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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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部地区；经济；金融
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必须具备四种基本资源：金融资源、技术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区域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金融积累不足．本文试图剖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中，货币政策金融制度等金融约束的生成机理并寻求缩小金融差距、实现金融趋同拔而达到“内聚”的金融发展战略．
一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的现实背
经济系统向前推进需要大批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无疑是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动因和关键约束．受历史的、自然的、地理位置的赴会文化的，尤其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约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总体不发达，金融在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中的贡献不如东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相关比率差异(即金融资产GDP的比值)．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5％，占全国该行业国内生产产值的14．5％；1999年，西部地区金融业、保险业的国内生产产值为607亿元，仅占全国该行业国内生产产值的14．7％，而同期东部为39％．这说明西部地区金融对经济的贡献不及东部大．
2．金融资产总量较小。1997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金融机构的13．4％和15．3％，而同期东部地区为65％和57．l％；1999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金融机构的142％和16．3％，而同期东部地区为63％和58％．这说明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存在障碍．
3、金融组织结构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务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业务发展相对缓慢．1999年，西部地区国家银行存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78％：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83．4％．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左右．而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业务的比例均较小．这说明西部地区存在金融浅化的倾向．
4．金融发行和交易额较小．1997年．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137家，同期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473家1999年，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148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17．39％；1999年，西部地区有价证券发行量仅占全国发行旦的3．57％．同时，到目前为止，产业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基本上还是空白．
5．金融经济开放度大大落后于东部．东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存在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的开放度为16.6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西部地区(2．68%)近14个百分点．1998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3．74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的3％，低于广东、江苏等东部任何一个省(市)规模．这说明西部地区金融经济未打破“内循环”态势，如图示：
东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比较
*
二西部经济成长中金融约束的原因
地区间金融资源开发的差异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自然环境，否则，最终将陷于“自然决定论”，区域经济的崛起无法实现．从理论上讲，同一国中区域经济的差异应该是暂时的，从政策上讲，也允许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但若西部长期贫困下去，也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按照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假定在短期内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形成率(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索．同样，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资本稀缺(低储蓄能力)成为国家经济．贫困的直接原因和必然结果．再者，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把资本积累提高到10％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刘易斯则更加直接地把一国从5％的储蓄率提高到12％的储蓄率，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所以，地区经济发展快慢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资源的开发和金融资本的积累．魏后凯认为，1986—1997年间中国三大地带和中西部各省区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33％一56％是由资金投入增长率的差异引起的．
在我国的经济成长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造成了人均收入水平低，从而边际储蓄倾向低，以至于资本形成和有效需求都不足．经济运行过程中既缺乏资本供给方面的推动力，又缺乏资本需求上的拉动力，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西部地区经济成长的主要障碍在于金融资源效率低下和资本积累不足．造成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中存在严重的金融约束的主要原因为：货币金融制度内在的缺陷对西部金融资本形成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元货币政策下货币价值的“二元性”
(1)西部地区货币价值被低估．货币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货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的外在价值表现为货币的价格，即货币的利率或汇率。西部地区货币价值呈双低态势。一方面，西部地区货币外在价值低．由于货币币值和通货膨胀率在地区之间的高低不同，从而使市场利率的决定与形成也不一致．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率高的地区市场利率水平应该较高，资金的利润率也比较高．货币逐利的本性引起地区之间的货币交易投机，造成西部地区资金向沿海地区流动，进一步弱化储蓄能力较低地区的储蓄率，导致西部地区资本不足．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货币的内在价值低．从理论上讲，货币购买力高的西部地区购买股票、债券的收益率应该高于货币购买力低的东部地区，可由于现代电子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股票质券等有价证券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是统一的，因此，尽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交易操作，无形中中西部地区的一部分储蓄却被东部地区剥夺了．
(2)西部地区货币乘数值较低．由于国家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法定准备金要求全国同一水平，但由于西部地区的总体存款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因而按同一水平上缴存款准备金加剧了西部地区的资源紧张状态．同时，由于西部地区信用文化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存款中所需现金比率较高，在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下无法得到照顾．因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乘数长期低于东部地区以至全国平均水平．
(3)西部地区受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较大．首先，信贷规模控制对东部地区已经失去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的作用还在强化．从1990年代起，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地区间的资金流动渠道增加，非金融机构的快速成长和商业银行逐利动机的强化．导致东部地区的资金不但没有流出，反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入东部存差地区．加剧了东部地区的存差和西部地区的贷差．结果，东部地区一方面向中央银行要求增加规模．另一方面又通过非金融机构放贷出去。而西部地区一方面向中央银行要资金，另一方面资金又流向东部地区．其次，利率政策的调控力度东部弱西部强，进一步助长了西部地区资金的东流．由于地区间资金利润率的不同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东部地区虽然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已经市场化。而西部地区严格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使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之下．资金的逐利天性，必然加剧西部资金被“虹吸”到东部．所以，东西部地区对“一刀切”的货币政策的承受能力不同，在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东部地区的“抗震”能力必然高于西部，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小。
2.金融制度安排上的约束
(1)从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看：东部地区的监管力皮有所放松，使东部地区在发展中积聚了一大批资金，加速了其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首先，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下，人民银行的台规性检查在东部地区宽松，但对西部地区的监管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中，因而投资诱导不足，造成了资金的沉淀，增大了银行的负债成本．其次，目前我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东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较多，人民银行的监管力度和监管范围相对有限，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有限，所以监管的力度和范围相对较大．这样．虽然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取得了成效，但也造成西部地区金融效率偏低的结果．最后，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基本上实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体制格局，政府对金融监管干预较小，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力度较大，因而限制了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2)从金融组织制度安排看，西部地区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而非国有金融机构如新兴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的结果，一方面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增加了金融业的竞争，从而提高了东部金融业的效率．而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受到的行政干预较多，并且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统一法人制度和系统内统一调度资金制度，经营原则上以公平为主，必然在效率和发展上落后于东部．最后，在地区市场经济含量不同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设置条件过份强调统一，西部地区增设的金融机构失去比较优势，这实际上是对西部的政策歧视，并不利于西部金融资源的利用．
