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赞美祖国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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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赞美祖国的诗歌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德沃夏克 民族特征 艺术歌曲 宗教歌曲 合唱与清唱剧

德沃夏克是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也是捷克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德沃夏克在交响乐、室内乐、钢琴音乐等器乐曲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同时他在声乐题材和歌剧音乐的创作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艺术歌曲、合唱曲、宗教歌曲、清唱剧、歌剧等声乐题材的作品，有不少声乐题材的作品已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的精品。

一、民族特征

德沃夏克在自己一生的音乐创作中，始终把民族性这一重要因素放在首位，无论在歌剧、交响乐还是室内乐作品中，他都努力将民族性、抒情性和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紧密结合起来，达到尽可能完美的境地。德沃夏克的声乐作品的歌词大都是取材于民间的诗歌，对于捷克民间诗歌的热爱与对民间音乐的偏爱一样，是他音乐创作的重要源泉，也是他音乐作品的重要特征。德沃夏克出生于捷克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就受到捷克民间音乐的滋养和熏陶，他从内心深处深深地热爱朴实的、带着泥土芬芳的民间音乐和民间诗歌，他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民间诗歌内充满着音乐的气质和新鲜独特的表达方式，认识到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而经久不衰。德沃夏克很多作品都是从法兰希克・塞西尔所编的摩拉维亚的民间诗歌中选择材料，同时也从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塞尔维亚、立陶宛和近代的希腊民间诗歌中采集歌词，他依据这些民间诗歌的精神气质去写作音乐。他的歌曲很少直接引用原始民歌的旋律，而是将这些民歌音乐的曲调与自己心灵的感受融化成具有真正捷克民族气质的音调，因此更为深刻和感人。如他根据塞尔维亚民间诗歌所写的《歌曲四阙》（作品第六号）以及根据德浮・克拉罗凡的诗稿写的《歌曲六首》（作品第七号），这些歌曲以显著而独特的民歌音调把诗歌中的感情力量和动人的民间语汇表现得细致而精炼，灿烂而明朗，突出了鲜明的民族特性和民间音乐的风格。

二、艺术歌曲

1875年至1877年，德沃夏克根据摩拉维亚的民间诗歌而写的声乐长套作品《摩拉维亚二重唱》问世，其中十三首是以《摩拉维亚二重唱》名称出版，另外两集各包括四首歌曲，以《二重唱》的名称出版（作品二十号及三十八号），还有两集分别在以后出版。这种二重唱大都是为女高音及女低音而写的，整个作品的旋律质朴可爱、甜美动人、情感真实，具有极为鲜明而纯朴的民歌特色。该作品活泼轻快的节奏、动人的音乐主题，带有明显的摩拉维亚民族音乐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德沃夏克在歌曲创作上丰富的想象力。韦斯巴登的著名美学家路易士・爱莱脱曾经撰文写道，“（作品）使他的内心深深感动，他好像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抛掷芬芳扑鼻、朝露未干的花朵。”这部作品奠定了德沃夏克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作曲家的基础。

在《摩拉维亚二重唱》之后，德沃夏克还创作了《晚歌集》和根据希腊民歌的译文所作的《三首希腊歌曲》。此时，德沃夏克在音乐上的创造性更为成熟，在《三首希腊歌曲》中，他成功地将戏剧性与抒情性之间的对比、调和统一于叙事诗的生动体裁之中。

海特克关于吉卜赛的诗歌中反映出来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引起德沃夏克的共鸣。1880年，德沃夏克写成了一部包括七首歌曲的《吉卜赛歌曲》（编为作品三十五号），在这部歌曲集中有愉快和哀愁、真诚和坚定、严肃和幽默以及对自由生活的热切向往。在《唱我的情歌》中，德沃夏克赋予了音乐激动、起伏的旋律，其中的《母亲教我的歌》成为最受人们喜爱的曲子。这首歌曲旋律朴实无华，亲切动人，在简练的音乐语言中充满着最真诚的怀念与愁思。歌曲的曲调采用2/4节拍，在伴奏部分却运用通常摇篮曲所用的6/8节拍，两种节拍的复合使用，生动地表现了母亲慈爱之心的颤动。歌曲采用了变化分节歌的形式，既富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易唱、易记。因此，这首优秀的艺术歌曲很快就在世界各国传唱开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考验，现在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艺术魅力。

此后，德沃夏克所作的歌曲中有四首是按民歌原文写成的，称为《民间曲调四首》（作品七十三号）。在这部作品中，他仍然保持着清新质朴、诚恳真挚的感情和民歌风格，却更为热情、丰富，更为新颖、晶莹可爱，形成了德沃夏克独有的音乐风格。

1887年，他为德国女作家玛莱洛克・斯梯勒的四首诗写成了《歌曲四首》，其中第一首《让我孤独地深思》的音乐十分优美动人，充满着真挚的感情。这首歌曲运用大小调式的交替和分节奏的形式，生动地刻画出失恋少女内心的痛苦和对孤独与平静的渴望。这首歌曲与《母亲教我的歌》一样，同被列为世界歌曲宝库中的精品。后来，德沃夏克在他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中，又一次运用了这首歌的一些旋律。

三、宗教歌曲

德沃夏克的最后一套组歌，著名的《圣经歌曲集》，无疑是他所有歌曲作品中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世界歌曲宝库中最美妙的作品之一。正如德沃夏克对出版商西姆洛克所说的，“这部作品是这一类中最佳妙的。”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完全中肯，毫无夸张的。

