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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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法典化可行性无形财产权

一、引言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关于法典化的讨论一时间也颇为盛行，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地位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热点。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可能就是单独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观点。

该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在国外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加上WIPO等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研究的推动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熟，这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提供了理论准备。现实中，成功的立法例已经出现：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颁行于世，开创了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先河，成为知识产权立法史上的里程碑。《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也随后诞生。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也第一次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作品、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商标、地理标志、未披露信息（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大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集中在一部国际条约中进行规范，相当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国际条约。在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单行法已始成规模，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此将这些法律规范系整合于一部法典，以建立体系化、逻辑性的知识产权法，应属可能，而且益处多多。[2]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将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讨论。

二、法典化的重要作用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大陆法系国家都以民法典的颁布作为其法制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判例法以经验主义为特征，形式合理性的水平低，成文法特别是法典化的成文法则相反，比较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且它要求成文法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并能够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协调的规则体系，这个体系在整体上有逻辑上的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它覆盖着社会所有领域，因而能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提供标准和方法。”[3]这种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典化有诸多好处，可以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出现的诸多弊病，对于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可以提高立法层级，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订提供依据，从而保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极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过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予以填补的。但是这种“规章调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规章的制订常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主导，很难像法典的制订那样，在制订时要照顾到全社会的利益。很多规章在制订中注重的是行政机构的管理权，而权利人利益的考虑则常常被忽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商标局1994年颁布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管理办法》，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在原产地标志的保护标准、保护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存在交叉矛盾，缺乏协调统一，令权利人无所适从，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如果构建知识产权法典，尽可能将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消除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有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科学化，从而使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2、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法官并无制订法律的权力，而只能适用法律，以处理各项纠纷。如果缺乏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必将会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另外由于我们在立法方面历来主张宜粗不宜细，所以，许多规定都非常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由于法律规则过于抽象和原则，加之非常简略，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裁判结果。其中固然有法官的素质问题，但是立法过于原则、简略，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而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不仅有助于法律规则的完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有助于减少、克服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问题。

3、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

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种类繁多，并且容易交叉。但我国知识产权法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负责起草、分散制定，比如著作权法由国家版权局起草，专利法由中国专利局起草，商标法由国家商标局起草。这种条块分割的立法结构，显然不能顾及整个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和逻辑性，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内容分散、零乱，存在大量的空白遗漏、重叠交叉，甚至相互冲突。如果建立知识产权法典的话，经过仔细的梳理和规划，部门利益被尽可能的忽略，公众利益最大程度的被予以考虑，上述凌乱不堪的状况将为之改观，。

4、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广大民众了解法律的规则，增强权利意识。

在现实中，我国知识产权法上至法律，下至规章，均有所涉及，但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规章。而许多规章往往是红头文件，不具有公示性，有些规章甚至属内部文件，但却趟而皇之的调整着知识产权生活。另外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的司法解释也很多。司法解释对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十分必要，但某些司法解释是一些内部文件，仅在法院内部上传下达，一般民众很难了解。因此不具有行为规则的作用，只能对裁判作出指导。而某些司法解释也与行政规章相冲突，这时也很难确定以何者效力为优的问题。这种状况造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暗箱操作的印象，而这些规章也难以为人们所遵守。但知识产权法典确定的各种规则，都要经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并通过普法宣传，为广大民众所了解，这会使相关制度深入人心，为人民依法维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5、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贯彻知识产权的私法理念

虽然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同时顾及公共利益，适当的公法规范不可或缺，但是知识产权毕竟首先是私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在现实中许多知识产权的客体，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号、证明商标、域名等，在我国都是或主要是接受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等公法的调整，这与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性质不相协调。由于行政法主要着眼于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对知识产权中更为重要的私法问题却明显欠缺相应的法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权利人权利行使的自由。而且随着行政权力的介入日渐增多，打破了知识产权体系内部的平衡，歪曲了知识产权的本性。因此，知识产权法典化有利于贯彻私权理念，帮助知识产权体系恢复其本性，实现系统的和谐性，从而保障权利人的利益。[4]

三、知识产权法法典化之不可行性

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有上述诸多意义，“看上去很美”，但是事实上这种设计目前来看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离法典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法典是人类法律理性思维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两部伟大的里程碑式立法，人们将法典理解为“体现理性的法典“，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概念体系进行的全面编撰，是具有确定型、系统性及内在逻辑性的和谐统一体。“[5]因此，从规范技术上说，典型的法典应当具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性和形式理性无矛盾的原则性。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1、1、从保护对象的稳定性来看

民法典的稳定性及系统性首先来自其保护对象的稳定性。传统民法典的财产权基本上是物权（债权只是物权的流转关系而已）。物权的财产对象基本上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或称“有体物”。而这些财产对象的特征是非常统一的，它们都是有体的，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具有自然排他性，能够公示对抗第三人。这种保护对象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可以以相同的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对其进行规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以致于其既有的原则和制度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对象冲击得阵脚大乱。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很多新生事物涌入了知识产权领域。除了传统的商标、专利和版权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知识经济、计算机、互联网、域名、商业外观、商品特有名称、商业方法、集成电路、数据库等方兴未艾；此外，最近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学等语词又在知识产权法学中呈现。这使知识产权理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数据库、软件的价值在于其功能性却被著作权法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与知识产权一般须公开的特征相背离，民间文学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却没有具体权利主体等等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的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缺乏必要的对象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2、从内在逻辑统一性来看

