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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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治理范文第1篇

农村土地乱挖治理工作总体目标就是要做到“三严四到位”：要通过严禁严管严查（严禁侵占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公路红线、行洪河道、公益林等，严管侵占林地、道路、水土保持地及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严查一切土地乱挖行为），杜绝非法“挖山（田）筑塘、挖山取土、切坡建厂、挖路挖渠搭棚建房、毁林毁地采石采矿”等土地乱挖乱象，维护__秀美山水形象；对出现的土地乱挖行为要查处到位、追责到位、复耕复绿到位，实现依法依规管地用地到位，为推动全乡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土地乱挖治理的主要内容是，2012年以来发生的土地乱挖违法行为，包括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公路红线、行洪河道、公益林等建窑、建房、挖砂、新__库、池塘、采石、采矿、修路、取土等土地乱挖违法行为，占用林地和其他土地、侵占道路、水土保持地及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擅自建窑、挖砂、采石、采矿、取土、挖塘、修路、筑水库、建厂房、建临时棚及农民切坡建房等土地乱挖违法行为，以及其他零星的侵占土地的违法行为。

从2015年7月25日至2015年12月31日，分五个阶段推进。

㈠宣传发动（7月25日至8月5日）。一是召开动员大会，制定实施方案，采取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形式，营造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开展农村土地乱挖治理的重要意义，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治理工作热情。二是成立土地乱挖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各村分别成立相应的治理工作机构。

㈡调查摸底（8月5日至8月15日）。乡国土规划所要认真做好农村土地乱挖行为的调查摸底工作，组织人员分组、分村进行排查，摸清情况，掌握底数。以2012年以来逐年土地卫片数据为重点，以村为单位全面开展摸排工作。建立治理台帐，对排查出的土地乱挖违法行为逐一进行登记。

㈢组织实施（8月16日至11月21日）。乡国土规划所和各村要结合自身职责，集中精力，组织人员，分解落实责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扎实开展农村土地乱挖治理工作。

1．对排查出的土地乱挖违法行为，逐一进行处理。⑴自行整改阶段（8月16日至8月20日）。由各村对经乡领导小组审核认定的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对有关违法主体下达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限期自行改正。⑵集中查处整治阶段（8月21日至9月20日）。集中一个月时间，对拒不改正土地乱挖违法行为的违法主体进行严肃查处和整治。对占用土地1亩以下的违法宗地，当事人能及时予以改正的，免于行政处罚；对卫星拍摄的或1亩以上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能及时予以改正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于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或行为恶劣影响极坏的，按照职能分工由相关部门坚决依法进行查处，各村应全力支持配合，对重大违法行为将进行联合执法。

2．加强巡查执法，建立巡查台帐，实现执法管理常态化（8月6日至11月21日）。一是建立土地乱挖治理日常巡查工作制度，落实责任人员，做好巡查登记，及时报告巡查情况，及时制止违法行为，有效减少土地乱挖现象的发生，从源头制止违法行为。乡国土规划所要加强对本辖区内土地乱挖的巡查工作，加强镇村联动，每星期对辖区内巡查1次，重点地区要适时监控，确保不留死角。对发现的违法行为自己无权处理的，要第一时间向县领导小组和相关职能部门报告，纳入台帐管理。二是对2015年新发生的土地乱挖违法行为，严肃进行处理。同样纳入台账管理，明确监管责任及责任单位，从严从快予以查处，决不姑息。

㈣检查验收（11月22日至12月12日）。乡领导小组将组织对全乡农村土地乱挖治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验收、考核、评分、排队，并进行表彰奖励和责任追究。检查验收评分细则（见附件2）。

1．对2012年—__年已发生的土地乱挖违法行为台帐，到实地逐宗进行查验。对已查处整改到位的，予以稍号。对未查处或未整改到位的，责令限期改正，逐宗进行扣分。

2．对2015年新发生违法行为，对照2015年卫片及日常巡查掌握的情况，对未排查发现的或未查处整改的，责令限期改正，逐宗进行扣分。

㈤建章立制（12月13日至12月31日）。乡国土规划所和各村要建章立制，把农村土地乱挖治理纳入规范化管理轨道，彻底根治农村土地乱挖现象。要建立巡查制度、台帐管理制度、责任分解落实制度、违法行为报告处理制度、联合执法制度等长效管理制度，实现治理工作的制度化管理和长效管理。

取土挖土要按以下程序办理审批手续：首先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经所在村民小组集体同意，村委会审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然后报县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其中，属临时用地的，由县国土资源局审批，涉及占用林地或其他土地进行采矿、养殖等建设的，须先经林业等相关部门审核同意方可。

