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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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靠近历史；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2-01

一、“史”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一）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

面对当代文学的困境，洪子诚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可能性。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他坚持信仰历史的非虚构性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十分关注“历史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但是，文学史又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另一部分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可见，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为文学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难题。同样，历史记忆的“重构”性质对史料可靠性的动摇也为“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对于历史，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有时间和情感距离的“记忆”才是其真实的构成。洪子诚在这样的压抑下，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不可取代的价值：当代人的亲身参与的“记忆”以及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人通过想象和猜测所能把握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可能成为固执和褊狭的屏障转化为洞见的优势。

（二）“靠近历史”的方法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启蒙主义”的视角由于过分信任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力量，而忽视了对象的具体性、个别性。进入90年代，为避免这种将对象和叙述方法“本质化”“实体化”的倾向，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靠近历史”的方法，即努力把问题、作家作品等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观察，来看某一部作品、某一种体裁、某一类题材、某一个概念，与历史相关联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这种“历史主义”的“内部研究”的方法通过这种深入对象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作者指出我们应当把“文学史叙述”包含在研究范围内。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考虑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历史事实与历史的叙述这两者在这一时期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叙述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历史”是一边发生，一边被记录下来的，这为探求过去文学史中“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当代文学的生成：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

洪子诚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对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和叙述都是在40年代后期就开始确立，而这种确立也正是为着“当代文学”的生成。

40年代后期实际上只有左翼文学有力量去“规范”、控制文学界。5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文学存在。在四五十年代，左翼文学通过推动文学实现“转折”，来确立他的绝对支配地位。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方式引入文学领域来推动文学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不容许“多元”的情况存在。他们对当时文学界进行了类型划分，也就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剥离”的过程。作者认为左翼文学界的这一文学规范工作，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发生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广义上的使用），或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的一种‘当代形态’。”四十年代文学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50-70年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又有其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作者十分重视和“”初期中国文艺界所进行的“革命文学”“大众文艺”的实验，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自觉开展的“先锋”性的文艺运动。然而，具有“先锋”特质的左翼文学，确立了在文坛的支配统治地位之后，通过不断对自身的“体制化”“规范化”，把自己逼近了死胡同，最终在“自我驯化”的过程中，革命性和批判性也消失殆尽，走向了自我毁灭。作者将左翼文学的这一演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切“先锋”的命运。

洪子诚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的方式，清晰地向我们讲述了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即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新时期以来，由于“一体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地位。他将左翼文学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从新的角度看到了左翼文学在当代的先锋性质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考察左翼文学在当代的演化，采取“内部研究”的方法来辩证的解读左翼文学，为我们研究当代文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思考的问题。

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地域；文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20-03

多元特质的地域文化铸就了作家们迥异的文学修养与文学气质，厚重浓郁的地域文化情结融汇于作品之中，形成了个性十足的文学风格，韵味独特的地域风情为绚烂的当代文坛开启了一扇极具魅力的文化之窗。作家身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汲取的文化养料也就各具特色，文学创作风格必然丰富绚烂、缤纷多彩。当代文学佳作倍出、文学创作蓬勃发展，与作家所浸润着的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正是基于深厚的文化积淀，东西南北作家群才为当代文坛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的文学盛宴，小范围内的省际文化也以清雅别致的姿态在文学殿堂上轻盈曼舞。

一、交汇相容的南北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在不同的地域范畴演绎着独特别致的文学风范，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文化成为文学之魂，文化素养的地域差异性酿就出独一无二的文学场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划分得来的南北文学，在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对于南北文学特质的界定古已有之，北方“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1]，南方“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北方文学注重对现实主义表现技法的运用，而南方文学则多以浪漫主义文风取胜。然而，经过几千年创作历练的中国文学，北方文学原本以求实稳重为主，南方文学以瑰丽柔情见长的创作定律逐渐得以突破，实现了南北文风之间的相互融汇与彼此渗透，文学因地域环境而导致的本质差异性也逐渐得以消融。超越地域局限对文学创作的禁锢，摆脱既定的文化模式，打破狭隘的文化地域观，实现文学创作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当代南北文学最具创新性的创作尝试。

