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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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1篇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同义词 界定 近义词 区分

多年来，现代汉语中的同义词现象一直是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作为汉语词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其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诸如词义、语用等。目前，学界对同义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什么情况下两个词或多个词可以被称为同义词这一点上却莫衷一是，没有得出一致的、公认的说法。同义词和近义词有何关系？同义词就是近义词吗？如何区分二者也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同义词是衡量一种语言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一、几种流行观点

“概念相同说”认为，同义词是指两个词或几个词具有相同的概念，在这一前提下各个词之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这里所说的“概念”指的是事物客观存在的本质特征。

“义位相同说”把义位相同或相近的词看作同义词。20世纪80年代，国内语言学界引进了“义素分析法”，“义位相同说”便应运而生。支持此观点的钱乃荣（1995）认为：“词的同义关系就是义位之间一种重要的类聚关系。”[1]

“意义相同说”认为，意义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或多个词可以构成同义关系，称为同义词，比如“母亲、妈妈、娘”等这样的一类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等义词当作了同义词。

“意义相同、相近说”认为，同义词就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最多，如在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2011）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都是以此来给同义词下定义的。“意义相同、相近说”不仅关注互为同义关系的词之间的相同之处，还分析其不同之处。

以上四种说法是当今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但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二、刘叔新的观点

实际上，在同一个词汇系统中，完全相同、没有一丝差别的词是极少的。我们所说的同义词是指那些大同而又小异的词。刘叔新在界定同义词时首先提出了三点注意事项：

第一，“属于同义关系的词汇单位不仅仅是词，还可以是固定语。”[2]（P279-280）比如“马虎”和“粗心大意”、“宽容”和“宽宏大量”等，尽管它们不属于同一词汇单位，但不影响其构成同义关系。因此，在确定两个或多个词是否构成同义关系时，不要被其形式所束缚。

第二，强调同义词的共时语言环境，“同义词语只能是同一的语言符号系统内共时的事实”[3]（P279-280），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稳定的语言状态中研究同义词。因此，我们不能拿两个分属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来分析它们是否具有同义关系，比如古代汉语中的“走”不能和现代汉语中的“跑”形成同义关系。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对两个不同语言中表示同样含义的词进行比较，因为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譬如汉语“日历”不能与英语“calendar”形成同义关系。

第三，“言语中含个人引申或比喻的主观意义的词语，不能看作语言中的同义词语”[4]，即词语在交际使用中所产生的临时的意义不能当作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更不能用此临时含义去和其他词作比较。比如“她今天打扮得很女人”，其中的“女人”一~在这里有了形容词“妩媚”的意思，但我们不能把“女人”和“妩媚”看成同义词，因为词语在言语交际中临时产生的意义不属于词本身所带有的理性义。

在上述三个前提条件下，刘叔新在确定标准时脱离了词汇意义的束缚，借用了一对逻辑概念――外延和内涵进行表述。外延在这里指的是词的所指，内涵指的是词所指事物的特有属性。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中指出：“确定不同的词语互有同义关系，依据的是它们指同样的事物对象。不同的词语，只要各自的意义（当然是一个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就互为同义词语。在笔者看来，这样下定义无疑是清晰明了的。互为同义关系的两个词或几个词只是在内涵上有很细小的差别，而不在外延上。这些差别有的可能是对个别特点有所强调或不强调，对某些不重要的特点加以反映或不反映，带有或不带有某种感彩。”[5]（P280）也就是说，不论被讨论的两个或多个词所反映的概念如何、义位怎样、意义多么相近，只要它们的所指不同，就不能构成同义关系，例如“本领”和“本事”都有“能力”义，但是“本领”更多地带有书面语色彩，“本事”则带有口语色彩。语体色彩方面的不同，即内涵的不同不会带来这两个词所指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两个词所指的是相同的对象，就可以认为这两个词能确定为同义关系。再比如“鼓励”和“鼓舞”，都有“激发，勉励”义，不同的是“鼓励”的动作行为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人来充当的，而“鼓舞”的动作主体一般是物，这种搭配对象上的差异也不会改变两个词的外延，因此二者可以被称为同义词。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著作把一些不具有同义关系的词当作同义词。就“鼓励”和“怂恿”来说，大多数教材把它们看作同义词，都是“劝某人做某事”的意思，二者的不同在于其色彩义，“鼓励”为褒义，“怂恿”为贬义。但经过细细思量，会发现把这两个词的意义都看作“劝某人做某事”过于笼统，忽略了词中一些本该突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刘叔新强调，要把词的主要理性意义相同作为界定标准，也就是要有相同的所指。如果词和词之间没有相同的所指，那么其主要理性意义必然不会相同，这样一来必定不能构成同义关系。“鼓励”的意思是“激励某人做好事”；“怂恿”的意思是“鼓动别人做坏事”，将二者的主要理性意义列出，就不难发现两个词的所指是相反的，显然构不成同义关系，实际上是反义关系。

