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战略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国际化战略分析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国际化战略分析范文第1篇
知识管理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核心所在，一场学习竞赛的胜利者将可能赢得所有的博弈，选择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就对竞争对手形成了一种负的外部性，增加了自己先占于竞争对手的机会（泰勒尔，1997）。这类企业更注重于知识的获取，对充分实现其掌握优势知识资源的价值的欲望也更强烈。对于发展中国企业，如何寻求知识并获取优势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动机，但目前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国际化的交易成本及企业的有效运作方面。尽管资源基础论及KBV在战略管理中已经成一个比较流行的分析工具，被普遍用来解释企业竞争优势、企业成长及企业战略联盟问题，然而很少被用来分析企业特定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在目前的文献中，从知识能力形成角度对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没有深入研究。
一、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形成机理及路径研究
知识密集型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知识的异质性，而学习是企业竞争优势唯一的持久性来源（Willias，1992）。跨国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中，面临各种额外的知识及信息，经营者不可能等到掌握所有的国际化知识以后才开始进行国际化，也不可能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市场盲目冒险而投入大量资本。由于这些跨国公司是海外市场的“新来者”，缺乏足够的东道国知识，缺乏在国外经营的经验，在国外经营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和阻碍，增加了国外运营的成本，可能使国际化扩展发生延迟，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效率低下。因而，知识在国际化扩展中就尤其重要，而作为知识来源的途径，组织学习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
March（1991）提出组织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组织学习包含两个方面：“寻求”与“利用”。“寻求”一词与搜索、变化、风险承担、经验、实验、灵活性、发明及创新等相关，是对新战略资源和竞争力的获取；“利用”与提炼、选择、生产、效率、选择、实施及执行有关，是对已有资源和竞争力的使用。根据March（1991）提出的组织学习理论的两个方面，主流理论关于国际化的观点使用了“利用”而不是“寻求”的观点（Hedlund and Ridderstrale，1997），目标是效率最大化。由于忽视了资产的寻求，这些传统理论没有成功解释跨国公司是如何通过国际扩张进行创新的。而实证表明，资产寻求型FDI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如Kouemmerle（1996）发现，制药和电子部门的大型跨国公司在海外研发基地的增加主要是为了获得新知识而不是利用现有的知识。“知识寻求”的本质属于创新范畴，它的重要功能是增加整个知识系统的知识存量，有利于已有知识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对“知识利用”取得的成果进行保护；“知识利用”则是对现有知识进行利用的深化与巩固，同时又是对可利用知识的积累。
企业跨国知识能力的积累有两个过程：一是从缄默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即是以创新为主，将新技术、新知识能力商业化并获得利润及租金的过程；另一种是从显性知识转变为缄默知识，即获取物化技术以及可以传播及表达的技术及知识，并经过消化、吸收与原来的缄默知识相结合的过程。这与企业内在的“利用”与“寻求”相对应，只不过是这两个过程是跨国界进行的，通过国际化扩张进入国外市场使企业提供了“利用”利益及“寻求”利益（Dunning，1993）。从这个意义上，“知识寻求”与“知识利用”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形成的两个有机结合的因素。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化模式存在较大的不同。主流理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强调发达国家“知识利用”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能力较弱，而且不完整，在知识能力积累路径上有较大的不同。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发展的路径更多地取决于“知识寻求”，但与其发展中国家不同，由于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通过内向国际化获得了一定的技术能力，可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进行“知识利用”。即通过“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而获得能力的提升。
二、企业国际化能力形成与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
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其实是跨越国界追求能力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以知识的持续寻求、积累和根据知识存量进行利用、反馈，进行调整为核心的动态的、多维过程。具体来看，企业国际化发展与企业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见图1）。
企业能力既可以是企业国际化发生的条件，也是企业国际化的诱因；企业能力既是企业国际化的推力，又是企业国际化的拉力。而作为组织学习的两个方面，“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与企业竞争能力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知识利用”推动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的形成及提高，企业能力的提高又促进了企业进行“知识利用”。
从更深层次来看，从KBV理论对于跨国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解释可以看出，KBV理论在解释企业国际化经营时也隐含着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因此，与市场逻辑不同，组织逻辑暗示具有市场不具备的能力：一方面是利用知识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是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是“知识寻求”、“知识利用”跨越国界的过程，这说明了企业具有“知识寻求”、“知识利用”国际化战略动机。这一观点比现有理论更体现了因果的统一，既补充了知识转移情形下只考虑交易成本的缺陷，又支持了企业组织惯例及文化差异的观点，符合KBV分析企业的组织逻辑。