当代北方文学的实力派唱将非“山药蛋派”鼻祖赵树理莫属，在他笔下北方文学早已被深沉冷静、浩然雄浑的文风所定格，北方文学刚烈化仿佛也成为读者固化的心理认知。然而，同样是身处北方的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孙犁，却将南方文学中柔情浪漫、曼妙多姿的审美情趣注入北方读者的阅读视野，为当代北方文学吹来了一股清新宜人的文学雅风。南方文学特有的婉约柔情在北方作家笔下穿梭行驶，作品被赋予更多的艺术魅力和文化韵致。孙犁在当代文坛上的创作实绩，打破了地域文化的钳制，是对长期以来北方作家书写北方文化固有认知的突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力。他笔下的主人翁一反北方人豪放刚烈的禀性，特别是作品中的北方女性形象，更是似水般柔情婉转、灵动可人。《荷花淀》中的水生嫂及其他的女子，用她们北方女人原有的南方气质深深打动了读者，相较于赵树理笔下“模式化的北方女性”，孙犁笔下的女性突破了原本对北方女子的固化塑形，拓宽了阅读者的认知视域，作品中清水悠悠的乡村风貌更颠覆了传统北方黄土漫漫式的地域感知。孙犁的“荷花淀系列”以清新宜人的南方文风，为北方文坛注入了具有活力的文化血液，削弱了北方文化在作品中的控制力和张力，超越了文化认知领域中的既定创作模式，实现了南北文化在北方作家笔下的合流，为北方文学开辟了新的文化空间。在北方文化熏染下的孙犁扶植起一个“荷花淀派”，这个充满清雅与浪漫的文学流派已成为“北方柔情”的代名词。正如钱钟书先生所云：“顾燕人款曲，自有其和声软语，刚中之柔”[3]。“刚烈”已不再是北方文学的专属修饰词，“刚中带柔”一词似乎更能概括出当代北方文学的创作特色。

南方作家也并非一如既往地顺服于似水般婉约的南方文化，在刚烈、雄浑的北方文化中探寻别样的文化品格，成为众多南方作家的创作共识。正如钱老先生所言：“吴人怒骂，复自有其厉声疾语，又柔中之刚矣”[4]。南方作家将北方文化的原始机制纳入自己的创作思维与实践，在南方以柔情温婉为主旋律的文化土壤中，融入了北方民族最具魄力的韧性因子，为南方文学的发展开辟新的视野，于柔情中见刚烈之风成为当代南方文学推陈出新的创作实绩。当代南方作家的创作，尤以两湖作家的创作为代表，极易寻觅出北方刚烈文化的影子。两湖地区自古以来就隶属于楚国，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文风成为楚文学的标志性特征，屈原的《离骚》更是融贯楚文化张力的巅峰之作，神秘、瑰丽、奇谲在作品中得到极大限度的展示。然而，随着文学创作步入当代，这样的创作惯例才逐渐被打破，南方作家将北方文化的地域基因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建构了一道靓丽新颖的文学风景线。刘恪《红帆船》中那些“性子暴，重义轻生”的船夫们，唐浩明《曾国蕃》中湘军血战的豪壮宏伟场面，作品中皆充溢着北方豪迈的文化气息，形成独具特色的“南方刚烈”之风韵。北方文学南方化，南方文学北方化，作家们纷纷摆脱了传统一贯的创作陈式，文化之间的互融推动着南北文学向一体化进程迈进。

二、合流共进的多元文学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文化大家族里，南北文学的绚丽多彩、交融合流，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华丽的文学盛宴。南北文学的地域差异性与长久积淀的文化心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东西部文化的迥别更多的是与经济发展有关。中国自开始，自然经济体系便遭到了破坏，东西部经济的不平衡性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愈加明显，东部沿海城市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在文化层面上也逐渐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东部作家的作品更多的充斥着繁华文化因子。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由于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偏远，文明程度远不及东部发达，这也就决定了作家文化认知的局限性，因而，东西部作家的创作似乎很难实现彼此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文学发展到当代，东西部作家创作内容的差异性，似乎并没有因为现代文明向内陆的延伸而消失，虽有文化互通的遗憾，然而，东西部作家创作与南北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又为文坛填补上了新的亮点。山东地处黄河流域，属于“北方文化”的范畴，然又濒临黄海，与“东部”结缘，山东成为北方文化与东部文化的集结地。在山东作家的笔下承载着两种文化精髓，所以山东作家笔下既富于凝重的道义感又蕴含都市文明的“狂野”元素――张炜《古船》中凝重的文化底蕴，在隋、赵两家人身上的到彰显，然而，现代文明的浸润也成为文本的亮点；莫言《红高粱》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野蛮与文明的冲撞，将北方文化对原始人性的认可与东部文化对社会化人的规约紧密衔接在一起。山东作家群的创作集北方文化与东部文化于一体，为当代地域文学发展带来更多的契机。