传统的民法典具有严格的逻辑统一性，其根源在于其保护的财产对象与财产权主体的无逻辑矛盾的占有事实。如前所述，传统民法典的保护对象具有相同的客体特征和外在形式；同时传统民法上的“人”，也是个性化的“特定人”。这样，传统民法的逻辑前提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个性化的人，对特定物的占有能够产生无逻辑矛盾的确权；对商品生产中产生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传统民法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符合“形式正义”的答案。与此不同，知识经济的对象是知识产品，它具有主观性。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本上是基于对“创造性信息”的外部载体特征和内在价值属性的区分而设立的。基于此，创造者对于创造性信息的“特定性占有”就具有逻辑矛盾了，即个人对创造性信息的占有事实不能排斥他人的合法占有。[6]因此，以传统民法对形式理性的要求来看，知识产权内在规则就很难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了。而缺乏内在逻辑统一性的体系很难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法典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3、从话语体系的严整性来看

基于其内在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传统民法设定了一系列精确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物权被设定为绝对的对世权与对人权。物权法定主义、一物一权主义、物权的追溯力原则等等，成为维护这个体系的有效原则，相应的具体制度也设计地精巧而实用。而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中所使用的语言缺乏理性的定义和限制。这些语言或者是行政机关习惯用语、技术专家的专业用语或一般规约性质的习惯用语或法律隐语。至今尚没有严格法律概念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进行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方法"等，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至今都没有确定的定义。再比如，商标法保护的内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在营业活动中，用以标识产品来源、表彰自己身份、证明产品质量以及表明其它营业情况的识别性标记，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地理标志等等多项内容。但仍被简称为涵义相对狭窄的"商标"，从而混淆视听（有学者将其统称为营业标记，不无道理）。还有，商业秘密也不是严格法律术语，而是对商业领域价值信息的法律俗语。一部法律的基本概念的语言都缺乏严格的定义，其科学性也就很难保证了，更别提进行法典化了。

4、从财产保护原则的明晰性来看

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规则的原则化、原则的秩序化，有一系列明晰而科学的保护原则是法典化的先决条件。当我们对一个争议的财产对象及其法律属性缺乏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设立对该对象的统一保护原则。缺乏原则的体系难免出现内部矛盾，而一个内部不和谐的体系有何以谈得上法典化呢？

民法基本原则植根于传统商品经济运行模式，从来都有调整个别规则有效性、维护法律正当性、合理性、公平正义的功能。但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其保护原则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我们知道随着其自身体系的发展，知识产权调整的范围发展到了整个人类智力生活领域的创造成果。而这些创造成果的性质并不尽一致。从总体上看，人类的智力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的知识活动，可以被确认为私有财产权；一类是为了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而进行的知识活动，比如科学发现，不能被确认为私权。这两类活动的直接目标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了确定个人对智力成果的独享权利，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人类共享知识成果，这是相互矛盾的价值理念。[7]由于这些内在原因，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找到明晰而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的不同领域里，原则分立，甚至互相掣肘的也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统一的基本原则，在专利领域甚至出现了阳光底下的一切事物皆可专利的可怕趋势。

5、从权利的性质来看

传统民法典主要调整私权，在整个民法之中，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现象比较罕见，公法色彩并不浓厚，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因之天然具有自洽性。而知识产权却是公化私权，这直接导致了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的二重性。知识产权法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比如发明、作品，不仅关系其权利人利益，而且还攸关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发明的诞生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调整有形财产的物权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关系权利人的利益，虽也肩负相当的社会功能，但其作用远逊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对社会公益的影响。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如何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的重要使命。与此相适应，公权力广泛介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门都广泛、细密、复杂得多。[8]这种公私兼有的特性若继续存在着，只会造成法典保护方式的矛盾与断裂。但倘若删除这些与私法规范唇齿相依的公法规范，知识产权又失去了其本性，其存在的意义又大为减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典化也不可行。

从上述几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缺乏统一的财产保护原则，也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当然就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总则编。而没有总则指导下的分则只会凌乱不堪，进而整个知识产权也就无法形成一个严密而自洽的话语体系，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这一努力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