《圣经歌曲集》共有十首歌曲，写于美国纽约。那时正是德沃夏克应邀担任美国纽约国家音乐院院长的第二年（1894年）。德沃夏克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两年来，他远离祖国身处异乡，对祖国的怀念与日俱增，在纽约嘈杂的城市环境中，他竭力想避开俗世的干扰而潜入到内在的心灵中去。在这两年当中，德沃夏克陆续接到从祖国传来令人悲伤的消息，他的父母病势沉重、他的两个好朋友柴可夫斯基和冯・比罗相继去世，这使他惊愕万分，悲痛异常。虔信宗教的德沃夏克沉浸在关于生与死、上帝的慈爱、崇高和智慧的宗教感情之中，这种情感成为他写作《圣经歌曲集》的主要推动的力量。德沃夏克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圣经》的诗词中所蕴藏着的一切，他要用音乐将内心的感受恰当地表现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也就此诞生了。

《圣经歌曲集》的音乐有着简洁的外表，其中却饱含着动人心弦、纯净优美、具有创造性的旋律，尽善尽美地表达了原文辞句优雅的风格，特别是歌曲的钢琴伴奏，更以悦耳的纯净的音响和庄严的情绪衬托着旋律的进行，使整个歌集前后连贯而成一个整体。这部歌曲虽然是在美国写成，却没有受到美国情调的影响，歌曲的感情和精神风格是真正捷克式的，是从一个深深热爱着自己祖国的捷克作曲家的内心深处和虔诚的宗教感情中流淌出来的。德沃夏克的歌曲与其他乐器作品一样，在艺术上表现出他鲜明的创作个性和忠实于自己乡土的民族精神。

四、合唱与清唱剧

除了这些歌曲集外，德沃夏克还创作了不少大型音乐会作品以及为宗教仪式而写的弥撒曲、神剧或世俗的清唱剧等。如在两年内，德沃夏克丧失了三个孩子，家庭遭受到巨大的不幸，杰柯勃恩・达・托弟的诗篇使他从悲痛中振作起来。他怀着悲伤创作了宗教乐曲《圣母哀悼曲》。这个包含四重唱、混声合唱与管弦乐的清唱剧有一种崇高的、富有灵感的美，在那亲切的曲调中有一种扣人心弦的温柔与和谐。只有像德沃夏克这样伟大的音乐家才能运用这样美丽的音乐语汇，倾吐出心中的愁怀，为捷克的宗教音乐创作出一首空前未有的杰作。

《安魂曲》也是一部深具个性的作品，与《圣母哀悼曲》一样，包含着四重唱、混声合唱与管弦乐，同样是德沃夏克对生命的无比热爱产生出来的哀伤，《安魂曲》的主题深缓沉重。这部作品音调虽然单纯、庄严、华美，但音乐崇高而温和的特质、丰富活泼的和声，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动着听众的心灵。

除了为宗教所写的这些大型清唱剧外，德沃夏克的第一部为混声合唱和管弦乐而写作的世俗清唱剧《赞美诗》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赞美诗》是受到捷克民间生活的启发而写成的。德沃夏克是一个坚定而又真诚的爱国者，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与他在宗教乐曲中表现的虔诚一样真实而又自然。他选择了维台拉夫・哈莱克的抒情叙事诗《白山的子孙》末尾几节作为歌词。德沃夏克在这部作品中热情地倾吐了他心中的爱国热忱。在《赞美诗》的基本主题中，我们可以倾听到被奴役的人民对祖国的命运感到的不安，以及对祖国前途坚定热烈的信心。这种情绪在第二部分更为加强，并充满了火样的热情，激励着整个捷克民族为自由而斗争。这种庄严神圣和崇高的感情在终结乐句响亮、辉煌的和弦中达到顶点，德沃夏克说过，“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祖国，正如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一样。”这就是德沃夏克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是这部作品成为不朽之作的原因，因而至今仍为人们所热爱。

参考文献：

[1]P・巴拉诺夫斯卡娅，翟学文.安东尼・德沃夏克（1841―1904年）[J].西安音院学报，1986（3）.

[2]安东・丘伯尔，杨民望.德沃夏克的音乐名作[J].人民音乐，1954（3）.

[3]朱琴.论德沃夏克创作思想中的多元性[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8（2）.

[4]吴维忠.德沃夏克的山水情怀[J].音乐爱好者，1995（5）.

