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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红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一话题讨论的热潮渐渐过去。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讨论,基本上发生在文学界,谈及的主要是莫言获奖的文学价值及诺奖评选的转向问题,而很少谈及其教育学价值。我们能不能适当转换一下视角,关注一下它对教育改革的潜在影响呢?开发它的教育学价值,有可能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尤其是有可能推动语文教学改革吗?我想,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关注莫言获奖的文学价值时,我以为众多的评说中,龙应台的评述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她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好的阅读建议”。这一判断,是她在关注到市场等文学以外的因素“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逻辑里”以后得出来的,所以,她十分强调,诺奖评选“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标准或者前提”。我们可以暂且搁置评选标准和评选逻辑的讨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好的阅读建议”,确实是一个极有见地、极富内涵的好建议。不过,“阅读建议”不能囿于文学范畴,也不能囿于广义上的阅读范畴,而应扩展到教育教学领域。这种扩展似乎可以归结为:莫言获奖,对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好的建议,尤其是对语文教学改革是一个极好的建议。
所谓好的建议,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是对教育教学改革的建议,可以有以下解读。其一,从目的来看,讨论莫言获奖,不在于刻意追求有更多的诺奖得主,而在于以此为建议,推动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我们毫不讳言,有更多的中国人获诺奖是一件好事,让现在的中小学生将来获诺奖也应是一个美好的“中国梦”。但是,我们应当清醒,这不是我们全部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恰恰在于迈过这一平台,以莫言获奖为契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让学生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基于此,进一步把握世界教育改革的趋势,并与国际的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互动。其实,莫言获奖已经引起了我们如此的想象,这正是一种极好的启发和建议。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素质教育有更高的立意,有更大的追求;这样,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才会真正坚定起来、深入下去,而杰出人才的涌现必然是水到渠成的事。其二,从学科的视野看,我们并不局限于诺奖所评选的学科,而在于以此为建议,推动中小学所有学科的建设,把课程改革的理念、目标、要求落到实处。一个人的成才,包括诺奖得主的成功,往往是因为他们有优化的素质结构和丰富的知识背景、深厚的文化积淀,莫言正是这样。而素质结构需要课程结构来支撑。当下的课程改革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从课程功能、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整体设计。当课程结构合理、完善,所有学科建设得以全面加强的时候,杰出人才的涌现是有可能的。莫言获奖深藏着这样的建议。其三,从改革的方法来看,我们并不要求学生重演莫言过去的生活经历,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把握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学生发展,杰出人才的涌现是有其客观规律的,也是有科学方法的。莫言获奖及其讨论,可以促使教育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科学育人规律的寻找和把握。
好的建议其次是对语文教学的建议。这种建议也是有多层含义的。一是语文教学改革必须与旧理念、旧习惯“断气”,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和根本性变化。有学者曾这样评述批判性的课程文化:一些教师和学生“没有批判思考或领会行动的经验,没有用这一课程概念的语言,没有把改造课堂放到议事日程上,形象地说,‘旧习惯难以断气’。”课改以来,语文教学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当下语文教学改革仍然存在着不少令人焦虑和忧虑的问题,不少“顽疾”一时难以“断气”,仍然顽固地存在着。莫言恰恰是个旧习惯、旧方式的叛逆者,有时他用脱离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抵抗,他的创作中隐藏着许多语文教学成功的密码。对这些密码的开发,我们的语文教学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一定能产生方向性的、能够引领价值的建议。二是莫言获奖可以从另一专业背景、另一个视角来反思语文教学。不少人,也包括我自己,曾主张让“圈外人”来谈语文教学改革,其理由就是,“圈外人”会“跳出语文”来看语文,更加客观、理性,也会看得更清。事实证明,听取不同的声音是极有必要的。莫言是语文教学的“圈外人”,而且这位“圈外人”有着独特性,有人说他是“位于边缘为边缘人物并进行边缘写作”。他的“边缘性”,不仅说他的写作关注平民,既是本土又是世界的,而且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莫言对语文教学改革的建议定会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呼吸到清新的空气。除了以上两点,最为重要的是,莫言这位曾经的“语文人”――学过语文、创造语文的人,本身就是语文的一种范式,他的语文经历会提示语文教学改革的路径。这当然又是一个极妙的建议。
