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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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综述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财务绩效；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F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316-1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①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造成了成本费用，其与财务绩效呈负向关系；②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竞争优势和提升生产效能，进而增加公司的财务绩效，呈正向关系；③两者之间并无关系或关系呈非线性。但认为两者之间呈正向关系的文章还是占大多数。笔者总结了国外20 世纪90年代年以来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主要国外文献：
（一）正相关
JeffFreeman(1997)研究了对企业不负社会责任和非法行为反应的实证文献，认为股市对那些不负社会责任和违法的企业持否定态度，证明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Simpson和Kohers(2002)对美国所有的国有银行1993年至1994年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以企业社会再投资行为排序作为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用资产报酬率和贷款损失率评价财务绩效，也发现二者之间有着积极的关系。HuckMepeak和NinaTooley(2008)研究了DJSJ机构公布的美国56家社会责任方面履行良好的公司。发现这些公司从2002一2007年财务业绩表现出众，股票涨幅平均在101%以上，远远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其他公司股票66.07%的涨幅，资产回报率更是高达38%，研究结果表明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表现有着正相关关系。
（二）不相关或负相关关系
Mcwiliams和Siegel(2000)用KLD评价企业社会绩效，用企业的1991―1996年度价值的平均值评价财务绩效，结果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并无联系。Seifert等人(2004)以财富1000家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慈善活动与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业的现金流对企业从事慈善活动的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企业的慈善活动并没有影响到企业将来的财务表现。Matthew Brine，Rebecca Brown and Greg Hackett(2007)以澳大利亚300ASX指数的277家企业为样本，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环境与水资源部门和道德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以资产回报率、销售回报率作为财务绩效指标，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没有显著关系。此外Robert W. Ingram和Katherin B. Frazier(1980)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Brammer等人(2006)利用企业股票回报率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表现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
从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对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衡量标准、采用的样本、研究方法各不相同，所得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结论也不一致，但两者之间存在积极关系的结果还是占大多数。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才刚起步，实证研究不多。李正(2006)以200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52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内容分析法衡量社会责任，用Tobin’s Q衡量企业价值，结果表明，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其企业价值越低。徐光华和张瑞(2007)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内部和外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数据，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表现进行了分等级评分，对财务绩效的衡量采用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正相关。潘煜双和姚瑞红(2008)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选用2005―200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主要对上市公司的半年度报告进行内容分析，结果表明，财务业绩越好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可以看出，国外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但多数文章认为二者之间为正向关系，即大部分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企业利润的增加。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还不是很成熟，大多停留在规范论述的层面，还很缺乏实证研究。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的关系研究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06(2).
企业社会责任综述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观；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指标体系
作者简介：崔锦荣（1960-），女，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财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2.1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38-04
一、国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形成
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在他的著作《管理哲学》中最先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他提出企业经理们进行管理的3个社会标准：“①工业的政策、情况和方法应当有助于公共福利；②管理应该努力达到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标准，并将其应用到工业实践中；③管理应当有助于普遍的伦理标准和社会正义的提高”。[1]他关于社会责任的思想主要侧重于道德伦理层面，他的论述开创了又一个科学研究领域。
1953年，“企业社会责任之父”霍德华・R・鲍恩（HowardR．Bowen）在其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2]自此，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这一定义没有规定企业应付何种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应付社会责任的内容界定不够明确。
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中，关于社会责任的定义内容的概述越来越丰富。60年代，约瑟夫・W・麦奎尔提出企业不仅担负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义务，他认为，“社会责任的观点假定企业不仅有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时有超越这些义务的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的概念延伸到经济和法律以外。7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被广泛关注，出现了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其中卡罗尔的“金字塔”理论现今被应用最为广泛，他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4个层次，自下而上分别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慈善责任。他强调社会责任是分级的，其中经济责任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应确保股东的利益，生产出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经济责任是确保企业履行其他社会责任的前提与基础。[5]
7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更加发展扩大。Freeman(1984)发展了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所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社会契约理论，并使之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斯蒂芬・罗宾斯(1991)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3]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199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针对社会（既包括股东也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乎道德的行为。”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基于以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责任是对企业的一种软约束，企业管理学完全出于个人道义来决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那么企业到底要不要担负社会责任呢？对此国外学者持有两种观点。
