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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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范文第1篇

全球治理的目的应该是增强全球经济的活力，使所有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全球经济增长的机会，实现全球共赢。

世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达到空前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获得了世界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的巨大红利，获得了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实现了长时期的高就业、低通胀，享受着高度富足的生活。发展中国家也有了发展的机会，由于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激增，使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国也大受裨益。

全球化来势凶猛使全球经济版图逐渐改观，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谓的“新兴经济”的崛起。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向高盈利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解除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恶化之忧。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膨胀，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为追逐低成本高利润也不可避免地将某些蓝领就业机会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切都是市场力量所驱动，本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理由。但工业化发达国家有些政客对全球化可以说是爱恨交加。爱的是那巨大的红利，恨的是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他们的心态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富足了还想更富足，让他们分担一份结构调整的义务，使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的机会，那就一百个不愿意。这就是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基本原因。从战略上考虑，他们担心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受到冲击，从而失去主导权。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世界经济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七国集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何谓全球治理说到底就是七国集团共谋对策防止全球化影响工业发达国家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方式。

七国集团依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着全球经济的方向，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新兴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全球经济活力之所在，全球市场扩展之源泉。全球治理要有全球的治理方式，全球治理应该更加民主，更加公平，充分考虑全球经济利益，而不仅仅是七国集团的利益。当前的紧迫任务是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全球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全球金融治理；优劣势；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074-03

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了全球金融治理调整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债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启；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他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参与完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的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第一，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4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就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来说，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一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第二，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7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地推进。

第三，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进程还要持续不断地努力。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一）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

首先，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好金融机构、自律组织、央行三道防线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调控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让利率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自行认定，不断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提高央行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针对非理性定价行为做好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

其次，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新阶段。今年以来，受到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法国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大选等国际事件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一些波动，但相比较于其他汇率波动较大的国际储备货币，尤其是相较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汇率还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央行将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最后，发展普惠金融。中国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今后要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法律和监管框架，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促进客户身份识别，检测发展进程，以实际行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20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开放性对话协商的重要机制，逐渐实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从G7到G20的转变，中国通过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对中国来说，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G20是当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平台，它也将在未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合作。中国能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从而使G20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新变化。

2016年中国在杭州主办G20第11次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观，提出了“创新增长方式、强劲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联动式发展”四大重点议题，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向贡献了中国智慧，相信必将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三）进一步推动SDR改革

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发出倡议改革SDR 以提升超国际货币地位。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 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比如可以选择某个发展中国家，让其从使用盯住一篮子货币改为盯住SDR，同时能获得IMF提供的特定的融资支持。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要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与中国经济上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环境，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的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投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的层次。

第三，推动“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变化，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其次，建立多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参考文献：

[1] 李巍.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J].国际政治经济学，2016，（4）.

[2] 王冠群.加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建设[J].全球化，2014，（5）.

[3] 熊爱宗，张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策略[J].开放导报，2016，（10）.

全球治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全球治理；变化；中国；应对之策

一、当今全球治理环境中出现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深化，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但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问题日渐增多，无法靠一国或单个地区组织独立应对，世界各国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解决问题，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从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至今，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方向之一。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所谓新兴经济体，其特征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新兴经济代表的实体，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英国《经济学家》将新兴经济体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也称“金砖国家”；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韩国、南非、菲律宾、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埃及等“新钻”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开始削弱，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一个转型时期的到来。

（二）非传统安全全球化引发的多元化安全问题 在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中，传统安全是国际关系的主题，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其威胁因素主要是国家之间军事、政治、冲突而引发，具体可以概括为三类：军备竞赛、军事威慑与战争。而非传统安全则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可以理解为是国际社会“新的安全威胁”，主体是各个国家，其威胁因素也更加多元复杂。全球治理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措施，非传统安全的全球化及其伴随出现的新安全问题要求人们进一步去完善，仅凭靠单一国家或区域的努力不能够应对这种挑战。当今世界中非传统安全带来的新安全问题已经代替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众多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全球治理新环境为中国带来的机遇

（一）全球经济需要中国成为变革“领导者” 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席卷全球，自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痼疾暴露无遗，随之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更加低迷的处境。然而新兴经济体凭借强劲的增势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一针“强心剂”，成为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亮点。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一员，同时也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有实力充当全球经济体系变革中的“领导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正起到不可替代的变革领导作用，同时也得到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认可与合作愿望，这在过去欧美大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中是难以想象的。

（二）日趋复杂的国际事务需要中国参与 作为全球化体系中的受益者，当今中国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社会，开始逐步参与到全球治理各领域之中。总体看来，以往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参与全球治理的偏重程度较高。

三、全球治理中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一）国家经济实力与其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不匹配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令世界震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权国、第二大进口国等经济实力指标排名都表明了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展现出雄厚经济发展实力的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域中却没有这般夺目，在国际经济舞台之中的话语权与所处地位都不足以与自身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纵观整个国际社会，这种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不相符的困境并不是中国需要面对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亦是如此，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

