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种植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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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种植扶贫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031－05
在我国扶贫实践中，中央政府作为行动主体，采用特定的经济、社会手段实现特定扶贫目标，这一过程通常是通过政策传递与行政指令实现的，其中政策的有效实施是保证扶贫目标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扶贫资金效率有直接影响。在现实中，各级政府机构本身作为理性个体，其利益诉求很难与初始政策制订者完全吻合，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可能扭曲成使政策执行机构受惠。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特征、贫困地区的财政约束以及依区域原则组织的经济体制，使政府政策呈现灵活性强、不确定性大、密集度高以及传递环节多等特点，加剧了这种科层损耗。
一、参与主体及委托关系
1．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的参与主体
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具有完全不同的组织系统。农村扶贫组织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多部门参与，一些部门负责管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专项扶贫资金，另一些部门则主要负责各类扶贫项目的实施。这种制度安排一是为了适应农村综合性的开放式扶贫方式的需要（不像城市的扶贫那样只提供生活补贴）；二是为了动员已有的各类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并发挥它们的专业优势；三是为了降低扶贫的管理成本（避免设置过于庞大的专职扶贫部门）。
但是，多部门参与农村扶贫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部门之间的协调更加困难，而协调不好则可能影响整个扶贫工作的效率。为了协调各参与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各级政府的跨部门扶贫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之下，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办公室。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组织结构见图1。
2．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的委托关系与博弈关系
由于多个参与主体的存在，在中国农村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存在着委托关系，如决策环节与传递环节的主体间存在委托关系，在同一系统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关系。但是由于开发式扶贫模式的政府性质所决定，这种减缓贫困的委托权安排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存在多个委托人，每个委托人都拥有控制权和监督权；第二，每个委托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即政策制定者同时也行使政策实施者的权力，从而使委托权的监督变得更加困难。按照利益集团的理论，当农村开发式扶贫模式的运行中存在这种多重委托关系时，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将对模式的整体运行效率产生影响。[1]
财政扶贫资金的传递在中央一级存在着财政、发展改革委等多个委托人，每个委托人又是决策环节重要利益主体，都具有相关政策的制定权，因而常常由于部门之间不同利益取向导致决策矛盾。而且，每个委托人的人，即下级相关部门都会受到不同取向的限制，例如，财政部门可能受到保工资、保行政经费等职能的影响，发展改革委部门可能受到直接确定投资项目的利益诱惑。因此，这种纵向一体化的委托关系使监控系统更多地表现在部门内部的监控，也就容易受到每个委托人具有的其他职能的影响，从而加大监控成本，甚至使监控失效。其次，决策主体同时行使传递主体的职能，这样委托人同时又是人，作为人的委托人的工作努力水平是由其自身评定的，在存在自身利益诉求时，其监控就更加困难。
二、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的博弈过程
1．扶贫政策传递及实施的博弈过程
扶贫项目传递及实施过程同时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各利益参与主体在利益最大化假设条件下进行决策，各级参与者们为寻求最优结果而采取不同的行为，[2]因而在制定扶贫决策的中央政府或高层地方政府与实施扶贫项目的地方官员之间构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地方官员能否有效贯彻上层政策取决于两大因素：首先，执行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地方官员对扶贫政策的认识和处理受到既定利益结构的影响；其次，中央政府或高层地方政府监控地方官员的行为也要花费成本。这两种因素博弈均衡达到的那一点，决定了扶贫政策能够被有效执行的程度。
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来对扶贫项目与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地方科层损耗产生的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存在对扶贫政策预期社会效益的影响进行描述。图2描绘了中央决策层期望效益与地方官员利益的关系，以及地方科层损耗产生的过程，该图假设了扶贫政策的权威性，即贯彻之必定能够给社会带来良好效益。
