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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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书法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51-01
王羲之书《兰亭序》，以其风格飘逸，空灵，变幻莫测，极具淡雅之气而享誉于世，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前人对《兰亭序》的艺术风格已经分析的非常透彻，此文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析《兰亭序》独特的美感，即禅意。
王羲之书法蕴含禅意，这与他的处事交友是密切相关的。王羲之是佛教的居士，与佛教界人士过从甚密，互为影响。他非常热衷于佛教事业，既舍宅建寺，舍宅为西天达摩多罗建归宗寺。王羲之佛教交往最密切的莫过于佛僧释支遁。支遁，字道林，书法驰名与当世，佛学理论精深。主张“即色是空”。
王羲之与支遁的交游，在《世说新语·文学》以及《高僧传》中均有记载。《世说新语》记载支盾曾养马养鹤，据文献记载《神骏图》，有人送给高僧支遁五十两黄金和一匹骏马。他处理这两件事物的方法与众不同，把黄金送了人，却把马留下来饲养，而且时时前往观看。以世俗的观点长看，黄金可以生利息，而马却要吃草料，何不把黄金留卜而把马匹遣发？怪不得世俗之人都说支遁不善处理事物。支遁却笑着说：“他们哪里知道？贫道爱其神骏之性耳！”这是支遁以一个艺术欣赏的角度爱马赏马的超人之处。王羲之也曾养鹤，他的思想无不受好朋友佛学的影响，崇尚淡雅之气。王羲之因与释支遁交往过密，他的思想也受到使支遁般若学，般若学情调不落两边，不沾不滞，而忘用笔的收放相济，结体的随机应变，给人的感觉就是胸无粘滞的创作心态。因此王羲之行草书作品表现出的空灵静逸之韵致，与禅宗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王羲之虽出身于儒门，却又学道教服食，崇奉佛教三宝，三教的影响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他行书所体现的空灵静逸之“韵”，得益于儒家，道家的造化，还有佛教尤其是禅学精神。所以说，王羲之本身就是一个佛道儒的“集合体”，因而在他的书法作品中自然会流露出禅意。
下面着重来探讨下王羲之书法创作中体现的禅意。我们说“晋人尚韵”而，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最能代表晋人书风，主要体现在一个“韵”字。所谓韵，即是指气韵，韵味。通俗点说，“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士人洒脱，飘逸，无羁，风流的精神风貌。而王羲之则能够将自己的风度才情注入自己的书法作品之中，并且得到的肯定。我们可以从王羲之的传世作品，诸如《十七帖》《频有哀祸帖》等感受到他的潇洒飘逸，他的倜傥不羁，他的“飘若游云，矫若蛟龙。”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当然对于禅意的阐述也是恰如其分的。《兰亭序》讲述了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这一天，王羲之邀同好友在会稽山阴之兰亭游玩，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优美山水中尽情地宴饮、赋诗，何其畅快，然而在歌宴毕了后，王无端生出无限感慨，其感慨可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迹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王羲之遂顺手写出《兰亭序》以志其志，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此书法的创作心态上，王羲之持有一种超功利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的书法作品，更淳朴，更具禅意。
当然，禅意的体现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上可见一斑。因《兰亭序》是即兴之作，又是鸿篇巨制，其首四行布白较疏，后数行行气较密；用笔不拘正侧，随机变化，比例遒劲，其妙处犹在用笔的起收，可谓笔从空中来，又回空中去；结字欹侧反正，顾盼多姿，变化莫测，加之“向之”及最后一“文”字等的涂改，更显的妙趣天成，绝无半点雕饰。
纵观《兰亭序》全书无不飘逸灵动、思逸神超。用笔无不运用自如。用孙过庭《书谱》中的论述：“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 道之则泉注, 顿之则山安, 纤纤乎如初月之出天崖，落 落乎犹众星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远之能成。”可将其风格概述的淋漓尽致。《兰亭序》这种整体遒媚飘逸的整体风格, 加之纵横变化的字势，无不体现了创作者和作品本身对自由的那种神往和追求,这当然和魏晋风度有关。但是更与书法艺术本身是一种表现艺术,追求生命本身的自由灵动有关，这也正与禅宗所追求的舍弃一切外缘，追求无欲，离相，无漏的自然，质朴的精神一致。