(3)从金融市场制度看，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呈现出地理上的二元金融市场结构，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东部比较发达，西部处于起步阶段．就货币市场来说，西部地区的同业拆借市场处于自我封闭发展，或者将其变成绕开央行规模管理的渠道，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放到沿海地区获取级差资本利润率；就资本市场发展而言，国家着力培育东部市场，东部地区有价证券发行量占全国近一半，全国性的右实力的证券商集中于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东部占了很大比例，资本市场的发展东部基本已实现按市场经济原则动作，而西部地区几乎还靠行政手段推动．如此发展态势，自然加速了东部地区的资本积聚，东部地区经济成长发展必然会快于西部，西部地区经济的成长必然会受到严重的金融约束。
三解除金融约束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我们并不认为一国总体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自发力量能够使地区经济差异逐步缩小、相反．市场力量倾向于使稀缺资源向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动，从而更可能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禀赋千差万别的国家来说，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在所难免，但对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成长至关重要，解除金融约束是当务之急．
1．近期战略——解除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
在这个阶段，要求国家采取不同于开发东部的、有区别的金融发展战赂和金融发展政策。为此，政府在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上应该实行分层次调控，以达到解除西部地区金融约束的初期发展战略。
(1)通过“强政府”作用，实施政府替代，强化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调控作用和政策支持．政府的作用在于弥补“失效”的市场运行机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区域经济的发展政策、目标、原则和决策等．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迅速推动区域经济的成长．既然通过市场的力量无法使区域经济均衡地发展，“强政府”金融安排就是最现实的抉择．具体应做好下述几方面工作：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的经济金融特权；坚持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目标，认真搞好不同地区的经济金融反向调节；制定明确的区域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目标；并使之法律化，在利率、难备金率、金融机构的设置原则与条件及信贷政策等方面对西部实施优惠顷斜；加大政策性银行对西部地区开发的力度，发挥政策金融机构在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作用，并促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促使西部金融业产生大集团；建立西部开发基金，可从国家基本建设专项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非经营部分．或者由政策性银行运用，或者作为吸引东部企业的补贴。
(2)发挥间接融资渠道的作用，调整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大力发展新的区域性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增强西部吸纳资金的能力。西部地区信贷政策应首先支持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以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应提高企业技术改造贷款比重，加快西部地区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其次，应加大对民营经济的贷款比重，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最后，应提高第三产业贷款比重，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另一方面，应考虑在西部地区设立区域性的商业银行，积极引外资银行“西进”，发展投资基金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西部地区企业的资本运营创造条件，为西部资本市场的建设奠定基础。
(3)发挥直接投资渠道的优势，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利用现有的股票市场融资，在扩大西部资金来源时，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重组，实现国有企业三年减亏增效、有进有退的战略目标。为此，西部企业应充分利用“壳资源”，即一方面用好“壳内资源”，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进行壳内重组；另一方面，以收购、兼并托管等方式，进行壳外重组，实现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西部资本市场不仅要在量的方面有所突破，还应在质的方面有所提高．西部资本市场应着力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素质上下功夫，只有实现了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资金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政府应加大对西部资本市场的扶持，采用适当的优惠政策，如税收返还、实行公共投创倾斜、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专项补贴等，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成长和发展。
(4)吸引民间投资和积极引用外资．由于西部的投资利润率低于东部，此阶段应给予民间投资和外资优惠政策．可考虑对特定地区的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或借鉴发达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经验，在若干个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级的“点”上，由中央政府对投资者实行以补贴为主的“诱导型”政策，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济“造血机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经济运行的环境。
2．远期战略——实现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深化
(1)建立市场主导型的国家调控信用制度，实现金融制度创新。我国长期存在的计划信用体制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西部地区应在本轮经济成长中率先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加大内部稽核力度，使金融机构内部决策和业务经营程序化、规范化，从而健全内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部院校；国际金融法；本科教学
[作者简介]薛林，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205-03
一、西部院校国际金融法本科教学面临的特殊困难
教学包括教学主体、教学客体、教学环境三大系统。其中主体包括学和教，即学生和教师双方；教学客体指的是教学内容，以教材和其他参考资料为载体；教学环境则主要包括教学场所、教学设施、图书资料等客观环境以及教风学风、学校的教学理念、教学制度与教学管理等人文环境，对于国际金融法这一客体而言，西部院校在主体和环境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面临着特殊困难。
(一)主体因素
1 学生方面：生源较差。西部院校的生源绝大多数来自本省区或相邻省区。由于客观原因，这些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和山区的)外语底子薄、商务与金融见识少，更谈不上国际视野，这给他们学习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带来了一定的不利条件。
2 教师方面：专业水平较低，西部院校法学专业教师的专业水平普遍与发达地区尚有一定差距，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专业素质、外语基础和实践经验三个方面：
(1)专业素质不够。这些教师中年龄稍长的不少并非科班出身，虽然不乏在某一研究领域取得较为丰硕成果的，但相对科班出身的教师而言，法学根基并不十分牢固，对法学的系统掌握相对欠缺火候，尤其是在涉及经济以及对外方面较为薄弱。虽然这些年法学教育蓬勃发展，科班出身的法学硕士、博士越来越多，然而由于西部院校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相对不足，这些学校新进的教师大多是本校或者邻校且为当地生源的毕业生，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有限，创新能力相对不足，教师专业素质的欠缺在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方面尤为突出。西部院校中有国际法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寥寥无几，通常无法自己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其他地区高校国际法专业(尤其是实践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方向)的毕业生为了自身前途着想。一般不愿到西部就业。因此，在大多数西部院校中，仅从专业素质方面堪当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并不多。
(2)外语基础薄弱。如上所述，西部院校的法学教师大多是本地培养的，且大多是本地人，外语基础自然相对薄弱。即便是后来在一些国内名校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限于原有基础，外语水平通常也不算太高。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的教学，往往涉及大量外文资料的阅读：理解与应用，而这恰恰是诸多教师所不能胜任的，更不用说双语教学了。
(3)实践经验匮乏。西部地区涉外商事纠纷并不多，涉及国际金融的则更少，即便出现少量业务，也鲜有当地律师参与。在西部院校的法学教师中，本来有律师资格的就不太多，由于教学与科研的压力，兼职做律师的教师所做律师业务也较为有限，能有机会参与涉外业务的更是少之又少，同时也没有别的途径涉足对外商贸与金融实务，故教授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的教师大都没有相关实践经验，而只能从书本和一些二手资料汲取相关知识。
(二)环境因素
1 客观环境不利。相对发达地区，西部院校的教育经费较少，教育设施不够齐备和现代化、图书资料也不够丰富。而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的教学恰恰在这些方面要求较高，西部院校往往难以满足。另外，学校也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提供相应的国际学术和教学方面的交流与探讨。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城市的涉外活动与涉外纠纷不是太多，较难为学校提供合适的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的教学实践基地。
2 主观重视不足。西部院校的教风学风并不比东部高校差，但在教学理念和管理制度方面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又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学校往往对国际法学科不太重视，难以大力扶持与资助。
二、解决途径
那么，作为一名在西部院校从事国际金融法教学的教师，在上述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之下，如何开展国际金融法的教学工作，达到教学目的呢?笔者以为，可以从研修内功和争取外援两个方面来进行该教学工作的研究与实施。具体阐述如下：
(一)研修内功
1 明确教学目的与目标。目的与目标指的都是要达到的境界，但目的更强调希望实现的结果，而目标则更注重实现的标准。因此目的往往只用一句话即可表明，如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法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法律人才。而目标则需要对目的作进一步的分解，需要制定系列的具体标准，那么本科阶段国际金融法的教学目的与教学目标分别是什么呢?
