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岳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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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岳飞传范文第1篇

不过，作为男人母亲的旷世楷模，岳飞亲娘激励儿子报国的刺字掌故，则是老少能详的桥段，在大众心目中，似乎并未有过丝毫的含混。然而，历史的有趣正在于，这段不曾含混的掌故，其实倒是有些含混的。

说到刺字，追根溯源，原本起自刑罚。最早称为墨，汉代称为黥，五代后晋的石敬瑭改称为刺字，并且与流刑结合使用，称为刺配。刺配的名头十分响亮，大约要归因于流传广泛的《水浒传》，而刺配的刑罚，后来一直沿用到了清代。刺字有刺臂与刺面之别，刺臂多在腕上肘下，刺面多在鬓下颊上。除了位置，当然还有内容，一般要刺明所犯事由及发遣地名。

在分见于《尚书》和《周礼》的不尽相同的五刑里，排序第一的就是墨。五刑可以视为本土较早出现的正规刑事处罚手段。如果墨刑可以视为其中处罚最轻一级的话，死亡则是其最高形式。所以，后来演变为时尚手段的墨黥以及刺字，原本是由身体的痛楚触及灵魂的酷烈刑罚。

按照清人程穆衡的总结，刺字由刑罚手段蜕变为时尚，盛行于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今京兆薛公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

当然，上都街肆恶少们的髡而肤札，已经远不止刺字，而是备众物形状，也就是说，应该一如后世文身中常见的鱼龙、飞仙、鬼神等像，以及花卉文字等，这是进入时尚后的放大。肤札又称花绣、刺青、点青种种。就字面而言，肤札是动态的写实，花绣则是花色的描摹；而刺青、点青云云，着重在点刺图文之后刷以墨色。

按说恶少们的行径，不过是刻画自家的身体，原本无碍他人，却遭到京兆尹薛公下手颇狠的严厉惩处。薛公自然会有他的道理，譬如儒家文化主张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类，或者儒家文化云云，不过是个由头，总之意在剿灭这些恶少，同时也有杜绝的示众意义。

说到肤札或曰花绣或曰刺青、点青之描摹众物形状，似乎还有更早的发祥。按照《史记》的说法，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文身是肤札的另一个称谓，也即身有花纹或者刻花纹于身之意。所谓文身断发，当是吴越地方风俗。这种风俗自然是远离核心文明的，尽管其初衷或许是规避灾患的图腾崇拜。

庄绰的《鸡肋编》则记载：“张浚一军，择卒之少壮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这是岳飞时代的记载。类似情况也发生于著名的“八字军”。河北西路招抚司都统制王彦，其部属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抗金决心。

其实，不论京师旧日浮浪辈的以此为夸，张浚王彦的做法，不过是沿袭军中的习俗。宋时招募军士，便称为“招刺”，即在招募合格者的脸部刺字，标明军队番号和军人身份。这原是唐五代藩镇的遗制，目的在于防范军士的逃亡，脸上刺字的军士如果逃亡，自然十分方便捕捉。这种刺字承袭的是墨黥的本意，是耻辱的标记。从军在旧时一向是卑贱的选择，所谓好男不当兵，正是此事写照。

岳飞的投军，虽然可以有报效国家的高大说法，但究其原本，大抵不过谋生而已。按照相关记载，他投充的是效用士。效用创设于北宋中期，后来演变为高级军士，军俸较一般军士优厚。岳飞投充效用士，一则自恃武艺过人，再则效用士一般也不必脸上刺字，但也不免于手背刺上“某路安抚司效用”之类的字样，但毕竟不像脸部那样昭彰。

农家子弟出身的岳飞，不大可能有上都街肆恶少或者京师旧日浮浪辈那样的思路，甚至从投军效用士可以看出，他对刺字的理解，不会脱离墨黥本意也即耻辱的定位。这一如刀疤，寻常人以为不雅，粗豪人乃至泼皮才会以此夸耀。在京兆尹薛公杖杀的名单中，就有左胳膊上刺“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上刺“死不畏阎罗王”的狂放之辈。作乱之人亦有此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二载：“废潮州揭阳县。县海阳地也，宣和中，以刘花三作乱，析置，至是省之。”又：“泉州花郑贵等谋作乱，为贾人汤易所告，捕斩之。”又卷一百三十八：“时剧盗谢花三为乱，故命韩讨之，仍听福建大帅张浚节制。”这些造反头目名号中的“花”字，正以其身上刺有花绣，命名取法与花腿原是一路。诚然，梁山泊的智深师父诨名也叫花和尚，与此同理。

