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贸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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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的概念范文第1篇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 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 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 “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 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 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 还进入了欧美市场, 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 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 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 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 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 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 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 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 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 1; 2001年以来, 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 1。1992年以来, 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 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 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 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 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 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 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 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 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 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 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 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 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 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 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 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 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 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 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 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 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 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 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 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 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 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 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 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 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 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 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 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 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 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 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 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 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 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 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 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 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 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 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 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 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 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 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 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 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 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 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 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 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 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 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 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 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 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 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 整合文化产业资源, 实施品牌战略, 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 层次低, 资本缺乏, 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 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 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 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 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 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 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 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 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 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 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 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 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文化贸易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创意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跃迁

一、 创意产业概念体系的全球之争

关于创意产业的概念，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四派：第一派吸收了R．Caves （2002）的观点，认为创意产业与原来的文化产业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中西方的习惯差异；第二派则认同J．Howkins（2002）的提法，认为创意产业是源于文化产业，但又是对文化产业的超越，是居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第三派基本赞成英国创意产业工作组提出的创意产业的概念；第四派则从A.J.Scott（2000）的理论出发，从美学和符号意义上提出一般化的创意产业。从经济分析和产业结构的角度，在世界范围来看，总体而言比较有影响概念体系和框架模式，分别是英国DCMS模式、美国-WIPO模式、欧盟、日本的“E-Content”模式和联合国的UNCTAD模式。

1. 英国DCMS模式。“创意产业”这个名词来源于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工业路径文件》。该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并将创意产业划分为13个核心门类。虽然在随后的英国创意产业的实践和发展中，这个概念体系发生了一些微调，但这一政策性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全球范围的巨大反响和激烈讨论，为广大传统的英语国家和英联邦国家所认可并沿用，我国上海也采用了这一提法。此后，世界创意产业之父J. Howkins（2002）从知识产权角度扩展了创意产业概念，在DCMS（2001）的体系基础上，将所有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当中的研发活动包含进来，在对创意经济进行计量时，扩展为15个产业部门，多了“研发”、“玩具和游戏”这两大门类。

2. 美国-WIPO模式。美国人凭借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霸主地位，习惯于把与创意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称之为“版权产业”。在美国，比较有代表性定义来自于R. Caves（2002）从文化经济学角度所提出的创意产业定义。其实，早在1959年，美国就发表了题为《美国版权产业的规模》的研究报告。从2004年的第十份版权报告开始，美国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分类标准（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 2003），将版权产业分为核心、部分、边缘、及关联版权产业四类，纳入已经制定的北美标准产业分类系统（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NAICS）。这种分类统计方法得到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的采纳。

3. 欧盟和日本“E-Content”模式。内容产业这一概念本质上是创意与信息产业的交融，被日、韩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所采纳。其实最早正式提出“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概念的是1995年西方七国信息会议。在1996年欧盟的《信息社会2000计划》中其内涵得到进一步明确，包括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行业。其产品范围涵盖各种媒介的印刷品（书报杂志等）、电子出版物（联机数据库、音像服务、光盘服务和游戏软件等）和音像制品（影视、录像和广播等）。

4. 联合国UNCTAD模式。目前关于创意产业比较权威的概念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创意经济报告2010》 的统计标准，创意产业共可分为遗产、艺术、媒体和实用创作共4大类，25个产业部门。

基于对创意产业基本内涵的把握和理解，本文认为无论是创意产业、版权产业还是内容产业、文化产业，虽提法略有不同，但其产业部门基本相近、考察指标高度相似，考虑到统计数据的权威性、连续性和国际贸易的可比性，本文就中国与其他创意产业强国或地区近10年的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进出口总量，分行业指标的分类统计和比较分析均在联合国UNCTAD框架下进行。

二、 我国创意产业国际贸易地位与竞争力比较

1. 国际地位。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rade Special Coefficient，TC），即TC指数，用以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TC指数是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分析的一种有力工具，总体上能够反映出计算对象的比较优势状况。因为它是一个剔除了各国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也排除了因国家大小不同而使得国际间数据的不可比较性，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优势指数具有相当的可比性。由此，我们可以用TC指数来考察各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情况。