㈠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工作责任。一是县成立农村土地乱挖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乡

党委委员、常务副乡长曹华荣同志任组长，乡国土规划所所长黄金辉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乡国土规划所，由黄金辉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二是土地乱挖治理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各村要分村成立工作组，负责本乡镇辖区内土地乱挖治理的巡查、发现、制止、报告、处理等监管工作，并将有关工作分解落实到村、到组、到责任人，列入村级年度目标管理考评。三是乡国土规划所要依据自身职责，依法对土地乱挖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和处理，加强协调配合和联合执法，并指导各村开展治理工作。㈡加强巡查防控力度，严肃查处土地乱挖违法行为。一要落实巡查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防控力度，力争将违法行为发现在初始，制止在萌芽。二要突出重点，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要按照“零容忍、严执法”的原则，重点查处违法行为恶劣，占用耕地、林地等面积较大，置政府三令五申于不顾、突击抢建等违法行为；及在公路干线两侧挖山切坡，或侵占行洪河道、农田水利设施等违法行为。三要建立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重大复杂或典型案件由领导小组牵头进行联合执法，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农村土地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土地；土地整理；农村土地整理

中图分类号：D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一、土地整理概述

（一）国外土地整理概述

土地整理作为改进土地利用条件、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对土地资源进行集约化、精细化利用的一种方式，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土地整理”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在土地整理的起源和发展中，在不同国家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土地整理内容随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各自相对完整的体系。德国、俄罗斯、荷兰、法国、加拿大等国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关系，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目标的过程称为土地整理；日本称为土地整治和整备；韩国称为土地调整。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土地整理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其中以德国、荷兰等地最具代表性。①

（二） 我国的土地整理

我国土地整理是指国家为解决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对其管辖下的国土资源、空间、环境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和建设布局。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等土地整理的基本原则。土地整理分为广义的土地整理和狭义的土地整理：广义土地整理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即农地整理与市地整理。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土地整理的重点在农村地区；狭义土地整理仅指农地整理，包含土地开发、土地复垦。本文则只针对狭义的土地整理作简要研究。

二、农村土地整理

（一）农村土地整理的概念

如上所述，这里的农村土地整理仅指狭义的土地整理，即依据法律规定在一定区域内，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结合区域土地利用现状，调整土地利用方式、结构与关系，对土地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并提高耕地质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从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居住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的活动。

（二）当下进行农村土地整理的意义

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来社会对土地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大量的土地浪费，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合理地协调土地与土地保护，切实保护耕地，就成了当务之急。农村土地整理能够增加土地的有效利用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质量，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城镇化建设，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土地整理有利于促进人们转变传统用地观念，树立节约用地、集约用地的新观念，促进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三、农村土地整理立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上说，我国土地整理法律规范还尚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指导性较强、操控性较差。微观上具体表现如下：

（一）关于土地整理基本内容的法律条文本身性质不明确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土地整理。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告中、低产田，整治闲散地和废弃地”。该条文的表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国家鼓励土地整理”，将土地整理规定为授权性法律规范，另一方面规定“县乡政府应当组织土地整理工作”，又将土地整理定性为义务性法律规范，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而明确规定该法律规范的性质、类型，是确定土地整理过程是采用国家强制执行，或是采用利益驱动以引导发展的方式的关键。

（二）我国目前尚未确立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农村地区行政管理权过度干预普遍存在

（三）现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缺乏系统化的土地整理程序

在部门规章及部门规范性文件这一层级上，已出台的典型程序性规定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土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竣工验收暂行办法》等。不难发现，虽然这些程序规范基本上设定了土地整理过程中某个阶段的启动程序、实施程序，却因效力层级低而被地方政府弃之不用，作用极为有限；另一方面是其往往只针对特定问题而作，这就对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及农村土地整理各阶段的前后衔接造成困难，破坏了农村土地整理法定程序应有的统一性。②

在地方立法方面，已出台的有关农村土地整理程序的如《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福建省土地整理暂行办法》等。由此可见，除条文内容上的详略不一之外，立法称谓亦不统一、立法体例混乱，再者就是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容易造成法律的“灰色地带”，给地方保护主义可乘之机，为腐败行为提供生存空间和可能。③

（四）补充耕地储备制度尚未形成，建设占用耕地占补不均、占优补劣

四、结合当下立法现状，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整理立法机制

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整理立法的完善，笔者认为除了应当借鉴个别地区的实践经验，如上所述的建立补充耕地储备制度、实行严格的占补平衡原则、鼓励外来投资者管理土地、健全土地整理的资金保障体系等措施之外，还应当结合本文前述现阶段农村土地整理的立法现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严格执行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死守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的原则，以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为中心，积极开展农村耕地管理，并且要依托农业技术创新、推广和应用，提高土地整理的技术含量。

