一切合乎礼仪的自然欲求都是正常的,其中就包含音乐。音乐能表现出人的真性情,是人本性的一种体现,故而他说“乐以道乐”,道,即导。通过音乐使人得到快乐,这就体现出了音乐的社会娱乐这一功用。荀子哲学并非出世哲学,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即承认人性需要音乐娱乐,又提出音乐必须与礼仪相符,故而音乐必须“中和”。
其次,鼓舞士气的功用。荀子虽为先秦儒家大师,但由于时代的推移,其思想已突破了百家之间森严的界限,他也谈法家的“王霸之业”。这一点在其音乐观上也可窥见,集中体现在音乐在对外战争中鼓舞士气的功用这一点上。荀子认为,音乐不仅可以对战争的胜利,甚至天下的统一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在《乐论》中,他提到“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又提出“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
再次,政治教化的功用。纵观先秦儒家各代表人物的音乐观,虽然孔子谈乐重“善”,而荀子论乐重“礼”,但他们都着重强调了音乐的政治教化功用,可见这一功用的重要性。“乐的规范性表现为陶冶、,这在人类淳朴未开的时代,容易收到效果”。[1]因此在《乐论》中,荀子提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可见音乐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其影响深远,作用强大。所以荀子又提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最后,调和矛盾的功用。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而作为以提倡礼乐行事的儒家学派,其思想也提出了诸多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这一点也体现在荀子的音乐思想中。《乐论》中提出,“故乐在宗庙之中,群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音乐在调和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关系的层面上意义重大,这也暗合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
2.3“礼”与“乐”结合的思想
郭沫若说:“中国旧时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2]在《荀子·乐论》中,这一点就表现为“乐”与“礼”的并存礼乐并存乃至结合的根本原因就是其存在诸多相通的地方。
首先,礼与乐要解决的问题相同。礼是调和社会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乐则有调和社会矛盾这一功用,两者虽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但其要解决的问题一致。其次,礼与乐的价值指向相同。“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3]因此,月余礼虽运作形式不同,但其价值指向一致,即共同指向“一种更高的理性之元”[4],这个“元”就是指德。
3.对《墨子·非乐》中音乐思想的哲学解读
3.1墨子“非乐”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墨子;劳动说;生产与消费;节用说
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挥过作用。对于指导中国现代经济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因此应当以理性的目光,重新研究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一、墨子经济哲学思想产生原因
(一)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代。经济上: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大工商业暴兴。政治上:周王室衰微,“征伐自诸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取代分封宗法的奴隶社会政治制度。由此产生了新的阶层――“士”。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诸侯征战,民不聊生。大量的奴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还有不少小生产者――农民,小商人,小业主,手工艺人,遭受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小农阶级、小商业者、手工业者也迫切的需要一个代言人来为他们代言,由此,墨子的出现就是历史的必然。
(二)墨子的主体条件及其思想渊源
墨子是当时出身于手工业者的“士”,做过木匠,手下有大批可称之为“能工巧匠”的徒弟。他本人系统的学习了古代文化知识,从事独立的社会活动,成为社会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由于墨子所从事的工作,所以接触的人大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劳动者,他深深的体会到下层百姓生活的疾苦和忧患。同时他也不耻于“王公大臣”的好战喜功与生活奢靡。他以“自苦为极”,决心“摩顶放踵利天下”。
墨子经济哲学的思想,应该源于尧舜禹和夏文化,同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而且墨子总是将当今的王公大臣和过去的尧舜禹汤文武作比较。庄子在天运篇有这样的论述“老聃曰‘禹之治天下,使民心竞,儒墨皆起’,盖墨起于禹”①。而在其《天下篇》中也指出“墨子称道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_,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②所以后世的墨者大都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天黑夜不休息,以自苦为准则,并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姓墨氏,鲁人”。墨子生于鲁国,而鲁国是经过孔子的儒家思想多年教化的国度,墨子早年曾经受过儒者的教育是毋庸置疑的;当他发现儒家所维护的礼、繁文缛节,非一般民众可行,久丧厚葬,有违农事时,他便毅然背周礼而用夏政,开创一个简单易行的墨家学派,是很自然的。刘安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③“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④
二、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
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涉及生产、流通、消费诸多领域,较之儒家有许多精辟见解,集中于《节用》、《非儒》、《非乐》、《节葬》、《七患》等篇中。简言之,其思想要旨是发展生产,理性节约,目的在“利民”。
(一)墨子的劳动说
墨子将劳动称为“从事”,他认为劳动是百姓生存、种族延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能劳动,而动物只是被动的本能的去适用自然。墨子认为人必须“强力从事”,参加生产,才能获得生存;在生产实践中,墨子基于男女性别差异和工种的不同,提出了“分事”,也就是今人说的社会分工,“分事”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墨子看来,人人“强力从事”,人人各司其职,因而获得一定的回报,墨子反对不劳而获。
