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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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形式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已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贸易活动，本文从贸易地理角度出发，利用相关史料和数据，通过分析得出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地理转移路径及其动力机制。

关键词：世界 奢侈品 贸易中心 地理转移

奢侈品的定义

笔者认为，一件商品能否作为奢侈品，与同一段时期内的生产力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会环境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时间等因素尝试性的提出，“奢侈品就是在某一时间段，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基本需要的，或在满足部分人基本需要的同时，具有很高的附加价值，具备珍稀、昂贵、品牌、品质特点的商品和服务”。鉴于奢侈品的宽泛性，本文以实物形式的奢侈品为研究对象。

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形成与地理转移

（一）产业革命前

世界奢侈品贸易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早在人类国家机制和等级社会出现之时，统治阶级即拥有了丰富的奢华物品，但这些物品一般只供本国内部的权贵收藏和享用，很少或几乎没有在其统治地区外流通。之后，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累积和人类地理视野的开阔，相邻的国家之间开始互通有无，有了货物的交换和买卖，并从一般性产品逐步发展到一些具有本地特色、贵重的物品，进而涉及到在当时来讲的奢侈品，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当时的一些奢侈品贸易的中心，其发展最为重要的有三个历史时期。

1.“丝绸之路”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是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此期间，欧亚非三洲各个国家的贸易与交流迅速发展，其中就有大量的奢侈消费品，最为珍奇的就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当时西传至他国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古罗马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1磅约等于0.45千克）约12两黄金的天价，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当时除了丝绸和瓷器之外，商队从中国还主要运出金器、银器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主要奢侈消费品是香料、珠宝首饰等。丝绸之路绵延上千年，逐渐形成了世界早期的奢侈品贸易中心（见图1）。

2.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曾到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郑和下西洋并不完全是在经济需求的驱动下进行的，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同其他国家海外贸易的往来。同丝绸之路时期一样，此段时间内的贸易往来也有奢侈消费品的身影。郑和满载着早就享有盛誉的丝绸、瓷器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远赴西洋诸国，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的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这些在当时都可称之为奢侈品。此举使得奢侈品贸易中心更扩散到了红海及印度半岛。

3.地理大发现时期。15到17世纪时期，欧洲各国开始从海上寻找新的贸易线路和贸易伙伴，促成了地理大发现，其结果是大量香料、金银不断运回欧洲，其中也包括在欧洲享有很高盛誉的中国丝绸和瓷器。17世纪时，欧洲的贵妇们都喜欢穿中国丝绸面料的高跟鞋，并在鞋面上装饰中国风格的图案，中国瓷器在欧洲也占有极大的市场，被视为珍玩，只有在西班牙和法国等大国的宫廷里才能见到较多瓷器。由于丝绸和瓷器价值昂贵、数量稀少，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甚至出现了仿品。由此可看出，当时欧洲奢侈之风盛行，并对中国奢侈品极度追捧。

在以上的三个历史阶段内，中国国力强盛，技术进步，以丝绸和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奢侈品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当时的“中国制造”是品牌、价值和尊贵的象征，在区域及世界范围内的奢侈品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产业革命后

1.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到19世纪中期，当时的欧洲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工业革命推动了产业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为奢侈品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消费基础，近代意义上的奢侈品就诞生于这个时代。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前后诞生的奢侈品牌集中在酿酒、钟表以及少量的服饰和珠宝行业，比如：酿酒类有1715年法国的马爹利，钟表品牌主要有1755年瑞士的江诗丹顿。从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其中尤以法国最为突出。比如1847年Louis-Francois Cartier建立了卡地亚，1854年Louis Vuitton建立了皮革箱包品牌路易威登，英国只有在1856年时才由Thomas Burberry创立了巴宝莉品牌。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工业经济规模有限，奢侈品的生产也仅分散在少有的几个行业，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少数贵族拥有大量财富和奢侈品，其他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还不具备奢侈品消费的能力。因此，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后期，奢侈品行业的规模并不大，国家之间的奢侈品贸易也同样如此。但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在近代奢侈品的创立、发展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已经显现出成为日后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雏形。进入20世纪，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生存成为当时人类的第一需求，奢侈消费自然也淡出人们的视野。