西部作家的文学创作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单一的地域文化，将文学作品放在多种文化背景之中，提升作品的文化底蕴，挖掘更为深刻的思想主旨成为文学家新的突破。西部与南方在地理位置上的毗邻，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融合的现象在作家创作中尤为常见。陕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势必会受到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精神的感染。处于秦岭以南的陕南，既属于南方文化的辖区又隶属于西部文化之中，陕南作家的代表人物贾平凹，将南方特有的气质与西部独特的文化内蕴融汇于作品之中。陕南碧水青山、苍松翠柳的自然景观，浪漫柔情、婉约灵秀的人文景观，以及西部文化稍逊于东部文化的保守与冷静，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示，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的独特魅力成为其作品的精髓，灵动的地域特色为他的作品添加了浪漫奇谲的文化气息。“他曾发表了一系列风格诡异的魔幻之作――《龙卷风》、《瘪家沟》、《太白山记》、《白朗》、《烟》……这些作品，直接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写得亦真亦幻，或写得荒诞不经，都意在展示神秘文化心态的深不可测，寄寓高深玄奥的禅机、佛理”[5]。贾平凹的系列作品将西部简单朴素的文化气质融贯于南方浪漫奇谲的文化韵味之中，演绎出西南文化交相浸润的文学场景。

北方文化与东部文化的结合、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的汇合，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中固有的、单一的文化模式，为当代文学开拓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作家创作不再受特殊地域背景得限制，当地域文化成为作家们的共享资源时，当代文学才能够实现飞跃式发展。具有丰富性和差异性的地域文化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文化选择，也成为作品中最具魅力的色泽底蕴。当代文学作品所充斥的文化氛围，已经大大超越了现代文学中单一、乏味的文化浸透，作家跨地域式的文化情结成就了作品的文化属性。

三、个性十足的地域文学

地域文化因各地文化背景和文化底蕴的不同，最终形成极具个性的独有文化内涵。从大的范围可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四个板块，即前面两部分已经阐释过的“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东部文学与西部文学”。从较小的范围来审视地域文化的话，就不能简单笼统的用四部分将其概括之。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已渗透到了各民族的血液之中，每个民族都有专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存在，即便是在大一统的汉民族，在不同的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文化是民族之魂，是民族精神领域中最为神圣的情结。

在当代文坛上，地域小说的创作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1979年河南作家李发表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卷，意在“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6]，探究“是什么精神支撑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7]的文化思索。小说歌颂了黄河沿岸民众身上所蕴含的顽强生命力，展示了黄河文化孕育下的河南地区所承载的精神禀赋。随后，以挖掘民族文化根脉为重任的作家汪曾祺，于198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率先构建了地域特色鲜明、令人心驰神往的“高邮世界”。同年里，刘绍棠发表了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这是一曲烽火战争年代的田园牧歌，描绘了京郊古运河边百姓们的似水柔情与古道热肠，浸透着水灵灵的水乡情和古诗意，成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

1981年至1984年期间，地域文化小说已成遍地开花之势，卷席着整座文坛。张承志的《黑骏马》是一曲深沉感人的草原壮歌，藏族文化的神秘难测性得以凸显；邓友梅的《那五》开创了“京味小说”的崭新诗篇；陆文夫的《美食家》是“苏味小说”的代表作；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充满黄土高坡的自然人文景致；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打开了别致的商州文化之窗；林斤澜的《溪鳗》成为温州地区文化的精华版。众多作家皆揭笔而起，用文学的方式再现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在文化领域中为文学的发展找寻亘古不变的精神气质，探寻承载文学之根的源头文化。

