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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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主义范文第1篇
2013年1月，青岛市委、市政府规划布局西海岸经济新区，将保税港区行政管辖范围扩大至65.73平方公里，实现了由单纯政策功能区向综合经济区的跨越转型，特殊功能政策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经过20年时间的建设发展，青岛保税港区的管理水平国际接轨，经济质量不断提升，带动作用持续放大，已由昔日的盐碱荒滩演变成辐射环勃海、服务沿黄流域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外向型经济新区，成为山东省投资强度最密集的区域。累计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家企业投资兴业，世界500强企业38家，被海关总署誉为“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的一面旗帜”，为向自由贸易港区方向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岛保税港区于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全国唯一一家按照“功能整合、政策叠加”要求，以现有的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整合邻近港口转型升级形成的保税港区，规划面积9.72平方公里。
保税港区的成功获批来之不易，回顾保税港区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中一窥青岛保税港区在理论和实践上，厉兵秣马、创新发展的奋斗轨迹。
位卑未敢忘忧国
1992年11月19日，青岛保税区获批设立，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创办初期，青岛保税区建设投资热情高涨，但后期受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从1995年开始，逐步走上了发展的慢车道。到1999年底，已设立7年的青岛保税区各项经济指标落到全国15个保税区末位，被称为荒废了土地、荒废了功能、荒废了政策的“三荒区”，社会也戏称“保税区内长青草，牛羊吃得饱，厂房盖半边，企业往外跑”，面临被国家取缔摘牌的尴尬境地。
1999年底青岛市委、市政府做出重大决定：保税区实行新的管理体制，独立运作。面对七年徘徊停滞的土地，摆在保税区管委会面前的是一条从零开始的历程，一条荆棘密布却又必须前行的路。青岛保税区率先理顺体制、理顺关系、理顺思路、理顺情绪，确定“一年打基础、树形象，二年有突破，三年跨入全国先进保税区行列”的工作目标，自力更生，开拓奋进，用汗水、泪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拉开了激情创业的序幕。
2001年，中国加入WT0，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迎接世界的脚步。这一年，青岛保税区也经历涅槃重获新生，主要经济指标和综合实力跨入全国保税区第六位、第五位。
面对国际口岸尤其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口岸问的激烈竞争和由于政策功能不到位而导致的我国口岸巨大利益年复一年的流失，青岛保税区，一个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弹丸之地”的特殊区域，在国家有关开放政策有着诸多空白和有待完善的情况下，不等不靠，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艰难而又充满风险的探索之路、创新之路，带头冲击“自由港区”理论的敏感地带。一个关于自由贸易港的梦想正在悄然觉醒。
2000年初，青岛保税区在全国保税区中率先提出“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的建议，作为课题的发起者和推动者，青岛保税区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艰苦繁重的准备工作和卓有成效的实践与探索，转型的步伐铿锵有力。在全国保税区中第一个设立了“区港联动”办公室，集中研究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成功经验，着重进行“区港一体化”的探索和功能开发，开创了国内保税区“区港对接”工作的先河，由此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1年4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设立应急课题，对保税区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进行了专题理论研究。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以青岛保税区为案例进行《保税区功能转型研究》，探讨向自由贸易港区过渡和试点的方案。
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港，一个新的梦想蓝图，在青岛保税区人的视野里渐渐清晰。2003年，梦想的征程又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一年，《青岛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功能转型试点方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制完成，同年底“中国保税区管理与发展研讨会暨工作会议”在青岛保税港区召开。
会议明确中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三步走”的路径：实施区港联动一建设保税港区一向自由贸易港转型。
三步走的国家战略，恰恰正是青岛保税区人一直酝酿在心中的蓝图。
与此同时，青岛保税区把发展港口物流项目作为工作重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2003年12月10日，总投资超过5亿美元，集保税功能和码头港口服务功能于一体的“青岛保税物流园区与前湾招商国际码头”项目的隆重奠基，标志着青岛保税区“区港联动”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事实证明，这一根据青岛西海岸口岸实际情况选择的突破口，不仅成为青岛“自由港区”建设的启动点，也为后来的以整合前湾港区资源为主要方式的“青岛保税港区”的规划申报，做了有力的基础准备。
试点“区港联动”
“区港联动”事关山东、青岛发展大局，青岛保税区积极做好“区港联动”试点申请工作。
2004年4月，国家首个“区港联动”试点——上海保税物流园区封关运行。6月4日，国务院联合调研考察组对青岛“区港联动”试点准备工作进行实地考察评估。8月16日，国务院进一步扩大“区港联动”试点范围，青岛保税区凭借理论优势成为全国第二个“区港联动”试点区域。
作为实施“区港联动”的有效载体，“保税物流园区”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一新的探索性的园区，拥有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和国际转口贸易四大功能，成为继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度最大的政策特区。
2005年3月29日，海关总署正式批准《青岛“区港联动”试点方案》。至此，青岛保税区“区港联动”工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2005年8月，青岛区港联动试点项目——青岛招商局国际集装箱码头工程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并全面开工建设；11月11日，面积1平方公里的青岛保税物流园区正式通过海关总署等八部委联合验收，开始封关运营，青岛口岸“区港联动”由此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青岛模式”的创新与示范
就在“区港联动”试点加快推进之际，自2005年起，国内以“保税港区”的形式，展开了“自由港区”规划、申报、建设的新一轮角逐。
2005年6月，上海洋山保税港区首先获批，标志着在经过青岛保税区四年多探索论证后，中国保税港区正式由理论走向实践。
青岛保税港区的申办之路并不平坦。2006年，青岛保税港区请示件上报国务院，由于规划面积过大、缺乏国家战略支持、国家土地政策调整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与本轮获批失之交臂。2007年，青岛保税区人带着遗憾、心怀不甘地踏上了新的申办之路。青岛保税区重新调整思路，不失时机地奔走、协调，成功地使国家各部委接受了“与日韩港口竞争的严峻现实迫切需要给最具条件的青岛港以相应政策支持”这一战略诉求。至此，青岛申办保税港区之路终于豁然开朗。
2008年，青岛保税区准确把握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方向以及保税区改革脉搏，审时度势，提出了走“功能整合、政策叠加”的道路，并立即得到海关总署及各部委的一致认可。海关总署提出：保税区的转型发展对全面推进区域整合工作意义重大，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全国保税区已形成共识，对条件成熟的保税区可以按照整合的方式转型升级为保税港区或综合保税区。
青岛最终找到了一条真正符合自身实际和科学发展要求的保税港区建设之路，形成了特有的保税港区建设的“青岛模式”——将现有的青岛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整合邻近港口转型升级为保税港区，再次走在了全国保税区的前列。