2.战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各国经济的重建与复兴，世界奢侈品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从数量来看，大量奢侈品牌在这一时期诞生，以2008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奢侈品牌前百名排行榜为参考，诞生于1950年以后的奢侈品牌多达32个，如果再加上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品牌，这一数目将会更大。从奢侈品行业的阶段性特征来看，一方面传统奢侈品有着很好的历史传承性，工艺技术恢复之后继续保持了其优势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在更多的门类、行业里出现了新派奢侈品，如高级酒店、豪华游艇等，形成了以欧洲为代表的“旧世界奢侈品”和美国为代表的“新世界奢侈品”并存的格局；第三是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介入推动了奢侈品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由相对分散走向高度集中，出现了奢侈品垄断组织，法国的LVMH和PPR集团、瑞士的厉峰和斯沃琪集团相继成立，发展至今已成为极具竞争实力的世界奢侈品行业巨头。

从地域分布来看，19世纪中后期之前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在欧洲内部，尤以法国为中心。意大利和美国的奢侈品行业，最初都是依靠法国而起步的，但在法国大革命后，由于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上升，这两个地区的奢侈品行业也开始独立发展起来，孕育了符合自身国别条件的奢侈品品牌，并在20世纪成为法国之外非常重要的世界奢侈品生产国。当今世界拥有奢侈品牌数最多的三个国家就是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其他主要奢侈品生产国还有瑞士、德国和英国等，这些国家所生产的奢侈品很大一部分已进入世界百强行列。在奢侈品贸易方面，以2009年为例，世界奢侈品市场份额中，欧洲占38%，北美占29%，可以设想在当时的阶段，世界奢侈品市场贸易总额并没有达到现在的规模，但是欧洲和美国是当时技术最先进、财富最集中的地区，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应该比现在要大得多。

由此可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后期，欧洲和美国是世界奢侈品贸易的中心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和北美地区充分吸收两次工业革命的精华，国民财富较之以前大幅增加，尤其是中产阶级的规模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大，消费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们持续增长的财富和高涨的消费热情，为世界奢侈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代世界奢侈品主要消费中心地的形成

（一）日本中心

日本在二战后短短二十多年间，经济迅速发展，1968年其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繁荣带来的是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直到经济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日本的奢侈品消费竟然一度占到全球的47%。以路易威登为例，据估算，如今的日本人总共拥有超过2500万件产品，即平均五个日本人就拥有一件。这个人口不到1.3亿的小国，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就成了世界奢侈品的圣地。

（二）新兴经济体中心

进入21世纪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极。亚太地区富裕人群快速增长，以中国为例，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11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百万美元富豪家庭数量超140万户，排名世界第三，648个超级富豪家庭财产每个逾1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五。具体在奢侈品消费上，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9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1年消费总额达到126亿美元，增速飞快。另外，俄罗斯、韩国、中东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奢侈品消费额也在逐年攀升（见图2）。在欧美以及日本奢侈品市场相对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活跃地区。但是同日本一样，这些新兴国家目前几乎没有自身的奢侈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欧美仍是最重要的奢侈品产地。

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演进路径与动力机制

综上，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形成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革命前，以古老东方中国为中心，向中东、中亚、地中海沿岸、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辐射，其顶峰期处于“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时期；第二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前后，英国、法国和瑞士的近代奢侈品生产从创立到发展，使之渐渐成为区域奢侈品生产和贸易的中心，这一时期属于过渡期；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后期，西欧（包括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在内）和美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最主要的生产和消费地，北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奢侈品贸易的中心；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后期至今，日本取代欧美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地，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国家也成为奢侈品消费的新生力量，世界奢侈品的生产中心依然在北大西洋地区，但消费中心正在转移至亚太地区（见图3）。

