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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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诗范文第1篇

摘 要：五言诗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替代四言诗成为主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们对其褒贬不一，有保守者大肆抨击，亦不乏开明者赞扬支持，这与该时期重视和强调诗歌的抒情性有关，受到“诗缘情”诗歌理论的影响。

关键词 ：五言诗 批评 抒情性

五言诗的兴盛与被视为正统的四言诗不同，它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在《诗经》中五言诗句已经出现，《召南·行露》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但数量不多，而且并非完整的五言诗。钟嵘则认为“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1]视《书》《离骚》为五言起源。两汉时期是五言诗涌现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使其逐渐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诗体。“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2]汉代乐府诗中涌现了大量的五言作品，至东汉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班固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更是五言诗发展的一个高峰，被尊为“五言之冠冕”。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更是以不可遏制之势蓬勃发展，出现了“自五言兴，而四言遂少”[3]的局面。与四言诗相较，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能够更加灵活细致地进行表达，更符合汉以后丰富的表达需求，表现出高于四言诗的优越性。五言诗作为后起之秀，与古诗中偶尔出现的三言、七言等形式一样，最开始并不引人重视。“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昭彰国彩，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4]迄于西汉末，文人五言诗仍不见著录，究其原因，或是当时不存在文人五言作品创作，上层士大夫奉四言为正宗，不屑创作五言诗，没有五言作品问世；又或已有创作，但不被重视和收录。不管是何种情况，五言诗不被认可的地位可窥见一斑。由于当时的诗歌以四言诗为正宗，其他形式都被排除在外，五言更是被视为俗体，受此雅俗观念的限制和束缚，五言诗必然受到轻贱。“在五言诗的产生过程中，其初始状态，只是‘歌诗’的产品，汉乐府民歌中五言诗即是，早期文人五言之作大多与‘歌诗’相关联。……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创作是在个人的私生活中进行的，这正说明五言诗式在当时的地位。”[5]随着五言诗的崛起发展，其地位甚至超越了原先正统的四言诗，这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们对五言诗的评价也莫衷一是，对如何衡量其价值出现了争论。

由于受到四言诗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在诗体变革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保守性，重四言而轻五言。以挚虞为代表，他在《文章流别论》中称：“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之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成篇。……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6]认为只有四言是正宗，其他形式都不能视为正体，尤其对五言诗更是贬低。“俳”是一种滑稽戏，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称：“戏也。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的解释。挚虞将五言诗划入游戏之作，认为五言诗是俗，“俳谐倡乐多用之”，不可与四言诗相提并论，“非音之正”。刘勰的观点不像《文章流别论》所表现的那样极端，他从宏观的角度评价四言诗和五言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既保留“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雅俗观点，持有传统的诗歌观点；同时又能客观的区分二者的特点，仅就诗人的艺术成就论高低，而对诗歌体裁的优劣不加评论。

