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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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第1篇
1.1“谋道”还是“谋食”
医生是一高尚的职业，医生也是一高尚的称呼。在古代社会医生是要悬壶济世的，今天的医生同样是要济世救人的；在古代人们用“妙手仁心”来表扬医生，而今天人们则用“白衣天使”来表达对医生的尊敬。作为医生，尊重生命、拯救生命是医生的职责与使命。因而这就要求医生既有“仁术”更有“仁心”。然而，有一个问题（既是医生自己的也是全社会的）却必须要加以正视，那就是———“医生何以生活？医生何以过好生活？”事实上，这涉及到了现代性社会中关乎所有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谋道”与“谋食”的关系问题。孔子曾讲：“君子谋道不谋食”，似乎孔子讲人就是为“道”而活着，根本不讲“食”，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孔子在“君子谋道不谋食”后边还接着说“禄在其中”。孔子的原意是说君子既要“谋食”更要“谋道”，不过君子无需为“谋食”而过于操心，因为在“谋道”的过程中“食”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孔子对于“道”与“食”的理解事实上也可视为现代性社会医生的自我定位，医生是要“谋食”的，在这一点上医生与“凡夫俗子”无异，或许医生本身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员；不过“白衣天使”的标签，决定了医生的身份与角色，决定了医生应更多地去“谋道”，要将“白衣天使”这一社会角色更好地去加以履行。如果医生更多地用“凡夫俗子”式的理解来对待医生这一角色，那么医生这一职业之上所赋予的诸多的神圣的光环都将会黯然失色，这也将大大降低医生这一职业与角色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在一个物化的时代，在一个谁拥有财富，谁就拥有声望，谁也就被定性为成功；谁若没有或失去财富，谁也便没有声望，谁也便是失败者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拼命地去赚钱，去寻找一切价值增值的机会。医生作为这一时代与社会中的一员，恐怕也不能免俗，于是部分医生忘却了“白衣天使”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凡夫俗子”的角色，因而出现了角色认同的混乱，进而带来了医患关系的紧张与社会的失序。其实，中肯地讲，将医生仅仅作为“谋食”的人古今中外都有。传统社会也并不是到处都是宅心仁厚、妙手回春的良医，传统社会中也有不少庸医，卖大力丸与狗皮膏药的江湖术士恐怕也不在少数。只不过，由于传统社会资讯不发达等原因，人们对医生角色混乱的这一直观感受不如资讯异常发达的今天这么强烈罢了。
1.2“强者”还是“弱者”
医生是通过教育与考试进入到了医疗卫生体系序列的，相对来讲都属于“知识精英”。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医生在知识、信息与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与来医院寻求医生帮助的人相比，其优势更加明显。因为一般情况下到医院找寻医生的人要么是患者，要么是患者的家属，总之，都是寻求医生给予帮助的人。因而这样一种医患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强者与弱者的关系：患者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是弱者；医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强者。的确，面对患者，医生有选择做与不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与不做到什么程度的权利。基于上述理由，一个医生，是易养成职业自豪感与成就感的，是易对自己及其事业充满信心的。不过，还应该看到医生似乎有时也将自己定性为“弱势群体”。这看似玩笑，实则也确有隐情。作为强势的医生，何以又以“弱者”的面貌出现呢？或者以“弱者”自居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作为个体的医生，在制度（医疗卫生体制）面前处于弱势。一个处于体制内的医生面对体制的强制是被动的一方，是居于弱者地位的。医生不得不接受各种考评，不得不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哪怕不情愿，但为了生活不得不如此。其实，这也是现代性社会的共性。在现代性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与生产资料失去了直接联系，更多的人成为拿薪水过活的人，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体系而过活。因而在今天，即便是一个高级白领，尽管其收入不菲且积蓄颇丰，但一旦离开（主动或被动）工作岗位，他当下（或不久）就会有一种惶恐感与不安感“我今后怎么办？我靠什么来养活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尽管医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职业，但具体到每个在体制内的医生而言，事实上都有如此担心。因而，一般而言，作为体制内的医生都是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其次，现代社会中的精细分工导致了人的无能感。精细化分工使人越来越成为本行业、本领域的专家，但离开了自己的专业与专长，人们一般会有一种盲然不知所措的感觉，那种无力感与无能感会像梦魇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人。医生有没有此种特性呢？认真想来，恐怕也有。第三，在具体的医患对立关系中，个体的医生面对着人数不定、确有准备的“医闹”时，从力量来讲确是处于弱势的，此时的医生恐怕真的会产生某种无助感、无能感与无力感的。
1.3“出头”还是“从众”
对于真实的个体而言，医生应具有鲜活的个性：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有自己的个性与偏好。同时这种个性鲜明不仅体现在性格与爱好上，更体现在业务与技术的创新探索上，医生应勇于医术上的创新并乐于对医术上的异见进行表达。总之，医生应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群体，医生应是一个个鲜活且具差异性的个体而不是千人一面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不过，还应该看到，对于医学事业而言，医生恰恰又是有着“整齐划一”的职业要求。因而，就出现了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要个性鲜明呢，还是要整齐划一呢？在现实中，在从众的社会心理驱使下，多数医生选择与他人同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样做不易出错且合乎常规。的确，从众是合乎现代性社会法则的。现代性社会是科层制的社会。科层制中规则繁多且纪律严格，纪律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且被不断反复强调与灌输，这样保障了体制稳定。不过，这也造就了体制的保守。因而，科层制之中的人便养成了刻板、教条的工作作风。现代科层制中的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棱有角、鲜活的个体，而变成了越来越盲从、保守与随大流。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体制中的医生恐怕对此也未能免俗。
2破解医患关系谜局中医生道德的作为
2.1道德与距离