守得云开见月明
2008年5月19日，青岛保税港区请示件上报省政府。8月21日，海关总署正式将青岛保税港区审批文件上报国务院，历时94天完成了国家11个部委征求意见和会签两轮关键程序，创造了全国保税港区申办工作的“青岛速度”。
9月7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同意设立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的批复》，批准设立青岛前湾保税港区，总体规划面积9.72平方公里。青岛保税区再一次站到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为青岛乃至山东的对外开放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青岛保税港区的获批，标志着青岛在扩大开放、拥湾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方面抢占了政策的制高点，在环渤海经济圈“大（连）青（岛）天（津）”支撑发展的格局中赢得了先行先试的开放优势。
从保税区到保税港区，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而三步走的战略也从此迈出了坚实的第二步。
挺进“自由贸易港区”
2011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正式实施，作为中国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青岛保税港区探索建立海洋经济对外开放新模式、促进海陆统筹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打造环渤海经济圈对外开放统一平台。
青岛保税港区开始向建成国际一流自由贸易港区转变。
封关运营实现新跨越。青岛保税港区积极优化封关区域通关环境，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充分发挥税收政策优惠、进出境手续便捷、贸易管制宽松等功能政策优势，努力打造蓝色经济区核心政策功能区。2012年，青岛保税港区二期封关区域正式开关运营，运营面积位列全国前三。集装箱、杂货泊位全部享受保税港区政策，南港区、北港区的互联互通终于实现，推动青岛港由“单一装卸港”向“复合增值港”转型。封关运营以来，港口货物吞吐量大幅增长，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单个集装箱物流成本下降50%左右，有效吸引3000多家国内外高端物流商开展业务。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110亿元，外贸进出口96亿元，完成各项税收51亿元，单位面积产出率位居全国同类园区前列。
着力开放带动。发挥特殊区域窗口示范作用，辐射带动腹地经济协调发展，青岛保税港区创新实施区区联动，通过园区启动、项目带动、信息互动、产业拉动等方式，积极搭建山东乃至沿黄流域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平台。在全国率先提出构建以保税港区为龙头，保税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区为枢纽，保税仓库、监管仓库为网点的保税物流网络体系，发展保税监管和加工贸易优化整合的保税经济，被海关总署誉为“山东模式”。近年来，先后为周边及山东中西部联动区域引荐项目投资总额超过20亿元，与周边地市建立了紧密程度不同、形式多样的协作关系。分别与潍坊、德州、临沂及青岛市内的胶州、平度等地合作建设保税港区功能区，实现开放园区与内陆腹地的资源共享、政策联动、双赢发展。同时，青岛保税港区与省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多数港口建立了紧密程度不同、形式多样的协作关系，引导内陆腹地近千家企业利用“属地报关、口岸放行”政策开展业务，打造与青岛港口业务关联的“无水港”和“旱码头”，构筑港港联动的发展格局，促进港口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个中心”引领新飞跃。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集中建设一批国际贸易功能性项目和功能性平台，重点强化贸易总部营运与控制功能，形成区域性贸易订单中心、品牌营销中心、采购分销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物流中心，推动传统物流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拓展高附加值物流服务，构建信息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物流链网体系。建设东北亚重要的临港国际航运服务中心，重点发展船舶交易、船舶检验及注册登记、航运保险金融等高附加值航运服务产业，形成临港国际航运服务集聚区。建设大宗原材料国际交易定价中心，积极发展期货和远期现货交易，建成全国最大的棉花、矿权交易市场，发展成为橡胶、棉花、黄金等大宗商品国际交易和定价中心，推进农产品、塑料、建材、燃料油、铁矿砂、纸浆等市场建设，成为国内各专业领域重要交易市场。
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新坐标。做足蓝色经济这篇文章，成为青岛保税港区谋求科学发展的最迫切愿望之一。
贸易自由主义范文第2篇
一、阻碍作用
(一)非贸易利益的获取
Perroni and Whalley(2000)认为那些包括大国和小国的非对称FTA或CU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小国会向大国支付一部分利益，从而使得大国从FTA或CU中获得的利益高于其成本，这部分利益主要是非贸易领域的，例如，NAFTA中加拿大作出的保护外国制药厂商(主要是美国)专利的承诺和墨西哥作出的加大环境保护和强化国内政策改革的承诺，以及能源价格等。欧盟也是如此。这种小国的让步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形的，但是做出让步的主要都是小国。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小国的谈判能力和国际贸易中的报复能力比较低(详细分析见Johnson，1954；Syropoulos，2002)，为了能够进入大的市场和防范贸易战的损失，小国通过非贸易领域等的让步和大国建立贸易协议来获得一种保险。全球贸易冲突风险越大，则大国的价值越大，而大国则会利用这一点不断以区域贸易协议的方式来从小国获得“保险费”，从而比传统的对称性或互惠型区域贸易协议更有可能破坏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稳定性。
Limao(2007)同样认为EU和美国提供贸易特惠的核心动力是从PTA伙伴国那里获得非贸易领域的让步，主要包括劳工标准、人权、知识产权保护、移民控制和禁毒等，甚至包括在反恐上的合作。与Perroni和Whalley(2000)不同，他将其中的有些非贸易问题一般化为区域性公共产品：在一个区域内，一个大国和一个PTA合作国，存在会发生外溢的区域公共产品，合作国由于权重问题，导致提供的公共产品低于大国的要求，而大国可以使用关税来抑制合作国的出口，它们便可以通过PTA来内部化这些效应。如果大国稍微增加PTA产品的多边关税水平，由于贸易条件因素，并不会导致额外成本增加，并可以为合作国提供特惠，使其增加公共产品，并从中获益，但对于非PTA产品，则不存在这种效应。Karacaovali and Limbo(2008)以EU为例分析了这种非贸易利益对多边自由化的影响途径：如果EU通过特惠协议给某个国家提供某些产品的免关税市场进入的特惠，则该国在这些产品(称为PTA产品)上会比其他竞争者有关税上的优势，如果EU取消这些产品的多边关税，则会消除PTA对该国的价值，所以该国会一直反对EU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而EU为了获得该国在非贸易领域的让步，也会在这些产品上放慢多边自由化的步伐。他们还指出如果PTA可以实现完全进人(即EU扩大成员国)，则不会影响多边贸易自由化，因为EU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对特惠伙伴国的直接现金转移来抵消由于多边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特惠边际的减少。在他们的模型中，PTA对多边自由化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特惠关税是零，不能够继续降低，因此他们建议：在禁止PTA不可行的今天，为了最小化这种影响，应该放松对特惠关税的非负性限制，允许进口补贴，通过特惠授予国、接受国和非参与国之间合作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第三国的外部激励效应
Ornelas(2005a)认为考虑到外部国家的激励和反应，FTA依然可能会损害多边自由贸易，其基本机理是：(1)FTA外部关税降低到某个程度会提高非参与国对FTA的市场进入。却不需要减少自己的贸易壁垒，而这是多边贸易自由化必须要求的，这表明FTA的建立减少了非参与国从多边自由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从而降低了非参与国对多边自由化的支持；(2)如果FTA的参与国政府更偏向于某些特殊利益，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外部关税，加强了贸易创造效应，强化了上面的机制，而非参与国在政治上偏向生产商的话，便会加剧减少非参与国对多边自由化的支持；(3)如果FTA的潜在国预期到这种效应，希望通过推迟FTA的建立来促使非参与国加人多边贸易协议来提高自己的利益，而非参与国则可能希望推迟多边贸易协议来促使FTA的建立，这样便形成了“消耗战”博弈，每个国家设定非合作的关税来彼此施加压力，除非非参与国作出让步，否则会一直阻碍多边自由贸易。
