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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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194—02中国
一、生态女权主义概述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20世纪90年代达到。生态女权主义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身体功能和自然接近，认为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国学者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女权主义与文学评论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其思想已经深入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也随之而起，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含有生态和女性内涵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是体现了对整体、相互关系和稳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破坏性话语，则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以下内涵：（1）对文学文本中将女性作自然或者将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态写作的理论概括，及其与男性自然写作的比较；（3）女性文学作家在其文学作品或者文艺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的整理与归纳，批判男性偏颇的自然观；（4）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分析解读文学文本中生态女权主义的回归与叛离，由此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阐释并赋以意义和价值。
有不少评论者运用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研究者对威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进行了生态女权主义解读，并认为“生态女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女性、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低性的概念时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还有不少学位论文也以生态女权主义为研究视角，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这些从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文学作品涌现出的优秀评论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生态女权主义在刻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与生态之间深刻的渊源，使女性主义与生态整体有了共识——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融洽共处的和谐画面。
三、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尼亚》
生态女权主义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建设，旨在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因此也赋予了文学评论新的视角和研究价值。
美国现代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东尼亚》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现“拓荒时代” 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纯朴，艺术风格舒畅清雅。该作品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波希米亚姑娘安东尼亚在困境中的成长历程，塑造了这位女拓荒者的生动形象，体现了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为寻求自我建构和实践身份认同而不屈不挠地抗争，为超越自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而苦苦挣扎，为摆脱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命运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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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解读威拉·凯瑟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可以使我们跳出常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男性中心论，探索自然与女性之间密切的精神内涵，看到世界的真谛和价值在于人类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与友爱相处，从而加深对文本的核心内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父权制主导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这种差异，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决心变革他们的性别关系，摧毁父权制，就能随之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关联，她们都是父权制思想主导下受压迫和被征服的对象，只有意识到这种关联，意识到父权制在整个统治体制中的独霸地位，才能将爱惜自然与珍爱女性联系起来，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
《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因为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内布拉斯加这片土地上繁衍的万物都相得益彰：安东尼亚通过自己的成长和经历赢得了“一种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测度，无法用财富、名誉或者肉体上的吸引力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成功”。这部小说在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达到了自然界万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人物描写蕴含了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在吉姆看来，安东尼亚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亲，“只要是女人可以成为的身份均可”，可见他们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义的踪迹，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重要群体。安东尼亚等草原上长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帮工，雇主，特别是女主人，欣赏她们干活的本领，将她们也当做是家庭中的成员，这里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赞扬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国本地居民，而安东尼亚·雪摩尔达家却是从波希米亚迁至美国，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悬殊，但是伯登家却没有因为这些悬殊而鄙视或者欺诈雪摩尔达家，相反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的优美画面。其次，文本中不乏对人类（特别的妇女）与动物的描写——动物和人类同样具有生存权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吉姆的奶奶，这个常年在农田忙碌的妇女，总有各种小动物如土拨鼠、獾和菜花蛇等与她为伴，“我喜欢那些土拨鼠跳出洞来看活”，这使她不觉得孤单和疲倦。安东尼亚将受伤了的小昆虫放进自己的头发里——“为它搭了一个温暖安全的窝”，即便是吉姆想帮她把昆虫放进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从我当上了母亲，我就不再杀任何动物了”，中年的安东尼亚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着动物。在这部作品中，动物不仅与人类同样具有灵性，并且关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更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者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有学者认为，并非有描写景物的作品就是对自然的关爱，若是描写大自然是为了服务人类的感情表达，那便不是生态意义上的写作。而若是设身处地地将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与人类同样具有喜怒哀乐的生物，才是生态女权主义所秉持的人与自然的观点。文中安东尼亚会在半夜冒雨为她的树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园子，秋日里一望无垠的草垛，夜幕即将降临时绯红的天边，备受人们爱护的路边的向日葵，都是人类的伙伴，都让吉姆这个“风光”的城里人眷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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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四、结语