1.强力生产观
作为一个生产者,墨子明白物质生产劳动的重要性,他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既是人类社会生存维系的基础,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动物只能本能地去适用自然,人类却能够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生活资料。麋鹿、蜚鸟、贞虫之属“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⑤“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⑥墨子认为劳动是人与社会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成员都必须努力劳动。据此,墨子提出了“强力从事”的社会史观,提出了劳动创造财富,人人必须劳动。
墨子认为男子应当“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⑦,女子应当“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多治麻丝葛绪”⑧。从“蚤出暮入”、“夙兴夜寐”,我们可以看出男子和女子的工作时间都很长,也就是在靠时间的延长来扩大效益,这是原始的强化劳动的方法;“不敢怠倦”⑨,是对劳动强度的增加,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墨子将这两种最原始的方法用在提高劳动成果,满足民众的需要上。对以后的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人类的生存必须依靠劳动生产的观点出发,墨子还把生产状况的好坏、物质财富的富足提高到了一国内政外交取得成功的基础地位上。这一点是前所未有的。其实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谁能解决好农民问题,谁就能使农业得到发展和繁荣,谁就能够巩固政权。
2.社会分工说
墨子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是想达到上下相安,正常生活,社会劳动是必须的。但是由于社会的不同需要,地区物质资源差异,个人能力强弱等等客观状况,社会劳动实行分工也是合理的。墨子提出的“分事”,墨子的分工既有社会分工,如工、农、商、吏等,“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⑩。又有一个生产单位劳动过程的分工;既有按性别进行的自然分工,如男耕女织,又有按各自的能力进行的分工。关于社会劳动进行分工,墨子坚持认为是为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进行的更为有效。具体地,墨子提出了两点看法:其一是提倡各尽所能,各从其事,各守其职。其二是认为社会分工没有贵贱之分,提倡择贤使能,使人得其用,使人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劳动才能的长处。
由于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之间生理能力上的不同。男子力大耐劳,妇女心灵手巧,男女各自从事所适宜从事的工作也不尽相同。墨子认为男耕女织这种由于性别差异所造成的较为普遍的社会分工是合理的。分工合理,生产的效果也较为显著。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技术的复杂性,也可能按照生产劳动过程中不同阶段进行分工,这有利于技术的熟练掌握,使劳动效率提高,墨子肯定了这种分工的合理性,“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B11。一种复杂的生产劳动被分解成若干简单的劳动过程,他们的操作技术就更容易掌握,个人的生产技术就更易熟练,这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然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一个人要想掌握各种生产技术和其他工作技能,以满足其他各方面的需要,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各自的能力进行社会分工是一种自然的、合理的劳动分工。墨子提出:“凡天下群百工,轮车、W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B12。
3.反对不劳而获的获取观
墨子“赖其力者生”的主张是针对社会全体而言,不是局限于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可以不劳而获。小则偷人钱财,大则攻伐别国,墨子认为这些都是违背了劳动创造财富,人人参加劳动的道德,不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圣人之道。墨子认为,只有人人参加劳动,才能使人人足衣足食,劳者得息,真正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B13的民生三巨患。因此墨子反对不劳而获,人人必须参加劳动。
(二)生产与消费理论
墨子认为人们必须“强力从事”,大力生产来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又当适用生产的发展,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另外,物质财富不会自己增加,墨子据此提出“节用”的观点。
(1)生产与消费
墨子认为应当强力发展生产来保证消费,发展生产来提高消费水平。他主张消费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墨子在其文《七患》中用“为”和“食”概括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如果“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B14。从事生产的少,吃饭的人却多,就不可能有丰裕的年成。据此,若想保证和提高消费,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墨子常怀“昭昭然”之心为生产满足不了消费而忧心忡忡。因此他强调应积极加强社会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指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B15在《墨子》一书中,墨子还举出古代圣王贤君的政绩对强力生产的重要性加以论述。
墨子同时还认为社会和人的消费水平应当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提升,“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B16,衣、食、住、用、行是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个需求是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一步步提高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首先必须满足生存的最低要求――饱、暖、安,然后才能进行更高的追求,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人的生活必须逐步提高,而不应当追求超前消费,越级去追求不现实的生活享受。
(2)墨子的节用说
