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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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作者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三角函数概念；困惑；折扣率；投影定义法

三角函数在高中数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因此，学生深刻理解三角函数的概念尤为关键.在初中，定义了锐角三角函数.到高中，一般来说有“单位圆定义法”和“终边定义法”两种定义（苏教版用“终边定义法”引入三角函数，而人教版则用“单位圆定义法”引入三角函数）.教材中不管采用哪种定义，实践证明，教师在教学中有很多的疑惑和纠结.

背景

来自一线从教多年的教师（四位高中教师和二位初中教师）与数学教育专家张奠宙教授一起，对三角概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讨论.

1. 一线教师的困惑

偶伟国（苏州太仓高级中学）：在直角三角形中，锐角的正弦是对边与斜边的比值. 高中从锐角推广到任意角的三角函数，锐角放到第一象限，学生可以解释和理解，如果角推广到钝角甚至到任意角就很难用“正弦是对边与斜边的比值”来说明和解释. 近日，听了一节《任意角三角函数概念》省级公开课，教师请学生先操作，再探究与讨论. 第一象限可以用类比的方法，终边上任意一点，利用两个三角形相似、比值不变性定义三角函数. 至于推广到任意角三角函数，没有探究出“所以然”. 只说是类比，那怎么类比呢？讲不通道不明，就一笔带过，弄得学生不明不白，一头雾水.

2.?摇 张奠宙教授谈三角

三角函数怎么教？三角函数的背景如何？对边比斜边的值是不变，是描述性理解，只要记住就行，但还要确认过.

（1）投影、折扣率与三角比

如果按照过去的办法来教，什么叫正弦？对边比斜边的比值. 这个东西将来有什么用处，怎样测量. 正弦的定义是怎么来的是不管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将来慢慢地用到，才明白定义的作用.

三角函数与三角比问题，能不能借助折扣率理解三角比？是新鲜事，张景中院士提出来希望将此观点编入教材. 正弦、余弦原来就是折扣率，一个梯子放在墙上，它的投影的长与梯子长的比就是正弦. 角度一样，两个梯子平行，梯子长了它的的影子也长了，梯子短了它的影子也短了. 但它的折扣率是一样的，如都打了个八八折等，反映出比值的不变性. 这个是核心，是关键性问题.折扣率的重要性在于到高中以后的单位圆中得到正弦线、余弦线、正切线就是投影.由此可以画出三角函数图象，得到它的性质. 影子长度关系全局，它不光是生活的原型，在整体的数学上来看，它贯穿三角函数知识的全部. 从影子的长度来看，比值一样折扣率也一样，折扣率随着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就是三角函数. 单位圆里斜边为1，所以投影就是折扣率，正弦线等于折扣率.

（2）三角比的现实生活原型

三角比在目前的教科书中没有生活原型. 折扣率可以作为生活原型，这个观点的提出有它的价值与意义. 例如与面积的关系问题，为什么面积公式为absinC，面积为什么会与sin连在一起？对它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直角三角形如果一歪的话，面积里面就出现sin. 边a上的高等于bsinC，就是b在边a的高线上的投影.

（3）从斯根普（R.Skemp）理解分类剖析三角

三角比是一种语言，本来正弦就是对边比斜边的比值. 正弦是一个名词，为了我们今后讲话方便起见，这个比值被单独赋予了一个名称. 以后讲正弦是同角有关的一个函数时，工具性理解分三类：第一类是记忆的，即记住这个知识，sinA就是对边比斜边的比值，记住就达到目的. 第二类是描述性的，原来的对边比斜边的比值，比值是不变的. 通过三角形相似的知识来解释比值的不变性. 第三类是确认性的，即你量一量线段的长度，算出比值确实是不变的，只要角度不变，随便你怎么放大，对边比斜边的值总是不变. 确认了就好了. 至于进一步的理解，后面也有三层：一层是结构性的理解，就是对边比斜边，还有邻边比斜边，对边比邻边等共六个三角函数，这是一种结构. 这个结构建筑在相似三角形之上，没有相似三角形三角函数就出不来. 不能笼统地说三角函数是陡度，因为陡度是讲一个倾角或一个仰角就可以了. 三角函数要比陡度要更进一步，因为三角函数有比值的问题. 第二层是过程性理解，它是怎么来的？原始是怎么定义的？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些过程？学生解题可以不需要. 第三层是思想方法的理解，三角比的价值在于将三角、代数、几何联系在了一起，它的形式化表达是怎么样的？可以将这些提炼成数学的思想方法，这样的理解是最高层次的.

改进

能不能把初中锐角三角函数概念作为高中任意角三角函数定义的铺垫？能否将高中任意角的“单位圆定义法”和“终边定义法”形成统一的定义？笔者进行了以下的探索.

1. 建议初中引进投影概念

如图1，在RtABC中，斜边AB在α的另一边上的投影为AC=ABcosα，在与AC垂直的直线上的投影为BC=AB sinα. 在锐角ABC中，AB投影分别为AD与DB（如图2）. 在钝角ABC中，α为钝角，AB投影分别为AD与DB（如图3）. 特别注意的是当AD在AC的反向延长线上时投影值为负数. 投影与射影不同，投影值可以为负数、正数和0.

2. 改进初中锐角三角函数定义

?摇?摇如图1，在RtABC中，∠C＝90°，把锐角A的对边与斜边的比叫做∠A的正弦，记作sinA，即sin∠A=.

改进为：在RtABC中，∠C＝90°，把锐角A的斜边在直线BC上投影与斜边的比叫做∠A的正弦，记作sinA，即sin∠A==折扣率.

三角比的现实生活原型为斜边在直线BC上投影的折扣率. 定义的关键是找出这个角的另一边和该边所在直线垂线上的投影，还要注意投影的正负性. 锐角在直角边上的投影不可能在反向延长线上，因此锐角三角函数的值为正.

3. “单位圆定义法”与“终边定义法”合并起来改进为“投影定义法”

在人教版《普通高中实验教科书・数学4・必修（A版）》中，三角函数采用了如下定义（简称“单位圆定义法”）：

如图4，设α是一个任意角，它的终边与单位圆交于点P（x，y），那么：

（1）y叫做α的正弦，记作sinα，即sinα=y；

（2）x叫做α的余弦，记作cosα，即cosα=x；

图4

（3）叫做α的正切，记作tanα，即tanα=（x≠0）．

图5

改进为：如图5，设α是一个任意角，它的终边取一点P（x，y），令OP=r=1，那么：

（1）y叫做α的正弦，记作sinα，即sinα=y；x叫做α的余弦，记作cosα，即cosα=x；

（2）叫做α的正切，记作tanα，即tanα=（x≠0）.

说明：（1）y，x的几何意义分别是OP在铅垂方向、水平方向的投影.

（2）α的正弦是OP在铅垂方向投影对于OP的折扣率. 因为分子、分母同时扩大的倍数相同时折扣率不变，所以函数值与点P在终边上的位置无关.