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地理转移与世界贸易中心区以及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路径基本上是相吻合的。这充分证明了奢侈品的生产消费是与不同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其贸易中心地理转移的主要动力机制来源于，一是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奢侈品的高品质特性和多门类趋势决定了其生产过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作为支撑，不仅需要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也需要传统精湛的手工技术，奢侈品的高附加值能够带给生产者高额的利润，吸引着生产力发达地区积极参与到奢侈品行业的生产贸易中；二是旺盛的消费需求，奢侈品有着昂贵的价格，属于高层次需求，这就决定了其消费环境和消费基础，是具备稳定的文明社会环境和繁荣的经济环境条件下的高收入或较高收入的地区，才会产生较强的奢侈消费欲望，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中心。以上两方面有机结合产生推动力，促使奢侈品贸易中心不断发生转移。

参考文献

1.沃尔冈·拉茨勒著.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M].中信出版社，2003

2.刘建湖，紫石.关于奢侈品经济概念的研究[J].商业时代，2009（24）

3.朱明侠，周云.奢侈品的广义定义及其研究框架[J].经济师，2008（7）

世界贸易形式范文第2篇

一、目标任务

在市委、政府及“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大调解”工作体系联动作用，组织调动调委会及镇职能等各方力量集中开展排查化解涉及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实现“三升三减”工作目标（即：矛盾纠纷调处率上升、突出疑难矛盾化解率上升、平安测评群众满意率上升和越级上访减少、积案减少、减少），全面推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促进“平安”建设，为迎接党的十和省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推进全市经济社会“三三三八”发展战略，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要点

多措并举、全面排查，摸清当前社会突出矛盾及隐患问题，掌握本地域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做到底数请，情况明。重点摸清以下七类涉稳群体性和复杂性矛盾隐患。

1、因重大项目建设、资源开发利用等引起的土地征用、土地租赁、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等涉稳群体性矛盾纠纷及其隐患。

2、劳动争议、环境污染、医疗纠纷、食品安全、等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矛盾纠纷及其隐患。

3、民间金融借贷、经营性纠纷等可能带来的涉稳重点问题隐患。

4、集访、群访、涉法涉诉和进京到省、市“越级访”且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难案、积案、老案等突出矛盾或历史遗留问题。

5、跨地区、跨区域、跨行业（以下简称“三跨”）等具有连带性、连锁型等处置较为复杂的矛盾纠纷。

6、“5.12”地震及灾后恢复重建中尚未完全化解的地震灾区涉校、涉房、安置、补偿等遗留的矛盾纠纷。

7、本地区本部门其他涉及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三、活动安排

整合资源、充分利用执行力建设年有利契机发挥干部群众参与到“大调解”活动中来。公安、司法要加强对村（居）调委会的指导，加大宣传力度，排查摸清不稳定隐患，找准问题症结并逐一及时加以调处。各调委会要走村入户对矛盾纠纷隐患逐一排查，做到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解决，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要确定专人负责解决。力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对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要积极发挥“大调解”作用，加强与司法和镇职能部门的协作，共同做好化解工作，防止矛盾纠纷扩大升级。对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难点、热点、焦点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要及时向镇党委政府报告，由镇党委政府统一安排脱妥善解决，避免发生，避免民间纠纷激化引起刑事案件出现。按照要求：村（居）委会发生矛盾纠纷，基层调委会要查清纠纷发生原因及时化解处理，调解处理两次未能达成协议的方可向镇调委会汇报，并递交初步处理意见书。疑难、复杂、较为突出的矛盾纠纷基层调委会应及时向镇调委会汇报，防止矛盾纠纷扩大。

四、实施步骤

“攻坚破难”矛盾纠纷专项活动时间安排分三个阶段进行。

1、动员部署“大排查”（年3月20日——4月10日）。该阶段要召开动员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广泛宣传，打一场集中化解涉及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攻坚战”。各调委会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对本地域矛盾隐患逐一进行彻底排查，建立准确、完整的排查台账。对排查出矛盾和问题逐一进行分类，配套落实稳控措施。

