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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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转型发展范文第1篇

腾讯控股的3C数码电商易迅网CEO卜广齐日前表示，从9月份开始，易迅网将会投入超过3亿元的营销资源做让利服务，并在华南市场推出瞄准京东的比价行动，并高调宣称明年年底要追平甚至超越京东在华南地区的订单量。

“易迅网的目标是发展成全国性的综合电商。”腾讯电商控股公司助理总经理宋旸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在腾讯电商的“自营-联营-开放平台”的布局中，易迅网承担着其自营业务的角色。

宋旸还透露，腾讯电商开放平台升级已经接近完成，升级后的QQ网购将“无限接近于B2C网站的体验”。

业内人士表示，易迅网作为区域性的垂直电商，要发展为全国性的综合电商平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电商竞争愈发激烈，新的市场开拓、品类的扩张都面临更大的难度。

“腾讯电商在销售、运营队伍、执行力等方面，从历史轨迹上还看不到让我们放心的因素。”资深互联网分析师、正望咨询有限公司CEO吕伯望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发力华南

“首先从易迅网自己的布局来说，已经有华东和华北了，华南有广州深圳，消费能力强，是必须要做的。其次华南是京东相对影响弱的地方，容易建立起优势和认知度。”电子商务分析师李成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解读易迅网选择华南地区发力的原因。

从区域逐步扩张到全国，也是很多电商选择的扩张路径。例如京东商城最早在北京起家，然后逐步推广到上海等其他地方。

“规模一大，用户体验会降低，所以现在采取的是以点带面的方式。”宋旸对本报记者表示。

资料显示，易迅网由卜广齐2006年筹资50万元创办。易迅网2010年被腾讯收购，2011年6月在深圳设立华南区域总部。该电商此前专注于华东市场，最大的特色是“闪电送货服务”。

2007年，易迅在行业内率先推出了一日两送的服务，最初决定仅服务于上海。当京东商城开始跟进“一日两送”时，易迅网则率先并持续做到了“一日三送”，并据此在上海地区与京东战成了平手。易迅将这个优势复制到了广东。

“京东在华南的渗透率相比其在北京和上海比较低，淘宝相对来说主要更集中在长三角和中西部。这是易迅网在华南地区的机会。”吕伯望表示。

易迅网强攻华南地区力度较大，直接瞄准B2C老大京东商城。卜广齐表示，“下半年，我们会在华南市场推出瞄准京东的比价行动。消费者如果发现我们的价格比京东高，可以直接要求我们降价补偿。”

而腾讯电商也将在基础设施和营销推广方面予以支持。宋旸告诉本报记者，基础设施方面，易迅网现在只有1.3万平米的仓储，只能接受1万单左右的日单量，今年会在华南建4万平米的仓储，未来5年达到10万平米。而在营销方面，腾讯广东地区的流量会倾注于易迅网，助力其年底达到150万的日均UV，目前易迅网的日均UV为20万-30万。线下也将在9月份有三波的低价营销。

“腾讯电商有好几支部队，但都没有冲锋陷阵的经验。易迅网一直跟商家打交道，会在组织、客服和运营等方面对腾讯电商整体有所带动。”吕伯望对记者表示。

扩张难题

作为其自营业务，腾讯电商期望将易迅网打造成全国性的电商平台。易迅网起初的业务一直盘桓在华东地区，随着2010年腾讯入股，易迅在去年启动了全国布局。2011 年6 月，在华南建立仓储物流基地；9 月，华北物流基地落子河北；今年年初，又在西南和华中建设物流基地；今年10月底，易迅在西安的物流基地也将投入使用。

易迅网在3C垂直电商领域可算元老级公司，目前易迅网排名3C类电商第三名，去年销售额超23亿元。

不过易迅网在华东华南等地区外知名度较低，营销推广将成为其布局全国一大挑战。吕伯望认为：“易迅网在北京等区域没有产生影响力，现在这么多网站竞争，要进入一个新的地区，要快速获取新用户，已经比以前难很多。”

从天猫、京东等较为成熟的电商手中获取其他行业的商家也较为困难。“从垂直领域电商发展到综合平台，要获得相应的行业地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做综合电商平台，需要一个一个行业地发展起来。首先要攻克的就是服装行业，服装占据了30%的网购比例。天猫的服装行业这么强势，占了85%的市场份额。而易迅即便发展了相应服装商家，实际产生的销量不行，商家也不会在你这个平台上投入太多经营的精力。” 吕伯望表示。