（二）错综复杂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构成障碍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使得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趋紧密，与各国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愈加深化。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国家，中国相对有着数量众多的邻国与较长的海岸线，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周边环境与多变的国家间关系。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吸引着各个国家的关注，也使得“中国”等相关言论滋生与传播。在美国等传统西方国家的支持背景下，中国的正常发展也正面临周边严峻形势的考验，也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行动起到阻碍的作用。

四、当今中国应对之策

（一）兼顾并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双重身份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总量在全球已处于领先，但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结构、产品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国民教育、人口素质水平、社会成熟程度、等诸多方面还是只能称作发展中国家。综合来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身份的“定位”必然是这两种身份的兼顾与并存，不应该片面强调或否定任何一种。尤其是不能用传统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来替代或忽视我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定位。通过中国的双重身份去制定国家的决策战略才能够使中国保持自身稳定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多承担的国际社会赋予新责任与新义务。

（二）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各领域的参与程度 2001年加入WTO以来，因为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偏重程度一直较高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更多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既是国际社会的对于解决新出现的各种跨国性问题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所必须担负的责任。波兰前总理约瑟夫・奥莱克西说过：“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无法有效地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投入全球治理新环境中，可以帮助自身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仅有利于自身崛起的国际环境，更能使国际社会的未来与大国关系向着和平稳定的积极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化： 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全球治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

全球治理范文第5篇

一、2030年全球趋势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连续出版了四份关于全球趋势的系列公开报告。这些报告从长期角度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每4年进行一次全球趋势评估，探讨未来15年内影响世界发展的主要全球性趋势。该报告的撰写团队强调，报告的目标是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一种了解世界发展将会如何展开的视角，辨析出可能会影响政策行为的机遇与潜在消极态势，并由此激发国内外教育和政策研究机构更加广泛的讨论。这些研究报告是公开的，重视讨论趋势、问题和政策制定者担心的事务，但是没有具体的政策建议，旨在澄清战略研究，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服务。

在本次会议上，美方代表团就其尚未发表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草案征求了上海学者意见，希望能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全球调研中就报告的主要预测达成国际共识。据美方介绍，在系列趋势报告研究中，一些具有未来研究力量的机构包括大西洋理事会、丹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等建立起了机制性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趋势研究团队，参与本次会议的美方代表即来自上述机构。该报告草案的特色在于它不是聚焦传统问题，而是关注能够影响未来趋势的非传统因素，从而拓宽国际社会对全球活力的理解。该报告将在11月上旬以多种语言，以期对新的美国领导层分析美国的长期利益提供参考。美方已经就此报告前往巴西和中国调研，此后还将赴欧洲、非洲、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土耳其和中东海湾国家听取意见，这样做是为倾听不同的意见。

美方关于2030全球趋势报告草案提出了三个相对确定的大趋势、五个关键的可以改变趋势的变量和三种可能的前景。其中，三个相对确定的趋势包括：（1）个体权力的增强。世界上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中产阶级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扩大。随着中产阶级的队伍扩大，价值观念将发生变化，对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增多，对消费品的需求上升。但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仍存在问题。10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将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从而对低技能劳工产生额外的压力。（2）人口方面。预期寿命提高，死于传染病的几率将下降40%，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仍然拥有大量的年轻人口，老龄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下降，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新兴国家，城市化可能会增长60%。（3）权力扩散。亚洲在全球权力中将超越北美和欧洲，但将不会存在任何霸权国家。非西方和中等国家的权力将会上升。除了阿富汗、索马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脆弱之外，许多现在虚弱的国家将拥有比较稳固的基础。技术会再上一个新台阶，权力均势转向多面向的网络结构，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上升。

在上述相对确定的趋势之下，存在五个非常重要的塑造未来的因素。第一，经济中心多元化将导致世界经济的崩溃还是振兴？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在快速的老龄化中保持经济增长，对中国和印度来说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第二，面对新兴大国和非政府组织等的崛起，一个等级性的国际架构越来越难以支撑，国际机制和治理结构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国内社会政治转型中存在严重的治理赤字。大城市和地区组织改变了政治图景。第三，权力的迅速变化和转移会导致冲突吗？年轻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面临因争夺有限自然资源而陷入内战的危险。更加破碎的国际体系、地区冲突的外溢和资源争夺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第四，技术突破能解决由快速城市化、资源瓶颈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吗？这些技术突破需要政府加以支持，同时国际合作也是必需的。第五，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领导性力量，美国能否在扩大的国际秩序中扮演新的角色，重新改造国际体系？美国将维持同侪之首的地位，但“单极时刻”将会终结。中国2030年前尚不能取代美国担当国际领导。

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可能导致三种前景：破碎、融合和反向推动。其中，融合和反向推动这样两种极端的前景可能性不大，但出现的概率不能排除，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破碎的前景。在融合前景中，报告认为中美将合作推动技术创新的出现，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家孕育了跨文化交流，劳动力的流动为更加合作的世界作出贡献。在反向推动前景中，美国受经济问题所困，注意力转向国内，中印、印巴矛盾上升，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激化，军事技术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失败国家因食品价格高涨和水资源冲突而增多。破碎化前景是在多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中缺乏政治意愿解决大规模的全球问题，西方落后于亚洲，南美和非洲保持增长。冲突的风险增加但并非不可避免。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比较活跃。

二、权力扩散及其对全球领导力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