从道德的起源角度而言，道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诸多关系的把握与总结。在人的实践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以及主观的心理体验是有层次的，那些与个体经常发生交往关系的对象自然会比那些交往少的对象给人的影响多一些，个体对其关注度自然也要高一些，而对那些从生理和心理都觉得很遥远的对象来说，人们一般情况下会觉得很淡漠。这是人之常情。道德的产生与距离的远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距离都非常近时，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鸣定会激发起人的强烈的道德冲动去施之以援手，去怜老惜贫、去扶危济困、去见义勇为。而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距离越来越远时，那样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鸣也就会越来越弱，乃至于到无的程度，而无则意味着道德责任的彻底的消解。而在现代性社会，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着距离，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则是可忧的。因为“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废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这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以及区隔和割离的技术，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4］总之，有了距离，便会有了冷漠、麻木乃至残酷。因而，改善医患关系，首要的是使医患间的距离拉近，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亲情便会自然产生，医患之间的关系也便不会再紧张，而是和谐。
2.2道德与服从
服从上级对不对呢？一般情况而言，当然是对的，因为命令来自上级，上级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因而自然就要服从。但是若在个别情况下，上级的命令不符合善之动机、善之目的与善之方法，是否有必要绝对服从？这就需要加以认真对待了。不服从此时并不必然是恶的与不道德的。我们不能对来自上级的命令与任务不加任何怀疑就去执行，我们不能忘记自身也是设计者与规划者这一本质规定。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不去追问，并不在于我们真的相信上级就是神，而是觉得位卑言轻，我考虑了也没有用，因而就不去考虑了。总之，无论何种原因，我不再思考，我心安理得地去完成上级给我的任何指令。其实，此时的人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已不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了，人将自己异化。而且人由心不甘、情不愿到习惯性地心甘情愿地将意志自由交出，这样出现了道德的现象。既然出现了道德，因而也便出现了推卸责任。此时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说：“我受了他人的操纵，我不应该担责，我的上级（或下级）应该负责，总之，我没有责任。”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是人，只要是意志自由的人，是不能为其错误行为推卸责任的。医生也是如此，医生不能将责任推卸给制度与他人，医生对医患关系的问题及其改善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2.3道德与自我
道德离不开个体，道德离不开自我，离开了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同时，道德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道德既是为“他”的也是为“我”的。因而，我们对道德的自为性与为我性应给予善的论证与辩护。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过于注重自我，那么道德将会打折扣乃至于变为不道德。具体到一道德场景，当我若挺身而出，我个体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胁时，我是否可以以自我保全的理由来为我未能挺身而出进行辩护呢？也许作为生物来讲，自我保护是第一需要，是最高准则；然而对于最高等的生物———人而言，自我保全却不是最高的准则。尽管自我保全对于人而言同样极其重要。不过，在人的价值序列中，应该且必然有一些东西要超越于个体的自我保全，因为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将不会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下去，也是不值得人们去留恋、去为之奋斗的。在超越个体的自我保全序列中，有亲情与友情、有价值与理想、有民族与国家……总之，道德是要讲责任的，这也正如鲍曼所说：“道德责任不得不依赖于其最原始的起源：在本质上对他人的责任。”［4］正是由于有了道德，有了责任，我们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爱的，我们的生活是值得活下去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相当一批人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那么，这个社会将是可悲与可怕的。因为这个社会中将有人心安理得地去杀人，因为这个社会中将有人心安理得地看人被杀。医生作为一种被赋予神圣光环的职业，其内在的要求必然要有一种献身精神，医生决不能为了自我而损人利己，医生决不能因自我保全而忘记了救死扶伤。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第2篇
生物界的发展有其自在的内部规律，一切生物包括人在内，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严密系统，只要其中一环遭到实质性的破坏，整个系统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在自然界中物种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律是必然的存在，这种自然规律我们无法改变。但是人类作为“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人类在面对自然的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律时，必须消除自视为一种高级动物且高于任何自然界物种而为所欲为的观念。要认识到人属于自然界，人在自然界之中。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所以人类的发展要依赖自然界才能实现，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资料，人类离不开自然界必须依靠自然界而生活。马克思曾引用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是财富之母。”因此，在今天的发展形势下，实行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才能持续发展。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才能保证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推进。其次，生态文明对于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具有协调性。生态文明中的主要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生态文明的前提是人要有一种自觉意识，即人类属于大自然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不可以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因此，人类的发展要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不能为了发展而破坏自然规律，要实现人类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就要做到人、人类社会、自然界三者的和谐共生。