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当代文学思潮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当代文学思潮范文第1篇

特约主持人：中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友权

主持人简介：欧阳友权，男，中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理论、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化研究。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中重点1项），教育部等部级项目5项，湖南省重大、重点和一般社科项目15项。出版《文学创造本体论》、《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比特世界的诗学》等著作20余种，主编理论丛书5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篇。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4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1次，湖南省社科成果奖5次，被评为湖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和新世纪文化湘军代表人物。

主持人话语：当体量巨大、传播广泛的网络创作与风生水起、备受关注的网络文学批评一道走进人们的视野，史学反思就成为网络文学研究观念蓄势与学理生成不可或缺的思辨立场。基于此，网络文学批评能否入史、如何写史，就不再是一个虚设命题，而是一个期待理论逻辑延伸的有效言说。本组的几篇文章就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所做的初步探索。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逻辑》一文认为，网络文学批评能否“入史”要取决于其在这个时代文化语境中的功能作用、它自身的发展水平，以及对其史学依据合法性的观念体认，以此确认建构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章从观念积淀、本体依据和史学价值上考辨了网络文学批评史建构的持论基础，以求“史观”与“史论”的构建达成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禹建湘《网络文学批评标准的多维性》提出，网络文学批评是崭新的批评方式，在富有大众化和传媒化的批评语境中，评判网络文学的标准显现于对网络作品的肯定与否定的评判中，争议于创新与传统的批评标准中，还与商业和技术形成合谋，而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应持有审美、技术、商业三个维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中，网络文学的批评标准才能在多维的不同层面定位并逐步确立。欧阳婷《网络文学批评的学术梳理》仔细梳理了我国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积累，认为我国网络批评主体阵营的三股合力共同铸就了批评的开放式格局，批评成果的快速增长和多维传播趋势使网络文学批评日渐成为一门“显学”，而网络评价体系探索和批评标准建设已成为网络文学研究的学术热点，以此构筑出网络文学批评特有的学术生态，文章厘清了的学术资源，为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提供了基础，也提振了信心。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107-16

当代文学思潮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 先锋小说 教学困境 路径

［作者简介］穆厚琴（1965- ），女，江苏连云港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江苏 连云港 22200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连云港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残雪创作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C/2011/11/57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6-0115-02

随着90后学生走进高校的课堂以及专科学校注重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教学特殊性，在现当代文学史先锋文学的教学环节中出现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意识减弱、难以深度融入课堂的现象。重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思考应对策略，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实现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目标等，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当代先锋小说课堂教学中出现的困境及原因

近年来，在现当代文学史课堂教学过程中，我发现进入到先锋文学教学环节时，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互动的意识明显减弱，导致教学达不到预期效果。相比较于过去70后学生对先锋文学作品的熟悉、80后学生对先锋文学作品中情节内容的惊奇，90后学生更多的是觉得先锋文学作品索然无趣。文学课的成功与否建立在对作品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而现在的学生对作品读之甚少，使讲台成为教师上演独角戏的舞台，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无法实现教学目标。通过和学生认真交流和分析、思考，我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学生缺乏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相关知识的储备，造成阅读和理解先锋文学作品的困难。专科院校学生文化知识底子相对较薄，他们很少接触中外文学理论书籍，也较少接触中外现代派文学作家、作品，不了解现代各种文学流派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各种现代文学思潮流派。比如学生对现代派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现象茫然不知，也不知道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主义思潮有什么不同；80年代中国文坛思潮更迭迅疾、出现的作家太多，在较短时间内学生分不清哪些作家写作了哪些作品，等等。学生产生畏难心理，不主动要求自己掌握种种相关知识信息，这样就造成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的障碍。此外，由于专科学校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教育目标的特殊性，在学制三年的情况下，作为基础课的现当代文学史的课时被一再压缩，专业技能训练占用学生很多的课余时间，也使他们无暇耐心地阅读需要深入思考才能理解作品内涵的先锋文学作品。

