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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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实际利率水平；经济增长；金融深化

一、引言

实际利率（RealInterestRate）是资金的价格，是借贷的成本，也是经济活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对于作为资本市场关键变量的实际利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什么方向上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理论界长期意见不一。传统的以凯恩斯学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派一直强调利率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变动关系。凯恩斯（1936）认为，实物投资的效益体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MarginalEfficiencyofCapital)，投资成本为利率水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性质决定了利率水平必须相应下调，才能保证实物投资的利润，否则会出现投资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采取以降低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才能达到扩张需求、刺激产出增加之目的。麦金农（1973）和肖（1973）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时存在“金融抑制”现象，经济严重分割，不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缺乏金融工具，在不同的资金市场存在不同的利率。大企业较易融资，而大量的中小企业以“内源融资”为主，融资渠道单一，甚至难以获得发展所必要的资金。作为资本价格信号的实际利率被严重低估，储蓄和投资受到抑制。因此，提高实际利率水平有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1978年以来，我国的利率变动比较频繁并且波动幅度较大：1978-1989年是利率水平逐步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央行先后7次调高了储蓄存款利率，1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达到了11.34%的历史最高点；1990～1995年是利率适应性调整阶段。在此期间，利率短时间内3次下调又3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差距拉大；1996～2003年利率下调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下调存贷款利率，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由1995年的10.98%下调至1.98%，1年期贷款利率由12.06%下调至5.31%，降至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2004年至今是利率上调阶段。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2次上调，表明开始进入一轮新的加息通道。本文所要分析的，是我国利率频繁和大幅度变动，究竟对经济增长在什么方向上和多大程度上产生作用。

本文以下的安排是：第二节是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综述，第三节是研究指标的选取与所用数据的描述；第四节是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第五节是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二、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行动通过利率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关于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

McCallum（1983）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是比货币总量更好的货币政策行为指标，因为利率吸收了货币总量预测力(Litterman&Weiss，1985)。Lanyi和Samcoglu(1983)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政策进行研究时发现，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即实际利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也高。Gellb（1989）利用34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数据对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认为较高实际利率主要是通过资本产出效率的改善而使经济获得较高的实际增长的。世界银行（1990）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1965-1985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利率水平呈正相关。Taylor（1993）认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惟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调整真实利率，应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即泰勒规则。

商德文和王惠平（1996）对我国1985-199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利率被人为压低，不能反映出资本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宾国强（1999）对1978-1996年中国的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实际利率每提高1%，金融深化速度提高0.784%，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879%的结论。研究忽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际利率与增长率之间关系出现背离的现实，没有考虑市场背景的变化可能使现实脱离原有的理论研究范围，将近20年的数据进行笼统地处理，从而导致其结论的显著性降低。沈坤荣、汪建（2000）运用1978-1998年的中国数据，对实际利率水平、利率传导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经济计量检验，发现1989年以前的十年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同步，较高的实际利率水平推动了当期的经济实际增长，而1991-1998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却不存在相关关系。

三、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在利率的选择方面，主要选取能够对宏观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利率，即商业银行对市场主体的存贷款利率。以年利率为分析对象，按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定期存贷款利率为基准进行月度加权平均而得到，实际存贷款利率等于年名义存贷款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再除以1加上通货膨胀率。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选取实际贷款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时，所指的利率一般是实际贷款利率，因为利率传导机制为：利率投资经济增长，影响投资的利率为贷款利率。

选取GDP作为影响市场化利率的宏观经济变量，它同利率之间存在间接的传导关系，选取年度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通货膨胀率指标方面，国内通常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衡量通货膨胀率。本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指标，因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计算剔除了第三产业的变化，剔除了服务价格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不足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而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更全面反映中国物价变化的程度。二者与GDP之间的相关程度不同，消费者价格指数与GDP之间关系更密切。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反映通货膨胀率，而且消费者价格指数还具有可得性。名义和实际存贷款利率与GDP增长率参见表1：