最后，生态文明对于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具有发展性。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合理性，各国经济的增长大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一系列自然问题。这些问题反作用于人类的发展，阻碍人类的发展，甚至有可能使人类发展的链条断裂。在生态文明的前提下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就要在发展的同时在各个生产领域建立起具有联系性的生态化生产体系，这个系统中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循环、高率的利用，增加资源利用途径、方式，使之多层次，分级再利用。要在现代社会生产中倡导生态文明，就要坚持人类发展要以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如此人类在生态文明前提下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就是可以使人类得以持续发展的成果。公民道德，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所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履行的道德义务。公民道德中的生态道德部分是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或者说人们在对待自然生态环境时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对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有新的要求。文明是反映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标志人类社会开化状态与进步状态的范畴，同时它也标志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发展变化。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文明已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时代。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与之前的文明形态相比具有新的内容和目标。因此在生态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环境中，对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也有更新更高的要求。但经过工业文明的长期影响，人们已经习惯于之前的文明形式下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外在的生产方式影响人的思维意识，在这种思维意识中就会产生与工业文明相符合的道德意识。所以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面对生态文明的新要求需要一种改变。这种改变不能完全抛弃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而是要在原有的公民道德的内容基础上做出一定的改进和创新，最终使公民的道德意识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并有助于生态文明的开展和发展。
二、生态文明背景下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现状及走向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社会各方加强对国民的素质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教育之后，我国整体国民素质、道德品质、思想水平较改革开放初期有较大的提升。国民在道德意识方面具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以往的道德意识内容与生态文明的要求既有统一的部分又有冲突的部分。所谓统一部分，就是指公民的道德意识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部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儒家几千年来所一直倡导的“中庸”思想渗入到国人的思想深处，“中庸”不仅仅体现在权利的行使上，而且每个人在为人处事上都会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国人在汲取自然资源时持有适度的态度，加之中国道家提出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使中国人在自觉意识中就对极端汲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行为具有天生的抵制性。第二，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自然，很多民族至今仍保有祭拜自然的图腾和自然神的习俗，因此，中国人具有敬畏自然的思想。这就使人们在面对自然，开发使用自然资源时心存敬畏。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会考虑自然本身的承载能力，在满足自我生产发展需求的同时也会尊重自然和生态环境自身的需要。第三，中国是农业大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而农业生产中尤其重视自然生态的情况，因为自然生态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颇大。不仅是中国，就当今世界而言粮食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人需要善待赖以生存的土地，主动的保护耕作环境进而保护自然生态并努力提高生产方式的科技含量，尽量使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虽然人们的一部分观念对生态文明的发展相互协调一致，但公民的道德意识中也有与生态文明冲突的地方。所谓冲突具体体现在：第一，生态文明发展中公民道德意识的滞后。今天的环境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科技突飞猛进发展，机械代替了手工，人类开始疯狂地汲取自然资源以作为工业生产的动力。在短短的300多年间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人们不再盲目崇拜自然，而是把自然当作被征服的对象，“人定胜天”、“人类中心论”成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主导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但在开采使用自然的同时人类并没有及时注意到自然的反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和影响。因此，当人们发现了自然资源枯竭、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破坏等严重生态问题的时候，生态问题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态势，短时间形成的生态文明意识，无法解决长时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第二，竞争中产生的发展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现今世界各国基本都处在飞速发展的状态中，但在工业文明下，各国的发展过程基本都是与汲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相伴随的。