三、转轨经济下的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分析
1、知识能力不完整性决定了具备较强“知识寻求”国际化战略动机
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知识能力及管理经验相对发达国家较弱；在转轨经济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是不完整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需要通过向发达国家企业学习来获得先进的知识及技术，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寻求”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寻求东道国市场知识、寻求国际化经营管理知识、寻求技术。
2、转轨经济特征决定了具有强的“知识利用”国际化战略动机
第一，在计划经济下，中国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及自主开发，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部分企业具备了剩余能力，企业需要将这些剩余能力进行扩张，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由于中国处于转轨经济中，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较高，通过内部化进行交易成本较低。在这两个条件下，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动机就相对较强。第二，企业普遍缺乏一些发挥知识优势的非知识性资源。除知识性资源外，转轨经济中的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一些资源，如财务资源等。为了使企业更快提高竞争能力，企业在寻求知识性资源的同时，也要寻求这些非知识性资源，将这些资源与本身具备的知识优势结合一起，更好地进行“知识利用”。第三，投资约束机制“软化”使国有企业具备“知识利用”国际化动机。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基本上是一种层层委托的关系，由于委托层次过多，企业的经营者没有最大化所有者权益的激励。当企业的经营者对其投资决策行为不负任何责任或者只承担很小一部分责任时，企业的投资约束软化了。在转轨过程中，由于人们还不太习惯通过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来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民营企业家以“拍脑袋”进行决策的方式仍然常见，也出现投资约束软化的特征。而投资约束软化的一个最常见后果是产业的“过度进入”行为（郭昕炜、徐康宁，2001），这就必然造成行业竞争程度加剧。激烈竞争导致的微薄利润使企业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寻求国际化发展，以增加新的利润来源。第四，知识密集型企业快速国际化的特征使得其有可能与传统企业不一样，可以跨越一些阶段，甚至不经过国内发展的阶段就直接进入国外市场，有可能表现出强烈的“知识利用”国际化动机。“知识利用”国际化本质上是获取互补性资源的战略，以弥补其本身资源能力的不足。
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及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的不完整性，“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的转化存在两个矛盾，阻碍了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形成。第一，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发展时间还不长，实力还不雄厚，大多数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既要应用于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又要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断进行“知识寻求”，所以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利用”及“知识寻求”矛盾就显得更突出。第二，由于二者在成本与收益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上不一致，“知识寻求”利于长期，“知识利用”利于短期，导致冲突。自适应过程会在无意识中偏向“知识利用”。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境外企业发展资金的不足一方面使企业在海外扩大再生产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对尽快收回投资回报有着更加强烈的动机与愿望，投资短期行为明显，使部分企业出现短视行为，只重视企业短期发展，不重视企业长期成长；只重视利润的获取，不重视知识的获取，整体上不利于企业国际化的长期发展。
四、结论
进行一个有效的组织学习过程必须建立在“知识寻求”与“知识利用”相统一的基础之上，而这体现了企业的国际化目标——价值最大化。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能够获取多个地区的当地知识或技术并加以开发利用，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显重要，体现了企业国际化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一个有远见，想长期持续发展的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需求，寻求“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相对性统一，力争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兼顾平衡。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程度深入，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能力在短短十年时间左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营管理经验上，都需要进行额外的组织学习及进行知识创造，组织学习影响着企业国际化知识的获取及国际化知识的创造产生。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的根本动机为寻求知识动态优势，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不断地生产知识、创新技术，尽可能地从最大空间以最快速度获取知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知识动态优势的保持必须通过国际化从国际创新网络中不断地通过学习、吸取知识才能得以实现。因此，要适当加大对“知识寻求”力度，采取多种方式从国际创新网络中获取知识，这是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Dunning，J.H：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atterns in the 1990s，in The Global Rac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xelheim L.，ed.）[M]，Springer-Verlag，1993.