（1）扶贫资金高效实现的理想状态是扶贫项目效益与贯彻执行扶贫政策的地方官员利益完全一致的状态，如图OG线，也就是我国一贯以来强调的“人民公仆”――地方官员的利益就是贯彻扶贫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没有自己的私利。在这种状态下，扶贫政策创造的效益就是三角形OGD的面积。
（2）实际上，扶贫政策与地方执行者的关系却不是直线关系，而是如图中的OCG所示曲线。在理想状态下，当地方官员获取了D1的效益时，扶贫政策将产生P1的社会效益。但当关系是OCG曲线时，当地方官员获得D1的利益时，扶贫政策却只带来P2的效益，扶贫政策预期效益损失P1－P2，而扶贫政策预期效益的损失就成为了地方官员利益的增加额部分D1－D2，这就是中央扶贫政策的地方科层损耗。
（3）曲线的曲率越大，越凸向角ODG，则地方官员对于扶贫政策的扭曲越大，如图中虚曲线所示。反过来，曲线越接近直线OG，扭曲就越小。
（4）本来扶贫政策、规则在理想状态下能够给社会带来三角形OGD面积大小的利益，但是由于曲线的存在，这部分利益缩小成了图形B所示的面积，图形A为地方科层损耗――被扭曲后用来谋求地方官员利益。可以看到A和B的彼此消长关系，甚至可以根据这一图形计算出一项或多项扶贫政策的扭曲率 。
基于上述分析，在设计扶贫政策博弈的实施机制时，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认识扶贫政策实施机制的有效性：内生性与强制性。首先，扶贫政策（博弈规则）的理想状态是在政府-社会的博弈过程中产生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参与分工的人们出于自我利益会选择和创造出对他们各自而言成本最小的契约和约束机制。也就是说，一项扶贫政策的形成和执行，应当是与此扶贫政策相关的所有博弈参与人共同博弈的结果，只有这样，该扶贫政策才能被博弈各方遵守并自动执行。其次，机会主义行为假设、现代交换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都构成了扶贫政策实施机制必须外在强制设立的原因。此时，扶贫政策实施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违约（公共政策寻租行为）成本的高低，违约成本越高，则违约行为越少。
2．扶贫政策科层损耗的产生机制与效应
下面通过构建相关模型，进一步深入阐述政策传递过程中地方科层损耗的产生机制、博弈结构及其效应。假定在这个模型中只存在两个博弈主体，一是制定扶贫政策的中央政府，一是执行政策的地方官员。
首先，从地方政府官员收益来看。地方政府官员的收益由其不同的扶贫政策执行行为决定，假设给定中央扶贫政策，地方官员只有两种行为选择：a贯彻执行和b扭曲扶贫政策，无论采用哪种行为，地方官员都要付出一定成本，行为a的成本为C(a)，行为b的成本为C(b)，其中，成本C(a)为地方官员贯彻扶贫政策过程中所进行的调研、排除障碍等活动付出的成本；成本C(b)（违约成本）则包括地方官员扭曲扶贫政策获利所付出的成本，以及该行为被监督机关发现予以惩罚所付出的成本。用U贯彻和U扭曲来分别表示地方官员贯彻中央扶贫政策或扭曲中央公共政策所获得的个人效益，有：
为地方官员固定工资，P(a)为当地方官员采用行动a时，中央扶贫政策所产生的效益，B为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奖励系数，即地方官员的努力产生一分扶贫政策效益，就给予其B单位的奖励，这个奖励包括荣誉、奖金、晋升机会等等。
以上分析得到的结论就是，扶贫政策期望效益U中央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贯彻扶贫政策行为成本C(a)的减函数，贯彻扶贫政策行为成本越高，则扶贫政策期望效益越低。[3]反过来，如果中央政府想要保证扶贫政策期望效益的最大化，就必须使地方官员贯彻扶贫政策的行为成本最小。
扶贫政策期望效益是地方官员“扶贫政策扭曲”行为成本C(b)的增函数，即地方官员进行“扶贫政策扭曲”的成本越高（包括完善的监督体制和对“扶贫政策扭曲”的大惩罚力度），地方官员就越不会扭曲扶贫政策，从而扶贫政策的期望效益就越高，就越能得到贯彻执行，效果也就更明显。
三、扶贫政策传递损耗的经验证据
这里以我国1999年开始试点的退耕还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例对上述分析加以说明。
退耕还林工程是我国为解决贫困地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问题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其作为一项生态环境政策，具有公共性，其贯彻实施是依托于一定利益集团的。[4]在这一利益集团内，一方面，退耕还林事关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集团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退耕还林行动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又具有完全不同的集团收益，甚至是个人利益。
从中央政府（扶贫政策制定者）角度来看，退耕还林政策是国家生态环境建设之必须，也是其有意识调整土地使用结构之举，相比其所需支付的成本而言，收益更大。而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虽然其执行退耕还林政策能够获得相应的政治安全和荣誉收益，但从其将承担的成本来看，一方面执行政策需要一些直接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农业化受限而引发地方财政减少，还要动用大量地方财政；同时，随着退耕还林进程加快，深层次的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如生态移民等问题，可以说地方政府官员如果贯彻执行该政策，将面临边际直接成本不断提升（表现为C(a)较大），而相应边际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却递减的局面（表现为P(b)不断减小，且B较小）。据有关部门测算，仅重庆市巫溪一个县，就因退耕还林减少地方财政1000多万元。