尤其是各国之间的国力竞争而导致的发展比拼，使得一些国家因为急切的发展需要不得不牺牲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各国发展的脚步不能停止，一旦自己停止就意味着自身的落后。这种竞争意识不仅体现在各国家之间，也体现在每个个体之间，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生产发展的竞争无处不在。由此各国想出以科技力量的发展来弥补生态自然的破坏，人们希望在不阻碍生产发展的前提下，科学技术能够提出办法，来解决当前严重的自然生态问题。但是在长期工业发展中积累的严重的生态问题，不是仅仅凭借科技的力量就能够完全的解决的，而且科技力量本身也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以生态环境为物质基础的。所以在生态文明社会之前，生产发展的竞争意识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将会一直存在并且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关生态文明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意识建设中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生态文明走进中小学教育课程。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最有效的阶段是中小学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中增添了关于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课程。将生态文明以及环境保护的有关知识落实到了日常教育中。这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也是一种直接的公民道德意识建设。
生态文明的精神、主旨、要求明显突出地渗透到学生们的道德意识生成过程中。使学生印象深刻，经过长时间的道德意识积累就会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第二，公益广告中的生态文明宣传。要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不仅仅要依靠教育，因为受教育群体有一定局限性，而生态文明的成功建设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公益广告对于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教育虽然没有正式教育直接，但力量强大。公益广告比正式教育更为平易近人，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在如今发达的传媒体系中，公益广告可以随时随地的出现在人们视觉听觉等感觉范围中。所以生态文明公益广告的出现，可以使有关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公民道德意识的改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三，科学发展观的推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策的推出，标志着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趋势走向高峰。科学发展观的推行，直接肯定了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同时从理论出发完善了生态文明的内容，是生态文明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说明了建设符合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的重要性。十七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整体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它不仅将社会发展看成是社会本身的发展，还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社会发展之中，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不能悬置起来，要使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作用，就一定要将科学发展观同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融入进去。总之，科学发展观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一定要通过各种日常化的形式走进百姓的生活里工作中，通过日常化的推行，才能够真正渗透到人们的道德意识之中，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使公民的道德意识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最终使生态文明的文明特征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中。
三、公民道德意识建设对生态文明的作用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第3篇
论文摘 要：本文试图由“学者散文”的两个要素，以及当今笼罩“学者散文”的特殊文化背景，来谈谈“学者散文”所面临的矛盾和危机。并基于当下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现状，做出一点不成熟的想象。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④ 陈建晖：《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文艺评论》1985年第2期。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第4篇
[关键词]脑溢血；首诊；科室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with the best treatment path. Methods: the authors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work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erebral haemorrhage process in terms of specific problems, put forward a brain haemorrhage first departments should be surg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surgery in hyperacute and acute phase observation determine not to do operation to the internal medicine referral. Conclusion: neurosurgery as a cerebral haemorrhage patients first diagnosed departments is the optimal treatment method.
[Keywords]brain haemorrhage; First diagnosis;Department