[2]March.J：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
国际化战略分析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运用SWOT模型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人才国际化发展新环境，为企业实施国际化人才发展战略提出依据和基础。
关键词 ：国际化 人才 swot分析
国际化人才是指具有国际化视野，掌握国际交往手段，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交往需要的某一方面业务专长的人才，需要经由人才国际化战略达成，那么首先必须对人才国际化发展的背景和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才能更好制定人才培养策略策略。
一、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优势
首先，对国际化人才培训有了更清楚和深刻的认识。日益白热化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不断催生出企业对于国际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地要求人员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纯熟的国际交往能力，在这种天然需求的驱使下，企业不得不为国际化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土壤，人才国际化发展环境也有了改善的动力。
其次，校企联合的培养方式为企业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校企联合不仅是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内部经管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新兴的人才培养手段，由于专业院校更容易接触到技术、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前沿理论，同时也拥有相较于企业更为雄厚的师资力量，这种培养模式的创新无疑是最有利的培训保障。
再次，拥有众多的国际项目做支撑。以项目为依托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不仅能够促使人才在最短的时间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现实情况对接，同时也能够根据培训效果及时调整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点和方向，使人才得到更快的锻炼和成长，最终顺利实现企业和人才共赢。
因此，总的说来，基础实力不断壮大、采用新的经营模式、强化项目管理，这些企业管理工作和模式都为企业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有企业进行国际人才开发的有利优势。
二、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劣势
国有经济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发展时间最长的经济模式，但也正因为有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机制作用下，大量国有企业往往就会沿袭传统的管理方法，于是，落后僵化的管理机制就成为导致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首先，有些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开发理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或者仍然存在误区。不少企业对于国际化人才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在实际中仍然对引进海外人才心存疑虑，直接导致了企业在人才管理上普遍缺乏国际化视野。于是，一方面高喊“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口号，另一方面却无法有效把国际化人才培养落实到行动中。
其次，国有企业略显僵化的人才管理体制和相对滞后的人才培养机制制约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开发。长久以来，国有企业内各个业务系统、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组织间沟通环节薄弱，特别是企业在人才国际化开发方面没有统一的政策体系，没有统一的规划行动，各个系统、部门对于国际化人才开发没有达成共识，不能形成合力，就大大减弱了企业推进人才国际化进程的效率。另外，国有企业培训体系中，国际化人才培养师资力量薄弱，课程内容设置不足，企业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无论从高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达不到国际化人才这种高端人才培训的要求。
三、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机遇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国家改革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家对于国际化人才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提出人才国际化概念也必然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
其次，当今世界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大大提高，人员国际化流动性大大增强；同时，由物质条件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类生存文化、生活习惯的改变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出国门体会异域生活，企业引进国际化人才时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和选择余地。
四、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威胁
首先，从引进国际人才总量来看。我国国际化人才总量偏少，拥有国际化素质的人员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企业对外竞争的人才需求；同时，我国缺少世界级的领军人才，无论从世界专利、发明申请数量，还是从世界级学科带头人才数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科研水平较低，后备力量明显不足。国际化人员基础薄弱，企业在人才引进方面压力巨大。
其次，从引进国际人才途径分析。我国目前的绿卡、档案、户籍制度远远落后于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缺乏融合贯通，国际化人才引进过程中存在诸多体制障碍。另外，留学人员回归率低，特别是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回归率低。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国外企业激烈争抢、困难重重。
综上所述，企业必须把人才国际化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完成，才能切实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国际化人才缺乏的问题，从整体上提高人员素质。
参考文献
[1]张磊.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M].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2006
国际化战略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央企 国际化战略 定价权 政治经济环境 风险分析
一、引言