注：1.名义利率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实行的时间作加权平均；2.实际存/贷款利率=(名义存/贷款利率-通货膨胀率)/(1+通货膨胀率)。3.通货膨胀率等于消费者物价指数减去1。

四、实际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首先对观察实际贷款利率、实际存款利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90年以前，实际贷款利率、实际存款利率与GDP增长率呈同向变动关系，而在1990年以后没有这种明显的相关关系。

在建立模型时，考虑到图1所显示的分时期特点，分别以1978-1990和1991-2005年作为考察期，来检验利率与经济增长的整体相关关系。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将实际存贷款利率的滞后一期也纳入模型，建立模型如下：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第一阶段的实际存款利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降低0.233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符合传统经济理论。实际存款利率的滞后一期的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增加0.726个百分点，这一点符合实际利率的提高有解除金融抑制、促进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滞后效应。但是，也要看到的是，第一阶段的线性拟合效果不太好；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较好，实际存款利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降低1.272个百分点，实际存款利率的滞后一期的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增加0.145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符合传统经济理论，并且现期的货币政策效应更大。实际贷款利率的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减少1.397个百分点。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1978-1990年较高的实际存款利率水平降低了当期经济增长，反而推动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可以认为，货币政策实施时，较高的实际存款利率确实降低了投资意愿。但是，由于当时我国仍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商品短缺、资金紧张、市场均衡利率高，而实际利率被压低，此时提高低估的利率符合金融深化理论。实际存款利率之所以对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起作用，是因为货币政策实施的滞后性。

1991年-2005年，实际存款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金融深化理论的观点，实际贷款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更加符合传统经济理论的观点。说明1991年以后,我国逐渐摆脱了短缺经济，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产品供给开始大于需求，投资利润率降低，市场资金逐渐过剩，市场均衡利率开始下降，提高实际贷款利率将导致投资意愿下降和储蓄意愿的上升。其中的政策含义在于，提高实际存款利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提高实际贷款利率有助于给过热的经济降温。

参考文献：

[1]Gellb,A.,FinancialPolicies,GrowthandEfficiency,WorldBankWorkingPaper,WPS(202),1989.

[2]McCallum,B.T.,1983:AReconsiderationofSims’EvidenceConcerningMonetarisms,EconomicsLetters,pp67－71.

经济增长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劳动比率，投资效率，经济增长，投资体制，资本深化

2004年11月22日，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在题目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几千字的长文中指出：以“重化工”为主导的重型化经济增长会给中国带来危险，“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霍夫曼这个主张发展重化工业的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事实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近些年已出现明显的“重型化”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资本与劳动比率失衡的现象。这表现为，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劳动力增长速度，我们从近年来中国投资增速与就业人口的增速比较中可以获得这一证明。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中国的就业率会有所下降，同时GDP却会较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当就业率不变或有所下降时，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与外资的快速流入所能提供的积累形成了更多的资本积累，最终使得产出超过了正常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套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及经济过热现象。2003年以来，抑制过热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关键词，而导致过热的正是钢铁、建材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过度投资。不可否认的一个经济事实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多年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工业化是推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因。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发展却出现了与政府所推动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不同的趋势，目前我国的工业结构正在出现大规模向重化工业转移的趋势，这是一个消耗资源的过程，也是资本积累的加速期。这一趋势的出现将进一步恶化我国经济中本已出现的资本深化现象，对于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造成一定的困难。