（二）针对政府的过度干预，转变政府职能，解开行政管理权的枷锁，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发挥其自身的调节效用。

（三）针对农村基层组织民主自治意识薄弱的问题，急需建立农民参与制度和权利救济制度。如可以倡导有农民自发组成一定形式的组织，适当允许当地外来投资者参与该组织，或者鼓励具有专门性知识的志愿者加入，以弥补农民低层次的文化知识这块短板。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应积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整理立法，以土地整理工作促进农村合理地发展，转变以往“摊大饼”式的扩张发展模式，积极推进科学的集中式立体发展模式，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把农村土地整理工作做成惠民工程，做好做强，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农村土地整理法律制度，探索成熟的整理经验和方法提供可靠地帮助。

参考文献

[1] 赵谦.农村土地整理法律概念初探[J].农业考古，2011，（3）.

[2] 曲福田.典型国家和地区土地整理的经验及启示[J].资源与人居环境，2007，（10）.

[3] 吴承伦、袁涛.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3年，P14―15.

[4] 包纪祥、姜爱林.土地整理的法律概念初探[J].法制与经济，1997，（4）.

[5] 赴台土地重划研讨与考察团.台湾地区在土地重划工作中的几点做法[J].资源，产业，2001，（10）.

注解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印，经济参考报08年7月18日，第五版

② 赵云芬、赵谦、杨宛德，构建我国农村土地整理法定程序之思考，P-4

农村土地治理范文第3篇

对于当下农村土地问题，如今有两种思路最有影响，我称之为“积极思路”和“消极思路”。所谓“积极”“消极”并不含褒贬之意，只是就两种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乐观与否而言。前者对中国农业的前景较有信心，认为土地制度演变的目的应当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应对入世后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当然，要达到这一点又有两种彼此相反的途径：一是用行政权力集中土地，重试计划经济的“大生产”。但市场改革搞到现在，还持这类主张的人虽有却肯定不多，因此可略而不提。“积极思路”如今主要表现为寄希望于要素市场的配置效果，当然，这种观点并不否定家庭经营，但家庭农场也有个适宜规模问题。人们期望通过市场机制发展土地流转，推动土地适度集中并逐步以经济的农场淘汰“不经济的”农业形式。

而“消极思路”对资源硬约束条件下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抱希望，而更多地考虑防止农村危机。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如果不控制市场的力量而听任“土地兼并”的发展，将使农民失去“最后的保障”。于是他们主张把土地看成“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是不可能按市场原则办的。结论自然是：地权不能“固化”，“三十年不变”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行不通。土地应当成为人身所附着的“份地”，应定期重分，农民不能稳定占有，更不能赠送、交易、抵押或继承。一句话，以要素市场方式配置土地行不通。

然而这里要问的是：它们在逻辑上真的成立吗？在资源约束宽松的情况下土地市场化就可以意味着提高效率？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土地福利化”就可以起到缓解社会危机的功效？

当前思考土地政策的出发点：

农民权利的保障

土地权是多层次的，到底哪些层次的权利应该归农户，哪些归社区（集体），哪些归国家，以中国之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似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这些年来“全国统一的土地政策”在各地实行的差异就十分突出。在承包早期的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尽管当时各地政策多倾向于定期重分，但由于操作的困难事实上地权多数未变。

而上世纪90年代全国统一土地政策日益强调“几十年不变”，可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地权调整并未停止。

虽然总的来讲我国人地关系紧张，土地日益成为最低生活保障手段而失去资本意义，但相对人少地多之区，社会保障已建立而不需以土地作为最后屏障之区也还是存在的。因此，地权政策中应当适当增加因地制宜的成分，给农民（而不是官员）以一定程度的民主创制权。

但不管怎样创制，以下几点是应当注意的：

一、当前地权政策的主导方向应当是切实保障农民（农户）的地权（不一定是“所有权”，但至少是现行政策已允许给予的那些层次的权利）。

保障农民地权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在当前条件下侵犯农民的公民权益往往是通过侵犯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表现出来的，因而保障农民地权不受侵犯是维护农民公民权的一个重要“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地权与其说是“最低福利保障”，不如说是“最低权利保障”。如果农民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被权势者随意撕毁，农民可以被随意赶出他们享有合法权利的那块土地，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我国目前推行的村民民主自治计划的提法本身也表明了乡村民主仍在建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给农民的公民权设置一些保障的“底线”，划定一些行政权力不宜进入的领域，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以牺牲一部分“土地配置最优化”效益为代价（是否存在这一代价尚需证明）也是值得的、利大于弊的。而以所谓规模效益为理由来侵犯农民权利则必须避免。如果扩大干预农民地权确属必要，也应当在公共权力运作机制改革后，在法治状态下再来考虑这类问题。