（3）折扣率分母为1，就是“单位圆定义法”，此时P（cosα，sinα）. 折扣率分母为r，就是“终边定义法”，此时P（rcosα，rsinα）. 点P的横、纵坐标分别是OP在水平方向与铅垂方向的投影.

理由

用折扣率定义锐角三角函数和用投影定义任意角的三角函数有许多优点.

1. 整合概念，彰显本性

“单位圆定义法” 中自变量与函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 ，有函数的“味道”.能简单、清楚突出三角函数最重要的性质――周期性. “终边定义法”在引入时的自然与和谐，然后特殊化为“单位圆定义法”，也受很多教师的青睐. 整合两种定义，合并成“投影定义法”. 更突出了两个定义的一致性. 因此，“投影定义法”既有“单位圆定义法”的直截了当、理解本质，又有“终边定义法”的逻辑严谨、便于教学. 如此整合概念，适应了认知规律，体现了初、高中教材的连贯性，彰显了编者与教者的智慧和匠心，突出了三角的本性.

2. 解决疑惑，便于理解

根据现有教材，教师的疑惑主要有三个方面：①“单位圆定义法”中，交点是特殊的，缺乏一般性，不符合数学定义的要求. ②“单位圆定义法”和“终边定义法”不利于解释将锐角三角函数推广到任意角三角函数的因果关系. ③“单位圆定义法”不利于解题. 如在解“已知角α终边上一点的坐标是（3a，4a），求角α的三角函数值”时，用“终边定义法”非常方便，而用“单位圆定义法”很不方便. 在“求的正弦、余弦和正切值”时，用“终边定义法”就不方便了，用“单位圆定义法”就有优势.

概念形成一般遵循：“历史发展、概念本质、认知规律、便于应用”的原则，可见，“投影定义法”定义任意角三角函数是适当的. 如锐角三角函数推广到任意角三角函数，引进投影，由于投影可以取正、负、0，锐角推广到任意角三角函数显得和谐、自然、易懂. 这样就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解决疑惑.

3. 构建知识，凸显思想

“投影定义法”有利于构建任意角的三角函数的知识体系. 自变量α与函数值x， y（x轴上的投影与y轴上的投影）的意义非常直观且具体，三角函数线与定义有了直接联系，克服了教学上的一个难点. 由此，使我们能方便地采用数形结合的思想讨论三角函数的定义域、值域、函数值符号的变化规律、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诱导公式、周期性、单调性、最大值、最小值等.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理解三角函数中自变量与函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把实数轴想象成一条细线. 三角函数定义中取OP=1，P在单位圆运动时，正弦值是OP在y轴上得投影，且投影y的变化范围为［-1，1］线段上伸缩，P的坐标为（cosα，sinα）. 取OP=r，P的坐标为（rcosα，rsinα）与半径为r的圆的参数方程x=rcosα，y=rsinα（α为参数）相关联.

4. 符合历史，找回原型

三角函数发展史表明，任意角的三角函数是因研究圆周运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曾被称为“圆函数”. 但是用线段的比来定义三角函数，是欧拉在《无穷小分析引论》一书中首次给出的. 在欧拉之前，研究三角函数大都在一个确定半径的圆内进行的.所以，采用“投影定义法”能更真实地反映三角函数的发展进程. 又能与时俱进地发展概念. 对于锐角三角函数定义，张景中院士提出：边长为1的菱形它的面积就等于sinA. sinA是对于边长为1的正方形压扁成菱形的折扣率.三角形的面积为什么不是两边相乘，而一定要乘以高，因为它矮了，所以要乘以一边上的折扣. 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相乘就好，一弯的话就不能这样做，相差一个折扣. 打折扣，打多少？就是这边上的高（投影）. 初中的平面几何中三角形的高与正弦有关，其本质反映了投影与面积的关系.

5. 投影相伴，贯通三角

“投影定义法”使三角函数反映的数形关系更直接，为后面讨论三角函数的性质和图象奠定了很好的直观基础. 不仅如此，这一定义还能为“两角和与差的三角函数”的学习带来方便，因为和、差公式实际上是“圆的旋转对称性”的解析表述，和、差化积公式也是圆的反射对称性的解析表述.

另外，向量数量积中（如图4），b在a方向上的投影为OP=bcosθ=∈R（注意OP是射影），所以a・b的几何意义是a・b等于a的长度与b在a方向上的投影的乘积. 再如，S=acsinB=bcsinA，即a和b分别在边c垂线上的投影与c的积乘以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在解三角形中，已知二边和其中一边的对角会产生一解、二解和无解问题，其本质就是对投影与一边的大小进行讨论.总之，在学习三角时，只要脑子中有投影，所有内容就好学易懂了.

汉书作者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史记》；《汉书》；语言；比较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两部历史散文巨著可谓是两汉史学上的“双子星座”，也是中国史学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汉书》中所写的西汉二百三十年历史中，关于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依照《史记》，其中有五十多篇人物传记就是依照《史记》的原文增删改易而成的。本文选择《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和《汉书》中的《项籍传》、《高后纪》的重叠部分作对比，从语言的角度具体描写两书的差别，并浅析这些差别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和思想现象。

一

关于项羽，司马迁把他列入了本纪中，其中详细而精彩的描写使得《项羽本纪》成为了《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而对于中国的第一个女统治者吕后，司马迁也将她列入本纪，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班固则把项羽放在了人物传记中，并在传中大量删减了《史记・项羽本纪》中的精彩部分――鸿门宴，只留几语交待，而详写在《高帝纪》中。对吕后的描述也分别放在了《高后纪》和《外戚传》中。《汉书》大多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有增有删，在内容上有取舍，在文字上有改动，其中有包括动词、代词、名词等同义词的替换，用字的差异以及句式的差异等方面。[以下出现的例句，均选自（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和（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例句后的数字是句子出现的页码。词的排序按照首字音序排序。

（一）同义词的替换

1.同义动词的替换

在对《史记》的《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与《汉书》的《项籍传》、《高帝纪》（鸿门宴）、《高后纪》、《外戚传》的重叠部分的对比中，共发现了19例同义动词的替换，举例如下。

（1）从――归

“从”和“归”都有归顺、归附的意思。“从”是跟随的意思，引申为归顺。“归”是回家的意思，引申为归附，归属，汇聚。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句：“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302）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梁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不忍杀。’”（1800）《汉书》用“归”替代了《史记》中的“从”。

（2）观――视

“视”和“观”都是“看”的意思，但“视”是指一般地看，粗略地看，而“观”字，《说文解字》解作“谛视”，即注视，有目的地看。《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居数日，召孝惠帝观人彘”（397）一句，在《汉书・外戚传》中写为：“居数月，乃召惠帝视‘人彘’。”（3938）《汉书・外戚传》用“视”字替换了《史记》中的“观”字。