行云流水般的行书可展现创作者自身在有意和无意之 间流露出来地对生命自由的追求。禅宗非常喜欢讲大自然，喜欢喝大自然打交道，它所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和瞬刻永恒，经常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或领悟。这种感悟接近于一种审美愉快。王羲之《兰亭序》，把某种宁静淡远的情感、意绪、心境引向去融合、触及宇宙目的，时间意义，永恒之迷，从而几乎直接接近了禅追求的意蕴。
参考文献：
[1]于曙光.天下第一行书[M].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兰亭序书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东晋书法；王羲之；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纷立、更迭频繁，影响到文化思想、艺术中以多样呈现，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艺术唯美时代的来临。
王羲之，初为秘书郎，后荐为宁远将军，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辞官不再出任。因政治的不稳定，在战乱年代，文人有隐逸之意，王羲之《兰亭序》《丧乱帖》都有体现。正因不愿为官，使得王羲之书法展露创作本身的真性情。王羲之（公园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善书法，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皆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楷模。
《兰亭序》的创作是王羲之在浙江绍兴的城外兰亭，相约47个朋友雅集，在竹林当中，将酒杯飘在水上，友人随意在溪中拿来酒杯喝酒，时间在冬末春初，友人喝醉后，王羲之高兴之余写兰亭纪念此事。酒使他自在，字间传达其真性情，书法中的涂涂改改，错字连篇，恰恰体现了书法的大自在，每一个字都是富有生命力的线条。其后王羲之又写了好几次兰亭，可是写不出来了。王羲之写兰亭的时候最自在，体现艺的术无尽生命力，体现生命的奔腾，线条的解放呈现出流动性的线，是心情的释放，心情的感受直接影响了书法的线。
《兰亭序》是真性情的表达，涂涂改改正是此幅字的生命形态所在，“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以“生命情态”潇洒地呈现出艺术的本质，此幅作品具有一种古朴高华的艺术魅力。
《丧乱帖》现多为唐朝模本，因保存在日本，所以比起其他贴完整。正如王羲之当时的心情，战乱年代，悲痛欲绝，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用心与生命写成，成为艺术中的真情流露，是“气韵生动”的极致体现，丧乱帖的气韵生动，体现出书法不是一个设计出来的美学，是顺着心情的流动，是自然的呈现。其中“摧绝”二字线条变化极大，字的造型因为是扁的，观者有强烈的压抑感，行书的部分解散后，所有的笔画变为颠覆性的美学观，对后世美学观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把一个文字拆开，从而完成一个新的文字，王羲之此信是在忧愁的心境中完成的，除了欣赏书法美以外，能感受到南朝的感伤，更为此作品添加一份真性情，《丧乱帖》出笔入笔非常自然，不像唐以后强调一笔三折。
《奉橘帖》故宫收藏，经过北宋、南宋、清朝后，成为传承珍品，其内容简约，文中可以看到是王羲之与朋友间的往来及问平安。“羲之白”，“白”字是写给普通朋友的，因此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心里距离拉近，字在纸上流动，流露出真情，成为美的传递，在战乱的年代，王羲之以艺术活出一片净土，此幅作品成为精神象征，不只是字的美，更是书法线条流动性的美，体现无穷无尽之生命力。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了后世中国书法的美学观，是颠覆性的，甚至已经不再是书法，是大自然中本质的流露，是生命的形态，是气韵生动的体现，王羲之的书法将经验带到大自然，借着书法完成和宇宙的相连，书法艺术美学的形成是到大自然中感觉石头、云、水，听雷的滚动。书法通向宇宙，是宇宙中的大自然在艺术中的酝酿，王羲之的《兰亭序》《丧乱帖》，使魏晋书法的美学观完成了中国书法美学观的大自在。
参考文献：
[1]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殷商-魏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兰亭序书法范文第3篇
中国书法渊源流长，在中华民族艺术与文化中具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有专家言：汉字的使用与书写，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上，发挥了十分重要及不可替代之作用。到了唐代，中国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与唐诗、唐文一起成为盛唐的文化标志。
众所周知：文化成了书法的底色和生命，没有文化的书法仅仅是技法的展示而没有真正的生命力。那么，书法的流传和继承上，首先在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唐代书法成就在文化基因方面，来源于魏晋的影响最大，也最多。
