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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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儒家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哲学史》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与中国哲学一起共同成长发展，见证了中国哲学由偏重儒学研究转向密切关注多种哲学派别、现实社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发展既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又有其内在自身演化的独特逻辑进程。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 [2]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

（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 。[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 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孙立真，从三大期刊看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儒家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 关键词:赵维新　阳明后学　心学　明代思想史

论文摘要:晚明儒家赵维新隐居于山东聊城乡野，不求闻达，潜心问学，得心学大要，以顿悟为教，以道援儒，汇通佛儒，体现他作为北方阳明后学重镇对

   素衷 哲学 思想师承阳明学派，强调心体的 自然 性(虚灵、廓大)而非道德性，着重性体的至善、生意、仁和生理等美德;同时对程朱一系的“生生性理”有所涵摄。素衷的哲学体系不仅体现阳明后学的 理学 内部合流，也反映

儒家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好学；学以至圣

一、颜子所好何学

颜回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孔子独称赞颜子“好学”。有鲁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1颜子所独喜爱的，是通过学习成为圣人的方法。

二、学以至圣的人性论基础

程颐继承张载的人性论学说，将人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 即人受命于天的本然善性。天命之性由“天理”所赋，“无不善”。《礼记・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宋明理学的人性论都以先天禀赋言天命，认为天所赋予是命，人所禀受是性。二程说道：“天之赋予之谓命，禀之在我之谓性，见于事物之为理。”2。而气质之性是为气禀所成的，气有清明有阴浊，故性有善有不善。气质之性是偏颇不善的根源。 张载说道“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3程颐也指出：“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4认为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圣为贤，禀其浊者为愚为不肖。

“天命之性”是人人所具备的，这为”学以至圣“提供了人性论的基础。人人都从“天理”禀受了本然的善性，因此人人都可以“学以至圣”。然而，人不但具有“天命之性”，还具备“气质之性”，气有清明昏暗之分，因此禀其清明之气者，其性为善。这类人可以说是“生而知之者”。禀其昏暗之气者，其性为不善，但可以通过学习和外界的环境而达到善，这类人可说是“学而知之者”。

三、做学问的方法

对于“生而知之者”，他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不需学便可为圣为贤。善性已经和自身完全的融合在其中，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于“学而知之者”，程颐在这篇文章著重论述了其做学问的方法。归结为两点，则为“自明诚”与“信道笃”。“自明诚”是透彻了解人之为人的道理而达到诚；“信道笃”坚定对儒家体系的信仰而达到诚。下面笔者将重点分析这两种做学问的方法。

1.“自明诚”。

“自明诚，谓之教”（《中庸》二十一章），教化的作用就是让人从明白道理而达到真实无欺。“诚”在人性的修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做学问之道正在于“中正而诚”。

“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矣。”从这句话中可以总结出，“自明而诚”需要经历的三个途径。其一是“明诸心”，其二是“知所养”，其三是“力行以求至”。

1）“明诸心”。

明诸心在于“反己”。“或问：颜子之好学何如？曰：颜子之好学，反己而已矣。所谓不远不惰者，皆反己而已矣。反己，故常见己之过，故不贰也；反己，故不见人之过，故虽怒不迁也。”5

经常的反省，可以发现己之过，而不是将目光仅仅定睛于别人的过失上面。《圣经》中也讲道：不要只看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意思是说在去挑剔别人的问题时，先省察自己内心是否有过失。自我的反省可以使心真实无欺。人总是擅长于欺骗，在欺骗别人之前，首先已经欺骗了自己。要达到“诚”不单单是对别人真诚无欺，更重要的是自我本心的真实无妄。孔子也强调自省的重要，要“吾日三省吾身”。因此，“反己”是“诚”的关键。

2）“知所养”。

儒家传统注重涵养的工夫。正如孟子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因此，“养”在“学以至圣”的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程颐这里，所养的乃是从天禀受的善性。知所养之后便是“养”的工夫。养性的工夫是“约其情使合于中。”程颐认为“性善情恶”。如果情不受性的约束，情就流于放荡，人本然的善性就会被不受控制的情遮蔽而不被彰显。养性重在约束自己的情感，使情感的发生合乎中道。

3）“力行以求至”。

程颐强调了践行的重要性。若只明白道理，却不去行，就仍然于己无益。颜子“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且“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行”。明白一善之后就牢牢存记在心不让它失去，并且努力做到一种过失不犯两次，知道的善性必定要行出来。

2.信道笃。

追求内心的真实无妄，在于笃定的相信“道”。儒家之道着重强调的是人伦之道。n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这即是说，作为人伦关系最高准则的仁与义是道的本质内涵，按照仁义原则去行事就是坚守了道。在此看来，仁即是儒家之道的核心。

