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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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经济范文第1篇
一、我国企业规模化扩张的现状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由于经济集中和行政割据垄断，造成不少企业在规模上得不到扩大，同时同一行业的小型企业过多并且过于集中，完全没有形成有很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的集中。在我国开始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以后，这种经济集中和行政割据垄断现象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的企业，仍然没有形成合理的规模结构。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一度出现过企业兼并与收购的浪潮，但是这一兼并与收购的浪潮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总体上来看，即使兼并与收购之后，中国企业仍然无法与国际同行业中的企业比规模，达剑最低经济规模的不多，达到最佳经济规模的更少，这一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二是中国的企业兼并显示出极强的政府干预的特征，大部分企业的兼并并不是为了获得目标企业的某种优势，而是国家为了改造和减少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通过政府撮合让效益好的企业兼并效益不好的企业。试图通过这种兼并实现企业规模经济，而且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是对规模经济片面误解，也让中国企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使许多企业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而走向了毁灭。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也曾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在管理上的缺陷等原因，中国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造成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周期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营企业选择了错误的规模扩张模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还是就目前我国的企业发展现状而言，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都在一定影响和限制了我国企业尤其是较大企业的发展。
二、对企业规模经济及规模化扩张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
积累国外企业的大规模扩张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企业的规模发展的方向就是追求企业的巨大化，以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代表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似乎也表现出这样的发展方向。但是企业在扩张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可能采取纵向一体化的扩张战略，而有的企业则可能采取横向一体化的扩张方式。与这两种情况都不相同的是，有很多小企业通过在地理上的聚集和集中也可能形成很强的外在规模经济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和集团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加的激烈。而这些跨国企业和集团企业的发展也慢慢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表现部分。我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但要面临国内庞大的市场竞争，还要面对国外大型企业的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国际企业对我国市场的争夺，如果我国企业仍然存于规模小、竞争力弱的现状，很快就会被淘汰，因此，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客观需求，也要求我们对规模经济理论与企业规模化扩张关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规模经济与规模化扩张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企业的规模扩张和战略选择提供理论依据。而企业的发展同样也会使企业规模经济理论更加丰富，把企业规模经济理论向前推进。
三、规模经济理论与企业规模化扩张的相互关系
1 规模经济理论和企业规模化的相互关系
(1)信息流通程序的冗长，造成企业决策形成速度的下降。
(2)企业的规模过大，会造成组织管理成本的提高。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需要增设许多新的部门和管理人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合理边界。但是如何让在规模扩大和企业良好运作中达到一个平衡寻求这个合理的边界，1937年，科斯在《企业性质》一文中，认为企业的合理边界是外部交易成本等于内部组织成本这一边界上。
根据这一理论，同一产业的企业规模应该是相等的，或者说至少部分企业的规模是相等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大小企业并存，不仅大企业表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小企业也表现出很强的规模经济性。特别是后来出现的企业的兼并、并购和战略联盟，以及大企业集团的跨国经营活动，以上理论又是无法解释的。此时，范围经济就应用而生了。范围经济，是指企业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而产生的节约。内在规模经济强调的是通过增加产量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则是通过增加产品种类来获得规模经济。
20世纪90年代，电子技术的普及以及运用，网上商店、网上银行等新型经济组织己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这种新型经济组织更是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这种企业既没有实体也没有边界，其规模经济更不可能通过固定成本、变动成本等计算。此时，各种虚拟组织理论应用而生。虚拟企业的规模经济只能用虚拟理论来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规模经济理论和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是相辅相成的，规模经济理论为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而企业的规模化扩张又推动了规模经济理论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充实的理论依据。
2 内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与当代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企业的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两种规模经济在现实中确实足存在的，但是由于两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因素不同，因此对企业的规模化扩张的影响也不同。