2.时代的距离感、作品的疏离感、学习的困惑感阻碍学生阅读和接受先锋文学作品。90后学生对当代先锋文学作品反映的那个特殊时代在认知和感情上有隔膜，使他们无法理解先锋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感情和主题，很难引起情感共鸣和获得审美体验。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大量描写“”时代诡谲的政治风云，描绘丑恶的人性，作品中的人物和叙述者的“零度情感”，以及85年左右开始兴起的各种“小说实验”等，都让现在这些从未经历过任何、在父母过度关爱下长大和大量阅读网络小清新文学作品的90后学生产生巨大的距离感，滋生拒绝阅读的心理，因此造成学生很少有兴趣阅读先锋文学作品。比如，余华是先锋文学作家中学生最熟悉的作家，学生只对其创作发生转型之后90年代的作品《活着》最为熟悉和喜欢，因为他们能容易理解作品中所阐述的“活着”的意义，能被作品中作家所流露出的人性关怀的温情打动。而余华在80年代的作品如《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在细雨中呼喊》等描写人性的极度残忍和社会极端阴暗，学生对这类内容的作品比较陌生。再比如，更走极端的残雪等先锋文学作家，他们用突破语言规范的语言写作大部分读者读不懂的“灵魂小说”，直接把涉世未深的学生拒斥于作品之外。另外，在教学先锋文学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会有同样的困惑：以余华、残雪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大量描写血腥人性、阴暗社会的一面，从中传递出的疲惫、压抑、绝望等的情绪，会给正准备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影响？他们所尝试的文体实验、语言实验等，对于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学生似乎看不到先锋文学作品具有任何现实价值，这也是影响学生接受先锋文学的重要原因，阻碍学生选择阅读更多的先锋文学作品。

3.网络文学以风格多变和内容贴近当下生活抢夺了读书市场。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以其与当下社会生活密切贴近和处处迎合90后学生的阅读趣味而吸引他们的目光。网络激发了中国民众超强的文学热情、文学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一次又一次文学创新不断引发一股股文学热潮。从1998年痞子蔡在BBS上连载《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使网络文学开始受到注目，至2007年玄幻小说、历史小说、盗墓小说和穿越小说接连引发四波网络阅读热潮。90后学生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他们成为网络文学的庞大读者群。不少网络文学作品充满青春气息和描写爱恋的美好，能够轻松走进年轻读者的内心。比如，最近很受学生喜爱的网络作家顾漫的小说《何以笙箫默》和《微微一笑很倾城》，写男生、女生在打网游时建立起来爱情，情节内容非常贴近90后学生的生活，还满足了90后学生对游戏、爱情、学业和事业的所有心理欲求。学生们觉得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与他们一样在现实挣扎中找到自己命运方向的人，很容易被这些网络文学高手调动起代入感。相比较而言，阅读令人感觉沉重和沉闷的先锋文学作品，费力去猜测先锋文学作家们抛下的一个个时代的谜团和写作技巧的谜团，令他们缺少积极性。

4.教师知识信息陈旧、教学方法传统，也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90年代以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出现停滞的现象，而当代文学批评涉及太多，当代文学作品背后缺少历史观支撑，虽然当代文学史教材被一再重写，但依然让人觉得对这段文学史的讲述缺乏头绪、缺少清晰脉络。学生课后的反映是觉得这一文学时期作家太多、作品混乱、缺乏评价标准。究竟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来重现当代文学是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现当代文学史课堂教学方法来看，有些教师受限制于学校教学硬件设施的条件或者自身没有转变传统教学观念，依然采用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采用教师主讲的单一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是：教师满堂灌，学生昏昏然，作业抄教材，考试背教材。在学生对先锋文学缺少研究兴趣和不做作品研读的前提下，传统的教学方法更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改变当代先锋小说课堂教学现状的方法