张旭指出，“出现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从理论上划清理性义和色彩义的界限”[6]（P212）。实际上，“鼓励”和“怂恿”并不仅是褒贬色彩的对立，它们的理性意义本身就已经体现出了很明显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们的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的联系十分紧密，达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词的理性意义包含了人们对于所指对象的感情倾向，不应把这种倾向当作附属于理性意义的色彩义，应把其看做是主要理性意义的对立。可见，“鼓励”和“怂恿”两个词的所指不同，不能看作同义词。

清楚划分理性义和色彩义在同义词的确定上有重要意义。对此，刘叔新把理性意义分成了两类：主要理性意义和次要理性意义。主要理性意义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词的所指”，譬如“快餐”指“能够迅速提供给顾客食用的饭食”，如果把“迅速”这个义素去掉，“快餐”的理性意义就变了，这说明“迅速”这个义素是“快餐”一词主要理性意义中的一部分，不能看作次要的含义，更不能当作表达色彩看待。次要理性意义是指词语所指对象的不重要、不至于引起词语意义所反映对象的外延的变化的特点。刘叔新把这些次要的理性意义成分称为“意味”，即词语本身带有的一些含糊的意思，需要人们细细体会。譬如“成果”和“后果”都有“结果”的意思，但它们带有的“意味”s有些许的不同，“成果”有“好结果”的意味，“后果”有“坏结果”的意味，这些处于次要地位的“意味”对于词的主要理性意义几乎没有影响。至于那些不能独立存在的、只能附着在词语理性意义上的成分，叫作色彩。色彩属于感性义素，它们对词语的所指没有决定性影响。

对于理性义和色彩义的区分，我们需要仔细对待。类似于“鼓励”和“怂恿”这样色彩义和理性义相互渗透的词还有很多，比如“赞美”“果断”“草率”“勾结”等。再如“小孩”和“儿童”是一对同义词，两个词的区别仅仅在于“小孩”带有口语色彩，“儿童”带有书面语色彩，语体色彩所造成的不同不至于影响词的主要理性意义，两个词都表示“年龄小的未成年人”义，因此可以看作同义词。

三、同义词和近义词

明确界定同义词的基本原则之后，我们就不难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了。词与词之间的“异”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在保持主要理性意义相同的前提下存在细微差别；另一种为只是单纯的意义相近。我们切不可简单地认为意义相近就必定是同义词，实际上，“相近”是分指两种事物，只不过这两种事物十分类似，而“相同”才是指同一事物。例如：古代汉语中有“园”和“圃”两个词，“园”指果园，“圃”指“菜园”，两个词所指不同，自然不能划归为同义词；“难受”和“难过”从意义上看都是指不好受，但这两个词有很大差别，“难受”一般指身体不舒服，浑身不得劲；“难过”则指心情上的不高兴、不舒服。这两个词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因而不能构成一对同义词。语文教学中，常常简单地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看作是同义词的判定标准，实际上其辨析的大多是近义词而不是同义词。

至此，我们可以给近义词下一个定义：“近义词所指为两种或多种不同而相近的事物”[7]（P212），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或多个词分指几种相近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词就构成近义词。如果说同义词是对于同一事物表达手段丰富的一种表现，那么近义词则是“人们认识上对词所指的对象相互接近的一种反映”[8]（P217）。