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书法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时期。时至今日，大家对“魏晋风流”时代的文学、宗教、绘画、书法，以及仕人贵族、僧侣艺人们的明心见性，道法自然的傲世疏狂之生命和生活状态，依然的关注与执迷的欣赏与追随，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出现了“性灵”的追求与展现，并有了明显的“转儒入道”的大势所趋及崭新局面。
汉代的“独尊儒术”的经学，形成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文化格局，一定程度上对人性和文化的多元发展产生了压抑与制约，随之而来的，必然对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影响，文化的单一和思想的僵化，许多方面呈现出墨守成规的局面。汉以后的朝代更迭，战乱不断，对社会和民生带来诸多不幸，但在文化方面却出现了“感悟宇宙人生”的文化与艺术创新发展、竞相绽放的一股“清流”。压抑后必然要释放，文化形态便出现了“多元”，思想解放更加活跃，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深入的辩证思考。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又使老庄思想成为许多仕人的心灵依托与文化追求。因此，造成了魏晋文学的卓然傲视及艺术上的突飞猛进。
仅就书法而言，怀素的书法中蕴含的文化基因源于魏晋文化因素较多，如王羲之的《兰亭序》不仅在书法艺术上，而且文章内容上都可谓前无古人的精彩与独到。因为《兰亭序》书法形态具有划时代的突破，以至于今日还有人在争论它的真伪问题。关键是《兰亭序》之文在世界观上亦有发人深省的独到之处。纵观怀素之生命历程及生命体验的真知灼见。我们总是能依稀看到《兰亭序》文中所概括那些参天悟道文化人的背影，这无疑对后来者以积极的影响，其中当然有怀素其人。
兰亭序文中云：“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一世……放浪形骸之外……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生苦短，世事多变带给仕人群体的是对宇宙和生命意义的探索与追求。在怀素的整个经历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幼小剃度为僧。我们不得而知这是家庭变化之故，还是他思想与灵魂境界使然，但从他对文化和艺术上的忘我精神之程度来看，应该后者因素更多。当年丰子恺解释其师李叔同出家之原因说：人生三层塔，居于一层为大众，追求物质生活；居于二层为艺术家等，追求精神生活；居于第三层的是追求灵魂生活，李叔同便是居在三层之人物。大家普遍接受丰子恺的说法。那么，怀素是否可以定为追求“灵魂”生活呢？
兰亭序书法范文第4篇
首先看看钟繇的史料：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诞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法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据此讲解，可帮助学生认识到钟繇是三国时期曹操身边的红人，官至太尉，而其人又嗜书如命。一个于生活中时时刻刻沉浸于书法中不可自拔，且不惜性命、礼数去迷恋书法的人物形象可以通过这个材料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然后又导出与其并称“钟、王”，且名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羲之。时太尉郗鑒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今就东厢遍觀子弟。门生归，谓鑒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成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鑒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学生由《晋书》这段记载可以感受到王羲之狂放不羁的坦荡个性。他面对太尉的选婿活动毫不在意，与其他人矜持相反的是，他依旧不拘小节地坦胸露腹吃喝。然而正是他这样率真越礼的行为博取了太尉的青睐，从而结下一段姻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晋代名士非常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总此二则材料，“钟、王”二人的人物性格、特点就非常鲜明地呈现于学生面前，这种由事见人的方式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历史人物的年代、性情与喜好。如通过材料可以清楚看出钟繇是曹魏时期的人物，而王義之则是东晋王氏家族的一员。学生因此对二人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及区別认知，这都得益于史料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充分展现。
二、紧密联系课文内容，精选典故