1.教师重视引导学生阅读经典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在对于经典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的历代不断解读、阐释和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中层层积淀而形成的，文学史就是读者解读、阐释和接受所积淀的思想与审美的历史。所以，教师在先锋文学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给学生梳理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另一方面要以经典作品为主导。解读经典的目的在于发现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精神。讲授80年代先锋文学，教师首先应该在作品上下工夫，把所有先锋文学作品全部阅读一遍，经过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才能甄别出这一文学时期的优秀作家及其经典之作。再把这些作品推荐给学生，在课堂上做重点解读，让学生既能了解那个时期作家所承担的文学任务，又能发现其作品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精神，同时掌握辨别作品优劣的批评标准。以余华和残雪两位作家为例，他们依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尚无法认定他们的哪部作品是其代表作，但是我们可以大致以他们在80年代到目前的30年创作中，比较出他们的优秀作品。余华的《细雨中呼喊》《活着》，残雪的《五香街》可称为是他们目前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师生可以通过细读和讨论的形式把握这类作品。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呈现批判的主题，对黑暗政治、畸形人性持激烈否定的态度，以否定的方式呼唤现代文明的再建，而我们今天的文学正是诞生在80年代先锋文学所开拓的文学土壤上。残雪在21世纪将自己的小说称为“新实验”小说，我们如何看待残雪固执的文学实验？以宽容的心态来看，残雪就像一个钻井寻找新水源的人，她在寻找文学有没有另外一种表达的可能，即她进行文学创作的价值在于试图开拓一条文学新路。

2.教师转变教学思维，调整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打破以教师讲解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由“讲解者”转换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以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研究式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建构新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互联网的发展有效地协助我们打破传统的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云计算”时代，它带给我们这样一种科技变革，就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源和服务，并将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样的技术革命的时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模式也应随之发生变革。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课堂实践证明，90后学生对开放式课堂教学形式十分欢迎。只有学生深度融入课堂，融入课堂讨论的问题之中，我们的课堂才能叫以学生为主体，以人为本。此外，必须要有开放的课程眼光，在课程视野中重新认识和定位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课，可以开设和这门基础课教学紧密配合的选修课和讲座，将学生在基础课中感觉混乱的、产生学习畏难情绪的学习内容作为选修课和讲座的研究专题，可以特别强化讲授现代派文学的相关知识。

3.培养师生的创新思维。现当代文学史课堂也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使他们具备创新能力。教师首先培养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式学习。形成自主思考的能力是自主学习的重要收获，这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前提，而研究式学习是培养创新思维的主要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把自己读书的过程和感悟拿出来与学生分享，把质疑拿出来与学生交流，把观点拿出来与学生谈论，教师和学生在了解现象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性思考，达到对文化更为深入的批判与理解。这样，在研究式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灵感思维、创新思维，使学生享受到思想创新的乐趣和问题解决后的成就感，这将激发学生的自信和学习先锋文学的兴趣。以研究余华为例，教师合理选择作品探究的切入点，巧妙设计讨论题目，并根据学生讨论情况，适当调整教学内容、方法与进度。为使学生对作品中所涉及的文化现象有更为深入的批判与思考，教师需要深刻地理解余华作品所涉及的文化现象，以便引导学生进行较为深入的文化探究与剖析。这种挑战使教师不断地深入探究各文化专题，同时也在学生的课堂讨论和习作中汲取新的理解，拓展了文化视野，提高了文化批判理解能力，师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得到了共同提高。

为使中国先锋文学的课堂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引导学生重视阅读经典作品、改革课堂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兴趣和创新思维，是走出教学困境的科学路径。

［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思潮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气韵 艺术的生命历程 当代文学的发展要求

2005年，当茅盾文学奖评出的时候，有人做了一次调查，问有多少人读过这些获奖作品（指《张居正》、《英雄时代》、《历史的天空》等）。令调查者惊讶的是，许多人非但没读过这些作品，甚至连熊召正、柳建伟等作家的名字都没听过。于是，学者惊呼：当代文学离读者愈远了，亦或读者愈加远离了当代文学。果真如此，缺少了读者的当代文学就该令文学家或批评家们忧心了。为了文学的未来，人们该去怎样建设当代文学呢？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各种文学形式都会经历一个由兴起到衰落的过程。有学者用中国“气韵”理论，将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气盛韵弱期、气韵生动期、气弱韵显期和气乱韵无期。那么，人们何以能用“气韵”说来总结艺术的这种生命历程，我们又如何用“气韵”说来发展当代文学呢？本文拟从艺术的生命历程、当代文学的发展要求两个方面做一番探求。