1.基于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基于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观认为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盈利性机构，企业唯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的创造经济利益，为股东利益服务，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社会责任。他们信奉：“Business’s business is business”。亚当・斯密是这种观点的早期倡导者，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在这种自利性的激励下人们会自动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财富，而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和提升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从这个角度讲，企业是一个超道德的实体，它只需致力于提高企业所有者的利益，社会责任则通过法律法规来实施，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而非企业。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一思想最有名的支持者。他认为“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利用资源并在游戏规则许可的范围内提高盈利能力，也就是说，在一个开放与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诚实无欺地从事交易活动”。在1970年给纽约时报写的那篇引发了一场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大论战的文章中，弗里德曼从经济角度和哲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社会责任以人们的自由捐赠形式履行会获得更大的效益。[4]弗里德曼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认为企业是由股东所拥有的，股东跟企业管理者之间是委托-关系。企业的管理者只是企业的雇员，其责任就是在遵守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根据所有者的意愿来管理企业，为股东尽可能地获取利润。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那无异于管理者不经股东、顾客和雇员的同意就用他们的钱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向他们征税，把政治机制扩展到经济领域，从而根本上破坏了个人的自由和市场经济制度，按照这一关系，管理者是服务于股东的利益的，是不允许出现损害股东利益的现象的。
2.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层级责任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两种观点都认为企业对社会负有责任，都承认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核心的商业原则。但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涵有着不同看法。
在层级责任理论下，学者认为企业履行具体的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层级，即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主次之分。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阿基・B・卡罗尔Archie.B.Carroll（197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并形成金字塔形状。”[5]他将企业社会责任自下而上分层为经济责任（指企业首先负有生产、盈利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法律责任（企业需要在法律要求下履行其经济使命）、道德责任（包括道德标准、规范）、慈善责任（企业自愿开展行动或者项目来促进人类福利的发展）。他强调经济责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企业没有经济利益而想要履行其他经济责任都将成为空谈。
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并认为对各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是并列关系，并无主次之分。对于这一主张最具代表性的是弗吉尼亚大学企业管理的教授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 1984），他以契约理论为基础，提出管理者不应该只对股东权益负责，还要考虑满足其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6]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是契约理论，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由各个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契约联结体”。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与股东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他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那些由于企业行为会受益或受损，以及他们的权力会因为企业行为遭到侵犯或加强的群体和个人，具体包括供应商、顾客、员工、股东、当地社区以及管理者。由此可以说企业不仅仅是独立的生产者或法人，它还是依托于各种利益相关者基础上而存在的一个实体，从根本上讲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组契约的联结点，因此企业需要等同的对待这些利益相关者。
二、国内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事实上，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体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起步较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还远没有西方学者的成熟。袁家方（1990）最早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面对社会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必须承担的义务”。自此，国内去也社会责任理论探索逐步发展起来。200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频频发生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特重大事故及环境污染，国内舆论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我国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构建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建设和谐社会、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深入，无论是实业界还是学术界都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只注重经济效益不注重关心人、关心社会的企业是不能长久发展的，为此国内学者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上做了很多分析。
黎友焕（2006）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享用社会资源获取利润的同时也肩负着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实现财富优化配置的良好途径、是调节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有效杠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稳压器，并且是公共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屏障构建 。”[8]
杨汉明、邓启稳（2011）通过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与可持续增长关系实证研究，得出 “可持续增长企业拥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即可持续增长为履行社会责任奠定了物质基础”的结论。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增长正相关。他们认为：“在目前环境下，各类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履行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因此企业应该在考虑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履行社会责任。基于可持续增长的社会责任履行才能形成企业业绩与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11]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因此，企业自主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对企业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于社会的发展稳定更是至关重要。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我国学者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研究基础，基本上都认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利于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温素彬、方苑（2008）以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依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关注其社会责任，但社会责任的披露信息仍然很少；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为负；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13]
赖徐楠、徐云叶（2011）以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各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大多为负，但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14]
综合学术界关于此类问题的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研究具有正面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推动作用在短期内表现不明显，甚至会产生负影响，然而长期看来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可以说社会责任对企业的推动作用具有滞后性和长期性。
（三）基于财务指标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2006年1月施行的新《公司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义务。同时随着2006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的，2007年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的和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引入，我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开始达到，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也越来越被重视。