（3）烹――斩

“烹”是古代一种酷刑，用鼎来煮杀人，引申为杀、消灭。“斩”指砍断，引申为杀。“烹”和“斩”都有杀的意思，表示结束生命的方式，但“烹”字在语气上更重，方式上也表示得更为具体。如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句：“项王闻之，烹说者。”（315）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羽闻之，斩韩生。”（1808）。

2.同义名词的替换

在《史记》和《汉书》描述项羽、吕后的篇目中，共有9例同义名词替换的类型，举例如下。

（1）兵――军

“兵”一般指武器，又指持兵器的人，泛指军队。“军”则是一个集体名词，指军队。《史记・项羽本纪》中“兵未战而先见败徵，此可谓知兵矣”（304）一句，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军未战先见败徵，可谓知兵矣”。（1802）

（2）病――疾

疾、病是同义词，但两者又有区别。“病”常指病得很重，“疾”则常指一般的生病。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有一句：“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其代之。”（403）在《汉书・高后纪》写为：“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乱，不能继嗣奉宗庙，守祭祀，不可属天下。其议代之。”（98）《史记》用了“病”字，《汉书》则用了“疾”字。但在这里，“病”和“疾”并没有很明显的区分意义。

（3）――斧

这里《史记》中用了“”字，《汉书》则用了“斧”字。“”原指切草的刀，即铡刀。“斧”原指斧子，伐木的工具，又指一种古代的兵器。《史记・项羽本纪》中“此孰与身伏质”（308）一句，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孰与身伏斧质”。（1805）质、斧质，都指斩人的刑具。

3.同义代词的替换

在《史记》和《汉书》描述项羽、吕后的篇目中，共有6例代词替换的类型，举例如下。

（1）汝/而――乃

“汝”、“而”、“乃”都是第二人称代词。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句：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之先古之有贵者。”（298）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婴母谓婴曰：‘自吾为乃家妇，闻先故未曾贵。’”（1798）这里《史记》用了“汝”字，而《汉书》则用了“乃”字。《史记・项羽本纪》中还有这样一句：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羹。”（328）《汉书・项籍传》中则写为：“汉王曰：‘吾与若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乃翁，幸分我一羹。’”（1815）这里《汉书》用“乃”字替换了《史记》中的“而”字。

（2）我――吾/己

“我”、“吾”、“己”都属于第一人称代词，“己”是自己的意思。《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句：“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之先古之有贵者。’”（298）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婴母谓婴曰：‘自吾为乃家妇，闻先故未曾贵。’”（1798）这里《史记》中用了“我”字，《汉书》中则用了“吾”字。而在《史记・吕太后本纪》有这样一句：“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395）《汉书・外戚传》则写为：“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3937）《史记》中用“我”字，《汉书》则用了“己”字。在上古汉语里，“我”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吾”可以作主语、定语，但一般不用作宾语。

4、同义副词的替换

在《史记》和《汉书》描述项羽、吕后的篇目中，共有8例副词替换的类型，举例如下。

（1）常――长

“常”指永久的、固定的。“长”与“短”相对，引申为时间久，又用为副词，表示长远地。《史记・项羽本纪》中“孤特独立而欲常存”（308）一句，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孤立而欲长存”。（1805）这里《史记》中用了“常”字，而《汉书》则用了“长”字。

（2）竟――卒

“竟”表示“完毕、终了”，引申为终于。“卒”也表示“终、完毕、结束”，又意为“终于”。《史记・项羽本纪》中“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308）一句，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卒赐死。”（1805）

（3）即――则

“即”也是“则”的意思。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303）一句，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公徐行则免死，疾行则及祸。”（1801）“即”表示“则”的意义在后世很少用。

5、同义形容词的替换

同义形容词的替换在对比中出现了2例，如下例：

苦――罢

“苦”指劳苦，辛苦。“罢”通“疲”，“疲劳、疲乏”的意思。《史记・项羽本纪》中“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328）一句，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毋徒罢天下之民父子为也”。（1815）在这里《史记》用“苦”字，《汉书》则用“罢”字。

（二）用字的差异

1、通假现象

在对比中，共发现了10例通假现象，举例如下。

（1）伏――服

《史记・项羽本纪》中“众乃皆伏”（297）一句，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众乃皆服”。（1797）在这里“伏”通“服”字，有敬佩、信服之意。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还有一句：“骑皆伏曰：‘如大王言’。”（335）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骑皆服曰：‘如大王言。’”（1818）

（2）蹂――

《史记・项羽本纪》中“余骑相蹂践争项王”（336）一句，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乱相蹈羽相杀者数十人”。（1820）这里《史记》用“蹂”，《汉书》写作 “”。“蹂”是“践踏”的意思。“”原指车的外周，这里通“蹂”。

（3）示――视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2440）《汉书》用“视”，在这里通“示”。“示”本是使看的意思，所以能用“视”字表示。《汉书》多以“视”为“示”，如《汉书・高帝纪》中：“亦视项羽无东意”。（29）

2、用词的差异

在对《史记》的《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与《汉书》的《项籍传》、《高帝纪》（鸿门宴）、《高后纪》、《外戚传》的重叠部分的对比中，共发现了19例用字不同的现象，其中包括使用双音节字和单音节字的不同，描述上的不同，以及感彩上的不同等，举例如下。

（1）敢――能

《史记・项羽本纪》中：“楼烦欲射之，项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328）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楼烦欲射，羽目叱之。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走还入壁，不敢复出。”（1816）《史记》用“敢”字，《汉书》则用“能”字。“敢”是敢于的意思，“能”是能够的意思。在这个句子中，“不能发”比“不敢发”表示的程度更深。

（2）黎民――海内

《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史太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412）一句，在《汉书・高后纪》写为“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104）《史记》用“黎民”，《汉书》则用“海内”。用“黎民”着重于百姓，有以民为本的思想，而用“海内”则着重于国家，有以国为本的思想。

（3）破――屠

《史记・项羽本纪》中“又闻沛公已破咸阳”（310）一句，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闻沛公已屠咸阳。”（1808）《史记》用“破”字，《汉书》则用“屠”字。“破”指打败、攻克，而“屠”则指屠杀，大量残杀。“屠”在感彩上属贬义词。

二

在对《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和《汉书》中的《项籍传》、《高帝纪》（鸿门宴）、《高后纪》、《外戚传》重叠部分的语言对比中，主要发现有以上描述的几类差别，包括有动词、名词、副词和形容词的同义替换现象，通假替换现象，以及用词不同的现象等。在两书的这些差别中，我们不难发现，《汉书》在记述相同一段历史上承袭了《史记》的内容，但两书的文字语言风格有着各自的特色，而从两书不同的语言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历史观点和思想倾向。

（一）班固写《汉书》参照了《史记》的内容，但在语言风格上又有区别

在对《史记》和《汉书》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班固在写相同的一段历史时，几乎照搬了《史记》的内容，沿袭了《史记》的体例，多用《史记》的文字，但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增删改易。如在用词上，《汉书》常使用同义词、通假字作替换，在一些句子中改易《史记》句中的词语；在句式上也有着一些语法和描述上的差别。班固虽然参照了《史记》，但在改易的过程中却使《汉书》的语言风格和思想与《史记》有着区别。