(三)“意大利面碗”和WTO规则的变动
该术语最早是由巴格瓦蒂在国际贸易领域内使用的，它一般指的是国际贸易规则的不统一会给自由贸易带来损害，也是巴格瓦蒂反对区域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的学者研究对巴格瓦蒂的分析进行了扩展。Estevadeordal等人(2007)认为“意大利面碗”的核心是原产地规则，并最早对“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定量研究，他们调查了58个RTA的原
产地规则，结果发现，虽然原产地规则呈现出区域性收敛，但是在许多产品上还是存在广泛的差异，平均起来只有1/3的RTA会在某个给定产品上具有相同的原产地规则。
这种规则的不统一不仅仅体现在“原产地规则”上，还包括WTO规则和RTA规则的差异。Pauwelyn(2006)做了一个实例研究，他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软木及与墨西哥的甜料争端，是NAFTA和WTO在贸易争端处理上的规则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这种WTO国际法和区域贸易协议章程之间的差异会引发无休止的诉讼等法律问题。尽管作者并没有分析这种差异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但是规则的冲突和重叠无疑会影响贸易的自由化。
有些学者从WTO规则的变动分析了RTA的阻碍作用。Lloyd and MacLaren(2004)认为由于RTA中许多超越GATT/WTO的内容和规则也被纳入其中，例如乌拉圭回合中的有关服务、知识产权的规则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最初都是在RTA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EU和美一加FTA，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EU和美国利用RTA的网络来形成联盟，并将它们的观点逐渐转化为WTO的新规则。这有可能会加强发达国家的力量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使WTO的规则不利于合理的多边贸易。Davis(2006)同样指出：PTA的存在会把一些贸易争端处理从多边转向双边，交给RTA的组织机构，使得大国有更多的选择，减少了小国的谈判力量，在争端处理上可能会不利于小国，这是由于WTO的争端处理机制更透明，并且容易和具有共同看法的国家形成联盟，以平衡大国的力量。
二、促进作用
(一)多米诺效应
Baldwin(1994)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决定加入区域集团是由“反加入”和“亲加入”两种力量的平衡决定的，“亲加入”力量主要是向该集团出口的企业，“反加入”力量主要是进口竞争型企业以及非经济目标。由于集团区域一体化的深化，会对非成员国企业的利润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会面临更多的歧视，另一方面无法进入一个更大市场所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大，因而鼓励出口商利益集团加强对政府的游说等政治活动来推动加入区域集团，而“反加入”的力量也会上升，只要出口部门的产出高于进口部门的产出。由于政治力量与部门规模相关，从而打破原先的力量平衡，使国家加入到集团中。随着集团的扩大，非成员国的成本劣势不断上升，引发新一轮的非成员国内的“亲加入”政治活动，从而导致集团的进一步扩大，产生“多米诺”效应。Baldwin与Rich-ard(2006)进一步详细分析了打破这种力量平衡，从而加强“多米诺效应”的三个方面：一是Olson式的游说不对称性。他利用Melitz(2003)和Eaton等人(2004)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指出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企业出口，而小企业只在国内销售产品。互惠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大的出口企业的利润，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强，减少了同类行业中只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小企业的利润，导致一部分企业退出，减少了该类企业的规模，而大企业会从外国市场获益来抵消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此外，国内小企业的部分退出也会带来收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小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分散、从关税削减中损失较小等原因，不如大企业那样更容易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而区域贸易集团的建立和扩大正是影响这些具有游说优势的出口企业的利益，最终形成Olson式的”部门内特殊利益政治”的不对称性。二是母市场效应。在贸易成本很高的情况下，一国加人一个区域贸易集团，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市场，产生对产品的更大的需求，根据克鲁格曼的“母市场效应”理论，会使得企业的数量增加程度超过市场需求扩大的程度，为了满足一个更大的需求和规避关税等贸易成本，其他国家的企业会转移到该区域内，从而形成投资转移和企业区位转移，对未加入的国家产生压力。即使在关税等贸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区域贸易集团的建立和扩大必然会恶化未加入国家企业的市场进入，也会导致企业的区位转移。三是不可逆投资。虽然McLaren(2002)和Freund(2000)认为不可逆投资与沉没成本会阻碍一个国家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选择，但是，Baldwin则认为当一个区域集团外国家的企业在区域集团内的一国的不可逆投资已经变成沉没成本，并且构成企业的准租金，此时，区域集团一体化的深化会破坏准租金，因为一体化的深化意味着对非成员国投资的新的歧视，推动跨国企业游说本国加入区域集团，强化“多米诺”效应。
Egger and Larch(2008)利用1955年-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Baldwin的理论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了“多米诺”效应的存在，还发现过去的PTA形成会明显引发新的PTA的建立，但同“多米诺效应”相比要小一些，已有的PTA或新建立的PTA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效应随着贸易成本增大而减小，证明了贸易转移效应是导致这种影响的重要因素。
(二)“轮轴与辐条”式扩张
虽然Baldwin认为“多米诺效应”会最终实现全球自由贸易，但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可以自由加入贸易集团的假设之上，Yi(1996)和Goto and Hamada(1999)认为贸易集团的扩张由于已有参加国的反对可能会停止吸收新的成员国，从而构成了“多米诺效应”理论的挑战。Hiroshi Muku，nok和Kentaro Tachi(2006)则从“轮轴与辐条”型FTA这个角度分析了FTA是否会导致多边贸易自由化。他们构建了一个线性需求函数和古诺垄断竞争的三国对称模型，使用序贯扩张博弈方法，结果表明：通过新成员加入的方式无法达到多边自由贸易，但是通过“轮轴与辐条”型FTA的方式，多边自由贸易是惟一的马尔科夫完美均衡解，基本的逻辑是：如果集团已有的成员国不欢迎外部某个国家的加入，集团中的一国A会和该国签订双边贸易协议，从而使A国成为“轮轴”，其他国家成为“辐条”，由于轴心地位使得本国可以提高消费者福利，并能够自由进入新的合作国的市场，从而抵消本国市场上厂商利润减少带来的负效应，而辐条国的总福利则明显下降，甚至有可能会低于没有区域贸易协议情况下的福利，所以会刺激辐条国签订“辐条一辐条”型协议，尽管轮轴国会预期到这种可能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但是短期利益依然会促使其成为轴心，此外每个国家也会签订新的贸易协议来避免成为辐条，这样增加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他们据此还指出FTA在达到多边贸易自由化方面要优于CU。
(三)“战略效应”和“分配效应”
Ornelas(2005b)认为两个方面会使产生导致外部关税下降的力量：一是“战略性效应”。由于两国签订FTA协议，一国的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到另一国市场中，也会获得由于该国高关税带来的保护效应，而原先这些保护只是给本国企业的，这种贸易保护的“转移”会削弱FTA参与国增加外部关
税的刺激。二是“分配效应”。假定政府容易受到要求增加贸易保护的国内厂商力量的游说，效用采取GH形式，政府使用关税作为一种分配手段，将部分消费者剩余转给生产商，由于FTA的签订，另一国厂商自由进入本国，增加了在本国市场上的份额，所以政府将消费者剩余转给本国厂商的能力下降，还会将其部分转给FTA合作国的厂商，从而可能会导致政府降低外部关税，提高消费者剩余，从而增加政府总效应。在其构建的寡头垄断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中，假定成本和需求函数线性条件下，由于外部关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会高于贸易转移效应，会同时促进和FTA伙伴国与第三国的贸易量，从而FTA对所有方都是有利的。