关于法典化问题，萨维尼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一个完美的法典，必须使基于法律的真正基本原则而构成的有机体系，而该法律原则必是历经一段时间之后的产物。对于法律原则的全盘了解，是法典化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当时的法律人，并未具备掌握真正法律原则的能力。因而萨维尼担忧，法典化在当时將因对法律原则的误解，而对社会造成伤害，不利于社会。于是他建议当时的法律人，从事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研究，而將法典化留待往后再说。[9]这种看法真的是非常有见地。如果不顾实情，仓促上马，超前立法，很容易欲速而不达，造成法律与现实脱节的尴尬，使法典的权威大打折扣。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在1992年颁行《知识产权法典》后六年间，为适应知识产权领域的各种新变化，曾先后12次修改或增补知识产权法典，涉及条目有112条，占总条目的1/4，这在其他法律部门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充其量只能称为法规汇编，它只是将几部知识产权单行法简单的罗列在一个载体上而已，离真正意义上的法典相去甚远。而由于立法超前，修改频繁，使该法典动作起来收效甚微，与其立法者建立一部与《法国民法典》平起平坐的法典的初衷相去甚远。

四、未来之路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目前来看不具现实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确定上述的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诸多好处将只是人类的“南柯一梦”呢？笔者认为却也未必。综观人类历史，就是从混沌走向澄明的一个过程，成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学理性思维及实践的结晶，知识产权的法典化也有一个酝酿、诞生及至后来瓜熟蒂落的过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梳理、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使其在调整社会生活时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等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足够充分时，再谈制定知识产权法典就水到渠成了。

尽管黑格尔曾经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到来以后才起飞”（意即人类的思维具有局限性，往往只能在事后做些后发式的总结性思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以往经验作些前瞻性的工作。由于迄今为止，学界对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及其总则研究较少，笔者将仅仅提出些许可能性，以求抛砖引玉之功效。

随着社会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日新月异，许多新事物诸如计算机软件权、域名、遗传资源等等不断出现，而商业秘密权、商号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禁止不正当竞争方面的诸多权利,无一例外全都被纳入了知识产权这个筐子，有些学者认为,其客体已不限于知识领域,而是扩大到商业活动的经验、信誉等领域,因此,知识产权已很难涵盖所有上述权利，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难负其重，处境尴尬。基于此，关于知识产权的概念、性质及特征是知识产权法领域中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会因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向信息产权法的演变。[10]然而信息产权的内涵似乎比知识产权还小，而将技术、作品等称为信息似乎也欠妥当。

也有论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应是结合民事权利理论,以知识产权的客体为切入点。知识产权是人们对"知识"这种"形"的排他的支配权,它是一种民事权利。所谓无形性、地域性与时间性都不是知识产权的特征,知识产权惟一的特征是其客体的无形性。对于"知识产权"一词,由于其偏重于"知识"类的智力成果,在诸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建议从保护客体的无形性入手,采用"无形财产权"这一术语,并建立一个范围大于知识产权、调整对象以无形财产为主的无形财产权法律体系。具体如下: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特许专营权、特许交易资格、商誉权等。[11]

也有论者认为无形财产应指"权利"而言，但这种权利的范围不应仅限于知识产权。既然从权利角度而言,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均是无形的权利利益,并不因具体客体的不同而导致权利性质上的任何差别所以把"无形财产"局限于知识产权并不妥当。在当代法国民法,无形财产不仅包括罗马法上的"无形物"所指具体权利,还包括权利人就营业资产、顾客、知识产品以及现代商业信息等所享有的权利。我国学术界针对有价证券、股票的流通无法用传统理论予以解释,往往也将票据权利和股权等称为无形财产。所以无形财产不仅是一种财产形式,而且是相对有形物所有权的一种财产权体系,除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均属于无形财产范畴。继而，这种观点认为无形财产是从更高层次上对于包括物权和债权在内的财产权利的一种抽象,它充分揭示了权利人财产利益的实质,从而为当代财产权利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因此,可以认为,无形财产的立法问题是整个财产权立法体系的构建问题,物权法和债权法只是其中的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与无形财产的立法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具体而言,物权法和债权法分别调整特定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其他的无形财产则由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分别予以调整,上述各种立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从而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形财产立法体系。[12]

还有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类特殊的权利形态，将其定义为无形财产实际上将不具有财产性质的发明权、发现权、其他科技成果权以及精神权利排除在知识产权之外了。[13]这种观点也不无见地。

笔者认为无形财产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扩得如此之大是有待商榷的，但无疑由现有的知识产权发展为无形财产应该是一个方向。现有知识产权体系的消解不是知识产权的终结，而恰恰相反，它正如凤凰涅磐一样，在无形财产体系中获得永生，它至少可以作为无形财产体系中重要一部而存在着。融入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应该拥有逻辑自洽性，为其法典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是公化私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的性质。因此传统民法典的构建技术就无法照搬使用，我们需要新的产权形式。就象专利制度与商标制度一样，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以“许可权”为核心的权利形式而不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利形式，并由此建构出完全不同的保护体系。

同样的，由于其公化私权的特性，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原则与传统的民法保护原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知识产权的原则应该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利益平衡原则、社会利益优先原则以及保障社会知识产品供给原则等公法类原则。同时，基于其私法的本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也应将权利来源正当合法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自愿和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私法原则纳入其中。考虑到知识产权法促进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的基本出发点，知识产权法还应遵循现代市场秩序原则，比如信息公开原则、市场至上原则、限制垄断特权原则等等。如何将这么多性质并非一致的原则整合起来，并确定它们之间的效力层级关系是一项艰苦而且必须的工作，这可能要导致对宪法基本原则的修改与整合。[14]