其计算公式为：TC=（Ei-Ii）／（Ei+Ii）。式中Ei为产品i的出口额， Ii为产品i进口额。TC>0，表明i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TC

同时采用TC指数来比较整个创意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情况。如前所述，根据研究和实践对创意产业概念的理解，创意产业包括产品和服务两大组成。本文试将创意产品出口额与创意服务出口额相加得出创意产业出口额，并用同样方法得出创意产业进口额，通过TC指数计算考察典型国家或地区创意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测评结果显示，英国、美国、日本等传统意义上的创意产业强国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弱，TC指数均位于[-0.6，0]；印度、意大利、德国和中国香港的TC指数为[0，0.3]，说明其在国际创意产业贸易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中国在创意产业国际贸易领域的整体竞争优势依然十分明显，其TC指数高达0.83。

2. 创意产品（Creative Goods）。毫不夸张的说，2002年至今的十年间，是我国创意及其相关产业出口井喷的时期，无论从出口产品的总量和增速上都远远超出了同期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2010年创意经济报告统计，我国创意产品出口额由2002年的323.4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848.07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6.92%；进口额则由2002年的29.4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60.78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了13.54%。其他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产品出口总额由2002年的358.2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1 962.3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6.15%；进口总额126.83亿美元增加到368.1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43%。

从2002年开始，我国创意产品的出口总额就始终牢居世界第一的位置，占据全球市场五分之一的份额，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速。由于出口的大幅增长，中国创意产品的贸易顺差由2002年的290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790亿美元。我国香港地区的创意产品出口贸易也很活跃，虽总体排名较2002年有所下降，但其总产值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当，在全球创意产业出口中排名第四。美国则以350亿美元的出口额占据发达国家龙头老大的地位，与中国相反，近几年来，美国的创意产品贸易逆差一直高达五百多亿美元。

与此同时，创意服务出口额由2002年的16.8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6.20亿美元；而进口额则由2002年的31.21亿美元下降为2008年的21.95亿美元。在主要门类的创意服务出口统计中，除建筑类服务和研发服务数据不全无法统计外，计算机和信息产品的出口增长最快，由2002年的6.3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62.52亿美元，翻了近10倍。

3. 产业进出口结构。就产业部门细分，根据2008年UNCTAD统计我国的工艺品、新媒体和设计这三类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占据较高份额，约为全球同类产品市场的1/3-1/4。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全球创意产品贸易当中最活跃的视听产品贸易中，中国的出口几乎为0，此外表演艺术、出版产业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也很低。

在创意服务方面，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均较前两年有所提升，计算机信息服务等个别行业增长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进出口总量上还有很大的距离，就连与“劲敌”印度比较，差距也很明显。其中，创意服务在出口额和国际市场地位上与创意产品形成截然对比，从2008年全球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全球平均创意服务约为创意产品出口额的45%；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为67%；在德国高达104%；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为12%；而在我国创意产业出口中，创意服务与创意产品的比值仅为3%。

从创意产业国际市场份额来看，我国创意产品出口占居20%的国际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与我国创意产业出口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是，同期创意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只有1.4%。这个数字充分反映出我国目前的创意产业国际贸易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和发展阶段，创意产业发展结构有所欠缺，创意服务方面的政策导向性和推动力不足；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创意服务出口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重视，在建筑服务、研发、个人文化休闲服务、影视声像创作、版税和知识产权贸易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上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水平和服务能力亟须提高。

在2008年全球创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统计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巨大的失衡存在。中国在创意产品进口和创意服务进口两方面总量都相当小，只占到全球的1%左右，与我国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消费大国和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处于较低水平。大众消费能力、消费习惯和欣赏水平，创意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宽容指数（Tolerance Index），熔炉指数（Melting Pot Index），社会结构和制度等因素都从不同方面制约了创意产业的消费。