由于贯彻执行退耕还林政策带来的预期利益（U贯彻）要小于消极甚至扭曲对待该政策而能够带来的利益（U扭曲），因此，地方官员面对该政策较为理性的行为则是将资源配置给边际收益更高的产业和部门，将土地优先用来发展当地经济，而非“还林”。这样，在退耕还林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政策科层损耗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地方政府消极对待退耕还林，甚至于将退耕还林过程中引发的矛盾扩大化，有意识曲解中央关于退耕还林的相应补偿政策，占用退耕土地用于其他产业等不良现象，使退耕还林政策不仅难以达到预计效果，反而有受到群众反对的危险。
按照上文所分析的，要保证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实施，首先要充分听取各地建议和意见，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地理特点，森林分布状况，各地财政状况等）予以分步、分类地实施和指导，而不是一步到位地强行贯彻；其次应当及时调整相关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加大P(a)和B值，使退耕还林的收益从中央逐步扩散到地方政府；再次，强化监督机制和加大对扭曲执行相关政策行为的打击力度，[5]即增大F(b)和p值。总之，在退耕还林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将可能出现的科层损耗考虑在内。
四、结论与建议
1. 厘定政府扶贫政策过程，力求扶贫政策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扶贫政策都属于供给主导型扶贫政策，带有较强的强制性，因而中央政府的意愿扶贫政策供给与下级的实际需求可能并不一致，并没有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这就为地方政府“修正”上级意愿扶贫政策留下了空间。扶贫政策过程也可视为布坎南的政治权力交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全体一致同意”，这个权力交换过程就不具备合法性基础。然而现实中，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流和横向联系则由于人们的讨价还价而使协调成本难以承受，因此，一方面，应当根据在确保扶贫政策的稳定性、统一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的原则，确认政府的扶贫政策主体，即到底谁有权解释扶贫政策，有权修正扶贫政策，并按照宪法规范政府部门的职能与权限；另一方面，完善扶贫政策相关各方对于扶贫政策制定的参与机制（如听证会制度），将下级实际需求纳入扶贫政策编制考虑范围，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培植社会中介组织
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关键在于寻找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有效结合点，达到最大限度减少两种体制下职能实现的功能弱点，发挥功能强点的目的。我国传统行政体制中之所以存在所谓“文件偏好”、“扶贫政策偏好”等现象，就在于行政等级计划组织过于介入社会过程，权力支配的社会资源过于庞大，“扶贫政策租金”丰厚。转变职能就是要给政府设限，通过减少不必要的统制来减少公共政策中的“租金”。这就需要大力培植社会中介组织，如服务型、经营型、监督型、自律型等中介组织，以之逐步取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无所不能的角色。
3. 建立扶贫政策对话渠道和反馈机制，进行扶贫政策地方科层损耗的案例统计和数量研究
建立中央政府与社会公众关于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的对话渠道，绕过地方政府对扶贫政策的编制和执行进行审查，使政绩考察机制立足于社会公益状况，提升政绩奖励系数，使地方官员的贯彻扶贫政策行为得到最大鼓励，并加大监督力度。对扶贫政策的地方科层损耗进行案例收集和数量统计研究，主要是确定把地方政府对扶贫政策的正常“修正”行为和“公共政策寻租”行为在量上、质上的区别，使地方科层损耗能够得到量化统计，便于考察地方官员政绩，从根本上提升违约成本。通过积累案例和经验，为完善政府扶贫政策过程提供经验支持，即将扶贫政策的地方科层损耗纳入扶贫政策过程。
4. 扶贫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执行官员群体的利益，尽可能缩小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效用函数的差异
从分析图中可以看出，扶贫政策的预期社会效益与地方官员利益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说明扶贫政策效用与地方官员的个人效用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保证扶贫政策预期效益的实现，就必须要出让一部分利益给地方官员，以换取他们机会主义行为的减少，实现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设立科层损耗基金，对政府官员施以“年功奖金”，如养老金、廉政奖金等形式，减小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差异，以一种经济激励的方式使地方官员放弃“扶贫政策寻租”的短期行为，实现由权力支配和道德约束向利益激励机制和规范支配机制的转换，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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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党国英. 乡村低水平制度均衡：发生机制与破解途径――一个案例研究[C]. 北京：第二届中外农业现代化比较国际研讨会，2003.
[2][美]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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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 退耕还林行为动因的经济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5]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40.