自营业务的扩大必然带来亏损的扩大。除了巨额的营销费用，自建仓储、物流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市场化转型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绿色发展效率；市场化转型；产业集聚；门槛效应

一、引言

集聚不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在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范剑勇的研究发现，集聚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的生产率；刘修岩等人认为，地区内部及地区间经济活动的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沈能等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分析集聚的经济外部性绩效，指出产业集聚在不同行业的影响有所差异。在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张可和汪东芳认为，经济的集聚活动加重了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陆铭和冯浩的研究发现，经济的集聚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强度；沈能对中国城市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集聚与环境效率呈现“U”型关系。

在既需要继续增长以解决目前面临的多数发展问题，也需要环境保护以保障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当下，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是中国的现实选择。在此背景下，对集聚的理论研究不能囿于经济层面，而应将其环境层面也考虑进来，从经济和环境两方面综合考察集聚的综合绩效。而如何在绿色发展的现实背景下，设计合适的指标以全面体现集聚的综合绩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评估集聚在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综合绩效是正是负、是大是小，只是研究的起点，探讨哪些因素提升了集聚的综合绩效，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兼得”过程中可能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政府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化进展不断加快，市场化水平持续提升，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逐步从市场为辅到市场为主、逐步从市场化“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化“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而国内外的研究较少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其对集聚及集聚绩效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包含很多内容，其中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产权确立、中介组织发育、政府间市场分割减弱等，不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正向影响，也会对中国的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污染的减少产生积极效果。从这一角度看，市场化转型可能会对既考虑经济增长又关注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有益。因此，本文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重点关注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的经济和环境综合绩效的调节和影响作用。如果政府推动的市场化转型发挥了“改革红利”，有效提升了集聚的综合绩效，那么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无疑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政策路径之一。

综上，本文在对已有文献拓展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背景下如何全面衡量集聚的综合绩效？我们从既关注经济增长，又重视环境污染的绿色发展效率视角，构建了全面反映集聚的经济和环境的综合绩效指标。（2）哪些途径可以改善和提升集聚的综合绩效，从而有助于双赢发展？我们重点关注了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的影响，指出市场化转型存在“改革红利”，通过调节作用正向影响了集聚的综合绩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

二、绿色发展效率、市场化转型与集聚的测度

（一）集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衡量――绿色发展效率

鉴于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率差异上的决定性作用，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如国内学者沈能等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分析集聚的经济外部性绩效；周圣强和朱卫平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约束的日趋强化，学者开始逐渐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或绿色发展效率作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发展效率的本质在于“绿色+增长”，无论是绿色程度的加强，还是增长能力的扩大，都会体现在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上，因此，绿色发展效率更为契合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于是，我们将绿色发展效率作为集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衡量标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给定生产要素消耗，如果集聚有助于获得更高（或更少）的GDP产值和更少（或更高）的环境污染，则绿色发展效率有所提升（或降低）。其中：更高（或更少）的GDP产值体现了集聚的正向（或负向）经济绩效；更少（或更高）的环境污染体现了集聚的正向（或负向）环境绩效；而绿色发展效率体现了集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衡量。

于是，评估集聚综合绩效首先要测度绿色发展效率。我们采用考虑环境污染排放的SBM-DDF模型来评估绿色发展效率。假设每个决策单元使用N种投入x=（x1，x2，x3…xn）∈R*N，生产出M种期望产出y=（y1，y2，y3…yM）∈R*M，以及排放1种非期望产出b=（b1，b2，b3…bl）∈R*l；在每一个时期t=1，…，T，第k=1，…，K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值为（xkt，ykt，bkt）。根据Tone[13J和Fukuyama and Weber，考虑资源环境下SBM-DDF模型为：

其中，（xt，k′，yt，k′，bt，k′）是决策单元k′的投入产出向量，（gx，gy，gb）表示投入要素压缩、期望产出扩张、非期望产出压缩的取值为正的方向向量，（sxn，sym，sbi）表示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向量，衡量投入要素过度使用、非期望产出过度产出及期望产出不足的量。模型给出的结果为绿色发展效率值的大小，数值越小表明绿色发展效率越高，数值越大表明绿色发展效率越低。

在以省级单元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由于省份地域的空间尺度较大且内部差异性大，对集聚可能存在高估现象，而城市的集聚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对城市的研究也更具针对性。因此本文以中国27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测算绿色发展效率的各变量表征如下：期望产出为各地级市以2003年不变价表示的实际GDP；非期望产出为各地级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劳动投入量为各地级市年从业人员数；资本投入为各地级市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即通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调整后得到。