鉴于五言诗的发展已成趋势，一些开明的评论家看到了这一变革的必然性，对五言诗持赞扬的态度。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通过拟作前人五言诗的形式阐明了他肯定五言诗的观点，他在序中写道“然五言之兴，谅非夐古。”“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及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7]江淹认为评价五言诗应该本着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心态，而厚古薄今，因为五言诗起源并不久远就轻视的观点有失公允，批判了当时各滞所迷、贵远贱近、重耳轻目的陋习弊病。江淹评价五言诗的标准是：“关西邺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即使诗歌的体裁风格各有不同，只要能够“动于魄、悦于魂”感人肺腑、“合其美并善”就是好的作品。与江淹包容兼爱的观点相比，钟嵘更是明确指出四言诗的局限性及五言诗优于四言诗，认为五言诗是新的发展趋势。《诗品·序》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钟嵘评价诗歌的标准是“滋味”，认为好的作品应当兼备风力与丹彩，滋味无穷、使闻者动心。而四言诗由于形式过于精简，表达受到局限，不如五言诗能够穷情写物，更加详尽贴切的表达。同时，从他的论说中不难看出当时认为五言诗“会于流俗”的观点仍普遍存在。萧子显的观点与钟嵘有共通之处，认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8]强调文学的变革性，认为体裁应该推陈出新。不同于前面所述或贬低、或肯定的观点，一些评论家对诗歌体裁的变化则避而不谈，仅对五言作品就事论事。如曹丕评价刘祯：“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9]颜延之称：“至于五言流靡，则刘祯、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10]将五言诗与四言诗相提并论，不加比较。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做法对五言诗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批评家对五言诗的评价存在诸多争议，这与该时期兴起的自觉追求文学审美特征的思潮有关，受到“诗缘情”理论的影响。陆机在《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糜”的主张，反映出魏晋南北朝重视和强调诗歌的抒情性这一特点。此前传统的诗歌理论虽不排除抒情性，但认为情感应当有所节制，好的作品要做到“乐而不，哀而不伤”。刘勰正是秉承了这种传统的诗歌观点，他评价《古诗十九首》“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又评论“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11]对曹操的《苦寒行》则评价不高，认为只有正声的形式，其实是俗曲，他的依据是作品过度表现哀伤的情绪。刘勰评论诗歌的标准仍旧遵循着传统的诗论观，“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辞在曲，正响焉生？”[12]认为诗歌创作应当正其文，对抒写强烈情感的五言诗持有偏见，否定怨志诀绝的作品。与之相反，肯定五言诗的开明评论家则认为诗歌应该充满感情。如《诗品·序》称：“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认为唯有诗歌能够表现种种激烈的情感，强调诗歌的抒情性。从二者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出，肯定或贬低五言诗的分歧在于是否接受诗歌抒情性的特质。由挚虞视五言为俗体到后来江淹、钟嵘、萧子显的普遍肯定，五言诗的地位虽有争议，但呈现出逐渐被接受的趋势，这一变化实质上是追求文学审美性的意识觉醒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五言诗的评价争议颇多，无论是激烈的抨击还是支持肯定都对诗歌发展进程产生了推动作用，与五言诗创作上的繁荣相互辉映，从批评的角度使其绽放光彩。

注释：

[1][2]钟嵘：《诗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3]赵翼：《陔余丛考》，台北世界书局，1960年版，卷23，第2页。

[4][11][12]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1页,第77页，第79页。

[5]戴伟华：《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6]挚虞：《文章流别论》，载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7]江淹：《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8]萧子显：《南齐书·列传第三十三》，中华书局，1972年版。

[9]曹丕：《与吴质书》，《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二。

五言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五象美 郭沫若 诗歌翻译 《英诗译稿》

一、引言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最难的。文学翻译的一般原理当然适用于解释诗歌翻译现象。不可否认的是，诗歌翻译还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比如节奏、押韵等。但是，长期以来，对诗歌译文的鉴赏既缺少美学方面的研究，又一直缺乏一套系统可行的理论。而辜正坤先生的五象美论则为诗歌鉴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不仅能够用来更加深入地分析诗歌的各个美学成分，而且从一定程度上为诗歌译文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评价体系。因此，本文拟从五象美的视角，以郭沫若诗歌翻译集《英诗译稿》为例，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文的方法，对其译文进行美学鉴赏。

二、《英诗译稿》的美学鉴赏

2.1视象美

所谓视象，指诗歌的具体内容借助审美主体的呈象能力而显示为想象世界中看得见的具体物象及诗歌的外部形式如诗行排列、特殊的字、词书写形式等，前者称为“语意视象”，后者称为“语形视象”。一般而言，翻译讲究内容的忠实与文字的通顺。鉴于此，诗歌翻译中语意视象的处理，一般都是需要忠实于诗歌原文的。但是，通读《英诗译稿》，我们发现，郭老在语意视象的处理上，非常灵活。大多数情况下，郭老的翻译，基本维持了原诗歌的语意视象；但是个别情况下，却进行了深化或者浅化处理。譬如英国诗人Robert Bridges的诗歌《春之女神着素装》的第一句“spring goeth all in white/crowned with milk-white may”，郭老就翻译为“春之女神着素装，山楂花冠乳白光”。原文的“spring”这一意象，就是“春季”之意。但是，郭老在此处将这一普通用词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深化成“春之女神”，将静态的视象动态化，与后文的“着素装”这一个动作紧密的衔接起来，从而带来了强烈的审美效果。同样地，在翻译英国诗人Thomas Nash的《春》时，郭老将“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译为“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此处的视象“king”，属于普通用词，乃“国王”之意。但是，郭老将其译为“尧舜”，则增译出了译文中的文化意味，容易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想象空间，平添了几分事象之美。通过对《英诗译稿》的考察，我们发现，郭老这样处理，诚然有满足深化或者浅化原文视象美的意图；但是另一方面，却可能是为了满足其余审美条件。譬如，前面的“春之女神”四个字，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该诗“七言”的形式之美；而后面的“尧舜”一词，则可能是为了满足该诗的音韵之美，因为“舜”与前面的“春”连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音韵和谐。