岳飞虽然身负武艺，却不走凶悍一路，这从他投军效用士即可看出心迹，即便曾经使酒不检，这位尝为人庸耕的诚笃青年，亦遵从老母戒其不饮的训导。这也是他后来略知书传，乃至成为重儒之将的基础。而按照岳珂的说法，其祖俨然是“起自诸生，经通谊明，笔妙墨精”的儒雅青年，更不会与粗豪之辈同好了。

而关于岳飞的刺字公案，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遭到诏狱时，据《宋史》本传：“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继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何铸传也有类似记载：“……先命铸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宋史》在二十四史中，一向口碑不佳，是内容最为芜杂的一部。按照学术的说法，它在元末仓促而成，大体抄剿宋人自撰纪传体国史诸书，岳飞一传大体抄自《中兴四朝国史》，叙事止于嘉泰四年追封鄂王，而不及理宗即位初宝庆元年的改谥“忠武”。而《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本传又大体抄略自章颖的《岳飞传》，章传又大体抄自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有意味的是，作为岳飞嫡亲后人岳霖之子岳珂所纂述其祖父生平的包含《鄂王行实编年》在内的《鄂国金佗B编》，却没有刺字的相关记载。从情理上说，如果确有刺字一事，这种体现纯粹正面的高大内容，没理由不收入其中，除非另有什么不方便的隐情。诚然，岳氏后人搜集岳飞资料是在其冤狱昭雪之后，旧人的凋零，文字的散佚，以及个人搜集的局限，都是窒碍，原始材料的缺漏，亦是在所难免。此外，规避岳飞与高宗皇帝之间的纠葛，甚至“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还是赵宋皇帝的天下，必须严格把握“修辞”的分寸感，才能保证其“吁天辩诬”的“诚意”之达成。

说起来，即便是俗文艺的戏曲小说，如元代的《岳飞东窗破虏记》、明代的《精忠记》乃至冯梦龙的《精忠旗》传奇、嘉靖年间的《大宋中兴演义》，其中并没有出现岳母刺字的情节。直到清代，《如是观传奇》，尤其是钱彩的《说岳全传》，方才终于有此一节。当然，其影响则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烈度。

不过，就《宋史》岳飞本传和何铸传所载，刺字之事当非空穴来风。只是，如前所述岳飞之于刺字的心态，此事若有，就其本人而言，被动心态的可能最大，而刺字的发动者，如八字军那般的军中制度使然，未尝不可为一说。始修于明代的《唐门岳氏宗谱》称，靖康初年岳母姚氏为岳飞刺字，但此书晚出，且“讹谬甚多”，真实性尚有考证空间。不过，如果刺字一事确有，又尤以其母为最可能的发动人选。作为普通农妇，姚氏的文化水准不会太高，但偏是这样的人对民族矛盾激化下的忠君报国，最是执念，也即流行语汇所谓深明大义是也。传统社会，孝道是国家用以固本的基本伦常，岳飞于情于理都是必须的践行者，从母所命，自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孝经》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被视为孝之始也。经书上又记载，曾子闻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玄宗皇帝由此阐发：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基本，孝的常道。况且，类似于墨黥的刺字，还有羞辱自身和家族的后遗。从这个意义上，既亏其体又辱其身的刺字，显然有违于孝道。这些之于姚氏，虽然未必能有学理上的认知，但作为主流话语的理念，却必定大致了解。假设她真的是刺字的发动者，大约只好是基于深明大义的忠君报国了。时值宋金对峙，这样的出发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意义和效果则略同于八字军，从总体效果看，倒也符合孝的大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岳飞身位而言，所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竟然也是十分周全的孝。这样也颇可印证《宋史》记载中岳飞主动“裂裳以背示”“袒而示之背”。于是刺字之事，确乎当有，而且发动自其母也是最合乎情理的。