2、集中攻坚“大化解”（年4月11日——9月）。

按照层级管理和就近就快原则，实现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调处化解矛盾纠纷。对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要及时启动“大调解”协调联动机制进行调解。

3、总结考评，落实责任倒查（年10月——12月）。

世界贸易形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印；贸易结构；互补性

一、引言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自1950年以来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中印贸易关系真正开始出现大规模增长是在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印贸易发展进入了黄金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至今，中印贸易总额增长近1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9.7%。①

尽管中印两国的贸易发展速度不断增快，然而总体贸易规模不大。与对外贸易发展程度相比，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总额都处于彼此的初级阶段。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显示，2015年中印贸易总额仅为中国与美国的12%，中国与欧盟的10%，中国与日本的16%。除此之外，中印两国的双边贸易从新世纪以来，开始从两国各有逆差逐渐发展到印度对中国的全面逆差，两国双边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300亿美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两国贸易往来的不断加强，贸易结构的互补性也开始凸显。

二、中印贸易结构互补性分析

（一）贸易互补指数分析

贸易互补指数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与显示性比较劣势指数的乘积，进口百分比越大，说明该国在此类产品生产上的出口竞争劣势越大。其计算公式如下：

Cab=RCAai*RCAmbi

本文选取2015年中印两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数据，根据SITC-3分类标准细化到二位数编码。通过计算可以总结出中印商品贸易中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对印度进口的贸易互补产品。在中国对印度出口互补的商品贸易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最大，包括办公自动化设备、精密仪器和其他运输设备。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纺织类产品。在印度对中国出口互补的商品贸易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初级产品领域，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

（二）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的核心，其计算公式如下：

Ti=1-|Xi-Mi||Xi+Mi|

本文通过计算中印产业内贸易指数，观察两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即两国之间是否形成了有效的专业化分工。通过数据计算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走向。中印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产品类型是食品和活畜类、化学成品和有关产品、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几乎占到中印贸易总额的50%。通过不同产品类别产业内指数的对比发现，中印两国在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指数较高，说明这两类产品异质化程度较高。

具体来说，原料类产品、化工类产品、纺织类产品和机电类产品是中印贸易往来的只要产品类型。首先，中印两国在初级产品领域中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呈现低位运行并且逐渐下降趋势。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市场呈现出了一次“洗牌”现象。初级产品已经不再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产业，在今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对外贸易将呈现出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新常态。其次，化工类产品逐渐由产业内贸易向产业间贸易转化。作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一的化工行业，中国在不断实现突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我国在化工行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产业――无机化学品。反观印度，印度一直以来的优势产业是电子产业，国家也把大量的政策倾斜到电子行业中，因此在化工领域里也主要是以传统优势产品――医药产品为主。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印两国在化工类产品领域中的产业间贸易不断增强。

（三）产业内与产业间贸易指数分析

当我们把中印两国的贸易互补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相结合起来分析，就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发展的动力来源，究竟来自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

通过互补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结合计算，可以看到产业内贸易，即专业化分工并没有在中印商品贸易中产生。无论是在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产业内贸易指数高的产品类型几乎很少。因此，我们可以明显地得出中印商品贸易互补性的形式，是以产业间互补贸易为主，产业内互补贸易为辅。

三、促进中印两国商品贸易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通过前文的实证与分析可以看到，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使得两国之间的贸易水平相较于其他国家，仍处于初级阶段，贸易结构还有巨大的优化空间。但是两国之间的发展策略有所不同，优势产业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贸易产品互补性在不断增强，这也为中印两国中间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印两国应互相努力，在政治上不断克服不利因素，早日在经济上共同实现双赢。对此，本文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中印双方要共同努力，不断促进和实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进入到以双边自由贸易为主的新阶段。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欧盟的顺利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提供了思路。中国和印度同为金砖四国，在地理位置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由于两国都属于人口大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中印两国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应加强合作与交流，努力实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多赢。