根据上述变量选择和测度模型，得到不同城市的各年份绿色发展效率。限于篇幅，只对东、中、西部典型城市不同年份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分析总结，测算结果见表1。表1中的数值越大，绿色发展效率越低；数值越小，绿色发展效率越高。表1显示，不同区域间的绿色发展效率有着显著差异且不同区域间绿色发展呈现趋同趋势。2003-2012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4、0.46和0.6，表明东、中、西部总体上在绿色发展方面存在差距，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高于东部和中部的差距；另外，从2003年和2012年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值来看，2003年东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别高0.05和0.23，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值为0.18。而2012年东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别高0.03和0.15，较之2003年东部与中部、与西部的差距分别降低0.02和0.07，中部和西部的差距也缩小到0.12，比2003年降低0.06。表明2003-2012年东、中、西部绿色发展效率的差距呈现出缩小趋势，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呈现出趋同趋势。

（二）市场化转型的衡量与测度

为分析市场化进程对集聚绩效的影响，需要合适的变量来衡量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市场化转型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但囿于相关指标的缺失，学者多使用市场化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来替代，如非国有企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非国有企业员工占总就业人数比重、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等。单一指标的运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测度了市场化，但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为综合衡量城市市场化水平，本文借鉴李筱乐的处理方法，选用樊纲等的市场化综合指数作为市场化水平的测度。由于报告中没有给出各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只有各省市场化指数，使用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表征各城市市场化水平。

通过对数据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12年东部沿海地区如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的综合市场化水平分别为9.14、12.82、12.65，中、西部地区如安徽、湖南、广西、甘肃等省份的综合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分别为8.2、7.67、6.13、5.11。此外，从2003-2012年这10年的市场化进程来看，中、西部多数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快于东部发达地区，如河南、湖南、甘肃等2012年市场化水平比2003高71。51%、52.49%、54.02%，而天津、河北、广州等的市场化水平仅提高38.69%、32.68%、18.43%，显示出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收敛趋势。

（三）集聚水平的衡量与测度

集聚是本文的另一关键变量。对集聚水平的测度，不同学者的选择不尽相同。如：陆铭和冯浩采用非农业人口基尼系数；刘修岩等选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即人口密度；周圣强和朱卫平同时使用就业密度、工业企业密度等多个指标来衡量集聚水平。本文借鉴范剑勇的处理方法，使用非农就业密度即单位面积非农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各个城市的集聚水平。

通过初步计算发现，同市场化水平一致，东部城市的集聚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城市，如上海、北京、南京等的集聚水平分别为0.08746万人/平方公里、0.04356万L/平方公里、0.022302万人/平方公里，几乎是成都、昆明等城市的2～4倍。此外，各省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都表现出省会城市“一家独大”的情形，如武汉的集聚水平为O.022541万人/平方公里，湖北省内其他城市的集聚水平除鄂州为0.01255万人/平方公里外，都没有超过0.01万人/平方公里。从2003-2012年各城市集聚水平变化趋势看，东、中部地区与多数城市集聚水平提高程度大体相当，均高于西部地区城市。

三、集聚的综合绩效：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如上文所述，我们使用绿色发展效率作为集聚综合绩效的衡量标准。考虑到集聚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不同，集聚也可能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于是，从绿色发展效率视角分析集聚的综合绩效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整体上分析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二是探讨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是否具有门槛效应。对前者的研究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对后者的研究中采用Hansen1999年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设定模型如下：

为利于计量结果的解释，上式中的GDE为绿色发展效率，即前文计算的绿色发展效率取负号后的数值，其数值越大，表示绿色发展效率越高。如果自变量系数为正，表示其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如果自变量系数为负，表示其对绿色发展效率有负向阻碍作用。fnyjd为关键自变量――集聚水平，取各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即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数除以该城市总面积得到，由第二部分测算得到。τ1、τ2…τn为门槛回归模型中集聚水平的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yeart为年份虚拟变量，t年份记为1，其他年份记为0。ζt、ηt和εit、μit分别为两个模型中的地区个体效应和随机扰动项。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虑以下控制变量：人均GDP（pgdp）、产业结构（cyjg）、环境规制（ers）、人均科技投入（psci）、外商投资（fdi）。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采用stata12.0软件对上文设定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结果见表2（限于篇幅，门槛值及自抽样检验结果没有列出）。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别给出了集聚在整体上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和集聚自身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表2中的模型1同时计算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回归结果，但豪斯曼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更好，所以对模型1的分析以固定效应结果为准。表2中的模型1显示，集聚在整体上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前集聚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值将降低6.77个单位。与已有研究得出集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的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在于，我们既考虑了集聚的经济外部性，也考虑了集聚的环境外部性。虽然单从经济效益来看集聚的外部溢出明显，但从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外部性来看，目前的集聚水平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控制变量方面，人均GDP、环境规制和人均科技投入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预期结果相一致；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不明显。