一、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深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另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二者结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重要历史趋向。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业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上升，标志着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工业的增长中主要部分来自制造业。尽管中国是一个体制转轨的经济，但是它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却类似于新兴工业化战略的模式，并可定义为工业化推动型的。中国曾经有超过70%(现在为63%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但是，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类似，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的却不是农业部门(只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个例外)，而是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扩张。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而来自农业部门的贡献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是一个由制造业部门而不是农业部门驱动的。在理论上，工业化类型的增长格式接近于新古典的增长模式。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资本形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应该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只要资本的形成能够吸引并匹配更多的劳动，中国经济离开增长的“稳态”还将有相当长的距离，经济增长的空间还会很大。但是，我们的经验观察表明，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却发生了显著而快速地上升，也就是说“资本深化”在我国过早的出现了。其具体表现为我国在近几年中资本—劳动比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发生显著上升的时间的确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后。这首先可以从我们计算出的整个经济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格式得到证实(这里使用的是张军和施少华(2000)整理的1978-1998年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总量数据，作者对1998-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了补充)，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经济部门中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10年，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基本是变化不太显著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加速。所以，大体上，1989—1990年似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同时观察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加速提高了。尤其是我国近几年向重化工发展的趋势，加速了我国资本密度的上升。但是，随着资本密度的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出现递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资本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容置疑，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资本、劳动、技术、资源)，资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以来，经济的增长率却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过早出现的资本深化已经开始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一)引起投资效率明显下降

我们知道，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观察资本生产率变动的一个量标就是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依据索洛(Solow,1957)发展出来的关于增长核算学的一个简单分解方法，在不变的规模报酬、外生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市场的假设下，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成：

gy=αg1+(1-α)gk+e

其中，gy，g1和gk分别是产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α是劳动的产出弹性，e为索洛残差，或者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PP)的增长率。在我们这里，它可以反映或者捕捉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化。经过变换，我们就可以得到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的表达式：

gk-gy=α(gk-g1)-e

或者g(K／Y)=αg(K／L)-g(TFP)

在现有的文献里，资本的边际效率常常用“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ncrementalCapital-OutputRatio，简称ICOR)来衡量。而且边际资本—产出比率是一个更容易计算的指标。因为根据定义，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dY／dK)，即产出的增量与资本存量变动的比率。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动(dK)等于投资流量(1)，因此，在总量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GDP／1)来表示。显然，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dGDP／I)的倒数：

ICOR=I／dGDP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在表1计算出了1980-2003年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并将5年移动平均的ICOR的变动格式描绘在图2中。图2非常清晰地显示，改革以来，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在维持了10多年的近乎常量之后，从1994年开始急剧上升了，意味着投资的边际效率在1994年以后显著恶化了。

因为资本—产出比率(K／Y)等于资本的产出弹性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的乘积，所以，图2显示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格式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产出比率的类似变动轨迹。根据我们前面计算的数据可以看出，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也大约同时在1993-1994年开始急剧上升了。

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增长率时，需要由较高的储蓄率来支撑，由此形成了消费不足及就业率下降的明显趋势；另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不断增加时，加上技术进步作用的效应弱化，使得资本或投资本身的报酬递减，失去了经济增长支撑本身的能力，由此也出现了投资效率低下的增长现象，经济增长转向非集约型方式发展。

(二)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

在20世纪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在GDP的比重基本在25%左右浮动，但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个比重发生了显著而且快速的上升。尤其是最近几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要达到50%(2004年已经超过50%)，充分显示出资本增长率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内日益活跃的投资活动，以及资本增长率的不断上升，使得国内资本急剧扩大，大量的资本沉淀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内，同时投资效率的恶化又使得资本的效率越来越低，经济的发展不得不陷入依赖更多的投资和资本来推动的局面，经济的发展向着投资需求水平完全主导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向倾斜。也就是我国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必然要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其结果是投资需求在GDP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也就是说近几年内我国目前I／GDP比重过大的局面不会有大的改观。

(三)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资本深化的趋势使得我国的工业向重化工的方向发展，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以资本来代替劳动，其结果是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效率进一步缺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从2003年以来我国这轮的投资热可以看出，目前主要的投资集中在重化工业业和建筑业上，而我们知道这些部门都是高投入、高耗能的产业，但是这种以高能源消耗为代价的投资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从近两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煤、电、油、运的紧张程度可以看出这种经济增长的代价。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是资本和资源相对稀缺，最有效的投资应该使得资本和资源得到最优化的利用。这就要求我们要进行资源深化，也就是要充分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科技、知识和人力资本等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潜力，也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这些服务包括计算机、会计、金融、保险、运输、法律、贮藏、交通、教育、科研等，它们的产出更多地体现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服务，而这种种产出被用作商品与服务进一步生产和投入，进而提高劳动与其他要素的生产率。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资本过早深化的结果会导致我们步入牺牲环境的高耗能、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型道路，而与我国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违背。