农村种植扶贫范文第2篇
在扶贫调研座谈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是后发展地区，农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两翼山区，是扶贫的重点地区。近几年来扶贫工作在推动我市农业发展方面，影响极大，是促进我市农业产业调整不可低估的力量。借助这股强风，本人就农业产业扶贫方面提出几点建议，旨在促进扶贫与农业的和谐共进，为解决**"三农"问题探索一条具有当地特色的发展途径。
一、农业产业化扶贫是贫困落后地区农民脱贫的关键
我市是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但是农业资源不是最贫乏的，德保、那坡、田林、隆林都有不错的资源，可以种植大面积的耐旱粮食、饲草和耐旱的中草药，既保护土地植被又可以产生很大的经济收入。现在一些被认为贫困的地区其实并不完全是资源贫困，而是这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是生产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所以产业扶贫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国家的扶贫投资主要通过国家各级政府的扶贫机构，把扶贫资金投入到到贫困地区的家庭或企业中。从我们目前的情况看，分散使用国家扶贫资金的结果是贫困地区依然贫困，经济落后地区依然落后。许多具有市场潜力、具有市场效益的农业项目，没有得到规模化发展、推动农民增收所需要的资本金，没有得到国家产业化扶贫投资的有力扶持。
农业产业化扶贫投资是脱贫的关键。农业产业化扶贫投资就是要解决贫困地区农业产业链中缺口所需要的资本金问题，对现行农业扶贫投资模式进行调整，可以改变当前只有单一部门投入的劣势，可以整合农业、畜牧等部门的资源优势，让扶贫资金可以发挥更大优势，符合市场竞争规律，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财政政策，是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二、农业部门在农业产业化扶贫工作中做了有益的尝试
1、以"农家课堂"为主的人力资源开发，扶优扶贫。"农家课堂"是开展农村主体的精英培训，通过"以一传十、以十传百"的培训，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宣传、培训交流和效益吸引等手段，促进集群技术模式的普及和推广，发挥规模效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通过各土专家演示与农艺师现场解说结合，并充分利用现场不同生长期作物资源及学员的现场培训操作，作为一个新型农民培训的亮点，体现在"多、快、好、省、土、灵、特"几个优势（一是"多"，师资来源多样，有效解决定点"农家课堂"的教学资源不足、教学面狭窄等问题；二是"快"，巡回教学快速便捷高效，同样的授课内容相对以往形式可大量减少授课时间；三是"好"，直接到农户家中、田间现场授课，减少环节，效果更好；四是"省"，有效降低了农民学习成本；五是"土"，授课老师主要是土专家、土洋结合教，授课语言主要是本地土话方言，群众感觉亲切易学，授课教材多是经过专家充实过的"土经验"、"土教材"，更适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六是"灵"，可以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品种、不同生产时期和当地农民朋友的不同需求灵活安排授课，真正实现"地头有问题地头解决"；七是"特"，充分体现农业种植业培训在农村培训中的重要特殊地位，进一步转变农业干部作风，增强为"三农"服务责任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培养大批技术型农村人才，引导大批科技素质较高的人才到农村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传统农业基础与现代农业接轨，促进科技型、开发型高效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建基地、兴龙头、拓市场，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
2、在推广实用农业技术中，强化科技扶贫。在当前形势下，以科技为动力、为切入点，是实现先进生产力作用、先进文化带动作用，落实广大人民利益的有效方式。通过科技发挥作用，使农村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逐渐转变，是农村实现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年来，我农业部门综合"优粮优经""沃土工程""植保工程"等先进适用技术进行配套试验示范，推广生态富民"百千万"工程、小蚕共育、应急粮食试验示范、烟稻轮作、油菜+中稻、猪+沼+果+灯+鱼，茶叶综合化工开发、特色立体农业种养、农作物"三避"技术应用示范推广、水稻、玉米、马铃薯免耕技术、中草药gap技术应用与推广、高山玉米高产示范栽培等农业实用综合技术，优先解决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延伸产业链等关键技术问题，结合实施"十个百万亩工程"，并围绕关键技术进行配套集成，形成简便易行的标准化的成套实用技术，以优势区域为基地开展技术组装、示范和推广，推动科技资源向优势区域集中，为右江河谷和两翼山区农业产业调整及农民增产增收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3、在发展中不断改进**农业产业化开发建设思路。从20xx年起，**将全力抓好"123456"，即重点"构建一轴两翼特色农业产业带，研究好三条发展路子，优化四业并举，深入建设五个基地，提升六大龙头"，不断强化农业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此工作思路不仅着眼于面上的 产业化发展，还将继续紧跟产业扶贫的思路，捉紧壮大和发展，以面上的发展带动整村推进式扶贫的发展。
三、农业部门在扶贫工作中不可替代作用
1、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可能改变，拓展扶贫空间必须加强农业。