而刺字的实施者，不论姚氏识字与否，刺字首先是一桩技术性工作，作为母亲，即便从疼爱儿子出发，也当以减轻痛苦为第一要义。所以，所谓“岳母刺字”，“岳母”的意义当在于主张者而未必非得是操刀者。专业人士也即《水浒传》所谓高手匠人的参与，不但可以因熟手而令过程尽量缩短，刺字部位、出血量、刺后效果种种，都足以在程式化的作业中得到恰到好处的控制。而菜鸟的练手摸索，则意味着无休止的痛楚，涉及亲子，更有额外的牵动，不可控因素太过丰富，姚氏未必肯选。于是，雇请专业的熟手操刀，才是性价比最适宜的正选。史书上所谓“深入肤理”，可以视为刺字效果的一种印证，亦不妨是专业熟手或曰高手匠人所为的佐证。

由此连带另一个话题，就是刺字的部位。在沉溺者看来，整个身体都是刺青可以铺排的场地，笔记上也确实有遍身图刺、首体无完肤的案例。梁山泊的九纹龙史进，也正是刺着一身青龙。西哲维特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此话简直就是专为刺青下的注脚。

如果从激励警醒儿子的立意出发，似乎应该刺在他经常能够看到的地方才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左右臂膊包括手部乃至张浚卒那样的花腿，当是首选，起码在选。胸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姚氏的选择却是后背。

后背的利好在于宽厚，充裕的幅面方便容纳笔画繁多的大字，以及相关审美层面的技巧释放。《元典章》里有案例记载：“钱万二状招：至大二年六月初七日，将妻狄四娘沿身雕刺青绣，不从，用拳将本妇行打抑勒，于背上、两腿刀刺龙鬼，接受莫一史舍钞两，雇觅妻狄四娘，在街露体呈绣迎社。”这一条不但透露刺青之习元代犹盛，而且其刻画展示的经典部分，后背无疑在选乃至首选，至于案中狄四娘涉及的两腿，则当是背部图案的延伸。也就是说，相较后背，臂膊手腿之类终究略逊。智深师父身上的花绣也正在脊背上。

其实就刺字而言，后背的利好同样适合于胸前，而且方便自己看到。这样看来，或许岳母姚氏刺字的出发未必在于，起码不仅仅在于让儿子看到，毕竟刺字于背，岳飞自己是看不到的，而只能暗记，至多是宛如刀疤或者骨伤一样阴天下雨有些隐隐的不适，充任不定时的提醒。于是刺字一案最要紧的，乃是让别人看，也即示人。当然，不论是刑罚意义的墨黥还是时尚意义的刺青，示人正是本意。从这一点来说，岳母的刺字与之正相吻合。

如果从示人意义出发，八字军那样刺在面部最为昭彰，只是这个部位太过容易与墨黥关联，实在不够理想。臂膊手腿也是类似，况且更与上都街肆恶少或者京师旧日浮浪辈逼近，这应该是岳飞母子都不作想的道理所在。于是只剩下后背。就示人而言，背部虽然寻常时有衣裳遮蔽，看似不够昭彰，却也有不事张扬的韬藏，需要时自可袒乃至裂裳示之，果然有进退裕如的收放空间。如你所知，胸前自然也具备同样的效应，但如果立意在于示人，后背当然更富亮相的张力，譬如袒乃至裂裳示之的刹那，后背便远胜胸前。

不可否认，刺字于背的示人，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将被刺字者推在了风口浪尖之上，身体成了他做人的标杆，身边人目光的督促机制，有形无形之间，自然能汇集成相当力度的良性反馈，从而强化激励警醒的初心。由此亦可见出，在家国的轻重权衡立场上，岳母姚氏可谓用心良苦，于报国而言，果然尽忠。诚然，这种堪称舍得的示人，终极的受益者当然以儿子为主体，但母亲也理所当然在列，因为她老人家正是示人的直接发动者，是教育乃至教训的主体，儿子反而是受体。

不过，所谓示人，也要看所示之人是谁，岳飞袒乃至裂裳所示之何铸，虽然是奉旨办差，终究还是以事实为依据，察岳飞无辜。等到改命万俟c主审，两人宿有积怨，断不肯再亮出后背，即便亮出亦不过自取其辱，他只好徒叹天日昭昭了。