(1)内部规模经济理论与当代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内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的产量提高时，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下降，即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递增是存在于企业内部的，因而又称为内部经济或内部规模经济。这个概念的形成具有自身的历史背景：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的发生和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工厂的出现为工厂规模经济和车间规模经济理论的诞生提供了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结构的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开始复杂化，企业的规模经济已经不能简单用产量提高，平均成本下降来解释，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问题。
事实上传统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的解释还是给了我们深入认识规模经济的机会，规模变动是生产要素的同比例变动，规模的扩大带来新技术的使用和更合理的分工和专业化。机器大生产的企业规模是大的经济效益好而小的差，事实上假如生产要素都是连续可分的话，生产规模结构一定，企业规模结构对经济报酬确定就毫无影响。可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可以任意取值的，比如厂房、机器，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半个厂房、半台机器运作的，对于人力资源一样，也不能只计算半个人，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企业总规模的最小取值，即存在一个下限，达到结构最优的规模。
这种纯粹从技术角度来认识企业的规模经济的理论是一种静
态的规模经济理论，但是在现实中企业规模的变化不仅仅与技术设备这些生产要素有关，而且更多的是受到行业状况、市场容量、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有一些行业需要很大的规模才能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企业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扩张，如汽车制造业、化工产业等；而有一些行业在很小的规模就能实现规模经济，如餐饮业、贸易公司、咨询公司等，那么企业就会采取连锁经营等方式，而不是无限地扩张规模。企业如果市场的需求是无限的，那么企业就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企业生产的东西越多，盈利就越多。外部技术的变化对企业的规模扩张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网络的普及，使得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经营成本大幅度下降，这为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提供了便利，也因此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大企业，如美国的微软公司、波音公司等。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规模经济变动与企业扩张的关系，就会发现企业可以是无界的，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张，企业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内部规模经济。
(2)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与当代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同行业企业在同一地理范围内集中配置，随着同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行业总产出规模的扩大，全行业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都将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就是“外部规模经济”，或者叫“行业规模经济”。
外部规模经济在空间上表现出来就是聚集模式经济，而这种聚集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的作用是双重性质的，即聚集效应既可能导致企业组织的分化，也可能导致一体化，这主要看这种效应对企业来说是正面的外部效应，还是负面的外部效应。
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正面的外部效应时，由于众多企业彼此都享受着外在经济的好处，亦即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是较低的，此时单个企业并不存在规模扩张的客观需要，而是产生了组织分化的倾向，即把企业组织内部的某些职能分化出去，通过外部市场交易宋完成。目前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同一行业中的一个较大规模的企业将其生产的产品的某些部件或零件包给其他企业去加工。以机械制造加工业为例，如果机械设备生产厂家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生产场地或者环境保护等的限制，将设备上的耐磨部件，通常是铸造件外包给附近的铸造厂。有的甚至是采购除了核心技术的全部的零部件，然后自己进行组装，再以自己的品牌销售。汽车行业也较为常见。
反之，另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负面的外部效应时，由于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较高，此时，聚集可能会诱使企业之间进行纵向一体化或横向联合，亦即产生组织整合的倾向，即企业规模将趋于扩大。还以机械加工为例，当同一市场上这种加工设备的厂家增多时，就会增加对同类铸造部件的需求，在这些铸造部件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铸造厂家肯定会提高价格；也有可能是维持原来的价格，但是质量上却不能保证。当铸造件的价格超过了企业自己铸造的综合成本时，采购部件的企业肯定会考虑自己建造铸造厂；或者为了获得稳定的零件供给，保证设备的质量，也会把外包的铸件自己铸造或加工。
企业规模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湘南地区；信息技术；企业；规模经济；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2-0000-01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和企业自主决策机制，促进了湘南地区产业集中度上升，企业市场占有率提高和规模扩大。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广，更加推动了湘南地区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企业效率和成本得到进一步优化，企业规模经济发展更快。目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日新月异，湘南地区企业规模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如何进一步完善信息技术对企业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显得十分关键。
一、湘南地区企业规模经济发展不足
（一）大企业不大，产业集中度偏低
当前，湘南地区大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国内和国际上大企业相比，企业规模仍然较小，大企业不大，规模经济利用水平低。比如：中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白沙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郴州粮油机械有限公司、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在本地区或省内都可以算得上大企业，但是从经营规模、市场范围、效益情况、资产总量、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各方面来看，与国内或国际大企业相比，规模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