就“语形视象”而言，中英诗歌的主要对比在其分节与建行形式。《英诗译稿》全书选取了50首诗歌，从分节形式上来看，郭老翻译完全保留了原诗歌的分节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给汉语的现代诗歌分节形式，带来了一定的启发意义。从建行形式上来看，所选英文诗歌，在形式上基本都是“参差不齐”的。之所以说“参差不齐”，这是因为“西诗的音步是以发音为依据的，结果，就造成其建行形式产生长短不均的现象，不像汉诗的建行形式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百分之百地整齐划一”。对于此种情况，郭老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翻译形式，时而古体诗，时而现代诗。在这50首诗歌中间，郭老译为现代诗的有38首，古体诗的有12首。在古体诗里面，郭老又不完全遵循于传统的典型五言和七言的形式，除了5首七言和4首五言诗歌以外，郭老甚至意外的翻译出了2首四言和1首八言形式的诗歌。通过对这些诗歌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郭老大体上按照一个汉字对应成一个英语音节的形式在翻译这些诗歌。这与辜正坤的“西诗的一个音节和汉诗的一个单字所占的音值多半相当”的观点不谋而合。

2.2音象美

音象，指诗歌中的韵律、节奏等对审美主体唤起的特定音美模式。从押韵格式来讲，英语诗歌趋向于多元韵式。换而言之，也就是在同一首诗歌中间，可以连续换用若干个不同的韵脚或者交叉使用若干个韵脚。而在汉语诗歌中，大都采用一元韵式为主，多元韵式为辅。

《英诗译稿》中，郭老在音象的处理上，可以说就不那么遵循原诗的模式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凡是翻译为古体诗的，大体能做到有一定规律的押韵美感，比如James Stephens的《月神的》前四句，郭老译为“山岳岿然，雄视八荒/气象庄严，无声无响/植根大地，负势竟上/宏涛排空，群峰低昂。”不仅是这四句，在这首诗歌的翻译上，郭老采取了一韵到底的形式，所有韵脚都是开口音“ang”，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音韵美感。但是对于较为灵活的现代诗歌，郭老的押韵形式则相对灵活。譬如Thomas Campbell的《生命之川》的第一节“The more we live， more brief appear/Our life’s succeeding stages/A day to childhood seems a year/And years like passing ages”，郭老译为“人生越老，岁月越短/生命的历程似在飞换/儿时的一天如同一载/一载如同几个朝代。”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我们发现，原诗采用的是隔行押韵方式――一三行和二四行分别押韵；但是译文却采用了不同的押韵方式――一二行和三四行分别押韵。这种押韵的遵循与变换，既受制于诗人翻译时选词的灵感，也受制于所译诗歌采用的形式，比如古体诗还是现代诗。总体而言，通读郭老的《英诗译稿》，我们大都能体会到诗歌应有的音韵美感。这与我国著名文学家与翻译家成仿吾先生在该书《序》里面的评价基本一致。他如此点评郭老的翻g，“不管你叙景或者叙事，总要忠实内在的节奏，并且最好有韵脚”。

2.3义象美

义象美属于诗歌的深层审美现象，它指的是诗歌字词句或者整首诗歌的意蕴、义理作用于大脑而产生的美感。简而言之，义象涉及到的是诗歌的主题及其表现风格。在论及诗歌的义象美时，辜正坤指出，“义象有含蓄者，有直露者，有新奇者，有平庸者，有险峻者，有舒缓者，有高尚者，有狎狸者，有雅趣者，有俚俗者，有深约者，亦有浅近者。”然而对于诗歌而言，最关紧要的义象则在于其美与不美。

就义象美而言，郭老的翻译，在主题表达上，基本没有偏离。一首诗歌，如果主题的表达都偏离了，那就算是错译了。《英诗译稿》中，我们也发现了郭老的一处疏忽，那就是Carl Sandburg的诗歌《芝加哥》 中的一句“building， breaking， rebuilding”，郭老将其译为“构造着，构造着，再构造着”。其实，准确的意思应该是“构造着，打破了，再来造。” 义象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诗歌的表现风格。在这一点上，《英诗译稿》很好地再现了原诗的各种风格，譬如Thomas Nash《春》的明快，Thomas Hood《今昔吟》的凝重，Robert Burns《红玫瑰》的热切等等。