坚守心中有人,而且从“贴着人”到“盯着人”――这永远是语文教学的核心目的,也是成功的关键
莫言的成长故事中,隐藏着许多教语文、学语文的秘诀,虽未点明,却很实在。这些故事像是一组透视镜,折射出鲜明的思想,折射出对学语文、教语文的见解,这些恰是对语文教学改革最好的建议。
莫言曾经做过一次演讲:写什么,怎么写。他这样归纳:“说了半天,想来想去,‘写什么’的问题,归结到最终,就是把人当人来写。”“沈从文在云南昆明联大教书的时候说过,文学要贴着人写……我把沈从文的话改造了一下,改成了文学要‘盯着人写’。”他认为,这样才“更加强调把写人当作文学作品最首要、最重要的内容”,把人写出来“是一代又一代作家获得的最真切道理”。确实,莫言每次创作,总是从他记忆的仓库里去寻找那些在头脑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仍然难以忘却的人物和形象,由这些人物把故事带进作品结构中去。事实证明,这样的写作,让莫言在写作上不断成功。基于以上的认识和体验,莫言甚至认为,“假若没有完成文学写人这个最根本的任务,就只能算是二流作家。”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次迁移:文学创作如此,语文教学亦应如此――语文教学中一定要有人,而且要贴着人,要从贴着人到盯着人。文学是人学,教育学也应是人学,语文教学呢?在语言文学的背后是人,是人让语言文学有了思想,是人让语言文学有了生命,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是因为“人通过他的语言居于在的宣告和召唤中”。总之,语文教学是离不开人的,人永远是语文教学的核心目的,离开人的语文教学不是真正的语文教学,甚至称不上语文教学。在这一点上,莫言确实为语文教学提示了成功的秘诀。
语文教学要贴着人、紧盯着人,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语文教学是为了人,为了学生发展的,尤其是要给学生激发心灵的正能量。用高尔基关于“文学”的话来说,语文教学也应当: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在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和卑俗作斗争,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在工具主义、技术主义蔓延、价值虚无的今天,语文教学之于人的精神性要求特别重要。莫言在提醒我们:语文虽然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精神性、思想性、审美性等因素固然要在语言文字的学习中进行,但这不意味着人文性的内涵和要求被语言文字淹没、被工具性绑架。假若,工具性的彰显,缺少人,缺少人文性价值,尤其是精神性价值,只剩下语言文字,只剩下听说读写,不见人,不见学生的精神活动,那么就不是真正的语文教学,语文大厦就可能发生价值坍塌。
另一方面,语文教学要让学生学会语文,要让学生的语文学习看得见。语文教学有一个问题至今都没有真正解决,即学生究竟是怎么学语文的。这个问题,我们若明若暗,只是凭想象、凭经验,语文教学只能在混沌中前行。这种“离开人”的教学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一个原因,仍然是为了所谓的语文任务,而忽略人的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品质以及各自的学习风格。比如,开展一次活动,那是为了积累写作文的素材,学生的情趣和独特体验全然不顾,语文实践反倒成了痛苦的负担。学习语文,只有把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凸显出来,语文教学才会有人的存在,语文学习才是看得见的,语文才是鲜活的、有生命的。
扎根泥土,在田野里坚守与望,从本土走向世界:语文教学应当有这样的乡土情怀和开阔的眼界与胸怀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出莫言获奖的理由是:中国作家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魔幻现实主义”可有许多解读。不过,我们更关注莫言的乡土情怀:泥土、田野、民间、百姓、社会、生活……这些成了莫言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乡土给了他灵魂深处最宝贵的底色和“元气”。他把乡土当作奔流不息的创作之河,在创作《檀香刑》时他说:我要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撤退到民间,“把庙堂雅言、用眼睛阅读的小说拉回到小说的原本的母体模样,还原成用俗语俚曲说唱式的、大庭广众用耳朵听的艺术”。在南京大学讲学时他再次称:“我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的为老百姓写作。”在把自己出生地当作“东北乡”的时候,他最终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种爱恨交加的情绪恰恰表达了他对乡土最真挚、最深切的爱,来自内心,发自肺腑。但是,莫言不只囿于乡土,他又走向了世界。他自己说:“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们完全可以说:世界文学视野中有莫言,莫言在世界文学视野中。