央企作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是现阶段中国摆脱低端附庸局面的重要筹码，中国央企现阶段承担着振兴国民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使命。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当前世界的经济格局，国际市场也瞬息万变。中国央企“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如何走好央企的国际化战略路线是一个非常重要也相对较难的命题。中铝并购力拓是央企国际化战略的典型案例，本文将以“中铝并购力拓”为索引对我国央企国际化战略进行风险分析并提出一定防范风险的措施。
二、中铝并购力拓的风险分析
总的来说，国际化战略将遇到的风险分为内部与外部两个部分。内部风险来自企业体制不健全、自身走出去的经验不足、竞争过度等，而外部因素来自投资目的国家的政治、政策等。在此，笔者用借用COSO分析法的一个大体框架，对整个央企进行一个宏观分析，大体分析方式如下图所示，为了更好的理解各类宏观分析，外部风险的部分，笔者将通过现在网上热议的“中铝并购力拓”为索引，进行进一步分析：
1.内部风险
（1）控制风险
第一，内部控制有待加强，经营模式有待整合。由于国企目前仍留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病根，我国央企 “政企不分”的现象导致目前央企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强，市场性比较弱，内部结构不是非常合理，企业很庞大，但是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让它完全脱离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从而独立地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虽然说近年来中央企业“走出去”战略效果还不错，但是依旧存在着较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来自于国际化经营能力普遍不足和国际化的人才短缺，同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腐败现象。
截止2009年底，我国央企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经营方式及市场反应速度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第二，经验不足导致决策风险持高，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巨大。具体包括行业决策风险、区位决策风险、进入模式决策风险等。
央企对外投资的决策风险由于专业化水平不高，缺乏有效监管力度，造成了“高风险、低收益”的局面。据数据资料显示，央企67%的海外并购均以失败告终的结果也同样证明央企国际化战略的效率低下，笔者认为如果一直拿高额的资金来换取所谓“长远的国际市场意义”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有时也会抑制本行业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发展。
（2）竞争风险
央企之间存在着无序的竞争，在国外市场上，常常会发生中国企业“窝里斗”的局面。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并购创造了条件，但中国企业总是有种跟风的势头，导致当地的警惕性增强，从而中国企业的并购很难得到当地政府的合格审批。
由于行业协会的弱势，不能真正协调好行业的长期利益，直接导致恶性竞争，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市场的形象有所降低。
2.外部风险
首先我们引进一个近期的央企并购案例——中铝并购力拓。主要过程如下：
中国铝业公司在2008年2月1日以137亿美元（按当日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920亿元）以每股58英镑收购力拓9%的股权。2008年11月25日，必和必拓宣布放弃并购力拓的计划，导致力拓股价大跌37%，当日以每股15.5英镑收盘，跌幅达74%。所持股权现价约合38.7亿美元。
（1）政治、政策风险
受到冷战思维影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于意识形态或者国家利益的考虑，大肆鼓吹“中国”，目标企业所在国担心我国国有企业对当地企业的收购，特别是对大型企业的收购会垄断本国的经济，将我国国企的行为说成是“政治行为”。在案例中，从钢铁产业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目前全球对铁矿石的需求增量中有90%来自中国，中国从必和必拓公司和力拓公司进口的铁矿石占进口总量的40%以上。如果必和必拓公司与力拓公司合并成功，将控制全球铁矿石市场份额30%，。必和必拓公司对力拓的收购意在形成寡头市场，从而抬高电解铝的价格，作为没有定价权的中国只有接受的资格。国际上存在的对中国国有企业非市场运作的疑虑从始至终，所谓的“中国”作为一个极大的政治误解对于我国央企的国际化战略有着非常重大的阻碍。
（2）资源风险
案例中，如果中铝集团采取直接在国际市场购买铜、铝、金、锌等矿产资源，中国企业还是摆脱不了被国际矿业巨头牵着鼻子走，现在无论是哪种资源，只要中国一买对方就涨价。
由于这个已形成垄断，控制全球矿产价格，导致中国资源战略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下表为产业战略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的比较，像中投这样的公司属于财务投资者，像中铝公司等央企是战略投资者。可见，投资于资源类资产和具备技术、渠道、市场规模的实业类公司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方式，毕竟后者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于刚刚启动国际化战略的央企来说风险较小，难度稍小，虽然获利周期很长，但是对未来有比较长远意义。
所以，对于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央企，国家应该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外汇支持，增强企业的资金实力，鼓励其在国外并购更多的实业公司股权、资源开采权，从而提高国家战略资源储备。
3. 央企国际化战略的风险分析的补充和总结
综观央企国际化战略的风险，其作为一个起步阶段的命题，值得拿出来细说的远远不止上述的六点，比如说比较重要的市场风险、文化整合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制度风险等等，但是考虑到其风险不是非常典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中国企业管理层，既要从“走出去”战略的角度，重视国际化人才自我培养为我所有；又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充分利用好项目所在地各类人才资源，实现人才国际化为我所用；更要以宽广的胸怀和创新精神，切实从体制、机制、环境等方面创造条件，以利于发现、培养和使用优秀的国际化人才。仔细思考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并选择改进措施，承担起的拓展国家资源空间的责任，在执行“拓展”的使命时，找到双方利益的结合点，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构建利益链的方式寻求与他国内企业的合作，建立对外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外投资风险控制委员会、对外法律援助中心、军事保障机制和对外投资价值评估机制，以面对各种央企国际化战略的风险。
参考文献：
国际化战略分析范文第4篇
1 中小旅行社集团化的必要性
1.1 旅游行为规律的内在要求。旅游行为从空间分布来讲，涉及多个省区等较广的空间分布。旅游的这种行为特质也为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提出了挑战。由于目前我国的旅行社多数是只在某一城市有单一营业点的中小旅行社，这些中小旅行社所组织的团队的旅游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其他旅行社和旅游要素供给商来提供。过度依赖要素供应商，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难以保证，成本增加，不利于旅行社和旅游者的利益。