第二，不断促进产业间贸易。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印两国之间的互补产品类型不断增多，这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在金融危机过后，面临着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于能源类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强，这类产品也正是印度目前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而从印度来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国内市场对于家电类产品、办公类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强，这两类产品也是中国目前的优势产品，在今后也将成为中国向印度出口的重要领域。

第三，促进专业化分工，形成产业内贸易。由于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因此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产品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中。因此，中印两国应加强竞争性产业产品的专业化分工，扩大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异性，促进产业内贸易，针对具有竞争性的产品加强专业化分工，促进良性竞争。（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注释：

① 数据来源：根据2002-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参考文献：

[1] 闫成海，从贸易结构看中国与印度经济间的竞争关系[J]，世界经济，2003（1）.

[2] 杨文武，后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研究现状探析[J]，南亚研究季刊，2012（4）.

[3] 叶世隆，张伟，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意义[J]，大理学院学报，2012，1（1）.

[4] 温耀庆，戴锦贤，金砖五国合作机制下的中印经贸合作[J]，国际贸易，2012，8（20）.

[5] 文富德，论中印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J]，南亚研究季刊，2008，3（21）.

[6] 霍伟东，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中印自由贸易区建设――基于实证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15）.

世界贸易形式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供求趋势

一、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地体现为：研发及技术人员、熟练技工供给不够和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者就业困难并存，大学生就业困难和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够一起并存，农业劳动力结构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

1.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制度性根源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区域分割使劳动力的地区迁徙受到了阻碍，城乡分割使劳动力的方位转换受到了限制，行业部门分割使劳动力的交换流动受到了阻拦。同时，不同户籍制的存在也影响到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人为设置的制度所造成的，当初设定这些制度的时代环境与今天的发展不可同日而已，制度已远远落后于现实，所以产生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2.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

我国社会现在正处于加速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产业大转型。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体系逐渐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教育与市场出现了不匹配不适应的情况。在教育结构体系中，理论知识所占学习内容的比重过大，而实践性强技术性高的教育层次始终不高，最突出的表现为轻具体岗位教育而重学历等级教育。并且在教育中的专业设置上，研究性人才的培养占了大多数，应用型专业因为传统观念中所谓不体面、档次低等狭隘观念的影响，比例低人数少受重视程度不够，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同时，国家对职业技术院校的投入过少，办学软硬件条件落后于科研型院校，使得人才流动向更高层次拥挤，而学习具体实用技术的人也不断减少。长此一来造成了当前的教育结果，一方面教育结构的设置不平衡，白领专业重复开设且大批院校以此为招生卖点，造成了人才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使得人才集中于理论性、研究性的领域内，面临恶性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受轻视，专业型复合型的技术人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社会、市场对基础性的人才需求量的加大更加凸显出应用型人才的匮乏。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主要体现在当前教育结构设置的盲目性、人们对于基础性人才理解的误区上。虽然近几年我国开始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但是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一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不仅浪费了巨大教育成本，人才培养的浪费，更加大了就业和市场需求度的压力，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

1.劳动力需求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

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所决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逐步细化，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对劳动力需求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除了经济发展以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还受其他因为的影响，这些综合因素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而需求量的增加和就业率的增加并不是同一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广泛的需求，将此需求细化，就会发现社会基础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远远高于科研型人才的需求量。而我国当前的制度性限制和教育结构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人才发展的不平衡。用“28理论”来解释的意思就是80%的人才去竞争20%的市场岗位，20%的人才又不能填满80%的市场需求空缺。

所以说，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并且要维持一段时期。

2.劳动力供给总量会从缓慢增长渐渐走向负增长

“劳动力供给总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劳动者总量”。 决定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和劳动力参与率。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劳动力需求量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另外，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几十年，虽然我国人口数量很大，但据第十三、第十四次人口普查和我国人口比例分析，我国人口总量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人口增长与死亡率将持平。更远的说，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当人口红利减弱并消失的时候，劳动力供给总量势必会随着这一趋势而缓慢增长并走向负增长。