2003年以前国内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依旧缺乏系统的社会责任理论基础和完善的评价方法,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仅限于顾客对公司的评价或外部市场和内部市场对公司的评价，并且研究仅仅是在观念上突破了传统的公司财务评价理论,对于如何具体评价公司的社会责任,并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直至2003年，贾生华、陈宏辉和田传浩的研究才涉及到公司社会责任的财务评价问题。
其后，李立清和李燕凌(2005)从劳工权益、人权保障、社会责任管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等5大要素出发,建立了一个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不仅从9个方面囊括了国际较为流行的SA8000所包含的主要内容,而且增设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两类评价因素,秉承了我国文化结构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价值观念。[10]
杜剑（2011）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参照ISO26000 的规定，考虑到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包括员工、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政府、社区、环境资源、竞争者、股东的评价指标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15]
刘奕馨（2011）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依据，以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SA8000为指导，深入企业文化，研究构建了包括劳工权益指标、经营责任指标、文化责任指标、环境资源指标、社会公益与慈善指标、社会责任管理指标、企业诚信指标的七大类25个指标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16]
关于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指标的建立，我国学者基本都是以国际社会责任标准为依据，并且试图补充其在环境保护、慈善公益事业、股东责任、一般大众等方面的缺失，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或者层级责任理论为基础，建立企业的社会责任财务评价体系，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依旧有很多的评价分析只能通过定性分析而不能进行量化研究，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国学者还有待加强。
（四）社会责任践行及评级
2006年，我国公司法修改后， “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被写入其中，为我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法律上依据。而近几年，随着苏丹红、瘦肉精、三鹿奶粉等事件的曝光，民众对于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更是空前强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随着社会对社会责任关注度的提高，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形象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在200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我国本土企业只有区区18家，而2010年社会责任报告的本土企业就超过了600家；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第三方评级机构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数据显示：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较去年有明显进步，平均分达到32.65分，较去年平均得分提升3.21分。[17]
当然，从这些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根据RSC的数据，2010年我国共有471家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17]而截至2010年底，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总数是2022家，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只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3.3%，说明对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还没有得到普遍认识；其次，RSC数据显示2010年的报告评级得分分布于11.69分至78.71分区间内，排名第一的中国平安也只得到了78.71分，同时有70%的A股上市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不规范行为，约占总数1/4的CSR报告得分在25分以下，评级低于B-级，这类CSR报告属于垃圾级报告，无法作为有效的非财务绩效报告使用，[17]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已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质量仍旧有待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的大部分学者都肯定企业社会责任，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我国正处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企业的财富增长，对于调节社会公平、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也有重大意义。因此，要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倡导企业承担起合理的社会责任都是必要的。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首先在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界定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就会出现企业应该向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次，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建设方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就是说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目前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目前我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考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财务指标体系，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政府都是很有必要的。最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对于引导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没有明显的引导作用。理论研究也应该注重实用性，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还很淡薄，想要引导企业自主承担社会责任不够现实，很多方面还是需要政府的干预引导，因此理论界可以更注重政府导向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使社会责任的观念更加普及。
参考文献：
[1] Oliver Sheldon.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M].London,Sir Isaac Pit-man and Sons Ltd，1924.
[2] HowardR、 Bowen.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M].New York:Harpar，1953
[3] 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4] Friedman M.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N］.New York Times，1970.
[5] Carroll, A. B. A Three- 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6] Freeman R.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M］.Boston，MA: Pitman，1984.
[7] 颜剩勇、刘庆华.企业社会责任财务分析指标研究[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5,(05).
[8] 叶祥松、黎友焕.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7，（05）.
[9] 颜剩勇.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评价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08).
[10]李立清.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南方经济，2006，（01）.
[11]杨汉明、邓启稳.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业绩研究――基于可持续增长视角[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01）.
[12]颜剩勇.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财务评价体系[J].财经科学,2007,(04).
[13]温素彬、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
[14]赖徐楠、徐云叶.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以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1,(22).
[15]杜剑.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04).
企业社会责任综述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内部控制; 社会责任风险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3-0032-05
近年来，有关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员工权益保护等社会责任缺失事件频发，引发全社会密切关注，是什么导致了企业频繁出现社会责任危机呢？毫无疑问，内部控制失效依然是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产生的导火索。但是，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研究尚属于萌芽阶段，实务中出现的由于内控失效所导致的社会责任危机又亟需理论指导，因此，本文试图梳理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研究的现有成果，指明进一步研究方向。
