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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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范文第1篇

延吉市进学小学六年七班 李俐杭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祖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这首耳熟能详的《越来越好》中唱到的：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感觉越来越好

假期多了，收入高了工作越来越好

商品精了，价格活了心情越来越好

道路宽了，心气顺了，越来越好

幸福的笑容天天挂眉梢………。”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作为一名在校的小学生，虽然才伴着共和国走过了十三个春夏秋冬，但我始终享受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种种变化的累累硕果。却没有经历过祖国的沧桑巨变。

父母是70年代出生的是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成长的。听妈妈讲那时她们家是菜农，住的是200元钱买的泥草房全家六口人睡在一铺大炕上，每天晚上没有电视看，几个孩子就趴在被窝里听收音机里讲小说，小说过后睡不着，就望者天棚上糊的报纸找字玩。那时每天饭桌上吃的总是大饼子，玉米馇子，大葱，大酱，白菜，土豆，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零食，偶尔帮姥姥干活才能奖励一根3分钱的冰棍。改革开放后，生产队实行了，兼产承包责任制，人们劳作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于是通过姥姥姥爷的辛勤劳作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万元户”八二年终于盖起了三间大瓦房，打了家具，买上了日本进口17寸电视机，“白兰”牌单筒洗衣机，双卡录音机。那年过年，买了20多元的鞭炮，振响了整条街。从此大人孩子在也不穿补丁的衣服了。正像歌中唱到的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女性婚恋观 变化原因

改革开放的标志是1978年的召开,随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西方文化在向我国渗透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们的婚恋价值观。

一、改革开放背景综述

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粗放型,科学技术的落后使我们在发展经济道路上可谓举步维艰。

而闭关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丰厚且博大精深的文化,处于“孤芳自赏”的境遇。因此,我们的文化思想以固有的传统为主,中西碰撞的部分及其稀少。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尤其是女性对恪守妇道比较重视,观在其思想领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二)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开始转型,由以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市场经济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与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平台,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可能。

伴随着西方各个因素的渗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呈现出一个新面貌。价值观上体现比较明显的是人们在婚恋观上的变化,尤其是择偶标准的转变。

二、婚恋观的变化

婚恋观是人们对待恋爱、婚姻和家庭的根本看法和态度。

(一)关注点的转移

自古以来,中国有以“志同道合”为准的择偶观,女性在选择恋爱乃至结婚对象时,可能更多地结合自己的学历、价值观来选择。

而如今,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推到重要的地位,有的甚至将其看做是择偶的唯一标准,于是裸的物质女、拜金女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也会把经济一项列入备考选项之中,但表达的方式更多的是委婉。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当今诸多女性不仅以直白的方式将自己的物质至上表露出来,而且以此为荣。

(二)性观念的转变

性观念,是对性所持有的一种态度、观念和认知。

在中国传统道德论中,极其强调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把性看做是“万恶之源”,是肮脏、丑陋的,在婚姻中的意义仅仅是传宗接代。而时至如今,人们性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

1.价值观念趋于主体化

主体化,是指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性话题看做是十分肮脏、卑劣的话题,可谓“谈性色变”,认为在公众场合讨论性话题是恶劣的。

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人们对性的认识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更加倾向于关注个人的感受和尊重其隐私,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私人隐私的重要。这可谓是一种质的飞跃。

2.追求目标日益多元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传统的包办婚姻,主要是家长制在婚恋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人们婚恋的途径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思想的开放和认识的加深,更多的年轻男女开始追逐自由的恋爱方式(如相亲节目的平台,网络媒介、联谊活动,等等),根据自己的标准和意愿来选择理想的伴侣。因此,从追求途径、目标方面来讲,是越来越多元化。

3.年代认知差异显著化

经济的步伐在加快,社会的变化也从未止步,因而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代人与一代人问题的认知及态度是不完全一样的,在性话题上,“70后”和“80后”乃至“90后”肯定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的。

(三)择偶观的差异

择偶观,主要包括择偶标准和择偶方式,直接体现在婚姻价值观中。

有学者对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南京五个城市的4000多对夫妻调查发现,早前的包办婚姻已经在现如今社会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更追求自由恋爱的方式。其中,在对农村的调查中发现,长辈做主从1966年的67.2%降低到1996年的43.2%,而自主追求恋爱由1966年以前的32.8%提高到1996年得56.8%[2]。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青年的择偶方式已经由封闭式逐渐向开放式转变,择偶日益多样化、自主化。