1.2 我国中小旅行社面临的问题。我国中小旅行社的经营模式和提供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力。在旅行社产品逐渐被分割，并且国外旅行社的竞争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国中小旅行社多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明显。
1.2.1 企业规模小，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在与供应商的博弈中没有优势，成本高，没有能力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在业务数量上，小旅行社无法与大旅行社竞争，在票务、地接、住宿、餐饮等方面所取得的优惠也不能与大旅行社相提并论，因而成本价较高，竞争能力差。
1.2.2 专业化水平低，中小旅行社多注重短期效益，旅行社在运作和产品服务方面缺乏专业性。
1.2.3 管理水平低，竞争能力差。中小旅行社缺乏现代管理知识及财务知识，在经营过程中过多注重短期效益，资源配置不合理。
1.2.4 发展资金有限，没有能力扩张。我国中小旅行社大都经营规模小、单位成本高、利润低、无法提供足够的担保金，融资能力较低，因此在业务上无法拓宽，只有追随大旅行社开发的旅游线路，拼命压价以招揽顾客。
1.3 集团化给中小旅行社的发展带来的有利方面。中小旅行社实施集团化的扩张战略，有利于增强旅行社资本、人才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实力，也有利于根据旅游行为的内在要求提供有价值的旅游商品。
1.3.1 加强经营的能力。通过重新组合实现集团化后，集团会给各个下属分旅行社提供标准化旅游产品，并指导下属旅行社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并能够很好地合作。
1.3.2 增强品牌的吸引力。现在的中小旅行社并不注重品牌建设，做的好的中小旅行社也仅仅是在某一城市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旅游这种更看重品牌的特殊企业 ，没有品牌是非常不利于其扩张的，而通过集团化可以增强其品牌的建设能力，能在更广阔的区域建立有影响力和价值的品牌。
1.3.3 降低成本，集团化后旅行社能在票务、地接、住宿、餐饮拿到更多的优惠；人事管理方面，集团化规范的管理制度，统一的人事培训使中小旅行社节约了管理成本；在产品开发和推广上也可以集合集团的能力进行统一的开发和影响，降低了开发和推广费用的分摊成本。
2 中小旅行社集团化的可行性
2.1 既定的合作行为是中小旅行社集团化的基础。目前，我国的中小旅行社已有联合的举动，中小旅行社以“资源共享、客源互流、整体促销、产品互助”为原则，各成员可以共同筹资开展整体旅游促销活动，并且在产品服务上互相帮助，这种合作的历史已经为集团化扩张提供了基础。
2.2 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集团化是中小旅行社的愿望。近年来，集团化大型旅行社，已通过产权改造、经营机制更新、资产重组等具体措施使企业规模扩大，实力增强。在产品开发、服务采购、市场拓展、旅游接待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中小旅行社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面对与独资、合资、国内大旅行社的竞争局面，走集团化道路形成自己的品牌联盟，是众多中小旅行社经营者的愿望。
2.3 其它行业的成功经验。酒店行业的成功经验为旅行社行业的集团化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如家酒店连锁公司是通过“合资”、“直营”、“管理”、“特许”、“联盟”等方式，快速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优化了旗下的综合资源，竞争实力大大提高。如家的集团化过程和方法为旅行社的集团化战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2.4 中小旅行社集团化的理论基础。旅行社集团化经营的主要理论基础是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是“当生产或经营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旅行社的规模经济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2.4.1 营销的经济性。营销的经济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①在更大的市场上分摊广告费用。②声誉效应，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使其成员企业在推广新产品时都不需要支付过多的广告成本，同时一个成员的良好形象也会提升整个集团的品牌价值。
2.4.2 购买的经济性。批量购买者能从供应商那里享受更多的折扣，因为供给者销售给单一顾客产品可以节约签约成本；而且因为批量购买者相对于单个购买者而言是价格敏感者，因此批量购买者实行价格折扣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2.4.3 研究开发的经济性。旅游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费用会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加而分摊到单个游客的比例降低。在我国旅行社批零体系没有形成的产业环境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产品开发成本相对于收益来说要高，单体旅行社进行产品创新的动力不足。
3 中小旅行社共同发展战略的模式
3.1 共同发展战略的合作方式
3.1.1 统一品牌和特许经营。旅行社经营的旅游产品是一种服务，其无形性和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决定了消费者在购买旅游商品时，除了价格以外，难以比较产品之间的优劣。为了降低风险，消费者在选择旅游产品时往往依赖于其对品牌的认识。集团旅行社可以共建某一品牌，共同享有权益，也可以有集团来经营品牌，再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行管理。
3.1.2 合同协议。合同协议是指几个旅游企业通过协定、合同的手段使其彼此结合在一起，达到优势互补、联合竞争的目的。但由于它是通过协定、合同对加盟企业进行相互约束的，所以其约束力较弱。
3.1.3 相互参股，风险共担。为了解决合同协议所带来的合作和联盟关系的不稳定，可以采用旅行社之间相互参股或者集团参股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旅行社能够之间建立更为紧密和稳定的联盟关系。
3.2 共同发展战略的资本关系
3.2.1 融资问题。银行贷款是企业融资中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 旅游企业应该加强与银行的沟通与联系， 解决银企之间融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主动向银行展示自己的项目优势， 从银行获得企业发展的资金。集团也可用项目融资， 通过设计出适应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换代的可持续发展项目， 吸引投资。
3.2.2 成本分担问题。集团负责开发新的旅游线路、规范的旅游产品提供给各个旅行社，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逐渐摊入各旅行社销售的产品成本中，从而达到分担成本的目的。在其它方面，集团可以向旅行社提供它们所需要的价格、管理、经营、服务、营销策略和计划、操作指南以及统一的经营理念等，旅行社向集团定期缴纳一定的费用以获得加盟成员的资格，也可由集团与旅行社签订合同对各项服务的成本进行同共分担。
3.2.3利润分配。集团与旅行社之间应合理的分配利润。加盟、连锁的旅行社享受集团提供的营销策略和计划、操作指南以及统一的经营理念，并按照合约付给集团加盟费；按照合同、协议联合起来的旅行社应遵守合同、协议，根据合同、协议的约定支付管理、营销、品牌、策划等方面的费用；股份制的企业集团按照投资比例年终分给各下属旅行社利润的红利。根据联合方式的不同，集团与旅行社之间可以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利润分成方式。
参考文献
[1] 郑岩，陈学清.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旅行社业发展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 2004，(02) .