脑溢血患者采用内科治疗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而遇到许多的问题，在过去二十年，我国神经外科技术进展很快，对于脑溢血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建立了非常科学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由神经外科首诊脑溢血患者已经更有利于抢救治疗和康复，虽然少量出血可能被建议内科保守治疗，但在超早期和急期，出血量的增多病情的迅速变化并无确定性。有资料显示，发病3-6小时仍有38%的病人出现出血量的明显增多，病人在第一次医学影像检查之后出血量可能继续增多，病情可能急转直下，很显然，外科比内科具有抢救意识、条件、技术的优势，在治疗时间窗上占尽先机，内科医生试图做脑溢血引流手术的尝试既有资质方面的争议，在实际工作中问题也确实很多，目前许多大型医院的折中做法是设立综合病房，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产生了许多操作上的问题，实践中有时对病人仍然不利，比如说病人经历转科折腾，经治医生的不确定性等。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生产生活方式；武术传承；生存观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07-06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重要的外在标识，是民族的灵魂；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文化的精髓。以汉族而论，就没有明显的生物学、人种学上的标记，而只有文化上的特征。
“最近，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车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对这一科研结果，“(著名文化人)李河认为，汉族更多的是政治文化上的一个称谓，即有共同的文化传承，‘实际上，只要是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炎黄，共同的经典――儒家，共同的文字――汉字，都可以称之为汉族。至于其他具体的民族标志，在汉族上都不太适用，比如说习俗、方言等，南北差别太大’。”李河的评论未必都准确，例如，他把“方言”而不是“语言”也作为“具体的民族标志”就很值得讨论。尽管如此，他把文化作为区分汉族的基本标识还是正确的。
无独有偶，另一项研究也同样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海国副教授领衔的《中国全民族肤纹分布格局》研究论文被美国《PIOS―ONE(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在线发表。研究成果显示”，“汉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很强的民族杂合性，是华夏民族集合的后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中华民族集合的后代”②。失去了生物学、人种学特征的汉民族，却以文化为基本标识而明显地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的祖先拜祭，记述历史文化的载体的汉字，以儒释道相融为主体的思想信仰、伦理道德、处世哲学，大同小异(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婚丧嫁娶、节日禁忌等习俗，特有的文化生活形式，如戏曲(虽然各地由于方言不同而形成截然不同的地方剧种，但它们明显地不同于已经消失的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也不同于现在西方的话剧、歌剧、芭蕾舞剧等)、武术、手工技艺(如白酒制作)、乐器(如以筝为代表的中国古琴，编钟、罄、埙等)……所以，维护文化的完整独立就是维护民族独立。由于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维护汉民族文化，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多此一举，而有着现实的紧迫性。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幅的增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在日渐模糊、式微甚至消泯于无形，民族文化遭遇严重挑战，民族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全球文化日益具有单一化、一体化的趋势，文化多元日渐成为不可能。这就是以美欧为代表的科技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风靡全球。
诚然，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先进的现代科技、管理(即“先进生产力”)被推向全球，在提高世界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即改变着各国、各民族人民的文化，而且是基础性的文化!
的确，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航空业的发达，通信技术的改善，传媒业的发展，“地球村”已经形成，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鲁迅当年所言“越是地方的就越到容易成为世界的”论断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各民族的文化文艺产品都在同一平台上展示，受到各国观众不同程度的赏识和喜爱。但是，这种表面的公平掩盖着深层的危机。貌似互相平等的交流观赏，其实是有巨大差别的；更占压倒优势的、能支配人们观念、行为的则是强势的“美国文化”(这里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其他民族文化，例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其辉煌在过去，优势在历史，人们喜爱是新奇、是审美、是观赏、是把玩；因爱而学的是优雅、是技艺。而“美国文化”的优势在当下，在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的富裕、个体的自由伸张。人们因钦羡而学，学的是享乐观念、是实用(科学技术)、是行为(方式)。所以，人们如果不放弃把高速发展、把富裕享乐放在首位的追求，世界就注定无法改变这种“美国(或欧美)文化”单一化、一体化的趋势，就无法克服文化多元化面临的困境!
当然，我们并不追求文化民族主义，也不是单纯为文化多元而文化多元。同时，保护多元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基于人权观念的道义选择，而是为破解人类生存困境做出的重要努力。保护传承各民族文化，是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生存的重大而严肃的问题。这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应该是核心和精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难点
2003年，我国加入了国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昆曲被列入首批保护名单中。此后，整个国家由上而下、逐步推动，掀起了一个由政府主导、民间各方积极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有了政府的重视，有了资金(尽管不是很充裕)的支持，有了专门机构的协调，按照近年来形成的一贯看法，“非遗”传承接续应该没有多少问题了。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触及，“非遗”能否传承下去还是一个远未可知的问题。