宋史岳飞传范文第2篇

帝（宋高宗）初为飞（岳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岳云）尝习注坡，马踬，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宋史@岳飞传）

【运用方向】

1.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的基础，家是国的元素。没有国，就没有家。宋高宗当初给岳飞营建宅第，岳飞推辞说 “敌未灭，何以家为？”岳飞知道，不把侵略者消灭，要家干什么呢？没有国家的安定，就没有家的安全。

2. 坚守职责即和谐。和谐社会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作为管理国家的官员，文官不贪钱财专心为民谋利，武官不惧牺牲奋勇为国效力，天下就太平了，社会就和谐了。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3. 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在责任面前，人与人也是平等的。岳飞的儿子岳云因为练习下陡坡，马失蹄了，作为一名战士，“马踬”就是失误，就是没有尽到训练责任，于是，岳飞就“怒而鞭之”。

4. 严明的纪律是胜利的保证。没有纪律，一个集体就是一盘散沙，纪律不严明，就等同于没有纪律。岳飞深谙此理。“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这正是“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根本原因。

【适用话题】

国与家 职责与和谐

人人平等 纪律 能力

【写作片段】

古人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规矩，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纪律，纪律如同一条河床，把河水紧紧地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四处流淌。如果没有河床，河水必定泛滥成灾。

公共场所需要纪律约束，公共场所才能有序；行军打仗需要纪律，军队才能众志成城；学校教学需要纪律，教学秩序才能得到保障……一句话，没有纪律，就没有约束；没有纪律，就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整个社会就会是一盘散沙，就不会安定有序。一支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想取得胜利简直是缘木求鱼，更是无稽之谈。

没有纪律，一个集体就是一盘散沙，纪律不严明，就等同于没有纪律。岳飞深知这一点，他在治军时就特别强调纪律，要求岳家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有违犯者，绝不姑息：“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他所率领的军队，纪律甚至严明到了“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的地步，并且为自己的“军号”定为“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正是因为对岳家军要求如此严格，才在抗金前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也正是金人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根本原因。

……

自由和纪律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有了严明的纪律并不是束缚了我们的自由，而是给了我们更多更大的自由，只有每个人都遵守纪律，你才可以在有序的环境中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学习和工作……

宋史岳飞传范文第3篇

为了这方乐土，人们无不殚精竭虑，使尽浑身解数。辛劳一生者有之，疯狂聚敛者有之，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然而，也有例外，北宋的刘福就只想着国，忘了自己的家。

刘福是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北宋初期，已经担任指挥使的官职了。

“指挥”在北宋是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每指挥为500人，其统兵官便是指挥使。

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不久，刘福又升为凉州观察使。

观察使为正五品，虚衔，没有实权，但是相对于基层指挥使来说，级别是明显地升迁了，岳飞手下的大将牛皋立了大功之后，就授过建州观察使。

北宋由于实行以文制武的政策，武将的地位要略低于文官，但是由于武将对于国家的特殊作用，为了调动武将的积极性，保持一种平衡，武将的俸禄普遍要高于文官。

如一个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责任重大，而翰林学士承旨则是翰林学士的领班，有内相之称，不少宰相都是从这个职务中提拔的）的官职，月俸不过120贯，而观察使则高达200贯，其俸禄与宰相级别的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基本相同。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文豪苏轼、欧阳修、苏辙等长期被房子所困，而作为观察使的刘福，情况显然好得多，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应该不是天方夜谭。

可是，事实却偏偏不是这样，刘福将军到死也没有住上自己的房子，一直是赁屋而居。

生前，他的儿女也曾建议他买套稍大一点的房子，因为人口多了，生活不方便了。可他却说：“我受禄丰厚，足以租房居住。你们没有一点功劳来报答朝廷，难道可以营造居室，为自己安逸打算吗？”

就这样，刘福最终也没有买房子。

刘福这话是在他花甲之年说的，说完不到两年他就死了。太宗皇帝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感念老将军戎马一生、忠心耿耿，为大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日子过得竟是这样的窘迫和寒酸，不由得悲从中来，当即赐给他的儿子白银5000两，以圆贤臣一家多年的房子梦。