1985年至1986年的“寻根热”是“地域文化小说”发展的第二个收获期，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系列文章，旨在从神秘的楚文化之中发现文学之根；王安忆的《小鲍庄》重在从儒家的仁义文化中找寻民族文学的源头；阿城的《棋王》、《孩子王》、《树王》“三王系列”，试图从道家的无为思想之中挖掘文化的支柱。“刘恒的‘洪水峪系列’，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方方、池莉的‘汉味小说’……都是在地域文化的背景中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的。”[8]在当代文坛上受到“地域文化小说”创作号召的呼唤，大批作家皆走上了这条写作道路，在内蕴深厚的地域文化中开拓文学创作的新天地，个性化的地域文化是作家作品最浓郁的精神品格，文学因文化的衬托而显厚重，文化因文学的装扮而更具魅力。

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契机，当代文学作品中所含蕴的文化品格铸就了绚丽多彩的文坛景致，极具个性化的地域文化，在自己厚重的文化沃土中源源不断的为文学供给精神养料。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结合、彼此合流形成特色别致的文学风景，打破地域文化的限制为作家的开拓了更为宽广的创作空间。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所形成的极具地域风情的文学作品，同样成为当代文坛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促成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1〕〔2〕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A].刘师培辛亥前文选[C].上海：三联书店，1988.400.

〔3〕〔4〕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1979.61.

〔5〕樊星.贾平凹走向神秘[J].文学评论[C].1992（5）.

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诗词鉴赏；当作；高中教学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自《诗经》问世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各朝各代的文人学者们在诗歌的天空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璀璨的明星。诗歌渗透在每一个文人学者的心中，也频繁出现于各类体裁的文章中。在写作中灵活运用古诗词，往往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高中古诗词鉴赏渗透当作的表现及意义

1.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明确要求

中国古诗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情感真挚、语言精炼。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学习古诗词是学生提升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学语文教学和考试大纲对古诗文的阅读和积累有着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提高鉴赏古诗词的能力，做到积累、感悟与运用相结合，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从根本上来说，阅读、写作和鉴赏诗歌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将古诗词鉴赏渗透于当作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2.古诗词鉴赏渗透当作的意义

将古诗词鉴赏渗透于当作之中是高中语文教学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其意义广泛而深远。一方面，古诗词鉴赏渗透当作有利于强化高中语文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对古诗词的鉴赏、理解和运用能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及审美趣味，提高学生文学素养，实现读写结合的诗歌教学模式，并在当代多元化的写作背景下实现自觉应用。

二、高中古诗词鉴赏渗透当作的方法与策略

1.合理整合教学资源，有效利用教材

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解读和鉴赏古诗词不是孤立的鉴赏和评价，而是一个综合鉴赏、写作与理解运用的全面化和一体化的过程。在古诗词鉴赏的课堂教学中，应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综合运用多媒体教学等多种形式，使学生加深对古诗词的理解，并有效利用教材，通过分析不同古诗词及文学常识的联系与区别，使学生全面掌握诗歌鉴赏方法。

2.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古诗词的创作背景

熟悉和了解古诗词的创作背景，对于正确地理解和鉴赏诗歌至关重要。诗歌以其短小精悍见长，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学者表达个人情感、倾诉人生境遇、感叹历史兴衰的重要手段。在当作之中，也应将个人情感作为文章的主线，使文章有血有肉，而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应学习诗歌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表现手法，丰富当作模式。

3.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强化古诗词鉴赏技巧

现代教育技术丰富了课堂教学模式，在古诗词鉴赏教学过程中，也应有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强化诗歌鉴赏技巧。

（1）抓诗眼，抓意象，明意境。在古诗词鉴赏中，首先要明确“诗眼”，即一首诗中用的最妙的一个词或字。例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一个字便点出了诗的意境。其次，更要学会分析和品悟诗歌中所描写的意象，诗人往往是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通过抓住“意象”来分析诗歌，对于体会作者情感具有重要意义。诗歌的意境则渗透着作者含蓄而丰富的情思，优秀的古诗词都蕴含了能诱发读者想象和思考的意境，在诗歌鉴赏中一定要注意理解和领会。