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有负向影响，这是否意味着所有城市都要降低集聚水平呢？表2中的模型2显示，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无论是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集聚的回归系数都由正变负。根据门槛检验结果，以表2中的三重门槛结果作为分析基准，可以发现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当城市的集聚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回归系数为622.2698；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到达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集聚的回归系数降到111.9640；当集聚水平继续提高，介于第二门槛值和第三门槛值之间时，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依然起到促进作用，但系数下降为34.0683；当集聚水平进一步提升，跨过第三门槛值后，集聚水平的提高反而恶化了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此时，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降低6.7971个单位。

以上结果表明，当城市的集聚水平较低时，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但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使其促进程度逐步降低，以致最终过度地集聚反而不利于城市的绿色发展。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上述特征可能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在城市集聚化早期，一方面各类资本和大量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单位空间内产出的增加和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密度的提高，城市充分获得了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的好处，经济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城市在集聚化早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即使因发展经济给环境带来了一些破坏，依然处在城市自身的环境调节能力范围之内，城市在这一时期享有较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拥有良好生态环境。于是集聚水平较低时，产业集聚会大幅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其次，随着城市集聚水平进一步推进，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组合在城市内部进一步优化，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由于环境承载力的提升速度往往慢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超出了环境承载力，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此时集聚尽管依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经济规模增加所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使得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逐步下降。最后，当集聚水平继续提高，生产要素在城市内部过于集中进而集聚的“拥挤效应”开始显现，导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此时，伴随经济增长城市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都在递增，已达到或超过城市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上限，生态环境呈现出不可逆的恶化，治理污染和恢复环境的难度不断加大，这时作为综合衡量集聚的经济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绿色发展效率开始随集聚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恶化。

四、市场化转型背景下的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的转型，我们主要探讨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的影响，具体分析时将市场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研究其对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调节作用。

（一）模型设计

为分析市场化进程对集聚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对集聚的“门槛”影响，在上文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集聚与市场化乘积的交叉变量，在上文模型2的基础上将门槛变量替换为市场化。得到如下模型：其中，market为市场化变量，来自樊纲等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报告》。其他变量的含义及来源与模型1、2相同。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回归结果参见表3（门槛值检验结果限于篇幅，不再列出）。表3中的模型3的豪斯曼检验拒绝原假设，因此以固定效应的计量结果为准。可以看出，加入集聚和市场化的交叉变量后，模型3中集聚自身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即使在考虑市场化的前提下，当前中国城市的集聚水平在整体上依然不利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集聚和市场化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在集聚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将使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作用提高1.272个单位。因此市场化对集聚正向作用的发挥有着积极效果。人均GDP、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和符号同模型1基本一致，二者的提高依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同模型1一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科技投入的回归系数同模型1相同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3中的模型4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不论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中，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影响呈现出递减趋势。根据门槛值的检验结果，重点对市场化三重门槛进行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当市场化水平低于第一门槛4.630时，集聚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降低27.7960个单位；当市场化水平有所提升，介于4.630和第二门槛值8.387时，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值的负向影响降到11.6173；当市场化水平继续提升，处于8.387和第三门槛10.420之间及市场化水平超过10.420时，集聚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值分别降低8.3753个和6.7231个单位，远低于市场化水平较低时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消极作用。这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作用在逐渐减弱，或者说，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具有递增趋势，这与表2中的模型2在不考虑市场化条件下，集聚自身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的边际递减效应有所不同。对于市场化的上述积极作用，我们认为是基于以下原因：城市集聚化的形成有两种模式，分别是政府主导下的“被动模式”和市场化运转的“自发模式”。当城市的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城市集聚化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而在追求政治晋升的锦标赛过程中，地方政府推动产业集聚的目的往往是当地的经济增长。为此，通常对投资本地的企业提供融资、土地、税收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企业往往为寻求“政策租金”而“扎堆”在一起，这种集聚通常导致经济上的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集聚的经济性溢出和环境性溢出都受到抑制，因此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较强的负向作用。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法律、制度等软环境逐步改善，城市的集聚化逐渐处于“自发模式”下，各种生产要素为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在市场的调节下主动形成集聚，增强了产业的经济共生性，经济溢出效益明显。市场化除了对集聚的经济溢出起到促进作用外，也对集聚的环境溢出起到积极作用：产权的确定和加强以及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激励企业转变依靠低成本能源要素和环保支出获取利润的增长模式，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既追求经济增长又需要绿水青山的现实背景下，仅考虑集聚的经济效益，或只关注集聚的环境效益，都有失偏颇，也不够全面。本文以考虑“增长”和“环境”的绿色发展效率作为集聚综合绩效的指标，考察了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市场化水平对集聚绩效的影响程度。不仅回答了“集聚是否影响了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而且通过引入市场化转型这一变量，进一步回答了“集聚在什么条件下有助于促进城市的绿色发展”，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市场化转型发展范文第3篇