生态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拥有一种男性所没有的本性、一种与自然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女主人公在追求自己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的情谊，这正是生态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回归。这种回归不像环境保护者那样虽然倡导的保护环境，但却以自然为人类服务为目的；也不像女权主义者那样虽然争取与男性拥有同等社会权利，但却仍然将男性、女性视为对立的两种群体；这种回归是女性运用自己和大自然的共性，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在实现自然的价值，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倡导女性用自己保护自然、珍爱自然的实践行为构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共处的生态模式。因此通过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我的安东尼亚》，不仅加深了对作品中的生态女权价值观的理解，也对生态女权主义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国
参考文献：
[1] 孙宏.《我的安东尼亚》中的生态境界[j].外国文学评论,2005,(1).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willa cather.my antonia [m].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5.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2篇
一、树立“错误即资源”意识，精心呵护学生的学习生态，关注语文课堂学习质量
1.关注学习过程，利用“错误资源”施行教学再提高
学生阅读文本、探究文本的过程，是与文本、作者和“我”之间产生共鸣，充分体验语言的内在魅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创造性地对知识进行再加工，才能变他人的知识为自己真正的知识。但学生在这一学习感悟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回答错误或欲言又止的“思维卡壳”现象。对待学生的学习生态的态度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成功与否，或多或少的错误正好可以提醒教师如何进行教学补救。出现错误时，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机智，做到既纠正学生错误又保护他们的学习热情，把错误变成一种让学生积极向上的资源财富。学生在错误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会养成修补知识漏洞的好习惯。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学习质量也会不断提升。
2.针对出错的不同原因，详细分析制定相应转化措施
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同样的道理，学生是多姿多彩的，因此就要求教师要用“发展性”的眼光去看待学生，对每一个犯错误的学生，我们都要从其本身实际出发去分析原因。学生或是学习准备不足，或是学习习惯差，或是心理原因，我们都要一一进行分析，在教师、家长的参与下帮助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错误改正措施，并把这些措施具体实施到课堂教学的“先学、展示、反馈”的每一个环节上，做到关注每一个发展群体，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学有所得。因此，教师一定要重视学习过程中学生出现的错误，并进行快速地分析反馈，及时更正教学程序和教学进度，认真完成教学展示之后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教学反馈。此环节教师要引导学生探究错误原因，帮助学生进行详细分析，最后引导矫正，得出正确的知识。对那些学习习惯不好或学习准备不足的学生，可以采取“春风润万物”的“润”字功夫，恒久坚持，并渗透于平常的教学中，让学生早走一小步，走好一小步，最后迈开步子走路，最终提升学习质量。
二、合理运用多媒体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望，引领学生积极探究
近年来，多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并逐渐得到普及运用。它图文并茂，集声、光、影于一体的多方面的优点，将我们的语文教学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多媒体技术与常规教学手段并重，促使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积极的知识体验
现在，教学课件的制作成为很多教师关注的重点。他们往往花费相当的精力和心思去搜集资料，制作课件。在运用课件时，精心备课非常有必要，但我们还要注意“重课件制作，轻教学内容”或“轻课件制作，重教学内容”的“一边倒”现象。课堂上，教师的示范作用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教师的真实范读、板书可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而多媒体的范读和板书出示，学生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机器，没有表情、动作，即使看到人物的表演，也有一定的距离感，没有真实的现场氛围。传统的教学手段现在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2.充分利用教学机智，调控课堂学习过程，避免教学机械化
课堂教学是预设与生成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没有预设，就没有一定的课堂方向；没有生成，就不会看到学生的学习生机。多媒体技术运用中，有些教师往往按事先设计的课件一步步机械地呈现给学生。这样的教学不是按具体的教学情境生成教学过程，而是为了完成教师事先设计好的教学程序而教学，教学走向了程式化、机械化。还有些教师怕操作失误，为图方便，就把课件设计成顺序式结构，上课时课件按顺序“播放”，这样上出的课便是“流水课”。这样的课堂，实质上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思想演变成了“电脑+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它更加强化了教师在课堂上的“霸主”“霸权”地位，成了名副其实的“形式主义”，学生的主体作用仍然得不到重视。因此，我们在运用多媒体技术时，要针对学生的实际学情和课堂实情“以学定教”，设计要灵活多样，提供几套可供选择的课件，针对课堂上出现的“教学意外”，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机智，为学生的拓展学习、知识提升留下广阔的天地，为课堂留下主动生成的空间。
三、营造和谐学习氛围，赏识爱护学生的求知童心，拓宽语文课堂道德资源
道德课堂上，教师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幸福成长，最终成为拥有丰富精神世界与创造力量的人。为此，我们要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徜徉于祖国语言的快乐学习中，还学生语文的快乐与自由。
1.适度赞美、批评，建构平等、尊重、信任、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的师生关系是：“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因此，我们在进行教学评价时要“多使用表扬性、激励性的语言”。但如果我们在课堂上一味地赞美学生，学生一直生活在“赞美”的光圈之下，激励作用体现不出来，那么，学生遇到困难或稍有挫折时往往就会不知所措。因此，课堂上的赞美是必要的，但对原则性问题的批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回答错了，教师批评时话语要含蓄些，比如“你能回答老师的提问这很好，但我如果是你的话，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既保护了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也纠正了学生的错误。课堂上，教师对精彩的回答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胆怯的目光予以及时的鼓励，对错误的回答给予适时的纠正。这样，巧妙的语言艺术就能将学生学习的热情调升到最高限度。
2.多元看待学生的个性差异，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体会成功的喜悦