（2）掌握古诗词的基本文学常识。学习古诗词，不仅仅是学习其内容，也要注意其中蕴含的基本文学常识。古诗词包括古体诗、近体诗、词、曲等多种形式，要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就题材而言，包括咏史诗、咏物诗、山水田园诗及边塞诗等多种题材和类型。在当代文学写作中，有效利用古诗词之中所蕴含的文学常识，有利于丰富当作的题材和模式。

4.把握古诗词深远意境，品位其语言魅力

古诗词的语言最重要的特点是精炼。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在意境中品位诗词的词和句，正确理解诗词的整体意境。更要明确诗词中所涵盖的特殊语法现象，并分析诗人如此运用的目的及其作用。古诗词中往往蕴含着多种不同的修辞手法，使诗句生动形象、充满魅力。古诗词的每首诗歌都有其特定的语言风格，或者诙谐风趣，或者细腻委婉，这不仅与诗人的个人创作风格有关，更与全诗情感的表达有密切关系。在古诗词的鉴赏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古诗词的深远意境，品位其语言魅力，并将其运用于当作之中，加深古诗词鉴赏对当作的影响。

总之，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已成为高中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也成为高中语文教师需要重点研究的重大课题。全面激发和培养学生鉴赏古诗词的兴趣和能力，培养学生热爱古诗词的情感和态度，将阅读、写作与鉴赏有机结合，并结合当代人多元化的写作思维进行语文教学工作，是当代语文教师肩负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杨晓飞.古诗词鉴赏之我见[J].语文天地，2010（12）.

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第4篇

当然，用“中间代”而非70后的概念将这批作家从60后和80后作家的阵营中区分开来，也不是一点深意也没有。总体来说，这群作家的写作状况与所谓的体制内作家以及走市场路线的畅销作家完全不一样，既不属于“圈内叫好的”，也非“场子上叫座的”。在要不入作协，参加评奖；要不走市场挣钱二者之间，能够保持一个独特的、淡定的自我，保持一种中间状态，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生存状态往往会影响文化气质、艺术追求，文学评论家白烨曾断言：这些“出没于民间，游走于文坛”的“草寇”作家，“跟主流的、传统的、规范的作家明显不一样，包括他们写作中表现出来的特点，文与野粗与细都没有什么区分。不像别的作品黑白、善恶分明，他们是很浑沌的，这种写法的背后其实有很多想法，想法背后其实能看出一种活法。”

这个“中间代”作家群有20多位，中间一些正被文坛认可，比如冯唐、路内、阿乙在“未来大家”Top20中位列三席；阿丁被列入《人民文学》新锐十二家；曹寇被誉为最具才华和潜力的当代青年小说家、南京青年作家中的代表；李师江则是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得主。受惠于写作方式和输出方式的国际化，他们也开始被国外文化出版机构关注，部分作品的海外版权购买及文字翻译已提上日程。此外，苗炜、瓦当、李海鹏、柴春芽、小白……也被列入中间代作家群行列。

从这些名字上可以看出，其实所谓的中间代作家，每个人的个性和特点都不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共性，那就是这些作家一度是中国文坛中处境最为尴尬的一代，他们活在60后的阴影中，又难以抗衡80后的市场影响力。他们被文学评论界认为是沉寂的一代、夹缝中的一代，他们也确实沉寂了多年。但在这一群体普遍过了30岁以后，终于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铁葫芦推出两位中间代代表作家曹寇和路内为例。《屋顶长的一棵树》收录了曹寇的十五篇短篇小说，以熟稔的白描笔法绘出了一部“小人物”的《清明上河图》；路内的《云中人》则是继《少年巴比伦》和《追随他的旅程》之后又一部长篇力作。

韩东认为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像曹寇这样将日常事物写得如此有趣且奇特。评论家施占军曾说，周作人写郁达夫的东西就是曹寇……上海过去被忽略的大师施蛰存，表述方式和路内非常像。事实上，路内被称为中国70一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云中人》深刻细致地描述了混沌、无秩序、无意义的界带给个体的恐惧、挣扎和不确定性。