其次，尽管保障农民地权未必会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优化，但它在经济上仍然有正面作用。例如受保障的地权可以作为抵押，有利于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弥补如今日益突出的乡村金融服务真空等等。

至于说到农地配置的优化，即适当集中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它的主要限制条件在于农民非农化就业前景，这一前景如果没有很大的扩展，无论什么样的规模经营都不可能有多少发展空间，不管是通过土地“私有化”以市场方式搞规模经营，还是通过“反私有化”以行政方式搞规模经营。而过去20年农民非农化的进程和如今我国农业人地关系的现状都表明，这一前景在近期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扩展，未来这种扩展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以外的其他因素，因此把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作为变革土地制度的目的，是不合适的。

二、以发展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积极目标”为前提来设计土地制度不现实，那么从建立社会保障防止社会危机的“消极目标”出发设计土地制度行不行呢？这后一思路就是所谓“土地福利化”。“土地福利化”的提法确有积极意义，因为它指出目前条件下我国多数农区农业经营的不经济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而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而对于生存保障手段是不应征税的，因此原来具有资产税性质的土地税（现行农业税的主要形式）应当考虑取消。笔者同意这一说法。

但“土地作为生存保障手段”与把土地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来设计绝不是一回事，而目前的“土地福利化”思路中的确包含了后一内容。例如，有人提出土地福利化意味着必须按“反私有化”的方向调整土地关系，因为“社会保障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私有化”的。因而农民的土地处置权应当弱化，如限制农民转让土地、取消“三十年不变”的承包权而改为更频繁的按人口定期重分等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尽管如前所述，我不认为“土地私有化”就是地权改革的方向，但这与“土地福利化”不应当有什么关系。

首先，“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说法似是而非。这里姑且不论传统的福利国家理念受到的质疑和当代不少国家的“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的是非，仅从传统的社会保障概念而论，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含意显然是指提供保障的义务不能“私有化”，而决不是指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私有化。道理很简单：所谓社会保障，是指社会（以政府、社区、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形式为代表）承担义务，向公民提供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对于被保障者而言，接受保障则是他的权利。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被保障者可能也有部分义务（如在政府、企业、个人三方统筹的保障制度下必须交纳的强制保险金），但这只能是提供保障的社会组织承担义务的补充。如果提供保障的全部义务都只由被保障者自己承担，社会组织不承担义务而只对被保障者行使强制权力，这样一种状态就根本不能叫做社会保障。

而“土地福利化”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它假定政府、社区、企业等等并不向农民提供什么，而是由农民耕作自己的份地来给自己提供“保障”，“社会”要做的只是行使权力禁止农民自由处置份地、削减农民持有份地的年限，强制农民承担“保障”自己的义务。应当说，这种把“社会保障”不是看作政府的义务、公民的权利，而是看作政府的权力、公民的义务的颠倒看法不仅仅限于“土地福利化”问题，很多人对“义务教育”的理解也是如此：本来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原是指国家承担义务解决教育费用、公民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但很多人却把它理解为：政府有权强制公民出钱接受教育，却并无义务提供足够的教育经费，公民有义务接受教育，却没有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以致一些传媒常出现权力机关援引《义务教育法》迫使某公民出钱送子上学之类的“官逼民智”报道。当然，“官逼民智”未必不好，但它与“义务教育”并不是一回事，这正如“土地福利化”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它与“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一回事一样。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实际上就是说政府不能把自己的义务推卸给农民（农户），而“土地福利化”等于是政府让农户自己保障自己，亦即已经把保障义务“私有化”（而且是强制私有化）了，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不能私有化”的问题存在？