三、投资体制是资本深化出现过早的根本原因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中的要素密度和资本的边际效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对于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资本密度的显著上升通常只是在经济的发展接近于实现充分就业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而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着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应该是一个常识。可见，这个提前出现的“资本深化”现象的背后是有体制上的原因的，这是一个需要在中国的投资体制中才能得到较好解释的现象。

中国经济的资本形成是由地方政府的局部增长目标决定并在一个非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相互竞争的结果。这样的投资体制造成了改革以来中国地方经济的投资结构和经济的部门结构更加趋同而不是相反。总量的投资远远高于在一体化的市场体制下的最优均衡值。由于过度地投资，大量的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从而赢利能力恶化)的领域，使得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这些年来出现了持续而显著地下降趋势。过度的投资同时也减弱了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制约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看到投资的效率在经历了改革以后10年的改善之后急剧转变为不断下降的模式，而投资效率的下降显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中国的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的严重性以及现有研究所发现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的下降，应该都可以从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恶化的问题中找到相应的解释。

一般来说，从整体上来考虑，与东亚经济不同的是，中国在达到劳动力供给短缺之前将经历相当长的劳动力过剩的时期，这意味着工业化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定着中国这样的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能力。但是，增长的持续性不仅取决于要素的供给能力，重要的上取决于有效配置要素的能力。因此，从体制上说，要实现持久的高速经济增长，需要用资本去替代更多的劳动力，需要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中长期，投资的选择和投资的效率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金融体制的功能也是帮助筛选到有效率的投资项目和改善投资的效率，所以，对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说，有效的金融体系和投资的选择决策比要素本身更为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体制的变化主要是在融资方式上，由过去的单一政府财政融资转变到了信贷和所谓自筹资金为主的多元化方式。但是，在投资项目的选择和投资决策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投资收益率的问题上，却始终没有进行彻底化改革。中国的投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而在改革以来，投资的决策机制更加行政分散了，它几乎完全建立在地方政府的自主增长目标的基础上，资本的配置和工业化进程建立在相互分割的、而不是一体化的“古典竞争”的环境中。不仅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上，而且在“私人领域”的投资决策的几乎所有阶段上，政府的偏好和影响都直接决定着投资项目的选择。局部化的投资选择和决策典型地造成大量的投资没有真正产生收益，重复建设、相似的生产能力被不断累积和闲置、建筑物空置等，所有这些后果在中国的媒体上经常被曝光，已众所周知。

从国内的资本分配来看，银行大量的金融资源被说服给了有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背景或者受政府支持的国有部门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或者是对大型重点企业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或者是新建大中型项目等，或者用于其它的非赢利项目。私人企业部门始终难以获得金融的支持。在这个从体制上歧视私人部门的发展的格局下，资本的分配结构严重偏斜在政府主办的和国有企业部门，资本投资创造就业的能力就无法提高，因而投资的效率不断恶化的趋势也难以扭转。

本来，增长率的下降提醒我们，私人部门在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上被过度地抑制已经开始阻碍了增长的持续性。但是，1998年以后，主流的认识却把中国经济的问题定义成了总需求不足，结果扩张的财政政策被采纳。财政的扩张不仅无法改变金融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偏斜问题，反而将政府依靠不断增加的赤字来实现的支出增加投向了并不产生显著收益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和重大的工程项目，从而进一步牺牲了投资的效率，这个短期的支出增加也为政府的财政增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的经济增长似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因为中国从要素的供给能力来判断将有相当长的高速增长的潜力，但从体制的扭曲来看，中国似乎已经走上过度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了。这深刻地暴露出了中国经济有效配置要素的能力的缺陷。从未来的前景来说，鼓励和扩大私人经济部门，真正给予私人企业家充分接近金融资源的机会至关重要。只有私人部门的发展才能让企业家来决定资本的分配，这当然就需要真正改革现行的与国有部门向匹配的金融体制和银行部门的体制。中国的投资体制和金融部门的改革一直被延误和滞后了，但最终却又到了这些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候了。