（二）许多企业规模扩大后缺乏竞争力
湘南地区政府在政策上支持企业走向集团化的道路，有的自当“红娘”，为企业合并牵线搭桥，有的甚至不惜使用行政命令手段进行“拉郎配”。这就引起了企业规模的发展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还是行政命令的结果。这种行政命令的结果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否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大量的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企业规模是市场不断选择的结果，大企业发展需要管理基础、资金保障、信用渠道、产权明晰等一系列条件为基础，否则只能导致企业失败。一些优秀的大企业迅速崛起，其规模经济的形成是企业不断适应市场竞争的自发有意识的战略性整合而不是行政干预“拉郎配”被动性的调整。企业规模经济形成首先是对于企业来说核心不是规模，而是竞争力。其次大多数大企业具有国有企业性质，国有企业在兼并过程不可避免地在片面追求规模而非效益基础上的规模，这种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
（三）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低
企业规模结构反映了大、中、小企业之间构成的比例关系和生产联系，体现出大、中、小型企业各自的生产能力在总生产能力中所占比重的大小以及大、中、小企业办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湘南地区企业的规模结构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大企业产值、增加值比重低，与要素占有份额呈非对称状态；没有按部门、行业的生产技术特点确定企业规模结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企业规模趋向小型化、分散化，社会资源大量地分散在众多的小企业内，它们只能低效生产、粗放经营，从而失去市场之优势；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水平相当低，全能型企业较多，生产同类型零部件的企业过多，产品批量过小，导致过度、低效竞争。
（四）企业的科技投入不足，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
由于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正由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变。在新的经济中，知识要素或信息要素取代了传统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对于企业来讲，要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然而在现实中，湘南地区企业的研发投入却严重不足，因而企业难以获得充足的前进动力，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高，出现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难以在高水平层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二、湘南地区企业信息化建设障碍
（一）企业对信息化的认识不同，重视不够，领导者的支持参与程度不强
企业对信息化的认识不同与重视不够体现在：对信息技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和作用认识不足；对重大信息化工程建设的难度估计不足；对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模式、手段的认识存在偏差；对迅猛发展的世界信息化浪潮，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处于认识上的茫然状态。
（二）企业对信息的资金投入不足，信息人才缺乏
首先由于大多企业竞争力水平低下，利润薄，资金缺乏，因而企业投入技术改造的资金严重缺乏，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间的低水平竞争，形成恶性循环。其次，大多企业缺乏对企业信息化的认识，没有长远的战略规划，这也导致企业信息化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另外，企业信息化建设需要既懂生产管理，又懂计算机使用的高素质信息人才。从总体上，湘南地区企业信息人才严重缺乏，阻碍了企业信息化的建设。
（三）企业信息化建设成本高
目前国内厂家仅能为企业信息化提供附加值较低的PC机.、硬盘、显示器、终端等产品，高性能的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供给能力明显不足。国外产品及系统价格偏高，尤其是某些软件产品与服务价格很高。这是造成企业信息化建设成本高、建设周期长、后期使用与维护费用高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企业增加投入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四）企业管理基础薄弱，受内部阻力制约，信息管理不完善
湘南地区很多企业管理基础薄弱，使得企业不容易实现由低层次的感性管理模式迅速转变为高层次的计算机管理模式。
三、湘南地区信息技术促进企业规模经济发展对策
（一）从企业方面
1.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现有企业向公司制转变
湘南地区企业要成为真正有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就必须建立规模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已在世界上存在很多年，被国际公认为是一种最佳的企业制度或企业体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在产权关系、责任制度、管理方式、筹资渠道、经营风险、规模经济等方面都具有科学性、规范性特点，特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普遍性意义。
2.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
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首先企业领导必须充分认识到企业信息化的必要性，并积极参与决策、亲自领导、组织、协调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管理者应该有超前的预见性与决策的长远性，加快企业信息化的建设速度。其次，要坚持效益。务实的发展思路，找准企业信息化发展突破点。企业信息化建设遵循的轨迹是：企业运用信息技术，首先建立以生产控制为核心的自动化系统，其次建立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管理系统，再次建立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投融资决策与营销系统。同时，企业必须重视人才培训，这是企业顺利推行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3.培育并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战略愈来愈成为现代企业战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所独具的，能使整个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获得超额利润的、具有延展性和难以仿效性的企业最基本的能力。在当今技术发展以及市场变化迅速的环境中，一个企业难以在多个领域同时推进，任何一个企业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必须尽可能集中其资源，培养并发展核心竞争力，发展核心业务，通过专业规模，并与其它企业进行合作，获得竞争优势。
4.积极推行虚拟运作
