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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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审美价值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审美价值 译者 翻译规范读者

一、引言

实用翻译美学是伴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而诞生的一个年轻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任务是运用美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和探讨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帮助读者了解翻译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提高解决语际转换中碰到的具体问题的能力和对译文的审美鉴别能力（傅仲选，1993：2）。从翻译美学的观点看，翻译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审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主体有两个：译者和读者，审美客体也有两个即原文和译文。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是由作者创造的，同时又由读者通过自己的审美经验来实现。根据我们对翻译这个特殊的审美过程的分析，影响原文的审美价值在译文读者那里再次实现的因素应该主要包括译者、翻译规范和读者。

二、译者：原文的审美主体和译文审美价值的创造者

译者是原文的审美主体，翻译的过程首先是译者接受原文信息的过程。但是译者决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原文的信息，而是以其固有的审美意识去积极地参与（傅仲选，1993：118）。在翻译审美活动中，译者的审美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决定着译者对原文审美构成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决定着对它的表达，并最终决定译文的审美品质。译者的审美意识积极地参与到翻译审美活动中，对原文进行审美感知、审美认识、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然后通过一种联想唤起已有的生活与社会经历和经验，将原文中的审美价值具体化，从而转化为译文。

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说过“审美形式只有引起想象力和理解力的自由活动时才是美的”（米盖尔，1965：156）。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会刺激审美主体的想象和理解的活动，使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得到审美愉悦。作为译文读者的审美对象的译文也应该具有这种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品质。例如：

1）芙蓉镇街面不大。十几家铺子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一条青石板街。

The main street of Hibiscus was not big.Paved with flagstones it was wedged between a dozen shops and a few scores of houses.（吕俊，2001：58）

译者转换了视角，把“铺子和住家紧紧夹着街”变成“it was wedged between a dozen shops and a few scores of houses”。这个译文十分生动形象，非常成功地实现了原文审美价值的转化。译文读者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也会很容易被激发，从而在译文读者那里实现译文的审美价值。

2）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

Science means honest，solid knowledge，allowing not an iota of falsehood，and it involves Herculean effort and grueling toil.

译者从“艰苦的”这样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联想到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赫克拉勒斯，而用其同根形容词，形象地说明“艰苦的”一词的生动具体的含义，也让译文读者有更具体形象的感受。

3）我们倚在青色的船栏上，默默地望着那绝美的海天；我们一点杂念也没有；我们是被沉醉了；我们是被带入晶天中了。

We lean against the green railing of the ship，silently looking at this splendid marriage of the sea and sky；we cherish no other thoughts；we are intoxicated；we are transported into the crystal heaven.（张培基，1980：40）

原文“海天”并列，译时又难以分译，译者从这种海天交融、浑然不辨的完美结合联想到“完美的婚姻”般的天地之合，实在是一种创造性的联想。生动的译文也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读者也能很容易获得审美愉悦感。

三、翻译规范：影响审美价值传递的一个客观因素

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在受着一些翻译规范的制约。直译与意译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总是倾向于一边。我们知道在经过许多年的争论之后，人们基本上取得了一个共同的认识，直译与意译是相辅相成的。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一味地采取直译或意译，那就势必会造成原作审美价值的遗失。试看下面的例子。

4）Ware his gift，that is a Greek gift.

有人直译为：小心他的礼物，那是个希腊人的礼物。恐怕有许多读者在读了这个译文后会感到不理解，他们也就无从去实现译文的审美价值。对于这样的审美客体过于含蓄的例子，译者应采取意译的方法，找出异质同构的审美同质体，然后作些必要的处理，以给读者提供理解的路标，读者便能根据这样的客体进行审美活动，最终也能像原文读者那样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愉悦。

“希腊人的礼物”一说源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指的是希腊人在攻打特洛亚城时有意给敌方留下的藏有伏兵的木马。遇到这类蕴涵深厚文化背景的词句，译者在翻译时应作些相应的处理，以帮助读者理解。这时意译的翻译方法更加可取，如译成“包藏杀机的礼物”或“不怀好意的礼物”。

5）Georgiana，the eldest，with her black ringlets，her flashing eyes，her noble aquiline profile；her swan-like neck，and sloping shoulders，was orientally dazzling.（A.Huxley：Come Yellow）