[2] 刘卫民. 我国旅行社集团化的模式及选择[J]湖南商学院学报 ， 2004，(01) .
[3] 张晨，杨延军. 关于我国旅游企业集团化问题的探析[J]开封大学学报 ， 2002，(02) .
国际化战略分析范文第5篇
文化战略奠定了一个城市、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路径和走向，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化的地位得以提升，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成为世纪之交世界各首都城市文化变革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本文将北京的文化战略置于这一宏观视野中，并通过北京与国际重要首都城市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文化战略的对比，从文化发展战略的理念、目标定位和政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北京在文化建设中的不足，并阐释了国际首都城市文化战略对北京的启示。
一、国际视野中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
当前，文化价值观的交锋日益激烈，文化创新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传统文化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退，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较为突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只有从深层次上解决束缚文化发展的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顶层设计”一词。所谓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就是站在文化发展全局的高度，系统性地协调统筹与文化相关的各种要素、关系，深层次、全方位地对文化的发展进行战略性的设计。文化领域顶层设计的目的在于，要从根本上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各种束缚，在实践中树立总控全局性质的价值观或理念，具有整体性、方向性和宏观性的特点。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整体性筹划，顶层设计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应用表现为文化战略。在城市文化的发展中，重视文化的顶层设计，就本文由收集整理是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文化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对文化的发展进行统筹，明确城市文化发展的定位、目标和措施，从而系统地进行文化建设。
文化战略是一个城市、国家和地区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文化关系而制定的一种具有方向性的发展选择，是一种竞争性的策略。当代世界各首都城市在制定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考察，作为城市发展的要务来部署。
世界四大首都城市，华盛顿的文化战略凸显意识形态在城市发展中的构建，对内维护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注重文化艺术和公共设施在价值导向中的作用，对外将文化渗透扩散至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策之中，服从于国家全方位的文化扩张与渗透。伦敦的文化战略以创意文化的发展为导向，确立了创意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提出以创意产业的勃兴来推动城市的转型发展，利用创意产业在促进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效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巴黎的文化战略确立了以文化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顺应法国所主张的“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国策，是站在保护和发展法国文化的高度，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文化主权的高度来实施的。东京的文化战略以增强东京城市文化的活力和魅力为导向，通过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激活东京的文化资源，展示东京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和国际前沿的文化视野，通过创造性的文化生产拓展东京的文化影响力。
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彰显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文化魅力，创新驱动文化发展，北京市将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作为首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服务国家创新战略，2012年9月，北京市提出最大限度地发挥首都科技创新优势，以首善标准率先在全国形成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北京文化战略的确定与实施，从国家战略全局的角度看，是新历史条件下，国家在顶层设计上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它要求加强文化在首都未来发展和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首都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文化产业优势、文化事业优势以及科研优势，推动北京创新发展，促进首都文化建设。
二、国外重要首都城市文化战略与北京的比较
文化战略根据城市自身不同的文化关系，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各有侧重。本文选取战略理念、定位和实施措施三个层面，将北京与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四个首都城市的文化战略进行比较分析，以深入把握北京文化战略在实施与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理念比较
城市的文化理念是在城市发展中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它直接影响或主导着文化战略的制定，以及在城市发展中人们对待文化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处理方式。文化理念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内化于城市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影响对文化问题的决策。
华盛顿的文化理念，奉行文化的渗透与扩张。这一理念从根本上受制于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在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使目标国认同和接受美国的文化符号及价值观念，谋求在世界的“话语霸权”，从而在文化和思想上达到对其他国家操纵和控制的目的。
伦敦的文化理念，追求文化的创意与创造。英国1992年公布的《创造性的未来》中指出“创造性”为英国今后长期遵从的文化溯求。对伦敦而言，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使伦敦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中心，随着20世纪后半期伦敦第二产业的不断衰落、对泰晤士河的治理以及因工业发展而给伦敦带来“雾都”之称的反思，最终使伦敦确立了以文化创意与创造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并以此为支撑促进城市转型发展、保持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巴黎的文化理念，强调民主化为主。巴黎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积淀浓厚的城市，法国文化部在设立之初就将让最大多数的法国人接触法国文化，使得法国的文化遗产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部门的职责，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主张文化不是奢侈品，不应被资本、权力或市场垄断，而应为所有人服务。
东京的文化理念，以凸显文化独特性为重点。日本在“战后”一直致力于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立国”的理念后，便通过树立本国文化的独特性来提升日本在文化上的自豪感，并促进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展示日本的文化形象。