虚拟运作是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借用企业外部的力量，将可利用的企业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整合在一起，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种运作模式。通过虚拟运作，企业突破了有形的、自然的组织界限，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结构。全方位地利用企业外部的虚拟资源可以弥补企业自身在某些领域的不足，适应了当今社会经济运济全球化、知识生产高度化以及产品技术分散化的特点。有利于企业集中有限的资源，发挥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5.重视资本经营
资本经营是企业通过资本形式，对资产存量和增量进行管理、重组和交易，使企业在短期内获得最大限度的增值，为企业带来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的经济活动。资本经营顺应了当代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的需要，通过资本经营，企业不仅能剥离非相关业务，集中资源发展核心竞争力，发展主业，而且能够藉此实现超常规发展，在短期内产生巨大飞跃，形成巨大规模，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获得规模经营的优势。因而，资本运营是当今企业求得发展的迫切需要。当然，企业在资本运营过程中，一方面不能忽视自身的内涵式发展，即管理、技术等多方面能力的积累，另一方面企业的资本运营应着重于发展主导产业，发展核心业务。
（二）从政府政策方面
1.改革政府产业组织管制模式，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自组织作用
长期以来，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行为，表现在对产业组织的调整上单纯地“行政划拔”，即采用“关、停、并、转”与“组建”的行政方式来调整产业组织。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无法真正地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无法通过竞争不断壮大。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求改革政府调整产业组织的模式，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步采取“以市场调整为主”的新模式，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自组织作用，实现企业的“并”、“转”、“破产”、“退出”，使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向优势企业集中，从而促进大企业、大集团的不断形成。可以说，“以市场调整为主”的模式有利于培育和增强湘南地区产业组织市场竞争.力。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对产业组织进行良好的调整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和推动。从国际经验上看，虽然世界上大企业、大集团的产生大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它们的组建与成长，仍离不开政府强有力参与。从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的湘南地区实践来看，转型期的政府在诸多大企业、大集团的联合、兼并中无不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起到“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当然，这里的“第一推动力”作用并不等于过去的“行政划拔”。靠“行政划拔”固然可以迅速成立巨型托拉斯并跃入世界500强之前列，但是，管理困境、X―非效率的产生仅能使其徒有大规模之名而无竞争力之实。这一点应在湘南地区各级决策部门应形成共识。
2.铲除地区、部门间壁垒，完善兼并机制
允许并鼓励适度市场垄断的兼并代表湘南地区产业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的扩张要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的兼并、联合之路。为此，首当其冲的是要铲除地区、部门间的行政壁垒，加强政府的调控力度：一方面，该由政府制定的鼓励竞争、防止垄断、促进生产集中、规模经济利用、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产业组织政策以及法规，就应由政府来制定；另一方面，在政策、法规的执行上，由于信息不对称，易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行为，因此应加强政府的权威，真正做到令到即止。只有这样，才能铲除地区、部门间的行政壁垒，发挥兼并机制作用。同时，为了提高湘南地区产业组织的竞争力，必须最大限度地允许和鼓励适度市场垄断的兼并与联合。其理由在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使得竞争在全球范围展开，在国内高度垄断的企业，一旦跨出国门，原有的垄断地位将为白炽化的国际竞争所取代；为了加强本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发达国家纷纷放松了对垄断的管制政策；从目前湘南地区看，企业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偏低、规模经济利用水平低、竞争性行业出现市场垄断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应允许并鼓励适度市场垄断的兼并，给予兼并、收购的优惠政策，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利用水平，加速代表地区产业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的形成进程。
3.制定专业化协作政策，提高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
要形成一个大、中、小结合的、合理的企业规模结构，提高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政府不但要支持大企业发展，还要保护和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要支持以大带小、以大促小的企业间协作形式的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信息引导等多种手段，促进专业协作健康地发展。如消除地区、部门的行政壁垒，健全兼并机制，鼓励企业通过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进行专业化协作的重组：通过征收增值税替代过去产品税的征收，促进企业的零部件和工艺扩散型的协作；对重点产品、基础工艺企业的新建与扩建以及技术改造给予财政、信贷、投资上的优惠；对大中小企业间的分工与协作所发生的契约、协作价格、交付款项等行为给予法律上的保障；通过强制推行标准化政策和许可证制度，解决不合理的、分散的重复建设问题；此外，还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引导企业适时调整生产，合理分工，形成网络化的产业组织。
4.进一步推动企业信息化建设
要加强企业信息化的政府宏观引导与政策支持。政府要做好：（1）制定企业信息化的统一规划、相关的标准和规范，为企业信息化的顺利发展建立法律保障体系；（2）出台支持企业信息化的优惠政策。企业信息化的过程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在企业的推广应用，应抓紧现行高新技术政策在企业推进信息化过程中的实施。针对企业信息化的特点，可考虑设立“企业信息化专项基金”、“风险投资”及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措施；（3）创造企业信息化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规范社会经济秩序，完善网上营销配套信息、物流和支持系统，健全信息服务体系如数据库的建设，保证企业获得全面、及时、准确的国内外信息。同时，强化有效防范计算机的网络犯罪的法律和技术手段；（4）加强对企业信息化的引导，组织实施各种推进工作。比如做好企业信息化的案例演示，提供背景情况，召开各种研讨会、培训班、推广成果展览，编制《企业信息化指导手册》等，进而引导企业管理者转变观念，增强信息化建设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李振，运用信息技术推进财务业务一体化，财政监督，2012.2.