荡荡皇恩，幸运甘霖，终于使刘福的子孙们住上了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那么，为什么刘福会穷到这样呢？他那么多的俸禄都哪里去了呢？《宋史・刘福传》中是这样说的：刘福在打仗的时候，自己拿出俸禄来犒赏将士。也就是说，刘福在行伍生涯中，为了激励士气、战胜敌人，为了抚慰生死与共的兄弟，他的俸禄都用来请客了。

宋史岳飞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宋高宗；明代宗；结局；思考

我们说历史不能假设，是因为它就像单行道上的一列火车，一路前行，在不同的路段装载不同的人物，上演不同的故事。错也好，对也罢，一切都无法洗牌重新开始。当我们翻开历史的长卷，看到每个事件、每一个人物，我们都应该有所感悟，值得学习的要学习，发人深省的要反省，而不能过多地去指责。我们学习历史看到更多的应该是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的行为所产生的根源。是良源就要发扬，是恶源就要铲除。这样人人才能自律，社会才能和谐，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恶源种下了，不管怎么做，悲剧都无法避免。南宋高宗赵构和明代宗朱祁钰的两种悲剧性结局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宋高宗赵构的结局

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由于统治者的腐败、软弱和投降政策，京城汴梁（今开封）被攻陷。金兵在大肆搜扩后，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劫掠宋徽、钦二帝及后宫嫔妃、王公大臣、各色工匠、教坊歌伎等三千余人和大批财物北去。北宋从此灭亡。国不可一日无君，当时在外勤王的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抗金老将宗泽等人的拥戴下，于靖康二年五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重建政权，后迁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高宗即位之初，以抗战派李纲为相，励精图治，整顿朝政，扩充军队，严明军纪，准备抵抗金军的入侵。当时宗泽手下已拥兵百万，各地义兵勤王之师风起云涌，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短短的几个月后，赵构的态度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纲、傅亮、张所被贬；陈东、欧阳沏被杀；赵构南逃扬州；宗泽的北伐要求被拒，并受到嘲笑，继而忧愤成疾而死。从此以后，宋高宗赵构宁愿东躲西逃，下定决心向金求和，不惜奴颜卑膝，向金哀告“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乞求金统治者“见哀”，并承认“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1]。后来又一日内连发十二道金牌，急令在战场上连连取胜、已取得主动权的岳飞班师回朝。削去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人兵权。并指使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岳飞，残忍将其杀害。当时“天下闻着，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2]。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高宗赵构不可能不知道岳飞是冤枉的，可是为什么还要做出这亲着痛，仇者快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怕失去手中的权力。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手握重兵，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而登上的帝位。961年又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大将兵权。从此宋代各位皇帝就牢记祖训，“安内”任务远胜于“攘外’。宋高宗惧怕大将久握兵权，惧怕义兵发展壮大，更惧怕父兄徽、钦二帝回来夺去他的帝位。所以当李纲、宗泽等人明确提出要“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无所之耻”“迎回二圣”[3]的时候，宋高宗赵构那根脆弱的神经被触痛了。从此就完全倒向了求和派的一边。他宁愿置父母兄弟姐妹安危于不顾；他宁愿偏安江南、失去半壁江山；他宁愿留下千古骂名；他宁愿割地称臣、每年向金进献岁币也不能去冒失去权力、帝位的风险。对于封建帝王来说，皇帝的至高无上的身份、地位，皇帝主宰全国一切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宋高宗牢牢保住了帝位，牺牲的只能是国家、民族、老百姓，甚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利益、幸福和尊严。

二、明代宗的结局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以明朝削减马价，拒绝求婚为由，率军大举入侵。明英宗在大太监王振的唆使下，仓皇率兵亲征。八月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被瓦剌骑兵包围。混战中，五十万明军死伤大半，二十万骡马和全部辎重尽被瓦剌军队所缴获。这场惨痛事件史称“土木堡之变”。[4]之后也先挟持明英宗大举进犯，企图对明政府进行勒索敲诈。消息传到京师，明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拥立英宗之弟王朱祁钰为帝（明代宗），很快稳定了政局，击退了瓦剌的进攻，粉碎了也先的阴谋。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的皇帝，手中的英宗反倒成了恢复与明朝正常关系的障碍，于是在景泰元年（1450年）将明英宗送回。英宗承诺不再过问朝政，景泰帝尊英宗为太上皇，移居南宫。