相比较而言，在发展理念上北京并未真正将文化视为北京安身立命的根本，尽管在“文化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强调“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对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的驱动作用，对文化在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色城市构建、国际形象塑造以及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认识有所加强，但“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仍未彻底改变，对文化的保护还未上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尤其是面对地产开发，对文化遗产、历史古迹的保护力度则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如2012年1月，已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文物部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除，成为北京近年来“最恶劣的文物毁坏事件”；[1]同年12月，北京钟鼓楼附近的66个旧式四合院被划入拆迁范围，引发民众争议。[2]因此，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四大首都城市相比，北京以文化为发展基调的战略理念仍需进一步强化。
（二）发展定位比较
城市文化定位是城市根据自身的文化条件，为城市在未来区域发展或世界竞争中所设立的目标，它将城市文化中的某些要素予以突前，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使之成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个性。城市文化的定位是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首要环节，它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我是谁”。科学鲜明的文化定位能彰显城市在发展竞争中的差异性优势，增强城市的向心力和吸引力，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在定位上，北京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等首都城市存在着差异。
华盛顿的文化定位。华盛顿是世界上少有的仅以政治职能为主的首都城市，因此城市文化建设在整体定位上以服从于政治建设为核心，充分发挥文化在价值观建构中的整合和调控作用，彰显美国的价值理念。
伦敦的文化定位。伦敦以建设“模范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级城市”和“卓越的创新文化国际中心”为发展目标，并在此过程中，突出文化创意和文化多元性在城市发展中的特色，维持伦敦作为世界文化大都市的形象和地位。
巴黎的文化定位。其以保持巴黎作为艺术之都的世界地位，积极保护民族艺术，以及巴黎老城区的历史古迹、艺术建筑和文化遗产，培养城市的文化氛围，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为目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寻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延续巴黎独特的文化身份。
东京的文化定位。东京在战后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在20世纪80年代便将东京定位于在世界上能够代表日本的最主要的城市。《东京都文化振兴方针》（2007）中，提出要在2015年将东京建设为文化魅力感受型、文化富裕型和具有丰厚文化创造底蕴的都市，展示东京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多样性。
文化是首都北京在未来建设中的重要资源和优势，北京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和传播之地，也汇集了全国最多的科研院所、演艺团体、文化设施。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将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在2011年12月北京市又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把首都建设成为在国内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著名文化中心城市。2012年9月北京市在出台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首都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将首都初步建成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创新之城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北京虽然在目标定位的设立方面有明确的表述，但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四大首都城市相比较而言，在世界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发展定位上还缺乏较为突出、精准的文化特色。如华盛顿彰显政治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伦敦突出现代创意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巴黎注重历史文化保护对城市文化身份的塑造、东京则凸显文化活力和文化多样性在城市中的地位。而北京由于城市功能的重叠，在文化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从思想道德显著提升、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体制活力迸发、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城市文化魅力彰显、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文化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等七个角度对首都的文化发展进行了论述，尽管概括较为全面，但文化特色并不突出，具有鲜明特质的文化个性不强，在文化定位凸显差异性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三）政策措施比较
政策措施是文化战略得以实施的制度保障，也是对文化理念和目标定位的展开和具体化，完善的保障措施有利于文化战略的顺利推进。华盛顿在文化战略的实施中，从城市规划、公共空间设计等方面增强城市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华盛顿在建城之初，便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国会大厦为城市中心和最高建筑，体现国家立法机构所行使权力的至高无上；在城市中轴线的设计上，确立了东西轴和南北轴的主次之分，体现了美国政体中立法对行政的授权和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在国家大草坪中，以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题材，通过修筑纪念碑、纪念堂或雕塑，如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二战雕塑群、越战纪念碑等，增强国家大草坪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记忆和与民众的互动。
伦敦文化建设的开展体现在以市长名义颁布的战略草案中。《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2003）和《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2008）作为第一和第二份战略草案分别由市长利文斯通与鲍里斯·约翰逊颁布实施，两份草案均从12个方面对伦敦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规划。2010年，约翰逊公布了第三份文化战略草案，即《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2012年及其以后》，这一草案着眼于伦敦文化战略在2012年后的发展，草案提出要通过拓展文化发展渠道，加大对教育、技能和职业的投入，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和公共领域，以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加强大伦敦市政府与其他文化机构、组织的协调，努力维持伦敦作为一个世界级城市在文化层面的地位。草案还指出，2012年伦敦奥运会既是文化和体育的盛会，也为伦敦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应在未来的区域发展中，将这些文化遗产纳入到区域发展的规划之中。