史书上的历史人物一般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留于后人研究的资料众多，不可能将无关紧要的材料都于课堂上胡乱罗列一遍，不然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宋苏轼于诗、文、书、画各方面皆有极高造诣，不可能在课堂上都一一道来，应当有针对性地精选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典故以对其进行分析讲解。按课标的要求，教学目标除了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特性外，还要知道书法家的一些代表作品。比如精选《新唐书》的史料来解读欧阳询：貌寝侻，敏悟绝人。……询初仿王義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帝叹曰：“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邪？”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娄此。从史料可让学生得知：欧阳询容貌一般，学书于王羲之而名扬海内外，又极为迷恋书法等。由唐太宗“观其书，固谓其形貌魁梧邪”语，引导学生观赏欧阳询书法作品究竟如何挺拔俊逸，让学生观赏课本欧阳询影印书法作品《九成宫温泉铭》，欣赏过程中给学生讲解该作何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温泉铭》有三绝：一是其文歌颂之人乃天下第一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二是该文是千古诤臣魏征所撰写；三是欧阳询所书。如此讲述，让学生对欧阳询其人其作都有了形象具体的认识，从而避免了死记硬背知识点的弊端。同样方法也适用于介绍颜真卿及其行书作品《祭侄文稿》(课文有影印图像)，还可结合作品创作背景对安史之乱的知识点作简要复习。讲解行书就不得不提王羲之传世之作《兰亭序》。先引导学生欣赏课文中影印《兰亭序》的艺术特点，提醒他们赏习之余留心文中作品旁注明的“摹本”二字，从而提出问题：王羲之书法作品《兰亭序》的真迹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究竟真迹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再选用史料向学生加以说明。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王羲之四世孙)弟子辩才尝于寝房伏梁上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习书，临羲之真草，书贴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取之必获……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奉御，太宗大悦……帝命供奉拓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课本中的摹本作者)、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诫孝也，岂能违吾心！即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随仙驾入玄官矣。”今赵模等所拓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由以上材料可知《兰亭序》真迹的神奇经历。唐太宗从僧辨才手中诳得真迹，将其作为陪葬品带入昭陵中去了，传于后世的不过是唐代名家钩摹之作。引用这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典故给学生讲解《兰亭序》收藏史，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兰亭序》的艺术价值，并且能从侧面反映出王羲之对唐代书风的影响。与此同时，应当提醒学生思考：统治者的书法喜好是否会影响学界书风。王羲之其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世称“二王”，《晋书》对二人的用笔及逸事多有描绘。可用影像展示对比王羲之《兰亭序》和王献之《中秋帖》、《鸭头丸帖》各自的书法艺术特点。学生可在视觉冲击下汲取历史知识，了解“二王”。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是“二王”的忠实推崇者，《宋书》载其：“特妙于翰墨，沈著飞扬，得王献之笔意……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精于鉴裁，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再举事例向学生说明米芾是如何“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让学生明白其人的可爱性格。米元章(米芾字元章)在真州，尝谒蔡攸于舟中，攸出右军《王略帖》示之，元章惊叹，以他画相易，攸有难色。元章曰:“若不见从，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堕，攸遂与之。以《蜀素帖》不朽于后世的大书画家竟无赖至此，难怪时人称其为“米癫”。应用这样的典故进行讲解，学生对米芾鲜明的人物性格便会有很深的体会。选用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关的史料讲解历史人物形象，能在紧扣课本知识点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各方面情况。