四、结语

综上所述，界定同义词的首要标准是有相同的所指，只要词语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我们就称之为同义词。同义词与近义词的根本差别也在于此：处于同义关系的词的所指对象相同，处于近义关系的词的所指对象相近而不相同。对于那些理性义和色彩义联系十分紧密的词，要把色彩义当作主要理性意义的一部分来看待。确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时，最根本的是要看其主要理性意义是否一致。

注释：

[1]钱乃荣.汉语语言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2][3][4][5]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279-280.

[6][7]张旭.汉语语言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12.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4篇

东亚文学与世界文学・东亚文明与文化共同体

单看这一议题，就可以理解作家们在思考“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时的现实环境。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经济发展上的优势，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显出强态。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界在向着多极化发展。东亚的作家也希望通过写作发出自己更响亮的声音，与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进而为世界和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作家铁凝说，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当今世界实际上是多元的。恰恰是对一小部分东西方文学经典的接触，使我感到没有简单的东和西的对立，所有的人类在许多方面如此相像。不论东方与东方之间还是东方与西方之间，不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少不同，我们的外表有多大差异，我们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赏彼此间文化的差异。中国作家莫言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国界的。

中国作家王宏甲认为，过去的500年来，西方的迅猛发展及其形成的西方文明体系对全球的征服性渗透，已使世界不同文化源流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西方文明观来评述文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文明的时代，首先应当确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源流和不同的文明观。而东亚国家的文明具有同源性。东亚各国应该在充分珍视自身文明渊源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互相学习，形成相得益彰的文化共同体。

韩国作家崔允说，全球化已经浸透在我们的生活里，包括文学。在20世纪中期以前，还属西方文学单方流入亚洲。这样一来，文学领域的片面全球化要早于经济领域。如今，亚洲文学也逐渐被翻译成各国语，当然还存有一些质量上的不均衡。我对如今朝着多中心流动着的全球化颇感兴趣，特别对东北亚及其文学抱有期待。具有共通文化的亚洲，必定要肩负重任。亚洲文学也要拥抱世界。

日本作家中泽惠也在发言中表示出对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关注。她说，文学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文学这一领域受到了文化的明显影响。尽管世界走向如此的趋势，但绝不会是同一种色调。毋宁说通过这样的相互混杂，有可能滋生出具有独特色彩和形态的文化。

中国作家孙甘露曾被评论界称为“先锋小说”的代表性人物，从其作品中可见到不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孙甘露否认了指引其写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由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而是自己经验到的汉语在当下的处境。他说，人们缺少的可能不是生活经验，而是一种对文体的理解。相似的生活在不同的文体形式下，折射出的艺术之光是不一样的。一个作家不能照一种方式重复下去，这样的写作没有多少意义。汉语写作的面貌也是可以改变的。误读也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而误读中常常包含了有意思的信息。

中国评论家季红真认为，世界文学的实践要早于“世界文学”的理念，只是从模糊到清晰、由狭窄到越来越宽广而已。在这个逐步扩大持续数百年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世界文学的萌芽成长迅速。而20世纪的世界文学，更是充满了人类交往中的文化融合。归根结底，文学本来就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在语言的形式里蕴涵了独特的人文思想。尽管误读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中会有流失，但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有差异的思想提供着不同的拯救可能。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各民族各国度的差异给人类提供了博大的精神情感家园。

韩国作家郑玄宗谈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水质和空气的污染一样，由噪音引起的精神污染也日益严重。这是产业化、城市化、机械化所附带的不可避免的生存条件。人类似乎在采取“以噪音对付噪音”式的生存战略。无论是欧美文学还是东方文学，都该对此作出反省。文学语言如果不甘心成为为噪音添油加醋的工作，就要求写作的人心静如水，能很好地反映事物的动静，能跟随着想像力，发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生动而又意味深长的声音。这正是文学永恒不变的责任。