三、 我国创意产业竞争力跃迁分析

全球创意产业在2002年~2008年的6年间，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总值由2002年的5 650.99亿美元提高至2008年的11 815.31亿美元，增长了109%。这样的增长趋势已持续了15年之久。创意产业的高歌猛进和全球勃兴与研究和统计的相对匮乏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过去的近10年中创意产业发展情况，旨在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和客观比对，纠正学界对我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的普遍认识。同时也指出，我国创意产业在进出口比例和产业结构上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我国创意产业竞争力跃迁的基本路径。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我国创意产业发展增速较快，不仅创意产品、创意服务的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创意产品出口占据全球1/5市场份额，与传统视野里的老牌发达国家和创意产业“领头羊”美国、英国、日本相比，我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极强，竞争优势明显。

同时我们应当关注到夸张的几乎是“只出不进”的进出口顺差反映出我国创意产业进出口比例的失调的问题，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世界人口大国和的排名第二的庞大经济体，对创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只占到全球的1%左右。创意产品出口的巨额产值掩盖不了我国创意消费意识、消费水平、接受能力较低、社会包容度和开放程度不高、知识产权意识淡漠的基本国情。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监督不力，社会大众普遍缺乏对创意产品和服务的鼓励、尊重及购买意识，“盗版”、“越界”现象普遍发生，不利于我国核心原创能力的提升和整体创新氛围的形成。

此外从创意产业链角度来看，我国虽是创意产品出口大国，但始终处于国际创意产业价值创造的底层。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占据全球约80%的创意服务市场，始终牢牢掌控着创意高端产品和服务贸易的主动权。尤其是在全球创意产品贸易当中最活跃的视听产品贸易中，中国的出口几乎为0，此外表演艺术、出版产业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也很低。而这类高端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与我国创意产业目前发展所高度依赖的的手工艺品制作相比对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依赖更加明显，更具低资源消耗和高附加值的特点，处于创意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恰是我们最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此外，我国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贸易结构失衡问题严重。创意服务出口和创意产品出口的比重仅为1∶3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认为，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的产业形势和产业发展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切实推进创意产业实践。

首先应加速体制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要把文化创意发展纳入国家宏观创新战略之中，通过完善政府服务，建立高效运作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为创意、创新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有力引导创意与第一、二、三产业的结合，以创意理念、创新技术驱动带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实现产业融合和跨越式发展。

同时，在资本运作层面应大力拓展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本。政府在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应给予此类企业以税收支持，政策倾斜用以帮助中小企业吸引民间资本，推动文化企业上市融资。从国外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经验来看，既有英国国家彩票基金、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等国家机构对文化创意企业进行资助也有日韩等国的文化创意子行业基金来进行专项金融支持。还有专门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金融机构，如英国西北文化金融机构，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社区合作银行，日本的政策投资银行和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等专项支持特定地区和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各国针对某个具体的文化创意优势行业，如美国是版权、日本动漫，进行重点扶植、有的放矢的创新出各具行业特点的融资模式，有效的利用资本。

最后，要引导国民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消费品位。让图书馆、美术馆、歌剧院和电影院成为寻常百姓茶余饭后的创意休闲选择，以文化消费带动创意生产进而实现创意增值。着力培育民族创意品牌。我国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烙印，中国龙、功夫、京剧、水墨画、及传统哲学思想等一批文化符号都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品牌内涵，值得深入挖掘其市场价值。同时必须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和保护，打击“盗版”和“山寨”产品，倡导全社会尊重创意创新，宽容失败和差异。培养和集聚一批创意人才，进一步提高“原创”能力。切实加大对处于创意价值链高端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及其消费心理需求的特点研究，挖掘本土文化精髓，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全方位营造良好的创意生态环境，推进国家创意产业竞争力跃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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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霞,刘钢.我国文化产业兴起的背景及发展途径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R&D资源配置研究”（项目号：08BJY033）、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号：YYY08001）、及上海交通大学“985”二期博士生访学专项资助。

文化贸易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视角

文化贸易的概念范文第4篇

第一阶段，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外企业巨舰纷纷抢滩中国。在日趋激烈的中外品牌竞争中，国外品牌凭借其强大的整体实力，获得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在日渐严峻的竞争压力下，国内品牌利用消费者的民族情结打出民族牌，于是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在企业界、社会上迅速传播开。