(四)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
传统的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集中于对国内利益集团或投票者的分析，但Hansen and Mitchell(2000)指出外国企业对政府的游说强度和游说支出和本国企业基本相似，Gawande等人(2006)进一步指出，外国企业的游说也会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尤其是行业的关税结构。从某种意义来说，外国游说也可以看作是国内贸易保护力量的一种表现形态。Stoyanov(2009)第一个分析了FTA条件下，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对FTA参与国外部贸易壁垒的影响。他认为FTA伙伴国的利益集团在FTA建立之后，会像本国利益集团一样对政府进行贸易保护游说，会抵消甚至会大于Ornelas(2005b)所认为的效应，从而产生更高的FTA外部关税的压力。由于大部分的国家至少是一个特惠贸易协议的成员，所以贸易协议伙伴国的游说会增强FTA的贸易保护倾向并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即使WTO限制FTA设立后的外部关税提高，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关税减少，并有可能促使政府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方法来加强贸易保护，而这种阻碍作用在一个大国和小国的FTA中的小国表现最为明显。
三、不确定
(一)时间动态性
Bagwell and Staiger(1997a)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的“转换期”(即一个区域贸易协议谈判到正式执行的时期)对多边关税合作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会导致暂时性的多边自由贸易政策的倒退，在转换期内，由于非参与国预计到区域贸易协议实施以后的贸易转移作用，参与国对多边贸易伙伴的依赖程度降低，而在转换期内贸易类型由于时滞没有改变，使得之前的形成的合作博弈均衡的平衡被打破，所以多边关税水平将上升，但是当区域贸易协议对多边贸易的影响已经定型以后，初始的均衡将重新出现，多边自由贸易政策将恢复，关税水平甚至有可能低于初始水平。BagwelI and Staiger(1997b)使用相似的方法，分析了关税同盟的市场力量效应对多边关税合作的影响，并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转换期内，关税同盟的预期会对多边自由贸易政策产生“蜜月”效应，多边关税水平降低，但是转换期结束后，关税水平会恢复到原先。这是由于关税同盟提升了参与国的市场力量，参与国发现采取更高的关税将有利，这是对非参与国不敢采取对峙或发动贸易战的威慑，而在转换期内贸易类型由于时滞还没有改变，从而降低多边关税，但关税同盟实施后，市场力量已经发生作用，新的关税合作均衡将形成，多边关税将提高，并可能超过初始水平。他们同时指出，导致这种不同效应的原因在于，对非参与国来说，自由贸易区只有贸易转移效应，而关税同盟还包括市场力量效应。如果同时考虑两种效应，结果将比较模糊，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
Bond等人(2001)分析了一个关税同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入对贸易集团与第三国之间的多边贸易协议的稳定性的影响，这样便剔除了贸易谈判中市场力量的作用。构建了一个三国三产品的对称的关税同盟模型，所有的消费者具有不变替代弹性，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盟与第三国的多边协议由一个无限重复博弈过程来决定。随着集团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导致贸易转移，从而减少了第三国保持原先多边协议的吸引力并提高了违反协议的动力，为了阻止多边协议的崩溃，关税同盟必须降低其外部关税。他们指出芷Cobb-Dou出s偏好形式、初始多边协议是激励相容的等条，牛下，伴随着Kemp-Wan关税调整的关税同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化将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激励相容的，没有国家有动力来违反初始的多边协议，即不会阻碍原先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在他们的模型中，决定这种激励相容性的关键因素是关税同盟内产品和第三国产品之间的消费替代弹性σ，而关税同盟的禀赋结构和相对规模则没有影响，如果σ≤1则是激励相容的，否则Kemp-Wan关税调整是不可维持的。而使用欧盟1986年数据，估计出σ为0.85，表明欧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化可以通过对外部关税的Kemp-Wan调整来保持多边协议的激励相容。此时，关税同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化不会影响原先的多边贸易协议，反而会降低关税同盟的外部关税，从而促进多边自由化。此外，他们按照Grossman and Heloman(1994)的框架将同盟的共同关税由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内生决定对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游说对称性(如同盟内各国进口竞争部门的游说是对称的、同盟内各国出口部门游说的力量是相等的、第三国内不同进口竞争部门游说的组织是相等的)的假定下，发现要保持这种激励相容可能要求同盟对外部关税作出的调整不等于Kemp-Wan关税水平，具体调整幅度由游说部门的相对组织程度、比较优势大小和关税同盟的相对规模来决定。此时，关税同盟的深化有可能增加多边关税水平，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为了获得和提高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收益会有“战略性”动力来限制成员加入，即最大的CU的规模会有一个上限。此时，CU的建立会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使用相似的模型，Yi Sang-Seung(2000)分析了FTA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分析表明：无论在哪一种规则下，全球自由贸易并不一定是惟一的均衡解，是否会导致和维持一个全球FTA，严重依赖于产品替代程度和国家数目，究其原因，在“开放型区域主义”规则下，他认为是由于FTA建立中潜在的“搭便车”问题：假设一开始有一个全球FTA，其中一个国家偏离自由贸易，并对未偏离的国家征收福利最大化关税，当N很大时。这种偏离的收益会大于其他国家对该国征收的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损失，每个未偏离国都想搭其他国家来制裁偏离行为的便车，从而使得全球自由贸易不稳定，但是当N值较小时，偏离行为的收益较小，所以没有国家会偏离自由贸易；在“一致同意型区域主义”规则下，他认为原因是：虽然单个国家可能没有动力偏离自由贸易，但是存在几个国家联合构建FTA以最大化其福利，从而偏离全球自由贸易的动力，由于其他国家无法加入到该FTA中去，也可能会自己组建新的FTA，从而形成几个FTA共存的局面。
四、实证研究
(一)支持性的经验研究
关于“区域主义”对“多边主义”影响的最早的实证研究是Foroutan(1998)所做的，她发现乌拉圭回合之后参与PTA的拉美国家有更低的平均多边关税水平。但由于：一方面，她没有控制其他变量，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实施了相当程度的单边贸易自由化，所以一般认为，她的发现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Mag，ee and Lee(200i)利用1968和1983年51个行业平均外部关税变化的51个观测值，认为EEC(European EconomicCommunity)的成立使得成员国降低了外部关税。近期比较有影响的支持性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一是Bohara等人(2004)利用1991年一1996年阿根廷的贸易和关税数据，分析在Mercosur贸易协议下，巴西(较大的FTA伙伴)的进口渗透和贸易转移对阿根廷外部关税的影响；二是Estevadeor-daI等人(2008)研究了1990年-2001年10个拉美国家的情况，发现FTA的形成促进了外部关税的减少，一国在某个部门给伙伴国的关税优惠越大，该国越可能在这个部门减少外部关税，但关税同盟的这种“关税互补”效应很小甚至没有。
(二)反对性的经验研究
Limao(2006)使用美国贸易数据发现，美国从PTA进口的产品的关税减少小于那些只从非PTA进口的相似产品的关税减少，他认为美国PTA的一个直接效应是导致PTA产品的MFN(most-favored-nation)关税高于不存在PTA时所做的合理的反事实模拟值，平均起来，一个非美国PTA国的出口商向美国出口一个PTA产品与出口相似的非PTA产品只能获得52％的利益(以价格增加来衡量)，当某种产品全部是从PTA进口的或者该产品在PTA伙伴国向美国的出口中的比重很大时，这种作用更加明显。美国通过PTA还会产生间接效应，指的是美国由于PTA没有降低MFN关税，而GATT多边谈判的基石是互惠性，所以美国的多边贸易谈