大小姐乔治亚娜乌发盘起，双眸明亮，侧面望去，高高的鼻梁，显得颇为高贵，加上白天鹅似的柔颈，下削的玉楼，活脱脱一个令人炫目的东方美人（孙致礼译）。

这里描写了一个颇有几分东方美人特征的西方美人，值得注意的是“aquiline”一词。该词常跟“nose”搭配，意为“鹰钩鼻”。在英语中，人们常用“an aquiline nose”来烘托一个人的高贵；但在汉语中，“鹰钩鼻”往往跟阴险奸诈有联系。所以，我们在翻译这句话时，就要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切不可将“aquiline”直译为“鹰钩鼻”，而要根据“aquiline”的形象特征，将其灵活地意译为“高高的鼻梁”，就不会损害原文所描写的美女形象，也不会影响原文的审美价值在译文读者那里的再次实现。

6）Hygeia herself would have fallen sick under such a regimen；and how much more this poor old nervous victims.

按照这样的养生之道，别说可怜的心惊胆战的老太太了，就连健康女神哈奇亚也会害病。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把“Hygeia”简单地译为“哈奇亚”，国内读者就会感到茫然不解，不知哈奇亚为何神或为何动物。一般西方人知道“Hageia”是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为了使译文读者跟原文读者的感受达到等效，不影响译文读者的审美活动，宜将“Hygeia”的基本特征显示出来，采取直译加注的方法，加上“健康女神”四个字。

以上几例并非是说只有采取意译或直译加注才能很好地传递原文的审美价值。其实许多纯粹的直译由于长期使用，已经完全融入译语，成为其中一部分，甚至时隔一两代后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其外语直译的本源（杜争鸣，2000）。比如，“武装到牙齿”、“一石二鸟”、“酒神赞歌”、“圣餐”、“蜜月”、“列入黑名单”、“象牙塔”、“门户开放政策”、“先锋派”、“三位一体”、“大写的我”、“洗礼”、“超人”、“柏油路”等，对于这些词语，如果译者仍旧采取意译或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就有画蛇添足之嫌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整个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审美过程。在翻译这个特殊的审美过程中译者要想把原文的审美价值完完全全地转化到译文中去，并使译文读者真正地体会到原文的审美价值，译者就要认真考虑译者自身、翻译规范和读者这三方面的影响，从而保证原文的审美价值不会在语言的转换中遗失。

参考文献：

［1］米盖尔・杜夫海纳著.孙非译.美学与哲学［M］.台北：五洲出版社，1965：156.

［2］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118.

［3］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中国翻译，2003，（1）.

［4］杜争鸣.论意译、直译、不译的社会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涵义［C］.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223.

［5］谢建平.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J］.中国翻译，2001，（5）.

［6］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62.

文学的审美价值范文第2篇

一、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价值取向现状

（一）重技能学习，忽视了音乐的人文内涵

学校之间为了生源的抢夺，迎合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纷纷打出“音乐特色牌”，以学校开展的音乐特色课程为招生噱头，给学生教授乐器技能，一时间音乐教室俨然成为了乐器培训班，把音乐教育视为一种单纯的技能教育，而忽略了音乐的人文内涵。所谓学习艺术应该是艺技双修，只有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技能学习，充分感受、理解音乐的内涵美，将技能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才能称之为音乐艺术，如果学习音乐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技能的展示，而缺乏一定的音乐修养，演奏出来的音乐也是缺乏灵魂，无法直击人们的心灵，沦为“技能的展示”，而不能称之为艺术。

（二）把音乐教育等同于娱乐消遣活动

人们对音乐的观念认识还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认为音乐并非生活的必需品，充其量是一种兴趣爱好，把音乐视为生活的调味剂，娱乐消遣的活动之一，这种对音乐的看法是很肤浅的，人们应该对音乐学习有更深的认识也理解。高校音乐教育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音乐理论知识和音乐技能，音乐学习所涉及的学科广而深，音乐课程的设置不仅包含音乐史、音乐创作、音乐批判等课堂内容，同时还会涉及到历史学、人类学、现代科学技术等学科内容，音乐学习培养的不仅是学生的艺术修养，更是全方位的培养了学生的人文修养。

（三）音乐教育存在德育化的倾向

在我国，音乐教育往往渗透了一定的道德教化，把音乐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固然，音乐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情操和修养，但音乐中体现的德育功能应该是潜移默化的，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审美，而不是为了德育效应强行在教学中渗透德育内容，审美能力是道德观念形成的最初动力，一个人只要具备了审美能力，他的心灵自然会接收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接受与美相关联的道德观念，音乐教育中的道德功能是如此体现出来的，而不是靠强行的道德灌输。