政策性银行改革初衷

政策性银行并非中国特色，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银行诞生于1894年的法国，“农业信贷互助地方金库”的成立，标志着政策性银行正式诞生。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先后成立，为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服务，使当时的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能够摆脱政策性贷款的业务，以协调政府与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提高整体金融运行效率。三家政策性银行起初的定位清晰：国开行定位于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等重点领域建设；口行支持外贸；农发行支持农业发展。区别于其他银行的是，这三家银行不吸收存款，主要依托国家信用发行债券融资，再发放贷款。应该说，自1994年成立开始，政策性银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积极承担了增强宏观调控、实现政府发展战略目标，促进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等多重使命。

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模式也面临着改革的压力。在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我国正式确立了政策性银行向商业化转型的改革思路，期望可以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以求在政策性及商业化经营管理之间求得平衡。当时政策性银行改革转型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

缺乏健全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资本充足率偏低。我国政府没有建立起对政策性银行动态注入资本金的制度。与国外同业相比，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其中农发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口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2.26%，并且农发行和口行都没有根据五级分类标准提足呆坏账准备金。

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建立。按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在治理结构的建设方面尚有较大距离，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备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等。从世界来看，1/3的政策性银行亏损和大量不良资产导致了其业务和经营的不可持续性。目前，农发行还没有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属于外派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三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业务经营已不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国开行在“两基一支”领域的传统业务已经受到商业银行的竞争，而经济社会发展对开发银行又提出了新的融资需求，如“走出去”、社会瓶颈等领域。进出口银行传统的政策性业务已不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和口行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当时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显著提高，不再主要依靠政策性贷款支持；传统政策性金融业务比重大幅下降，以支持“走出去”为主的自主经营业务迅速上升。农发行虽然逐步开展了一些与其职能相关的商业性业务，但业务管理上，并没有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从制度上加以区分，增加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混合经营的道德风险。

商业化转型之路

政策性银行是在当时的特殊局面下，以承担特殊的历史使命而诞生的，随着我国实现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快，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金融业伴随着创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政策性银行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已经发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尽管政策性业务的需求仍然存在，但在量上已经有所减少。同时，外部条件的巨变导致在发展的过程中农发行的业务已经与其他涉农类金融机构同质化，由于做大做强的惯性导致业务发展方式上，主要的介入项目也都倾向于大型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某种程度上来讲，商业化的转型之路已有倒逼之势。

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的就是，中国的国有银行经历了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银行之后，已经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间的独立运作、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也逐步形成，市场化转型思路还是较为清晰的，经营模式也向市场化靠拢。但是与商业银行的转型之路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金融债券来筹资提高贷款来源，这种负债模式本身不具备参与市场化竞争的基础，因此，中国的政策性银行转型之路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清晰起来，其改革之路可以概括为商业化转型、市场化运作。一方面，通过商业化经营模式的转型，能够彻底明确金融机构本身的市场属性和自身定位，使之真正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出现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真正以市场运行规则激励和约束自己的业务行为。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转型也将进一步优化金融市场秩序，从而提高市场整体效率。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更多的投资领域被放开、更多的建设项目采用了商业化的模式，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商业化金融业务有条件向一些基础建设和大型项目方面提供服务，能够覆盖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商业化强调的是经营模式、管理效率要商业化，通过商业化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强化其内部的资本约束，最终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变成商业银行。就农发行来看，商业化体现在：自主选贷、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分账经营，其中的准政策性贷款并非真正是农发行自主发放的，很大程度上仍是执行政策性任务。但要实现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泾渭分明也绝非易事，划分的技术难度极高。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往往依托于政策性业务，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比如，国开行在商业化转型之前的主要政策性业务就是做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但到2009年政府融资平台成为各家商业银行争相放贷的优质对象。