Bond，Riezman and Syropoulos(2004)用类似的方法分析了FTA动态变化的影响，并强调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他们构造了一个三国模型，两个对称、相同的国家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假设外部关税由每个国家在一个单期非合作的博弈条件下最大化各自国家福利来内生决定，结果发现当未参加国保持关税不变时，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导致成员国的外部关税低于Kemp-Wan关税水平，使第三国贸易条件改善，并提高了第三国的福利。当第三国采取最优化行动时。FTA参与国外部关税的下降会提高第三国的关税，即FTA的外部关税与第三国关税是战略替代的，这是由于FTA的外部关税的增加会减少对第三国产品的需求，降低了其出口的市场力量并提高需求的价格弹性，但是FTA内部关税和第三国的关税是战略互补的，随着FTA内部关税逐渐降低，第三国的关税将逐渐降低，所以第三国关税的变化取决于FTA是否处于“转换期”。
(二)贸易集团形成规则的差异性
Yi Sang-Seung(1996)区分了“开放型区域主义”和“一致同意型区域主义”，前者指只要外部某个国家遵守同盟的规则都可以自由加人该同盟，包括两种具体形式：同步行动博弈和有限期界序贯行动博弈，后者指某个国家要加入某个贸易集团必须征得所有成员国的同意。通过构建包括N个对称国家的世界模型，消费者消费一个基准品和一组差异化产品，并采用拟线性效用函数，首先，他发现一个效用最大化的CU的建立会使非参与国福利恶化，并且一个CU参与国的福利与CU的大小正相关，然后，他证明了，在“开放型区域主义”规则下，全球自由贸易是同步行动博弈的惟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解，同时当CU的规模不对称时，也是序贯行动博弈的惟一子博弈完美均衡解，这是由于一国会不断脱离小的CU来加入大的CU，最后形成一个全球CU，此时，CU会促进多边贸易自由化。在“一致同意型区域主义”规则下，全球CU则并不是一个稳定解，这是由于大的CU的成员判国对来自于美国的产品提供更少的关税减免，而那些出口同类产品的其他国家也会面临该国的更高的MFN关税，从而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Karacaova|i and Limbo(2008)使用东京回合与乌拉圭回合之间的产品水平上的关税数据，发现EU的PTA阻碍了其多边贸易自由化，具体来说，EU对那些不受PTA影响的产品的平均多边关税减少的估计值是PTA产品的两倍，而EU在上世纪80年代和1995年的扩大没有明显影响其多边贸易自由化。对于样本的PTA产品集来说，没有特惠条件下反事实估计出的关税应该是1.4％，而现实则是4.7％。Limao(2007)研究了通过实证数据，研究了美国通过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CBI)和Andean TradePreference Act(ATPA)两个贸易协议向加勒比地区和安第斯地区的国家提供一系列产品的单边优惠，以获取在劳工标准、知识产权和禁毒合作等非贸易目标上的收益，对美国相应产品的MFN关税的影响，获得了类似的结论。
Stoyanov(2009)利用加拿大加入NAFTA前后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外国游说对加拿大多边关税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企业在加拿大加入NAFTA之前游说加拿大政府削减贸易壁垒，而在加入NAFTA之后则相反，平均来说，美国企业游说会增加关税0.21％，非关税壁垒1.87％，保护份额4.26％，虽然比不上加拿大国内企业的1.33％，7.31％和7.81％，但是NAFTA的建立无疑会通过外国游说影响了多边贸易自由化。
Estevadeordal等(2008)分析了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和Li-mao(2006)以及Karacaovali and Limao(2005)的研究结果相反，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者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后者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由于前者关税较高，贸易转移的成本以及对自由化的动力要远大于后者。另一个原因在于后者分析的是由多边贸易回合导致的外部自由化，而前者分析的是单边的外部自由化。最后的原因在于特惠的目的，发达国家经常利用特惠来获得非贸易领域的让步，而发展中国家的特惠一般是相互的，主要以贸易为目标。
五、评论与启示
可以看到，在“区域主义”影响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问题上，从克鲁格曼、巴格瓦蒂的论文直到现在，争议一直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答案依然和Winters(1996)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经济学家们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如评判“区域主义”的影响需要综和多种力量的影响、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是影响多边自由化的重要渠道、发展中国家的RTA的作用偏重于促进而发达国家的RTA(尤其是PTA)则偏重于阻碍，区域主义是否促进和阻碍多边主义的判断严重依赖于模型的假设前提等。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许会有更多的共识产生。
贸易自由主义范文第3篇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着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贸易自由主义范文第4篇
20世纪后半叶，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改变了经济主体及其竞争原则的观念。跨国公司和世界金融中心成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的单位。国际经济如同国内经济一样，国家也应为市场职能提供一切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大限度地取消市场管制，使私人资本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保障国际资本稳定地发挥作用。[1]新自由主义尤其是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的联系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
该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和投资开放将鼓励资本流入贫困国家。由于工业化国家通过追加资本来赚钱的最好机会已经用完，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应该比工业化国家高。如果贫困国家降低贸易和投资的门槛，那么富裕国家就会输出部分资本。如果这种资源流入采取的是贷款或间接投资形式，就会补充国内存款，放松对本地公司追加投资的金融限制。如果是国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技能，金融风险也较少。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投资增加都会使贸易增加，富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以牺牲穷国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根据这个理论，在所有交易中，进出口双方、借贷双方、股东和员工双方都可以双赢。按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逻辑，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机制，并且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实践悖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下，只要不太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发达国家的机制，他们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没有使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2]典型表现如下：
1.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发达国家所鼓励的战略，利用外国银行贷款和跨国公司雇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增加出口，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生产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不利的贸易条件、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而导致经济增长下降。除少数国家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有些国家还出现了负增长。