一、艺术的生命历程

要用气韵理论来研究艺术演变的阶段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气韵有些什么特点。

对于气、韵，古人心中都有一个明确的评判尺度。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在这里孟子将“气”与“大”、“刚”联系起来了。汉魏时人对曹植、刘桢的评价是“骨气奇高”、“仗气爱奇”，这又将“气”与“骨”、“奇”联系起来了。无论是大、刚，还是骨、奇，都给人一种张力，是一种阳刚的气象。古人也常用韵来评价人物，如《晋书・曹毗传》：“曾无玄韵淡泊，逸气虚回。”《宋书・谢方明传》：“自然有雅韵。”这里，韵体现为人的轻盈动态和神情的回环绵延，尤其体现在由玄学陶养出来的名士们的那种儒雅风姿神情。比起气来，韵显然要轻盈一些，它更多的是一种阴柔。现在的人也会用韵来品评人物，比如说某人很有韵味、某人风韵犹存之类的。这些评语，给人一种阴柔之感，显然是评说女人的。钟跃英在其《气韵论》中这样比较气和韵：“气所体现的是一种向往扩散的张力，一种阳刚之态。……而韵则体现为一种绵密、轻盈、轻柔之形态内容。”这就是说，无论古今，人们都认识到了气有阳刚之美，韵有阴柔之美。

进一步探究，我们会发现，气、韵是与乾、坤相对的一组概念。我国古代的《周易》一书对乾坤有过深入的阐发，通对《周易》的研究，我们能列出两条这样的线索：

乾―阳―男―刚―开―易―动―气

坤―阴―女―柔―合―简―静―韵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气与乾一条线，韵与坤一条线，分析每条线上各个概念的内涵，可以试着总结出气、韵的一些特点。

首先，气有一种阳刚之美，它变动不拘，处于动的状态。如果将它扩大，它也体现为一种变革，一种壮大。

其次，韵具有阴柔之美，它稳定难变，处于静的状态。如果将它扩大，它也体现为一种守成，一种内敛。

认识了气、韵的这些特点，我们再来思考气韵是怎样概括艺术的生命历程的。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都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每个过程都能表现出事物应有的特点。比如，人要经历青年、壮年、中年、老年的阶段，青年时血气方刚，易冲动；壮年时不可谓血气不盛，但要内敛一些；中年时事业有成，变得内敛而近于保守；老年时难于接受新事物，多只会在回忆中体会生活。回顾中国历史，各个朝代也都经历了一个建立、兴盛、固守、衰亡的过程。王朝初建，统治者能励精图治，勇于开拓，体现出王者之气。经过努力，王朝兴盛，各方面臻于完备。一段时间的繁荣，使统治者满足于眼前，不思进取。再过一段时间，各种矛盾爆发，统治者便对王朝的崩溃无能为力了。

与此相应，艺术的生命历程也会经历这种类似的过程。对于艺术的生命历程，国内学者一般习惯借鉴西方的分法，认为艺术经历了一个由象征型到古典型再到浪漫型的阶段。事实上，用我国的气韵说来分析，可能会使这种解释更本土化。一种艺术的初创，壮大有力，我们可以用气盛韵弱概括，此时，这种艺术显出一种壮美。比如，赋在宋玉那里，极尽夸张铺排之能事，显出“篇幅之宏大，气势之恢廓”，而这时正值赋的早期。这种艺术发展鼎盛，既有阳刚之气，又有阴柔之韵，显出一种优美，此期我们称之为气韵双高。经历这一阶段后，它便进入保守期，此时该艺术只是承前一阶段之势发展，但缺少创新，显出一种弱美，我们称之为气弱韵显。最后，这种艺术便到了它的衰落期，似乎要变革，但此时已缺少了向前发展的活力，而继续固守前一阶段的艺术成就，又显然不能使自己继续存在。于是，人们尝试各种形式来挽救它，甚至以丑为美，这就是人们说的审丑，我们用气乱韵无来概括这一阶段的艺术。比如，戏剧创作进入清中叶，剧作便案头化、雅化，这就使剧作形式僵硬，远离了观众，而传奇、杂剧的创作也因此进入了最后阶段。