[2] 王金华，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四川农业与农机，2013.12.
[3] 李锦全、刘向民，应用信息通信技术 推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汕头科技，2005.5.
[4] 黄勇、曾薇、黄毅，信息技术在陶瓷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江苏建材，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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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朝阳，男，1970.6，湖南衡阳人，硕士，副教授，衡阳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
企业规模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规模;交易费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028-03
产业组织的发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于新的市场机会出现和分工的发展导致一个产业内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二是行业内现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对于产业组织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现有的文献中存在着两条相对明确的研究路向:(1)新古典的规模经济和递增报酬范式,自马歇尔(Marshall,1890)以来,新古典范式主要讨论在既定的分工结构下如何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机制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规模经济和递增报酬的作用,企业会随着规模的扩张而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这种规模经济效应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Marshall,1890;Samuelson and Nordhaws,1992;Krugman and Obstfeld,1997)。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狄克西特(Dixit,A)、诺曼(Norman,V)、兰开斯特(Lancastes,K)、艾瑟尔(Ethier,W)及克鲁格曼(Krugman)等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尤其重视规模经济的思想,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他们建立了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与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的思路不同,他们更加强调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企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并最终导致长期经济增长。(2)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他们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主要从分工演进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并结合了交易费用概念,形成了“分工―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亚当・斯密最早指出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要解释经济增长问题,首先必须说明决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斯密由此发展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阿林・杨(Yang,A,1928)进一步发挥了斯密的分工学说,认为市场容量又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因而分工水平最终决定了分工的动态演进,因此,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就归结为对经济系统中分工演进的研究。继承这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鲍姆加勒(Baumgarden.J)、基姆(Kim.S)、洛凯(Locay.L)、杨小凯、博兰德(Borland.J)以及贝克尔和墨菲等人,相继提出了一条基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增长思路,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用专业化表征生产条件,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思想。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廖伯伟发现1970年以后厂商平均规模逐步下降,而同期这些国家的总产出和人均收入都在不断增长,企业规模变化和产出增长不一致。张永生(2003)用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来衡量企业规模,在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揭示了这种意义上的企业规模和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厂商规模无关论”,指出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厂商平均规模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厂商规模无关论”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结合起来,并且为了便于进行这种分析,用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人数来表示企业规模。在此条件下,企业规模的变化取决于分工在企业内还是在企业间发生,而这又取决于劳动和中间产品各自交易效率的高低。如果劳动的交易效率较高则分工在企业内发生,企业就会多雇佣劳动生产中间产品,企业规模会随之扩大;反之,则分工在企业间进行,企业就会选择外购中间产品,减少雇佣劳动,企业规模减小,企业数量增加。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市场交易效率越来越高,交易费用越来越低,企业规模越来越小,主流经济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不起作用。一些新的商业实践如外包(Contracting out)、特许经营(Franchising)、外购中间产品和服务(Outsourcing)及贴牌生产(OEM)等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事实上的支持。
1.企业的横向规模。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企业规模概念实际上是指企业的横向规模,企业被看成一个投入产出装置,其最主要的功能是从事生产,企业规模就是企业的均衡产量,它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决定。
古典经济学通过规模经济(生产)来解释企业扩张的机理。有关企业存在与扩张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Smith)和马克思(Marx)。他们主要是从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规模效应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和扩张的。斯密以制针厂的例子说明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报酬递增现象,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分工的深化,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一些工序、工种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在同一组织中进行,因此企业规模随着分工的深化而扩大。他还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分工深化的边界就是企业规模的边界。马克思也认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协作的经济效果大于单个生产者的经济效果之和,协作的不可分性决定了协作的规模,这就是企业的最小规模。