2.扩大生产失效。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作为万用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其机制扩张过程为：技术的提升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节约的资本剩余用来降低价格或提高工资需求增长刺激资本扩大生产。然而在1980～2000年期间事实与理论设想相背离。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工资增长。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真实工资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意味着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所得都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工人产出虽然增长了，但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降低，或者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相反，服务部门的就业不断扩大，但从事服务业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非常低或是非临时性的。
3.债务日益攀升。从1982年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加了3倍，从5000亿增加到20000亿美元，债务国利息不堪重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额的40%。拉美有些国家情况更加严重，阿根廷经济就是因为日益攀升的债务走向凋敝的。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
之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误区。
1.市场并非自足。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自发的，存在着“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因而无须政府插手。市场的确是在人们日常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自行“扩展”的，它无须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或统一的中央计划就能达到协调，无需以成员间的共同利益作为前提就能运行。每个独立的参与者在追求各自独立利益的时候能够自觉地形成高效配置资源的手段。然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许多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都不是市场能自动提供的。比如说，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以人们在商品价格和品质方面形成某种共识作为前提，需要不受那些与价格无关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产品及其制造环境十分稳定。同时，市场的良好运行还涉及到许多非市场因素。国内市场尚且如此，更何况无序的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穷国在拆除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过程中更需要政府来调控市场。
2.股票市场并非万能。在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上升了，工商企业可以从中获得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经营，促进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持股人也可以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物质生产。但是，股票市场的动荡却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就资本主义经济史而言，股票市场与金融投机活动是一对孪生子，相伴相随，而且股票市场越发展，投机活动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就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而言，现在它的持股人有几千万，然而股市价格的涨落基本上是操纵在为数不多的大炒股户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谋取暴利。也就是说，在华尔街股市兴风作浪的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他们的投机活动的猖獗必然破坏股票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加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市场的无序。
3.资本剩余和市场调节并不协调。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创建自由市场，即解除国家加给市场的所有限制将最终造福于所有国家。然而，资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场的调节机制间并没有那样清晰的关系。当出现持续的停滞趋势时，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在商品生产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减少时，越来越多的资本剩余会投向大幅扩张的金融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市场愈益成为国际性的市场，资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求利润。这样就使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全球化了。此外，在资本主义体系结构中，所有地方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堆积如山的债务问题，但新自由主义却束手无策。
4.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比较优势理论，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作用的一些前提却被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十分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即使一国在每个方面的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也都是有利的。但是，萨米尔·阿明和其他人却证明了这一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该理论实现有一个前提，即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对于穷国而言，如果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不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那么自由贸易是十分危险的。菲律宾自加入wto后一路攀升的失业大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国标贸易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值得怀疑。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工业，但忽视了国内市场服务。如果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去搞贸易自由化，其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在国际市场上下跌，这种自由化会造成自己打败自己的结果。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鼓励贸易。但是即使贸易增加了，也不足以证明对经济增长有利。一些经济学家以计量经济数据来证明贸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计量经济学应用在经济等其他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上从来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要发现潜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精确的经济联系并不是数据能说得清楚的。不同的变量或基期的选择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带头攻击这种支持贸易的回归统计研究。作为贸易自由化坚强捍卫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迪和斯里尼瓦森也同样严厉批评这种回归论断。[3]
正是由于以上的理论误区，导致了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行为。