在语言上，《史记》善于锤炼语言，对人物的立身行事、神情口吻皆能随物赋形，显其神韵，语言生动形象。而《汉书》行文则拘谨、简略，语言显得冷静客观。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307）《汉书・项籍传》写：“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诸侯军人人惴恐。于是楚军已破秦军，羽见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804）司马迁一连用三个“无不”，把项羽的勇猛雄威写得淋漓尽致，气势磅礴。又如鸿门宴中，《史记・项羽本纪》写：“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312）《汉书・高帝纪》写：“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26）《史记》中“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一句就生动地写出了范增当时急切的心情。而《汉书》描述这三句时所用的语言都只是客观地陈述，不如《史记》生动传神。

除此之外，《史记》常常在叙事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加入了作者的主观论断，而语言也较为口语化。而《汉书》则比较严谨地叙述史事，语言也较为书面化。这些与作者以及成书的背景都有关系。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私人的著述，所以书中往往直接抒发个人见解、评论以及喜怒之情。班固写《汉书》则是奉诏修史，主要取材于政府档案，如诏书、奏议、文人学著等，而他又因生活在专制压迫和思想统治更加严重的时代，这体现在语言上就是严谨、拘谨。

（二）从两书用词在感彩上的区别看作者的思想倾向

由于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年代不同，社会环境也有着差别，所以从《史记》和《汉书》语言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两位作者的一些思想倾向。如《史记・项羽本纪》“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30）一句，《汉书・项籍传》写为“兵皆属焉”。（1804）“诸侯”皆属项羽和“兵”皆属项羽又有着不同的意义，“诸侯”的地位比“兵”高，“诸侯皆属项羽”可看出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在地位上就比班固笔下的项羽地位要高。司马迁肯定了项羽在秦王朝斗争中的功绩，所以将他列入了本纪。而班固则把项羽放入人物传记中写，这是为了更加突出刘邦的统治地位。

《史记・项羽本纪》中：“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311）《汉书・高帝纪》写为：“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义。’”（25）“语”和“告”虽然都是“告诉”的意思，但对上级只能用“告”，这里可以看出班固笔下对沛公的尊敬。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又有这样两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310）、“四月，汉皆已入彭城”（321），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闻沛公已屠咸阳”（1808）、“汉王皆已破彭城”（1802）。《汉书》用的“屠”和“破”字比《史记》用的“破”和“入”字语气上更重，程度上更深。从这两例，我们可以看出《史记》有时候对刘邦的评价又比《汉书》更为谨慎。

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397）一句，在《汉书・外戚传》中写为：“居数月，乃召惠帝视‘人彘’。”（3938）这里《汉书》用的“观”字比《史记》用的“视”字更具有目的性。又如《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药，使居厕中”（397）一句，在《汉书・高后纪》写为“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药，使居鞠域中”。（3938）这里《史记》用“厕”字表示吕太后直接让戚夫人处于猪圈中，而《汉书》用“鞠域”在表示上比较文雅，说吕太后只是让戚夫人处于窟室。

由上述例子可见，《史记》和《汉书》在一些句子中的用词在感彩上有着区别，而正是这些词语，体现出了司马迁和班固对人物的不同评价和个人的思想倾向：司马迁写《史记》更加具有个人强烈的感彩，不回避汉代的最高统治者，在文章中通过语言直接对人物产生自己的评判；而班固写《汉书》受所处环境的影响，凡是记载皇帝及其他统治者的言辞都十分谨慎，一味地歌功颂德，思想浸透着封建意识。

（三）《史记》、《汉书》中的同义词替换现象，可以为同义词的研究提供参照

汉书作者范文第3篇

注体史注

注体是最为常用，并且成果众多的一种体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　、灌输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书文义艰深，必须　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为了用浅近的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　中的疑难，为时人和后人阅读史书提供便利，注体应运而生。注体始于西汉，成熟于东　汉，主要集中于经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家借鉴经学家注经的方法注解史书，　使这一体式的史书注释成果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注。这一时期对纪传体史书所作的注数量　众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时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时刘昭《后汉书》注及　《续汉书》注等。

裴松之(372-451)奉旨为《三国志》作注，他“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其寿所不载，　事宜存录者，则罔不采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　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　之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3]裴注以补阙、备异、惩枉、论辨为主，扩大了史注的　内容和范围，开创了史注的新体式，对后来的史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文帝览后称赞　说：“此为不朽矣。”[4]刘昭搜集各种《后汉书》及相关材料补注范晔《后汉书》及　司马彪《续汉书》，“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史，世称博悉。”[5]清人钱大昕　说：“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卷首特标注补　，明非蔚宗元文也。”[6]唐代李贤《后汉书》注出后，刘昭注逐渐散佚，只有《续汉　书》八志三十卷注尚存。从现存八志的注看，刘昭继承了裴松之注的作法，侧重对事实　的注释，他不仅对原书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补注，而且对本注加以注释，在保存史料、阐　明史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还有南朝齐时陆澄《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卷，齐　紫金光禄大夫陆澄撰”；南朝梁时刘孝标《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　》注一百四十卷，梁刘孝标撰”；南朝梁元帝《汉书》注，《南史元帝纪》：元帝“　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南朝梁时吴均《后汉书》注，《南史文学传》：“均注范　晔《后汉书》九十卷”。

注体史注在编年体、国别体、历史地理及笔记杂志等类体裁史书中也大显身手，著名　的有三国吴韦昭《国语》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韦昭　《国语》注是现存较早的史书注本，《国语解叙》云：“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　《世本》考其源，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韦昭　不仅注释文字，还疏通大义，深得汉人注书义法，宋代宋痒《国语补音叙录》说：“其　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名学。”北魏后期郦道元以前人的著作《水经》为蓝本，广罗地　理著作及地图，并且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大量可靠的资料，撰成《水经注》40卷，将《　水经》中的河流和支流的源流经过，以及历史事迹、风土人情、山川形胜都做了生动而　翔实的记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称赞《水　经注》：“片言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　，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所引书达400多种，宋人高似孙《纬略》中说：“梁刘孝标注此　书，引援评确，有不言之妙……所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除以上三书外　，这一时期的注体史注还有：三国吴虞翻、唐固等的《国语》注，《三国志虞翻传》　云：虞翻“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三国志唐固传　》：唐固“著《国语》、《公羊》、《谷梁》注”；西晋陈寿《季汉辅臣》注、挚虞《　三辅决录》注，见《史通补注》；西凉刘@①“注《周易》、《韩非子》、《人物志　》、《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7]；刘孝标《九春春秋钞》注，见《通志略》；南朝　梁时刘彤《晋纪》注，《南史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　》为四十卷”；东晋郭璞《山海经》注。