二、当代文学的发展要求

以上我们用“气韵”说概括了艺术生命的历程，总结了艺术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当我们试图依此理论来关照当代文学的建设时，要先弄清一个问题：在古今文学的演变历程中，当代文学是什么现状？

让我们试以诗歌发展历程为例来说明。世所公认，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声色与性情的统一，造就了一种“神来、气来、情来”的诗歌。它骨气端详，空灵蕴藉，不可凑泊，是一个不可再造的诗歌盛世。这一时期，无疑是诗歌史上气韵双高的时代。唐诗之前，诗歌也经历了变化发展，但大体上显得气盛韵弱，比如《诗经》古朴，魏晋风骨激扬人生。而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开创了一个与唐诗不同的新局面，但发展势头已趋缓。明清之诗多模拟，再无新变，典型的气弱韵显。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诗坛掀起改革之风。但无数人对诗歌的探索，都没能给当代人树立一个标准，当代人仍在一种迷茫中探索着诗歌创作。看来，近代以来，诗歌就处在这样一种气乱韵无的阶段。

诗歌如此，整个当代文学也是如此。不少评论家认为，我国当代文学中弥漫着颓废之情。我国文坛现代主义流行过程中颓废气息的蔓延，是在当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盲目推崇西方颓废主义，与“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语）的精神相去甚远。这种颓废，体现为审美理想的衰颓。

荒诞和死亡是颓废主义喜欢猎取的题材。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写荒诞不能表现出积极的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以惊起改造社会、人生的意识与情感，只是把荒诞不经的事象、物象、行为、心理杂乱地堆砌在接受者面前，不是图解“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教条，哀叹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苦难，就是参加狂热的“解构”合唱，把亲情、爱情、爱国之情、神圣事业、美好理想……全都淹没在荒唐大泽里。同时，作家写荒诞，他也把自己和接受者窒息在荒诞之中。而死亡本是一个严肃的人生大课题，但在颓废消极的作品中，死亡被表现为对生存的逃避和对人生价值的否定，甚至被表现为与此相关联的一种幸福。比如，在一些作家的笔下，死亡成为无可无不可的儿戏。在一些作家笔下，死亡意味着“返回家园”，即是把生当成永劫不复的放逐。总之，那种把死的意义的问题当成生的意义的问题，把死亡当成对生的价值的追求和对神圣事业的坚强承诺的这种一些积极的死亡意识，是不能从这类作品中看到的。

总之，这类作品荒诞、颓废，作家将其消极的生活意识欲传播向接受者，进而也使公众消极。用气韵说来分析，就是韵太盛，以至于乱。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给当代文学输入一些“气”，即一些阳刚、活力的元素。只有当气韵双高时，我们的文学才最有生命力，才最有光彩。一部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韵太盛的文学，是一种纤弱的文学，它太过内敛，就会变得悲悲戚戚。比如晚唐的诗歌，简直就是一部日落西山、万象皆悲的图景。

当代的一些评论家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认为要消除颓废，就要唤回崇高。张器友在他的《近五十年中国文学思潮通论》中说：“‘生活亵渎了崇高’，绝不意味着艺术就理所当然地要屈从于病态的生活，也对真正的崇高来一番亵渎，倘若真的如此，那只能是艺术的堕落。在张扬雄强的改革精神的时代，在多样化健康美好的美学风格受到尊重的同时，人们有理由要求‘崇高归来’。”

三、结语

在气、韵发展的历程中，气开始被作为一种哲学上的“本根”，然后慢慢发展到对人的精神品质的规定。而韵是一个比气晚出的概念，它后来与气一样，成为品评人物的一个概念。以后，气、韵被连用，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气韵生动”的命题，气韵就在审美艺术领域被广泛应用。但是，将气韵与《周易》中的乾、坤联命题系起来，扩大气韵的内涵，却是很少见。而用气韵来概括艺术生命的历程，则更鲜见。然而，这一概括，却与西方文艺理论有着极为相通的地方。本文用气韵理论来关照当代文学的建设，是一种将古代与现代、传统与当前相结合解决问题的尝试。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固然与西方文艺有相融合的地方，但是，纯用西方文艺理论来解决中国当代文学问题，显然不能使我们的文学及其理论民族化、本土化。而气韵理论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而且也与国外理论有着相通之处。用它来分析、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会更有针对性。并且，随着这个理论被不断地应用，它也将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有理由相信，气韵理论将是中国对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和建设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

［2］钟嵘著.诗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钟跃英著.气韵论［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4］袁行霈著.中国文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殷著.河岳英灵集［M］.选自《唐人选唐诗》［M］.昆仑出版社，2006.