关于赞美祖国的诗歌范文第2篇

献给护士您是天边那第一缕晨曦

您是傍晚那最美的晚霞

您是跳动着的生命

您是友爱的象征

踏着辰光看到的是您那娇小的身影

披着晚霞看到的是您美丽的白衣

是您用一双温暖的手

托起生命的黎明

是您用那瘦弱之躯

筑起生命的河堤

您那关切的语言

您那柔柔的笑容

都定格在患者的生命里

成为他们永远的记忆

那一声关切的问候

那一句疼爱的鼓励

那一双关注的眼神

那一句关心的话语

就象一片片灵丹妙药

使绝望的灵魂重新燃起

您就象那一道道阳光

让肆虐的病魔无处躲藏

你就象一道道闪电

划破了生命漆黑的夜空

是您及时发现了病情

一点微小的变化

都逃不过您那智慧的眼晴

多少病人

得到了您的细心呵护

使他们从病榻前站起

多少个病人

得到了您的精心照料

重新拥有了健康

他们

重新走向工作岗位

重新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在病人面前

您是朋友，是姐妹

是阿姨，是母亲

啊，我说您是生命的守护神

有了你们病房里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有了你们濒临死亡的生命才有了起死回生

是你们筑起了一道道生与死的隔离墙

燃烧就燃烧彻底

奉献就从没有奢求回报

是你们把生命的蜡烛重新点燃

是你们舍弃了节假日

填补了生命的长廊

那顿年夜的团圆饭啊

永远成了你们的奢望

轻轻的脚步，忙碌的身影

和蔼可亲，略带疲惫

无菌操作，三查七对

问寒问暖，敏锐的眼睛

这就是护士的化身，护士的缩影

啊，平凡的如一棵棵小草

却凝聚成了生命的青藤

在这节日里

让我为您唱首赞歌

护士您是平凡中的伟大

伟大中的平凡

向全体护士们敬礼

献上我一片心的赤诚

啊，白衣天使有一个职业很崇高，

有一样工作很辛苦，

有一份责任很重大，

这就是你——医者所处的境地。

把生命的开始交付与你，

给你第一声啼哭的印记。

把生命的终极托付与你，

给你最后一个心跳的回忆。

呵，白衣天使，

陪伴我始终的天使。

有一回身体很虚弱，

有一次伤情很严重，

有一段心情很沉郁，

这就是你——医者耕耘的领地。

把疼痛的感受嫁给你，

请用温情去轻轻地偎依。

把滴血的伤口暴露于你，

快用那智慧的情丝来补接。

呵，白衣天使，

赶走我痛苦的天使。

有一场灾难很重大，

有一波疫情很紧急，

有一起事件很痛心，

这就是你——医者博斗的战地。

快把吊瓶伸进废墟里，

将希望带给埋着的躯体。

把病毒阻挡在病房外面，

让死神与抗争的人群隔离。

呵，白衣天使，

悍卫着生命的天使!

我们是自豪的小草我们是一棵棵小草，

虽然无名，虽然渺小，

但我们从没有放弃执着的追求，

但我们也有崇高的信念，

也有不移的人生坐标：

那就是——

奉献我的一切，

为了他人生活得更美好!

我们的洁白衣着，

象征着我们护士纯洁无暇的心灵;

细心、温顺的内科护士

照顾病人是那样的周到;

雷厉风行的外科护士

总是脚步匆匆的与死神赛跑;

意志坚定的急诊护士

在生与死的较量中，永不放弃、争分夺秒!

天使般的妇产科护士，

托起新的生命，与产妇同欢笑!

在病房里那不灭的灯光下，

我们护士——

象一朵白云在飘动，

象一缕红霞在闪耀。

我们的脚步是那样的轻盈，

恐怕把熟睡的母婴惊扰!

我们护士的两脚啊，

倘若把病房中的路连成线，

相当地球、月亮之间几个往返，

更不知可绕地球多少遭。

而患者的微笑，

就是对我们护士最高的奖赏，

最好的回报!

啊，护士，

无比神圣的称呼，

是人类生命的保护神，

关于赞美祖国的诗歌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李白；诗歌；意象；特征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8-0260-02

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不朽的奇葩，而唐代诗人李白则是中国最富盛名的诗人之一。李白素有“诗仙”之名，他的诗歌飘逸潇洒，极具浪漫主义的创作色彩。李白的诗歌是唐代诗歌的典范，在他的诗歌中不仅意象丰富，而且寓意深远。可以说，内敛而平静的意境是李白诗歌创作风格的一项重要特点。在研究李白诗歌意象特征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重李白诗歌浪漫、激越、奔放的特点，还应该研究李白诗歌意象中的含蓄之美，应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李白诗歌。

从总体上看，李白的创作变化多端，他打破了传统诗歌创作的固有格式，达到了丰富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诗歌创作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祖国山河和美丽大自然的赞美，其风格兼顾俊逸清新和雄伟壮阔。除此之外，李白的诗歌还常常使用想象、拟人、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搭配李白惯用的意象，往往能够描绘出诗歌里独特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李白的诗歌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诗人，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无论是韩愈、李贺还是苏轼、陆游无一不对李白的诗歌创作交口称赞。

一、诗歌意象及其作用

（一）什么是意象

意象是诗歌中描绘的具体形象，是融入了作者思想情感的物象，创造意象并借助意象抒发思想感情是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方法。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诗歌还是现代诗歌，对于意象与意境都是十分重视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意象即是意境。当然，我们现在认为，在诗歌当中两者还是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的，尤其是在现代诗歌中。现代诗歌的创作通常要借助一定的形象，这些出现在诗歌中的形象也就是意象。诗人对于意象的使用往往能够有效地烘托出诗歌的意境，表现出诗人的主观意识与情感。由此可见，对于诗歌而言，意象其实处于诗歌中美学的范畴，诗人通过意象的塑造让读者与自己产生共鸣，甚至通过意象来表达出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进而以此来丰富诗歌的内涵。由此可见，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需要找到诗歌中所描绘出来的意象，并充分把握其表现出来的特征，才能体会诗人蕴含在其中的独特思想情感，更好地进入诗人所描绘的独特精神世界。