在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的横向边界主要是由生产中的技术因素决定的。当企业依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去组织生产时,它所选择的生产规模是最佳的,规模报酬递增空间的消失与否成为判断企业最佳规模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 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 确定企业边界时所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同一行业内部存在着众多的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每家厂商是既定的市场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源在各行业间可以自由转移,因而每家厂商最终只能获取正常利润,在产品价格等于最低平均成本处进行生产,对单个厂商而言,企业的最佳规模是由其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来确定的。完全竞争模型的中企业规模定义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根据完全竞争理论,当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为传统的U型时, 企业尚可在市场竞争中选择最佳规模;而当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线为水平线或向右下方倾斜时(即始终存在着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增现象),企业就无法确定其最优规模了,因为这时它无限地扩大生产,始终会使平均成本等于或低于产品的价格,是有利可图的。针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放弃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在其他市场结构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斯拉法(1920)指出,企业之所以停止进一步的扩张,不是因为这将使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而超过既定的产品价格,而是因为这将使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而低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现实中的企业并非完全竞争意义上的价格接受者,在非均衡状态下, 企业产品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使市场是竞争性的,但由于差别产品的存在,企业产品面临的需求曲线也将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市场竞争仍会使厂商按照价格等于平均成本的原则组织生产,但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的切点,不在平均成本线的最低点上,而是在其左侧的某一点上。可见在垄断竞争模型中,企业在确定边界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产品成本,同时还要研究市场需求因素。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的增加,可以导致企业规模扩大,当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为水平线或向右下方倾斜时,市场需求的大小制约着企业的横向规模。
2.企业的纵向规模。企业的纵向规模揭示了企业内部所包含的生产环节的多寡,它由企业所涉及的交易费用决定。自科斯(1937)以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看成是有别于市场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经济交易的治理机制,企业的存在体现了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科斯以前的经济学把企业的存在本身作为一个前提,而科斯的贡献在于对这个前提进行了重新论证。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是为了节约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可以内化市场运行的成本,但同时企业代替市场也是有成本的,即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只有当企业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才有利可图,规模才会扩大,企业会包含更多的生产环节。企业的最大规模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科斯,1994)。”张五常认为,由于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商品,“企业交易”的对象是要素,因此,企业代替市场是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由于要素市场的合同和产品市场的合同都是私有产权借以让渡的工具,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当劳动要素的交易费用低于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时,企业规模就会扩大,企业就会增加雇佣劳动的数量,直到二者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为止。
在使用不同企业规模概念的基础上,他们分别强调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和分工经济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经验证据和理论分析都说明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规模经济性导致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间歇时间的减少和物质资料的节约都可概括为规模经济性(盛洪,1994)。不同经济学家分别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古典经济学家将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而作为回应,新古典之集大成者萨缪尔森认为,规模经济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合理的专业化和分工。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进交易费用概念揭示了企业和市场是现实中资源配置的两种替代机制,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约市场的交易费用。在现实中,专业化的生产者个体之所以不通过市场买卖他们生产的专业化产品―中间产品和服务,而选择聚集在一个企业内,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了在企业内组织生产的成本,企业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过单个生产者的规模,因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看来,由于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企业。因此,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就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当我们考虑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规模经济实质上就是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对生产费用的节约。企业的全部成本表现为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的总和,因而规模经济(分工专业化经济)实际上表现为企业总成本的降低。
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企业规模的扩大及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区域经济增长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我们就用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来探讨企业组织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们用工业企业数量的变化来表明行业的分工水平,用企业规模的变化来表示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来具体分析企业数量、企业规模变动与工业产出增长的关系。
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没有保障私人产权确定和实施的法律制度,更没有自由的价格机制,因此在这种经济制度条件下,企业的投资权完全由政府实施控制,企业规模和数量的变化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工业产出的变化同样也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他们都依赖于国家计划的实施,这一时期的数据不适合我们的分析。为此,我们选择了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从1978―1997年。