二、高校音乐教育审美价值取向的着眼点

高校音?方逃?是一种审美教育，音乐活动的开展必须以美育的方式进行实施，满足学生的审美需求，发展学生的审美能力并最终实现全面发展。

（一）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

音乐教育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知识传授，音乐教育更能体现出人文色彩，欣赏和创新是音乐学习的真谛，在音乐教学中，教师要改变“学科本位”的教学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进行教学，学生对音乐的领悟存在不同的差异性，教师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用心挖掘学生内在的音乐潜能，因材施教，使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得到提高，调动起学生对音乐审美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从感官、认知、情感上都能获得更深刻的美的体验。

（二）通过审美教育帮助学生形成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在应试教育之下，学校以社会和家长对学生的期望作为课程设计的标准，为学生安排“最合适”的音乐学习，全然不考虑学生的个性需求和发展，同一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固化的思维模式，对音乐的观点和看法、甚至是操作方式皆缺乏自己独特的见解，而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审美教育，要让学生在音乐学习中充分展现和保持自己的个性，并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教师要通过音乐的审美教育帮助学生形成发散性思维，敢于对音乐作品提出科学的批判，只有敢于质疑、批判和创新，学生的音乐经验才能得到积累，音乐之路才能走得长远。

（三）关注时展，改革音乐教育模式，接受先进的课程理念

文学的审美价值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当代广西文学的审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人生思考

[作者简介]黄璐，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所研究实习员，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1―0139―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审美文化的研究持续升温。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研究热点，对本土文化的审美研究亦备受关注，彰显了该领域研究的朝气蓬勃。王绍辉先生的新著《当代广西文学的审美文化研究》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2008年3月版)。该论著从审美文化的视角考察当代广西文学，从文学角度展示了广西的民族风貌、精神生态和审美境界，较为全面深刻地把握了当代广西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充分体现了作者大胆求真的学术勇气和敏锐独到的学术眼光。论著占有材料充分翔实，逻辑严谨周密，宏观的理论阐述与具体入微的文本分析有机结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从内容框架上看，该书深具系统性和丰富性。全书共分为三编：当代广西文学的审美文化历程、当代广西文学的审美文化形态、当代广西文学的审美理论特征。作者首先对当代广西文学的审美文化发展历程作了全面细致的梳理，认为当代广西审美文化经历了审美民族性、审美大众性和审美现代性三个发展阶段。之所以这么划分，是因为广西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是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开始的，以韦其麟、李英敏、蓝怀昌、潘琦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就表现出独特鲜明的民族性，反映出广西审美文化的民族原生态。后经大批汉族作家作品的加入和繁荣发展，再到以“广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走到全国前列，广西当代文学在审美文化上表现出从民族性、大众性到现代性的发展趋势。这样的梳理，充分尊重并符合广西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从整体上清晰准确地把握了当代广西审美文化的发展脉络，表现出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和对作家作品的宏观把握能力。其次是对广西当代文学的审美文化形态的分析。在对广西当代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当代广西文学，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军崛起于中国文坛的文学桂军，其作品以独特的民族形象、朴素的地域风格、审美批判的力量、超越而和谐的境界、进取而包容的品格，显示出当代广特的审美文化魅力。最后，是概括广西当代文学的审美理论特征。关于广西当代文学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当代广西文学的审美文化研究》有着不同于前人的理论创见。作者审慎而准确地提出了当代广西文学审美文化具有“朴素美”、“和谐美”、“生态美”三大基本特征。这三大特征不仅反映了当代广西审美文化理想的发展历程，而且全面精辟地解释了当代广西文学审美文化的特质，观点明确，论证充分，让人信服。　作为一本研究本土文学的审美文化的理论著作，该书始终将宏观的理论视野落实在精深的个案研究上，既有理论深度又增强了可读性。作者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了生动细致而又富有诗意的深度解读，力求对民族审美文化内涵有新的理解。对“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的作品作了深入辟里的分析，准确到位，深中肯綮。比如，认为东西小说的艺术特色是“将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形象加以夸张性放大和反讽性批判，类似于‘哈哈镜’和‘魔幻镜’里的世界，产生发人深思和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这样的评述生动贴切，颇有见地；在认真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了鬼子小说的艺术个性及魅力，指出鬼子的小说在精神内核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其表现形式是“后现代主义”的。即鬼子小说是现实主义精髓与后现代主义方法的融合，“它是聚焦苦难而充满感情要解决苦难的新锐之作”。从而点明了鬼子之所以被称为“广西文坛三剑客”之一的原因所在。作者对李冯的两类小说“新历史小说”和“当代爱情故事”小说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了其作品的精神内核和价值意蕴。同样，对于广西女性作家林白、映川小说的“审美个案研究”，也是颇有独到见解的。作者突破了以往单纯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女性作家的偏执，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将林白、映川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准确而中肯地论述了其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和美学魅力。