(四)结婚目的转变

在改革开放以前,女性几乎是家庭主妇,相夫教子,经济不够独立,结婚的目的就是找个伴侣来依靠,并为此传宗接代。

伴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创新,更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走向职场,拥有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诸多的女强人出现。这时候,更多的女性认为结婚不仅是为了生儿育女,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

并且,现代女性的婚育观更趋向于晚婚、晚育。根据学者对北京、上海等十省市的数据显示,“70后”女性结婚的平均年龄是22.8岁,“80后”的平均年龄是27岁,由此可看出女性观念的变化,这也是当今大量剩女出现的原因之一。

三、婚恋观变化的原因

(一)社会因素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 琵琶艺术 发展研究

艺术是与整个时代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现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党的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方针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批批经济特区纷纷建成，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并于新世纪初顺利加入了世贸组织，整个中国正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快速而扎实地前进着。而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带动人文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包含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都迎来了全新的变化，体现在创作观念、创作技法、表现形式、艺术批评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了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一、琵琶创作

改革开放后，创作者们重新获得了创作自由，以百倍的热情重新投身于创作中，一时间，佳作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如刘德海的人生乐哲三篇、王正平的《琵琶行》、朱毅和文博的《春雨》、任鸿翔的《渭水情》、赵季平的《祝福》、唐建平的《春秋》等，不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着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刘德海。作为当代琵琶大师之一，刘德海广泛活跃于琵琶创作、演奏和教学等多个领域。先后出版了《刘德海中外琵琶曲集》《刘德海传统琵琶曲集》《刘德海琵琶作品集》等，既包含《浏阳河》《游击队歌》《故乡的太阳》等中国改编作品，也包含《人生篇》《田园篇》和《宗教篇》等新作，为中国当代琵琶创作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除了在创作之外，改革开放后关于琵琶的理论研究，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韩淑德、张之年的《中国琵琶史稿》，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琵琶历史的专著。而随着对《敦煌乐谱》研究的不断深入，还形成了古谱学这一新兴的学科。这些全方位的理论研究，无疑为琵琶创作和演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保障。

二、琵琶作品风格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巨变，由此也带来了琵琶创作风格的变化。纵观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表现出丰富性、民族性和哲理性三个特点。

首先，是丰富性。因为创作环境的宽松，使创作者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所以该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较为丰富的。以创作内容为例，就是十分多样化的。如任鸿翔创作的《渭水情》，表现的是对养育自己的三秦故土的热恋;而朱毅和文博创作的《春雨》，则描绘出了春雨江南的美妙画卷;刘德海的人生乐哲三篇，表现的则是自己对艺术和人生的思考。由此可以看出，创作者的视角是十分多元化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视角的多元化，才为技法和风格的多元化打下了基础。

其次，是民族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和世界的接触日益密切，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文化又呈现出了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很多创作者都纷纷认识到，对于一门民族艺术的发展而言，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对其民族特征的彰显，并将这一理念体现在了创作中。比如对传统文学作品的改编与融合。中国传统音乐素来具有文学性的特点，琵琶艺术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很多创作者都尝试对这一传统的回归。他们选择以文学作品为基本素材，作品的艺术形象都是文学中描绘的人物和故事，具有鲜明的文学风格。如吴厚元创作的《琵琶行》，就是根据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同名诗歌改变而作。原诗歌描绘的是一个女演奏琵琶的情形，所以将其改编为琵琶作品可谓是再合适不过。耳边传来乐曲时，眼前就浮现出了江中女子抚琴演奏的情形。此外，还有赵季平创作的《祝福》、唐建平创作的《春秋》等，都属于该类题材的作品。又比如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引用和借鉴。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十分发达，可谓是琵琶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比如任鸿翔创作的《渭水情》，其原始素材来源于秦腔中的《永寿庵》，并在创作中大量运用了秦腔欢音和苦音的手法，使作品表现出了浓郁的西北风情。又如刘德海创作的《春蚕》，其原始素材来源于新疆维吾尔族四首木卡姆，分别是“牧羊曲”“艾介姆”“你的天上有没有月亮”以及“自由的生活”，呈现出了鲜明的西域风格。此外还有张玉钦的《豫调》、曲文军的《秦川抒怀》、陈钢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都是饱含民族风情的佳作，无不体现出了当代琵琶创作者所特有的民族责任感。