首先是教学目的。本科国际金融法的教学目的直接定义为培养国际金融法律人才。盖由于在本科阶段，学生接受的法学教育为法学基础教育，力求对法学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法学的各门学科中，国际金融法不属基础课程，教学课时较少，学生花在这方面的时间与精力都非常有限，不可能对国际金融法有一个全面的熟悉和掌握。加之国际金融法律人才还需要具备很多其他方面的背景知识，而这些也不是本科法学教育(尤其是西部院校的)所能提供的，窃以为，国际金融法的教学目的只是让学生初通国际金融法。该教学目的又可分解为三个教学目标：第一，从理论上了解国际金融的基本运作程序与模式；第二，了解和掌握国际金融法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第三，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和典型的国际金融法案例。
2 灵活设置课程，国际金融法不属于法学本科的核心课程，加之该课程的开设需要诸多的条件，而西部不少高校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另外，我国主流认可的国际经济法是大国际经济法，当前的国际经济法教材基本涵盖了国际金融法的内容，因此，在本科阶段，缺乏条件的西部院校完全可以只开设国际经济法而不开设国际金融法，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和环境较好的高校，可独立开设国际金融法，根据各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而将该课程列入必修课、限定选修课或者任意选修课。如果为非外贸与财经类高校的法学专业，将其列为选修课应更为适宜。
3 适当选择教学内容，国际金融法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国际金融组织法、国际货币法、国际银行法、国际证券法、国际保险法、国际信托法、国际融资担保法、国际融资租赁法、国际支付与结算法等。这些内容在国际经济法的教材中也多有体现。如此多的内容在有限的课时内无法全部系统讲授与学习。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选择。在选择的时候应该突出重点，围绕难点，注重代表性，并尽量与其他相关课程(如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
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商法、商法、经济法、民法、金融法、外国民商法等)相互联系与协调。在与相关课程的协调中，应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减少与国际法其他课程的重叠；第二，尽量与国内民商法、经济法和金融法交叉，前者是从资源分配的角度考虑，着重协调，避免重复，节约课时；后者则是从知识的同构性出发，着重联系，加强理解，易于掌握，基于此，笔者以为，应将国际金融组织法、国际货币法、国际银行法、国际证券法、国际支付与结算法作为基本内容，其他内容可根据需要予以取舍。
4 增加教学方法与手段。国际金融法的实践性极强，而西部地区能提供的实践机会却很少，故必须在课堂上加强，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缩小课堂规模，尽量采取小班教学。由于大量扩招，现在的班级大多为大班，每班80、90人至120、130人不等。这种设置对专业课的学习，尤其是实践课程的学习，极为不利，建议进行国际金融法教学时，可将原来的班级再行分班，每班控制在40～50人之间，以方便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
(2)以课堂讨论为主，课堂讲授穿插其中
教师应在第一节课将教学日历内容告知学生，并于每次课后告知下次课的安排，提供材料，要求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讨论材料以典型案例为主，能引出每堂课的主要内容和中心问题。在下发材料时，教师要紧紧围绕重点、难点，布置一些思考题，让学生在课前思考。课堂上，教师可在学生讨论之前、之中和之后，分别进行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讲解、分析的引导和最后的归纳总结。但这种授课方式对教师和学生的课前准备和课后总结与巩固的要求较高，教师比较辛苦，还需要学生鼎力配合；否则，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3)经常开展模拟法庭活动。现在课堂讨论只是相对简单的和综合的分析，没有角色的划分。虽提供了多种可能，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还需要以真实的案例为基础，进行模拟仲裁和诉讼，如果可能，最好一个单元(一章)就做一次模拟法庭的活动。在这里，案例的选择至关重要。必须选择就本章内容具有典型意义的真实案例，将学生分为三组，分别是原告组、被告组和仲裁员(法官)组，要求每组集体准备，派代表出庭。庭审时每个同学都要做好记录，并从中发现问题。教师应在活动结束之前组织讨论，进行点评。
(4)寻求与相关国内法课程的共性，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理与商业运行的法律规则，各国的经济法、商法、金融法与国际经济法、国际金融法有着相同的本质。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规则也逐渐趋同，且大多重要领域的原则性规则已经统一于极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文件规范和国际惯例。教师如能很好地发现这些共同点，并在教学的过程中予以应用。将有助于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为学生在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
(5)多渠道利用现代媒体与技术。由于当前各种通讯媒介的高度发达，即便在西部地区，电视和网络也已广泛普及。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公共媒体资源为国际金融法的教学服务。媒体上通常有大量的国内和国际商务与财经报道，这些是国际金融法的学习与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背景资料，通过媒体对它们进行及时的了解与追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另外，可以通过媒体在第一时间直接了解国内、国际相关立法、司法动态，并能获得典型案例，而这些前沿动态与案例都是国际金融法的学习与研究所必需却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取的，在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将上述各种有用的资讯下载。以不同的形式制作成多媒体课件，以拓展学生的视野，拉近书本与实践的距离，同时可起到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兴趣的作用。
(二)争取外援
1 争取境内外资助。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少机构(包括政府机构、NGO和大企业，尤其是NGO)都在进行对口的对外资助。这些资助包括资金、资料、培训等等。很多的国际组织也有类似的职能。多留意这些机构的情况，通过各种方式与之联系，往往能够得到出乎意料的收获(尤其是在资料获赠方面)。为了激发机构的兴趣，可以做一些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设计，再到相关机构申请资助。
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中小企业；资金管理；融资；风险投资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1）31-0031-03
学界普遍认为，从2010年初开始，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机构的赢利数据，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已经逐渐走出低谷，世界进入了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在这个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因为通胀压力普遍实行货币紧缩的政策。中小企业纷纷陷入融资困难和资金运营不善的窘境。本文对如何破解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资金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三点具体的对策。
一、中小企业资金问题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融资困难，造血功能不足
为了应对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防止经济增幅过快下滑作为宏观调控着力点，大规模地增加政府投资，实施了总额高达40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2010年，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宏观经济政策发送了很大的改变，对货币信贷的总量调节成为防控物价增长的重要手段。自2010年初以来中央银行先后12次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与贷款投放规模明显下降。到2011年9月，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分别跌至8.9%和13%，近几个月持续处于历史较低位置；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4700亿元，创出21个月以来的新低，前期紧缩效果十分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遭遇融资困难的局面。
理论上，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十分多元，包括内部融资渠道、银行融资渠道、商业信用融资渠道、股权融资渠道、国际贸易融资渠道和政策融资等40余种系统性融资渠道。每一种融资渠道又有许多具体的产品和方式。但由于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采用的融资方式只有金融机构贷款、民间借款、内部融资和租赁等方式。
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内部融资可以减小因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而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节约交易费用，降低融资成本，因此，内部融资在中小企业筹集资金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企业留存收益减少，进而导致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困难，内部融资能力不断削弱。