最后立法者、执法者应尽量使用内涵和外延相统一的规范化用语，追求知识产权话语体系的严整性。决不能不假思索，将民间通俗的用语拿来就用，以至于将错就错，覆水难收，严重打破了知识产权体系本身的自洽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但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员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

现实中，知识产权法学在我国还是新兴的学科，许多基础的问题尚争论之中。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的新的事物次第出现，又给学者提出许多新的论题。再加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多跟随国外的进展，所以关于知识产权的总论及法哲学研究还属欠缺。但关于总论及法哲学的研究却非常之重要，希望学界能在这方面予以加强，这对于知识产权体系的严密性、系统化必将益处多多。

[2][4][8]参见袁真富：《试论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2002年9月1日检索。

[3]严存生：《法制现代化与合理性化》，载薛君度主编：《法制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陈金昭：《法典的意蕴》，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6][7][14]参见徐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思考》，载《知识产权研究-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参见[台]陈聪富：《法典化的历史发展与争议-兼论合会契约的法典化》law-/detail.asp?id=657,2002年9月1日检索。

[10]参见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张玉瑞译，载《电子知识产权》1997年第5期至1998年第2期。

[11]胡开忠：《论无形财产权的体系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和归属》，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

知识产权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维权形式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刚刚起步实行时间尚短，再加上知识产权制度复杂专业性强，其内涵和概念晦涩难懂，不少公众对于这一领域了解甚少，对于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十分薄弱，运用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很欠缺。这种现状对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形势十分不利。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援助，能够有效的缓解社会上这种普遍存在的维护自身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问题。使公众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对于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贡献。以法律手段对于知识产权权益人的权益进行维护，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减少公众知识产权权益的损害。

一、法律援助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概念的区分。

法律援助不等于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人们容易混淆二者的概念。法律援助是援助在法律诉讼等方面经济困难的自然人，表现形式为事后进行援助。指在发生事项后，当事人进行主动申请援助诉讼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对于当事人法律诉讼进行主动援助。免费服务的范围仅是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律师办案补贴由财政支出。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与之不同。知识产权是近年来新提出的概念，是为了保护权益人对于知识产业创新所有权而提出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的表现形式既有事后援助，也有事前援助。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是为了保护创新拥有收益权并且鼓励创新。利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权益人知识创新。知识产权法律援助贯穿于创新的整个过程，包括知识产业的创新、研发、产品与市场化阶段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了解援助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对于申请人的不合理要求或者发现受援人以不正当途径获得法律援助，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可以向援助机构申请取消对该受援人的法律援助，并且可以向受援人提出返还期间提供的法律援助的相应费用。

2、义务

（1）服务人员如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对于申请人所申请的援助事项进行拒绝、拖延、中途放弃、甚至终止法律援助。（2）一旦承办申请人提出的援助事项，不得在协议允许的规定范围之外私自收取当事人的其他服务费用或者通过各种途径牟取不正当利益。（3）不得因不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而有意降低服务质量或减少服务内容。若因服务质量不到位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损失费用由法律援助机构按照协议和规定进行赔偿。（4）对于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有关援助组织应根据情况尽快给予答复。（5）除没有分配任务的以外，每个服务人员每年至少承办一例法律事项。

（二）受援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有权询问案情发展进度和情况（2）在有事实根据的前提下对未履行职责的援助承办者，可以提出换人。（3）对于有利害冲突的援助审批者，可申请回避。

2、义务

（1）若申请人因接受法律援助而获得较大利益时，应根据相关协议规定相应的付给法律援助机构全部或部分补偿费用。（2）同一申请人针对同一特定事项向不同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的，由最先通过申请的机构进行法律援助服务，若针对同一事项申请人向不同援助机构获得两次或两次以上法律援助服务的，应缴纳全部相关费用。并不享受减免、免收的特殊待遇。（3）受援人应积极配合援助机构的工作，以取得良好效果。

（三）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制度

1、明确分工和责任主体

我国法律援助有三个主体部门，政府监管、律师协会参与协助、律师实施援助。当前已把法律援助划分为政府职责。说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以向规范化合理化迈进。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目的在于保护创新和鼓励创新。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因此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应交由政府管理。政府任务下达至法律援助机构，再把具体任务分配到具体援助人员手上。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规定明确各个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切实推进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向规范化发展。

2、保障经费给予

因法律援助对于受援人是免费提供的，因此为了保证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财政需要给与相应的受理经费。但大多数地区法律援助经费没有列入当地财政支出项目，再加上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单一，经费问题得不到保障。建议采取相应法律措施保护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来源。并且针对具体情况以正当形式增加援助机构内部收入，例如通过援助机构而使受援人取得较大利益时（受援人获得经济赔偿），按规定向受援人要求补缴一定比例的办案费用。以减少财政支出。调动该机构服务的积极性。