在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最初就是指起源于中国大陆本土，由国内企业首先创建的品牌。但由于它的民族主义色彩相当浓厚，再加上一些打民族牌商家的渲染，在发展过程中又赋予了民族品牌相当多的精神层面上的内涵。比如，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等等。购买民族品牌商品似乎成了国人表达爱国、振兴民族产业等民族情感的崇高行为。从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来看，由民族品牌最初的概念内涵升华来的精神层面上的内涵是处于主流地位的，也就是说，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内涵不难理解，在此不深入赘述。在国内消费者还不够成熟和理性的情况下，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内涵，让国内消费者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为民族产业的升级发展做了巨大贡献。

但是，随着消费者的成熟与理性，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内涵在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更重要的是民族品牌这一精神层面上的内涵在越来越多的外资（外企）购并民族品牌的案例中，呈现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那些被外资（外企）购并的品牌起源于中国大陆，最初也是由国内企业创建，而且国内消费者已经赋予了它很深的民族情感，如果仅从精神层面上说，似乎还是民族品牌；但另一方面，那些被外资（外企）购并的民族品牌已不再从属于国内企业，它的物质基础（品牌的所属企业）已不再具有民族性或者说民族性被严重淡化。大家都知道，物质决定意识是真理。而那些建立在非民族性物质基础之上的民族性精神内涵还能存在吗？答案是能。例如，现在的“中华牙膏”若仅从它的精神层面上看，好像还是民族品牌，但它的物质基础却是不再具有本国民族性的联合利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牙膏”仅仅是联合利华在中国市场上的挣钱工具之一，这就是说，“中华牙膏”作为民族品牌原有体现在精神层面上的诸如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等内涵，因为物质基础（所属企业）的变化，实际上现在已经很难存在了。因而，“中华牙膏”已不再具有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牙膏”已不再是民族品牌。但这个结论却是很多人不愿接受的。

所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民族品牌原有的概念内涵已不能适应已经变化发展了的大环境，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和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个品牌生存发展的大环境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国内不少优秀的民族品牌纷纷进行了品牌再定位和重新设计（包括品牌的形式部分和精神内涵部分），以尽量淡化品牌原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海尔”、“海信”等品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进军中国大陆的外来品牌加速了与国内企业、国内资本、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本土化特征，同时，外来的资本和企业也加速了对一些民族品牌（企业）的渗透和购并，法国达能集团对几家中国食品、饮料的行业巨头的控股或渗透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因而，在这一阶段，若再用民族品牌原有的概念内涵和标准去评判一个品牌，已很难让人信服地说明这个品牌到底是不是民族品牌。环境的变化发展需要民族品牌这个概念具有新的内涵，同时也赋予了它新的内涵。

在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不像原有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等精神层面上，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指在我国市场上，其运作过程中所创造价值和利益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我国（包括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构成或在运作过程中为我国创造了大量价值和利益的品牌。（这个概念内涵也适合于其他国家界定它们的民族品牌）从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内涵我们可以得出：判断一个品牌是否是民族品牌，主要标准应该是相当或大量的价值和利益创造。（诚然，一个品牌的文化内涵在判断其是否为民族品牌的过程中亦很重要，但属于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很难界定，笔者认为从属于物质范畴的价值层面上进行判断更具合理性，至于品牌的文化内涵，可用其衡量一个品牌民族性或本土化的程度。）当然，这其中的价值和利益不可能予以定量，只能进行定性的分析和判断。