文学的审美价值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部研究;理论实质；决定性结构

雷纳·韦勒克吸纳了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学、语言学等理论观点，从质料和结构的维度提出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理论，试图以系统的整体艺术理念关照文学研究。历来研究者们都聚焦于他的内部研究，认同了韦勒克“内部研究”的核心地位；但事实上，对外部研究诸问题的质疑或批判也同样从逆向视角肯定了内部研究理论。以下笔者将从外部研究的问题和理论实质进行透视，旨在阐明韦勒克外部研究对内部研究本体的认同，其理论基石乃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一、外部研究问题的提出

韦勒克认为从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维度对文学的研究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提出了外部研究的诸种问题，以下对其内容作以分析：

文学和传记：韦勒克认为传记作为文献记录创作者个性和生平事迹，有助于揭示诗歌的生产过程；并通过柯勒律治的观点肯定了传记只要是真实的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机遇，对研究都将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传记和作品之间平行研究的价值，韦勒克则认为，文本作为一种面具或戏剧化的传统表现，当传记具有“诗人本身的经验、本身生活的传统表现”时，便具备一定的价值。毋庸置疑，韦勒克从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还是认可传记研究意义的。

文学和心理学：韦勒克首先分析现实主义在创造人物时心理的“移情行为”和浪漫主义作家的“投射行为”；接着，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角度肯定了“心理学明显地可以阐述创作的过程”，以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和维特等等，说明了小说家自我潜在于作品中的形象；而且，还认为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在心理学上是具有某种真实性的。总之，韦勒克承认“心理学可能加深他们对现实的感受，使他们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或让他们得到一种未曾发现的写作方式。”[1]91从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层面肯定了心理学研究对文学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和文学：韦勒克从人类社会起源问题关注文学，认为文学的产生与某些社会实践有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我们甚至不大可能把诗与宗教仪式、巫术、劳动或游戏等划分开来。”。并将这一实践关系上升到理论：“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至少终归是或从含义上看是如此。比如传统和通例，准则和类型，象征和神话等问题都是社会问题。”[1]96这些社会研究为文学提供了实证。同时，他从作家的社会学角度强调作家应该“研究文学产生的经济基础，作家的社会出身和地位及其社会意识的整个问题”[1]92；从作品的价值上强调“把文学作品当做社会文献，当做社会现实的写照来研究。”[1]94从作家的成就上强调“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1]102韦勒克分析了社会学研究法，强调它对文学提供的重要原始资料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思想和文学：韦勒克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得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他认为“文学可以看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他从寓语学层面比较了英国文学和哲学：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中蕴涵着文艺复兴精神；马娄作品中蕴涵着无神论和怀疑论精神等等。他肯定了文学作品在直接或间接的暗喻中，具有哲学的思想见地。可以说，韦勒克强调思想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使作品呈现出其复杂性和连贯性；作品中的思想见解有时甚至“可以增加艺术家理解认识的深度和范围”。

从以上韦勒克外部研究的内容看，他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文学和传记、社会、心理学、思想等之间交叉互渗的关系，这些外部研究方式对读者接受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体现了他对外部研究理论的认可。 转贴于

二、外部研究的实质透视

韦勒克虽然认可了外部研究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但却又对其内容提出质疑和批判，层层剥离，最终将其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韦勒克这种前后迥异的理论态度究竟意图何在？以下分别从他所质疑或批判的内容透视其理论实质。

对传记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以传记真实性和作用为出发点质疑了“传记家以诗人的作品为根据来撰写传记，这里有多大的程度的可靠性？文学传记的成果对理解作品本身有多大关系和重要性？”[1]75在他看来，传记仅仅“将文学的决定因素置于传统和惯例”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法；而且认为作家创作时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认识的影响，其创作经验已经发生了变异，他的经验真实和生活真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而断言：任何传记研究“都不可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评价”。