另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加大，年青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那么社会可工作人数在不断地减少，相应的劳动力参与率也在降低。有调查显示，截止2010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量之间的差距非常小，不难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供给会小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此缺口并将随着时间不断拉大。

三、总结

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及供求趋势预测的分析能够得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未来的走向。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应该一方面进行产业调整，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劳动者的培养要加大力度，把握重点和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层面上健全劳动力市场、消除各种市场分割，保证劳动力的合理应用和良性循环发展。

参考文献:

[1]蒋 茜 孙 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J],经济纵横，2011（5）.

世界贸易形式范文第5篇

一、碳关税时代中国贸易转型的背景及意义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

2009年6月26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此来改变目前全球变暖及减排问题。目前，机电、建材、化工等高碳产业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如果开征碳关税，短期内必然会对上述行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专家测算，如果按照30美元/吨的标准征收碳关税，将导致中国进口总额下降约0.52%，出口总额下降约0.72%，从而拖累中国的GDP下降0.021%。如果开征碳关税，碳关税标准很可能不止30美元，上述数字也会更高。碳关税将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低碳时代研究我国贸易转型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巨大能源消耗的约束

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庞大人口的日常消费所带来的能源消耗巨大，且日益增加，该数字已经由2000年的14.55亿吨稳定增长至2010年的32.5亿吨标准煤，如图1。在低碳经济时代这种现象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据2008年中国能源报告的数据显示，1997年产品出口造成的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就已经达到2.82亿吨碳，占一次能源利用碳排放的30%以上，这意味着我们一次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大约1/3是由于满足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和生活造成的。这充分的说明，我国巨大的能源消耗不仅与国内的生活、生产消耗有关，还与我国近些年来不断增大的贸易顺差紧密相关，而在碳关税时代这种高能耗的方式必然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贸发展。

（三）对外贸易特征的内在要求

海关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外贸出口15779.3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3亿美元，增长38.7%；贸易顺差为1831亿美元，减少6.4%。此外，2010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4887.1亿美元，增长39.9%。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11577.6亿美元，增长27.3%。加工贸易项下顺差3229亿美元，扩大22.2%。2010年我国重点商品进出口增长及所占比重的统计资料见表1和表2。

根据上述的数据和表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从贸易结构上看，虽然我国进出口总额巨大，其中，机电等高碳产业占据了中国进出口市场一半的比例；在出口商品中，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另外，尽管近些年服务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构成中，工业制成品比重远远高于服务业产品比重。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而在我国加工贸易中，通过外商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建立的生产基地和生产环节，多数还属于中低技术、中低端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过多地消耗我国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过低地支付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我国在整个贸易的价值链中获得的利益比较少。

通过对我国贸易结构以及贸易方式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现有贸易是低效、高碳的，因此碳关税的开征必然会对我国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研究碳关税时代我国贸易转型的对策尤为重要。

二、碳关税时代我国粗放型的外贸模式难以持续发展

（一）低成本优势的逐步丧失

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为基础的生产成本优势上。未来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时期，社会、经济以及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更加受到重视。这必然会引起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基本要素价格的变动，国内要素价格上升将是一个长期趋势，成本上升的压力加之高额的碳关税必然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难以继续。

（二）国际分工地位价值链及贸易摩擦的约束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都是粗放型的，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不高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始终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贸易额的增长大部分是纯数量的增长，效益却很低。纯数量的出口增加，使得我国在初级产业中不断的重复低效率、高成本且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并且在这些产业中投入大量的重要资源，造成资源产出的低效率。粗放型的模式促进了我国对高技术及其产品的进口依赖，这非但不能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的科技发展。即使在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上，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环节，研发部分很少。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种依靠纯数量增长的贸易方式更加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碳关税的提出就是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最佳体现。