莫言获奖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信心,这毕竟是对作家世界性的最高承认方式,对中国作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其获奖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他并没有去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特定形象,而是在现实条件下,书写出他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气象。
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他出身农村、当过兵,现在是作协副主席,有着官方的身份,他的获奖引起了争议,使那些充满政治无意识的“中国式的解读”失灵了,使得标榜客观性、推崇艺术自律性、遇到中国文学不自觉贴标签的西方媒体轮空了批评的靶子。相对于其作品的具体性、真实性和丰富性,面对其比较公允的文学立场,这些流俗的标签和批评都不再适用。
文学意义上的莫言
莫言获奖,可谓汉语文学凭借自身的艺术水准和文化承载力获得世界承认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国作家,成就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进行密切交流的契机。
就文学性而言,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其创作的独特性和话语表达方式。只要认真读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蛙》等小说,就不能否认,莫言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绝非表面肤浅的“迎合现实”,而是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现实和历史中最隐秘的真实,并且用各种富于魔力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来,进而迸发出巨大的生命话语能量。
莫言是躁动在中国大地上裸的生命的宣泄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是一次生命力的昂扬勃发。在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窒息下,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喷薄,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燃,才能让中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还是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从《檀香刑》、《四十一炮》,再到《生死疲劳》、《蛙》,莫言以强劲的想象力与磅礴的魔幻笔触,书写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张扬了民族心灵的生命欢歌。
在遗嘱中, 诺贝尔希望把奖金“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莫言的“理想倾向”是以魔幻的书写方式显现的,经由莫言的特异文字,可以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的小说像热闹的农村喜筵,夹杂着中国悠久的叙事传统和技艺。他的小说里,汉语言所负载的巨量的信息和情感交流,显现了当代白话文惊人的包容能力、吸收能力、夸张变形能力,以及戏仿或“恶搞”能力。这种史诗性的综合包含着巨大的话语张力,再现或者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内在令人震撼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他以地方性的中国式叙事,对当代中国经验做了有力的表达;他的汉语白话文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
莫言的语言并非“狂欢化”,而是带着悲伤的从土地中蹦出的泥土腐味。莫言也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停留在“伤痕文学”上,而是在超越中升华为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他以其有意味的文学形式,既凸显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味,也扬弃了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民间性”中本质的欢乐精神。莫言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非常强,在他的作品中会看到纷繁的色彩,有时候会感觉“土得掉渣”,但由此显示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他的叙述技巧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从而是一个奇妙的结合。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
当然,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文学意义上的莫言,引发人们重新关注文学,思考什么是“作家”。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莫言获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其他,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莫言的文学成就建立在他卓越的文学语言、结构和表现能力,以及他的丰沛人性关怀上。莫言的文学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
作为文化符号的莫言