由于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与障碍，在随后的争论中，关于政策性银行改革逐渐形成三派专家观点。一种是强化论，认为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政策性银行应该集中精力做政策性业务，执行政府的意图；另一种是保留论，认为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核心是强化考核和监管，促使其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完成政策性任务；第三种是转型论，认为应该彻底走商业化道路。但是，国开行率先探索实行商业化转型之后，又再次陷入了商业化转型“进退两难”的症结，主要核心问题就是国开行负债来源单一、缺乏经营网点、国开债的债信问题难以解决。负债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资产负债管理的能力决定了一家银行的业务经营水平和流动性管理能力，也是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国开行的商业化转型之路势必与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有所区别，也就只能寻找一个折中方案。

应该说，通过初次的转型改革尝试，政策性银行也开始涉足自营业务领域，并且对政策性业务与自营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在风险管控、经营考核上也有区别，市场化的运作理念已经形成，并带来了发展的新活力，其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鉴于政策性银行承担了服务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关键时期的重大项目，盈利目标问题存在比较大的障碍。因为即使通过引入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得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在管理方式、经营方式上基本相同，但是其在盈利水平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体现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政策性银行则是保本微利，需要完成国家一些特定的任务和政策，为企业承担一部分风险。毕竟，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与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存在一定差别，其政策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还是具体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仍十分突出。

如何走下去的第三条道路

随着“一行一策”思路的深化改革方案的落地和注资完成，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路径也基本清晰，此次改革聚焦政策和定位更加突出，央行通过债转股方式的注资进一步夯实了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下一步，随着改革方案的逐步实施及配套政策的出台，三家政策性银行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治理结构、约束机制、内部管理，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在支持外贸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三农”、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于功能定位。国开行将开发性金融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明确。未来，国开行将坚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充分利用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开发性金融运作模式，对市场盈利不足但国际战略需要的项目给予支持，加大对新型城镇化、棚户区改造、“两基一支”、走出去的信贷支持力度。口行与农发行的改革方向主要是强化政策性职能定位，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对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进出口银行将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农发行则需要重点支持粮棉油收储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应该说，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基本上回归了成立之初的本源，开始全力聚焦于政策性职能，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优先，加大对经济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关于资本补充。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4%。我国银监会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10.5%，但是当前三家政策性银行资本充足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仅有国开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9%以上，资本充足水平是保障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支撑，因此，此轮改革在确定政策性只能与开发性职能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了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实力，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其中，农发行采取内源融资和国家注资相结合的方式，设立资本金补充计划。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通过外汇资金债转股的方式补充资本金，改革还将逐步完善其在市场发行政策性金融债渠道，建立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和动态资本金补充机制来解决发展可持续问题。

关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是公司治理架构中的决策机构，承担经营和管理的最终责任，重点在战略决策、高管管理、薪酬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监事会是公司治理架构下的监督机构，重点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尽责情况、财务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应该说，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相对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清晰明确、运作规范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至关重要。目前来看，除了国开行已经设立了董事会外，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均未设立董事会，监事会采取外派监事会制度。改革后，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将会按照规定设立董事会，并强化董事会的职能，维持现行的外派监事会制度，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与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处理好发挥好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双重性。

关于完善风险补偿机制。政策性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承担了很多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业务，在前期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的基础上，改革后将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建立不同的风险分担机制。自营性业务参照市场化管理方式，将自行承担风险，国家不给予补贴。政策性业务及项目可以采取建立补偿基金池等风险补偿方式解决挂账等问题。同时，改革后，政策性银行也将进一步建立完善风险评估和避险机制，强化风险预警、监测和管理体系。

市场化转型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实践策略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110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2-00-02

1 研究背景

公共管理是指以政府为核心代表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力量，依法运用各种政治、经济、管理的方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提高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活动。公共管理社会化是指在公共服务管理和社会管理事务中，改变由政府主导的传统公共管理方式，引入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同时调动社会的可利用资源与力量，将政府相关方面的管理职能向社会转移，以降低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成本与费用，提高管理效率，最终构建资源共享且公共管理体制能自行管理的社会机制，也是实现传统公共管理模式根本性转型的途径。

在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下，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组织以内的社会组织，导致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后，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能自主进行经济方面的决策，独立承担相关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效益与风险，而政府的重点将集中社会资源转向宏观调控市场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因此，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公共管理框架，是变革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重点，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创造了积极的社会条件。截至2014年末，我国共有法人单位510.7万个。其中，企业法人302.6万个，占59.2%；机关、事业法人102.6万个，占20.1%；社会团体法人10.6万个，占2.1%；居（村）委会79.2万个，占15.6%；其他法人15.7万个，占3%。公共管理从政府干预的管理模式转型为市场参与的管理模式，这种转型战略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保障，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能够满足民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其实践策略也渐渐明晰。