一、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理论基础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理论基础简单地讲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的叠加。在企业社会责任形成初期，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责任是企业家自发地以慈善的方式履行的责任（李伟阳、肖，2010）。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社会责任的履行不单是企业家的自发行为，而是拓展到每个企业的非自愿责任，企业从哪些方面履行社会责任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责任研究的核心内容，“三个同心圆”理论、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以及“三重底线”理论指明了企业未来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向，拯救了多数企业在“社会责任”大潮中手足无措的状况，使多数企业在面对社会责任危机时态度由消极被动回归到积极主动处理。虽然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启示，但是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混乱仍然导致实务界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出现乱象丛生的状况，有些企业开始钻空子，打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旗号，实际却是“一股独大”，“伪社会责任行为”愈演愈烈，最终必将导致社会危机的产生。很显然，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与社会责任概念界定不清有关外，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制度对“伪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约束也是导致这种状况发生的主要原因。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蓬勃发展，并在国家宏观层面和行业中观层面取得重要成果，但如何在企业微观层落地，尚缺乏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社会责任应用于实践的必然选择。
现代内部控制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此后人们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方兴未艾，内部控制的涵义及其理论也在不断演化、发展。总的来说，企业内部控制理论主要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五个阶段。从内部控制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随着控制环境的变化，单一、静态的内部控制（结构）显得不再适用，而复合、动态的内部控制框架（体系）正逐步嵌入到企业整体的战略管理过程中。但是不难发现，内部控制的发展历程是一项在原先的系统上“打补丁”式的理论发展模式，根据控制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吸纳新内容，这种理论发展模式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甚至容易产生逻辑矛盾，控制工具日渐复杂，但控制效率却不容乐观。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控制理论研究将控制重心始终置于“物”的要素之上，对控制环境和控制目标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对控制主体和控制活动缺乏全面、深入的考虑，而后者显然受到人的因素的显著影响。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和风险管理整体框架虽然考虑到人对内部控制系统的影响，但人的因素仍然依附于物本内部控制框架，内部控制“物是人非”、“见物不见人”，引发了企业内部控制冲突和社会责任危机。王海兵等（2010、2011、2014、2015）基于人本视角考察企业内部控制问题，提出企业人本内部控制的构建基础及其对物本内部控制的改进，并将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纳入内部控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价值。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的理论发展进入瓶颈期，其交叉学科――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应运而生。外界环境的变化也促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的融合，只有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体系，才是企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的互动关系研究
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履约状况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密切相关，渗透社会责任的理念指导具体内部控制的设计、运行与评价，内部控制实务的积淀又反作用于社会责任的实践（王志勇、高强、常国雄，2008），更重要的是，内部控制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马丽娜，2010;郭素勤，2011）。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的互动关系研究将有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的良性互动发展，保证企业战略理念与制度规则高度契合，共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一）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保证
作为社会责任理念贯彻执行的制度基础，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保证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责任嵌入内部控制的全过程。2010年，我国单独在《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中提出“社会责任”问题，表明“社会责任”理念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环境条件，深深地影响着企业内部控制的全过程，同时内部控制机制也有利于促进企业在实现社会责任方面的合理化和规范化（王加灿、沈小袷，2012;刘芳芳，2012），内部控制不仅能通过促进财务绩效的增长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资金保障，还能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情况进行监督（王海兵、刘莎、韩彬，2015）。第二，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社会责任风险发生的概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履行不足或履行过度的情况，容易使企业陷入社会责任风险的漩涡，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将有助于识别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潜在风险，并通过内部控制制度对其开展监控活动（王加灿、沈小袷，2012），内部控制制度在有效识别、评估与应对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有效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保障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号――组织架构》，内部控制通过对企业组织架构设计合理性及运行有效性的规制，避免治理结构形同虚设、治理效率低下等情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企业治理层的行为，使其可以充分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这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郭素勤，2011）。
（二）企业社会责任是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完善的动力
社会责任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发展思想，其对内部控制的完善作用除了体现为“环境影响”作用之外，还表现在对内部控制建设的人才支持方面。第一，社会责任对内控环境建设的影响。外界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影响企业的生产运营，企业若单纯注重生产产品，闭门造车，忽视与政府、消费者及其他相关组织的互动，终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因此，兼顾内外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将社会责任引入内控环境建设，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小企业中这种作用更加显著（李秀莲，2012）。第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王加灿、沈小袷，2012）。我国出台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中提到社会责任的履行包括保护员工的权益，企业通过及时办理员工社会保险、定期对员工进行非职业性健康监护以及建立科学的员工薪酬和激励机制等，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进而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后备人才。第三，企业内部控制受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影响，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内部控制不能有效地约束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刘芳芳，2012），但是通过将社会责任纳入内部控制框架中，引入利益相关者监督机制，将有效制衡公司治理层的权力，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督促公司治理层合理利用权力，为企业服务，能有效地避免内部控制对企业最高管理层“制约”作用的失效。第四，企业执行社会责任标准并按要求披露社会责任的履责情况，对企业内部控制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有利于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的良好运行（刘芳芳，2012）。例如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主要关注劳工权益问题，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大势所趋，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责任标准的制定中，并恪守该标准，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的权益。