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很多人的眼里,莫言得奖被视为一个超出文学意义的“文化事件”,把世界眼光引向了不可小觑的中国文学,表征着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可,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化符号”。的确,莫言获奖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是隔绝、封闭的,正在融入世界文学。如何借助这个文化符号的力量,通过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全方位关注,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加快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进程,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同,而不是急于把它“产业化”,成为当下必须思考的事情。
现将本小组一学期来的活动和收获以及下学期的安排,公布如下:
1.这学期在全体会员的努力和张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小组的同学都得到了应有的锻炼,自内心有了很到的增强,语言表达能力也有了提高。尤其是性格内向的同学,与同学交流沟通能力明显提高了。在这个小组里,每个成员间都能亲切的交流沟通,彼此无话不谈。在此,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祖国文化的多元性,异地文化队我们的吸引,我们渴望了解到更多不为所知的新鲜事、有趣的事。因此,在这里我们大家有很大的学习空间。
2.虽然在这里我们有很多新鲜事可以学,但是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每次小组聚会的时候,大家的积极性都不是很高,主人翁意识不强,不能够大方主动的思考、探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小组每次聚会都没有太多新鲜内容的原因,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会前做充分的准备,会后多多了解“演讲”是什么,怎么去演讲。
3.由于我们“专业沙龙”形式转变的需要,以及能狗更好的发展我们的小组,学到更多的知识。从下学期起,我们5个兴趣小组将被吸纳为专业沙龙的一部分!而且,由我们提出设计方案,各组提交方案后,被选出来的将作为下一期沙龙的主讲。注意:这回不是由组长一人来完成,而是谁的点子好,就由谁来主讲!主讲人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整理好资料,做好ppt,然后现场讲解。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演讲小组”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即锻炼了大家的勇气,有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改进普通话水平。是个一举多得的机会,所以希望每位会员都能认真对待,积极参与,争取到上台主角爱那个的机会。
4.临近期末考试了,我们小组本学期的活动也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认真复习。祝福大家都有个好成绩,开开心心过暑假!
回归文学价值,淡化政治意义
诺贝尔文学奖是对获奖者文学造诣的肯定,在文学方面意义重大,值得深挖。若过多地强调政治因素,讨论和分析会陷入桎梏。西方媒体报道与评论的重点并未过多地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是将重心置于文学意义,回归文学层面。多谈文学,淡化政治,西方媒体的文学价值观在报道之中得到诠释。
基于首因效应,媒体最初对于一则新闻的报道往往决定着受众观点的形成,同时奠定媒体评论和深入挖掘的基本立场、方向。《纽约时报》2012年10月11日在头条位置刊出《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指出“过去十年,莫言是被出版商所偏爱的三个作家之一”,以此打破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垄断的局面。10月12日,路透社援引《经济日报》的报道《莫言夺文学奖,中国诺贝尔路仍漫长》,评价莫言获奖为“中国文学获国际认同”。同一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刊文《莫言获诺奖 英文著作在美热销》,描述获奖后莫言作品被一抢而空,并指出美国的权威书评很早就给予莫言的文学作品很高的评价,“例如1989年《科克斯书评》形容《天堂蒜薹之歌》是‘史诗性著作’;2004年《科克斯书评》称莫言的《丰乳肥臀》‘反映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实’”。可见,西方媒体对于获奖最初的定位侧重于文学,并未掺杂过多政治内容,这样一来,即便之后的评论涉及政治方面,莫言作品的文学地位也已板上钉钉,不容置疑。
美国中文网2012年10月11日转载综合报道《莫言诺奖感言:该干什么干什么》,称莫言为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并高度评价其写作风格;同日,《纽约时报》的《莫言用残酷叙事建立一个隐秘王国》,详细介绍了莫言的代表作品,并做评价:“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魅力”,“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是对他文学成就的又一次肯定。”介绍莫言及其作品,话题涉及政治的报道是同日法新社的《莫言作品粗俗充满黑色幽默》,正文区区三百余字草草了事,且内容以介绍莫言作品为主,与政治有关的语句则轻描淡写,例如:“莫言的作品通常都是避开时代问题,转而以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纪的中国,在故事中莫言还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感。”在描述上,虽然提及政治,但语气委婉,之后也未展开叙述。另外,从新闻编辑选取素材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内容的大量选用,必然会导致其他方面内容的缩减。西方媒体对于莫言生平及其写作风格、作品的介绍采用较大篇幅,叙述详尽,必然会减少对于政治因素的谈论。