对心理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聚焦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学真理”问题上。首先他列举了心理学手法在多数作品融合中的瑕疵，认为文学作品中心理学的表现手法并非作者实际的意识变化过程，不具有“心理学的真理”。即使作家成功实现了这一心理学的真理也未必具有艺术上的价值。甚至认为“心理学对艺术不是必要的，心理学本身也没有艺术上的价值。”[1]69其次，他批判了艺术家违反心理学准则的艺术创作，因为心理学上的“真理”缺乏一种普遍有效的自然主义标准和尺度。韦勒克将心理研仅仅作为文学研究的材料，其艺术价值唯有增强作品的连贯性和复杂性时才能够体现，而真正的价值标准则在于作品本身。

对社会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从价值的角度批判了研究者将艺术真实当做艺术真实，将文学研究的核心转移到语言特点和审美风格上。他认为“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1]90他强调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以文学的功利性为例质疑了文学的载道作用，否定社会式研究的价值，把社会性置于研究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其理由和目的则在于文本的审美层面，而不是外在的社会学因素。

对思想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批判了“把文学仅仅作为一种研究思想史的记录和图解”，认为这种研究忽略了文学的整体性，甚至断言“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的统一性是一种灾难。”[1]112同时，他从文学审美视角批判了诗歌中的哲理思想，否定了诗歌审美价值和哲理思想的必然联系，提倡文学研究“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1]114。韦勒克对这种从思想上研究文学的方式是反对的，认为它不具有整体性，影响了诗的审美接受效果，真正能够体现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则是文学内部要素。

通过透视外部研究实质不难发现，韦勒克之所以前后观点迥异其根本在于他对文本自身的强调，将研究的核心定位于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上。因此，他所论及的外部研究问题并非真正的肯定或认可，指归在于消解外部研究的理论价值。

三、思想寓居的坚定基石

韦勒克的外部研究理论实质乃是反对用外部研究方法来比附文本，强调以文本自身为核心研究。那么，文本又何以能够决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呢？其理论基石则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存在，它是客观的和稳定的，而读者阅读经验却是千差万别的；因而，它相对于不同程度的接受者来说具有某种确定性。但是，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须有主体经验的参与才能获得其现实存在。据此，韦勒克以文本为中心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划分为：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本体存在是文本自身的客观存在，经验存在则是文本在读者审美接受后的现实存在。作为接受对象的任何艺术品都是一种本体存在，它是由文本自身的语音、意义、所表现的事物等审美层面构成的整体，它决定着文学作品存在的根本。因此，韦勒克称之为“决定性结构”。

首先，韦勒克用类比分析了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的特征。他认为，文本的“决定性结构”如同“语言”一样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而读者的阅读经验则如同“言语”一样具有某种差异性和多变性。犹如人们无法穷尽任何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言语”一样，任何读者也不可能凭个人的经验把握一部作品的“决定性结构”。读者的每次阅读经验都是对“结构”一次触及和展示，都是决定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现实实现。其次，韦勒克认为决定性结构作为一种标准或尺度决定作品的价值，并且“在标准和价值之外任何标准都不存在”，读者对“决定性结构”的认识程度就意味着对作品价值的判断水平。同时，接受者对“决定性结构”的问询和把握，都仅仅是部分触及了文本的本质。文本的价值客观地蕴涵在结构之中并与之密不可分的：“不谈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1]164可见，决定性结构的决定性是在于文本价值，其核心地位奠定了文学的理论基石。

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文本自身，文本的价值唯有通过决定性结构才能实现。相反，作为外部研究的经验存在是变化不定的，并不具有决定性，其中的诸种因素也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标准和尺度，导致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的僭越，陷入了相对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泥淖，又何谈价值问题呢？

总之，韦勒克的外部研究理论虽然提出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论题，但却认为外部研究作为一种经验存在，并没有触及文学本身，亦不能体现文本的审美价值，甚至“永远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向题”，所以，将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消解为服务内部研究的材料。相反，他认为文学本质问题应是文本自身，因为它作为本体存在决定了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并将这一结构寓居在了文本自身的研究——内部研究，认为唯其内部研究方可揭示文学之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外部研究不过是从逆向角度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价值，即提出外部研究问题的实质乃是为了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地位，外部研究理论和内部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强调了文本自身为核心的内部研究。

参考文献：

[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4.