综上所述，我国较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进行了研究，强调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保证，企业社会责任是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完善的动力，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研究成果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耦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们建设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提供了实践指导。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之间关系密切，但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之间的互动机制，其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协同关系或是否借助中间变量发挥作用，仍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对两者的关系加以进一步确定。
三、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研究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融合的大背景下，社会责任理念引导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已经成为提高内部控制效率的重大举措，同时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已经成为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有效手段，因此，众多学者开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相关研究。
（一）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理论研究
国外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一系列较为系统以及颇具可行性的内部控制框架和指南。纵观主流的内部控制框架：内部控制目标无外乎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合规目标以及战略目标;因对“内部控制”的界定不同，内部控制要素存在较大差异，主流的内部控制要素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等;风险管理整合框架进一步细化了对风险的监控。基于社会责任的大环境，我国学者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花双莲（2011）提出“目标、主体、层面和要素”四位一体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同时构建了“软”、“实”相映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格局。基于企业战略视角，王海兵、刘莎（2015）提出了以战略为导向，以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及其实施路径，在主流的内部控制框架基础上加入“社会责任”因素，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顺应时代变化的发展。随着施政目标的全面推进，的文化战略思想逐渐清晰，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研究较少，但是随着文化战略的推进，对该领域的研究将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王海兵、谢汪华（2015）开展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构建研究，对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实务应用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得再完善，也必须落地，将理论框架运用于实务当中是检验框架适用与否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我国学者开展了对各个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研究，包括汽车行业、乳制品行业以及建筑行业等，每个行业各有特色。汽车是一种对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极高并对资源和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特殊消费品，在汽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提升产品质量以及保护环境的要求无疑是其首要关注点。王海兵、黎明（2014）提出构建以QHSE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王海兵、梁松（2014）从内部质量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内部控制目标与环境等七个方面提出实现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路径，旨在提升汽车行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促进汽车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乳制品行业肩负着民族的希望，“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发生震惊了全国，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反思乳制品行业社会责任履行不足的问题，贺真（2013）认为正是由于三鹿集团对重大风险点的管控不够，对“合理怀疑”未采取有效控制以及对业务流程未严格把关，直接导致社会责任危机的产生。近些年，农民工讨薪问题弥漫于建筑行业，建筑企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兼机械密集型企业，劳资关系及对生产环节的把控是两大重要的风险控制点，齐鲁（2013）认为应当构建建筑行业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体系，健全安全生产的组织和责任体系以及完善人力资源制度，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同时对生产环节严格把控，主要表现在：对原材料质量的把关以及环保绿色材料的采购，生产环节包括相关制度规定和监督反馈以及房屋质量管理等方面。
（三）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案例研究
基于不同行业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研究，行业内不同的企业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以及内部控制制定及执行情况都存在很大差异，开展对典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研究显然对同类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更有启示意义。王清刚、王灵宁（2011）针对能源类企业提出基于风险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左锐等（2012）针对紫金矿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从内部控制五要素分析该企业环境风险管理不当的原因，内部环境中未重视社会责任氛围的营造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首要原因。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的水陆空立体排污事件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李易坤等（2012）认为哈药总厂忽视内部控制环境中社会责任建设是其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实务以及案例等角度开展。在理论研究中，普遍暴露出“社会责任”仍然只作为环境因素对内部控制构成影响，并没有完全渗透到内部控制的全过程;在实务研究中，针对某一行业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研究仍然较少，同时具体到某一行业对内部控制缺陷分析得也不够深入;在案例研究中，目前的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已经发生的重大事故，对于尚未发生事故但社会责任风险水平较高的企业内部控制仍然缺乏关注，这样做只是“亡羊补牢”，并没有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这些均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构建的缺陷。随着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对企业愈来愈重要，企业将会更加关注内部社会责任风险的防控。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进一步降低社会责任危机事件的发生，亟待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理论体系和应用体系，构建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以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包括预防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检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纠正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指导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和补偿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
四、其他相关研究
其他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有关的研究包括人本内部控制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基础理论研究等。
（一）人本内部控制研究
随着“人本主义”的兴起，部分学者也开展了人本内部控制的相关研究。王海兵、李文君（2010）率先提出“人本内部控制”的概念，他们认为人本内部控制是指企业的内部控制活动以“人”为中心，人既是内部控制的客体，也是内部控制的主体，既是内部控制的手段，也是内部控制的目的，同时还探讨了人本内部控制构建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王海兵（2011）认为我国内部控制建设亟待从物本导向向人本导向转变，同时提出建设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机制，包括竞争机制、决策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监督机制、风险治理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等。王海兵、伍中信等（2011）基于人本内部控制概念以及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机制，进一步提出了人本内部控制战略框架，主要包括内部控制目标、内部控制文化、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机制、内部控制活动、内部控制关系、内部控制报告、内部控制评价八个要素。“以人为本”是内部控制效率的核心特征（邓春华，2005），人本控制是内部控制的关键（熊宜政、邓少洲，2008）;企业内部控制的成功和失败与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息息相关，而内部控制的最佳“土壤”应为和谐内部控制环境，而和谐内部控制环境的核心应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沈烈、孙德芝、康均，2014）。