莫言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虽然在体制内写作,但一直是从人性角度出发,作品早已突破阶级和政治界限,所写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西方媒体立足这一点,报道中通过一些词语的运用,巧妙地撇清莫言与政治的关系,将受众拉回对于文学意义的思考。2012年10月11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过去25年中,莫言一直在写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残忍却鲜活的故事,这些作品藐视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标榜个人主义”。报道将莫言笔下的中国农村生活形容为“残忍却鲜活”,对于官方意识形态则是“藐视”,如此,莫言与体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作品的现实意义与批判精神得到肯定,政治方面的轻描淡写,造就了对于文学意义的思考与回归。
注重人文关怀,关注受众心理感受
新闻报道应当贴近普通读者,还原生活中的真实,满足受众的阅读欲和知情权,从文化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渗透人文关怀。西方媒体对于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报道和评论,以人文的视角,还原了莫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思维与生活,充满人情味。在强调以人为本贴近受众的同时,体现出对于人文关怀的注重。
对于媒体来说,拉近受众与莫言之间的距离,使莫言平民化,才能提高报道的接近性,吸引更多受众关注。《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这样描述莫言:“有位农民,整天弯腰劳作,与驴马打交道,非常贫困,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后来听说,写文章的作家可以‘一天吃三顿饺子’,他决意用写作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作为十三亿中国人的一分子,莫言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化无疑是中国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于莫言的介绍,通过平民化的角度来展现,“弯腰劳作,与驴马打交道”是许多普通百姓经历过的艰苦生活,“一天吃三顿饺子”则是那个穷苦年代人们普遍的向往。莫言生活的变化被视为中国三十年发展的缩影,某种程度上强调了他与受众的共性。总之,寥寥数语将莫言的光环褪去,受众眼中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再神秘,成了一个土生土长、有血有肉的普通中国人。对于莫言平民身份的还原,使报道更具人性化,可读性更强。
不单纯地追求感官刺激和轰动的传播效果,在关注新闻事件本身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当事人及受众的心理感受,这样的报道才能充满人情味,彰显人文关怀。2012年10月15日FT中文网刊登文章《莫言不幸福》,引用瑞典俗语:“无论你转身多少次,你的屁股还在你后面”,解释为 “无论你怎么做,人家都会说你不对”。文章站在莫言的角度,安慰他要以平常心面对意见人士的批评。
西方媒体的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对莫言本人,更在于对中国的广大百姓。2012年10月12日,美国中文网转载新华社记者的专访稿《莫言:奖金在北京够买120平方米房》,莫言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不管莫言的话是否当真,西方媒体对于关系中国民生的这一事实的展现,着实体现其人文关怀。在北京,诺贝尔奖获奖者用奖金只能买到120平方米的“豪宅”,更何况普通百姓?莫言和受众之间的距离感瞬间被缩小。
凸显西方中心主义,阐释西方价值
西方媒体站在西方的角度解读东方作家,报道和评论无疑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其观点的片面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界公认的巅峰,反映了西方价值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毫无疑问,西方媒体作为对外宣传的窗口,履行着对外输出西方价值的使命。在对莫言获奖的报道中可以发现,单纯从东方角度来客观分析的文字是有限的,西方中心主义暗含在字里行间。
《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说:“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西方媒体解读莫言,不免要与西方文学做比较,“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正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审视东方文学作品,言语中,本属于莫言土生土长的文学风格被替换为两位西方作家风格的融合,作为莫言作品亮点的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也被描述成了“寻找到的一个出发点”。