2 逐步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原因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通过试点纠错，积累经验，循序渐进的、分阶段的、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先易后难、先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可逆进程”。而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相关因素，因此，相关人员必须总结原有的经验、稳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奠定基础。我国在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的过程中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实行党政职能分工，建立基层人民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这些记录了政府职能在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中不断转变的过程。这种渐进式的根本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原则与方向，适应我国独特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要求，完美体现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有机融合与辩证统一。

在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的过程中仍有不容忽视的问题，阻挠转型战略的实施。为全面贯彻落实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策略，需从以下三点着力：

推动事业单位社会化改革。对除民办事业单位以外的管理体制复杂的事业单位进行全面改革，实行政事分开，使事业单位走向公共管理社会化的道路，推进事I单位社会化。

推动行政化团体组织社会化改革。我国行政化社团组织属于民间组织，其担负着巨大的财政负担，且社团由于其公共服务的质量不高，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保障群众的基本利益。因此，这些行政化组织应该实现政社分开，在一定的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实行管理章程，比如：自定管理人员、自选领导、经费自理等。政府对行政化社团组织的管理力度逐渐削弱，主要是监督社团组织的发展方向，监督其是否依法举办社团活动，规范其组织活动的行为过程，提高其对人民群众实行公共服务的服务水平，使其为社会、为大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群众的要求。

推动政府专门经济部门的社会化改革。政府专门经济部门属于事业单位，是比较特殊的种类。专门经济部门的社会化改革主要是对其大部分的专业经济部门进行改革，其行政管理职能由政府进行承接，专门的技术工作交由社会、市场来承接，实现政企分开，使专门经济部门实现公共管理的社会化。

3 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用

以大部分的实例角度出发，可得出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管理事务以及服务工作往往缺乏效率，而在市场机制下的公共服务是在“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调控下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是在政府决定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的基础上，利用市场经济原则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必须重视市场机制的引入，打破许多公共服务设施由政府垄断的局面，把能够进行市场性的投资、开展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项目，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在政府监督的前提下交由私营企业经营，以促进社会效益最大化，获得政府、企业、群众三方的满意。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

市场化转型发展范文第5篇

一、AMC在履行原“三大使命”过程中表现卓越

AMC自成立以来，认真履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切实抓好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处置等工作，创新不良资产管理处置方式和各类业务运作手段，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AMC经营发展道路，为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化解。通过两次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剥离，累计接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2.69万亿元，极大地减轻了国有银行的历史经营包袱，帮助国有银行有效抵御了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和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推动了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同时还临危受命，先后对包括证券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城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创业投资公司等在内的一大批金融机构，以及一批风险严重的关联企业集团，分别进行托管经营、停业整顿、关闭清算或重组处置，有效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使部分金融机构重获新生。

（二）促进了国企改革脱困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债转股、政策性破产、债务重组与置换等多种手段有效地帮助一大批企业减轻了债务负担，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支持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四家AMC先后对500多户重点国有企业2000多亿元贷款实施债转股，使企业资产负债率由转股前的平均80%降至60%以下，有效带动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一批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通过重组改造，实现了成功上市。对那些落后的产业项目和企业，通过实施积极的债务重组，在落实资产保全的基础上实现了有序退出，优化了资源配置。

（三）最大限度减少了金融不良资产损失。目前四家AMC对第一次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已接近尾声，至去年底累计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1.22万亿元，回收现金2551亿元，较国家核定目标超收727亿元，剩余资产大部分为质量较好的股权资产。对第二次剥离资产的处置也在顺利推进，至去年底四家AMC累计处置二次剥离资产4643亿元，回收现金1867亿元，基本实现了处置成本最小化和回收价值最大化。

（四）实现了履行国家使命与自身转型发展的统一。在不良资产管理处置过程中，不断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和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良资产管理处置技术，构建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平台，提升了AMC的盈利发展能力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探索了AMC商业化转型发展的道路。去年四家AMC共实现净利润126.3亿元，同比增长120%，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4.2%；国有所有者权益达到891亿元，比国家原先投入的400亿元资本金增加了122.75%。