（三）能源紧缺与资源的约束

我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这类“低技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上。同时，由于外贸的拉动及优惠外资政策引导，大量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密集型、能源耗费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这些产业都是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或高技术产业的低端加工环节，这使得我国目前能源不足和环境污染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也使得我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大，如图2-2。因此，我国这种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来获得低利润，这不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特别是碳关税会使得这些利润更加微薄，这更加说明这种粗放型的外贸模式不再具有可行性。

（四）环境成本与低碳经济的要求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紧缺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正被全国各地重视。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模式是出口导向型，出口产品多集中在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低技术、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据测算，我国每年出口的高能耗产品的能源消耗占国内能耗总量的1/5，污染物进口量也在不断增加。

总之，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污染呈现出排放总量大、结构性污染突出(如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等)、复合型污染严重等特点。随着对外经贸的不断发展，生产出口商品依赖传统能源支撑所引起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国内和国际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下，为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促进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迫在眉睫，因此，这也要求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向低碳转型。

三、碳关税时代贸易转型的途径与手段

（一）大力推行绿色贸易政策

1. 根据环境特性对产品分类，按其特性安排进出口。将出口产品按其环境特性分类，分为鼓励的、允许的、限制的和禁止的等。在此基础上安排产品的进出口，推动环境标志产品、生态产品和低碳产品的贸易；适度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贸易。我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和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出口大户，必须转变外贸发展思路，推进绿色贸易战略，掌握世界贸易关系变化的主动权，为我国的外贸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2.改善节能减排技术，完善政策激励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将节能减排技术列入重大科技专项，从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与节能减排技术先进国家进行合作，同时建立吸引海外相关科技人才的机制。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大兴绿色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燃料，逐步改善能源结构。可以考虑将节能减排技术、新能源行业和环保行业列入高新技术产业目录，享受高新技术产业在税率、税前抵扣甚至是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推动企业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并在适当的时候实施新能源市场配额制，通过为新能源产业配给一定规模的市场，促使新能源产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走上规模化的发展道路。

3. 加快价格、税收等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传统能源、资源和两高一资产业的引导和管理力度。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价格、税收政策没有真实反映其环境和资源成本，企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环境能源获得的，所以必须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因此能源、资源价格应当逐步市场化，由市场上的供求情况来决定其价格，同时提高资源税和择机开征反映温室气体污染的碳税，通过提高企业成本使其走向高效节约的道路。同时完善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税收体系，适时考虑开征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关税，进一步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清洁能源、环保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中。

（二）带动我国国际分工价值链向高端发展

1. 鼓励外资企业设立研发和营销中心。创新是推动我国国际分工价值链向高端发展的动力，因此我国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并要抓住当前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到其技术研发中去，分享研究成果，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政府应努力营造适合企业创新的环境，打造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建立公正、规范、有序的投资和竞争体制。通过专项基金、优惠补贴、完善的融资体系和专利法案以及促进高校或科研机构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的政策等，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培育自主品牌，开拓自己的销售渠道。

2. 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我国加工贸易的兴起是在优惠外资和鼓励出口的导向下，由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转移引起的。所以加工贸易要想升级必须改变我国引进外资政策，提高加工项目投资门槛，对于增值率低于目前平均增值率的新项目限制进入；对于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资金、技术密集的加工贸易项目和“关联配套”型加工贸易项目，要通过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大力引进；不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两高一资”加工项目坚决禁入。

3. 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技术优势，必须注重技术创新，使自身能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技术创新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核心技术创新，一种是非核心技术创新，一种是资源性技术创新（即改变产品原有能源或原材料的技术创新）。企业虽然应该重视核心技术创新，但更多的企业需要注重非核心技术创新和资源性技术创新，选择切合实际的创新路线。在碳关税时代资源性技术创新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这种创新不仅是获得技术优势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新的成本优势的开发。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选择自己最佳的规模经济，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不断调整自己的增值模式。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将增值的重点由生产过程逐步转向产品设计、品牌创造、销售创新、服务增值等这些低碳的、非生产的增值活动，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继续保持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三）鼓励服务贸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