巴黎的文化保护表现在几个层面。首先，巴黎执行了自“二战”以来所颁布的文化规划及法律法规，遵从“历史、文化和美学视角下的遗产重要性”、“城市与景观之间的和谐”、“拆除和损坏风险评估”等原则，对老城区中的街道走向、沿街建筑的样式以及新建楼房的高度等进行了严格的保护或监管，并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和开展民众有较强参与性的“巴黎秋日艺术节”、“巴黎不眠之夜”等公共文化活动，促进人们与建筑古迹、文化艺术的互动，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其次，为了缓解老城的拥堵状况并加强对古旧建筑的保护，巴黎于2004年公布了“大巴黎计划”，以利用城市郊区发展卫星城为主要方式，拓展城市的文化空间。第三，为了增强巴黎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中的地位，经法国的倡导和推动，2001年和2005年瞩目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分别在巴黎公布于世，这极大增强了巴黎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
东京着力于对文化活力和文化魅力型城市的打造，注重文化产业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2006年，东京政府推出的《十年后的东京——东京在变化》中在述及文化的部分时提出，要充分利用动漫产业等优势文化产业提升东京的城市魅力及国际地位。2009年，东京知事推出了“天堂艺术家事业”项目，通过为艺术家提供适宜的艺术创作环境和“城市中的剧场”，培育艺术氛围，提振东京的观光和文化事业。为进一步实现《东京都文化振兴方针》中为东京描绘的文化发展目标，东京在2011年推出了《〈十年后东京〉2011行动计划》。该计划从领域确定了东京2011—2013年的发展规划，在文化发展方面，指出东京要重点加强“展示平台建设”、“特色资源开发”和“与其他城市或民间事业者的合作”等三个方面，以提升东京的文化魅力和产业能力。
相比较而言，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塑造方面，较少缺乏华盛顿城市规划的整体性设计，以及文化设施与人们之间的互动式交流。与伦敦相比，北京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上缺乏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缺少从推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科技文化创新之城的高度，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的科学规划。尽管在“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政策，但仍未打破原有体制按行政部门、层级和区划配置或规划文化资源的方式。由于未能从首都城市宏观的视角对各区域、各部门、各行业进行科学统筹，区域重建、管理重复、行业混乱等现象多有发生，制约了政策的协调推进。在文化保护和推广方面，与巴黎相比人们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性较差，对文化保护的意识不强，在政策的执行上也多有不足。北京传统的城市文化特色在商业性地产过度开发、“建设性破坏”、“异地迁建”等行为的冲击下逐渐消失。北京300余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央行政单位占用了90处，为市区等单位占用了100余处，仅40%的对外开放率严重限制了历史建筑、文化遗迹等在文化展示、传播、推广等层面的效用发挥。[3]与东京相比，在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方面，东京已形成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动漫创意产业。动漫产业不仅是东京仅次于汽车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且通过东京国际动漫节和“动漫外交”等文化交流平台建设，动漫业在提升东京国际形象、活跃文化氛围等方面作用明显，相反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产值虽在2012年1—9月份达到gdp的12.9%，成为北京市的支柱产业，[4]但各行业市场集中度偏低，创意性不强，具有世界显著竞争力优势的文化行业并未形成，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提升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国际重要首都城市文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对北京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文化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竞争中争夺制高点的焦点。目前，北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已进入实施阶段，针对首都北京的发展实际、发展目标及与国际首都城市相比存在的差距与问题，可以以下方面着力加以完善。
第一，增强国际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战略研究，加强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与设计。按照中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首都要从发展战略高度统筹文化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动力。从国际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建设的高度，制定符合北京发展的文化战略规划。首都的文化建设是北京参与世界文化竞争，构建特色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因此应从首都城市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结合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性质功能、文化发展的现状、格局，高起点、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文化发展予以设计。在城市大竞争的时代格局中，充分将首都文化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复兴以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高度，在“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格局中，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文化话语权。
第二，强化文化保护意识，彰显首都文化特色。保护民族的传统文化，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北京城市文化特色的挖掘、保护与延续，不仅是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特色世界城市必须思考的文化问题。从国家首都和从国际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建设的高度，将首都文化保护作为延续历史文脉、传承民族文化优秀价值观和美学观的重要途径，将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文化个性作为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塑造国家和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遗产层面，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加强整体保护意识，着重处理好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物质形态保护与非物质形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针对北京中轴线区域的“碎片式”开发，[5]应制定整体性的保护规划，对中轴线保护范围内的建筑数量、色彩、高度、格局等做出严格限定。
第三，提升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社会文化效益。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娱乐、休闲基本需求的服务，也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重要标尺。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的四级体系虽已在全国率先完成，但存在文化服务内容单调、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借鉴巴黎利用遗产日、艺术节普及文化的做法，应以各种形式鼓励人们参与和互动，切实打造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品牌活动，将之作为拓展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与载体，提高活动的社会效益。同时进一步增强公共设施的公益性和开放性，尤其是针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的历史建筑被占用的情况，可采取腾退或新建筑功能置换等方式，确保公共设施的文化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