2.4事象美

事象，指诗歌作品中的典故、情节和篇章结构之类在读者头脑中产生的美感。《英诗译稿》中，原有的典故之美一般都被保留了下来，较好的再现了原诗歌的事象之美。譬如HOHENLINDEN，郭老就译为“荷恩林登之战”。之所以增译了“之战”，这是因为该诗描写的不是地名，其实是1800年2月2日法国拿破仑军队重挫奥地利军队的一次著名战役。这样的增译，对于该诗所叙之事，起了很好的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英诗译稿》中，我们也发现了另一个事象美的典范，那就是篇章结构在读者心中唤起的美感。例如James Stephens的抒情诗《风中的蔷薇花》，郭老就译为：

“颤颤巍巍，

颉之颃之，

睡梦生涯，

抑之扬之。”

而诗歌的最后两节，同样的排列形式，只是将前后两句颠倒了而已。这样的形式安排，很好地体现了诗歌的语形视象之美；这样的情节安排，很好地诠释了诗歌篇章结构的事象之美。这两种审美感觉，不正是蔷薇花在风中摇曳的形象在读者头脑中的形象反应吗？

2.5味象美

味象是指诗歌的视象、音象、义象、事象等诸象在读者头脑中造成的综合性审美感受。换而言之，也就是诗歌的风格、境界、气势、气韵、气骨等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感受。从《英诗译稿》来看，郭老的翻译，不仅保留了原诗的韵律美感与画面美感，比如《春之女神着素装》；而且也保留了诗人所特有的精神风貌赋予诗歌作品的艺术风格，比如《月神的》。诗主情，所以一切诗味中间，情味是最关键的。《英诗译稿》所选诗歌，基本都是英美抒情诗。从所有译文来看，郭老一方面关照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另一方面也关照了诗歌的各种情味，譬如《老虎》的雄浑之情、《悼阵亡将士》的悲伤与骄傲之情。

三、Y语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发现，郭老的《英诗译稿》，虽然个别地方有待商榷，但是总体而言，译文在视象、音象、事象、义象等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视，并且小心着笔，因此才能给读者带来综合的味象美感。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 英诗译稿[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 辜正坤. 中西诗鉴赏比较与翻译理论（第二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五言诗范文第3篇

<序。

那一年，我十二岁。

母亲把我带到一座宫殿里。

“为什么这样？”我手中捏着一块碎玻璃。

“我告诉你，你是养女，是改变不了的。我无力养你，你只能自食其力。”

我手捏的愈来愈紧，血液顺着手指滴落在地上，绽放出了几朵血色的花。

我并没有理会养母，便匆匆地走了。

我推开那扇古老、厚重的门，吱呀作响，仿佛所说的冤屈。我压住脚步声，走进了大厅。

“你来了。”一个穿着女仆装的女孩冲我笑了笑。

我愣了愣，望着她，“我叫嵌伊。”

“我叫竹渊。”

生命中留有遗憾，正如我一样，没有双亲。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并不值得珍惜。

而我手上，碎玻璃继续肆虐着，血液仍在滴着……

晚上。

我和竹渊同住。她不知跑哪去了。我翻开厚厚的书本，拿起笔，留下一行难以辨认的字迹。我抬起头，怅望天。

<一>

管家派我到藏书阁工作。

我叹了一口气。就摆出一副不乐意的样子走过去。

“公主，您好。”

我看见身着华丽衣服的小姐，就知道主仆的贵贱。

“哦。”

她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便拖着裙摆，由管家的陪伴下，走出了藏书阁。我在背后望着这一切，突然觉得很好笑，而且又一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毁灭。

半年后。

“这个国家和邻国发生战争，由于兵力不敌邻国，所以……”竹渊看着羊皮纸的信，一字一顿地说。

“所以快毁灭了，是吗？”我斜眼看着竹渊。

她点了点头。

我的嘴角浮起一丝邪魅的笑，“预言呢，终于实现了。”

竹渊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也不再过问，只是默默地收拾东西，准备逃走。

“你确定你的选择吗？”

竹渊愣了愣，她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她的心思，点了点头。

也许当毛毛虫变成蝴蝶的一刹那，就注定生命的绽放时间之短的命运。

“枷锁，嗯，来临了。”我缓缓闭上眼睛，祈祷着我所预言的内容的准确性。

<二>

我悄悄走进公主身边，看见她正在叹气。

“公主。”