（二）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研究
企业运营行为给社会效益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企业面临一种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贾敬全、卜华，2014）。社会责任风险是指由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本不合理（包括过多或不足）引起的企业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易漫，2009）。对于社会责任风险的分类，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易漫（200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风险应当包括战略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这些风险的提出都是基于企业日常的业务领域;而贾敬全、卜华（2014）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地提出环境保护风险;孙伟、李炜毅（2012）在上述风险的基础上，增加了法律或合规性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及声誉风险等，更加切合企业社会责任的主题，尤其是声誉风险。孙伟、李炜毅（2012）认为声誉风险不同于其他风险，其本身并不是风险的来源，其产生的原因是企业未能有效地控制其他类型的风险。与传统的企业风险（多强调外部因素如环境、技术的变化对本企业造成的可能损失）不同，社会责任风险重点关注企业内部行为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以及风险可能性转为现实后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损失（刘祖斌，2006）。超越强制性的自主性社会责任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社会责任收益，有利于规避社会责任风险（郑晓青，2012）。我国学者开展了大量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的研究，其风险管理流程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社会责任目标设定、社会责任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社会责任风险的控制以及社会责任风险的监督（易漫，2009;孙伟、李炜毅，2012）。此外，孙伟、李炜毅（2012）更加强调内部环境和信息系统与沟通的重要性。因此，企业应当实现对社会责任风险的规范化管理，强化社会责任基础管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管理模式，实现对社会责任风险的规范化闭环管理（王茂祥、李东，2013）。
（三）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基础理论研究
我国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研究局限于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互动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等方面，而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较匮乏，不利于构建科学合理、逻辑一致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王海兵、王冬冬（2015）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基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概念、本质、目标、职能、主体、对象、假设、原则等基础理论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方面，花双莲（201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应当包含企业价值目标以及社会责任目标，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包括治理控制、管理控制和作业控制。王海兵、王冬冬（2015）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旨在促进各利益相关者资本的高效配置和权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包括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内的综合价值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对象方面，王海兵、王冬冬（201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主体包括设计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极大地扩展了先前研究的控制主体边界，对于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推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研究述评及展望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属于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的交叉领域，是近年才兴起的研究方向。目前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从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互动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构建等角度进行，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也较多，如人本内部控制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研究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基础理论研究等，在这些领域均产生了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目前学术界在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基础理论研究较为缺乏，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之间的互动机制尚待明确，互动机制的不明确直接导致理论框架构建过程中社会责任只是作为环境因素起作用，并没有直接融入到内部控制当中。此外，实务中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仍然只限于对已经发生重大事故的行业或企业开展，对于其他社会责任风险较高的行业或企业研究较少，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可能会减弱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最终有可能导致理论和实务发展的脱节。
未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研究将转向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现机理、控制路径、绩效评价、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审计、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信息化等方面，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的研究也更加凸显“社会责任”的内涵，同时，分行业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案例研究也将成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推动企业内部控制发展，进而拓展到行业，最终延伸至国家，或者由国家提出，相应的行业建立配套的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最终落实到具体的企业进行部分修缮。不论是从下至上的层层渗透方式，或从上至下的层层引导方式，都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完善。只有通过政府、行业、企业以及公民等各方力量的联合，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建设才会出现大发展和大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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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综述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消费者视角；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研究综述
一、引言
H.R.Bowen（1953）最早给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五十多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商业伦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焦点。然而，早期研究忽略了作为企业最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消费者（周祖城和张漪杰，2007）。受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驱动，近年来，涌现了大量从消费者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明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消费者反应之间的关系、加深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理解以及指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试图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的信息（下文简称CSR信息）与消费者认知、消费者评价以及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等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并简要分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CSR信息对消费者认知的影响
企业在实施社会责任活动时往往会考虑以下问题：消费者是否认同和支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不同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的消费者具有哪些特征等。只有了解这些事实，企业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实施营销策略。