三、探究实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的意义

近年来公众对于自身的知识产权维护意识还很薄弱。实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有利于推动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深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有效地保护因经济状况有特殊困难而无法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自然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地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激发公众创造热情。促进社会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极大助益。

知识产权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公共利益；分析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是种维护知识产权人专有权的一种法律，其本质属于私法范围。但由于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客观——知识产品作为一种信息，具备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多重性质，知识产权中具备的这种私权拥有公权化的趋势，同时知识产权法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的目标。本文先是对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的保护方面做出概述，并且进一步分析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以及利益平衡，在此基础上阐述知识产权法对公共利益起到的保护作用。

一、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保护概述

（一）知识产权法的概述

知识产权法的特点需要以公众的利益为主要目的，原因在于产权私权的公权属性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知识产权被视为一种私权，相关的知识产权法也被视为是私法组织的一部分，但根据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主体之外的客观事物具备两方面的属性，即是公共利益性又是私人性，使得知识产权不再只关注个人的利益，在某种层次上关系到公共的利益，这点也充分的体现出知识产权法不仅通过法律来保障所有产权人的利益，同时还需要照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因此，为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被视为建立知识产权法后追求的基本目标。

（二）公共利益内涵的概述

公共利益具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特有的群体以及逐渐发展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力，社会群体的对象就是包括社会中的全部人员，并不是个别成员或是少数成员的利益，公共利益对于个人利益来讲，属于是整体社会共同的利益，具体要表达的是全部人的利益。

二、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利益平衡

（一）知识产权中的公共利益

知识产权中公共领域保留实质性就能充分的体现出公共利益。保留共同的领域主要是指公众群体可以在知识产权法人法定的权力之外享受智力创造得出的新型成果，在此过程中，不需要经过权利人的许可，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资金报酬。公有领域的存在是知识产权有别于物权的主要特征，关键原因存在于知识与信息的公有性所产生的。基于知识的角度来讲，取决于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又将合理的决定着公有领域的存在。现阶段，我国不仅要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专享的权力，还需要在一定范围之内确保公有领域的存在，主要原因体现在建立知识产权法的宗旨，给知识产权的所有人与社会公共利益起到平衡与协调的作用，以这样的形式确保我国科技与文化的逐渐进步与共同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深入，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文化艺术日益繁荣，当知识产权法正处于维护创造者的权益时，定不能将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忽略。

（二）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

我国知识产权虽然作为私权，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公权性质，由于知识产权中的一部分就是公共利益的存在，两者之间的关系通常都是此消彼长。基于制度的角度来讲，知识产权法能够充分的保护产权所有人的权力以及行为方面进行合理的限制；基于社会权力的角度来讲，主要是协调私权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如果知识产权的私权范围逐渐扩大，定会影响到公众自由獲取信息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公众的利益遭到侵害，如果私权的范围较小，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就会弱化，在某种意义上创造者的激情就会有所降低，从而形成信息方面受到制约，这样对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为了能够确保私权与公共利益形成平衡的状态，必须加强重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并需要坚持平衡利益的基本原则，促进两者之间的利益得到良好的兼顾。

三、知识产权法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一）知识产权法作为创造知识产品的动力

知识产品最终属于无形资产的范围，与有形资产相比较之下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如果知识产品进入到流动的领域，就会给原来知识产品的所有人在控制方面带来很大的难度。知识产权法的有效实施可以为知识产品所有人提供专享产品的使用权利，禁止其它人的使用，以此来促进知识产品所有人回收自己智力活动的投入产出。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对知识产品的创造活动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比如，著作权可以充分的激发出人们创作出智力的产品，以此来获取预期的回报；商标权可以促进厂商产品的质量逐渐的提高，为厂商获取商誉，为品牌塑造良好的形象。因此，知识产权法在为知识所有人提供垄断产品使用权力的同时，也充分的激发出创新者加强投入精力、资金、时间进行创造活动，以此来满足社会公众求新、求异的要求，以高质量的产品来保障社会的公众权益。

（二）知识产权法作为社会公众权益的有效途径

知识产权法主要是通过一些有效的制度来鼓励知识产品对社会进行公开，从而满足公众利益的需求，这不仅是为社会公众贴近知识创造出的有效途径，还能为创造者的创造活动提供合理的资料与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创新与技术方面的创新。此外，知识产权还能为创造者避免研究与创造方面的重复性，促进社会资源得到良好的节约。比如，将一些专利条件向社会公开，只有这样才能为创造者后续的研究提供更加宝贵的技术与信息，还能有效的避免创作方面出现的重复性。因此，创造者会更加重视创造出新型产品，以此来满足社会不断进步的需求。

（三）知识产权法有利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首先，知识产权法为知识产权提供了时间上的限制与范围的限制，并且将公众利益作为知识产权人实施权力的基本条件。比如，在我国专利法领域当中，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发明的专利权保护期为二十年，当过了保护期之后，发明的专利将会变成社会公共享受的财富；其次，知识产权中还明确的规定了许多的合理的条款，以此来充分的体现出知识产权法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使得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达到平衡的状态。比如，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如果单纯只是个人欣赏、研究、学习使用了他人已发表过的作品，可以不需要经过著作权的同意，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关于这方面充分的体现在实际社会当中在确保知识产权法的基础下保护知识产品所有人的权利。

四、结束语

总之，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一定的基础当中，对公共利益也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本文主要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分析过程中也涉及到有利于社会公众的一些内容，可以充分的体现出知识产权法在维护各方面利益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使我国知识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需要加强维护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冯晓青. 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探微[J]. 行政法学研究，2005，01：49-60. 