经济增长范文第3篇

大行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仍在健康轨道运行，经济放缓持续时间不会太长，相较保增长，

抗通胀更为紧要，因此，适度偏紧政策立场将延续。

长江证券 童兰

网络零售来袭，传统百货转型突围

随着网络零售的日趋成熟和大众消费习惯的改变，网络平台作为一种零售渠道也开始逐渐渗入到实体百货的商品品类，传统百货的竞争压力加大。尽管如此，传统百货仍具备自身的成长空间，未来其突围的可行途径包括：重新定位找到更精准的细分市场，如凸显服务功能，强化高端百货市场优势；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增强娱乐以保持自身的集客能力，如发展购物中心业态，维持自身的聚客优势；开展电子商务业务主动保住并拓展市场份额。

国金证券 毛峥嵘

奢侈品有望下调关税，凸显政策放松预期

奢侈品下调进口关税对包括国人离岛免税在内的免税品行业影响十分有限，只要中国奢侈品的关税和消费税依然存在，奢侈品的品牌定位和针对不同渠道的全球定价体系将有效实现有税商品和免税商品的差异化定位。而降低奢侈品关税、扩大奢侈品消费在国内销售规模的逻辑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免税品行业放松入境免税店设立的政策预期。中国国旅作为唯一一家拥有全国性免税品经营牌照并率先在海南启动离岛免税业务的上市公司，无疑将显著受益。

中信证券 黄巍

啤酒行业进入后整合时代

2010年中国啤酒产量4483万千升，连续9年世界第一，2000-2010年年复合增长率为7.4%，是同期全球增速的三倍，预计未来5年中国复合增长率为4%。2010年中国人均啤酒消费量为33.4升，略超世界平均水平，但仅为西欧平均水平的1/3、加拿大的1/2，与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韩国也有一定差距，存在上升空间。啤酒行业已步入整合后期，发展稳定，市场将集中于华润雪花、青岛啤酒和燕京啤酒等几家龙头公司。

东方证券 杨春燕

“智慧”旅游

智慧旅游就是利用移动云计算、互联网等新技术，借助便携的终端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旅游相关信息，并及时安排和调整旅游计划。简单地说，就是游客与网络实时互动，让游程安排进入“触摸时代”。智慧旅游把景区、旅行社、酒店以及旅游相关产业的信息资源整合到一起，打造一个统一的智慧旅游中央管理平台和旅游资源数据库，让游客通过电脑或手机就能了解到出行、住宿、游览等相关需求，大大增加了旅游的便利性。

安信证券 赵志成

空调业龙头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

中国目前已发展成为占据全球70%产能的空调生产大国。2010年空调行业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政策推动、新兴市场需求的崛起和农村、城市空调的普及。受成本压力、外资品牌以及渠道的挤压，空调行业市场集中度自1990年代开始持续提升。2007-2010年间，受行业竞争格局优化的影响，空调龙头企业经历了新一轮的快速成长。未来几年，在变频技术变革、政策退出以及原材料成本提升的推动下，空调行业将进入新一轮的洗牌阶段，龙头企业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

申银万国 罗 娄圣睿

经济增长范文第4篇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律。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即一国的所有生产能力得到完全释放所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

例如，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10.3%(5.8%+4.5%)。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9.7%。与预测的失业率10.3%相当接近。但是，当人们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发现该定律在我国并不适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奥肯定律并未透彻的理解，忽略了它适用的条件。本文将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讨论来探讨它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奥肯定律中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奥肯定律中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失业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