三、妙用幽默典故，吸引学生注意
兰亭序书法范文第5篇
初唐的书法教育应是一种大的教育观下的书法活动，或者说是把书法观、书法美学思想转化为书法实践的一种过程，并不只是书写技法等的传授。在初唐的书法教育活动中，唐太宗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链接。唐太宗酷爱书法，更偏爱王羲之，亲为王羲之作《传论》，赞叹曰：“旷观古今，堪称尽善尽美者，其惟王逸少乎！”褒誉至极，影响朝野上下，争学王书，一时蔚然成风。李世民缘何独爱逸少？“封建盛时，开国之君，励精图治，有一种谨严振拔的治世精神，也要求艺术有一种既能继承传统又能开创新业的精神，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肯定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和其成就的。”1他不喜欢东晋之后日益形成的妍媚之气，因此也就十分鄙视这种书风的代表，他渴望王羲之书法精神在他的时代得以传播，建立起大唐的王羲之精神。唐太宗的书法观并不纯粹，其教育观也有着政治色彩，是为自己的李氏王朝培养接班人和卫道士的，科举选才与书判取仕也应是李世民思想的产物，书法教育不过是贯彻其思想的一种方式。学王体书，不在于徒拥其形，更在于学其“古而能今”，是继往开来的而不是墨守古人的。正是这样一种审美的教育思想，才有了唐代书法教育的辉煌和唐代灿若星辰的书法大家以及泱泱大观的唐代书论乃至形成唐代的尚法书风。
唐太宗的审美观与政治观直接作用于他的教育主张，他推行了两项书法教育措施：一是建“弘文馆”，并下诏凡五品以上京官都必须学习书法。弘文馆几乎成为学习书法的专门学校。二是在国子监中专设“书法博士”二人，掌管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学生者，以文字为由，课以写字。而弘文馆、国子监还担负着培养诠试官吏的重任，由“书学博士”专门诠试，不合要求者不能做官。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情有独钟，使王体书法声名鹊起，“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在那样对明主圣君顶礼膜拜的岁月里，一代天骄的想法便是群臣百姓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唐太宗成就了王羲之，还是王羲之成就了唐太宗？无言其他，此二者的相互作用把书法的审美框架明显地勾勒出来，并深深地影响后世，乃至现在依旧有此遗绪。尚王书风引导了书法的发展，无意中也阻挠了书法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而唐太宗与王羲之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直接对话，而是以书法教育这一活动为中介实现的。李世民、书法教育、王羲之，此三者之间已经构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三角关系，并且这个三角几乎牢牢地支撑了初唐的书法天空，也象一把巨大的铁椎敲响了大唐之音，余音袅袅，至今犹闻。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因此被不可动摇地定格在中国书法史上。
虽然，李世民的作用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但唐代书法的真正繁荣与王羲之的书圣地位的真正确立，却是得力于李氏倡导下的轰轰烈烈的书法教育运动。唐代书法教育的机构、内容及方式都有其独特的一面，这些保证了唐太宗书法思想的权威性与贯彻落实，也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根本保障。
在唐代，官学体制空前完备。唐高祖李渊发表“兴学敕”说：“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2同时大力恢复和兴办学校。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更是把唐代兴学之风推向，据统计，“‘六学二馆’的学生数最高曾达8千人”。3这些为唐太宗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也为其书学思想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极好的场所与传播途径。事实证明，他是成功的。唐代书法教育的机构是崇文馆、弘文馆和国子监，虽三者都开设有书法课程，但主要还是在弘文馆。初唐时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名重当代的书中翘楚，被李世民敕为书法博士专事教习书法。“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4唐太宗作为一代开国之君，重教育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睿智眼光。由于天子的一言九鼎，因此，当时的教育思想其实决定着他本人的各种认识与政治的、价值的、审美的取向等。李世民独爱逸少书法也是因为他把书法观与其政治观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唐太宗曾于贞观初年下诏，出内府金帛征求王羲之墨迹，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加以鉴识编目，又御选拓书人精工拓模，使广为流传。”5不仅亲为王逸少作传，自己也锐意临习，还“令诸太子临写王字”。6并且僧怀仁耗时二十余年从大量王羲之书迹中集成太宗撰序、高宗撰记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不仅开集字成碑帖之先河，此书一成亦即风行为学王范本而广为流传。如此推行王羲之的书法教育恐怕还是开天劈地之事，在其后的书法史中也没有出现过此类现象，当时的推王是有些疯狂的。