然而大权旁落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明英宗独居南宫，不仅不能执掌天下大权，生活用度大不如前，而且还要忍受弟弟的提防戒备之心。于是暗自联系旧臣党羽副都御史徐有贞、武清侯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阴谋策划，时刻准备复辟。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趁代宗重病期间，徐有贞、石亨等人发动，拥英宗入主奉天殿复辟成功。明英宗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史称“南宫复辟”，或“夺门之变”。[5]明代宗于一个月后死去，明英宗以亲王之礼将其葬在北京西山。明代宗朱祁钰与下落不明的惠帝朱允一样，成为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两位未被埋入明皇家陵园的皇帝。

明代宗以维护家国荣誉尊严为己任，重亲情，明大义。面对异族入侵，能够勇担社稷重任，坚决抗战，打击入侵者。对于迎英宗回朝的问题上，代宗以民族尊严和伦理亲情为重，虽然也考虑到了英宗回朝后对自己政权的影响，他还是满足了也先的各种要求，迎回了自己的皇兄。

然而此后事情却没有向代宗良好的愿望方面发展。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帝位在英宗心目中远比兄弟亲情要重要的多。朱祁钰最终落得个含恨而终。

三、两种结局的对比与思考

宋高宗赵构和明代宗朱祁钰当时所面临着一个相同的困境―――那就说要不要迎回被异族入侵者俘获的先帝。对于宋高宗赵构来说就是自己的父兄――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对于明代宗朱祁钰来说就是自己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镇。要想迎回先帝就存在着一系列的危险，首先就是要积极组织全民抗战对抗入侵者。而战争胜败难料，胜了固然一切如意；如果战败则要承担战争的后果责任，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其次，在战争中壮大的民间力量有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久握重兵的将领也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第三，迎回的先帝对于现任皇帝来说会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让位于先帝，自己将任由宰割，在封建社会没有先帝授权的情况下僭越可是杀头的大罪。如果不让位，对方可能会觊觎皇位，成为自己的心头大患。作为现任皇帝的至亲，如何对待他们还得注意天下人的目光与看法。如果不迎回先帝，战场上当然不能取胜，否则在封建伦理观念极强的封建社会会受到一致唾弃，无法向国人交代。但这样做肯定在对内对外的关系处理上，要付出屈辱的代价。宋高宗和和明代宗显然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

明代宗不愿对外屈辱，选择了坚决抗蒙，迎回皇兄，处处小心，但还是没能逃过历史命运的必然结果，政权被，自己含恨而终。宋高宗选择了对外屈膝，偏安一隅，牢牢保住自己的皇位，为此抛弃亲情，陷害忠良，泯灭了良心。

宋高宗和明代宗都是历史的悲剧人物。看待历史人物，评价人物形象，我们不应苛责他们，而应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应该看到执掌天下，生杀予夺，一人至上的皇帝制度是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不是宋高宗和明代宗的选择错了，而是这种集权专制的制度错了。只有废除了这种不文明的专制制度，采用文明的民主制度，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注释：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丁卯.

[2]《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引《岳侯传》.

[3]《宋史・李纲传》.

[4]《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宋史岳飞传范文第5篇

坐落在湖光山色之间的南宋石刻公园,为每一位游客营造了对话古人的空间和叩问历史的氛围。它既是一座石刻的博物馆,又是一卷石刻的南宋史。

中国的石刻作品大都集中于佛教石窟和皇家陵园,但南宋例外。偏安江南的南宋帝王梦想死后能魂归故里――回到河南巩县的宋皇陵安息,因此,南宋皇室死后都是草草暂厝,没有留下能代表时代风格的宏大陵园。东钱湖的南宋墓道石刻群便成了那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南宋时期的京都临安(今杭州)有着“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宁波)人”的格局,而当时的鄞县更有“满朝文武,半出史门”之说。史氏家族在南宋历时一个半世纪,获得了“一门二王,三相四宰,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显赫与荣耀。其中,史浩、史弥远、郑清之和史嵩之四位宰相死后以岙为陵,葬于东钱湖四周。由于他们的政治生涯几乎涵盖了南宋历史上最重要的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和理宗五个朝代,因此他们的墓道石刻也代表了当时南宋的艺术水平、审美标准、价值取向和社会地位,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国内亦属罕见。这批丰富而又完整的历史遗存充分展现了南宋石雕艺术的非凡创造力,为后人研究南宋时期的美术史、文物考古史和雕刻艺术史等领域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成全了东钱湖,使它在具有浩浩荡荡、浮光耀金的壮美之外,又多了几重人文的沉淀和历史的回音,增加了它的深度和厚重。历尽沧桑800年,繁华过后的寂寞、苍凉之中的沉郁、荒芜之下的执著,都为人们找到了走近它、审视它、读懂它的无数理由。