（二）诗歌意象的特征

我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是表现诗歌内涵和表达诗人情感的重要载体，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诗歌意象具有情感性特征。意象本身就具有固定的情感倾向，又兼具了诗人特定的情感。诗歌中的意象往往蕴含着诗人更深层次的情感，他们将自己的情感隐藏在意象之中，既能够符合古典诗歌含蕴的表达方式，又能够利用意象更好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其次，意象具有含蓄性特征。古诗中的意象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具有含蓄、暗示的特质。中国古代封建时期对于文化的禁忌还是很多的，尤其是涉及到皇家，因此在长久的封建统治时期，诗人约定俗成地使用了一些意象来含蓄的表达某种情感，既能够让人理解，又不容易犯了忌讳而招惹是非。因此，借意象抒情，融情于意象之中，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是历代诗人的一致追求。第三，意象具有丰富性特征。诗人的感受往往会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同一个意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诗人的笔下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往往也是不尽相同的。

二、李白诗歌意象探析

（一）李白诗歌意象的分类

李白诗歌中意象的分类大多数还是与中国古代传统诗歌中的意象分类相一致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别：一是草木类。草木类中的代表意象有梅、兰、竹、菊、青草、杨柳、松柏、梧桐等。草木类的意象主要经常用来表现人物的人品或者性格，例如松柏表示刚正不阿、梅花代表高洁不屈等。李白诗句中有“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里用桃花表现的就是与世无争，其乐融融的境界，桃花是春天的象征，是理想桃源的象征。二是动物类。动物类中代表意象的有大鹏、大雁、蝉、杜鹃等。李白诗歌中典型的意象是大鹏。代表诗句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另外“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诗中的大鹏是作者李白的自我外化，诗人将大鹏视为理想与抱负的寄托，赋予大鹏气贯长虹、直冲霄汉的人格力量，是诗人慕自由、尚洒脱的独特思想意蕴的体现。三是器物类。器物类中代表意象的有酒、酒杯、剑、船、镜子等。酒和剑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比较典型的两个意象，男诗人用的概率更大，而且在描写战争的时候，剑这个意象出现的比较频繁。关于酒的诗句，最出名的诗句之一就是李白的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虽然诗人在诗句中并没有直接写到酒这个字，但是诗人却用“莫使金樽空对月”描写出了一幅豪迈喝酒的场景，显得十分具有英雄气概。四是气象景物类。气象景物类代表意象的有夕阳、雨雪、流水、白云、蓝天、青山等。这类意象通常都是抒情意味比较明显，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出现的相对较多。如《独坐敬亭山》中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诗句中的“孤云”是失意落魄的自我形象，又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的“兰生谷底人不锄，云在高山空卷舒”中的“云”是作者李白个性自由的精神写照。

（二）李白诗歌意象的特点

在李白的诗歌创作中，诗歌意象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个性特征，主要突出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李白诗歌中的意象组合丰富，变化多端。例如在《行路难》中，诗人写到“子青自弃昊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两个非同时、同地发生的事情，诗人把它们并列在一起，成为互相映衬的意象，揭示出正直之士的不幸命运，给人壮阔悲凉的艺术感受。

其次，李白善于利用意象表现其象征性，而这种象征大部分表现了诗人本身的仙风道骨及侠士风采。例如《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众所周知，黄河之水不可能从天上来，但是李白却用这样狂野的意象描绘了黄河的壮阔，让人身临其境。

第三，李白善于利用意象在自己的诗歌中营造一种奇突之美。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是有一定固有模式的，一般诗歌的意象都蕴含了自己固定代表的寓意。但是李白在使用这些意象的时候往往与其他诗人大相径庭，表现出自己的独到之处。例如在《赠汪伦》中，李白感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水”这个意象在古代诗歌中大多数表现的是时光荏苒、岁月变迁，但是李白偏偏在这首诗歌中用潭水来表现与汪伦之间深厚的情谊，不仅让人有新奇之意，而且借助“千尺深”的潭水，让我们也轻而易举地体会到了诗人与汪伦之间情谊的深厚。

（三）李白诗歌中典型意象的分析

李白的诗歌中出现的意象数不胜数，但是仔细分析李白诗歌我们也不难发现，虽然意象的数量很多，但是李白却对一些意象更为偏爱，所表达出的情感与思想也更为深厚，下面我们就着重分析几个李白诗歌中几个比较典型的意象，这也是李白诗歌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意象。

1.李白诗歌意象之“流水”。水无形无态，水又千姿百态。水最轻柔，软如丝绵；水最刚强，滴水穿石。水最有艺术的可塑性，水是李白诗歌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意象，据相关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在李白流传下来的九百多首诗歌中，出现了将近四百次有关流水的意象。其中比较熟悉的诗句有“流水无情去，征帆逐吹开”、“流水如有情，幽哀从此分”、“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等。李白格外钟情于流水这个意象，在诗歌中频繁使用，说明它与李白的思想情感紧密相联。笔者认为，李白诗歌中的流水意象其实是诗人比较隐秘的一种表现生命意识的情感。李白诗歌中的流水意象绝大多数并不是作者单纯的对自然景物进行描写，有的时候流水表达了时间内涵，而这一内涵正是折射出了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用流水这一意象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并非是李白独创的，事实上流水这一意象经过中国数代文人的反复锤炼已经沉淀为中华文化中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符号：和而不同，兼容并蓄。