所以，在弘文馆中教习的内容主要是王体书法。范本是王羲之的真迹与“下真迹一等”的摹本，当然还有唐太宗的书迹、书学博士的真迹、历代书家的真迹及摹本等。但这些都是有选择的，是符合李世民的审美思想的，几乎都可以划为王羲之一脉。当时没有今天这样的影印技术，书法作品的流传主要靠摹拓，因此能广泛流传殊非易事。王羲之书法作品被大量收集、摹拓等给王体书的流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时王体字的大量流传并没影响其精工细做，从而使得那一时期学书法言必称逸少而几无其他，即便是当时的书中圣手也多学王羲之。“古代流传至今的摹本，以唐摹本为精，唐太宗弘文馆中设有专事摹拓的高手，如韩道政、冯承素、赵模、诸葛贞、汤普彻等人，另外，作为唐太宗近侍文臣的虞世南、褚遂良都是当朝书法胜手，自当不厌摹写王氏书迹。王羲之《兰亭序》、《乐毅论》的种种摹本就出自他们的手笔。”7其实，唐太宗很多时候对文武百官的赏赐并非钱帛之类，而是名重当朝的书法大家临摹的王体书法作品，尤其是《兰亭序》。当时几乎没人不写《兰亭序》，可见《兰亭序》当时在书坛的流行与泛滥，这也是《兰亭序》能成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一个重要渊源。在众多摹本中，又以冯承素的神龙本为最接近真迹的佳作。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使《兰亭序》变得更加扣人心弦，对其学习变得更加趋之若鹜，使王羲之的书法地位愈发得到巩固和提高，学王之风愈盛。唐太宗的驾崩，倒使王羲之书圣地位得到根本确立并变得无法动摇，更使学王的书法教育之风代代相传。由此可见，当时的书法教育内容主要是王羲之为代表的王书系列及其美学思想。其方式是大规模的普及性学习，类似于班级授课制，也有一点今天的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学习味道。
除了官学以外，还有大量的私学，由于科举考试的原因，私学与官学在教学内容上是相对一致的。那么，把习字作为日课是少不了的，当然还是以王羲之系统为正宗。换言之，书法教育在私学里仍然少不了。而留学生教育更使王体书法走出了国门，对日本、高丽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也知道中国有个书圣叫王羲之。书法教育的蔚然成风，使大唐文化圈变得更大、更充实。值得一提的是，初唐的书法教育对日本文字的定型与中国书法在日本发展进而形成有日本意味的中国书法，有着不可磨灭的原始贡献。“因为日本本来没有属于自己国家的文字，采用汉字之后，花了很长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努力，终于完成汉字日本化。”8而日本文化的真正形成期是公元630――838年，这正是大唐文化被移植入日本和不断日本化的过程。
李世民通过书法教育这一中介，把王羲之推到了万人敬仰的地位，又通过科举考试保证了书法教育的开展，可以说，唐太宗成功地策划了王羲之的书圣之路。在书法史上，后人记住了王羲之，也因此记住了李世民。作为个人，偏爱某种风格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作为一代君王的偏爱，就可能对整个时代的书法追求带来影响，何况唐太宗的确因其偏好而言过其实地肯定一人否定一切。这就使得众多书学者把学王字引为自豪，写得越好，成就感就越强，就越可能博得皇上的青睐。加之初唐科举的施行，也使得当时的教育不能不深切关注书法，因为科举考试中有一项就是要考察书法水平，“书判取仕”。有的甚至因为书法水平高而直接做了官。这些都直接刺激了书法教育的开展和对王羲之书法的传播。
唐代书法教育兴旺发达的另一原因是，李世民、欧阳询、虞世南都是理论与创作兼擅的双栖人物。李世民有《论书》、《笔法诀》、《指意》、《笔意》、《王羲之传论》等；欧阳询有《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等；虞世南有《书旨述》、《笔髓论》等。他们对书法的理解也直接作用于教学对象，他们从最开始就让书法学习者们有了取法乎上的可能。有书圣作为偶像崇拜，又有李世民这样的摇旗呐喊者，因此学习王书才迅速形成一种跟风热。另一方面，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使唐代尚法书风也渐次形成，审美也因此而滑向单一。其实，王羲之书法的名士气经过初唐的解读和诠释已消失殆尽，其所代表的魏晋书风在唐人眼中成为尽善尽美的范本，并由此构成对后世的巨大笼罩力。这大概是李世民未意识到的，恐怕也是王羲之这位师古不泥、锐意出新的书坛圣斗士所不愿看到的。应该说，书法的发展不仅需要偶像崇拜，更需要百花齐放和海纳百川。
注释：
（1）（6）陈方既 雷志雄著《书法美学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79、175页。
（2）（3）喻本伐 熊贤君著《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99页。
（4）清・马宗霍《书林藻鉴》。
（5）姜寿田主编《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