为了计算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和平均规模扩张对中国工业GDP的贡献率,我们设定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方程:
LogGdp=C+B■LogSi+B■LogNi+ε
其中,Gdp表示工业GDP的增长,Si表示企业平均规模的增长,Ni表示企业数量的增长,ε表示残差项,下面是对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
logGdp=-14.082+2.818logNi+1.218logSi+ε
(-16.96) (13.15)(8.47)
R2=0.97 F=305.706
我们可以看到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表明了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模扩张与GDP显著正相关,二者的变化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分别计算了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和平均规模扩张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在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53%,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扩张的贡献率为46.49%。
企业纵向规模理论上的逻辑起点源自于亚当・斯密的古典分工学说,并结合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决定企业纵向规模的最终因素是劳动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各种变量的交易效率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不同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绩效,分工水平内生地决定了企业制度。杨小凯、黄有光(Yang and Ng,1993)的间接定价理论将张五常(1983)的“企业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的企业理论形式化了,赋予企业理论以经济增长的意义。当劳动的交易费用小于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时,企业就从分工中内生出来;在给定的企业制度出现后,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下降得比劳动的交易费用快,则企业会在市场上外购中间产品,减少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数量,企业规模会随之变小,分工主要在企业间发生,单个企业越来越专业化。反之,企业规模会扩大,分工主要在企业内部发生,企业更多地是自制所需的中间产品而不是通过市场向外部购买。
“分工―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对于企业的一体化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不能解释企业横向规模的确定问题。现实中的企业的确具有交易和管理职能,企业进行市场交易和内部交易(即管理)都是要花费成本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与市场相比较, 企业具有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均衡。但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单位,仅用交易成本去解释企业的边界是不够的。实际上,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加入契约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集合,是各生产要素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 这一过程融交易功能与生产功能于一体(谢德仁,2001)。交易费用分析仅仅抓住了企业组织的“交易性”一面,而忽视了企业的“生产性”。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市场的交易和企业内交易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企业组织与市场的最大差别在于其生产功能,企业组织通过联合生产(队生产)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剩余,生产的联合效果和团队监督与激励的同时存在导致了资本主义古典企业的形成。因此,无论在企业进行生产活动内部化之前或之后,企业的最优规模都是建立在包括生产成本计算在内的利润最大化基础之上的。新古典范式与经济现实的脱节为交易成本理论的产生预留了空间,但“分工―交易成本”框架并不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均衡的分析,生产成本仍然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企业内部各个生产要素的结合导致生产成本内生于专业化分工的收益,而为了结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和销售,企业在不完备的信息世界中必须付出搜寻、谈判、签约和契约实施等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又内生于生产要素的结合(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内在统一的,二者统一于企业的产出,二者的结合才最终决定了企业规模的纵向和横向均衡。在这种企业均衡的意义上,企业规模的变动包含了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变化的因素,分工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才能真正统一起来。正是二者的统一使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共同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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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企业规模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企业规模 国际竞争力 规模经济 正负冲击
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关概念及影响因素探讨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依靠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包括国家竞争力、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构成和评价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确定标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测要在考虑企业规模的同时也伴随考虑其他综合因素，充分论证企业规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所产生的正负冲击效应，从而确定其合理规模。笔者在参考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两大机构建立的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自身的特点建立了我国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时普遍将企业规模作为一项评价指标，如果单纯的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定义出发，很容易会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企业规模越大，其国际竞争力的正效应发挥概率就越高。对此，微观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当企业规模扩大时，由于生产水平提高，企业的成本会下降，长期来看，平均成本自然会发生递减。然而，从图2中企业规模与企业净利润增长率的伴随变动关系可知，企业规模指标与净利润增长率并不是正向无穷正相关，企业存在和最高利润增长率相适应的“最优规模”临界点，因此不能忽略企业规模扩大、管理能力有限以及内在规模复杂性等因素削弱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可能性。
企业规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正负冲击效应分析
（一）正冲击效应数量经济分析