例如，前文提及的“中华牙膏”，若用民族品牌原有的内涵和标准去评判它，已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品牌，但若在民族品牌新的概念内涵和判断标准下，结果就不同了。虽然“中华牙膏”现在从属于联合利华——国外的跨国公司，但“中华牙膏”生产所需的原料几乎都来源于国内，而且雇佣国内员工进行生产、管理等等，并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在“中华牙膏”的整个运作过程中为我国（包括国家、社会、个人）创造了大量的价值和利益，因而说“中华牙膏”仍然称得上是我们的民族品牌。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可口可乐”，在很多人的眼里，“可口可乐”是地道的美国品牌，但是，由于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可口可乐几乎都在国内生产，且生产原料98%以上都在国内采购，在“可口可乐”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同样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价值和利益，所以说，“可口可乐”在中国也称得上是我们的民族品牌（本土品牌），这也是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最高目标之一。如果说对把“可口可乐”界定为民族品牌的观点还心存异意，那么对于另一个与“可口可乐”情况相似的外来品牌——“桑塔纳”，相信大多数人已从心底上承认它是一个地道的民族品牌。其实“可口可乐”也好，“桑塔纳”也好，或者其他的外来品牌也好，道理都是一样的，既价值和利益创造，只不过人们从心理上把一个本土化的外来品牌认同为民族品牌需要时间和过程，但这不应该成为界定民族品牌的标准。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是，联合利华等一些外资公司正在积极实施中方资本的渗入计划，相信这将进一步确立“中华牙膏”等品牌作为民族品牌的资格与地位。

所以，在现阶段，甚至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上，即价值和利益创造（相当或大量的）。我们在判断一个品牌是否为民族品牌时，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计划打或正在打民族牌的商家，首先应该在价值和利益创造上下功夫。）实际上，在这一阶段用本土品牌这个词眼代替民族品牌，能够更好地诠释和体现民族品牌在这一阶段的概念内涵，因为本土较民族而言，够更直观地把内涵从精神层面转移到物质层面。

世界在发展，环境在变化，到了将来某一时期，民族品牌（本土品牌）的这一概念内涵将无法满足企业、品牌的发展需要，民族品牌（本土品牌）的概念内涵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和升华。这就是本文第三部分所要探讨的内容。

第三阶段：全球化

加入WTO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获得更长久的发展，不少民族品牌纷纷踏出国门，录求新的市场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的民族品牌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品牌已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因而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也应该要有新的发展和升华，去适应和指导民族品牌的海外市场拓展。

根据笔者的研究和推论，认为在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全球化”三个字上，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民族品牌”已经不能仅仅是我们一个国家的品牌，而应当是一个全球品牌。这里所阐述的全球品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在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而是指能够为全球多数的重要国家和地区创造相当（这里的相当就是指在一国或地区所创造的价值和利益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该国或地区的价值构成）或大量价值和利益的品牌。如果从每一个具体国家的角度来讲，引用第二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本文所阐述的全球品牌就是指有资格被全球多数的重要国家和地区同时称之为它们各自民族品牌（本土品牌）的品牌，这里所指的资格就是价值和利益创造（相当或大量的）。与第二阶段有所不同的是，它已从我国（一国）的角度延伸到全球的宽度。实际上，第三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就是第二阶段的升华和延伸。

当今世界，甚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世界，虽然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趋势在不断加强，但世界上的政治对立与制度隔离是不会消失的。近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后者已呈现出越来越强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WTO成员国）日趋抬头，贸易纠纷和磨擦也时有发生，近期的中日贸易战就是典型之一。虽然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发展趋势，但实际上只要世界上存在政治对立与制度隔离，经济就不可能绝对全球化，贸易也不可能绝对自由化。一个品牌在全球市场的拓展中要想不受到政治对立与制度隔离的阻扰，唯一的战略方案就是把自己做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品牌，即能够为全球多数的重要国家和地区创造相当或大量的价值和利益，有资格成为当地本土品牌的品牌。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建立在自身影响力层面之上的全球品牌，这样的全球品牌是无法避免政治对立与制度隔离所带来的危害的。比如说“万宝路”，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但由于其在运作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和利益大部分都流回美国，而对其他国家（万宝路的重要市场）没有或很少有价值和利益创造，因而在面对国际政治与制度风险时，就很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与制度斗争（包括各种贸易磨擦和纠纷）的牺牲品，比如被勒令停止进口等等。而一个能够为其所进入的国家或地区创造相当或大量价值和利益的品牌，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假如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纠纷或其他的政治与制度冲突，中国可能拿“可口可乐”开刀吗？一般而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可口可东”在中国的运作过程中为中国（包括国家、社会、个人）创造了大量的价值和利益，拿“可口可乐”开刀，无异于拿自己开刀。应该没有国家会这么傻。