最后，是哲理性。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琵琶创作的整体繁荣，一些创作者也对创作深度的问题进行了思考，除了获得形式美感之外，作品的内在哲理性也成为创作者的一个重要追求。很多作品都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尊重一般音乐创作基本规律的前提下，追求中国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意境。比如刘德海创作的《滴水观音》，整个曲风十分雅致和飘逸，仿佛让人置身于仙境。陈怡创作的《点》，则取材于书法艺术，通过对书法艺术中线条变化的描绘，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点、线、面纷繁交织的情境中。而任鸿翔创作的《雁》，则采用了借物喻人的手法，表面上描绘的是大雁，实则表现的是人类对于美好品德的追求。所以说，改革开放后的琵琶创作，表现出了多元化的全新风格，可谓是琵琶创作历史上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转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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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琵琶演奏技法

伴随着琵琶创作的繁荣，琵琶演奏技法也有了全新的突破，以刘德海为代表的演奏家在演奏技法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代作品的表现需要，并带给观众以全新的审美感受。

首先，是刘德海的创新。作为当代琵琶演奏的集大成者，刘德海的一系列技术创新，无疑将当代琵琶演奏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如其独创的反正弹技法，就是一项关键的创新。在实际的演奏中，刘德海感受到了传统反正弹技法的不足，遂对其进行了革新。传统琵琶演奏技法中，右手大指向外挑与食指向外弹同时发双音为“分摭”，“摭”为反，“分”为正，实际上就是反正弹。而刘德海在此基础上，对吉他演奏手法进行了借鉴，在吉他演奏中，每一个手指都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搭配和组合，从而对和弦进行分解弹奏。所以刘德海创造性的将分摭分开，让大指或食指反弹加正弹连续发音，这样一来，就大大丰富了手指组合的形式，使音乐表现得到了增强。在其《天鹅》《老童》等多首作品中，都对该技法进行了大量的运用，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演奏效果。

其次，是吴厚元的创新。吴厚元也是在技法革新上做出重要贡献的音乐家，其通过对技法的巧妙设计，使作品和琵琶的音乐表现力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比如在他的《琵琶行》中，演奏技法是十分丰富的，运用了大量双手技法，且这些技法的运用都给人以恰到好处之感，而不会有炫技的感觉。如乐曲的结束部分就采用了一唱三叹般的旋律和细碎的、微弱的轮指，表现出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境、情境和意境。而且该作品还有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其对琵琶的模仿能力进行了挖掘。比如在乐曲的开始部分，出现了大量的滑音、泛音、刮奏等技巧，试图用琵琶演奏出古琴的音色，以此来获得一种古朴、萧瑟的氛围，表现出一种思古之幽情。可见其对琵琶的形制、技法体系、音乐表现力了解之透彻。可以说，演奏技法上的突破和创作的丰富，两者是互为影响的，也正是在这种影响和互动之下，才推动了当代琵琶艺术的整体发展。

综上所述，琵琶是一门古老的民族器乐艺术，能够流传到今天，本身就是其艺术生命力的有力体现。自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之后，这门古老的艺术则又一次焕发了青春，让每一个喜欢和从事琵琶艺术的人都感到欣慰和自豪。通过对其研究，所获得的启示和借鉴也是十分丰富的，包含时代、社会和艺术发展的关系、创作和演奏风格的形成，以及该以何种方式传承和发展这门艺术等，这也是当代琵琶艺术工作者所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也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用，以引起更广泛的思考、关注和讨论。

参考文献：

[1]朱苏华.论琵琶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内涵[J].艺术百家，2006（1）.