不但如此,莫言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也被西方媒体拿来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比。2012年10月1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莫言用残酷叙事建立一个隐秘王国》中说,有人将《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与马尔克斯名著《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相提并论,“主人公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双胞胎,也是一个‘杂种’”,报道简单地指出二者经历的相似之处,没有进一步表明立场,但其潜台词不言自明:莫言深受西方作家的影响。虽然媒体不是比较者,但对于这一新闻事实的报道,无疑使得西方作家和西方文学又一次被摆在了主导地位,西方媒体对于莫言作品的理解充满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
为了显示西方文学的霸主地位,对于诺贝尔奖颁奖词,西方媒体甚至也利用中文版的翻译之便,将莫言的创作风格描述为根源于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着实显露出其西方中心主义。官方英文版颁奖词中,莫言的风格被概括为Hallucinato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非源于西方的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新闻报道中却不然。幻觉现实主义包括了中国古老的神话、民间传说等叙事艺术,所以它扎根中国,具有中国特色。莫言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当今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独创了幻觉现实主义。而魔幻现实主义源于拉丁美洲,是受西欧文学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本质上扎根于西方。用它来概括莫言的写作风格,从理论上讲,莫言的创作过程在无形中被 “西化”,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他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了西方文学的附属品,似乎诺贝尔奖不是颁给了莫言,而是颁给了西方文学。
结 语
西方媒体立足西方视角审视东方文学,注重文学意义的传达。在对莫言获诺贝尔奖这一文学界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对政治因素的谈论较为委婉,在细节方面也有淡化的趋势。从报道内容来看,话语之中反映出的是基于西方价值对于莫言本人以及中国受众的人文关怀,这一举动有效拉近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毋庸置疑,视角的单一性不可避免地造就了思考的主观性,西方媒体报道中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学置于崇高地位,莫言的文学成就在不知不觉中也就成了西方文学的“附庸”。
关键词:大众传媒;文学生活;媒介消费主义;娱乐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45-02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这一新闻事件不仅关乎文学,更关乎政治、经济和生活。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新媒体侵入生活,它日渐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价值倾向,大众传媒通过议题选择、新闻构建对人们了解世界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然而大众媒介的报道并非完全真实的反应客观事实,新闻报道通过对议题的选择、立场的呈现、报道数量等进行包装来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郭庆光认为“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1]”同样,在莫言获奖一新闻事件中,大众媒介的报道也进行了有目的的取舍为社会大众呈现一个媒介化的环境,大众媒介对莫言获奖报道数量上、角度和符号组合都会影响受众的文学观。本文通过对588条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两个月以来的有效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以新闻框架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大众媒介报道这一相关事件时的报道立场,试图回答:大众媒介是报道文学本身还是其他娱乐化消费性新闻?会对文学生活建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新闻媒介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文本为研究对象,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系统的归类和定量分析。
1.大众媒介新闻的抽样。本文研究文本选择新浪网提供的新闻搜索引擎搜索结果,原因在于:首先,从媒介层面来说,新浪网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信息丰富,并且覆盖了全国大部分报纸和大型网站,如权威性强的《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内容全面;其次,从受众层面来说,新浪网新闻访问量大,受众面广,融合纸质电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于一身,社会影响力大。具体操作步骤为:在新浪网的新闻搜索中选择“高级搜索”,关键词为“莫言”,搜索类别为“新浪新闻”,搜索频道为“全部频道”,时间为“2012年10月11日至2012年12月13日”两个月时间,搜索显示“从全部频道搜索结果5342条”。根据研究目标,只选择对莫言的报道、评价等作为研究样本,将下列情况剔除:大量重复性新闻、报道主要内容和主题不是莫言的新闻、图片视频类新闻,按照这三种情况剔除新闻后,共有588条有效新闻。并以一周为分界点,观察报道数量上的变化。