解体、训体和考辨体史注

解体主于解说经籍的意蕴奥旨，或逐经籍原文作解，或通论要义。“解”有解释、分　析意，它与注体非常接近，韦昭《国语》注又称“解”，韦昭有《国语解叙》。晋代孔　晁注《逸周书》，每篇题下有“解”字，如《度训解》、《文酌解》、《武式解》等。

训体主于释词，对各种词语可释者都加以训释，兼及解题、诠名、释音、校勘等，是　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和句子，它与注体、解体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这一时期　的训体史注有南朝梁时韦棱《汉书续训》3卷、南朝陈时姚察《汉书训纂》30卷，南朝　陈时藏竞《后汉书音训》3卷。

考辨体以考论辨证前人说解中存在的疑难失误为主要任务，或称为“辨”、“考”、　“辨证”、“辨疑”、“疑问”、“志疑”、“刊误”、“正论”、“匡名”、“正传　”等，这一时期的考辨体史注有：三国蜀谯周《古史考》，《三国志谯周传》：“撰　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晋书司马彪传》：“初谯周　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　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　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家纪年之义，亦行于世”；晋刘宝《汉书驳义》2卷；南朝陈时姚　察《汉书定疑》2卷；颜游秦《汉书决疑》12卷；无名氏《前汉考异》1卷；项岱《汉书　叙传》5卷；三国蜀诸葛亮《论前汉事》1卷；晋代孙盛《异同评》、晋代王涛《三国志　序评》3卷；徐众《三国志评》、何承天《春秋前传》10卷、《春秋前传杂语》10卷；　晋乐资《春秋后传》、谢沈《后汉书外传》10卷。

音义体史注

音义体起于汉魏之际，以注《汉书》开始，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以《汉书》音义　居多。音义体以释音为主，因此也单称为“音”，但也兼及释义，有些以发义为主，一　般则音义兼释。

以标释字音为主的史注非常盛行，出现了众多注本。诸如：三国蜀诸葛亮《汉书音》1　卷、三国嵇康《春秋左氏传音》、徐子儒《史记音》3卷、东晋徐邈《尚书音》、南朝　宋时刘显《汉书音》2卷、南朝梁时夏侯泳《汉书音》2卷、南朝梁时邹诞生《史记音》　3卷、南朝梁时包恺《汉书音》12卷、北齐卢宗道《魏志音》1卷、南朝梁时韦阐《后汉　书音》2卷、北魏刘芳《后汉书音》2卷、南朝梁萧该《后汉书音》。

以阐释所解书籍的要义的义体也逐渐盛行起来，出现了许多义体注本，如南朝梁时崔　灵恩有《左氏经传义》，《南史儒林传》记载，崔灵恩有“《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　，《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兼注音义的史注更多，可查的有：三国吴韦昭《汉书音义》、晋朝晋　灼《汉书音义》17卷、南朝梁时孟康《汉书音义》18卷、南朝宋时徐广《汉书音义》13　卷、北魏崔浩《汉书音义》2卷、《汉纪音义》2卷、韦机《后汉书音义》27卷，还有曹　魏时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的《汉书》注义注音等。

集解体史注

集解是总汇各家注释进行解说，在东晋以降广为使用。由于注者将诸家注文加以汇聚　，减少了人们翻寻之劳，因而很受欢迎。

集解体按其目标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集众说以作解，遍搜所解原书的所　有成就来训解原文，又可称为“集注”。西晋时晋灼《汉书集注》广泛征引文献，集众　家之说，精下评断，“至典午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　辨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8]与晋灼同时代的臣赞，采取类似于晋灼的注例　撰成《汉书集解音义》，“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侧其来，举驳前说……　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是其书。”[8]东晋蔡谟变化臣瓒《汉书集　解音义》将之散附于《汉书》中，“蔡谟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　本。”[8]南朝陈时姚察有《汉书集解》1卷，与上述诸注属于同一类型。这类集解中影　响最大的是南朝宋裴yīn@②《史记集解》80卷，裴yīn@②以徐广《史记音义》为　蓝本，博采诸子百家之长，兼取先辈注书经验，以补益《史记》，“聊以愚管，增演徐　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弥足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　，则数家并列，以徐为本，号曰《集解》”[9]裴yīn@②对《史记》的古文奇字作了　大量的注解，排除了许多文字障碍，为读者提供了便利。《史记集解》与唐代司马贞《　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另一种是集比经传为之作解，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杜预按年将《左传　》之文相应地附于经文之后，然后加以注释，他在《春秋序》中说：“分经之年与传之　年相附，此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因此，这部著作不仅集众家之　说以释经传，而且逐年先列经文，后列传文，然后阐发自己的解释，具有很多创意。与　《集解》相联系，杜预又撰《春秋释例》15卷。《春秋序》云：“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　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　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二者密切配合，于校勘、释义等方面都有许　多卓识。

自注体史注

自注体史注是史注中富有特色的一种体式，是作者对其所编著史书的注释。自注又称　子注，始于西汉，《史记》为其权舆。章学诚说：“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　，其实史马迁诸表已有子注矣。”[10]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的发展，除了史学自身　发展的内在动力外，还与当时佛教译经的子注盛行有关。东汉以降，佛教东渐，佛经译　本纷纷涌现，为了更好地阐发经义，注经者以一种译本作为母本，在经文中引入其它译　本作为子注，以便于研寻，这种注经方法被称为“合本子注体”。支愍度在《合维摩诘　经序》中说：“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阑所出为子，分章断　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案彼读此，足以释乘迂之劳。”史家在作自注时　汲取了合本子注的优点，结合前代的经验将大量注文融入史书中，提高了自注在史书中　的地位和作用，使自注上升为一种史书体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史书中的份量较汉代又有很大的提高，已　成为一些史家著史中的自觉行为，其成功的经验鼓舞了后来的史家，为此后史家作自注　开启了可资借鉴的范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史注家借鉴　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丰富了自注的内涵，扩大了自注的使用范围，出现了多种史书自　注著作。

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自注。从现在的八志中能够看到司马彪的自注文字，经过刘　昭的改造(由小字改为大字)，以“本志曰”的形式附于正文之间。刘昭在《郡国志》注　中说：“本志唯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字，今进为大字”，《百官志》注中　说：“凡是旧注，通为大书，称‘本注曰’以表其异。”

2.北魏杨xuàn@③之《洛阳伽蓝记》自注。该自注在流传中已被混入正文，失去了　本来面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实有自注，世所行本皆无之，不知何时佚脱　”。清代学者顾广圻认为“此书元有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　[11]。

3.晋人周处《阳羡风土记》自注和常璩《华阳士女》自注。《史通补注》曰：“周　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细书”即小字自注，二书自注今已不可考。

4.北周萧大圜《淮海乱离志》自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自注和王劭《齐志》自注　。《史通补注》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　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④，列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从母)。若萧　大圜《淮海乱离志》、羊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　是也。”刘知几指责此四种琐杂鄙碎异体同病，这种说法未必公允。除《洛阳伽蓝记》　以外，其它三书散佚已久，我们无法窥见其自注的真实情况了，但是从刘知几的批评中　我们可以推断出，上述几种自注体史注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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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裴松之.三国志注表[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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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史文学传[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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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书刘@①传[M].