而作为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渠道，银行借款所占比重较低。现阶段，商业银行也很少对中小企业提供长期信贷。从贷款余额分布上看，贷款重点支持了大企业和大项目，而占据中小企业较大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从金融机构或得到贷款比例相当的低。从全国来看，2010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14.67%，中小企业新增贷款1.9万亿元，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1.3%。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为例，近十年来中小企业每年获得的贷款量银行系统贷款比例持续下降，私营及个体企业贷款比虽有上升之势，但依然较低，两者贷款之和占总贷款额比例不足10%。因此，金融机构贷款不足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其资金缺口较大。
中小企业旺盛的资金需求强烈地刺激了民间融资市场的快速发展，而民间资金的富裕也使这种需求的实现成为现实。民间资金实质上已构成中小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民间金融仍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既没有专门为民间融资服务的信用评估机构，又没有规范的评估程序与方法，缺乏应对担保风险和损失的措施，蕴含着巨大的道德风险、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今年春夏以来，浙江温州企业债务危机集中爆发就是一个明证。
（二）应收账款回笼不顺畅
近年来，商业信用融资在我国中小企业中普遍存在。商品赊销后，形成的应收账款，给企业的资金安全与有效运转带来很大的隐患，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小企业应收账款的信用期也有所延长。根据有关调查结果，90%以上的中小企业在销售过程中采用赊销方式，且与2009年、2010年相比，应收款总额、收款期均有所增长。此外，由于中小企业多服务于某些核心大企业或从属于某个产业链、产业集群，而核心大企业因应对金融危机更注重企业资金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需求通过供应链传递到中小企业，使拖欠货款的现象更为严重。
事实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中小企业同时是付款单位和收款单位。在付款方面，由于规模小、信誉低，能够采用赊购比率较低，平均付现比率高，这使企业资金链运作更加不顺畅。加之中小企业管理层追求账面利润，忽视营运资金的流动性，没有强调应收账款的回收，而业务人员只关心销售业绩，甚至不注意形成合法有效的依据，款项迟迟不能收回，形成呆账和坏账。
（三）资金管理方法落后，财务风险突出
企业资金管理水平是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许多中小企业管理者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缺乏资本增值意识，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习惯于使用现金交易，从而造成资金的闲置与浪费。目前，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的会计基础工作十分薄弱，财务制度和内部审计机制不健全，还存在白条抵现金、缺乏资金使用计划等现象，从而导致在财务决策与控制、财务分析与考核等环节管理混乱，缺乏资金营运能力，财务风险突出。
二、破解中小企业资金问题的三点对策
（一）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制度
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实际情况，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需要政府、金融机构、非金融中介组织、中小企业等多方面的合作，逐步完善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体系及其它配套保障体系。
各国普遍设立专门的政府部门及相应的分支机构，负责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指导与扶持，并成立了包括政府、企业、民间合作组织等的形式多样的、遍布广泛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机构。在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如中小企业资信评估结构、中小企业投资融资信息服务结构、中小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中小企业律师事务所、中小企业联合会等。
同时，各商业银行应吸收借鉴国外金融机构先进的中小企业信贷管理技术，改革现行的贷款审批程序，修改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授信制度和程序，应降低企业规模这个指标的权重，变重规模为重效益、重成长性，消除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歧视。可以针对中小企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贷款办法，对一些规模相对较大、信誉良好的中小企业也可考虑建立主办银行制度，减少对客户的管理层次，简化审批程序，及时满足中小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
（二）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创新，拓展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首先，应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债券市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缓慢，一方面限制了中小企业举债融资的渠道；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债券所有人对经营者的约束，不能有效发挥企业债权在控制成本方面的作用。
其次，建立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是中小企业产生和高速成长的摇篮。风险投资基金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中小企业，以期在促进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过程中获得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行为。它既是融资过程，又是管理过程。职业金融家在注入资金、获得相应的股权后，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运作活动，参与协助企业的各项管理，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其尽快走向成功。在我国应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基金，通过风险投资基金吸收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海外资本、社会游资及政府投资，专门投资于规模虽小却具有高成长性的新生中小企业，提高中小企业的科技化信息化含量，促进中小企业升级换代。还可建立风险资本协会，以便于更好地提供风险投资服务。要发展风险投资，还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出台一些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地方法规，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风险投资撤出渠道。
（三）从企业管理层面来说，中小企业管理者应健全企业资金管理和内部审计机制，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首先，积极推进企业财务与业务一体化的工作。财务管理的最高层次是业务和财务的完美结合，即财务和业务的一体化。因此，应用统一的计算机财务管理软件、实现财务信息与业务流程一体化，进而逐步引进、消化、开发使用ERP系统软件。企业应结合实际，积极引进开发运用统一的财务与业务一体化的管理软件，逐步实现生产经营全过程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集成和数据共享，保障企业预算、结算、监控等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高效化。
其次，中小企业管理者应特别重视应收账款管理工作，通过建立客户资信管理系统，及时掌握和更新客户的各种信用资料；建立应收账款控制机制及科学合理催收机制，严格控制账龄。对于企业死账和呆账，在取得确凿证据之后，妥善进行会计处理。
第三，内部审计的目的是保证货币资金收付的安全，检查并监督企业的钱账分管、审批和报销等。因此，中小企业应建立和健全设置内部审计制度。如果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设置内部审计机构，企业管理者也应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会计审计工作，抽查和盘点库存现金，减少资金风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问题。由于资金运动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只有各方面共同参与，齐抓共管，才能破解难题，实现资金的良性循环。本文提出的三点对策仅供各方面进行参考。当然，中小企业管理者还抓住政府政策扶持的机会，提高创造现金流的能力，构造完善的产业价值链，调整盈利模式，这些也是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资金问题的良策。
参考文献
[1] 宋惠荣．中小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商业经济，2008，（7）.
[2] 李晔，杨冰．浅谈推进金融深化促进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理论研究，2008，（7）.