故乡、国家、地域共同体、世界

常言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东亚作家应该写什么？当然是用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书写，表达人类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为世界文坛的百花园增添亮丽的景色。而作为书写者，故乡是内心中最难忘的场景，最真实地传达出民族性和地域性。在论坛上，各国的作家讲起了一个个与故乡、与自己成长相关并伴随自己创作理念始终的故事，让人回味不已。

韩国作家黄皙映诞生在洲时期的中国长春，光复后回到故国平壤，却又因战争来到分裂后韩国首尔的永登浦。他说：“在地图上，我并不想指定我的故乡，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使用母语来写作的一名作家。”

日本作家津岛佑子出生在东京、成长在东京、生活在东京，但总觉得“东京”、“日本”不过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地名”而已。这样想来，“故乡”也许可以换言为童年时期的记忆。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和“故乡”之间的联系。她说，文学为什么是我们始终追求的呢？我想无论“母国”、“故乡”有多么了不起，人们作为生命的个体仍然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孤独，而我们只能是和这些个体相伴而生。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生命个体，当我们意识到童年的记忆在苏醒，这时，我们就要从个体的生命中抛开“日本”、“东京”，这样才会在“孤独”中产生出独特的释放感，这时我们才会给予他们理解。人原本是具有灵活适应力的生物。这种适应力必定是伴随着个体的孤独，并且受到由此产生的想像力的支撑。

中国作家苏童说，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记忆的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打开着，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像故乡，发现故乡。

中国作家孙惠芬说，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从没用心想过“历史”这个词跟文学的关系。以后在阅读学习中，发现那些大写的历史知识总是好像被自己身体里的一道屏障天然排斥着，而自己的心思被牵引去的地方却是屋檐下的鸟去了哪里？母亲苞米地里的草有没有拔完？在孙惠芬那里，身边的现实总能成为躲避历史阅读的避难所。她说，所谓身边的现实，其实也是由时间流转做成的现实，时间转瞬即逝，过去了就成为历史。只不过它们不在典籍里，而在自己出生成长的这片土地上，在自己触手可及的生活中。所经历的乡村生活，既是现实又是历史，却不是书本里的历史，它经历了时间的穿梭、过滤和积淀，而成了身边的现实。所经验的现实，是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变化，给乡下人带来了无穷尽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困扰、困惑。实际上，梦想与现实，既是乡下人的困惑，也是城里人的困惑，它其实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她说：“不断地在人的精神困境中探索生存的奥秘、人性的奥秘，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历史，是我创作永远的动力所在。”

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出生在美国，虽然三岁前就回到了日本，但拥有双重国籍，其后又有在墨西哥留学的经历。他说，文学不是要强调与地区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家”的概念，它要接受成长在这一文化下的和与这一文化相背离的人的历史，文学要呈现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与土地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又形成了怎样的共同体。它不是传统的地区主义的，也不是个人等同于国民的现代主义，而是要表现自立的人们是如何共处于同一个场所的。

中国作家韩石山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个“一方”，小一点儿说就是你出生的县和村，大一点儿说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所在的州。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是不能由自己选择的。而一个地方与别的地方既然有富饶与贫瘠的差别、文明与蛮荒的分判，那么这出生也就多多少少带上了幸与不幸的色彩。一个作家在他的一生中，能时时感受到他的国家的劫难与繁荣，能时时感受到他的人民的沉寂与奋起，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能说不是一种绝大的幸运吗？

韩国作家申京淑觉得，现在东亚国家的作家们能坐在一起，就是一个奇迹。她说，我们能走得这么近，是得益于文学。在灿烂的文学作品世界里，没有韩国、中国、日本之分。虽然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但是不管读者身处何方，只要能接触到好的文学作品，就会打动读者，使他们萌发新的思想，渴望自由，挑战禁忌，鄙视权力，让废墟重获生机，和消灭万物的时间对峙，与虚无展开激烈的战斗。文学作品使我们丰富的回忆驻足长留，将来也必定会用更多的方式继续描绘这幅壮伟宏图。

文学的未来

在谈及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写作这一话题时，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都说到了信息时代互联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加以应对。