[8]颜师古.汉书叙例[Z].

[9]裴yīn@②.史记集解序[M].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M].

[11]顾广圻.思适斋集洛阳伽蓝记跋(卷十四)[M].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日右丙

@②原字左马右因

汉书作者范文第4篇

一、《史记》语言晓畅，《汉书》语言典雅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汉书》则古雅严整，规范整饬，刘知几评论《汉书》的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82《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大体看来，《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记》多用俗字，《汉书》刻意仿古。郑鹤声言:“《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俗字多则阅者易识，古字多则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传到汉代，其中有许多古奥难懂之词句，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4］53，为了表情达意，不避俗语口语，对于先秦已有的文献资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语言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下面试举两例:《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鸠布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史记•五帝本纪》: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由上面几段文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史记》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时，意思上虽然保持原文特色，语言上则多加润饰，将原本古奥难懂之文变成浅显通俗的今文。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也指出:“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莫不代奇词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5］10可见，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马迁常用当代语言翻译古文这一文学事实。与司马迁翻译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夫婢妾感慨而自杀者”的“慨”改为“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记•自序》:‘小子何敢让焉’，而《汉书》‘让’做‘攘’。《汉书•艺文志》亦云:‘尧之克攘’，今《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此晋人所改。”［6］239对于《汉书》好用古字的情况，安作璋在《班固〈汉书〉评述》中作过简单的总结:“《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7］《汉书》之好用古字，导致它一问世，即被公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书，需口耳相传才能明其义，《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就读。”［8］818《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二)《史记》多引人物口语，保持原汁原味，《汉书》多用书面化语言。《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述语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0］1960《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1］1795《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写作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表明是原来本国史料身份的残存。《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刘知几曾批评班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一生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历甚广，注重吸收民间文化营养，早年的漫游经历不仅为他写《史记》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也为书中语言增添了许多民间色彩。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善用虚词，《汉书》崇尚实词。在1987年黑龙江省教委主持的鉴定会上，根据微机统计，《史记》全书单字4974个，“之”字13659个，句子116567个，最长的句子有43个字，可知《史记》多用虚词。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略，然文法自是未备。孔子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唯子长集其大成。”［12］8《汉书》崇尚实词的运用，较少使用虚词。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六中言:“孟坚于《史记》虚助之字往往节去。”［13］431指出《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的虚词。当然，有些删改是必要的，如《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项籍传》改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去掉一个“也”字，干净利落，语势增强。前人多以富赡形容《汉书》，《汉书》中词汇不断变换，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词表达，如《傅常郑甘陈段传赞》:“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11］3032“称”、“著”、“显”三个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实词的变化反映出班固语言的丰赡。

二、《史记》用字不避繁复，《汉书》力求简洁

对于《史记》、《汉书》用字之繁简，历来学者都有所论述，班彪认为《史记》“尚有盈辞，多不齐一”［8］，《汉书》中欲使文字整饬，删削了许多所谓的“盈辞”。牛运震言:“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史记评注》卷一)所谓“复”，即指司马迁喜欢反复使用相同的句子或词语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如:《匈奴列传》赞语: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0］2919《太史公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10］3300叠句的使用有增强文势的效果。重复陈词，使作者之胸臆与悲慨尽显纸上。班固为追求谨严，多所删削，往往把叠句删改为一句，如将《太史公自序》中这段话改为“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两相比较，《汉书》语势大减，情感也平淡许多。除了这种句子的直接重复，《史记》中还有许多字词呈间隔重复，如《史记•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时云: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0］307三个“无不”连用，楚军之英勇无畏、项羽之威名赫赫、各诸侯军诚惶诚恐之态都跃然纸上。而到《汉书•项籍传》中，却删除了后面两个“无不”，神理顿失，句子语势减损。钱钟书引前人语评价:《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倘病其冗复而削去“无不”，则三叠减一，声势随杀;苟删“人人”而存“无不”，以保三叠，则它两句皆六字，此句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将覆悚，别须拆补之词，仍著涂附之迹。宁留小眚，以全大体……《汉书•项籍传》作“诸侯军人人惴恐”、“膝行而前”;盖知删一“无不”，即坏却累叠之势，何若径删两“不有”，勿复示此形之为愈矣。［14］272肯定《史记》中叠字的运用，对《汉书》删削叠字表示不满。我们在体会《史记》中叠字叠句的精妙时，还应看到《史记》确实存在繁冗的毛病，如《汉书•袁盎晁错传》“从史盗盎侍儿”比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尝有从史尝盗盎侍儿”要简洁。刘知几曾举例批评《史记》之繁琐: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2］457—458对《史记》行文之繁琐非常不满。刘知几《史通•点烦》中史传文当“除字”的十四个例子中，《史记》占了九例，可见刘知几对《史记》的繁冗很不满意。《汉书》力求简洁，对《史记》多有省略，但有些省略并非必要。宋赵彦卫云:“《史记•高帝纪》云:‘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班固删去一‘观’字，失多少意思。”［10］19安作璋也说:“班固又好省字，如《李广传》、《窦田灌韩传》、《酷吏传》等，大多袭用《史记》原文，‘所争只在二三字，却失语气之重。’有时甚至文理不通。如《史记•宁成传》:‘操下如束湿薪’。《汉书》则作‘操下急如束湿’。增一‘急’字去一‘薪’字，则不知所束为何物。《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则文义不明。”［7］总而言之，《史记》语言恣肆，不拘一格，多用虚字，不避叠字叠句，常有一气呵成之感。《汉书》对《史记》多所删改，力求雅正，有时反失《史记》之气势和生动，胡应麟说:“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16］129繁简都是相对的，当详则详，当简则简，一味求简，反失却原书意趣，可谓得不偿失。

三、《史记》多散句，《汉书》多骈偶

汉书作者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史记》；《后汉书》；奇；诞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54-05

中国史学渊源悠久而史著特多，《世本》等皆言黄帝始立史官仓颉。黄帝之世，渺茫难征，然《尚书》所录虞、夏诸书，虽或出于后世之追记，而必有所据。殷、周以降，史学日益发达。经孔子删定之《春秋》，为现存最早之编年史著，但编年体之诞生，实在孔子之前。《国语》等著作的出现，也标志国别体的较早成熟。《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史著，体例虽有不同，皆秉承载言记事的古史传统。史著自先秦时代的侧重载言记事发展到汉代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堪称中国史学的飞跃。而纵观先秦以来史著，无论记事写人，虽崇尚实录，却又具有普遍的好奇倾向，《史记》无疑堪称好奇的典型。但先秦两汉的史传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至陈寿撰《三国志》，始专辟《方技传》等载录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大量著录怪诞内容，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对史传文学趣尚由奇到诞的变化及其缘由，学界关注尚少。本文试对此略作探讨，聊作引玉。

一、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司马迁的《史记》体现了作者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是对前代历史文化的全面总结与继承，被公认为史传文学的巅峰。