二、AMC商业化转型发展需要承担起新的使命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促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等一系列指导方针；今年四月份国务院又专门召开会议研究AMC改革发展问题，决定进一步加快AMC转型改革步伐，支持AMC在突出主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综合经营和多元化发展。这些都为AMC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拓展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对AMC发展提出了新的使命课题。

笔者认为，适应新的形势要求，AMC必须尽快确立起新的使命，才能有效引领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才能更好体现出自身的社会价值。以长城公司为例，在继承发展原有使命的基础上，确立了今后商业化转型发展的新的“三大使命”，即“化解金融风险，提升资产价值，服务经济发展”。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认识：

（一）化解金融风险是对AMC原有使命的继承。AMC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使命，这一使命并不能因AMC向商业化转型而放弃或减弱。一方面，虽然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剥离，但作为一个银行业主导的金融系统，我国不良资产的市场容量仍然不小。这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更告诉我们，即使拥有一个相对健康和发达的金融体系，面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资产价值的急剧涨跌，不良资产的大量出现都难以避免，化解金融风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另一方面，在我国不良资产管理处置领域，AMC拥有最专业的人才队伍、最成熟的技术和最宝贵的经验，而且有覆盖全国的分支机构网络、丰富的客户资源、配套的管理运作模式和信息技术保障系统，具备在全国范围内管理处置不良资产、进行市场化运作的能力，这种专业优势应该长期发挥。“十二五”期间我国银行业风险问题依然不容忽视，AMC通过市场化方式收购银行不良资产，对相关银行锁定损失、释放拔备、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也是有利的。

(二)提升资产价值是对AMC原有使命的提升。在过去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AMC的使命是“最大限度减少处置损失，保全国有资产”。向商业化转型发展后，AMC应提升这一使命追求，从单纯的风险化解者和资产保全者，转变为卓越的资产管理者和价值创造者。在经营资源内容上，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不良贷款”，而应拓展到市场上一切适合经营运作、提升价值的资产，包括金融机构、国有部门、相关企业的各类不良债权或其他可运作资源。在经营运作目标上，不应再单纯局限于“减少损失、保全资产”，以及政府部门安排的剥离收购和应急托管任务，而应更多地定位于以市场开发为途径、以主动管理为特征的价值创造，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资产增值管理服务。在经营运作模式上，不应再局限于单纯“收购―处置―转让”的不良资产交易模式，而是延伸到以专业技术为依托的各类资产创新业务，包括对不良资产的再投资、企业并购重组、资产证券化等，不断提升和延伸资产经营的价值链，致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三）服务经济发展是对AMC原有使命的拓展。“促进国有企业改革脱困”曾是AMC的重要使命，随着国企改革脱困目标的完成和AMC加快向商业化转型发展，这一使命应拓展到服务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来。一方面AMC要整合金融平台功能，增强为经济发展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近年来四家AMC均通过托管、重组等构建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平台，今后应通过必要的优化整合，形成各自的鲜明特色和互补功能，并结合办事处与子公司的协同发展，不断完善服务网络，致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另一方面AMC要积极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如近年来长城公司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作为服务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突破口，充分发挥自身在增信服务、资产管理和远期不良资产收购等方面的功能优势，与有关商业银行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特色创新服务，实现了商业银行、中小企业和AMC的三方共赢，取得了较好成效。

三、AMC要围绕新的使命确立发展定位和蓝图

当前国家对AMC在坚持商业化、市场化转型的大方向下，实施“一司一策”的改革发展策略。笔者认为，四家AMC应以践行新的使命为引领，紧密结合自身实际，明确各自的发展定位和战略规划，推动实现差异化发展。以长城公司为例，围绕践行新的“三大使命”，以兴业报国为理想，确立的基本发展定位是“以不良资产经营管理为主业，以重点服务中小企业为特色，以多种综合金融服务功能为手段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将公司发展成为“功能多元、特色鲜明、品牌一流的金融资产服务商”，最终目标是要把公司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百年老店。

围绕以上定位和目标，在“十二五”期间，长城公司总体上将坚持“五年两步走”：第一步，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打基础，使公司形成基本稳固的“功能多元、特色鲜明”的可持续盈利发展模式；第二步，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上台阶，进一步巩固发展成果，完善体制机制，做大做强做优，争创“一流品牌”。具体抓好四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在公司总部打造“三大利润中心”，提升总部的直接经营功能和创利引领能力。二是对子公司加快优化整合、做大做强，形成“治理科学、功能互补、特色鲜明、品牌优良”的控股金融平台。三是积极引导和推动办事处业务发展与创新，着力构建风险可控、良性发展、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四是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力度，推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