**农村人口众多，占总人口94%左右，农户收入仍然是"四为主"的格局，即农户收入仍然以家庭经营为主，占全年总收入的67％；家庭经营收入仍然以农业收入为主，占家庭经营收入的65％；农业收入仍然以种植业为主，占农业收入的78％；种植业收入仍然以粮食为主，占种植业的70%。滞留在农村的农村人口仍以农业的主，因此，农业种植业的基础地位不可能改变，农村扶贫工作中，农业产业发展仍是基础。
从**市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目前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市场型、科技型农业转化的阶段，处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阶段。在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粗放型农业向现代型农业转变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解决办法是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科技水平需要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把当前分散的扶贫项目、个别行为转化为依托农村科技大户和农村行业协会，通过农业部门的技术引导盘活现有农村资源，并兴办农村龙头基地、协会、企业等，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潜能，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2、种植业仍然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通过深入实施"十个百万亩工程"推动全市农业优势产业发展，全市20xx年将新增水果15万亩、甘蔗10万亩、茶叶2万亩、桑蚕5万亩、剑麻达到20万亩、木薯达到10万亩，优势产业调整优化面积35万亩，新增产值3.9亿元。另外，大力推广良种及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先进适用技术节本增收0.42亿元。两项预计促农人均增收140元，超过20xx年预计农民人均增收的42%。而且，农业部门集中了大量的技术基础，一大批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农艺师是农村最信任的技术致富带头人，他们与农村群众关系密切，其中不少人是扶贫开发工作的先头部队，是扶贫战线上的中坚力量。因此，农业种植业还将是产业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仍需要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
四、下步工作建议
农村种植扶贫范文第3篇
一、组织推动，把农经协扶贫工作作为服务农村经济建设的大事来抓
采取滚动扶贫方式，积极依托农经协优势，扶持农村贫困群众实现户有稳定收入项目，一直是我局近年来培育发展农经协的一项重点工作。相继以市政府名义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出台文件明确农经协的发展目标、布局规划、主要措施。*年我局按照省民政厅“关于开展农经协扶持农村贫困户”的具体要求，进一步加大力度，鼓励农经协依托优势产业，选择见效快、易操作、农民认可、市场前景好的项目，积极吸纳有经营能力但缺乏经营发展资本金的农村贫困户入会，开展滚动式开发扶贫，实现了农经协发展和农村扶贫工作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民政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机对接。
二、沟通协调，实现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扶贫工作上下联动
在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协会扶持农村贫困户工作贯穿于整个农经协的培育发展的全过程，农经协扶贫是一项新生事物，单靠市一级民政部门抓是不够的，工作中我们注重积极争取各级领导，主动协调各有关部门，并注意调动农经协的积极性，使农经协扶贫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遍地开花”的局面。市政府将农经协扶持贫困户工作列入目标考核项目，各地高度重视，普遍将农经协扶贫工作当成大事来抓，培育发展农经协、协会扶持贫困户的。凌源市不仅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四四五”工程活动方案，将其作为一项政治工作列入重要工作层面，民政部门还采取以补代奖的方式拿出16万元用于对协会扶贫的补助；北票市、双塔区将培育发展农经协以及开展协会扶持贫困户工作列入乡镇民政工作考核内容；建平县提出了“建百家协会，帮扶千户”的目标。
三、积极运作，鼓励和引导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广泛参与农村扶贫
农经协扶贫突出的特点是周期短、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不返贫，是实现户有稳定收入项目，迅速脱贫致富的一种有效载体。为全面推开此项工作，*年3月份，我局在建平县召开全市农经协扶持贫困户现场动员会议，鼓励和扶持农经协积极吸纳有经营能力且又缺乏经营发展资本金的农村困难户入会，协会协议提供其种植或养殖项目的启动资金，实行统一购种，统一种植、养殖管理，统一定担保收购销售，义务负责农产品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市县乡三级民政部门为7家试点协会筹集滚动资金35万元，化肥21吨，年底协会收回全部资金，2007年再投入滚动。为更好、更大范围地铺开农经协扶贫的新方式，还着力构建了“党政领导，民政牵头，部门联动”的工作运行机制，实施了“民政主导、部门合力、舆论宣传”三个推进，制定了《示范农经协标准与评选办法》，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形成了整体合力。同时通过在报刊开辟专题专栏、粘贴墙体标语、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大造协会扶贫的舆论和声势。在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年全市有55家农经协参与了扶持贫困户工作，投入的资金和物资合计达740多万元。如：朝阳县食用菌协会筹集40万元，扶持贫困户养猪90户；龙城区草蓄产业协会筹集18万元，扶持贫困户养猪27户；建平县马铃薯协会筹集16万元，扶持贫困户种植马铃薯100户。此举使得长期压在贫困户心中缺乏致富项目启动资金、缺乏信息技术及买难、卖难和贱卖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不仅增强了贫困群众的自身“造血”功能，提高了他们依靠协会增收、依靠自身致富的本领，而且也相应地带动了当地优势产业的进一步崛起与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农村产业化建设。
农村种植扶贫范文第4篇