[2]张静波.琵琶与中国文化[J].民族艺术，2005（2）.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特点

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课题才得以展开，我国经济周期的讨论才热烈地开展起来。改革开放，尤其是1985年以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兴趣大增，取得了很多成果。

1984年和1985年，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滑坡，乌家培和刘树成等人最早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期波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刘树成首先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同时，杜辉也发表了论证前苏联社会经济增长的长波运动和短波运动的论文。宫著铭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为我国建立了一个供给模型，测算了波动指数，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我国的经济波动。这场始于1985年的理论大突破，为我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研究经济周期，首先要明确我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发启(2000)用转折点检验和自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经过平滑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长度主要为四到五年。根据从波谷到波谷可以将我国GDP增长率划分为九个周期：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刘树成(2000)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与施发启完全相同。

刘恒和陈述云(2003)完全采纳了上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惠琦娜(199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黄桂田(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建国后经济周期的划分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但是有逐渐变长的趋势；周期发生频率高。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长度5.2年，离差为1.7年。改革开放前，我国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周期呈现收敛趋势。振幅最大的达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离差为13.7%。

刘恒、陈述云(2003)认为，我国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为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仅仅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著的波动过程中展开的，1978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1978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周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转变。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

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日益显现。张兵(2006)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标准，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的方法，说明了中美两国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中美经济出现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同步性的基本传导机制。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和我国季度GDP进行处理，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但是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汇率机制实质上是固定汇率、资本帐户实行管制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等因素，中国经济周期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仍然较弱。中美经济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复苏的同步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一)投资波动

梁军(2000)认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投资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国，投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达到4.65%，1978年达到21.96%，有力地拉动了当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随后，投资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资出现负增长。198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64%，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现投资高峰，经济回升，投资增速高达39.39%。

刘金全(2003)利用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数据，研究了我国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三个基本结论：在水平值和波动成分上，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关系，但是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和产出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投资波动是诱导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存量水平上的投资率增加并未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实际产出中的投资品成分也未明显膨胀；流量成分的投资需求增加作为GDP的统计成分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需求仍然是扩张总需求的主要对象；投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率“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频繁地扩张投资或者抑制投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成本。

李延军、金浩、王竞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认为从总体经济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从社会需求来看，最终需求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冲击

胡鞍钢(1994)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其结论认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代会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杜婷、庞龙和杨灿(2006)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其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三)总需求冲击

施发启(200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相同。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总需求波动，即总需求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但是瓶颈产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约束又使得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增长回落。引起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未完成，并且需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

(四)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简泽(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规律性，概括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现出回归趋势的倾向；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波动，但波动程度存在差异，消费、资本存量、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小于产出波动，而投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进口、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远远高于产出波动；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共变，并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存量领先于产出的变动，而是工资则滞后于产出的波动；货币供应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是反周期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与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国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吕光明和齐鹰飞(2006)采集了23个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数据，运用CF滤波，分解得到他们的周期性成分，得出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资本形成、财政支出、进口、出口、价格水平和M0的波动性大于总产出的波动性；从业人数、全要数生产率、消费、国内贸易、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工资总额等的波动性小于总产出的波动性；劳动生产率的波动性与总产出的波动性大致相同。从业人数、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消费、资本形成、财政支出、进口、出口、国内贸易、名义工资总额、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M1是顺周期的；M0和价格水平是逆周期的。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范文第5篇

第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而成熟，他们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将进一步提高。社会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社会心理结构系统，是因改革开放而生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甚至这一概念本身就产生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也因为改革开放，新的社会或利益阶层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还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原有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各种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也大为上升；这一切都使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受到冲击，导致了人们的精神震荡和心理失衡，所以自1978－1989年间的改革初期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但是，自1992年后，尽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10年，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但整个社会却并未因此出现危机的征兆。这说明人们对改革进程不再抱以盲目的乐观态度，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素养，并且学会了参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问题。尽管在目前的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与政府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有关，也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提供一定限度的心理舒缓和社会支持有关，但中国人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提高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元，他们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折过程。和1840年的被动开放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十分高涨，但这种积极的接受态度在1999年美国攻击中国使馆以及日本首相三番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后曾出现了短暂的变化，但最近几年随着“奥运会”的来临和召开，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对外民族的文化接受形成了相映成辉的局面。

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主动和积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主流国家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也越来越充满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和壮大。

第四，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随着中国一步步融入全球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他们精神生活的全球化特征日渐明显，风险意识、环保意识、诚信意识、平等意识、公共服务意识及对他文化的宽容意识逐渐养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会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及因这种认同而生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也会日益昌盛。可以相信，不但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求，而且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都使得中国社会不可能重新走向闭关锁国的回头路。在未来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渴望已久的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一定会更为自信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