[2]王晙. 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微探[J]. 法制博览，2016，09：80-81. 

知识产权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学”；案例教学法；教学目的；教师角色；教学环节；教学手段

一、在“知识产权法学”中引入案例教学的必要性

（一）知识产权法课程特点

与其他法学课程相比，“知识产权法学”出现的时间较短，同时，也具有突出的综合性及学科交叉性，给这门课程的教育赋予了一定的特点。深入认识和把握这些特点，是改进教学效果的逻辑前提。其一，理论深刻。相对于民法、经济法、刑法、行政法等学科来说，“知识产权法学”还属于新兴学科，条文规定较为抽象，涉及到的理论也较为深奥。其二，内容繁杂。从内容构成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涉及多个方面，授权方式各有不同，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够紧凑，体系性较差，理解起来也较为困难。从实践操作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学”同时涉及到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复议甚至刑法的关系都较为密切〔1〕。并且“知识产权法学”的法律条文一直处于变动过程之中。其三，专业性突出。智力成果或知识产品构成知识产权的客体，这种创造性智力劳动结晶使知识产权问题的专业性非常突出，在教学中通常会涉及到许多专业性技术专用语。

（二）在“知识产权法学”中引入案例教学的迫切性

“知识产权法学”有关理论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体现其价值，脱离了实践的知识产权法是孤立的、不完备的。同时，实践中不断出现的知识产权案例也能推动相关理论研究趋于成熟。只有通过案例教学，才能够使学生对受理、审理、判决和执行等司法程序形成体系化的、程序化的思考。通过对案例中权利义务关系的深刻剖析，可以深化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性认知，还可以通过教师的点拨升华，使案例教学产生植根于现实而又高于具体案例的启发价值。

二、“知识产权法学”案例教学存在的现实问题

就目前我国高校的现实情况来看，“知识产权法学”开展起步较晚，案例教学法的引入还不够深入和细致，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

（一）教学案例选择不够合理

作为高校教师，沉重的教学及科研任务导致法学教师往往缺乏参加知识产权一线法律实践的机会。在甄选案例时，态度通常较为随意，缺乏目的性与针对性，案例选取不当、时间陈旧、代表性差的情况屡见不鲜。对于案件的关键环节，教师通常缺乏实质性了解，只能语焉不详地一语带过。由于教学案例选取不够合理，也缺少法律实战感，影响了案例教学法在知识产权法课堂上的功能发挥。教育学家莫雷奥苏伯尔曾经指出，在应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关联性”原则。换言之，不仅要注意所选案例的典型性、代表性，同时也要照顾到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社会经验。目前，知识产权法教师在知识产权案例选择上通常存在时间滞后、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影响了案例教学法在“知识产权法学”课堂上的功能发挥。

（二）案例教学设施和手段落后

根据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法学案例教学法的经验，案例教学需要计算机网络、判决书、案件MEMO等丰富的硬件资源支持。在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法学”课堂上，教师所应用的案例资源往往仅仅是文本案例，这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同时，这也会弱化师生互动的作用。只有良好的师生互动，才能有效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作用。在我国多数高校的“知识产权法学”案例教学课堂上，案情设计、关键问题的提出、理论渊源分析及结论的达成主要依靠教师的指引，学生通常只是被动配合。学生无法深度参与的案例教学只能成为教师的“独角戏”，无法借此培养用法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在我国多数高校的“知识产权法学”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的案例分析通常局限于对法律文本的阐释和对判决书材料的解析，对案例背后的信息和证据把握程度不高，对司法裁判过程和理由的科学评价更是无暇兼顾。而纵观耶鲁、伯克利等法学教育重镇则高度重视在“知识产权法学”案例教学中贯彻“法律适用的逻辑和论证结构”的评价，这有利于引导学生进行法律的解释和法理依据的追问。通过进一步引入更有效的“比较式”教学手段，学生可以对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性质的知识产权案例进行异同分析，进入“比较法的案例研究”的境地。

（三）学生投入不足

根据教学经验，笔者发现，相当比例的法律专业学生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很少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产权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去，对案例的课前预习也缺乏必要的关注。由于学力、经验、积极性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很难以当事人的角度来对案例进行法律认知，也很难以同理心去体会当事人的压力感、挫败感与成就感。多数情况下，学生都被动地跟随教师的引导来进行思考，不能以案例中的法律事实及相关理论知识为依据形成独立的、坚实的结论。根据法学教育的国际经验，法学案例教学不仅需要过往认知经验的复现，更需要学生通过主动参与来进行“知识建构”。就法律知识而言，学生在案例教学上的投入不仅会造成“存量”的不足，更会制约“增量”的改进。