整合资源，创建残疾人扶贫基地
“自从在助残基地上班，生活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基地还实现一条龙服务，上门指导，负责销路，真是太好了。”残疾人受益者如是说。
永宁镇被扶持人王来祥、郭淑云夫妻俩，家里有6口人，父母年迈多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夫妻双残，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经济收入以种地为主，年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能维持家中的正常生活。自从养殖了贵妃鸡以后，家中生活状况明显改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人均年收入达到7000元。扶贫助残基地建设的效果看得见。
进入“十二五”，延庆县残联认真总结残疾人扶贫工作经验，积极转变观念，大力扶持发展残疾人扶贫基地，探索了一条山区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的新路子。到目前为止，全县共建立了刘斌堡乡大枣种植基地、永宁镇聚聚鑫扶贫助残基地、四海镇茶菊基地、大庄科乡慈母川村麻核桃基地等12个残疾人扶贫助残基地。
康庄镇太平庄循环农业扶贫基地项目是基地加农业生产设施承包的运作模式。一是吸收残疾人户为合作社社员，成立残疾人管理小组，与残疾人签订协议，以保证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合作社不能无故辞退在岗残疾人员，加强和残疾人户的联系。二是农业生产设施承包。与残疾人签订日光温室大棚承包协议，产出农产品由就业基地统一出售，除去运输、用工费，包装费外，全额返还。三是基地用工。合作社对在就业基地从业的残疾人，实行统一管理与种植。对残疾人扶持的种植大棚和土地，合作社采取一帮一的运转模式帮助种植、管理和销售。四是合作社定期派出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帮助他们维护设施，以确保其正常生产。保证残疾人低收入户在基地能够通过劳动就业和承包大棚生产经营，有稳定的收入和安全的劳动环境。农闲时组织残疾人进行技术培训。
永宁镇聚聚鑫扶贫助残基地则以“基地+农户”的形式对残疾人进行扶持。为了使残疾人放心饲养贵妃鸡，基地与每位残疾人都签订了饲养协议，以高于市场销售价格回收贵妃鸡；对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基地给予适当补偿。基地免费为残疾人家庭提供贵妃鸡的养殖技术，常见病防疫，分期、分批免费为他们发放贵妃鸡种雏50只。保证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学到养殖的技术，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同时基地建立以来，集中扶持了10名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在基地劳动，这样，既增加了个人收入，又学到了饲养技术。
邀请专家，开展科技扶贫助残
2009年5月市残联在延庆县八达岭镇小浮坨村扶贫助残基地成功举行了以“送科技、送温暖”为主题的北京市扶残助残送科技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后，延庆县的残疾人多次得到市、县相关专家对种植、畜牧的讲解和指导，实现了科学种养殖的愿望，提高了生活质量。
农村种植扶贫范文第5篇
通过综合采取“两主四特”产业帮扶、引农进城帮扶、技能培训帮扶、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带动帮扶、基础设施帮扶、乡村旅游业帮扶、社会保障帮扶帮扶措施，确保到2014年末，全区减少贫困人口2.4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由年初的18%降至14.5％以下；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水平，进一步缩小我区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缩小我区农村居民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二、基本任务
对全区37460户124147人贫困人口进行建档立卡，通过“一户一策、一户一帮扶单位、一户一帮扶联系人”措施，重点对因灾因病有劳动能力、有发展意愿、有产业项目、经过扶持当年能脱贫的贫困对象进行帮扶，实现年内24000人脱贫致富。
三、帮扶原则
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区、乡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把本扶贫开发脱贫致富工作计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发展规划，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奖惩制度。
部门协作，合力推进。各相关部门根据本工作计划，结合各自职能，在制定政策、分配资金、安排项目时向特困地区、特困群众倾斜，形成扶贫开发合力，推动行动计划实施。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强引导，更新观念，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贫困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富。
突出重点，分类指导。重点支持全区20个乡（镇、街办）27个扶贫开发重点贫困村。加大对较偏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乡村扶持力度。根据不同贫困群体特点，落实扶贫政策，实行差异化的扶持措施。
社会帮扶，共同致富。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完善机制，拓展领域，注重实效，提高水平。强化政策措施，鼓励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对扶贫对象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对因灾因病陷入暂时性贫困的人口提供救济救助，对没有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丧失的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对生活在深山区、库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的贫困家庭实行易地搬迁扶贫。