表1 新浪新闻关注莫言获奖类相关报道主要方面
2.类目建构。根据大众媒介对莫言报道内容,本研究将采集的样本分为中外媒体评论、莫言采访活动、行程类报道、关于文学类报道、莫言效应报道、娱乐化报道、莫言家人、家乡类报道、莫言印象报道、诺贝尔奖金报道和其他报道共9个大类。
二、研究发现
从本次研究来看,新浪新闻关于莫言报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报道量大,且集中度高。如表3所示,本次研究中,从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奖到2012年12月13日莫言领奖两个月时间,新浪新闻共产生5342条新闻,平均每天89条新闻,有588条有效样本,平均每天9.6条新闻,可见数量之多,报道量之大,体现大众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大众媒介通过对热点新闻事件在主题上和数量上的报道,来传达当今社会大众的关注点。以一个星期为周期的报道数量分布中,报道主要集中在莫言获奖消息的前两个星期(2012年10月11日~10月17日;2012年10月18日~10月24日)和领奖的一个星期(2012年12月6日~12月13日),对莫言的报道涉及作品、采访、经历等各方面的报道,等“莫言热”潮流过去报道数量也随之减少,这种报道集中化体现大众媒体所跟踪的报道大多关注莫言本身,而非长远的文学生活方面。
2.评论居多,以正面评论为主。从表4中可看出,中外媒体评论占所有报道数量的28.5%,是所占比例最多的报道类型,内容大多是外媒对莫言获奖的评价和专家评价,随着莫言热潮的渐退,媒体在议程设置方面更加冷静看待莫言获奖,避免将莫言“图腾化”,如《关注莫言,少些与文学无关的喧嚣》等报道。
3.娱乐类报道数量多。表4中,娱乐类报道占了12.7%,莫言效应报道占了13.6%,追踪类报道占了20.2%莫言获奖类的文学新闻逐渐和娱乐新闻混杂在一起,由于文学新闻在之前报道中相对于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居于弱势地位,事件化也成为文学新闻的主要构建方式,许多媒体为吸引大众眼球,提高知名度,将这一严肃的文学新闻以娱乐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讨论与反思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一方面,大众媒介通过大量评论新闻的理性报道来引导大众舆论,通过新闻框架的选择和凸显,将部分的客观真实转化为媒介真实呈现给受众。这些理性声音的报道,对观众的文学观、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同时,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涵化”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1]。在另一方面,在以娱乐为中心和以消费至上为表现的现代传播环境下,大众媒介对文学事件的报道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文学新闻的娱乐化倾向。尼尔·波兹曼在名著《娱乐至死》中说:“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表4中,关于莫言获奖的新闻中,娱乐类报道占了12.7%,莫言跟踪类报道占20.2%,“莫言热”被媒体炒的沸沸扬扬,关于莫言的生活、领奖细节、奖金如何用等内容都变成媒介娱乐化的对象,过度关注莫言,而非文学本身,将文学新闻以一种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下,文学新闻不再是一种严肃性的新闻,而是一种提供快乐、消遣式的精神快餐,在潜移默化下,读者也开始从文学休闲、精神娱乐角度参与文学,“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以日渐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
2.大众媒介的消费主义化。在消费主义的情境下,所谓消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而大众媒介则是一种刺激这种满足的外在动力。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即是大量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消费新闻的报道和渲染,在表四中,“莫言效应”类的报道占到13.6%,关注莫言个人类报道占到11.7%,这些内容包括由莫言引发的作品脱销、热炒收稿费、莫言故乡高粱酒等大量过度消费莫言类的新闻,这种传媒的“消费时代”会使文化、文学成为一种物化现象,按照“沉默的螺旋”理论,“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1],在大众媒体这种对消费莫言新闻的渲染下,文化形态终究会离精英或高尚愈行愈远,也是使文化失序的一股助力。
我国的文化文学发展正方兴未艾,这就需要大众媒介重视文化文学的传播,为文学生活的重建作出贡献。从媒介生态学角度上说,大众媒介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以“公正、公开、公平”为目标取向,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解构新闻消费主义理念,从而对文学生活重建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从受众角度来说,则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增强大众批判媒介、合理利用媒介以及对媒介负面影响的抵御能力,通过关注和研究大众媒介,能引导媒介文化而不是为媒介文化所摆布,使大众媒介为建构文学生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