文学的审美价值范文第5篇

“自由”是传统文学与数字媒介的黏合剂与支撑点，网络媒介的自由创作使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相得益彰。网络媒介写作由“词思维”的工具理性替代“字思维”的传统理性，开创了一个“手稿遗失、铅字无凭”的媒介存贮时代，计算机的符码规则解构了汉字的形意结构与书写规范，传统的铅字权威被符码输入所颠覆，网络文化在符号学的视野中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商品，而是基于产品生产、流通与接受的过程建构的一种文化模型，其结构意义具体表现为创作者与作品、创作者与受众、受众与作品三个维度的关系解析［6］。数字媒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范式，使文学体制在动态演绎中不断嬗变与重构。纸质文学被数字化空间的多媒体与超文本所具备的技术工艺进行了“在线手术”，使原本的文学样态与表征机制遭受解构与置换，消解了文学所依存的“语言艺术”阈限，突破了对语言表达的单一依附。文学载体也由语言意义转变数字媒介符号，造成了审美艺术符号通道的“脱胎换骨”;文学形态由“硬载体”转向为“软载体”，即“比特”与“符码”分别置换了“原子”与“物质”，“手中书本”被“网页文本”所替代;文学类型的分化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接龙体”“对帖体”“分延体”“扮演体”等新文体频频游离于数字化网络空间。而更为突出的则是文学的呈现与阅读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推”(pushing)阅读向“拉”(pulling)阅读转变，由单向阅读向多向开放交流式阅读转变，由迟滞性阅读向快捷性阅读转变等，以致于从时间、空间、媒介三位一体的场阈上拆解了原本固有的藩篱而达到文学传播的无边界延伸。

二、镜像与迁移:网络创作的超位性语境

“超位性”这一概念源于巴赫金对小说文本特性的描述，他认为小说文本中的对话性能够使作者从别人的角度来审视自我，并达到自我超越的自由位置，最终实现主体性的审美再造。“超位性”的网络创作是指写作主体的空间位置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性与公共性空间概念，而是超越于公私区别之外重构一个具有精神自由内涵的新空间即“超位”。“超位”写作更加有利于主体与他者的交流及其对“异位”者的接受，更注重深层次意义上的自我体验与反思，进而实现“自我”对于“镜像”定势的超越，由私人空间的“直接自我”重新生成一个多向交互空间的“新我”。

(一)在线空间的超位性建构在赵看来，网络文学创作就是因特网上的“即时创作”，美其名曰“在线创作”［8］。“在线创作”是网络创作主体以新媒介技术为平台而创设的一种崭新的语境———“超位”。这种越位性写作语境通过主体与他人的有效沟通加速了主体的自我价值重构。传统写作主体的空间位置可以分为“开放式写作”与“封闭式写作”两种。开放式写作具有操作空间的公共性，即创作主体与交流的对象在位置上处于双向“闻见”的公共场景中，双方在固有的时空内充分发挥各自的个性潜能，但由于双方身体的直接在场又难免会使主体产生萨特意义上的“物化”焦虑感，很难实现主体精神上的自由提升与审美的再造性升华。而封闭式写作是指写作者避开公共空间处于封闭的空间独自构思创作，这种空间写作更有利于主体写作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在自我深思中蕴育。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私人空间的阅读与写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已有的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个性体验的自我启蒙与新生的过程”。遗憾的是它缺少言语信息的互动而难以产生思维的拓展与延伸，致使主体性建构很可能趋向拉康的自我“镜像”图式，更有可能产生一种愉悦的但却是基于幻象的自恋体验。“超位”语境中的网络写作依托媒介技术的支撑，突破了传统写作空间位置的各种制约，避免了将主体性构建引向想象性主体的趋势。尽管“超位性”网络写作仍然依存于密闭的物理空间并具有重新“部落化”的倾向，但它以物质性身体的“离席”为前提，使写作主体既能以更为轻松自由的心态与他者交流、接受“异质”，又能规避身体在场的紧张与不安，从而在自由愉悦的双向交流体验中实现自我艺术思维的更新与重构。“网络写作令人兴奋与激动的是阅读对象随时都在关注着你的写作，你所写的每一段文字都可以让客户终端的任何人自由浏览并得进行随机评价，写作与阅读同步完成，可谓美妙之极。”小说《网络上跑过斑点狗》《风中玫瑰》《寻找宝马》等都属于互动创作。这种在线空间营造的“超位性”写作，势必更加有效促进主体自我审美与情感的“超位性”升华。