司马迁向以好奇著称，但更“好学深思”，故怪诞离奇之事往往又舍而不用，虽然有时也舍弃不尽。《史记》首著黄帝，内容虽多取自百家传说，但司马迁对“其文不雅驯”者，则自称“未敢言”。而纵览《史记》，其内容记载表现对奇人奇事的偏爱又甚为显明。

试看三十“世家”中，吴太伯是让位之奇人，齐太公是虎变之奇人，勾践是忍辱之奇人，张良是运筹帷幄之奇人，陈平是阴谋之奇人；……七十列传中，伯夷是隐逸之奇人，管仲是建功之奇人，老子是官隐之奇人，孙子是军谋之奇人，伍子胥是复仇之奇人，扁鹊是医药之奇人，李广是善射之奇人，更有奇人群体之刺客、游侠等等。至于奇事，如周成王之桐叶封弟，齐太公之垂钓渭滨，吴季札之挂剑冢树，勾践之卧薪尝胆，程婴之舍己救孤，戚夫人之因宠得祸，窦太后之因祸得福，张良遇圯上老人，陈平娶张负之女，子胥复杀父之仇，韩信报漂母之恩，甘罗十二为上卿（此事或为夸诞），冯唐九十举贤良，蔺相如完璧归赵（此事亦有可疑），鲁仲连义不帝秦，吕不韦善居奇货，赵养卒谈笑解围，郦生之连下齐城，陆贾之惊蹶尉佗，……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难怪扬雄有言：“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

《汉书》堪称一部严谨的史著，但绝非一味典正，而同样时常有好奇以至浪漫内容。如《王章传》载王章落魄时的牛衣对泣，《陈万年传》载陈万年夜半教子，《李广苏建传》载李陵、苏武的奇崛人生，《霍光传》载霍光妻、子作恶后的恶梦连连，至于《游侠传》载汉文帝为陈遂偿博进一事，虽或不为班固所称道，但作者显然对其谐趣盎然的内容颇有兴致并津津乐道，使当时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乾隆帝《读前汉书汲黯传》有“兰台语过夸，马迁之同途”之论，不无道理。

三国乱世，英雄、奇士辈出，《三国志》诞生于西晋，陈寿记事以精简著称，对诸葛亮之奇谋巧技，也多略叙。但《三国志》也有“好奇”之表现，如《程昱传》首叙程昱奇计保东阿，《典韦传》载典韦勇力绝人，至于《张昭传》载张昭力谏孙权遣使辽东，因“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孙权则“恨之，土塞其门”，张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最终，遣辽使者被杀，孙权立即认错，“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整个事件可谓充满波澜与奇趣。

另一方面，《三国志》又表现出对怪诞内容的兴趣。如《魏书・方技传》载华佗、杜夔、管辂等诸多方技奇人奇事，多属夸诞；《吴书・吴范刘赵达传》载吴范等种种占验，更为虚无不实之词。

《后汉书》著于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本着严肃的著史态度，力图弘扬忠孝节义之儒学大道，以正一代之得失。但因作者有意驰骋翰藻、显扬文才，且深受时风影响，使《后汉书》不但与《史记》一样具有明显“好奇”倾向，而且显现较突出的夸诞色彩。

《后汉书・方术传》不仅所记人物较《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增加数倍，而且所载事迹也更加夸诞。如王乔有神仙之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徐登、赵炳巫术奇绝，“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费长房能与卖药翁同隐壶（即葫芦）中，且能死而复生。蓟子训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所谓士大夫向慕之语，显然为增加此事的可信。刘根颇能令人见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妄，将其收执并欲加害，“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章帝时寿光侯者同样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对左慈的神道幻术，《后汉书》更是津津乐道：

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左慈字元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垆，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不但如此，《后汉书》于其他传记中也表现了对奇诞内容的兴趣。如《独行・李善传》为突出李善对主人的忠孝，写其抚养主人嗷嗷待哺之幼子，竟然“乳为生（乳汁）”。《独行・范式传》所载范式、张劭交谊被传为千古佳话，但其中所叙张劭卒后为待范式而柩不肯前等内容明显夸诞。《独行・王传》显王义行而感动鬼神也过于神奇。他如杨震冤死，顺帝下诏为之改葬，“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杨震传》），“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 （《卓茂传》），“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鲁恭传》），“（江陵）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儒林・刘昆传》），广汉郡大旱，太守求雨不应，“（谅）辅乃自暴庭中，……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旁，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独行・谅辅传》），宋均任九江太守，大行仁政，“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宋均传》），“（蔡顺）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周磐传》附《蔡顺传》）……诸种神奇怪异之事，几乎不胜枚举。

二、史传奇诞趣尚转变之由

中国史著从一开始就不乏好奇，《春秋・僖公十六年》特载：“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后事尤为奇特。但因孔子推崇“中和”之美，“不语怪力乱神”，经其修订的《春秋》虽偶载奇事而无怪诞内容。

至《左传》，不但颇为好奇，而且对于鬼神怪诞之事时有留意。晋代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2]，并非妄论。《左传》开篇《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打败其弟共叔段后，掘地与其母在黄泉相见并赋诗和好，就显然带有滑稽与传奇色彩。另如《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邑名）。”《宣公二年》载翳桑之饿人等。同样富于传奇色彩的还有刺杀赵盾事，受晋灵公之命前往刺杀赵盾，结果却自触槐树而亡，为使事情合理入情，作者竟用“”――以未死之时的身份表白其复杂两难的内心，这已不止于一般的虚构悬想。至于各种神奇怪异之梦，更是充斥于全书而无烦枚举。

以记言为主的《国语》，对奇事也未尝忘怀。如《周语下》载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事，《鲁语上》载夏父弗忌既葬而焚事，《晋语一》载晋献公卜伐骊戎及骊姬夜半而泣事，《晋语四》载晋人将烹叔詹，叔詹对晋文公语，《晋语八》记载“平公射不死”事等。《晋语九》载董叔拒听叔向谏言而娶范氏，竟遭范献子吊于槐树，奇趣的情节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一般认为出于战国之时的《逸周书》，已有开启《战国策》文风的倾向，其《太子晋解》篇记述师旷见太子，聆其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叙事具有相当的传奇性，鲁迅先生称：“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记》，皆记梦验，甚似小说。”[3]

至先秦末期出现的《战国策》，更以语言夸饰著称。《战国策》虽因此而有别于严肃的史著，但对其所载奇谋异事，严谨的学者刘向也说：“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4]