（四）案例教学的滥用

案例教学在“知识产权法学”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也绝不能过度夸大。在现实中，如果为了工作方便，任意放大案例教学在课堂上的比重，甚至出现用整节课讲案例的情况〔2〕，就会使教学活动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了知识产权法律知识体系的严谨性和完备性，也必然影响整体教学效率。

三、“知识产权法学”案例教学法开展的具体策略

（一）准确进行教学目的定位

在运用“知识产权法学”案例教学法之前，要根据法律教学改革的本质要求准确进行教学目的定位，明确人才培养与课程设计的方向，合理设置案例教学在知识产权法课堂上所占的比重，不能“为了案例而案例”。首先，要让学生“知其然”，即通过相关案例大体上把握知识产权法的知识体系、法学原理、法律基础及相关法律规定。其次，要让学生“知其所以然”，通过案例认识知识产权法律规定背后的法律规律。再则，要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即通过案例来形成法律思维，研究、分析和解决这一领域里的实践问题。最后，要通过案例教学来引导学生形成和完善个性化的法律认识与法律思想。

（二）科学选择和编排知识产权案例

有必要从以下几个特征入手选择“知识产权法学”的教学案例。（1）典型性。建议从国际国内范围内选取体量精当、代表性和启发性强的知识产权案例。（2）时效性。建议选择最近发生的一手案例，避免用陈旧的案例造成学生的“审美疲劳”。例如，这一两年来的索尼侵犯西电捷通无线通信SEP知识产权案、华为起诉三星侵犯知识产权案等。（3）针对性。建议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从知识产权法律难点、热点和盲区等角度入手进行案例选取。（4）系统性。通过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案例组织编排，让学生了解这一领域的系统法律规定，帮助他们实现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组织双语教学，同时，注意比较分析中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异同点并保持对最新研究动态的关注〔3〕。（5）疑难性。选取的案例应该具有一定的难度，能有效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为其提供立体化的思维空间，激发他们深度参与到知识产权法的教学过程中来。法律教育工作者应当是一批年富力强、法律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突出的师资队伍。这就要求我们不定期地从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从业者那里汲取经验，选取经典案例打造知识产权法案例库，并定期进行必要的案例更新。

（三）转换教师角色

在案例教学法开展过程中，教师必须完成从“主讲人”向“组织引导者”的角色转变，尊重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由“案例介绍要点分析点评”改为“案例呈现启发思考小组讨论评价反馈”，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推动教学相长。为了更好地扮演“组织引导者”角色，教师需要从多方面努力。首先，要注重教学资源的整合，想方设法协调教学资源，提高案例教学的硬件投入水平，利用多媒体、网络、教育软件等辅助工具改进教学效果。其次，以网络主页、论坛、博客、QQ群、空间、微信群打造信息化的知识产权案例教学平台，组织学生进行案例的预习、讨论、总结〔3〕。最后，教师还要建立案例教学的成绩考核标准，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四）优化教学环节设计

在“知识产权法学”案例教学的环节设计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安排。一般而言，可以设置“案例背景介绍教师提出引导性问题组织分组讨论小组代表发言教师总结点评布置课后作业”等类似流程来进行。例如，在“华为起诉三星侵犯知识产权案”的案例教学中，可以进行以下环节设置。教学环节一：教师提供关于知识产权案例的基本信息，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整体案情案例背景介绍：2016年5月25日，华为公司宣布，在美国和中国同时提起针对三星公司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诉讼。2016年6月，华为再度将三星起诉至泉州中院。2016年7月，三星进行了强势回击，在多地提出了针对华为公司的专利侵权诉讼。2017年4月份，泉州中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三星存在专利侵权。2017年9月3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了8份关于三星专利无效宣告的复审决定。2017年12月，福建省高院经审理做出二审终审判决。教学环节二：教师进行引导提问华为起诉三星侵犯知识产权案涉及多个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点：标准专利、专利、核心专利有什么区别？如何认识专利权的归属？专利侵权有哪几种行为？这些知识点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共同构成知识产权理论体系。如果学生能够就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和分析，对“知识产权法学”的理解程度和掌握程度都会有较大的提高。针对华为起诉三星侵犯知识产权案，教师可以设计出很多引导性问题：华为为什么要在中国和美国两个地方提起上诉？华为上诉的目的是什么？三星采取了哪些反诉讼措施？这一案件背后的法理何在？中国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是否存在不足？教学环节三：组织分组讨论根据班级人数将学生划分为若干个6~8人的小组，每一组推选一名组长来引导小组成员围绕案例进行深入讨论。教师可以适度参与，引导学生掌握案情细节、把握案件重点难点。这一环节，其实是培养学生具备法律论证推理能力的过程。教学环节四：小组代表发言教师可以让每个小组派出一名代表来对该组的分析过程及结论进行陈述。在陈述过程中，有疑问的同学可以当场质疑。这种做法是将小组讨论的范围扩大到全班，实现深层次的交流、讨论以及辩论。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这一环节最受学生欢迎。教学环节五：教师总结点评在这一环节，教师对学生的分析思路、方法和结果进行总结，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对于那些思路清晰、方法运用得当、表达能力突出的学生，要不吝表扬；对于那些思路模糊、方法不当、表达能力有所欠缺的学生，也要适当进行鼓励，以增强学生的信心和兴趣。此外，教师应当对案例结论的形成过程进行精准的解析，让学生充分了解背后的法律思维过程。教学环节六：布置课后作业在这一环节，教师可以给学生留下与案例有关的课后作业，如撰写案例分析报告、草拟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书等，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能够得到有效巩固。