“信”就是“择其善而固执之者也”，对于“道”必须“固执之”。虔诚的相信是成就道德生命和理想人格的先决条件，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程颐所讲的是虔诚的相信儒家的“道”，即是“仁”。唯有虔诚的相信，才能笃定的行道。因为“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6

四、对今人做学问的借鉴

孔子把“好学”看成是比忠信之德更难能可贵的品质。同时还指出“好学”是人思想生命的逻辑起点。程颐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孔子所称赞的“好学”是立志于追求圣人之道，而不是只追求外在的华丽，“好学”是求诸己而不求诸外的。程颐的这种批评，不只是对程颐所处的时代有意义，在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有深刻的意义。

今人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只要有用的就是有意义的。在做学问时，单单将目光定睛于社会的需求，而忘记了学问甚至教育的本质是“成人”：使人的内在精神完整生长。例如，在选择科目时，只选择社会需求量大的科目；如经济、法律、会计等等。当有人学习哲学时，他人便问道：“学哲学有什么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不单单在学生思想中，更在家长、教育者的思想中，甚至是整个国家的价值形态里。实用主义的思想使人不断追求安身立命的各种手段方式，却忽略寻求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正如程颐所言：“鲜有至于道者”。因此今人追求学问要注重价值观的回归以及信道笃行。

1.价值观的回归。

人们在社会中寻求价值，凭借金钱、地位、学问来定位自己的价值，却忽略了自己从天所领受的本然的价值，这导致人迷失在茫茫社会当中，人被物质奴役、被权力奴役、甚至被知识被自己的理役，却自欺欺人的说自己可以主宰自己。要使人回归到人最初的不被物质奴役的状态中，人唯有相信并接受最初从天所领受的价值。正如程颐所讲，追求成圣之道。

2.信道笃行。

很多人做学问缺乏实干精神，总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人如果说相信仁道，却不去行，那他便不是真正的相信。因为“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7

参考文献：

[1]程颢著，《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日出版；

[2]俞启定著，《先秦两汉儒家教育》，齐鲁书社，1987年9月出版

[3]韩忠文著，《先秦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12月出版

注释：

1.《礼记・仲尼弟子列传》

2.《遗书》卷十八

3.《正蒙・诚明》

4.《遗书》卷十九

5.《明代实学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上，265页。

6.《圣经・雅各书》1章8节

儒家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的管理思想就在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在汉代已经以经学的方式定型。后代的发展演变，主要以解经方式展开。到了唐代，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中推进儒学在国家与社会上的运用。而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和外来佛教的广泛流传，对儒学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儒学除了继续解经外，还需要对其核心理念进行重新诠释，并赋予其更为细密的学理说明以及更为可行的实践方法。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和李翱提出的复性说，实际上就是要再塑儒学的价值理念，把“内圣外王”的儒学思想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理论化。道统为外王设计出新的治理结构，复性为内圣提供了新的修炼路径。《大学》和《中庸》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开始奠定。这对儒学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儒学的哲学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的实践化。所以，尽管道统不是为管理而提出，却成为管理原理中的原理。正如近代西方韦伯的理论本来不属于管理学，但后来的管理学却离不了韦伯思想那样，道统说为士大夫在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定位，复性说为养成士大夫人格提出了学术化路径。韩愈与李翱并不属意于管理，却影响了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

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所以，他们的文学实际上是应用文学，从此，纯文学在中国失去了意义。而纪实、议论、小品、杂说，都成了指点社会、参悟人生的工具。古代的管理思想，也随之而弥漫在各种文体之中。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思想对儒家管理思想而言，是从汉代经学到宋学的转折点。

柳宗元与韩愈不一样，他没有承担起儒家管理思想的转折定位重任，却发挥出以文论政的智慧光芒。他的各种议论，偏激而又深刻，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不是专门论证管理而又处处谈论管理。除了前面提到的篇目，柳宗元的各种论、议、辩、状、说、传、对、答、箴、戒，乃至墓志碑铭、来往书启，总会时不时地迸出一段振聋发聩的社会感悟，说上几句发人深省的管理格言。笔者在翻阅《柳河东集》的过程中，看到柳宗元的种种议论，不由会联想到当代的种种管理学说。尤其是他的纪实和寓言，似乎总能提出某些超越时空的卓越识见。柳宗元的灵光乍现，往往与现代管理的某种理论相吻合。限于篇幅，本文所提到的仅仅是柳宗元思想火花的吉光片羽，如果深入发掘，仅仅柳宗元的管理智慧一个主题，也足可以写出长篇大论。不过。柳宗元的管理思想，悟性极高却不成体系，需要进行梳理归类。他的管理思想，是古代文学与管理交织的成就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