当代文学思潮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影视话语;《红粉》;当代文学;经典化

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并引起普遍关注，其中小说《红粉》于1995年由李少红导演拍成同名电影曾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0年之后，2007年20集电视剧《红粉》热播，又对小说以影视话语的方式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影视改编与小说文本互动的关系中，批评者尤其是一般的文学批评者往往关注小说“文学性”在改编中的“流失”，甚至对影视改编文学诟言颇多。在我看来，在当下影视和文学发展的多元背景中，这种“诟言”大大遮蔽了影视话语之于文学的功能和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语境中，影视话语对于文学文本的广泛认知、价值阐释和经典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以《红粉》的影视改编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影视叙述与认知广度

“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1]但是，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影视话语方式对提升文学大众认知程度的作用则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就《红粉》来说，小说《红粉》在文学界首先是作为先锋文本来解读的，经过影视改编，小说由影视叙述迅速走向大众空间，被一般读者所广泛认知。从这一现象来考察，要理解影视叙述对文学认知广度的提升效应，应该首先探讨小说《红粉》何以是一个“先锋”的文学文本。我们这里只是在先锋小说的整体叙事语境中从三个视角去指涉《红粉》的“先锋性”叙事特征:

第一，叙事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后现代文学思潮中的叙事方式。美国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透视了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把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不确定性的内在性”。尽管《红粉》不能说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小说，但在叙事中充满了后现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关注小说的题目和两个人物——秋仪和小萼。“红粉”一词显然有着多义性和模糊性，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作为小说的题目命名显然意欲凸显这种“不确定性”。再从人物来说，如果在叙事中把秋仪和小萼整合成一个叙事符号，把两个人的生活都放在这个符号下演示，让一个人同时拥有两种生存可能，从而来揭示现代生存境况中的矛盾和分裂，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派写法。苏童没有这样做，然而重要的是，在阅读中读者却被导向这种“先锋”叙事的设想，感知了两种叙事张力下所切分的生存状态，使整个小说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向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向游移。

第二，叙事的颠覆性。先锋派写作的文化逻辑是从反思和背叛开始的，以审视的思维实施对传统中心体制的颠覆，是一个充满反抗性的文学思潮。处在这个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先锋小说也彰显了颠覆的姿态，对传统的“合法化”做了瓦解的努力。《红粉》叙事的颠覆性集中表现在对历史和历史意义的颠覆。小说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述，从一个叙事视角打开了考察历史的角度，叙写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秋仪、小萼的生命状态在叙事结构中不断被延伸，然而这种叙述又不断与时下的历史进行对话，造成读者感到小说的叙事线索不断地停顿，从而对传统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经验产生质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粉》的先锋叙事试图撕开历史的面纱，以消解价值的思维去触摸历史真实的内核。

第三，叙事语言的先锋性探索。与其他优秀先锋小说一样，《红粉》对其叙事语言也进行了先锋性的探索和运用。在叙事的顺延过程中，《红粉》的叙事语言不时形成顿挫，使读者在这种停顿中产生了密集的阅读想象，如人的真实和虚假、人与环境对峙的无奈和挤压等，从而产生了一种消解意义的冲动。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潜在文本的言说，潜在文本造成了小说文本的分裂，两种文本的互文效果也就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艺术创新。《红粉》的这种语言在叙述中实现了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使读者对故事之外的时空进行思考，对潜在文本做深刻的理解。