保障不能仅靠土地

在社会无法承担“社会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农民依靠自己的土地维持生存是很自然的，问题是，这些土地真能提供“保障”吗？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农民流离失所、形成流民群都是因为没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保障”。上文已经指出这种看法纯属误解。事实上，历代的社会危机中常见的并不是很多农民无法获得土地，而是相反的情景：沉重的负担、恶劣的吏治以及种种天灾人祸使农民有地不种、弃地而逃。所谓“福字从田”变成了“累字从田”、“受田者与田为仇”、“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即使在民国年间，当时神州大地上遍及南北的逃荒者、流民中仍然是以有地农民为主的。据当时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1931－1933年间22个省的离村农户中，无田产者仅占17％，其他佃农（自有部分土地的佃农）占35％，自耕农占29％，而地主也占到19％。所有这些人中有地5亩或更多的占到近五分之三，而有地百亩或更多的竟然也占到1．8％，而且一般说来，当时土地分散自耕农较多的华北农村农民流亡率明显高于土地集中、租佃率更高的长江流域农村。在1925年，华北农村的农户出走率达5．49％，而江浙皖等省只有3．85％；到了30年代初，甘、绥、察、陕四省农户出走率达到10．5％、9．8％、8．2％、7．2％，而浙、赣、苏、川四省只有6．7％、6．0％、4．3％、2．7％。事实上，今天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在东部富裕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不太依靠土地（土地在这里更多的是资本），而西部贫困地区土地也无法提供社会保障（土地在这里更多的成了负担）。换言之，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现实中的富裕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土地社会保障论”都是难以成立的。

农村土地治理范文第4篇

我们知道，《宪法》赋予了国家征用土地的权力。《土地管理法》则进一步规定，农村土地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国家征收。该法还制订了以农业收入作为计算标准、以不降低农民生活水准为目标的补偿办法。但是，这一立法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合宪性问题。《宪法》规定了两种土地所有权形式，但是没有对农村集体所有权作出明确限制。农村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本是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之一，也是发挥土地物尽其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所有权进行限制，在《宪法》上并无明确依据。

第二，征地补偿显失公平。《土地管理法》规定以农业收入作为计算标准，但政府征用土地后转让所得远远高于补偿价格。这些巨额收益悉数归政府所有，对于农民极不公平。

最后，在巨额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以“公共利益”之名，行“与民争利”之实，既违背了《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为公共利益而征用的立法宗旨，也激化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草案》的起草者们没有看到这些问题，我们也相信他们发现了立法上的“两难”：如果采取“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一样可以出让和转让”的立法思路，则会与《土地管理法》等基本的土地制度相冲突；而要维护基本制度的一致性，就只能维持这些显失公正和有违宪之疑的土地制度。面对两难，立法者采取何种选择，端赖于他们的政治智慧和价值立场。

农村土地治理范文第5篇

第三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不得损害利害关系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或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依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合同管理的指导。

第六条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其承包土地。

第七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扣缴。

第八条承包方自愿委托发包方或中介组织流转其承包土地的，应当由承包方出具土地流转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有委托人的签名或盖章。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

第九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

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

第十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期限和具体条件，由流转双方平等协商确定。

第十一条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

第十二条受让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土地，禁止改变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

第十三条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

第十四条受让方在流转期间因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流转合同到期或者未到期由承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土地时，受让方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可以在土地流转合同中约定或双方通过协商解决。

第十五条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

第十六条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

第十七条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双方对互换土地原享有的承包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应互换，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承包方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发包方同意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及时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手续。

第十九条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生产，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

第二十条通过转让、互换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经依法登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

第二十一条承包方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与受让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流转合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式四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

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

第二十二条承包方委托发包方或者中介服务组织流转其承包土地的，流转合同应当由承包方或其书面委托的人签订。

第二十三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所；

（二）流转土地的四至、座落、面积、质量等级；

（三）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

（四）流转方式；

（五）流转土地的用途；

（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七）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

（八）流转合同到期后地上附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

（九）违约责任。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文本格式由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二十四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申请合同鉴证。

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不得强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接受鉴证。

第二十五条发包方对承包方提出的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要求，应当及时办理备案，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

承包方转让承包土地，发包方同意转让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报告，并配合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发包方不同意转让的，应当于七日内向承包方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达成流转意向的承包方提供统一文本格式的流转合同，并指导签订。

第二十七条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登记册，及时准确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以转包、出租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及时办理相关登记；以转让、互换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及时办理有关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等手续。

第二十八条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及有关文件、文本、资料等进行归档并妥善保管。

第二十九条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当事人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或农村经营管理）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受理，并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的中介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或农村经营管理）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其指导，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提供流转中介服务。

第三十一条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在指导流转合同签订或流转合同鉴证中，发现流转双方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约定，要及时予以纠正。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或农村经营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工作的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指导和管理工作，正确履行职责。

第三十三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生争议或者纠纷，当事人应当依法协商解决。

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调解。

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第三十四条通过招标、拍卖和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可以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流转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所称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

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承包方将土地交他人代耕不足一年的除外。

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是指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