我低下头，试探着她的反应。

她抬起手，挥了挥。“不要叫我公主。”

我明显看出她的焦急。

“我有办法。”

我微微一笑，轻吐出这四个字。

公主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喜极而泣，“说说看。”

“诺。”我把自己的贴身之物——母亲留下的手链递了过去，“封印自己。”

“什么？”公主并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诧异地望着我。

命运的抉择与死亡无异，经历了成功后失败。

“天使赐予大地纯洁，恶魔赐予人们邪恶；请封印自己的能力请让我来守护你，直到永久。”

说着，那手链散出一阵光芒，将公主紧紧包围，随后，她与光芒一同消失。我紧紧握着那个手链，“我会守护您……”

我原以为这个国家还是很强大的，却不想短短五日，便被邻国灭了。我想，似乎我身上的秘密愈来愈神秘……

我去拜访了一位巫师，是邻国名望较大的一位，我带着手链来到她的住处。

一棵银杉种在门外，我敲了敲门。

“有人在吗？”

不等说完，一位看似五六十岁的女人推开门走了进来。

“你是嵌伊，对吧？”

我不禁赞叹这位巫师的预知能力。

“随我进来吧。”

我手中紧紧攥着那条手链，跟她走进了门。

屋里的摆设都很陈旧，大约都在十年以上，而且在不经意间，还有蜘蛛从屋顶由上到下“光临”到你的头上。

“请坐吧。”

我随便找了一个较干净的地方，坐下。那位女巫师递给我一杯茶。

“想知道你的身世，是吗？”

那位巫师悠闲着喝着茶，漫不经心。

我从口袋里拿出那条手链，扔在桌子上。“我母亲留给我的。”

那位巫师惊讶着看着这条手链，小心翼翼着举起，“这真的您母亲的遗物？”从她的话语中，我明显听出她对我的敬意。

“莫非我的身世是……”

她笑笑，把手链递给我，“好好守护你的公主吧。”

我似乎明白一切，微笑着接过手链，走出了巫师家。

<三>

当我回到皇宫时，那昔日的雄伟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荒芜、死寂。

我看着这废墟，不由得想起了那位公主。

半年后。

又过了风平浪静的六个月。我早已忘记了我是谁，只是记得我叫做嵌伊。

“嵌伊。”

当我站在餐桌前发愣时，一阵熟悉的声音传向耳膜，我微微转头，看着眼前的女人。

“竹渊？”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认真倾听这她经历的故事，不免有些伤感。

“知道公主去哪了吗？”竹渊似乎惦记着那位“可爱”的公主。

我用食指贴住嘴唇，“保密。”

我疾步走出餐厅，可能是因为前几天淋雨了，感觉凉气正在一点一滴地腐蚀着体内的温暖。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卧室里。我拍拍脑袋，想让自己回想起那时候的事情，却如散开的花香一样，嗅不到那沁人心脾的幽香。我环视四周，这间房间还算可以，清新雅致。充满古典气息的灯台也正符合我的审美观。

门突然被推开了，竹渊走了进来。我一惊，大喊一声。

“干什么呀？你醒了？”

我只是静静地走下地板。午后的阳光，照射在地板上，透过窗户，斑斑点点的，充满神秘和雅致。

“好吧。”我点了点头，“这间房间还可以，我走了。”

我面无表情，走向门口，推开门。

“真的，要这样吗……”

我反复这样问着我自己，“友情呢，就是一块玻璃，容易破碎。”

<四>

两年后。

果然我的预言成功了。竹渊像是被施了什么咒，不断派人追杀我。为了安全，我只得躲入偏僻的山村。

进入村子，立刻感觉到一股寒气直往上冲。像是荒芜一人的沙漠般，偶尔听见几声犬吠。

“有人吗？”

似乎全都沉沉地睡去了。我感觉到命运的悲哀，“竹渊，你真的……”

在村子的尽头，是一处悬崖。

我站在悬崖边上，遥望远处的花红柳绿，带着那命运的枷锁，一同坠入那悬崖。

死如秋叶之静美，若枫叶，点缀树。找不到自己，那就重新选择，或生或死。

“公主，我会一直守护你的……”

同那手链，一同堕落。

五言诗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

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五言诗范文第5篇

三曹：指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因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风格清俊通脱，代表作有《龟虽寿》、《观沧海》、《短歌行》等。

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第一首可以考证的七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