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先锋”小说一般是晦涩难读的，而《红粉》这样一个富含多种“先锋”因素的文本因影视话语叙述走向了大众视线，拓展了小说传播的广度，而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二、影视阐释与评估深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影视版《红粉》是如何通过影视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红粉》进行阐释的?影视话语又是如何“改编”先锋叙事并使其走向读者大众的?这实际上直接指涉了影视话语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评估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以后结构主义为中心的新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强调阅读行为所起的建构作用，“无论阅读是怎样的客观与科学，阅读的对象总是由阅读行为所建构的。”[2]同样，我们对于影视《红粉》的感受来源于视角观赏行为。我们在观看过程中不难感知到影视《红粉》从影视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上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努力去构建一种稳定的意义，采用的是易于走向观众的影视叙述路径，连贯性、富有吸引力和能感染人是影视叙述的重要表征。其一，影视《红粉》按时间顺序来实施叙事行为。影视《红粉》选择用时间顺序来安排场景转换和行为进程，组成了非常完整的故事情节，整体叙述是延续的，我们似乎在走进一个风尘女子的民间传奇世界，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且明显带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而先锋小说却与此不同，实施对故事性的颠覆，对故事的情节、连贯性进行反讽，打破叙述的线索，以暧昧取代明晰。其二，影视《红粉》聚焦对人物的影像表现。非常明显，影视《红粉》给了人物完整并相对丰满的形象，而小说文本则淡化了人物形象，人物只是文本中的一个符号，叙事侧重表现光怪陆离的现代意识，“写人物的小说彻底地属于过去，它是一个时代的特征”。[3]在影视《红粉》的话语叙事中，秋仪的倔强、泼辣和伤感，小萼的怯弱、顺从和柔情都十分丰满地凸显出来，同时也表现了穷途末路的昔日阔少爷老浦的生活和性格，甚至连贪婪、刁蛮的鸨母和冷淡、顽固的浦老太太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 影视《红粉》在叙事结构中注重构建观众情感。在重视情节的影视叙事结构中，《红粉》通过营造叙事场景的氛围来构建观众的情感，使观众情感与影像叙事得到了同步演示，形成了影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亲近关系。秋仪大闹喜红楼，因小萼引发的训练营骚乱，婚宴之际小萼与秋仪相见等情节引人入胜，在曲折中把故事引向，提升了观众情感与影视叙说的融入程度。在这种影视话语叙事结构中也加入了一些让观众能够“触动”的场景氛围和细节表现，大大增强了故事性和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观众的期待心理，触摸了观众情绪的敏感点，用一种感伤的情怀把观众带到影视叙事的氛围中去。而小说《红粉》却尽力破坏读者的阅读情感，用错乱和消解的方式来打破这种预设中的对应关系，从而使传统叙事意义的追求走向断裂和破碎。

正因为如此，影视《红粉》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对小说《红粉》的叙事成功地进行了转换，展开了一个完整的影视文本，“使文本能够得到读者方面的理解才来安排或使用这些材料的”[4]，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走进了一般读者和批评者的视线。更为重要的是，影视从接受学的角度重新对小说进行了阐释，从“大众”和“先锋”整合的维度上对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深度评估，使小说走上了不断被阅读、反复被阐释的“经典化”之路。转贴于

三、影视话语与“经典”构建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5]这是更多地从两种艺术的本体属性考察，如果从它们传播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来说则大不一样了。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认为，当今影视话语叙述是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必不可少的重要路径。

由于新时期文学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影响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存在的社会组织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其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也在这种变化中发生了复杂的转换，因此，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也出现了矛盾复杂的局面，公众空间的评判声音有效地促使文学批评充分多元化，并使对文学价值的阐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维空间。如果从媒体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中考察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那么如何利用影视改编等传播媒介增强“经典化”叙述，并形成有利于彰显“经典”要素、凸显“经典”品格的传媒叙述则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影视传播媒介往往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紧密结合，把影视话语与“经典化”联系在一起，是否会以牺牲“经典”的品格为代价?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阿多诺认为应对大众传媒予以深刻反思一样，国内不少学者对诸如影视改编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担忧会造成“经典”品格的“沦丧”。在我看来，尽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但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实践来看，我觉得目前不是“经典”文学品格在传播中的“丧失”，而恰恰是更多“经典”及其“品格”被遮蔽、未发现，是太多的文学作品没有被阅读、被阐释、被流传和被认可，因此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考察，能利用影视传播媒介让一部作品走进大众的视线，得到大众读者的阅读和认知，本身就是这部作品的幸运，而被大众读者阅读和体认正是一部作品“经典化”的必要环节，尤其在目前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遭遇“挤压”的语境中，通过影视话语让更多的文学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让更多作品潜在的“经典”品格浮现出来，这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作为语言[M].吴岳添，赵家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3.