2.李白诗歌意象之“剑”。李白不仅是一名浪漫的诗人，还是一名武功高强的侠客，因此在他的诗歌中频繁的出现“剑”这个意象，就显得十分自然。剑是我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代表的是力量与权威。在全唐诗中，李白笔下一共出现了一百零七次“剑”这个意象，由此可见他对“剑”这一意象的钟情。李白从小就学习剑术，对剑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他在自己的诗歌中把自己的妻子也比作了“拙妻莫邪剑”。李白生活在我国古代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代民风开化，国威远扬，因此李白的个人理想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在诗歌中频繁的使用“剑”这个意象，也表现了他想要建功立业的博怀。“剑”这一意象不仅寄托了诗人对于自由的渴望，还表现了诗人一生都想追求的报效国家的情怀。

关于赞美祖国的诗歌范文第4篇

一人具有积极的社会道德意识

彼特拉克作品中积极的人类社会意识隐含在他对大自然美景的赞美之中。他倾其一生去拷问人性、去追寻他理想中的人类道德。因此他得到了深刻的人生启示和对人类社会变化的感悟，这一切为他赢得了当时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名望和荣誉：14世纪西欧的第一位古典学者和外交家，享誉整个欧洲的桂冠诗人、连接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桥梁、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创者之一、近代欧洲社会的第一位历史学家，也是第一位园艺家和第一位登山家等美誉。可是，倘若我们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他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头衔或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文学成就上，我们就有可能忽视他对人与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对当时西欧社会变化的思考与探索。彼特拉克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表面上是来自他对大自然美景的感悟与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渴望，实则来自于当时西欧社会变化而带来的“哲学观念的演变”和人们的迷茫和彷徨，这些变化直接引发了彼特拉克对探求当时人们都十分关注的对“人类的内心与外部真理”的渴望。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例证是，在他的传世名篇《论隐居》和《抒情诗》中既隐喻了他对结束当时西欧正在进行的吉伯林党与圭尔弗党冲突的渴望，同时又带有奔放的情感抒发和心声：

赐给我平静吧，噢，残酷的思想！

爱神、命运女神和死神在我还未能

识别出心中其他敌手的时候，

就已围困了我心房的大门。

难道你嫌这样做得不够吗？

（《抒情诗歌集》，274）

彼特拉克作品中的社会意识主要表现在他通过对大自然美景的描写来抒发他愉快的心情、表达他对人类社会变化所持的积极的态度。例如，在《田园歌集》中，虽然读者看到的是宗教文学中那种以排列完整的时间顺序来展示现实生活的传统描写方法，但可以从中明显地感觉到他对当时人们生活态度的肯定、对未来人类社会中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盼望。下面这首诗中就包含了他对人的丰富精神世界与思想意识的期盼、对理想中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爱情、对读书带来的内心感受、从事园艺的心得体会等日常生活内容的描写：

我正要告辞离去，

你将它送给了我，

我的慰籍和旅伴……

（《韵文体信札》III，5）

彼特拉克的诗歌和信件表达的是人们从简单的生活中获得的无尽快乐；他的诗歌描写的是大自然中撼人心魄的美景、人们游历奇幻意境的经历、身居异国的艰辛与坎坷、无法逃脱的死亡命运和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等内容，例如：

天啊！我还要忍受什么样的苦难啊？

为什么无情的命运又将我降至人间？

我看见时光在世界衰落中匆匆前去，

我看见周围众多的青年、老人一命归天，

世上似乎没有安全的福地，

也没有避风的安全的港湾，

我向往的解救众生之道更是难以寻觅。

（《韵文体信札》I，14）

从表面来看，这些带有明显的中世纪宗教文学特征的话语述说的是人类内心世界的脆弱与命运的残酷无情，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对“上帝之爱”的向往。但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描述其实展示的是当时西欧社会变化所造成的人们精神和思想的彷徨。不仅如此，在这些信件中还可以看到，彼特拉克多次谈到当时西欧很多文人志士在苦苦追寻的“人生与真理”，其中最感人的就是他对意大利的讴歌与赞美：

“万岁！这片蒙上帝垂爱的土地，

万岁！这片最神圣、最安全的福地”

（《韵文体信札》III，24）

此外，彼特拉克还根据宗教文学的创作传统，把意大利作为该信札的收件人。其中既有他对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的感慨，又有他对当时的统治者的劝诫与提醒。正是因为这一点，彼特拉克被尊称为“掀起新的研究古典人文学科热潮的人”，和欧洲后人所称的“最早的真正现代人”。

二道德观念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除以诗喻物之外，彼特拉克还十分擅长以诗歌作为理解人类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手段。在《我的意大利，说你美丽又有何用？》这首诗中，他以当时市民阶层中普遍使用的俗语，描写了人们生活中的乐趣和喜悦心情，进而表达了他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的真挚情感。这首诗歌也被认为是西欧近代第一首以俗语写成的爱国诗篇。这首诗歌不仅代表了彼特拉克对人与社会认识的加深，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社会形成的过程。虽然这些与中世纪宗教文学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他观察的角度与观察视野却已经与教会宣传有了根本差异。他开始从人而不是神出发看待一切，他的思想观念、思想意识都已经具有了明显的人性特征与近代意识。

不仅如此，在论述人性与大自然美景的过程中，彼特拉克将人性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但丁作品中的那些关于人与社会的沉闷的描写与消极的评价。他将当时变化了的西欧与教会统治时期的沉闷的西欧进行对比，以人的高贵的精神世界为依据，展示了大自然的美景及其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体现了当时人们躁动不安的内心与教会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桎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彼特拉克认为高贵的人性、高尚的道德是人类获得救赎的关键。这说明当时的彼特拉克不仅在精神方面摆脱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束缚，同时他已经开始了从人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其中体现的是西欧社会的变迁对人的精神世界与道德观念的影响。