目前，我国被保护的“非遗”项目的现实状况，大体可分为五种情形：一是一些风俗、礼仪类“非遗”项目因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原因过去未得到保护，现在虽得到保护却难明真貌；二是技艺类项目因传承人不能赖此维持一定生活水准而无人为继；三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对传统技艺“伤害”严重；四是自然环境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相关“非遗”失去生存的天地；五是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人际关系变化危及某些“非遗”项目的生存。这五类状况涵盖绝大多数“非遗”项目。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至少在目前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非遗”的传承保护与此是相悖的。这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根本难点所在。
三、由中国武术看“非遗”传承与文化产业开发
完全能够适应现时代的“非遗”项目(可以称之为“趋时性”或“合时性”非遗项目)，它们在未来较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传承下去并不成为问题，即“生产性”传承不成问题，甚至“产业化”的红火起来也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那些有市场、甚至有广阔市场的项目，那些制作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生活实用价值、身份地位标记价值的工艺品、餐饮业的手工技艺(用现代机械工艺取代传统手工技艺的本当不在此列)项目，如瓷器烧制、刺绣、名酒、名茶、名吃等制作技艺以及并不丧失其多种社会功能价值的中国武
术。
在笔者看来，中国武术自古就有防卫搏击、审美表演、强身健体和修身养性等四种功能。武术的第一种功能防卫搏击和第三种功能强身健体自不必多言。武术的第二种功能审美表演虽不知起于何时，但至少也有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武术的确具有审美性，即具有表演性和观赏性。就此而言，武和舞是相通的，或者其实就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那首著名的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其实，所谓的“花拳绣腿”虽然是武术功夫高强者对略显肤浅者的嗤笑嘲弄，却也表明武术的确具有极强的表演性和观赏性。武术的第四种功能是修身养性。修身养性似乎不大好理解。其实，这正是中国武术区别于体操、区别于单纯搏击技艺的根本之点：入门习武，它更强调立德正身；修习期间，更强调心神并用、形意结合，讲究“眼到心到身到”，意、形、器三者融为一体；修成之日，讲究“不武”。就是说真正的武术家，既不争强好胜、好勇斗狠，也决不先出手、先发制人，交手时甚至往往先避敌攻击、“让敌三招”；当然，更不能恃强凌弱，相反，为救助弱小、匡扶正义而不惜自我牺牲。所以，总体说来，中国武术是特别强调在习武同时进行严格的、高标准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修炼的。少林拳，至少在少林寺是把“武”和“禅”视为一体的，习武即是修禅，是佛家的修行。
不难看出，武术，虽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然而它的这四种传统功能，不仅在电子时代的当今、而且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具有实用价值，因此会以较优越的状况存在下去的。以少林拳、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国武术在全球有两亿以上的习修者，有为数更多的追捧者，这正是中国武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广泛适用性从而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表现。所以，武术之能够传承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武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武术的基本传承方式也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当今社会。中国武术，不外乎军队、民间、宗教这三种传授途径。军队的操练除了纪律、阵法，个人技能主要就是武术；各级特别是中下级武官就是法定的、进行武术教授传承的师傅。在一定的建制内，也设有专职的武术教官，例如，《水浒传》中的王进、林冲等“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据说，时至今日，在部队特别是警察部队中仍然设有武术教官的职位。在民间，除家族内传承，都是有名的武师教授训练着多名门徒。近代以来，特别在城市出现了传承武术的“武馆”，如上海的霍元甲、佛山的“咏春拳”大师叶问(李小龙就出自他的门下)等均开办有很著名的武馆。武师(武馆)的收徒地域范围及数量多少，与其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成正比。宗教传承最著名的莫过于少林寺以及传说色彩更为浓厚的武当、华山、峨眉等道教名山的武术传承了。在这三种传承途径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武师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就是教授武术，其生活水准也与其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成正比，但绝对都在当地中等生活线之上。家族内的武术传承也大抵如此，只不过所传授对象只限于该家族子弟的范围而已。也就是说，武术的传承，本质上一直是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武弟子们以自己习得的武术去从军、“走镖”、“卖艺”，或与人看家护院；而师傅们则专以(弟子们的学费)教授传承武术为生：军队上的武术教官也是如此，他的收入由政府财政支付，弟子(士兵)们不再单个儿给他交学费罢了。无论作为技击、表演、强身健体的方式，还是修身养性、人格修炼的途径，教授传承武术都是一种市场行为，与市场密切相连。既然在并非市场经济的前现代，武术的传承都与市场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遍及世界的当今之世，便更不可能有任何不相适应之处了。所以，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武术，其传承远景是一片光明、无可置疑的!
然而，武术不同于瓷器烧制、绣品刺绣、白酒酿制、烧鸡炮制等之处在于，本质上它并不是一种技艺，不是一种以身形表现的技能、技艺，而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文化!
上述武术的四种功能，是从理性上对武术所作的横断面剖析，在现实中它们是很难被剥离开来的。尤其是作为“非遗”的武术，所保护传承的就不只是用于搏击、表演、健身、养性的方式，更重要的则是它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是各拳种武术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整个历史沿革中所包含的全部文化内涵：它的机理、精神、运作方式，它所涉及的宇宙观、生存观、价值观等一系列人生观念和各种仪式、习惯、规矩和禁忌等等。只有这些都得到了完整的传承，才是真正的作为“非遗”的传承；否则，那只是体操的教练、动作的比划、舞蹈的学习、磨练性格意志的方式而已。太极拳在各拳种中，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最为丰厚、沉实、本真的，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对它的保护和传承，毫无疑问更要注意到这些本质的方面。笔者没有学过太极拳(甚至没有学过任何拳)，对道家理论、相关知识也只知一鳞半爪，这里，无法对太极拳的文化内涵做出哪怕最简略的概述。但是，这个概括不能或缺，相关的研究一定要有；最好是由通拳理拳法的拳师、通道家理论的学者与文化学者等三方面的专业人士相结合，做出归纳和概括。
所以，对武术这类“非遗”项目传承的最大伤害，不在于市场化方式，不在于人山人海的参与规模，而在于在传授姿势、技能、功夫、功能目的准确无误的同时，对其文化内涵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忘记!