四、帮扶措施
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力度，加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是区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重在抓好《实施方案》中农村扶贫开发10项重点工作，从源头解决全市贫困人口脱贫问题。
（一）“两主四特”产业帮扶。根据全区“三大功能分区”（即生态功能区、优先发展区、重点开发区）规划纲要，各行业、产业专项规划及连片开发、整村推进的总体要求，结合各产业特点，分区域、分项目、分需求进行差异化扶贫。
1.种植甜柚。以乡（镇）的丘陵缓坡山地为中心区域，对10000贫困人口的果园进行低产园改造，转换优良品种，每亩补助元。通过低产园改造，提高甜柚产量和品质，实现脱贫致富。
2.生猪养殖。以乡（镇）为中心区域，对15000贫困人口扶持发展果园养猪，实现“猪、沼、果”绿色发展，对贫困农户养殖生猪存栏3头，年出栏6头以上的，每头补助元。
3.种植油茶。以乡（镇）为中心区域，对10000人贫困人口扶持发展油茶。通过建立油茶苗木基地，对发展油茶产业的贫困农户进行苗木资金补助，每株良种油茶苗补助资金元，并对种植每亩补助元。通过补助贫困户的前期投入资金，减少贫困户的发展压力，实现脱贫目标。
4.种植优质稻。对10000人贫困人口扶持发展茶叶。对新开发种植茶叶的贫困农户进行每亩元补助。通过补助贫困户的前期投入资金，减少贫困户的发展压力，实现脱贫目标。
5.种植蔬菜。对5000人贫困人口扶持发展蔬菜种植。对蔬菜基地建设的贫困户给予每亩50元补助。通过资金补助，使贫困户有能力发展产业，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脱贫目标。
6.种植花卉苗木。对5000贫困人口扶持发展花卉苗木。对发展花卉苗木的贫困户给予每亩400元的前期投入资金补助，对公共事业所需花卉苗木，政府优先在贫困户中购买苗木，解决种植户的投入和销售压力，实现脱贫目标。
（二）引农进城帮扶。按照自愿原则，积极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整合生态移民、地质灾害搬迁项目，对居住在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极差、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贫困人口和村落实施移民搬迁。
1.进城进园型。即通过各工业园区和重点项目区，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同时在重点项目或工业园区附近建设公租房，为贫困家庭提供住房保障，确保进城就业的贫困家庭“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在年内逐步解决3000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2.劳务输出型。即通过就业、创业培训学得一技之长外出打工或创业，不愿外出的可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增加贫困家庭收入，年内可解决2600贫困人口脱贫问题。
3.政府供养型。目前，全市现有残疾人5.1万人，包括享受低保2.9万人、享受五保3321人。其中：低保补助标准为每人90-200元；五保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为每人245元/月、分散供养补助标准为每人220元/月，政府每月支出约440万元用于维持低保及五保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
（三）技能培训帮扶。以农民知识化工程和劳务输出岗前培训为载体，整合劳动力转移培训、“雨露计划”、职业教育“一村一名中专生”和“一村一名中高级技工”培训资源，为5000人帮扶对象提供免费技能培训，使每户扶贫对象至少掌握1项就业技能或实用技术，促进稳定就业、增收脱贫。
1.侧重就业培训。针对农村“8090后”有一定文化素质又有就业意愿的，按月按季度定期举办劳务就业培训班若干次，预计培训转移就业3000人。
2.注重创业培训。针对一些长期在外打工，但有一定劳动技能且意愿回乡创业的，组织开展专项培训班，预计培训创业2000人次，并带动就业10000人，通过政策引导、融资扶持、后续服务和专家评估论证形式，让农民能够积极参与。
3.兼顾强化特殊岗位职业培训。针对工业园区用工需求，结合农民实际，举办起重机动车辆驾驶、电焊、焊工、刺绣、保洁、保安培训班，预计培训并带动就业3000人。
（四）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带动帮扶。按照转型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根据“抓规模、抓特色、抓加工、抓组织、抓服务”的原则，鼓励贫困农户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参与家庭农场、合作农场、农民合作社，扶持贫困地区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龙头企业。积极引导贫困农户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断创新推行“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新型农业主体+市场+基地+农户”各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努力构建“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产业发展格局。全市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76家，可安排2600贫困人口实现就业；有省、市级龙头企业20家，可安排2800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加大扶贫资金对贫困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确保每个贫困村有2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农户入社率达到50%以上。充分发挥各级扶贫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贫困农户作用，带动贫困农户脱贫。（详见附件5、6）