墨子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思想中,论述了衣食之属不会自然生出,而是依赖于人的劳动的观点;同时也论证了只有强力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各种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才会充足,社会才有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有两条途径: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开源即发展生产,这是增加物质财富的主渠道;但是如果不厉行节约,进行节流,物质财富纵使再多,也终将化为乌有,因此墨子十分注重节用。认为节用可以有效的利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凡五谷,民之所养也,君子所心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B17,物质财富的开源和节流相辅相成,才能使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得以充分的发挥其作用。
墨子强调节用是针对社会上层的贵族阶层,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生活资料不很丰富的背景下,要求贵族节用,对百姓来说就是生利。所以墨子认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力者,圣王勿为”B18,“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B19。墨子明确地指出,一切工艺制品以能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即可,饮食只要能维持人的生存即可,衣服只要做到冬暖夏凉,穿着轻便即可,房屋只要能躲避风雨、能居住即可,车船等交通工具只要做到迅速、安全即可。在吃穿住用行方面,墨子坚决反对追求奢侈享受,以求达到社会全民的温饱,是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基本目的。重视物质生产的开源,强调生活消费的节用。
墨子在其强力生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必须通过节用来保证大多数人的消费,其实纵观墨家的经济思想体系,墨子的生产论俨然成为节用论的附庸。墨子差不多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囊括到了节用之下,把节用看做是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法宝。正是由于墨子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深刻认识。所以墨子主张在国家治理和经济领域提倡节用。那种不顾生产对消费的决定和制约,盲目追求奢侈消费的行为,是亡国的罪魁祸首。“节俭则倡,佚则亡”B20,弱国国君横征暴敛,奢侈逸,最终将影响国计民生,导致亡国的厄运。据此,墨子分别在衣食住行方面给出了节用的准则。当然在衣食住行方面理性节约,并非是为了抑制消费,而是在消费领域杜绝资源浪费,更不是压缩消费,降低生活水准。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三、墨子经济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墨子的经济思想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时代,但是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墨子经济思想的特色是重视生产,崇尚节用。
墨子的关于农事的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农业、耕地和粮食的足量供给是社会安定的产业,农业是否稳定发展最终决定着国民的衣食住行,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B21。对于我国的农业问题,我们应当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中,把握农民的诉求与期盼,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把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向民生领域倾斜,向农业和农村基层倾斜,向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倾斜。
墨子的另一经济思想就是崇尚节用。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淡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推崇“节用”有利于缓解环境破坏和资源匮乏的危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和民众应当在在全社会树立节约意识、节约观念,倡导节约文化、节约文明,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资源节约活动,积极创建节约型城市、节约型政府、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注解:
① 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第24页。
② 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第24页。
③ 何宁,淮南子集释[M].中华书局,1998年,第1459页。
④ 何宁,淮南子集释[M].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0页。
⑤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7页。
⑥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7页。
⑦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
⑧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
⑨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
⑩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7-258页。
B11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426-427页。
B12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163-164页。
B13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3页。
B14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8页。
B15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页。
B16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656页。
B17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页。
B18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164页。
B19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