[2]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3] [法]阿兰罗伯-格里耶.快照集为了一种新小说[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95.

当代文学思潮范文第5篇

陈思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文学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古已有之。但若论交互影响之大、之深，恐怕非20世纪莫属。因此，陈思和教授特意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理论建构，在这一理论构想中，他特别强调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地位上的对等性，而摒弃了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思潮影响下发展的“世界／中国”的二元对立模式。

自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观念有很大的影响，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但事实上，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虽然国外文学及文化思潮对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绝非简单的、单向的。换句话说，中国现当代作家是有其主体意识的，其文学创作也是有鲜明的中国特征的。周作人在其《中国新文学源流》中，探讨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特征及其演变，对其影响因素也作了分析，虽然他也认同国外文学及其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但作为新文学队伍中的杰出一员，他看重的仍然是中国新文学的主体特性及其所受到的明清文学的影响。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的时候，引用普实克和陈世骧两位先生的观点，认为不能将中国现代抒情性简约为西方的、浪漫主义的单纯影响，中国的抒情传统，无论是美学、文学，还是哲学上，都代表了一个傲人的中国源流。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富・韦勒克和奥・沃伦认为：“文学间的比较，如果与总的民族文学相脱节，就会趋向于把‘比较’局限于来源和影响、威望和声誉等一些外部问题上。”“恰恰就是‘文学的民族性’以及各个民族对这个总的文学进程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应当被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如果无视英国文学对总体文学的确切贡献可能就会导致观点上的改变，甚至对主要作家的评价的改变。”两位理论家同样强调处于总体文学(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主体地位及其文学特性。陈思和教授在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时，将中国文学置入世界文学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同时又强调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平等地位和主体特性，这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20世纪上半叶，强调实证研究的美国传播学者，从二战的经验分析中，提出一种“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认为受众“中弹即倒”，“注射了药物就有反应”，以此比喻受众极容易受到传播者和传播内容的影响)，风靡一时。但后来的很多研究证明，“魔弹论”根本不可靠，解释力也极为有限。既然社会一般大众都轻易不会被传播者及其传播内容“俘获”，那么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者又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受到国外文学及其文化思潮的影响?即使是有影响，具体到影响的程度、产生的结果也是极为不同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思和教授才特别强调和重视个案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他对冯至《十四行集》、韩少功《马桥词典》等所作的个案研究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追求。

在《当代小说阅读五种》中，有两篇论文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一主题相关：一为《试论阎连科的中的恶魔性因素》；一为《试论张炜的(外省书>与(能不忆蜀葵)中的恶魔性因素》。在前文中，陈思和教授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恶魔性”这一文学理念在世界文学中的体现及在研究中的运用。他认为，作为daimonic(恶魔性)词根的daimon(魔)，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并非一个贬义词，“它仿佛与神明相通，但又有着区别，是介乎入神之间的一种中坚力量”，但后来，“基督教义把魔鬼的概念完全驱逐出神明世界，上帝的世界与魔鬼的世界完全对立起来，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凝固思维模式”。但无论如何，“恶魔性”所具有的“大破坏中包含了大创造的意图”确是一直存在的，虽然破坏性和创造性的比重随着人们对“恶魔性”含义的不同理解而有差异。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解读，陈思和教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中国当代小说家是如何在其各自的作品中表现“恶魔性因素”的。当然，在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中，破坏性的要素更加突出，甚至一度掩盖了“恶魔性”中具有积极作用的创造性的一面。这也使得作者不得不发出“为什么在西方是一个极为严肃、人们甚至不惜以生命抵押为代价的恶魔性因素，到了中国作家的笔下出现的仅仅是荒诞和可笑的闹剧呢”这样的质疑。然而在张炜的两部小说，尤其是《外省书》里，

“恶魔性要素”在显现其破坏性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其创造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