文化贸易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茶马古道；文化传播；社会文化功能；精神

“茶马古道”的概念源于唐代的茶马互换交易的史实，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向西南地区进行茶叶运输、茶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将滇、川、青、藏四个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化了沿途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川藏道的开通时间最早，且运输量最大，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历史作用最大的古道。2002年云南剑川县沙溪镇寺登街作为茶马古道上的古集市被列入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因此茶马古道重新映入人们眼帘，并得到新的关注，目前已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旅游胜地，成为民族文化研究以及西部开发的新起点，增加了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渠道。

1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概述

茶马古道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一条完全用人、马踩踏出来的，无数血肉之躯铺成的古道。几千年来古道途经多个民族，包括藏、彝、景颇、纳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个民族。通过古道彼此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强化了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进而使沿线的经济、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目前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再次被人们所重视，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提供了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新途径，现阶段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已经与旅游业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的格局。“茶马古道”这一概念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经查阅大量文献可知，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来说，茶马古道是指人们进行生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遍布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以及周边地区的原始古道，经过长期踩踏产生的道路，可以追溯到这一地区进行人类交流开始。茶马古道的兴起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原始状态，即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新时期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以及马帮古道。正因为其经历了这些原始状态，才有了茶马古道的兴起，换句话说，这些形态是茶马古道兴起的必要条件。狭义上的茶马古道主要是指唐朝以来内地与西南地区进行交易的通道，因其主要是进行茶叶与马匹交换而被称为茶马古道。据考证，茶马古道是根据唐朝的茶马互市的史实而命名。茶马古道的兴起促进了各民族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本民族的文化得到凝练。虽然茶马古道经历历史变迁在清朝开始衰败，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茶马古道对于茶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加速了茶文化传播与交融，促使各民族茶文化升华，进而扩充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2茶马古道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据六朝以前的史料记载，巴蜀是茶叶最初兴起的地方，可以说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起初，茶是作为一种药材被人们所熟知，到西汉时期开始成为人们饮用品，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成为人们普遍的习惯。饮茶真正形成一种风气始于唐朝后期，逐渐出现茶馆，种茶、制茶初具规模。茶文化的普及为茶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朝时期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茶叶，制定了茶叶贸易政策。主要的政策有三个：一是推出了“茶马互市”政策，并在唐玄宗时期允许茶马互市“在赤岭实行；二是加收茶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收取茶税的时期；三是实行榷茶制度，即茶叶专卖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茶马贸易，当时的贸易经营和管理制度还不健全，“贡赐”是其主要的贸易形式，形式单一。由于西南地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不断扩大，茶马贸易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贸易地区逐渐涵盖了西部大部分地区，致使唐朝后期初步形成茶马古道，为宋朝时期茶马古道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时期政府对茶马贸易的重视程度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得茶马贸易兴盛起来，茶马古道也随之兴起。茶马贸易扩展为两种形式：一是延用唐朝的“贡赐”形式；二是宋朝政府铺设茶马司，在茶马古道沿边各地进行“招募蕃商，广收良马”的贸易。宋朝通过茶马司对茶马贸易进行管理，且严格实行榷茶制度，用以保证茶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宋朝政府出台了“茶引”制度，即茶商缴纳茶税后由官厅发放的茶叶专卖凭证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施行极大促进了茶马贸易向成熟时期迈进。元朝政府颁布了健全了马政制度，在茶马贸易带来巨大的税收刺激下，促使元朝政府提高对茶叶向藏区销售的重视程度。元朝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古道的开拓，还在古道沿途建立了驿站，扩展了滇西北、川西与的茶马古道。明朝时期是茶马古道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贸易形式上有所创新，主要的形式是：政府贸易、朝贡贸易、私茶贸易。在制度的建设方面则铺设大量的茶马司，且制定茶法和茶课。茶马古道因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得到极大的发展，远超过其他时期。清朝时期，是茶马古道发展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清初，国内局势动荡，战火纷飞，清政府需要大量的战马，这一需求促使云南茶马互市大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川滇地区的茶马古道的发展。川藏道形成了南北两路茶道，两条古道的交汇点是昌都，同时昌都也是滇藏和青藏的交通中枢，因此昌都成为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贸易中心。清朝末期至时期茶马贸易的发展逐渐衰落。时期由于日寇封锁了部分交通要道，导致中华民族大后方物资紧缺，这时茶马古道肩负起运输物资的重任，支撑起整个抗日物资的运输。茶马古道也因此成为大陆上现存的还在运转的、唯一的文明古道。