（五）基础设施帮扶。加快新农村建设向贫困村全覆盖，对27个重点贫困村每村安排10万元的整村推进资金，根据上级扶贫部门关于落实行业扶贫责任的要求和部门行业发展规划，把我区27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纳入部门行业发展规划，突出重点领域，明确实施计划和目标。逐步完成27个贫困村自然村点整治，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25户以上人口自然村水泥路；进一步保障饮水安全；根本解决贫困村不通电或电压低问题，满足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保障基本口粮田，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5以上。对贫困人口比较集中，水、电、路基础设施条件严重滞后的地方，重点帮助改善通路、通电、通水条件，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集中建设点，打造一批整村推进扶贫示范村，解决产业难发展、路难通、水难饮问题。（详见附件7）
（六）乡村旅游业帮扶。充分发挥罗霄山片区“红色旅游胜地与生态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的发展战略定位和市“国家旅游扶贫实验区”作用，用好用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村庄整治、劳动力培训、搬迁移民扶贫、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措施，积极支持一批旅游市场潜力大、旅游扶贫功能强的乡村旅游扶贫项目。主要建设项目包括（“一座南山、十里蓉江、万亩果园”生态旅游长廊建设，实施地点为主城区至浮石乡；建设以大山脑为核心的生态旅游休闲区，实施地点为浮石乡；包装葡萄采摘园为中心的和谐秀美乡村观光园，实施地点为隆木乡；开发以家具体验为主题的商贸旅游，实施地点为东山街办；莲花山旅游区，实施地点为坪市乡；赤土畲族民俗旅游区，实施地点为赤土乡；市华星生态园，集旅游、观光、生态、休闲为一体的葡萄种植加工产业基地乡村旅游扶贫项目）。
（七）社会保障帮扶。坚持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向贫困地区普及，着力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幸福指数。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实施好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保、住房民生工程，对帮扶对象中符合农村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条件的，及时落实相关政策，给予相应救助，使贫困地区群众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完善覆盖贫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化。
五、工作要求
（一）公正透明，确保平稳有序。按照“识别到人、帮扶到户、落实到位”的工作原则，对我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以下农村贫困人口124147人全面登记造册、逐户建档立卡、实行动态管理。对有发展能力的5.1万人贫困人口归类为一类贫困户；对因病、因灾返贫、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低下、目前尚无致富门路具有发展能力的4.4万人贫困人口归类为二类贫困户；对残疾、智障、孤寡、缺劳少力没有发展能力无法帮扶的2.9万人贫困人口归类为三类贫困户。扶贫攻坚行动计划点多面广，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一定要做好稳定工作。准确识别帮扶对象是确保扶贫开发工作稳定开展的关键环节。各乡（镇、街办）要在做好到村到户宣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让群众准确把握有关政策。要充分发动村民民主评议，让村民民主决定帮扶到户的具体对象。要推行帮扶对象公示公告制度，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
（二）因户施策，确保帮扶成效。要针对帮扶对象的不同贫困成因，制定针对性强、组合式的帮扶措施。要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防止简单的“输血式”扶贫。对一类贫困户，通过引导，激发其脱贫致富的信心，结合帮扶对象实际情况，综合采取基础设施帮扶、移民搬迁帮扶、产业帮扶、技能帮扶、教育帮扶、保障帮扶帮扶方式，从人才、资金、技术、项目、信息方面为帮扶对象提供扶持，帮助其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脱贫致富；对二类贫困户，给予重点扶持，以发展增收项目为重点，适当兼顾能力培育、应急性困难方面，结合“三送”工作，定对象、定政策、定措施、定责任、定目标，采取一户一策，在资金、技术、基础设施方面重点帮扶；对三类贫困户，做出兜底性制度安排，列入最低社会保障，应保尽保，通过民政救助维持其基本生存。对村庄整治、移民搬迁扶贫、产业化扶贫和就业扶贫（“雨露计划”）各种扶贫模式，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做到瞄准到户、帮扶到户、扶贫效益到户。
（三）加大投入，严格资金管理。为确保农村扶贫帮扶到户工作取得实效，除省支持的1000万元产业扶贫专项资金外，整合已有的各项扶贫资金，不断加大帮扶到户资金投入量占扶贫资金总量的比重，确保帮扶对象优先受益。要按照“统一规划、各司其职、用途不变、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注重整合涉农部门的各项支农惠农资金支持扶贫对象发展产业，增加收入。农粮、水利、交通、城建、电力有关职能部门，要研究、部署和落实好直接增进帮扶对象户利益的差别性、特惠性政策举措并进行公示。各乡（镇、街办）、各部门要挖掘潜力，积极筹措资金向帮扶对象倾斜，帮助其解决产业发展的资金困难，通过发展产业增加收入，早日摆脱贫困。金融部门要创新扶贫信贷方式，积极实施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启动资金的小额贷款扶贫政策。严格扶贫资金管理，完善扶贫资金运行和项目管理机制，严格扶贫资金投向和使用范围，实行扶贫资金专账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推行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公示和项目绩效评价制度，接受群众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