（一）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的应用

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研究的是排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以外的失业率。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起因来看，我国目前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自然失业率，另外，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首先，我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我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企业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高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一来，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降低。

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我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因此，在我国，“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形式，下岗工人转换成失业工人，使失业率增加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可能并未糟糕。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我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

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3.6%，2002年4%，到2003年的4.3%和2004年的4.2%。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同时，我国的失业率统计还面临以下问题：失业统计反映不全面，不涉及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中隐性或半公开失业在全国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从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潮”中可见一斑，然而却没有列入统计中。失业年龄上限为男50岁、女45岁，比实际退休年龄小10岁。这使得失业率统计值与实际值存在很大偏差。我国失业人数以年末最后一天的人数计算，是时点指针。而在理论上，应该以一段时间内的失业人数统计，即采用时期指针。国际通用的失业率为月度统计值，而我国采用的是年度统计值。国际上通用调查失业率，而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

由于种种原因，失业后到有关部门登记的人数与失业人数之间有颇大的出入。无法统计大量的隐性失业。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中“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造成了大量隐性失业。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只得到生活补助、且实际上没有工作的下岗人员。他们都未被有效地加以统计。可见，中国失业统计的方法与指针已经与现在的经济发展相脱节。

（二）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奥肯定律的应用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奥肯定律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按照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稀缺性，根据价格信号制定投资策略，汇合成宏观经济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可见，“奥肯定律”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通常是以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为前提的。因此，从理论上讨论和经验上验证“奥肯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应该从我国市场发育水平，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的程度出发，着眼于考察上述条件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即企业是否按照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稀缺性，而从相对价格信号进行投资，汇合成宏观经济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国刚刚进行机构改组，站在一个起步的位置上，作为市场经济的新的参与者，我国的市场机制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并且，我国的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市场运作不完全是由“看不见的手”控制，也不完全是以价格机制为导向的。

奥肯定律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反过来，宏观经济政策也影响着奥肯模型。不管政策的效力是否足以强到改变模型中的相关关系，宏观经济政策都会对之产生一定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保证了公平，也阻碍了价格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奥肯定律反映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失业率变化的应用局限

进一步说，“奥肯定律”仅仅反映在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失业率变化之间的一种相关关系，而在经验检验时，通常并不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率变化或失业率变化的其他因素。因此，对于这一经验关系的表述通常有两种方式：表达失业率变动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即UcYΔ×-=ΔαYΔ；表达产出增长率对失业率变化的影响，即YcUΔ×-=Δβαβ。其中，Y为产出增长率的变动，Δ为失业率的变动，c是常数项，U为经验系数。在奥肯的最初研究中，这个定律揭示了失业率下降与经济增长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而更准确地说，是指实际失业率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百分点所引起的实际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的偏离百分点（Okun，1962）。

实际上，在经济增长率之外，还有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影响失业率的变化或就业效果。例如，在自然失业率构成了整个失业率2/3以上的情况下，与造成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有关的劳动力市场功能，以及政府和社会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培训等服务的能力，对于治理失业具有更加直接的作用。因此，在实际中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下，用我国的经验数据去验证奥肯定律就会发生偏离甚至违背。

同时，经济增长本身既可以是就业友好型的，也可能是排斥就业型的。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增长，而这种类型的增长并不能同步地带动就业的扩大。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将其作为政府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的一项措施。

但是，在这个时期有三个因素不利于经济增长率带动就业的扩大。决策者和许多学者都主张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认为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将阻碍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郭克莎，2004）；由于储蓄增加与贷款意愿不足的矛盾，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观经济现象演化成持续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信号，从而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成为政府推行重工业化战略载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容易获得贷款，融资成本降低，而更反映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正好相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投资方向不利于那些吸收较多就业的产业，造成就业促进效果不明显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出现了工业增长中技术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趋势。