中间代作家成长的年代，已经不是一个一体化的时代，写一个人不再能表达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典型人物已经无法概括、表现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分化得如此厉害，有时即便是一个很熟的人你可能都无法理解。在这样的时代，传统的写作方法、技巧已经无法表达今天的经验，作家不得不寻找一种特殊的表达方法，特别是寻找对破碎经验的表达。曹寇小说中的无聊、无意义，路内小说中的不确定、飘浮感，都是他们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尤其是技术上的不满，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技术，这些东西不再迷恋现实主义的传统技巧，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关注个体的成长、体验、命运和个人情感的表述。

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和而不同 仡佬族民族文学 文化身份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逐步突破传统民族文化羁绊，创新地将民族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熔铸到中国多样性文化建设中，积极地完成民族文化的当代构建，使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新主题呈现鲜明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色彩。在社会学家鲍曼看来，在一个充满“他者”的个体社会里，宽容“他性”的存在，承认相互间的相异性，在差异中谋求一致，才是个体自由、保障的前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纷纷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突破对原有民族生活的局限，以人性的反思、人性关怀走向每一个生命个体，对人类生命状态进行真实的剖析，不仅展望本民族的未来，也关切人类的集体命运，这是对狭隘民族文化的拓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民族作家在经历了文化混杂化的痛楚后的无奈选择，其实却可以从此“混杂化”中看到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选择，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实现在混杂性状态下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

传统文化的反思、女性意识的觉醒等主题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总体走向，这样的思考是在继承民族文化之根与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羁绊的双向抉择中走出的创新之路，是混杂性状态下民族文学文化身份转换与重构的结果。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属于典型的以“自我”与“他者”混杂视域审视传统民族文化范畴。80年代回族作家霍达在《穆斯林葬礼》中以混杂视域揭示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路历程。2005年第1期《当代》刊登了仡佬族当代女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讲述了一个由于水泥厂的污染导致桥溪庄男人死精、女人气胎的乡村苦难寓言。桥溪庄的人们默默承受苦难的人生，没有反思，更没有去抗争以获得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选择在愚昧中自救，或者渴望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这里似乎模糊了这群人的民族性，但这样的行为选择带有深深的民族历史痕迹。作者在此深刻反省民族曾经的历史，道德主体是民族，仡佬族人在曾经的历史中正是以包容甚至退让以保全着这个苦难的民族，保住自己的生息之地。妻子的背叛、外人的夺妻之恨本是刻骨铭心的痛楚，但在对孩子的极度渴望中陈小路释然了，他对兰香的理解，一方面展示了仡佬族人懦弱的负面精神与性格，另一方面却是族人宽容本性的释放，回归了他们骨子里对生命繁衍的渴望。同样的思考在《傩赐》中也能看到，“一女多夫”荒谬的婚姻现象在远离平原的高山上存在着，那里的太阳是白色的，那里被漫天的白雾包裹着。在此，关于人性、道德等命题，作家的思索是极其痛苦的。高山、贫穷一直是仡佬民族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如斯生存境况所带来的痛苦在族人的心里已经深深扎下根。伦理道德在此似乎失去了审判的力度，因为生存成为第一要务，贫穷面前的道德失去了它的约束力。在强势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强烈对比中，作为民族文化精英的作家们对文化弱势状态感受颇深，只有回归传统文化并以宽容的态度接纳自己的民族根性，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回归母文化，不得不主动反省母文化并吸收新文化，以所构造的“他者”的眼光来认识自身，完成在“和”之下的自我观照，成为创作主体的主动选择。