1.新自由主义认为越少干预的政府越好，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都加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美国或英国，都实行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国家为保护市场机制而加强在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作用的趋势被称之为“向正统自由主义的妥协”或“向凯恩斯主义的妥协”。[4]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国力的限制或者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政府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化中受的是更多的伤害。
2.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控制，但与全球化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开放会增加了垄断程度。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垄断势力在不断加强，而市场本身无法解决与控制垄断问题。由于绝大多数垄断势力都是发达国家的商业企业，而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没有完善的避险机制和监管体制，无法避免发达国家的剥削，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他们存在产业结构和技术上的优势。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支持金融资本的活动，把预算开支的2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3%-5%转移到持有国债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手中，从而使金融资本成为永久性实际正利润的受益者。这一市场垄断了世界金融市场30%的金融资产。跨国公司是推行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它们是庞大的垄断组织，触角延伸到全球各个地区。但是目前世界上6万家跨国公司中80%属于发达国家。[5]
3.资本的重新配置并不合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充裕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要比资本匮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低，因此，在开发的资本市场中，资本会从发达经济区流向不大发达的经济区，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生产增长，最终赶上发达经济区。但是，由于美元和发达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国际投资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格局。“从理论上讲富国在向贫国输出资本，但在目前的体系中，却是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6]。“发展中国家虽然吸引了不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但与民间或地方大量利用外资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发达国家政府债券的大量投资，中国就曾在这个意义上被国际金融市场称为资本净输出国”[7]。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极不合理，它迫使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目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共有2万亿美元的储备，这种外汇储备很大部分投资于美国的短期国债，从而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繁荣了美国经济。
四、几点启示
1.从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以外盛行和发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派上了新的用场。在某些西方大国和某些国际经济机构的策划和支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并形成一套所谓的市场取向型经济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管理自由化，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其目的是要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扰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秩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时刻警惕全面自由主义对本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危害，但同时又要看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正视这一发展趋势，否认或断然拒绝都不是解决之道，只会给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危害。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当务之急应是不断完善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创造有利的条件，积极培植本国和本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体制；培育本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企业和品牌。
2.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实质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争论、交锋、斗争的历史，而且发展到今天，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具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事实上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在西方经济的实践中也交替出现过。这说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总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也总是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时，一定要与其历史环境相联系，既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一概否定。特别要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条件结合起来，科学地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子，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现实基础，趋利避害，制定一套符合本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
3.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用经济主权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多数发展中国家曾沦为殖民地，为了国家主权曾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深知国家主权对一国的重要性。虽然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但是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而全球化进程事实上扩大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差别。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国家主权，相反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牢牢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否则，国家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国家就有可能被他国操纵甚至沦为经济殖民地。在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为了防范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弊端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用国家主权来保护本国利益的策略。[8]