就目前来看，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很多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很大程度上缩短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带来了机械化代替人性化的趋势。先进技术及设备以更高的效率代替了很多人们能够从事的工作，这样，就会有一部分人“被迫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率提高，反而带来高失业率的现象。

经济增长范文第5篇

一、我国高失业与高增长并存的现状

经济学一般原理认为，在通常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会扩大经济规模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反，严峻的失业只会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出现。然而我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却表明，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高失业率已经并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继续并存。

从表一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世界最高水平，但是与此同时失业率也逐年上升。而且这个失业率指标由于下列几点原因，是一个不完全的关于真实失业状况的信息。首

先，它包括的年龄范围过窄，即男性在16-50岁，女性在16-45岁之间，上限甚至低于已经很低的退休年龄。其次，它没有包括实际已经没有工作但享受下岗待遇的人员。第三，那些尽管处于失业状况，但并未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登记的人员，也没有包括在失业人员范围内。此外，这个统计的分子和分母中没有包括在城镇工作但没有当地户口的劳动者（蔡昉，王美艳，2003）。

因此，登记失业率并不是反映失业状况的全面指标。可以使用一些调查得出的失业率作为登记失业率的参考和补充（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2002）。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城市失业率为9.4%，其中男性为8.7%、女性为10.4%，男性失业率低于女性失业率。镇失业率为6.2%，其中男性为5.9%、女性为6.6%。城镇失业率为8.3%，其中男性为7.7%，女性为9.0%。此处在计算失业率时，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都是指处于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与登记失业率的年龄范围不一致。

我们还可以用微观调查的数据来计算调查失业率，以便印证宏观的数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福州、上海、沈阳、西安和武汉五城市所作的调查，1996年9月以来，五城市16-60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率一直在8%以上，而且在持续升高。从2002年2月开始，失业率甚至超过了14%，远远高于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由此来看，不管是宏观的全国普查数据，还是微观调查数据，得到的城镇失业率都远远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中国实际的失业状况比登记失业率所反映的程度要严重得多。

二、基于哈罗德模型的分析

根据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的自然增长率函数：gn=n+q（其中gn代表自然增长率，n代表人口增长率，q代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部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技术进步的贡献。那么在满足gn=n+q的前提下，充分就业应该得以实现。但是我国的现实并非如此（见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年份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已经超出了哈罗德模型描述的由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所共同决定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却仍未达到充分就业，呈现出如前所述的高失业与高增长并存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模型是建立在满足了gn=n+q就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之下，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和农村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一方面，我国的失业率的统计一般主要是在非国有企业里，而国有企业大量的是不被计算

在失业率中的隐性失业。随着部分国有企业逐渐向非国有企业转变，随着隐性失业现象的日益显性化，失业率就趋于上升。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吸收原本不属于城市就业人口的农业人口，所以今后即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其吸收的农村劳动力会增加，但仍无助于解决城镇失业人口，进而降低失业率。2.竞争推动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必然会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致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等量产出中包含的劳动份额、等量投资中创造的就业机会均呈下降趋势。理论上而言降低资本有机构成可以减少失业，但是实际上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资本有机构成是不能任意降低的。

三、高失业与高增长并存的原因

我国目前严峻的失业问题，是在国民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下发生的，因此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造成的。从失业的类型来看，主要是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失业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1.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西方或世界各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同时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

向城市转移。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使得农村就业不足问题更加突出，随着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压力愈来愈大。要解决二元经济中的失业问题，关键是要加速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从而提高该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使现代工业部门不断地吸收传统农业部门中游离出来的劳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工业部门，而且接近于零。即是说，从农业中转移出一部分劳动力，农业产值将保持不变。因此，对工业部门来讲，只要投资和生产扩大，农村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动力。然而进入90年代，城市工业部门开始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工业部门的扩张不但没有相应地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反许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己经竭尽。今后随着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逐步推广，农村中的失业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2.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进入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开工不足、就业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导致大批国有企业停工、停产、倒闭、破产等，过去国有企业是吸纳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达百分之八九十，现在不仅不能吸纳还得向社会释放冗员，从而形成了近年来最受关注的职工失业、下岗问题。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将会逐渐显性化。