关于CSR信息与消费者认知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Roberts（1995）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消费者分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中立消费者、绿色消费者和棕色消费者4类，并探究每类消费者的群体规模、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相关的态度特征。Mohr等（2001）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根据CSR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构成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将消费者分为未考虑者、偶尔考虑者、行动者和积极行动者4类。Vassilikopoulou等（2005）以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5种态度（奖励、惩罚、重要性、期望和成本承担）为测量对象，将消费者分为有志向的社会责任消费者、狂热的社会责任消费者和被动的社会责任消费者3类。国内学者甘碧群（2004）研究发现，相比于30岁以上的消费者，30岁以下的消费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会强烈地影响他们对于企业营销道德的评价。类似的变量还有受教育程度等。对人口群体特征的研究使学者们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关联的重要性，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CSR信息对消费者评价的影响
CSR信息对消费者评价的影响主要有：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评价，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的CSR信息对消费者评价有不同的影响。
Brown和Dacin（1997）发现，CSR信息会对消费者的产品/服务评价产生间接影响。直到2005年，Berens等学者才首次提出CSR信息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态度。比较而言，消费者的品牌评价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Brown and Dacin， 1997；Sen and Bhattacharya，2004）的研究文献较丰富。根据已有研究，上述关系可分为三类：1.CSR信息对消费者品牌评价有积极的影响。Murray & Vogel（1997）研究发现相比于未接触到CSR信息的消费者，接触到此信息的消费者会对该企业表现出更积极的评价。Drumwright（1996）认为，尽管CSR信息并不一定能够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却可以帮助企业达成一些特定的目标，包括传递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提高消费者对企业品牌形象的评价等。2. CSR信息对消费者品牌评价无显著影响。Pomering & Dolnicar（2009）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CSR信息的存在，因而，它们根本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3.在特定情况下，CSR信息会对消费者品牌评价产生负面的影响，如Simmons & Becker（2006）的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之间没有关联或者差异很大时，该CSR信息就会模糊企业现有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定位，进而会降低消费者对该企业的品牌评价。
四、CSR信息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
CSR信息与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往往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如消费者是否支持公司所付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努力，公司形象是否与所支持的社会事业匹配，消费者是否要支付额外成本等。近年来，营销学领域的许多研究都在进一步探索CSR信息是否能够提高消费者的行为意向。Kotler & Keller（2005）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营销的概念，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视为企业营销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用来向消费者传递更高的价值。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者们所关注的行为意向包括口碑传播（Bhattacharya & Sen，2004）、支付意愿（Trudel & Cotte，2008；Graham & Bansal，2007）、品牌忠诚（Du et al.，2007）、抵制关于企业的负面信息（Klein et al.，2004）和购买意向（Sen & Bhattacharya，2001，Yoon et al.，2006）等。
五、小结
近年来，随着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丰富的内涵，研究国内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及响应，有助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开展，指导企业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
当前及未来的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有：1.现有研究多以发达国家的研究为主，我国由于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尚不多。受不同社会背景、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差异显著。因此，关于我国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评价和购买意向均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2.现有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够全面，大多集中在从事公益事业、环境保护或劳动用工保护等方面，从而将企业社会责任限定在了狭小的空间内。3.针对性的行业内研究较少，由于每一个行业都有其自身特点，因而不同行业的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有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以行业内的相对水平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现实意义更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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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红玲，基于消费者需求的企业社会责任供给与财务业绩的关联性研究[J].财经研究，2006
企业社会责任综述范文第5篇
关键词：声誉机制；企业社会责任；综述；实用性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5-0111-02
1企业声誉和社会责任的界定
1.1 企业声誉的含义企业声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声誉是对行为主体各方面行为能力的综合反映，它依附于主体又相对独立于主体，是行为主体的一项总体性的无形资产。声誉从来不是自生的，它是在与社会的交往中形成。企业的社会地位、产品或服务质量、管理水平、经营状况、员工素质、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对公益事业的参与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的声誉，因此其具有综合性；企业声誉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具有长期性；企业声誉不是永远存续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企业持这以恒地努力维持和呵护，因此具有不稳定性[1]。
1.2 社会责任的含义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目前普遍认同的理念是：企业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等等。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生产安全、职业健康和权益保障。目前，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劳资纠纷、加班、职业健康、生产安全、权益保障六个方面[2]。
2企业声誉和社会责任研究现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使企业赢得良好的声誉；而良好的声誉又将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对企业对社会来讲，都是一种双赢状态。当今国内主要从企业战略层面和企业经营者声誉评价两个角度研究企业声誉和社会责任。
2.1 企业战略层面的研究企业战略层面研究企业声誉和社会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的研究：
2.1.1 供应链角度李莉在《BSCI实现供应链社会责任有效管理》中提出，社会责任事关供应链全局，许多国外企业，尤其是许多品牌商、零售商，本身并不生产产品，而是通过全球采购来完成其整个供应过程，因此，其声誉就不仅仅局限于其自身，而且还牵涉到整个供应链。然而，越是规模庞大的企业，其供应链就越复杂，对供应链的管理就越困难。由此以来，如何有效管理供应链中的社会责任符合状况便成为许多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3]。蒋贞蕾在《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的“四部曲”》中讲到，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关系品牌的声誉、员工的道德凝聚力和士气，以及消费者认同，是品牌公司经营全球供应链不能省略的必要步骤[4]。
2.1.2 利益相关者角度在研究声誉机制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里，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的最多。麦影的《CSR对企业竞争优势贡献的模型研究》中提出，由于企业声誉源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必须对其利益相关者负责。也就是说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影响企业声誉，从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反过来说，企业拥有良好声誉，也会促使有利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反应的产生，因为企业声誉决定了公众对企业的态度，且产生的效应对企业更加有利[5]。石丹的《CSR现在进行时》中说，企业声誉和企业公民行为常常影响其海外经营能力，或者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作为一个优秀企业，公民的声誉很重要，而且企业公民的透明性和责任感能够提升品牌的形象和商誉[6]。龚宏斌的《从“毒奶粉”事件审视企业社会责任》中说，对许多企业而言，赋予社会责任的优先地位并非总是意味着一种非生产性的成本支出或资源负担，而是一种强化企业声誉以及利益相关者支持与信任的一种手段，是企业赖以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7]。赖胜强的《从三鹿事件看企业声誉管理》，指出企业声誉是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其本质是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企业通过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相关利益者的诉求，加强与相关利益群体的沟通，可以获得他们对企业的赞誉从而提高企业的声誉[8]。