从文学分析的角度来看，彼特拉克的不凡之处在于，他能够把一个尘世中卑微的心灵与西欧社会和人类的未来结合在一起来观察，反映出的是他对当时西欧社会变迁的感悟和他对人类道德进步所做的深刻的反思。阿兰?布洛克（Alan Bullock）认为：“他（彼特拉克）曾指责经院哲学，指责它所告诉人们的是那些对于丰富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贡献的东西’”。“即使它们从理论角度来讲是正确的，但这些东西对于当时人们要苦苦探求和回答的‘人的本性，生活的目的，以及走向哪里’这些问题却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在彼特拉克看来，现实社会中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均需要靠人的理智来分辨；需要依据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来识别。人类面对尘世时，不能无动于衷，不能无所作为。因为不是显赫的权势和地位而是高尚的人性才能够为人带来高贵与荣耀。只有高贵的人性才是引导人们不断努力，获得快乐和幸福的源泉，而对于人性之美、世界和平与幸福的不断追求才是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动力。查尔斯?群克斯（Charles E.Trinkaus）认为，这些观点是“他对古典哲学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从这个角度出发，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彼特拉克之伟大，不仅在于他对14世纪的欧洲文化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更在于他的自我意识的提高和他对西欧社会变化的关注与思考。

三对未来的向往预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解说人类道德与西欧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彼特拉克不仅展示了丰富而细致的关于人性与人类情感的解说，而且他的作品中还充满了对人性的肯定和对未来的强烈期盼。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当时西欧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与道德意识足以说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些描写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如果从当时西欧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其中却有很多超出了基督教神学观念和教会学说为人划定的思考与观察的范畴，其表达的是一种明显的近代社会意识与近代文化的观念，即文学分析上所说的精神表达的张力。他也因此而被称为“西欧近代第一人”。

关于赞美祖国的诗歌范文第5篇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媒体上涌现了众多的“地震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民众对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生命价值的追索。从诗与史的关系出发，本文描述的正是当前“地震诗歌”的价值蕴含，即其中表达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

【关键词】 “地震诗歌”；苦难叙事；“人民性”；国族认同：诗史互证

如何重建诗歌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精神关系，这是困扰当代诗歌甚至是整个新诗史的问题。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言，当诗歌（文学）“绝望地回到文学自身”之后，我们又如何让诗歌（文学）“重返”时代和社会，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或理论问题了，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写作态度和价值诉求的问题。

自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媒体上涌现出了许多的相关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诗人及民众对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中华民族面临的苦难考验的哀伤和追索。一方面，有论者认为“大地震震出了一个复苏的诗歌界”，地震“引发了全民诗歌热潮”，另一方面，也有论者认为，这些诗歌作品具有大众化、口语化、即时性甚至是“战时性”的特点，并不具有特别的“艺术水准”。

这些不同评价都涉及到了“地震诗歌”[①]的艺术价值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都未能充分呈现“地震诗歌”所表达的价值诉求。“地震诗歌”也会为时间和历史（或者某种“文学史”）所选择和清理。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并不是要从诗歌（内部）艺术的意义上来讨论“地震诗歌”这一文学事件，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关系，也即是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描述其价值蕴含。在本文看来，“地震诗歌”中所蕴含的民族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意义指向正是其价值表征。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作为一种“战时性”（暂时性）的诗歌现象而且颇多雷同化的倾向，“地震诗歌”仍然为当代新诗写作如何“重返”时代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深刻启示。

一、价值的关联：地震与诗歌

仅以2008年6月号《诗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灾”诗专号为例，关于5·12大地震的诗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民族国家主体性等诸多内容，其他媒体上涌现的诗歌作品也同样在这些层面上多有表现。诸如李瑛《生命的尊严如此美丽》组诗、商泽军《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国家的眼泪》、蒋同《国哀：那一朵小白花》、白连春《整整一个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证》、叶舟《祖国在上》以及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宝贝啊，不要沉睡》、《妈妈的呼唤》、《孩子，天堂路上别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着泪水》、《开往天堂的火车》、《爸爸妈妈，别为我们难过》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灾的“战时性”状态下，诗人和民众对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民族苦难的哀伤和痛惜，同时也传达出了一个民族在灾难和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团结。

在这里，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就建立起了一种价值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些诗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仅仅是一种反映关系，其中还存着在一种意义关系。“地震诗歌”一方面记录了大地震这一民族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战时性”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苦难叙事、“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价值内涵。

如果说“启蒙”与“救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变奏[③]的话，那么，从整个现代文学史来看，“地震诗歌”则同时兼具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主题。大地震及其灾难，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现实的危难从我们的历史经验中获取了苦难的精神内涵。而“地震诗歌”同样也从文学史（诗歌史）的经验中获取了“民族救亡”的写作动力。从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④]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⑤]了的历史形象。“地震诗歌”仿佛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对现实灾难和民族生存苦难的观照中，我们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间、艾青等人歌唱的时代，同时又回到了“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等人沉咏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诗歌”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文化事件，在现实的语境（自然灾难与民族苦难）中获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与精神启蒙的意义。