4.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和统一认识。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规则中的优势地位具有自我维护和自我加强的特点。然而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相对弱小，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发展中国家必须发展区域—体化，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团结合作，发挥总体力量，才能对一些不合理的全球规则施加更大的影响，逐步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参考文献】
[1] johnson,harry g.,international economic questions facing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canada in 70s. british-north american research association,1970,p.24.
[2] ［美］k·z·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j].国外理论动态，2002,(08).
[3] 张关林，杨祁丹.全球化是否特别伤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工人[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3).36.
[4] ruggie,j.international regimen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postwar economic,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36 spring),1982,p38.
[5] tony andreani.le socialisme est a venir.syllepse,2001,paris,p.65.
[6] 参考消息，2002-05-04.
贸易自由主义范文第5篇
9月中旬，学者周志兴前往浙江北部的莫干山，参加一场被外界称之为“新莫干山会议”的研讨会。
28年前，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正是在此启幕。那次会议首开“官学互动”和“以文选人”的新思路，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会后形成的包括《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在内的7个研究报告受到决策层高度重视。
如今，“新莫干山会议”的举办方希望能“打捞历史，寻找改革新动力”。虽然与会者也提出了被称为五论的“推车论、一条腿论、起点公平论、价税财利联动论、政改关键论”，但作为国内思想与学术界的资深观察人士，周志兴对会议的成果评价并不高，“各有各的主张，没有一致的共识，具体的（改革）方案也离现实太远”。
在推进改革已成“最低共识”的当下，上述情况从一个切口折射出改革深化的难度：技术化的设计林林总总，却难掩各方的分歧；所有人都在谈论顶层设计，每人心中的顶层设计又各不相同；地方试验有得有失，类似当年小岗村式的改革突破口则还没有再现。
面对多元化思潮，如何整合多元社会，再建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前途和未来社会的走向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
变形的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二战后居于主导思潮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这一困境，此前处于“边缘”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由此登堂入室。
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机制，主张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倡导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由单纯的经济思想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撒切尔和里根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际政策上就是私有化和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监管。
在英国，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撒切尔政府启动大规模私有化进程。在美国，里根政府为拯救长期滞胀的美国经济所采取的取消国家对经济干预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被称之为“里根经济学”。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这次会议提出的指导改革拉美经济的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华盛顿共识”伴随全球化进程一路东进，成为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支持者多、影响范围大的一股思潮。
中国经济1992年之后启动了多项市场化改革。从国企改革、发展民资、资本市场设立到加入WTO，随处可见在中国经济躯体上的投影。
这一时期，一些认同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经济学家逐渐走上主流舞台，他们所张扬的激发个体、企业活力从而带动整体社会活力的理念，影响了普通民众对市场经济的认知。
客观而言，鼓励民资和加入WTO，是推动中国经济20年来高速增长原动力中的两个要素。
但凡事皆有两面性，发生于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来到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后，由于历史、经济、制度和文化基础的不同，其生长路径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异。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竞争，在一些领域，在“市场正义”的遮掩下演变为资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强势主导。新自由主义还渗透进医疗、住房和教育所在的社会领域。
政治学研究者萧功秦认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滥用，让医院、基本住房和学校都变身为市场竞争主体。“无钱莫住院，只为富人盖房”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言论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结果则是药价、房价和学费暴涨，民生受损，影响了对改革的信心。
决策层意识到相关问题后，相继启动了深化和完善医改、房改等新措施，但市场对社会大范围侵入的后果至今未能彻底消除。
对新自由主义的致命一击当属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此之前，在新自由主义权势人物格林斯潘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逐渐取消对金融行业的政府管制，放任去除“枷锁”的金融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加速膨胀，并最终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主打民生牌的奥巴马政府上台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流地位终结。
来自发源地的反思与追问，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神像轰然崩塌。尽管诸如许小年等经济学家大呼：美国金融危机不是市场危机而是政府危机，但“这次危机对新自由主义信仰者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明确感觉到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一位学者在私下如此评价。
国家主义的兴起与反思
在好莱坞拍摄的一部灾难电影《2012》中，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被设置在中国的喜马拉雅山顶上建造。电影里，当看到能容纳几十万人的巨大飞船时，一位美国的政府官员感叹道，“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能力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伴随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一股国家主义的思潮悄然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