3.产业技术结构调整。

⑴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地位的下降，出现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现象。一方面，由干新兴产业的兴起，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急剧增加，但适合该产业的劳动力因无法在短期内培养而使其供给不足或短缺；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很低，其产品无论在质量、性能、规格和品种等方面都无法适应市场的需要，致使产品的市场需求呈递减趋势，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下降，从而出现失业现象。

⑵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必然会加剧结构性失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目前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上，对重化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占较大的比重，而对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的比重则会相对下降。在这种倩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条件必然会恶化。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出口产品结构进行升级换代。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换代的目标，应是增加技术含量高的商品的出口比重和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逐渐地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导向重化工业为主导转变，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比重会逐渐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则会下降，从而使结构性失业更加突出。

4.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般来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不利于就业的。因此，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增加失业、下岗问题的严重性（但这只能说是短期内产生的状况，而从一个较长时期作考察，情况来必如此）。我国进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迹象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第二产业领域。我国在这期间，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实际上是在高速发展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带来相应的就业增加，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的第二产业已走上了一条集约型发展的道路，正在经历“资本深化”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身上，也体现在数量众多的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上。

四、高增长下缓解失业的对策

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是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然而高增长下的高失业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在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降低失业率呢？

1.确立经济与就业协调增长的发展战略

确立经济结构调整同就业结构调整相协调的战略。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调整的内容和构成，要兼

顾就业的需要，以适应社会和职工的承受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一是要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要在某些产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二是要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三是深化产业分工，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同时，确立推行土地规模经营与发展多种经营相结合的战略。今后在推行土地规模经营的同时，必须引导农民发展多种经营，搞农业产业化，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

2.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以缓解就业的压力

我们之所以要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由于技术进步与增加就业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特别是短期内），因此，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进行技术选择时，必须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资金密集和资源密集型技术为辅。即是说，考虑到我国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在进行产业和技术选择时，必须向劳动密集型倾斜，要选择多用劳动力的类型，在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多增加就业。二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根据我国的国情，经济增长必须要建立在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随着工业发达国家生产自动化进程的加快，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在逐步消失，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价值，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3.发展人力资本，调整劳动力结构，减少结构性失业

我国目前一方面失业严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岗位空缺，即失业与空位同时存在，表现为无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就业难，而有一定技术水平或熟练劳动力却远远供不应求，致使一些企业关键岗位空缺。随着新兴技术和产业部门的不断产生，不仅社会经济运行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由于产业分工的不断加强，职业种类日益增多，职业间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数量型过剩与质量型短缺的矛盾愈益突出。在25岁以上的年龄区内，我国目前受过大学本、专科教育的人只占2%，加拿大、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7.4%、32.2%和21.1%。这种落后的人力状况势必难以满足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需要，出现结构性劳动供求矛盾。要解决或缓解这一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调整产业结构时，必须要树立人力资本的观念，把劳动力作为一个能动的、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包括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举办各种职业类型培训班，以尽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使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以减少结构性失业。同时，也只有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才能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需要。本文出自:

4.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就业

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意味着第

一、第二产业能够得到质量好、效益高的各项服务，从而使第

一、第二产业的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第三产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高、投资少、见效快、吸收劳动就业多等特点，在解决我国失业问题中地位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其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吸收劳动力也很有限，不到劳动力总数的25％，而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在60％左右。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己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瓶颈产业，今后我们应将第三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来看待。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据有关部门测算，仅仅是由于第三产业中的交通和通讯上的滞后发展，我国每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百亿美元之巨（张宗斌，1998）。因此加大对基础设施等的投入，既可以为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又有利于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及下岗职工兴办第三产业。同时在办理登记手续，发放经营执照，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提供各种方便，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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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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