考虑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条件下，我国企业与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形成了某产品市场领域的寡头垄断，边际成本更低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因此建立一个简单的古诺博弈模型来说明企业规模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国内和国外两家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并在不同的市场中产生竞争，国内企业的利润函数如下：
Ri=Ri（xi，y・i） （1）
其中，i表示第i（i=1，2，3，4…）个市场，xi表示国内企业在第i个市场的销售量，y・i表示国外企业在第i个市场的销售量。则相应的国外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R・i=R・i（xi，y・i） （2）
其中，一个企业的销量越高，则对手的利润就会越低，所以，一个企业的边际利润与另一个企业的销售量成反比，同时企业销售量对自身收入的贡献率要高于彼此之间的交叉作用贡献率，即：
（3）
（4）
TC表示国内企业总成本，TC・表示国外企业成本。
（5）
（6）
其中，t表示运输成本，c表示生产成本，当企业存在规模经济时，企业的边际成本会下降，即c`
（7）
（8）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9）
（10）
式（9）和（10）表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的边际收益有一个先变大后变小的过程。这一“大”一“小”其实就是企业规模变大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当企业规模扩大到足以产生规模经济时，企业能够实现产品规格的统一化和标准化，集中大量采购原材料，从而使得国际采购的单位成本下降；此外，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样有利于新产品的研发，产品竞争力构成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刘叶云，2003）。
（二）企业规模推动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经济学解释
在经典微观经济学分析体系内，规模经济效应是企业规模与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强正相关性的主要原因，企业成本之所以随规模扩大而下降，除了大规模采购原材料而得到优惠之外，还包括以下原因：
1.学习效应。学习效应是指企业内部人员在长期工作实践中而积累的关于技术设计、产品生产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在这些经验的帮助下，不仅企业的运转效率和生产效率会提升，其长期平均成本也会下降。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单价不变，在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的带动下，企业本身的利润就会提高，这样会促使企业利用现有的人员去扩大再生产能力，形成竞争力提升的良性循环。
2.沉没成本。企业的无形资产、固定资产、递延资产都属于企业沉没成本范畴。当企业规模扩大并进入国际市场时，企业会充分利用已经存在的厂房和设备，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对外竞争能力也会增加。同时，沉没成本在企业选择国际化经营期间并不会随着产量提高而增加，这样会有助于拉低企业维持国际市场份额的平均成本，从而促使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3.专业化分工。国际贸易下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一国企业重复性生产动作越来越少，劳动效率提高，减少了劳动者频繁换工作或进行不同操作而浪费的时间，正如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到的那样：“当企业规模扩大时会进行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以此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此外，当进出口厂商采用专业化分工的方法使得生产成本降低时，国际间的其他企业就会效仿，形成基于不同国家的产业内规模经济（武春友、南方，1997）。
4.合作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国际市场中的企业面临竞争环境更为复杂，单一企业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特定发展目标，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以及合作伙伴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表现为合作竞争，即企业群体之间的竞争和企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当一个企业规模越大，其所能调用的资源和能力越强，运行效率就越高，合作竞争能力就会变强，对于国际上同业务企业的吸引力加强，潜在并购或收购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形成良性竞争力提升循环。
企业规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负效应分析
（一）负冲击效应数量经济分析
首先考虑短期生产函数，企业产出量（TP）是一种投入要素L的函数，假设其他要素保持不变，即：TP=Q=f（L），则平均产量，边际产量，随着要素L的不断投入，企业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之间的变动关系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在A点以左，曲线为凸性，表示边际产量递增，此时。在A点与B点之间，f`>0，但f``
（二）企业规模扩大对国际竞争力产生负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1.规模报酬递减。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不变技术条件下，企业按一定比例投入生产要素会发生三种变化：生产要素的一定比例增长会引起产出更大比例的增长，对应规模报酬递增；生产要素的一定比例增长会引起产出较小比例的增长，对应规模报酬递减；产量增长比例与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相等，对应规模报酬不变。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边际效益会逐渐下降，如果任其发展，甚至有可能跌破零而成为负值。从而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对应规模报酬递减。
2.非均衡成长。当企业规模扩大时，企业容易出现非均衡成长，表现为企业经营要素发展与规模扩大脱节，出现不同步现象。此外，企业在特定时期的管理能力是有限的，管理能力跟不上企业的发展就会制掣企业真实竞争力的形成。
3.管理成本失控。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行政办公费用、工资福利费用、内部风险控制费用等都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扩大，管理难度攀升，从而失去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基础。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当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于企业管理成本时，企业扩大规模是有利可图的，而当市场交易成本小于企业管理成本时，企业的生存就会受到挑战，人们就会选择在国际市场中进行自由交换，因此，企业应该维持企业生产规模的动态可变性。
4.创新惰性。企业规模扩张伴随企业活力降低，这是因为在企业制度趋于完善的过程中，部分管理人员已经实现管理价值，企业改革空间已经很小，继续不断的扩大国际业务只会使得内部结构更加复杂，利润率徘徊不前，如果国际市场环境发生改变，企业规模过大就会限制国际竞争策略调整的及时性，管理人员缺乏应对国际市场新挑战的准备。
结论
企业规模与其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连锁相关的发展关系，对于三者之间正负两面性作用的研究可以帮助外贸部门制定针对性的国际贸易战略。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可以更方便地利用国际资源进行专业化生产，在不断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的工程中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基于“规模-竞争力”的国际贸易负冲击效应是可以得到扭转的。同时，企业也要从自身出发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外出口能力，管理者要树立国际化战略思想，培育风险管理意识，进而以企业规模为导向来匹配本土产品的国外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最大程度发挥出规模经济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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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经济范文第5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