(二)超位语境的视域性融合在超位语境的空间，创作主体被激发的写作热情祛除了主体实现自我更新的重重压力而表现出游戏性和多元化特质，网络写作的超位性内涵才真正显现出其艺术性与审美性，主体审美性的重塑正是基于“超位”语境的自我内涵提升这一价值意义，文学欣赏中的“视域融合”就是主体在艺术熏陶中自我价值重构过程的具体体现，但这种融合的视域接受数字技术的参与却产生了由欣赏主体向创作主体的全方位迁移。写作主体首先是处于自我的“超视”位置开始写作并期望“他人”的加入。任何主体在写作前期都是社会的某一特定个体，并在社会场域处于特殊的位置而产生唯我独尊的“超知”与“超视”，但这一个体也会被其固定的位置所限制而形成“超视”之外的“盲视”。网络创作的出发点是一种以阅读对象为中心的写作并期待阅读对象的参与。网络写作的中间力量即博客写作就突出了这样一种逻辑思维习惯，即大胆敞开自己的心菲，期望阅读对象的关注与交互。在网络创作过程中，主体不断走向“外位”并始终处于多向分延的状态，试图通过外界的视野和思想来重新体验情感反思生活。欧阳友权指出，网络创作是间性主体的信息交互与情感释放的过程，这一场境极易产生“自我与另我之间的‘对话—沟通’的思维互动，在精神状态上表现为主体自我与另我的主体间性的和睦共处、平等共存”［12］。这种共处与共存势必内化为网络创作主体的自我“超视”与“外位”意识的融合，网络创作主体将“对象”的意识融入自我精神深处的另一位置，并始终处于与“原我”的对话交流空间，最终异化为富有新质的“新我”。而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交互性文本”，不但是“新我”投视的具体物象，还是“新我”获得明确指认的参照样本。这种写作文本显然具有众语喧哗的异质特性，文本表征凸显了“新我”的新颖性与丰富性，网络版《大话西游》《新神雕侠侣》等就包含了很多主体自我意识的因素。依据拉康“投射—返回—认同”的认知结构，网络语境中文本创作的“超视—外位—超越”这一审美性重塑过程也就不难领悟了。

三、祛魅与重构:网络文学的审美性接受

传统文学与现代技术联姻推动了社会文化领域内意识形态的转型，正如麦克卢汉所描述的数字新媒介技术是对社会肌体的整体“大手术”，一部文化传播史就是文学价值思维受传播媒介的变迁而不断延伸的文学发展史。原初语言媒介的传播产生了“熟人社会”与族群部落，开创了歌、舞、乐三位一体的临场文学;纸质媒介的美学思维生成了传统文学的艺术体例，使得文学审美接受的思维逻辑成为民族文化的主流话语;而新媒介技术革命则推进了文学受众的市场社会化细分，形成了阅读对象精神愉悦的快餐式文化消费，造成了文学产品的商业性和权力化。文学如果不能避开新媒介犀利的锋芒，就只能借助这种媒介扮演“消解”和“启蒙”的双重角色。

(一)新媒体艺术与传统文学的精神断脐基于艺术积累的文学经典是由特定的文化审美意义所标示的价值形态，网络的自由性和包容性特征使一向神圣的文学体现了一种游戏精神而使其终极关怀迷失，在文学中淡化历史、消解深度和审美距离，将个人经验化作艺术能指，以写实的琐屑文本剔解终极关怀的人文向度。网络新媒介造就的并非是高雅的精英文化或“纯文学”，而是面向平民的新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网络语言甚至以“火星文字”“少年黑话”“网虫秘笈”等方式间离现实生活，“大众文化是利用现代工业媒介技术大批量复制生产出来的，为追求商业性效益而向公众的群体消费者营销的通俗文化”。汉德林认为，大众文化与社会传统及群众所拥有的日常生活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致使其文化生产者与文化产品消费者之间有着更为紧密协调的产出关系。当媒介通过技术对文学经典的祛魅来扬弃、规避和排挤其审美范式、意旨表征与生长空间时，人类理性的精神家园还能依附文学用“经典”来支撑吗?大众文化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满足了社会公众的感官需求，但它却难以形成“诗意栖居”的精神境界，技术工业抹杀了文化政治的想象空间。批量复制的数字技术消弭了经典文学的恒亘沉积，迁移了公众对艺术精华的审美聚焦，造成了文本诗性的语境错位与原创观念的意义间断，使网络创作异化为“文化生产”，文化符码倾向于图像霸权并通过工业技术仿真使其成为诗学文本天然依存的合理性依据，而且从意识形态上深刻透彻地改造着人类对于自身与世界的态度。