由此可见，传承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武术是一回事，而传承包括太极拳在内的作为“非遗”项目的武术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只得到躯体而失去灵魂，只传承了外形而失去了精神，只传授了技艺而丢失了“非遗”!这是需要认真高度警惕的；更可怕的是，这种买椟还珠式的可能前景，其危险根子或许在千年前就已经埋下，且一直在潜滋暗长，也早已深深地嵌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某种“文化”，厘清弄明就更加不易!因此，笔者认为，作为“非遗”的武术的保护传承，理论上还有许多深入的辨析剥离工作要做。
如同前面所说，把少林拳、太极拳的产业化传授与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两者区分开，这应该是两回事：前者是文化资源开发，后者是“非遗”的保护传承；前者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建设发展，后者是某种文化传统的继承；前者以当代实用为标的，遵循强人、娱人、发展完善当代人的方略，后者以遵循基本文化内涵的完整、准确、“本真性”，甚至“原汁原味”为原则；前者以文化产业发展繁荣为基准，后者以保护继承为原则；前者是创造，后者是守成、持守；前者要当代性，于是就完全可以、也应该把它(资源)的某一元素开掘发展到某种极致，后者要传统性，就不能变形走样、随心所欲。把它们当做相关却不同的两件事情来做，倒是有可能相辅相成，都获得成功的：产业利用“非遗”的名声扩大知名度，“非遗”在产业发展后获得更充分的资金支持。产业的一面要极大地增强其震撼性、审美性和可观性，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宣传推介方案。这是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
市场化、产业化后的“非遗项目”日子是否都好过了，前景又如何呢?许多旅游景点、景区表演的少数民族歌舞、游戏、民族风俗仪式，有多少是加工后的表演，有多少是原汁原味的习俗，恐怕不易判断；2007年央视“青歌赛”单设的“原生态”类别，遭到普遍质疑似乎应当引起人们理性的深思：它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歌曲。
上述概括或许不够完整，还不能满足其逻辑上自足性、自洽性的要求，还应当继续完善；但是，它肯定已经将“非遗”项目的主体部分囊括了进去。最关键是，目前人类所认定的社会发展趋向与“非遗”保护、传承所需求的文化环境条件，在方向上一致还是相悖?
综上所述，单个项目的传承，其前景总是具有极大风险，或者说是很难继续下去的。那么只有“整体性保护”，即保护一种“非遗项目”就要连同它生存的文化土壤一起保护下来。但这个“文化土壤”又和该群体的基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该群体必须照很久以前的方式来生产、生活；却又必须达到当下全社会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不然，既有族群歧视之嫌(凭什么别人住在现代化的高楼里，享受着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出有汽车、火车、飞机，穿着世界名牌、西服革履；而让他们在竹楼茅屋、碉楼毡蓬中坚守传统生活，且以此奇异风情招徕游客呢)，也有他们自己进行“性价比”而随时放弃该生活逃离的可能。这就是目前国内已被批准确定的“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所普遍遭遇的困境，即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包括、甚至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归根结底，完整地保护传承传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必须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环境，而这又是与全人类的现代化奋斗目标相抵触的。这就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传承问题上最根本的两难选择。即使我们全民族都自愿过半原始性的前现代生活，在目前政治、经济、文化冲突毫无根本缓和迹象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也很难放弃拥有、并与时俱进地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谁也不敢、也不能冒民族、国家丧失政治独立的风险!