3茶马古道的社会文化功能

3.1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高、最壮观、最险峻以及环境最为恶劣的古道。茶马古道纵横交错地在滇、川、藏三个地区之间。因而古道沿线的地势差异较大，地质结构复杂，途经之地大部分都是高山峡谷和急流险滩，再加上变化多端的气候，使得茶马古道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其中高海拔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茶马古道沿线海拔多处于2000～5000米之间。茶马古道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其通行的难度之高在世界上各文明古道中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古道也不为过。险峻也是茶马古道上的显著特征之一。且不说茶马古道的恶劣天气，其自然的险峻也足够给茶马贸易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古道是穿梭在各山脉和跨地域的道路，致使大部分的古道都是狭窄的，一般只有两尺多宽，有的甚至更窄。且随处可见断崖绝壁，鸟道湍流，各种新式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在茶马古道上施展。因此，在茶马古道上运输商品对于马帮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再加上气候的变化莫测的影响也使得茶马古道的险峻成倍增加。由此可见，茶马古道的发展是艰辛的，广大的劳动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样，茶马古道的存在不仅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而且还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3.2多元宗教的交融与共生随着茶马贸易的迅速发展，茶马古道随之不断地扩张、延伸。各民族的文明与随茶马古道的发展得到广泛传播，如藏传佛教就是沿着这条古道在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进行广泛传播的。宗教文化的传播是双向性的，佛教是从中国内地地区传入，并逐渐在发扬光大，形成具有特色的藏传佛教，而后又向中国内地地区进行传播。佛教的传播方向是以大理为中心的，西行经丽江、中甸、福贡，横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进入等地。其主要的传播路线基本上与茶马古道的沿线相重合，也就是说茶马古道的发展推动了宗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在茶马古道的沿线仍存在很多寺庙，这就是茶马古道传播宗教文化的有力证据。茶马古道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宗教的融合，比如在纳西族的宗教典籍东巴经中就存在大量的大乘教的措辞，从中可看出藏语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纳西东巴教三者可以说是通过茶马古道的传播互相进行交融、渗透，最终达到共生。茶马古道的不断延伸，加速了宗教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互相交融。也就是说，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随着茶马古道的发展而得到广泛的传播，茶马古道不仅是商品贸易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宗教文化传播的大道。3.3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茶马古道的概念来源于茶叶与马匹的互市，因而茶马古道成为世界上茶的起源中心，茶文化也随着茶马古道的发展而得到广泛传播，茶马古道将生产茶叶的地区与需要茶叶的民族紧紧连结在一起，沉淀出极其深厚的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中留下浓重的一笔。茶马古道沿途经过藏、彝、景颇、纳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个民族居住区，贯穿滇、藏、青、川四大区域。正因如此，茶马古道被称为民族迁徙的大走廊、民族文化的大观园，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和友谊的“见证者”。茶马古道不仅是藏区茶叶补给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沿线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是茶文化的传播与交融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文化传播地势最高的古道。在这条古道上附着着各族文化，西双版纳傣族的贝叶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藏族的雪域文化等等，各族文化通过这条古道进行融合、发展。此外，茶马古道还是一条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连通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一座桥梁，其文化传播的作用至今仍产生深远的影响。因其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而成为开辟沟通汉藏经济文明的纽带。茶马古道现如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研究、探险与旅游的黄金线路，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

4结语

“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正如这句话所说，茶马古道在我国的历史上的作用与丝绸之路一样，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茶马古道是当前世界地势最高的经济文化通道，同时也是现如今唯一一条仍在运转的文明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与内地地区、东亚以及南亚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虽然茶马古道逐渐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茶马古道推动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加强了祖国各民族的团结，为巩固祖国疆土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以研究茶马古道为基点，能够扩大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视角，多角度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促进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升华，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迈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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