古代称墓道石刻为石像生,它以凝固不朽的神态象征着生命的永恒。人像又被称作“翁仲”,翁仲是一位秦朝猛将,经常出征匈奴,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其死后的铜像被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所以后世遂将人物铜像和石像称为“翁仲”,让它“守”在宫外,以示护灵仪仗之意,其仪仗规格的大小也显示了墓主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的高低。据统计,分布在今浙江鄞县上水、下水、韩岭、横街和福泉山等地的墓道石雕共有50多处,计200多件。其中的文臣(忠)、武将(勇)、蹲虎(节)、立马(义)、跪羊(孝),都是成队排列于墓道两侧,有的还有石雕墓表柱、石刻太师椅和仿木石牌坊等。在这些墓道石雕群中,最大的文臣武将石雕像高达3.5米,形神兼备,惟妙惟肖,或肃穆或震怒,个个都呼之欲出,身上的衣冠盔缨、袍服甲胄都雕刻得极具质感。仿佛让人感觉鼓满风雨的衣袖在舞动,披尽雷电的盔甲在作响。对动物的雕刻更是造型逼真,神态各异,各种图案纹饰的设置也是精细入微,寓意深长,对封建伦理和文化做了极为形象的诠释。

中华文化发端于黄河流域,中原大地便成了历朝历代演绎春秋的大舞台,即使人生有限,帝王将相也不想就此罢休,还千方百计地把生前的霸气、财气和王气带进坟墓,让石人、石马来守护那些灵魂。当后人发现那一座座地下宫殿时,墓主早已灰飞烟灭,而那些无名工匠留下的墓道石刻却成了传世的艺术瑰宝。北方陵园的墓道石雕粗犷豪放、大气激越,相比之下,南宋墓道石雕显得精巧典雅、委婉多姿,这正是江南山的灵气、水的秀美滋润了王朝,于是,这种灵感就化作了一件件墓道的石雕作品,形成了与北方皇陵墓道石刻艺术完全不同的风格。南宋石雕人物的表情在威严中又不失恭敬顺从的神态,体现了将相权臣对皇权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的自觉维护。石马的口、鼻、眼各部位都极具质感,似乎刚从沙场归来,正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连颊部的经络都清晰可辨。即使马鞍、饰物这些附属物,工匠们也不轻易放过对细节的详尽刻画,处处让人能触手可感。铁质踏脚的沉重,丝绸饰物的飘逸,还有海兽、荷花、石榴、牡丹和金银花等图案的精雕细刻,叫人叹为观止。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搏击风浪”、“圣洁净土”、“多子多福”、“荣华富贵”和“世代相传”等,意味深长。

南宋毕竟只是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国力羸弱,朝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多少将士为了收拾旧河山,万里赴戎机,头颅抛疆场。可昏庸的皇帝却依然整天沉湎于“日日歌舞,夜夜酒色”中,“直把杭州作汴州”。尽管南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没有可以值得书写的一笔,但在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道独特的文化奇观――名人辈出,著作宏丰,尤其是宋词的创作成就,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继唐诗之后形成的又一座高峰,岳飞、辛弃疾、陆游、张孝祥、刘克庄、李清照、范成大、张元干、和王应麟……这一串串响亮的名字,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成为后人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脉络。而散布在东钱湖四周的墓道石雕,更是一批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它们在我国石雕艺术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如今它们已被人们所重新认识,并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谁会想到,这些作品的问世时间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还早了整整500多年。那些曾经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无名石匠――民间艺术家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凝聚着他们无穷智慧和创造性的作品却成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