可以说，在对地震灾难、人性磨难和民族悲怆的苦难想象与叙述中，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交织着生命、死亡、苦难、大爱与民族精神的繁复旋律，这些繁复旋律正演绎着“启蒙”与“救亡”的复调叙事，而非一种声音压倒另一种声音的“双重变奏”。因此，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看，并在价值和意义的维度上进行考察，“地震诗歌”既体现出了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感和认同。作为自然灾难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难和价值重塑的意义和功能，诗歌对苦难的书写加强了现代新诗“人民性”的文学品质，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族和身份认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与诗歌再次确立了“诗”与“史”的关系，并缔结了多重的意义关系。“地震诗歌”的出现既是对难以抗拒的自然灾难——大地震的历史书写，也是对隐秘的民族心灵史——国族认同的一种情感（文学）呈现。

二、题旨一：灾难考验与“人民性”

当下的“地震诗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了大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考验，以及国家和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性”是“地震诗歌”的基本情感和价值意向。在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含义，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感、经验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灾——“民族救亡”的历史时期，“地震诗歌”体现出的这种“人民性”的文学品质，既是现实的呈现，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汇集。

从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诗歌的抒情主体再一次回归到时代的“大我”。如《这时候——写在5.12四川汶川震灾之后》：“当十三亿同胞伸出了温暖的手/当泪水打湿了一张张善良的面容/这时候，我们挺直了沧桑的腰板/我们昂起了高贵的头颅——/为了抵抗这无法避免的天灾/我们变成了热血沸腾的英雄 /这时候，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在这样的诗歌里，抒情主体“我”和“我们”并不存在什么情感、价值、观念和意图的差异，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地震灾难和民族精神进行反复的叙说。在诗歌里，“我”是作为一种视点而存在的，而“我们”才真正是诗歌情感扩张的辐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体。因而，作为诗歌叙述者的个人和作为诗歌抒情主人公的集体——“我们”、“十三亿人”在这里达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统一性。再如一首《我们的心——献给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诗歌”中颇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们”进行诗歌的抒情和叙事:

我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让我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泪/夜，很安静/往日的喧嚣也缄默了言语/俨若战后的城市/荒芜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满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楼道里的死亡气息/埋没了花草昨日的鲜艳/掩埋了螟虫昔日的笙歌/飞鸟也远离了故土/不忍视/汶川流泪/四川流泪/中国流泪

自然灾难的考验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汇集了。正如诗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爱这土地》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和民族苦难一样，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灾难的考验，诗歌抒情主体也转变成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传达出了一个集体的声音。“故土”、“家园”、“战后的城市”和“灾难”等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种精神的意义，而“我们”则成为“地震诗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说，诗歌抒情主体的包容性使“地震诗歌”不仅仅起着一种集体代言的作用，而且还有效地传达出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诗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显现，使得诗歌再一次恢复了它应有的功能。

书写民族的灾难和民族的重生是这些“地震诗歌”最基本的意义倾向。其他相关作品如郭文斌《中国，你为什么泪流满面》、刘继明《哀悼日》、鲁文咏《地泣与国殇》等作品都直接书写了民族和国家在面临地震灾难时的艰难和信心。这些诗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对灾难和苦难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现“人民”和“人民性”的时代主体。因此，重塑一种新的时代主体和主体精神也是“地震诗歌”最普遍的主题之一。作为当代新诗的核心命题，“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诗歌”里被再次激活。

当代诗歌在经历了“政治抒情诗”、“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后，作为一个诗学话题，诗歌的抒情主体从“大我”“回归”“小我”已经为当代诗歌史所确认，但我们会发现，当下诗歌写作的思想和审美空间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如何在现代诗歌写作中重新恢复“我们”——另一种抒情主体的价值和权利，或者如何在表达个人体验的同时融入民族国家的情感和命运的内容，这是在当下诗歌写作中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在这次大地震和“地震诗歌”事件中，诗人们及民众暂时放弃了理论上的成见和分歧，灾难、苦难、生命与爱、国家与民族成为当下诗歌的共同话语，这也许正寓示着诗歌写作应有的一种品质和良知：“我们”如何表达“人民”与“人民性”？

“地震诗歌”作为一种现象，它给我们的启示恰恰在于：诗歌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同样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诗学命题。当“地震诗歌”让“我们”重新成为诗歌的抒情主体时候，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也复活了。因此，可以说，作为历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诗歌，作为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也在激活诗歌的主体——“人民性”。从“地震诗歌”的写作者来看，众多“非专业”作者的参与也为当下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正如批评家谢有顺在评价“地震诗歌”时所说，“诗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⑥]当“我们”成为当下诗歌的主人公时，诗歌、诗人、民众与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才再次达成了情感和价值的沟通。因此，“地震诗歌”所展现的“人民性”，给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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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旨二：苦难叙事与国族认同

对苦难和灾难的“历史化”书写也是“地震诗歌”的基本题旨之一。对“历史”（现实）的“历史化”叙述是建构一个国家和民族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尽管大地震依然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作为一种“战时性”文学表现手段，“地震诗歌”则已经提前将大地震“历史化”了。在对大地震的“历史化”书写中，“地震诗歌”容纳了“苦难”叙事的成分，甚至带有某种民族寓言和神话的特征。在许多“地震诗歌”的叙述里，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正是这种集体的“苦难记忆”成为我们国族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苦难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已成为建构和强化我们国族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

如在媒体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一诗这样写到：“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在这样的诗性言说里，个人作为叙述者，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容纳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妈妈”和“孩子”穿越时空和生死界限的对白，将苦难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祷告。苦难让我们反观和照亮现世的生存。再如《开往天堂的火车》一诗，是将生命与死亡、告别与归家、苦难与幸福表现得最让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有一条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们的告别乖得没有一点声响/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孩子/变得像大人一样坚强/他们行将离去的站台/也不再需要爸爸妈妈与奶奶的/送行//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会穿过一片鲜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来自神灵的家乡