[3] 韩雪敏．金融危机下我国中小企业现金流管理[J]．经营管理者，2009，（18）.
[4] 赵元培，席振国.应对金融危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初探[J]．现代企业教育，2009，（16）.
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斯坦克尔伯格博弈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rom USA to the emerging markets since 2007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using game theory to t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of non-cooperative solution and cooperative solution,which concluded that the coordination is better than non-coordination.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coordination might become a Stackelberg leadership model due to the relative weaker power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compared to the US economy,which depends on the asymmetric of the crisis shock and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As followers,the equilibrium might not dominate the Nash equilibrium for the emerging countries. Therefore,the emerging economie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ordination but try to avoid becoming a follower in a Stackelberg leadership model.
Key Word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stackelberg gam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5-0003-06
每个国家在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外溢效应”,反之,也会受到“溢入效应”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在力求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从本国的福利函数出发而孤立地制定经济政策,还必须要考虑到别国的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反应。因此,国际间的货币政策协调是必然的理性选择。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显然是指在一个短期的非对称冲击发生的时候,采取货币政策的协调所获得的收益(福利)要优于不协调的情况。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逐步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国际社会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间政策协调,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9月的三次G20金融峰会,先后就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方面的金融政策达成共识,从而缓解了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冲击,为尽快恢复经济正常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较早的研究来自于Meade(1951)的文献。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间出现的各种政策冲突问题需要通过政策协调来解决。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做出主要贡献的Cooper(1969),在其结构性相互依存性理论中提出了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论证国际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蒙代尔则于1961年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一理论为此后不断发展的区域货币政策的协调及一体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经济学基础。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增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伴随着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动因、利益、障碍、形式等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随着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逐步形成两大分支。
一个分支是建立在博弈论方法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最早用博弈论来研究国际政策协调问题的是Hamada(1976),他采用了一个两国模型,将各国政策目标定义为福利函数,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在此前提下进行最优化决策。其后,Copper(1985),Canzoneri 和Gray(1985)等都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国际协调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国货币当局不考虑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其结果不是最优的,如果进行协调,结果将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些研究都从理论上支持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Rogoff(1985),Currie和Levine(1985)在以上静态博弈的基础上,引入时间相容性和政策制定者的信誉等因素,认为这些问题对协调的可持续性以及协调收益有重要影响,因而各国的政策协调实际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动态博弈。
另一个分支是通过建立多国模型并利用实际数据对协调收益进行的实证研究。以Oudiz和Sachs(1984)的研究为开端,许多学者利用不同的模型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文献中通常用各国独立制定政策的纳什均衡与在政策协调假设下达到的帕累托均衡之间的福利差异来衡量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大小。实证检验发现协调带来的收益并不十分明显,不会比各国进行简单的信息交换更好。此后出现的对政策协调收益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章,绝大多数对政策协调收益的估计值都与Oudiz和Sachs所估计的值近似。与大多数关于协调收益的实证研究相比,Holtman和Hughes Hallet(1987)的研究结果较为乐观,得出的协调收益是GNP的6%―7%,至少为3%―4%。最新的研究中,Gunter Coenen,Giovanni Lombardo,Frank Smets和Roland Straub (2008)采用欧洲中央银行(ECB)发展的Area―Wide Model (NAW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很少(大约仅占稳态消费的0.03%),但协调的收益明显地对经济开放度较为敏感。如果各协调主体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则可能从协调中获得较大收益。
上述实证分析通过模拟均衡状态估测政策协调的结果,没有考虑系统从非均衡状态向动态均衡转化而获得的协调收益。此外,依赖于他们所用的模型,似乎从政策协调中仍然还有大量未开发的收益,如政府的信誉、政策协调的执行时机等,但这些收益并不能完全获得。考虑到这些因素,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可能比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要大得多。我们拟以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传导为例,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从福利角度比较分析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两种结局,推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性。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现实环境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同时,应对金融危机和防止类似危机重演,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担此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背景是金融全球化、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后金融创新的经济时代,在这一国际背景下,美国次贷危机也由美国的国内市场传导到国际市场,并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
从2007年年初到2008年夏天,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运行与美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危机几乎绝缘。然而,从2008年夏天开始,随着美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恶化,新兴市场的反响日趋强烈。2008年夏天,当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GDP增长预期出现恶化时,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比美国资产下跌得更剧烈。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为新兴市场带来了直接冲击,全球范围内贸易信贷蒸发,国际贸易急剧下降。
按照Citigroup(2008)的研究,美国GD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增长率下降0.34个百分点,美国GDP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1个百分点,将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0.54个百分点。可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脱钩论”(decoupling)并非事实。相反,其在融入全球经济、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时,所承受的外部经济变化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也在增大。在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今天,美国经济的冷热确实会影响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的股市运行、出口、就业和整个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08)。
Michael P.Dooley和Michael M.Hutchison(2009)对美国次贷危机向新兴市场的传导进行了分析和评估,证实了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金融市场危机断开―再挂钩的假设。值得一提的是,次贷危机以来资金正从新兴市场中主动或被动流出。主要原因是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大量风险投资,去杠杆化(de-leveraging)要求它们出售这些风险投资,将流动性调回国内偿还负债。