对女性的关注是仡佬族当代文学的又一突出特点，同样呈现出民族文学主体“和而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构。根据肖瓦尔特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的文学建构一个女性的框架，发展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改写男性的模式”。以女性自身角度关怀女性的生存状态，摆脱男性角度的束缚，才是女权主义的要旨。当代仡佬族文学中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的影响，肖勤《暖》、《云上》、《我叫玛丽莲》等作品刻意以女性作为表现对象，用她特有的细腻心理体验在逼仄生活中苦苦挣扎生存的女性的心理，并用“花”去进行比喻，有时甚至直接用花来进行指代，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个有意味的符号，表达了她对底层生活女性的人文关怀与悲悯。仡佬族作家除去对女性的关怀外，更将对民族之根的眷恋寄予女性身上。《寻找丹砂》就是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我”对丹砂先天的依恋，祖母于丹砂的痴迷，堂祖公“存丹砂在心”等，其实是对祖祖辈辈开掘丹砂的仡佬族人的根脉延续。传统仡佬族中女性承担的使命远远重于男性，与男性一样劳作同时承担养儿育女的重担，但是在民族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尊重，当代作家在对传统文化反思中深情地关注其生存状况，更关注其精神灵魂状态，追求人类存在的普遍本真性意义，明显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仡佬族作家并未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关怀仅停留在对女性的关怀上，而是立足于女性与儿童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更深层次的人性反思。在仡佬族的民族历程中，生存问题是最能触动人心弦的那个话题，在生活的磨砺中形成的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是支撑族人走下去的精神动力，为了活着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的价值由此变得虚无，每个个体被永远束缚在生命的链条上，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失去了生命本应具有的许多东西。当代仡佬族文学希望用如斯生存困境与精神磨难提醒族人永远铭记曾经的历史与顽强的民族精神。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凸显族人生存状态的同时，突破了种族的局限，淡化了单纯族人与人类一般性之间的差异性，从关怀民族个体生存状态，民族命运走向上升到人类集体命运的层面。赵剑平《獭祭》、《困豹》，王华《家园》都展示出人类家园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破坏的痛苦，用《困豹》中的话来描述：“我们的天空烟雾弥漫，已经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我们的土地越来越窄，越来越老化，我们的长江水再不是清亮纯净的。而是又浑浊又恶臭。”[2]作家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撕裂的担忧拓展到对整个族类、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恶化的痛苦思索。张承志（回族）、孙健忠（土家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朱春雨（满族）、扎西达娃（藏族）、阿来（藏族）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都在思索类似的主题，为了追逐生存的利益，人类失去了与大自然的和谐，曾经相亲相近的自然会对我们反扑。我们未来的路在哪里？这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共同发出的心灵质疑之声。具有现性意识的作家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时，不约而同地将解决问题的期盼投向民族文化，温情地缅怀传统文化曾给予人们挽救生存处境的智慧，释放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显现超强的生命力以及积极的精神动力作用，以此来实现民族文化自身的当代转换与重构。《家园》中描绘的那个人人友爱共处，山川水木、花鸟虫鱼和谐共生的“安沙”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没有纷争，没有杀戮，有的只是蓝蓝的天，碧碧的河，翠翠的山和淳朴的人。作者描绘的图景，正是仡佬族本着“和合”精神所创造的美好家园。从字里行间投射出的对“安沙”的怀念，何尝不是对“和合”精神的留恋。

混杂性状态是当下民族文化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但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走向了“文化同化”或者“文化一体化”，而是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有意识地保留了与本民族文化观念相近的观念，改造原有的民族文化观念，弥补了文化间的嫌隙，在“第三空间”催生新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混杂化状态下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独特方式，“和”指的是混杂性状态下多种文化彼此间的交融渗透，“不同”强调的是在文化外壳相似的情况下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就仡佬族文学而言，走向“和”是以包容并蓄的心态接受汉民族与其它民族文化因子的渗入，坚守“不同”是对本民族“和合”精神、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固守与传承，“和而不同”成为新时期仡佬族民族文化续存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出，仡佬族文学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一部分表征着民族文学文化身份混杂性特点，同时也显现了民族文学主体在混杂性状态下构建文化身份“和而不同”的方式。新时代、新境遇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混杂性是时代文学不可回避的特性，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民族风情、民族服饰的渲染等方面对“民族特色”作表面的、浅层次的描绘，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反思民族文化根性，以包容并蓄的态度批判地接受它民族文化，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把民族化和现代化、把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民族文化续存的新型方式。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幕克因其创作中“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织的新象征”而获得赞许，他还明确表示自己创作的理想就是追求文化的混杂性：“我相信混杂化是新生活的模式”。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由于生存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中，于矛盾和冲突的文化碰撞中创造、构建着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文化身份兼具“既是此又是彼”和“既非纯粹此又非绝然彼”的特性，同时身陷于文化转换动荡而痛苦的过程中，但正是在这种弥漫性的文化转换，为民族作家获得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宝贵视角，将他们置于“混杂性”空间中，为他们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从而实现了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这是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混杂性理论对文化身份的认识，也是后殖民文化身份理论对当今世界文化批评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