这些作品从苦难、人性的角度将灾难、生命的罹难和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的叙述，对大地震带来的“苦难”进行“历史化”的书写。“火车”、“告别”、“站台”、“天堂”和“家乡”等种种意象都无不意味着生命的归宿和幸福。这样的苦难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审美化的倾向，灾难、苦难和死亡被赋予了一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某种神话和寓言的意义功能。

在这些充满“个人化”的苦难叙述中，苦难已不仅仅是个体和生命、死亡的意义关系，而是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阅读者的苦难记忆。“告别”与“归家”、“离开”与“寻找乐土”的意义结构是诗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话写作”的基本模式，而这一类“地震诗歌”则在这一向度上体现了生命、人性与苦难的意义关系。应该说，这样的苦难叙事是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它们所表达的是苦难和对苦难的意义追索。“谁点燃了这烛。并且，让烛光成了中国铺满阳光的午后最痛的伤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宽仁的手指/就着厚厚的黄土与泪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烛光击中，然后/碎了……”（龚学敏《汶川断章》）在这样的苦难叙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烛光”等意象实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碰撞，地震灾难与民族传说一起呈现了人性、生命、个人和民族国家共同的心理原型，这种“神话写作”恰恰是有关人性和苦难的，这里面容纳的意义和价值正隐藏着一个民族国家潜在的精神结构。

与苦难同时传达出来的，还有关于爱的内容。苦难与爱作为诗歌（文学）写作中的一种原型或母题，同样在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现的空间。许多“地震诗歌”直接以爱为题，将自然的灾难、人性的苦难以及生命救赎等复杂的情感体验融合到一起。苦难、爱与生命本身结为一体，苦难因此而多了一层悲悯的宗教色彩，爱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为一种“大爱”。地震灾难带来的“恐惧与颤栗”背后是对苦难的担当和爱的力量。有诗句这样写到：“这不是诗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个死难者的声音/此刻醒来，就要永远醒来/因为我们还在经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它来自我们自身，来自阴谋和战争/来自掠夺、杀戮、膨胀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还来不及发现/灵魂已离去好多年……”（东荡子《来不及向你们告别》），还有诗句这样表达了对苦难和爱的悲悯：“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诗人的话语叙述里，有对自然、苦难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却家园的悲伤，也有对自我的责问，苦难与爱被赋予了忏悔和救赎、生命归宿与精神家园的意味。

尽管这些诗歌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化”和“神话写作”写作的痕迹，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歌作品仍然从“个人化”的苦难记忆里表达了一种集体的苦难历史。很多“地震诗歌”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将“我”或“我们”这一诗歌的抒情主体导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国人”，正如有一首诗这样写到：“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汶川人”与“四川人”作为一种地方性情感、知识和经验的主体，在“地震诗歌”里则获得了更高的意义，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它正是一种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个更大的主体性——“中国人”。其他诗歌如《国家的眼泪》、《国哀：那一朵小白花》、《14时28分的祖国》等作品则直接从时代“大我”的角度展开了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历史化”书写。

“历史化”意味着对记忆的整理，记忆则保存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对地震与灾难、生命与死亡、苦难与幸福、爱与担当的“神话写作”中，诗歌的抒情主体、国家、政府、社会和民众已经结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的苦难叙事，强化或者凸显了一直隐藏于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心灵深处的身份认同。

四、诗史互证：苦难记忆及其意义

随着灾难的过去，“地震诗歌”的热潮也会逐渐趋于平淡，“地震诗歌”作品也会经由时间的选择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与过去的几次诗歌事件（如“梨花体”等事件）决然不同，这一次的“地震诗歌”事件则激活了“诗”与“史”的互动关系。地震与诗歌发生意义的碰撞，也正是“诗”与“史”实现价值传递的历史契机。在“地震诗歌”热潮中，凸现出来的是“史”的意义，而“诗”的意义则已经退居其次。对于我们而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则让我们在灾难考验和苦难记忆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质。关于大地震的苦难叙事让当代诗歌写作寻找到自我升华的机会，也让我们从诗歌写作和历史叙事中看到一个人、一个民族隐秘的心灵史。这也许正是“诗史互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也正如谢有顺所评价的那样，“这（地震诗歌）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它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二是诗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领域说话的有效方式。国难过后，未必就会出现诗歌繁荣的景象，但这一次的诗歌勃兴，为诗歌重返现实敞开了新的可能性。”[⑦]诗歌与时代和现实的意义关系，同时也意味着诗人对时代的态度或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地震诗歌”既体现了现实对诗歌的情感激发，也体现了在长久的“个人化”写作之后，诗歌对介入现实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为一种文学事件，“地震诗歌”现象已超越了单纯的诗学（诗歌文体）理论的阐释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地震诗歌”写作也是“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⑧]因此，在文学史的视阈中，“地震诗歌”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即“诗”与“史”的辩证关系及其意义给我们当下诗歌写作提供的可能性。“诗”与“史”的互证，以及其中容纳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价值因素为我们正确认识诗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

[①] 作为一种描述和概括，“地震诗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的题材和内容而言的，尚未成为一个诗学概念或文学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作品来源于《诗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网”及其他网络媒体，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③]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页。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诗作《我爱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诗作《赞美》。

[⑥] 参见《南方日报·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