按一般理论,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主要是经由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心理渠道。其中,贸易渠道主要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直接对实体经济层面形成冲击,金融渠道则以汇率和利率为传媒对金融层面形成冲击、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至于心理渠道,则是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后,通过各种媒体传导并影响到商业的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就本次金融危机由美、欧等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扩散过程分析,则主要通过贸易渠道。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次贷所酿成的金融危机是一种负向的需求冲击,收入预期下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弱,通过出口贸易环节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层面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在实体经济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贸易发生不同程度下降,导致工业生产萎缩,经济增长减速。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宗商品和加工产品需求与价格下降,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行业形成沉重打击。比如俄罗斯和巴西,其经济增长与资源价格高度相关,2008年7月后,在油气价格、铁矿石价格及农产品价格等急剧走低背景下,俄罗斯石油出口减收数百亿美元,贸易顺差同比减少10%以上。2009年1―4月份,形势更加恶化,俄罗斯出口同比下降47%,贸易顺差下降达2/3。对于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的中国,出口贸易同样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出口增长率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2009年1-5月对外贸易进出口同比进一步下降达25%,第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4.6%。
受经济不景气、工业生产萎缩的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据统计,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用人需求同比下降了9.3个百分点,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俄罗斯也发生大面积失业,并使俄罗斯人均收入下降。2009年1-4月,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4%,而2008年1-4月这两个数值分别为8.4%和13.8%。企业拖欠工资和预算部门采购支付拖欠额度及时间均比危机前有明显增加。此外,失业增加和收入预期不稳定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以中国为例,危机期间其消费者预期指数、信心指数和满意指数连续下降,外资流入增速下滑,热钱由2008年上半年的净流入转为2008年下半年的净流出,其中第四季度热钱流出达到900亿美元。
实体经济萎缩、消费和投资信心受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层面也受到很大冲击。在全球股市下跌风的带动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股市也出现了剧烈的下降,甚至超过世界平均跌幅。整个2008年,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以26个新兴市场国家为基础的新兴市场股指下跌55.2%,而全球主要股指下跌幅度达40.7%;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贬值与外汇储备缩水。汇率的表现与资产价格非常相似,都是在2008年夏天开始出现急剧下滑。以俄罗斯为例,自2008年8月到2009年2月份期间,俄罗斯卢布累计跌幅约达40%,外汇储备减少了约2000亿美元,一些中小银行因为清偿力弱而一度关门停业,某些甚至被国有大银行兼并。再看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呈稳步升值趋势,但在2008年12月份出现了约1%的贬值。受到全球流动性紧缩的影响,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大幅度下降,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26%,外汇储备增长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国际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层面形成冲击,进而向金融层面扩散。并且,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欠发达国家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金融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无论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大小还是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承受能力的强弱,均具有很大差异,从而,就存在着所谓的“非对称冲击”。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的决策,面临着是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还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货币政策协调的选择。
三、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协调的福利分析:两国政策协调的博弈模型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独善其身。在危机救治中,必然涉及到各国家之间政策的协调问题。然而,各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到其他国家,形成“溢入效应”和“溢出效应”。事实上,因经济、金融的发展水平不同,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同,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仅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是非对称的,且货币政策的“溢入效应”的大小和“溢出效应”的强弱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二者的货币政策协调显然置于明显的非对称冲击背景。
在此,我们假设世界上只有两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源自美国的负向需求冲击,它使得美国经济产出下降,物价下跌;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在“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产出下降、物价下跌。在非合作博弈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会在最大化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做出最优的政策安排。即:
其中,L为各国货币当局面临的损失函数,损失小代表效用高,损失大代表效用低。y与p分别代表产出的变化率和价格的变化率。参数 和均大于零,它们是产出波动相对于价格波动的权重。(1)式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最优政策安排,(2)式为美国的最优政策安排。
式(1)和(2)表明当所有的目标变量为零时
,效率损失最小,一国实现最优化。当不存在外部冲击时,只要两国货币供给量保持不变,则产出和物价水平都将保持不变,两国的损失就都为零,两国间将不存在货币政策博弈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当外部冲击破坏经济系统的均衡时,货币政策必然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调节经济的失衡。我们的问题是货币供给量如何改变、改变多少,才会使得损失最小。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如果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按照各自的损失函数行动,由于货币政策国际传导对两国的相互影响,一国的最优化行为其结果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目标。两国货币政策博弈的结局为纳什均衡,如图1中N点,即两国分别对货币供给量做出的调整为 。纳什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其存在着帕累托改善的区域,即图1中 和 围成的椭圆区域。可见如果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进行协调安排,其结果可能会实现帕累托改进。
图1中是连接两国极乐点使得两国加权损失之和最小的契约线。契约线落在帕累托改进区域里的一段EE′为使得两国福利都改善的两国损失函数曲线相切的点的组合。其中的C点即为对称效率均衡点,即两国损失相同。在C点两国进行了充分的货币政策协调,使得双方损失的加权之和达到最小,并各自承担了一半损失。由于C点位于纳什均衡的帕累托改进区域中,所以协调要比不协调的效果好。
除了对称效率均衡博弈的协调方式,两国也可以采取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方式。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是一种含有两国货币政策协调制度安排的博弈,它要求一方作出斯坦克尔伯格承诺,作出承诺的一方为斯坦克尔伯格领头国,不作承诺的一方为斯坦克尔伯格尾随国。领头国按其承诺的货币供应量行事,尾随国在进行博弈之前已经知道领头国的承诺和选择,它只需要作出相应的最优选择。我们可以假设经济实力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为领头国,经济实力处于劣势地位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尾随国。于是美国作为领头国,其最优化问题为: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尾随国,其最优化问题为:
其中为美国在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下的货币供给量。斯坦克尔伯格博弈表明美国能够预测到,不管它如何选择或承诺,新兴市场国家肯定从其反应函数上选择相应的最优点,所以美国的最好承诺就是,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应函数上寻找能使其损失最小的那一点作为领头选择,即其损失函数与新兴市场国家反应函数曲线相切的一点,即为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点S)。如图2所示。
当存在金融危机冲击时,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相比于纳什均衡,美国的损失减少,福利增加,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福利则变差。因此,斯坦克尔伯格均衡解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解,因为领头国拥有时间优势,所以尾随国总是要更大幅度地调整货币供给量。因此在斯坦克尔伯格协调模式下,美国的福利总要好于纳什均衡的非协调情况。但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情况则不确定。因为领头国可能不按新兴市场国家反应函数行事,如果其货币供给量选定在帕累托改进区域,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福利也会优于非协调的情况。但除非美国把货币供给量选在图1的契约线EE′上,否则整个世界的损失要大于对称效率均衡时的损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在金融危机下,采取效率均衡博弈可以使两国的福利水平得到帕累托有效改进。也就是说使均衡点落在契约曲线EE′上。究竟落在哪一点,那还得取决于两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只有在C点,才会不仅实现世界福利损失最小,而且两国各自分担了损失的一半。否则越接近E点,则新兴市场国家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小,美国承担的损失越大;反之,越接近E′点,则美国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大。
(2)在金融危机下,效率均衡博弈优于斯坦克尔伯格博弈。首先,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会使整个世界的损失大于效率均衡博弈时的损失;其次,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更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其不在帕累托改善区域里,所以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时的福利状况。