文学审美开始出现由凝神静观向直感、交互性审美的转变。传统经典的文学性因数字媒介的工具性消解而导致文学作品的非艺术性倾向加重。网络媒介对汉字文本的诗学质性施行工具性“祛魅”(Disen-chantment)，数字化比特描述产生的具有图像视觉效果的多媒体文本，将文学作品从抽象思维的“语像”(languageiconography)引向直观的“图像”(structuredimage)，原初的“语言艺术”置换成图文并茂的“视界文本”，最大众化的“祛魅”工具使传统语境的独特魅力遭到数字媒介的“解魅”，网络信息的“无远弗届”与数字技术的“无所不能”，使电子文本的视觉冲击碾碎了纸质文字所蕴含的文学性。文学艺术被符码技术肆意地割裂了本初的美与审美，数字化的视像文化制衡了文字符号意义的蕴藉体验，改变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成规，致使原初的语意能指与艺术所指关联的隐蔽和中断，文学诗性的精神之美也由图像界面所替代。基于数字化空间的网络多媒体技术消解了语言文学“精神中的艺术”(瓦西里•康定斯基)与“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的体验化魅力，淡化了传统文学意象所赋于的“境生于象外”(刘禹锡)、“澄怀味象”(宗炳)的丰富想象力，解构了文学所蕴含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余味曲包，深文隐蔚”(刘勰)审美韵味的主体沉浸感和艺术性审美体验。语言艺术的诗学质性被数字“仿像”(sim-mulacrum)的技术处理支解，文学艺术的内蕴支点和文艺学建构的核心命题———“文学性”就这样被“电子幽灵”的“仿像”吞噬了。正如欧阳友权所表述的:“网络的诗学解构了文学的语言逻辑与结构特征以及文字表达的体验性魅力，强调在图像视觉的感官审美所具有的初级阶段的直接体验和非沉浸性反思的身体美学。网络文学诱发了网络工具性技术对诗学精神的异化与解构，导致了现实生活与审美艺术界域的迷离，文学艺术和审美体验的意义被淡化后稀释成为日常生活、知识接受与经验积累。”网络小说《谁动了我的奶酪》《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级的崛起》《第三种生活》等都被小资一族奉为掌上经典。网络文学的文本“在场”与创作主体“缺场”导致了作者观念的虚位以及文学审美价值承担、社会道德规范承担的缺席。主体承担感的淡化导致文学作品的意义缺失，也就难避会造成文学审美蕴味的离失。

(二)引领网络文学从“高原”走向“高峰”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拓展着网络文学的生长空间，我们必须在互联网文学的精英模式、消费模式和主流话语模式的意义中间找到契合点，使中国当代文艺从“高原”走向“高峰”，推出更多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文艺作品，努力推动网络文艺的繁荣发展。但网络文学的媒介升级速度快于传播内容的艺术创新，造成了文学审美本体的缺席与历史依据性的悬置，数字新媒介空间下网络文学样态的学理思考与发展价值引领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网络文学首先必须坚守文学的艺术阵地，以艺术价值方式来打造人类“诗意栖居”的心灵家园。库兹韦尔说过:“艺术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现实生活技术的另一种形式。艺术家与欣赏对象之间的沟通载体不是枯燥无味的数据信息，而是表现为情感体验、思想渴望等心灵深处中不可言喻的精神资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肩负着“文以载道”的历史重任，承载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深度，而当下中国绝大多数网络文学的精神内核也是东方化的、中国式的，这说明网络作家们试图在古老的文化传承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文学批评家李维斯认为，文学不仅是一门知识学科，而且还承载着“生活”的价值，更是捍卫人类审美价值追求的集合点，是“人类文明的意识和良心的核心”。传统的文学创作要求文学总是以鲜活的形象和艺术化的语言表达丰富的精神存在和思想内涵，文学审美的价值承担必然居于中心地位。而网络空间的文学创作则体现在工具媒介层面上的技术含量，不能在艺术表达的方式上形成审美创造，这正是数码媒介技术难以承载文学本性与表征艺术审美的关键因素。技术霸权下的网络文学如何规避技术对文学审美的遮蔽，又何以证明自己仍将是一种艺术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技术工具的产品，这不单单是一个艺术范式或工具性技艺问题，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是一个关涉审美艺术、文学本性的原点赓续问题。其次要重视“新民间文学”的艺术性提升。网络创作以大众化姿态开创了一个“新民间文学”时代，网络也正制造着一些其所特有的新的民间文学形式，一句“神马都是浮云”让人开口闭口都拿它来作“幽默”。但如何将充斥于网络空间的喧燥话语接受审美的筛滤，以实现文学特质的净朗与艺术品位的提升，则关涉网络文学的艺术品格与价值定位。正如日本学者爱今道友信所说:“艺术所表示出来的是用物质无法衡量的神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