有没有全人类都放弃冲突，放弃现代生活而回归到原初状态的可能呢?这涉及到人类本性和人类的生存理念、生存态度问题，现在还看不到根本扭转的迹象，甚至似乎还没有人认真地关注过、更谈不上研究。这才是笔者感到悲观的深层原因。
目前，某些与表演、旅游结合紧密的项目效益很好，影响很大；但是，按联合国专家一致的看法这有害于项目本身，已不符合被保护的原则。据说，少林武术就曾因此被淘汰。这一点如前所述，少林武术是有点冤枉的。无论从中国武术固有的传承模式，还是少林武术的实际传承结果看都是如此。且不说寺院本来就是靠香客信徒供养的，不能因为它的香火旺而质疑它的宗教身份；也且不说传统中国武术家就是靠收徒养家糊口，不能因他收徒过多、生活富裕而否认他的武师身份；更不说时下百所武校、数万学员究竟与少林有多大干系。现在应当认真探究的倒是，目前少林武术真谛的传承是否真的濒危?就此而言，很不幸，外在红火的浮云恰恰遮蔽了专家的眼帘，业内缺乏真正的研讨，未发出真正内行的声音。
也确有一些行业中部分基本不失“原真”面貌的产业化传承。如中医药(包括针灸、正骨等)，酒、特色食品的制作技艺等，其所用之物虽有变化(如中草药、蔬菜甚至肉食中已含有大量化肥农药及其他工业排放物残留等人工化学因素)，但其非物质的观念、技艺等并未改变。再如钧瓷、汝瓷等陶瓷烧制，由于产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带有创造性，有些如钧瓷还具有不可复制性。于是，其功能更多转向观赏把玩乃至收藏，市场广阔，其技艺传承也不成问题。玉雕技艺也当属此类。但中医药在国际上还有争议，陶瓷烧制、玉雕则纯属技艺，观念的、精神文化的内涵相对单薄，构不成非物质文化的主体，即使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保护完整，其文化价值也极为有限；这恐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也未必相符。
这种罗列式的论述缺乏逻辑的自洽性，寻找科学合理的逻辑出发点应当是非遗保护理论工作者今后的重要任务，当然也是笔者努力思考的方向之一。但笔者认为，这已经可以把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囊括无遗了；也就是说，整个非遗传承保护工作前景是深堪忧虑的。
四、非遗保护的哲学思考
在笔者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艰难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必须付出放弃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而恢复前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代价，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还要恢复工业化以前、甚至更早时代的生存环境，这个可能性就更值得怀疑了!它的深层将涉及到人的文明观、历史观，涉及到人性，涉及到整个人类作为宇宙生物种群的生存观、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非遗”的传承保护，使人类面临必须对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观、历史观、本体论人性以及人类的最高、最重要的生存价值观做出根本选择。目前，人们似乎还远未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非遗”的传承保护也就还只能是一个很大的悬疑。
改变这些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复归、复原，依多年世界流行的观念看叫“历史的倒退”。而这是不会被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界精英所接受的。从学界到一般公民都认为，人类社会一直是在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蒙昧到文明、现代，从迷信到科学地发展、进步、提升着的。这可以从任何一本文明史著作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这种历史论、发展观决定人类绝不会走回归之路。人们不仅对历史上落后野蛮民族的每一次大举入侵、军事胜利表示遗憾，对他们焚毁文明的行为表示愤懑；而且，人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回到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更不要说原始人那茹毛饮血的洞穴生涯!
人类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人的智力是无限的，科学是无所不能的；科学理性主义观念对当代人是根深蒂固的。目前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存危机困境的解决虽主张“可持续”，也将实施“低碳”措施，但仍要求“经济复苏”，坚持过现代所谓“有尊严的生活”。这其实就是认为科学理性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科技使用在制造业人类追求的是防酸、防碱、防腐蚀、抗老化，而整个自然界的规律却是物质问依照规律相互转化、并达到一定比例的平衡；这两个方向恰正相反。于是出现了令人类苦恼不已的怪物：一千万年才能降解的塑料，三十万年才能完全无害的核废料，至今无法商业化处理污染极为严重的干电池、锂电池、废荧光灯管……
人类依旧沉浸在科学万能的迷信中。其实任何一个科学发现、新技术发明，所带来的新问题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例如航天空间技术：
废弃的空间站、人造卫星和火箭爆炸后的碎片，甚至是螺栓、推进器、电池板、绝缘材料、涂层片，都是空间碎片的来源。
关于太空垃圾的确切数字一直在波动。一些碎片在重新进入轨道时会燃烧，并且产生新的碎片进入轨道。因此，统计空间碎片是一项异常庞大的工作……
据美国航天局(NASA)公布的统计数据，10厘米以上大小的太空垃圾已经达到17000片；2.5到7.5厘米大小的超过20万片；更小的则数以百万计。
最新有关空间碎片的报告――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9月1日公布称，地球上空的太空垃圾数量已“达临界点”，对于航天器和宇航员而言，当前的空间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此前，NASA的科学家曾警告，即使不再发射航天器，到2055年，由碰撞产生的新碎片数量也将超过落回地球和燃烧掉的碎片总数……
在(中国空间碎片首席科学家)都亨看来，激光处理的办法容易产生新的小碎片。目前学界清除太空垃圾的想法很多，但还没有成熟的办法。
人们依然盲目地信奉着科学万能。而据专家说，即使按照目前人类对自然破坏的规模不再增加，最乐观的估计是，地球留给人类解决问题的时间已不足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