学习是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学生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才是教师教学的追求。小学生在对文本的深入探究的过程中，有许多可能影响他们对文本进行正确解读的因素存在，他们由于形象思维强，所以遇到很适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就会表现出过多的学习热情，会对文本产生多种多样的解读。但由于逻辑思维能力差的原因，又会造成对文本的解读出现偏差，甚至是错误解读。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大力创设自由对话与讨论的学习氛围，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心理实际和个性差异去“以学定教”，让学生在教师的正确引领下多元地解读文本。教师在平等互助、伙伴型的教学关系下，还要允许学生对所学的内容进行多元的解读甚至是歧义的解读，鼓励他们向教材挑战、向教师挑战、向同伴挑战、向权威挑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正是在自由的对话与讨论的过程中，学生每一个个体对文本的解读才能伴随着他们见解的发表而显现出来。
3.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3篇
开幕式由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教授主持。东北大学宣传部部长丁义浩、辽宁省社科联主席张沈立、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陈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卢风教授、中国环境伦理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会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学院院长魏晓文、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军出席了开幕式并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13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争鸣，现场气氛热烈，迭起，围绕“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充分交流。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4篇
一、危机与拯救：文学研究全面转型的必要性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是与会学者的共同立场。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既是挑战，也为学术研究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缘。以往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类中心论的范式，难以创造性地应对生态危机，日益暴露出其致命欠缺。要使学术活动成为一种拯救性力量，改变研究范式已经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进行转型，而是如何推动转型的完成。对于转型的实质和内涵，与会学者进行了多样化的概括：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余谋昌）、以生态视野代替人类中心主义（高旭东、王晓华、赵白生）、采用参与自然循环的有为策略（李庆本）、超越消费主义的生活观（宋丽丽）、致力于人类心灵的绿化（马永波、张华、仝晓锋）、重视文学艺术中已经发生的生态学转型（陈晓明），等等。
作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介入生态文化建构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谋昌总结了生态文学的诞生机制：20世纪中叶，工业文明达到顶峰，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跃进，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也随之出现了；为了应对危机，人类开始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种转向从观念开始，体现为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的建构；从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8）到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西方生态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初步形态；在中国，自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6）开辟了环境文学的先河后，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已经出现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过，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还远未成为主流选择，大多数文学研究家的心灵还有待“绿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走向新的地平线，还身处转向的“途中”。
如果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还处在转向的过程中，那么，向何处去就是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宋丽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参会论文《生态文学的反思》中，她提出转型期的文学研究应该审视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科技主义文明观、消费主义经济观。总而言之，文学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受制于上述观念的现代化视域中。超越现代性是当今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宋丽丽教授的发言代表了与会学者的共同思路。在清理科技主义文明观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提出：我们以前秉持科学至上的理念，但实际上科技与人文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要推进生态文学研究，就不能不寻找超越这种紧张的道路；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如郭沫若）赞美工厂冒出的黑烟，称之为世界的名花——美丽的黑牡丹，表达的就是一种单纯的现代化理念，其核心就是对科技的崇拜；现在，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要追赶西方世界，以科技推动发展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受这种生存情境的制约，中国的生态文学还不是主流；只有大多数人都能正视现代性中的内在紧张（如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才算取得了成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对生态危机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彻底，甚至还没有达到俄罗斯文学家的已有成就。
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欠缺时，与会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国人对现代性的迷恋——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途中，尚未充分意识到内蕴于现代性中的风险和危机。现代性的核心是人-自然的二分法，正统的现代性理念往往表达了两种乐观主义：其一，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其利益和福祉最为重要；其二，通过不断征服自然，我们可以进入持续进步状态，享受终极的幸福和快乐。实际上，这两种观念都没有根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启超认为：人既没有权利将自己定义为中心，也不可能将征服进行到底，在无限的宇宙中，人不过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中心主义不过是这个物种的幻觉；当人企图控制自然和机器时，他也被自然和机器所控制，企图强行突破这种辩证关系，就会造成全面的危机；人类必须重新选择生存方式，以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论，关怀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生态体系；有了这种思路，文学研究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批评家便能看到他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如人类中心论的荒谬、进步主义的内在悖论、当下文学作品中已经显现的生态意识。