先秦早期社会，本是万物有灵、信鬼崇神思想主宰人们脑海的时代。然而随着自恃“有命在天”的商纣的灭亡，西周统治者进一步认清人事对历史的决定意义，变得空前理性。作为肩负重要文化使命的史官，对历史兴衰之由无疑具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是先秦理性士人的代表，其对流传的怪异神话如“黄帝四面”、“夔一足”的刻意回避与改造，虽有损于上古神话的传播，但无疑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而经其所修订的《春秋》，更将丰富复杂的历史批判寓于严谨简约的叙述之中。《左传》作者借史之口道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其理性精神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史官毕竟源自巫官，自夏历商而至西周，经历了史、巫合一到史、巫分离的漫长过程。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已占据主流，但不可忽视的是，史官文化未能尽脱巫文化的影响。《左传》颇多神奇怪异内容，不仅显示作者“好奇”的倾向，亦是先秦巫文化影响下人们对天（神）、人关系等认识的复杂性的体现。细究之，更有作者要借此寓含规诫，体现道德内涵的目的。然也不排除作者或仅为补充情节，使叙事保持连贯性之需要。《国语》之“好奇”，也可大致作如是观。战国世风浸润之下，产生了风格更加夸诞的《战国策》，因其文风夸肆兼思想悖儒，已被排除于严肃史著之外。但《战国策》乃为给后来策士们提供游说的经验与范本，其创作仍然体现一定的史学意旨。

司马迁生当西汉大一统盛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整合前代历史文化而著成亘古未有之通史。秉持史家的理性与责任，司马迁排斥了大量“不雅驯”的材料，但爱奇的性格与激情所驱，使《史记》不但钟情于奇人奇事，而且也时有夸饰性的描述。尤可注意者，司马迁常因悲惜历史人物之命运和寄托自身之理想而有意改造历史，对孔子的重新塑造即是显例。相对于司马迁，深受经学思想浸润的班固更有一种严肃的著史态度，其对司马迁的疏漏多有意予以订正。但作为一代文章大家和有思想的史家，班固不但未排斥文笔，而且同样展现了好奇与浪漫的性格。

随着汉末魏晋社会政治的动荡，士人思想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愈加呈现。经学的衰微，玄风的弥漫，促进了士人放达奇诞风格的形成；离乱的社会现实，孕育了人们超脱痛苦不幸的种种幻想。玄风弥漫的同时，佛学也渐趋流行，清谈、饮酒、服药的士人，言行放达的同时，往往也受有神论的浸染。尽管六朝时期不乏倡导无神论的斗士，但有神论思潮无疑占据了主流。一般热衷于玄、佛的士人多如此，深通儒学和史学者也不例外。干宝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和儒家学者，其《晋纪》更被誉为“良史”，而其又颇热衷于搜罗神仙鬼怪之事，其所作（多数为其辑录加工）《搜神记》，自序云：“今之所集，……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5]虽然作者于诸多神怪故事中寓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含以至社会批判。这种往往为史学前贤拒绝的有神论思想，却为魏晋南北朝士人普遍接受。

佛学之流行，不仅促进有神论的泛滥，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带来巨大影响。佛经的大量翻译极大影响了传统语言，佛教理念及佛经故事尤其是神怪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甚或于魏晋时代即漫入史著。陈寅恪先生曾以《三国志》载曹冲称象和华佗断肠破腹故事为例，论证《三国志》中已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不独裴松之注解颇采佛教小说故事而已[6]。

《三国志》中夸诞内容，向来鲜为人们关注；而对《后汉书》的奇诞内容，后世论者又多以为“不足书”，然其所开之风却为后来史著如《晋书》、《南史》、《北史》等所效尤。刘知几《史通・书事》论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7]从严肃的史学观念看，荒诞不实的内容固然要受到批判，以至被拒于正史门外；但从另一面看，任何史著不但无法完全排斥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而且自史著诞生之初就呈现好奇的倾向，早期史著已偶涉虚诞内容。如《左传・庄公八年》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人立而啼”。而《史记・扁鹊列传》载：“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扁鹊饮上池之水后，能透视人五脏六腑，尽见人体内症结。前者体现了先秦人们的神灵观念，后者或属于战国以来流行的方术一类。自战国晚期至两汉，神仙方术思想渐趋流行，广泛渗入秦汉社会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习尚的浸染，自《三国志》始为方技人物立传，广摄奇诞之事，至《后汉书》更后来居上，实非偶然。

古人论文有“踵事增华”之说，文学的发展，文章的流变，总体遵循由简趋繁的路径。由汉魏到南朝，诗赋文章均渐有驰骋翰藻之势，史著也未能完全免除其影响。现代以来，论者普遍认为《史记》之后史著文采不足，或称自《汉书》开始即呈现正史的史学与文学分途。实际《汉书》较之《史记》，固然逊其生动与风神，却又有明显的斟酌文辞、追求整饬的美学倾向。而这种典雅与整饬在魏晋六朝的文学中正得到了普遍推许并被发扬光大。至于范晔，论其所作《后汉书》，更自逞且自负其文采，《宋书》本传录其《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要之，史传之作，自两汉至南朝，某种意义上同样呈现出踵事增华的发展轨迹。范晔生活于儒学日衰的南朝，继承深厚的家学传统，自觉以“正一代得失”和挽救衰微的儒学为己任，试图通过重写后汉一代历史，使统治者见盛观衰，更要通过描写东汉一代众多可歌可泣的士人宣扬忠孝节义之主题。范晔一生，仕途多艰，结局更加不幸。其坎坷的经历使他如司马迁一样孕育了澎湃的激情，化成了奇宕的风格。时风的浸染，宣扬主旨的需要，加之文士自身的爱好，使其于史著中对奇诞之事往往兴趣颇浓而屡屡采摘入史，如其《方术传》中王乔、刘根等事迹均从《搜神记》演化而来。其对需要颂美的历史人物，更是不惜涂抹以神奇色彩以强化人物的道德感染力。

对《史记》之好奇，古代往往褒贬参半，现代以来则一致称颂，认为是《史记》高度个性化和文学性的重要因素。《汉书》总体平实的风格几乎掩盖了其中好奇的表现。《三国志》简洁的风格也使人们忽略了其中奇趣以至夸诞的内容。《后汉书》大量夸饰以至虚诞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史著的严肃性，但另一方面无疑也增加了其叙事写人的生动性，使《后汉书》的文学色彩进一步凸现，因而仍然堪称一部史学兼文学名著，且与《史记》一道对后世史著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以来，因充分肯定《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出现了低评《汉书》文学成就的明显倾向，以致出现所谓自《汉书》开始而呈现正史史学与文学分途的观点。考察《汉书》至《后汉书》的实际，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确切。实际上，由于中国历代作史者几乎没有纯粹的历史家，且往往都以文学见长，所以即便严肃的正史传记中，也多数都呈现出史笔与文笔、严肃史料与逸闻趣事的交错，更无论杂史、野史著作。沈约撰《宋书》，大量取材《搜神记》；房玄龄等修《晋书》，则《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素材兼取并用，均是显例。要之，一方面，久远而强大的史学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自古即有“六经皆史”之论，钱书先生则又提出“史有诗心、文心”[9]之说，可谓别具只眼。纵观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正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507.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6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

[4]高诱.战国策[M].上海：上海书店，1987：3.

[5]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77.

[6]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M]//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7-161.

[7]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