2.1.3 财务效应角度高志强在《保险公司声誉管理研究》中说，保险公司声誉管理的关键，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贡献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既为股东创造价值，又为社会作出贡献，从而建立良好的声誉。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尽管声誉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但其产生的巨大效益远远超过成本[9]。李新娥、张志君的《从上市公司人气指数看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中提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业绩和良好的企业声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且这种联系足以影响公司长远的发展[10]。姜启军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分析》提出，从长期和短期看，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是不同的，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在短期内， 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利润不一定超过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利润。如果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的价值，与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的价值不能有效地区别，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利润要小于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利润[11]。胡俊苗的《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的CSR研究》中讲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总是和利润减少相联系，从长远看，CSR与企业经济效益是均衡的。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或者是引导顾客向着有益消费结构变化的行为，会使企业因顾客的青睐而获得丰厚的利润[12]。
2.1.4 声誉激励角度企业承担社会在责任不仅仅只是企业的负担，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上的投资回报是客观的：创造并提升企业品牌、强化企业竞争优势、吸引并保有优秀人才、提高市场评价、稳定自身发展等[13]。在这块领域的研究也很多。孟丽彦的《恪尽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声誉――让企业成为社会的公民》中说，恪尽社会责任能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形成企业的一项无形资本，提高企业员工凝聚力，培育企业文化[14]。姜启军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分析》说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提高企业声誉和降低风险、提高生产效率和员工满意度、优化竞争环境，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15]。韩晶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博弈模型分析》中提出，政府对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监察力度越大，处罚力度越强，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就越高，企业就越乐于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从履行社会责任中获得的声誉激励越大,激励时间越长,企业就越乐于履行社会责任[16]。李超、方桂荣的《试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中概括出，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有：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与司法、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监督[17]。
2.1.5 组织声誉角度金康伟、王水嫩的《论企业声誉管理》提出，企业声誉是企业所有社会行为、商业行为的凝结。如果把企业声誉比作企业所拥有的“人格魅力光环”，那么这个光环是由企业的所有行为及结果所折射的道德光芒所形成的。当企业的行为遵守国家的政策、法律，符合社会习惯及公众的道德评价标准时，该行为就会为企业声誉光环增添光彩。因此企业声誉的培育，需要企业长期地从各个方面一点一滴地积累，踏踏实实地做好企业该做的事，自觉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18]。陈艳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内部营销的新杠杆》中提到有些企业的员工常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在外界面前捍卫企业的声誉，尤其是跨国企业，他们可能要在当地公众和媒体不欢迎甚至敌对的地区进行经营，比如说沃尔玛公司在很多地区都遭到了大量非议，因为当地群众将其视为威胁当地小型竞争者的零售巨鳄。这些非议很显然会对企业造成不良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伤害到员工的自尊心。研究表明，企业可以通过一些CSR活动向外界人士传递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改变这些外部的负面形象[19]。郑文哲、王水嫩的《企业声誉的概念、特征及培育、维护》中提到，现代企业必须在自觉履行其社会责任过程中培育、积累声誉。当面临公关危机时，要妥善处理危机以维护企业声誉[20]。
2.1.6 消费者感知视角黄春新的《基于消费者感知视角的企业声誉影响因素研究综述》中提出，企业声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文章在综述以往声誉研究的基础上，将消费者认知的企业声誉单独进行剖析[21]。卢东、李俊伟、寇燕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期望对企业声誉的影响研究》一文提到，企业声誉受消费者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受到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期望的调节。文章从期望模型出发，分析不同期望条件下，消费者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的影响[22]。
2.2 企业经营者声誉评价的研究缪荣、茅宁的《公司声誉管理模型探讨》中提到，以公司公民行为为基础的公司声誉管理模型，公民的行为作用于媒体、顾客、投资者、雇员、合作伙伴、社区、管制当局、行动主义者，并且从每一类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支撑的承诺才能建立良好的声誉[23]。
孟炯的《基于企业安全责任的声誉模型》中，运用博弈论中的声誉模型对b类厂商较好履行安全责任的动力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b类厂商履行安全责任的动力在于消费者判断出厂商为g类的概率是否足够大，g类厂商的良好的声誉对b类厂商有激励和制约作用[24]。
喻国明的《媒介的声誉管理：构建维度与舆论尺度》指出，同类平均线尺度是比较级意义上的评判尺度，即在同类媒介、同级别(指不同行业、但在规模、影响力等方面相仿)媒介的各自表现中取中值《即平均线)作为衡量的标准尺度：高于平均线的，报以美誉；符合平均线的，判为合格；低于平均线的，则给予恶评。因此，达到平均线是舆论对于媒介责任担当表现的最低限。这条平均线由舆论期待和社会惯例构成，媒介要做的，是尊重平均线，使自身的行动尽量高于、至少不能低于平均线标准。这是媒介履行社会责任、保持其声誉的“底线”[25]。
任巧巧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声誉》中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声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声誉体现了评价企业效率的两个维度：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鲁行情况[26]。
周延风、肖文建、罗文恩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关于公司声誉评价的影响》中通过实验法对410名学生的测试，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消费者关于公司声誉评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公司声誉评价有显著影响[27]。
张自伟、孙桂平的《石油企业声誉评价体系的构建》中，从经营业绩（60%）和社会责任（40%）两个方面构建石油企业声誉评价体系。经营业绩评价指标由四个一级指标构成：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成长；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由四个一级指标组成：社会影响、人权保障、环境保护、资源耗费[28]。
谢佩洪、周祖城的《中国背景下CSR与消费者购买意向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构建一个包含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良好公司声誉、消费者企业认同和消费者购买意向在内的概念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索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向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仅对消费者购买意向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良好的公司声誉和消费者对公司的认同感对消费者购买意向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间接作用的强度要远远大于直接作用：公司声誉和消费者企业认同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购买意向起影响作用的中介变量[29]。
3总结与展望
嵌入声誉机制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战略层面的研究较多，但都只说明两者互相促进，未能深入说明怎样运用声誉机制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缺乏运行机制来推动。企业经营者声誉评价的研究在国外研究比较成熟，国内的研究深入性不够，一般只把社会责任作为声誉机制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来建立模型，但实用性还待考察。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无论是企业战略层面的研究还是声誉评价的研究，都应更注重实用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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