(3)在金融危机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不应采取处于尾随地位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方式;应采取效率均衡博弈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并努力增强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降低自身承担福利损失的权重,争取实现对称效率均衡。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席卷全球,并且不断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以国际协调应对危机的共识。这不得不说跟欧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但与欧美经济体相比仍存在差异。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迅速发展,其经济波动也能够影响美国,但其对美国的影响度远远低于美国对其的影响度。这样,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时愿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舟共济,所以协调的难度降低。
由此可见,采取对称效率均衡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最佳政策组合。但是这种协调方式要求协调双方货币政策的密切合作与高度协调,协调的难度最大。在现实经济中,国家间的合作及经济政策的合理搭配对于次贷危机的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采取斯坦克尔伯格博弈进行协调的方式更不可取,往往会使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所以应立足本国情况,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与欧美发达国家分享协调带来的收益。
四、后危机时期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下降,尽管政策利率已接近零,但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仍居高不下,信贷市场紧缩严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一般来说,当利率等常规工具对经济危机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将最终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09年以来,英国、瑞士、美国、日本、欧元区等国(或地区)的中央银行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包括国债在内的中长期债券等措施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金融危机爆发一年以来,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济衰退速度明显减缓,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世界经济出现企稳回升态势。可以认为,这是在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成功的国际协调的结果。但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而使世界经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复苏过程将缓慢而曲折,世界经济正处于一种缓和与未知的动荡并存的状态,即所谓的“后危机时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若各主要经济大国不能够适度掌握货币、信贷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为未来爆发新的金融危机埋下隐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系统控制,而不是系统优化,要使全球经济重新走上增长的轨道,还任重而道远。因此,各国均开始考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2009年10月澳大利亚成为G20中第一个加息的经济体,开启了经济刺激计划退出之门。
“后危机时期”经济的不确定性,表明危机尚未结束,复苏基础仍不牢固,不排除二度衰退的可能。此时无序的、不合时宜的“退出”只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为了避免复苏过程的曲折,降低复苏过程中的风险,需要全球共同合作、协调行动。回顾整个危机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的经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后危机时期,不论是退出策略的安排,还是谋划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仍需加强货币政策协调。
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序退出要依靠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美国应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为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并能健康运行,其应充分考虑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和其他经济体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尤其应该加强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协调。
然而,随着危机的缓和,各国的协调意愿减弱,进而可能陷入“囚徒效应”。国际会议达成的共识并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各国仍然是本国利益至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有关退出策略的政策博弈。如果各国不能有效地协调退出步骤与时机,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使复苏的态势发生逆转。目前,国际社会应当化承诺为行动,切实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在后危机时期有序协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同时处理好通胀预期与全球经济复苏的关系。
在世界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的今天,面对共同的经济灾难,国际协调是大势所趋,也是缓解和渡过危机的唯一出路。在后危机时期,更应该加强国际协调,巩固经济复苏基础,避免经济出现新的波动。世界各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越来越丧失活动空间。从这个层面上说,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理念上的认可与支持。在国际协调过程中,各国应在“互信”基础上,实现信息交换,加强协商与合作,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
五、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一个大趋势,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中国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启动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严峻挑战。然而,依靠财政与信贷高投入而实现的经济回升,其基础不稳固、不平衡,一些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从而使“后危机时期”的特征非常明显: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有效需求不足状况有所改善,但扩大内需的持续性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改善,但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显著改变;流动性过剩,使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强;信贷投放过高,使不良贷款隐患累积。由此,国内外非常关注对“后危机时期”调整经济政策、协调全球经济刺激措施的退出策略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论也为在后危机时期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在参与协调中,我们必须关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定程度的霸权协调性质,认清由于缺乏统一且有约束力的规则协调机制而产生的“搭便车”和“背叛行为”,注意是采取主动协调还是被动协调,避免自身陷入协调的“逆效”陷阱之中。
第二,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中国要意识到自身的“大国”地位,其货币政策的制定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外溢效应,必须把别国可能的政策目标考虑进来,因而要兼顾中国自身利益与可能对他国的冲击,避免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反应。
第三,在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应该把握好协调和自主性的尺度及平衡,这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门国际协调艺术。
参考文献:
[1] 沃什.货币理论与政策(第2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陈雨露,汪昌云.金融学文献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3]Canzoneri,M.B. and J.A.Gray,“Monetary Policy Gam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operative Behavior,”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6(Oct. 1985),547-564.
[4]Canzoneri,M. B.,Cumby,R. E.,and Diba,B.T.,“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What’s Old,What’s New,What’s Yet to Come”. NBER,Working Paper No.02138,2002.
国际金融消息范文第5篇
关键词：消费金融公司；金融机构
一、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的现状及特点分析
消费金融公司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以小额、分散为原则，为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10年1月6日，经我国银监会批复，北京、上海、成都成立了北银、中银与四川锦程三家消费金融公司，其发起人分别是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和成都银行。随后，由PPF集团（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国际金融和投资集团之一）全资建立的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天津成立，成为中国首家外商独资的消费金融公司。这意味着消费金融公司这种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已经存在四百多年的金融业态在中国“破冰”。截至2012年10月底，北京、上海、成都和天津的四家试点消费金融公司资产总额已达40.16亿元，贷款余额为37.09亿元，客户总户数达19万多人，四家试点消费金融公司运行良好，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有三家公司实现盈利。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特点主要如下：
（一）消费金融公司设立门槛高
参考其他非银行机构的注册资本要求，《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规定消费金融公司的注册资本应该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兑换自由货币，其主要出资人最近一年末资产总额不低于600亿元，并且具备五年以上的消费金融从业经验。目前来看，符合这样条件的设立机构大多是商业银行。
（二）消费金融公司业务单一
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业务主要包括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等。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主要是用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耐用消费品的贷款；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主要是用于个人及家庭教育、旅游、婚庆等的贷款。与商业银行信用贷款不同的是消费金融公司的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不包括车贷和房贷，这使其较商业银行没有明显的优势。另外《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规定客户第一笔贷款必须是耐用消费品贷款，之后才能申请一般用途个人贷款。
（三）贷款额度及利率灵活变动