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说，纵观社会，IT并没有使人的心灵发生激变。过去也不乏喜爱写作的人，而网络的发达使写作者人数爆炸般剧增。写文章变成了日常生活，与可以匿名发表的网络空间有很大关系。网络空间任何人都可以适应，每个人都可以有多重身份，很多人在网络上编织虚虚实实的故事。这样一来，如今触发写作动机的人，写作时不再那样朴素，具有多元视点和多元意识。我们作为专业作家不能只是担忧，应该面对现实，向前开拓道路。我希望，能将新时代的新潮流、我所相信的文学主流、我觉得有趣且喜欢的东西，都能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来，极大地丰富我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永远只是现在。

韩国作家吴贞姬谈到，上世纪90年代，网络开始普及，多媒体开始激活，文学的生产者与享有者极其自然地发生了巨大的交替，叙述方法变了，视角变了，创作技法也变了。文学产生于所处时代的风貌，但是无论时代风貌和活着的方式怎样变迁，人间的爱恨情仇与生老病死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只要这个本质尚存，文学创作就脱离不开真正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的意味以及人生的净化这一古典命题。欣赏过去年代的作品，我们从古时的时代风貌中仍会感到极大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这正是因为文学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疏通人与人的隔阂。对我而言，未来的文学即是我的人生阅历与精神世界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的过去的总和。

中国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通向未来的最便捷的途径是回顾过去，未来不会复制过去，但对过去的理解将深刻地影响我们面向未来时的选择和行动。上世纪末，新的社会条件和传播条件使得汉语中各种公共语言领域迅速发育；与此同时，网络带来了又一场大规模的语言解放。这可能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面临的最大变局。在此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正视文学面临的挑战，才能重新出发去探索它的未来：它在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它在我们语言生活中的功能和边界。也许惟一明确的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独自确立他的语言策略，或者反过来说，在无数正在书写和言说的民众之中，那些有能力令我们屏息静听的人，就是未来的作家。

中国作家许龙锡说，不能因为书籍滞销而怪罪于网络，更不能因为文学的危机而加以扩大化。就像发明印刷术以后口头文学转变为活字媒体文学那样，眼下只是有部分活字媒体文学正在转移为数字文学而已。文学是强调叙事结构的艺术，即使活字媒体逐渐萎缩，也会有在新的数字环境中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延续其生命力的。由数字技术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没有了书籍的实物性，但是依然保存了半永久性，而且费用低廉，谁都能轻易接受。通过数字文学作品，反而能达到文学的大众化，也能成为扩展文学领域的机会。

韩国作家罗喜德也没有对互联网给文学的影响显出什么担心，她说，超文本改变了传统的作家与读者的概念，正在摸索着两者间新的沟通方式。对作家而言，比起无限下载的电子媒介，印刷媒介更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保护他们的著作权。作家们追求精神上的探索，但在技术面上仍旧相当保守，所以，肯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新媒介的作家其实并不多。事实表明，网络上流通的超文本的想像力、结构、文章表述力等都要相差于以印刷媒介流通的小说。所以，倘若不能超越技术的新奇性而提供审美体验，超文本将失去它的美学特点，难以维系持续的创作与沟通。就目前而言，超文本对传统的文学还不能构成威胁。无论是再新颖的媒介，它的养分仍然取之于传统的文学，两者将维系着共存关系。

日本作家绵矢梨沙算是“80后”，她上高中步入文坛时正逢互联网的发展壮大，第一部作品出版以后就收到了电子书籍的订单，后来又收到面向网络的PDA电子书籍的订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最终都转化成电子书籍的形式出版了。她说，在网络电子书籍之后，又出现了专供手机阅读的电子书籍，使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了。但是，现在还不能想像大量的读者在手机上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的作品。手机上的故事是在非特定多数人群的真情实感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由此也涌现出了专门为手机写小说的作者，从这些情况来看，互联网已经找到了和自身相匹配的独特的书籍形式。由于任何一方在网络上都可以平等的传输信息，也许今后的网络文学将和固有的文学分庭抗礼。文学也将随着媒体一起走向多样化。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5篇