知识产权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知识产权作为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但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知识产品，是一种信息，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性质，而由此带来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不仅关系到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知识产权立法在确认和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兼顾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近些年来，国际上的一些知识产权公约明确地对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问题作了规定。确保公共利益已成为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本文仅结合知识产权专门法中的著作权法、专利权法、商标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分析知识产权法对公共利益的保障作用。

一、知识产权法在赋予专有使用知识产品的基础上激励知识产品的创造活动

知识产品作为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不同，知识产品一旦被公开就很难由原来的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地控制。竞争者可以通过研究、模仿市场中的知识产品生产同类产品，而不需要付出大量的智力劳动和研发成本，并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因此，竞争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同类知识产品，与知识产品所有人展开竞争，这使得知识产品所有人很难从其智力活动中收回投资，更谈不上收益，极大地挫伤了知识产品所有人进行智力活动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品所有人以专有使用权，排除他人擅自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以凭借这种垄断地位收回自己为进行智力活动所进行的各方面的投资，这种制度设计激励着知识产品的创作活动，例如，著作人身权财产权的赋予激发对智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专有实施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激发人们从事发明创造活动、商标的专有使用促使厂商改善商品质量，创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所以说，知识产权法反映了赋予有限的垄断权刺激革新目的的动态效率，它通过授予有限的垄断权利刺激了知识创造活动，报偿在创新上的投资从而刺激对创新者在时间、精力和资金方面的投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品，不断地满足社会对知识产品的需求。

二、以垄断换“公开的机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公共利益

知识产权法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激励将知识产品向尽早社会公开，可以说公开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它不仅保障公众正当地接近原创者的知识产品，为后续创新提供充分的“养料”，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而且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创作和研究，节约了社会资源。这一点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权法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著作权法赋予了权利人专有复制发行权换取了对作品的公开，为后续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虽然限制了对作品的自由接近，特别是带有赢利性质的利用和传播，在独创性的层面上刺激更多的合乎社会需要的新作品的创作，最终促进了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专利法更是如此，专利法通过专利的“充分公开”要件确保所授予的专利公开，这些以公开的专利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为后续发明和研究提供了技术信息和知识，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投资，研发者将节省的时间和经费来进行其他的研发，不断促进新发明更多的被创造出来，以满足社会对技术进步的需要。三、适当的限制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以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国内外相关法律，都将公共利益作为知识产权人行使其权利的前提，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再如美国，其立法和司法都强化了“知识产权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有限的权利”的观点，坚持“对知识产权人的报偿是作为第二位考虑的”。因此，知识产权都具有有条件的独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时间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保护做了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如我国现行《专利法》对于发明专利的保护期规定为20年。经过20年后，发明专利就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其次，知识产权法还规定了一些“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以及“强制实施”条款。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制造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的专利产品售出后他人使用或销售该产品不构成侵权即专利权人权利用尽后的使用不侵权。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作以必要的限制是为了在保护私权的前提下维护公共利益，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正所谓权利的限制，应是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的必要限制；权利的保护，应是在实现社会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护。

四、促进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对有效竞争的促进是知识产权法的一种重要的公共利益。通常，生产者可以使用市场中任何可以获得的手段，针对他们的竞争者来获得优势，但是这种手段必须正当、合法、体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下，企业可以立即复制被改进的技术与改进者展开竞争而没有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改造；厂商可以采用“搭便车”，“傍名牌”的方式展开市场竞争而不是在提高产品的质量上展开竞争。这些都是违反市场竞争规律的不正当的、不公平的竞争，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相反，在赋予专利权的情况下，竞争者意识到他不能随意地复制、模仿专利发明，因此，不得不进行独立的研究和开发，形成替明和改进发明，因为他们知道拥有一个合乎社会需要的、具有广阔市场的专利是企业占领市场和开拓市场的重要砝码，是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手段，这一种竞争是在不断开发新技术的基础上展开的公平竞争。商标权的赋予使得商标作为一种识别性的商业标记，商标权人有权禁止他人在核定使用的同种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自己的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通过制止市场中商品的商标被混淆而维护竞争秩序，促使厂商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展开市场竞争。

五、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