试点办法规定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月收入的5倍，这项规定可以有效规避信用风险，防止贷款额度较高出现借款人不能偿付的情况。贷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四倍，实行按借款人的风险定价，如果客户信用状况良好，可以适当地降低贷款利率。
（四）消费金融公司的消费贷款更容易申请
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贷款以“快捷，无抵押担保”为特点，只要客户的信用记录良好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申请成功，与银行无担保产品复杂的业务办理手续相比，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流程更加方便快捷。
（五）消费金融公司倾向于与企业互惠合作
由于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业务主要包括耐用消费品贷款，所以其选择与生产耐用消费品的企业和零售商进行合作以使两方都受益。从企业和零售商的角度看，与消费金融的互助合作可以增加其销售量；从消费金融公司的角度看，消费金融公司可以直接获得消费者需求信息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服务。例如北银消费金融公司在中塔、团结湖、马甸、洋桥等六家大中电器商场设立了“个人耐用消费品”支付方式。
消费金融公司在国际发展来看，最早在欧洲产生，在欧盟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在业务开展、信贷管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而美国的消费金融服务也有80多年的历史，其运营管理也相对成熟。与欧盟、美国的消费金融公司相比，我国消费金融公司设立主体单一，营销模式不成熟，加之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行业监管不足，消费信贷立法较少，我国消费金融公司较国外尚不成熟，为了促进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我国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二、发展我国消费金融公司的有利外部环境分析
（一）经济转型成为发展金融消费公司的良好契机
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投资和消费驱动。我国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有其合理性的，有效地解决了短缺经济的问题，但是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投资致使投资过剩，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低端产业等。而消费主导型的发展方式关注国民的实际需求，注重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强调经济增长的内在需求动力，我国政府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转向消费领域，为发展消费金融公司提供良好的机遇。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需求提高
从市场发展前景分析，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是消费金融公司发展的基础，只有收入增加了，人们才有消费的动力。我国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为消费注入了新的动力，城镇居民较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持续流入城市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的消费需求。同时，我国居民消费模式正从生存型向基本需求型转变，对家电、家具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对汽车、住房等大额消费品的需求明显上升，这些都表明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三）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
从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角度分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提供的消费贷款集中于房屋和汽车贷款，其他种类的耐用消费品、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产品较少，消费金融公司简便灵活的服务方式以及广泛的分销网络可以为不同客户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为金融市场增加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为消费金融注入新鲜的血液，满足不同消费者群体不同层次的需求，提高金融业服务水平。
三、当前我国发展消费金融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消费金融公司缺乏资金来源
试点办法规定：消费金融公司的初期资金都来源于自有资本，不可以吸收公众存款，此外还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等方式增加资金来源。但是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还不完善，同业拆解期限也较短，外来资金的来源不足，不能够满足消费金融公司的资金来源需求。
（二）居民消费习惯制约了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
虽然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居民“量入为出”的消费思想一时无法改变，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房屋、教育、医疗费用使人们普遍进行预防性储蓄，这进一步抑制了消费信贷的发展，此外消费金融公司的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包含了电子、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由于此类消费品的价格下跌较快，人们会普遍持观望心理，导致短时期内很难引起人们的贷款欲望。
（三）消费金融公司的竞争力不强
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业务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具有较强的重叠性。信用卡业务相对来说更有优势，信用卡具有免息期，并不指定购物商城，而且可以用于网上支付，快捷方便。试点办法规定，消费金融公司贷款的最高额度不超过借款人月收入的5倍，而商业银行是根据借款人的基本信用情况、抵押担保情况测算贷款额度，一些信用卡的金卡额度高达百万元，其上限远远超过消费金融公司的额度。
此外，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业务并不涉及房屋贷款和汽车贷款，而在我国这两项贷款占据了消费贷款的主要部分，这使得消费金融公司较银行失去比较优势，最后，小额信贷公司在我国发展迅速，其贷款对象范围较广，这使得消费金融公司面临更多的竞争与挑战。
（四）消费金融公司的经营风险大
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贷款以“快捷、无抵押担保”为特点，没有担保、完全靠个人信用势必会增加贷款风险，贷款的目标客户群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有可能出现贷款人不能偿付的情况。由于我国收入机制尚不完善，收入造假情况时有发生，可能会出现借款人夸大收入状况的情况，消费金融公司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与商业银行监管体系相比，针对消费金融公司的监管指标较少，这进一步增加了消费金融公司的经营风险。
四、促进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的措施建议
（一）从社会环境层面来看
1、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建设。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在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社会征信体系的法律框架，健全失信惩戒机制，加大失信者的成本，另外在征信信息收集、使用上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城镇非就业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大力发展补充性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多渠道增加资金投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改善社会保障工作单位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为了改善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应该关注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的个性化特征，分层次引导居民消费，对于高层次消费者应该引导其进行大额消费，对于中等层次的消费者，应该鼓励其进行即期消费，对于低层次消费者引导其进行日常消费。特别地，针对农村居民消费偏低的情况，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通过宣传引导农民改善消费习惯。
（二）从政府层面来看
1、加强消费信贷立法。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消费信贷行为的全国性法律，《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的设立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法律关系没有明确规范的问题。为此，我国应该加强消费信贷立法，明确消费信贷经营主体、借款人以及信用评估机构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防止出现违规行为，对于违法行为应该施以严惩，防止信用评估机构上报虚假信息，出卖个人隐私的情况。同时，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丰富设立主体，促进相互竞争，使整个消费信贷市场充满活力，在条件成熟时推出更多有竞争优势的业务。
2、加强监管。目前《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对投资主体的准入条件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要求其最近一年末资产总额不低于600亿元。同时监管层对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也做了较高的要求，制定了不低于10%的资本充足率标准，不低于100%的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以及不高于资本总额100%的同业拆借资金比例。但是目前这些监管还是不够的，应该加强消费金融公司资金来源与使用上的监管，防止违规放贷，严禁投资股市、房市。同时应该将消费金融公司的不良资产率限制在一定的标准，如果出现不良资产率超过标准要求的情况，则使其自动退出市场。
（三）从消费金融公司自身层面来看
1、明确市场定位。在客户定位上，应该将有稳定收入的年轻家庭、年轻人群作为主要客户，而不是只注重发展高收入人群。提高服务水平，努力使业务流程更加方便快捷，树立以客户为本的理念，加强客户忠诚度。在服务区域上应该注重开发农村市场，增加农村的金融服务类别，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
2、改善营销模式。目前我国的消费信贷模式主要依靠放松信贷约束条件来刺激消费，借鉴国外消费信贷发展的经验，我国应该建立基于消费的信贷模式，利用新产品推广来刺激消费者消费欲望。加强与商户的合作，拓宽营销渠道，借鉴其他国家信贷产品开发的经验，积极开发个性化产品，增加附加服务。
3、加强风险控制。首先要在完善个人信用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客户信用评分系统，对客户的收入状况、偿债能力、履约能力以及信用状况进行合理评估，以减低贷款风险。建立完善贷款的自动审批系统，严格规定审批条件。根据客户信用程度的不同以及承担贷款能力的不同将客户分为不同级别，实行差别化的贷款额度与贷款利率制度，对于信用记录良好的客户适当降低利率，不仅可以有效降低风险而且能够促进消费金融公司扩大业务来源，增强盈利能力。
参考文献
[1]何明明.欧盟消费金融公司的经营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市场，2010，（5）：43-45。
[2]宁静，薛畅，李一维.我国消费金融公司现状及发展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7）：46-47。
[3]谢世清.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上海金融，2010，（4）：82-85。
[4]徐金伟.消费金融公司的经验借鉴及对我国的启示[J].西南金融，2011，（3）：31-35。
[5]张卫彬.消费金融公司立法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9，（16）：69-73。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mer Finance Companies in China
YOU Chun 1 SHANG Fei 2
（1Zhenjiang Tailong Commercial Bank， Shanghai 200040
2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