一、明确课程定位

国务院于2014年5月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在此背景下，适应实际用人单位的需求，努力培养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成为应用型院校的教育取向。据此，汉语言专业教师通过教学要培养学生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实践能力；二是职业能力；三是就业能力。培养学生这三个方面的能力，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研究探讨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与创新，就必须把着眼点放在这个目标上。汉语言专业在理工院校中大都属于新办专业，因此，理工科院校的汉语言专业应根据理工科院校的人才培养优势和人才培养特点，在自身专业特色的基础上，以“应用”理念为核心，创造性地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汉语言教学内容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一定要突出应用性，培养出既具有扎实的汉语言专业基础知识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又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在各个相关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汉语言专业人才。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二、更新教学内容

现代汉语教学内容的更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合课程内容，二是更新知识板块。首先，整合课程内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键在于教材的处理。现代汉语有五部分各自独立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如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以及修辞又分别与汉语言专业的普通话、文字学、语言学概论、修辞学等课程内容交叉。因此，在教学中，要梳理整合与这些相关课程的知识内容，既要把握现代汉语课程的重点难点，为学习相关知识打好基础，又要对现代汉语知识内容做必要的删减，避免在学科知识上不必要的重复。其次，知识板块的更新。这是教学内容更新的另一个方面，注意新语料的吸收和使用。理论知识是死的，但语言材料是活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鲜活生动的语言材料，都可以用到教学中来，培养学生对各种语言事实的敏锐语感和浓厚兴趣。同时，教师也可以适当地把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延展现代汉语教学内容的宽度和深度，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课程理论体系。另外，教材建设要不断充实、更新。在教材的选择上，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层次，选择相应的教材。侧重选择国家级规划教材和精品教材。多年来，各高校主要选用由著名学者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得到公认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为基本教材，同时，还应编写现代汉语辅助教材作为知识内容的补充和更新。

三、改革教学模式

改革现代汉语教学模式就是要使教育教学符合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符合社会需求的实际。现代汉语理论知识既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教学中教师在系统地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学生的语言实践，其中教学方法和模式至关重要。因此，理论课程教学模式要设计，实践课程教学模式更需要设计。为了进一步满足不同层次学习者的需求，强化学习者的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实践创新以及终身学习等能力的培养。在现代汉语教学过程中，需要打破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思路，采用自主学习、创新学习和教师指导教与学结合的模式，有的学校采用“自学—提疑—讨论—讲授—总结”五步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既关注了学生的主体性，又关注了学生的差异性。这种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意识与习惯，这种教学方法体系和教学模式值得探讨和学习借鉴。另外，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也是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应用互联网、多媒体等各种现代教学工具和手段，强化了学生在线学习方法与观念，是真正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有效教学方法。

四、重视语言应用

汉语言专业培养文秘及教育方向应用人才，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指出，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比较系统、扎实的汉语语言学等方面基础知识以及较高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能在文化、教育、宣传、出版等领域，主要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学校等部门，从事与汉语言文字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生毕业后要胜任就业岗位，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汉语理论知识和一定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汉语言专业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新兴专业，因此，更要突出教学的实践性。在现代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在课程上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坚持理论讲授与实践课程同步，边学习边应用，从而使学生在掌握扎实理论知识的同时，逐步提高自己的实践应用能力。上课时，教师使用第一手语料，关注和提供社会上那些鲜活的语言事实，例如，网络新词语、外来词、字母词、歧义短语、方言语音、词汇对比、不规范字等，这些知识让学生查资料归纳整理，从而提高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认识，提高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语言文字实际运用能力和对社会语言现象的观察能力。另一方面，在现代汉语教学中，要将虚拟性的实践课程转变为实际的实践课程，现代汉语教学面向社会、面向时代、面向应用，这是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总原则。针对现代汉语课程社会实践应用性强的特点，要求学生就当今语言应用实际进行语言 文字情况调查研究，例如汉语现状调研、推普调研、汉语应用情况调研、实习顶岗调研等等。只有实践锻炼，才能真正提高从事语言文字应用工作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国发〔2014〕19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