与会学者认为，改变研究范式并非人类对自然的恩赐，而是偿还生态债务的必要方式。在人类中心论的支配下，自然的一切都被看成人类造福的资源。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出现，人类逐渐异化为地球上的掠夺者，奴役自然的发展观造就了深重的生态危机。正因为人类的行为造就了普遍的痛苦，我们才需要偿还生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属于人类赎罪行动的一部分。赎罪的对象不仅是自然，而且包括被压抑的人类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小孩）和文化（如前现代文化）。当赎罪的文学家将文学升华为拯救性力量，一条新的地平线将清晰地显现出来。
二、转型过程中的文学研究要重视已有的精神资源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5篇
愈演愈烈的全球生态危机使欧美生态文学批评在20世纪生态思潮中得到迅猛发展。生态文学批评是探讨文学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批评，蕴含着渊远浓厚的文学底色，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永恒的主题。尤其是，中国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让我们一次次地警醒，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2008年年初的南方冰灾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的发生，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正是源于此严峻的生态形势，作者才有了撰写此书的决心与执着，希望藉此能引发中国的生态批评思潮，欧美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让我们更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和地球母亲的健康。
生态批评是文学研究与当代生态思潮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它是一个非常庞杂、开放的批评体系，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性，生态批评可以简要地定义为本着拯救环境之精神研究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它采取“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将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拓展到整个生物圈。生态批评立足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的整体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将自然、文化和人类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和想象力的危机。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积极广泛的参与和引导，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打破基于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诊断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对策。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潮流，其发源地在美国，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学术和哲学背景。其产生的直接动因是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的发展，其产生的学术背景是对回避现实生态危机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反驳，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是生态哲学的发展与成熟。它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视角探讨文学、文化、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批评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文学研究范式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文学研究范式。
达尔文进化论通过将人放归自然，而摧毁了人的自负。他认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予关照，我认为，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谦虚和真实的”。他甚至认为：“在精神能力方面，人与高等哺乳动物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达尔文看到了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但是他也看到了所有竞争者之间的共性，看见了它们之间生死相依，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他主张扩大人类的伦理关怀，直到将所有的“有感觉的存在物”都将纳入到道德共同体中来，并最终实现“对所有生物的无私的爱”。达尔文的观点对以后的环境主义和环境伦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自然保护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缪尔，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拥有权利的思想。“大自然创造动物和植物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这些动植物本身的幸福而创造，而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存在物的幸福而创造其他动植物”，“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动植物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其他动物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动植物具有天赋权利。缪尔有了这些认识的根本原因是，缪尔将人类看成是自然共同体的成员，他猛烈地批评人类伦理的狭隘和对其他存在物权利的无知。
两千多年以来，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以自身创造的文化，自诩为“万物之灵”，人类中心主义一直是社会运作的基本路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认为“科技万能”，人类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和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的一种表现。在这种环境侵略思维笼罩下的人类生存方式，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是进步，而对其他万物来说是“野蛮化”、是“堕落”。人对其他万物的“野蛮化”过程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直接地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并体会到“万物之灵”有可能变成“万物之零”的危险。因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必须拒斥超越自然，贬低自然，统治、掠夺、占有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如果人类文化，尤其是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欧美文化仍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经济、技术、人口等等问题，生态危机不仅不会消除，甚至会进一步恶化。在冷静的思索中，我们颤栗地在触目惊心中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悲哀。
欧美文学家认为，人与动物是平等的。所有动物跟人一样，都有感受痛苦和享受愉快的能力。由此而产生了“放弃的美学”。简单说，就是放弃对自然的占有。它主张放弃对物质的所有权，放弃对自然的征服、占有、统治，涤除自己的物欲，拓展人的精神空间，崇尚严谨的道德规律，采取“恬淡清新，精神崇高”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它既益于人，又益于自然。在这中间，以文学形式体现对自然生态占有的放弃，表现各异。较有代表性的是，绿色圣人梭罗用《华尔登湖》表现出来的是“放弃自我”，生态先知利奥波德用《沙乡年鉴》展露出来的是“隐去自我”，生态文学家奥斯汀用《小雨点之乡》体现出来的是“抹去自我”。
生态批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研究只是研究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的片断，不仅是残缺的，而且是压制性的，是对万物生灵的忽视、压制，不仅殃及其他，而且最终也给自己带来灾难。所以人类只有赋予自然的主体性。文学生态中心主义不仅敦促人类放弃对自然的征服占有，从主宰地位退位，成为生物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普通的公民，倾听自然之声，与自然对话交流，而且还要求人类实行生态中心主义的民主，赋予万物主体性，让自然万物成为文学再现的主体，只有这样，自然才会表演，才有助于培养生态情感，唤醒人的生态良知，建构生态型文化，从而环境关怀才会找到声音，人类才有希望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