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第1篇

通过健康教育讲座等宣传教育方式，提高社区居民对农药残留、有毒物质、食物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程度，定期对社区居民通报食品中毒信息。劳动卫生针对居民的职业进行劳动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并加强劳动污染对居民生活环境影响的监测。心理卫生了解居民的心理、精神状态，对于存在心理不良问题的居民进行积极心理引导，树立居民积极向上、乐观、健康的心态，有助于帮助居民处理家庭、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避免疾病的发生。流行病学研究定期观察流行病发生、发展情况，在流行病高发季节提前进行预防，避免出现大流行的发生。

2统计学方法

数据结果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首先做正态检验，计量数据采用（χ±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配对均数t检验，以P<0.05，为具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项目调研方法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相关知识问答卷，调查该地区居民对有关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问答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越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满意度评价调查表，让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进行评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越满意。

3结果

第一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76.43±3.67）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78.87±3.54）分；第二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28.78±1.78）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92.34±7.76）分，可见第二阶段的居民相关知识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明显优于第一阶段，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4讨论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生科技 幸福城市建设 幸福指数

中图分类号：O2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a）-0024-01

1 民生科技的内涵

“民生科技”的概念进入人们的视线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它体现在科技服务于“民”与“生”两个层次。从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出发，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社会问题，涉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如今，民生科技已经成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成为社会建设和科技进步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民生科技是涉及民生改善的科学技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开展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民生的改善离不开科技的发展[1]。

2 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幸福是人的主观的内在体验。它不仅与主体自身状况密切相关，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2]。

幸福指数是人们幸福感的度量值，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根据一年时间里对武汉市的调查，武汉市民的总体幸福感指数为63分（总分100）。影响武汉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有医疗服务、食品安全、社会养老和人居环境等四大问题。

2.1 医疗服务

公众所关注的医疗方面问题归纳为：（1）看病难、看病贵，人均医疗服务供给偏低，包括资金相对短缺、转诊制度难落实、全科医师队伍建设困难、医患关系有待进一步发展、相关政策不配套等。（2）行业发展缓慢，缺乏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广；（3）假药泛滥。这些问题直接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制约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3]。

2.2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的问题给百姓生活增添了忧虑，与建设幸福城市的中心思想相违背[4]。大多数的食品生产及流通企业，仍以降低损耗、控制成本为主要目的，安全性的要求尚未提到应有的高度。

2.3 社会养老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四二一”家庭模式使得空巢现象日益凸显。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机制没有形成，养老事业的发展缺乏统筹，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密切，没有形成合力，整体效果不够理想，影响了养老事业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市民的幸福感。

2.4 人居环境

武汉市居民对环境卫生、空气质量、就业环境、市民文明程度、房价、物价的满意度较低。人居环境问题主要包括空气质量低下、污染严重、周围的人环保意识差、平均文化水平低下、物价房价偏高、交通拥堵现象严重等。环境质量的提高需要科技的支持。

3 民生科技发展的影响因素

该文从民生科技的需求和投入两方面、结合对武汉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研情况进行分析。

3.1 需求方面的影响因素

（1）居民收入

2012年武汉市居民收入增幅继续领先GDP增速，居民生活持续改善，但人均收入水平仍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不够活跃。在满足温饱以后，居民开始更加关注生活质量。

（2）居民素质

民众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关注自己的衣食住行，更高度关注周围的环境，对环保科技、健康科技、安全科技、数字科技、教育科技关注度最高。对于安全科技，市民最关注的可能就是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以及人身安全。

（3）生活环境

公众对民生科技的需求是在基于生活环境的一种渐进式的向上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提高健康水平、促进公共安全、提升环境质量，以及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3.2 投入方面的影响因素

（1）政府导向

在科学发发展观的指导之下，我国政府开始以人为本，把民生科技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把人民幸福指数作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改善技术解决方案，强化技术成果的示范和推广，全面提升科技服务民生的能力。

（2）体制建设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活动多以成果为导向，离商业化应用有较大距离；而企业的科技成果则多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这就导致科技活动常常与民生科技需求“错位”。

应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系，突破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把科技，尤其是民生科技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

（3）经济发展

科技发展与当地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目前，我国进入了国内经济周期与国际经济周期性调整相重叠的时期，经济调整的波动性和阻力加大。经济发展制约着民生科技的发展，但民生科技的发展也一定要以人民幸福指数为基本出发点。

3.3 民生科技的需求与投入的对接性问题

民生科技的需求与投入之间存在对接方面的问题。

（1）民生科技研究的主力军仍来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他们对于获奖和成果发表更感兴趣，对普通居民的需求的了解不够深入。

（2）与需要投入巨大资金高新科技或基础研究不同，民生科技可能就是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小发明，所需经费一般小企业甚至个人都可以承担。但产品化的过程仍需要一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3）作为民生科技的重要创造者和推动者的普通人民群众，真正投入到民生科技发明创造中的还非常少，直接参与民生科技的途径有限，离我们所提倡的全民创新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4）科技成果丰富，转化能力弱。很多科技成果获奖或发表后就束之高阁了，并没有转化为具有实际价值、服务民生的技术产品。

4 结语

改善民生离不开科技的发展。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涉及医疗服务、食品安全、社会养老和人居环境等不同问题。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推动的合力作用下，大力发展民生科技，就能使其在幸福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雨.民生科技解决民生问题的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1（24）.

[2] 陈志霞，李启明.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测量[J].城市问题，2013（9）.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第3篇

针对这些状况，我们截取一些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影响的因素（如：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伤医疗保险），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在宜昌市夷陵区和西陵区的多处农民工聚集地开展调研。

一、 调查方法及被调查单位和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本案调查的工地和企业处于经济发达、外来农民工集中的宜昌西陵区和夷陵区兴安社区。兴安社区地处夷陵区中心城区，面积3.2平方公里，居民约17000人，辖区内有企业68个，1271个个体经营门面。被调查农民工全部是从事各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共发放258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答卷有244份。经过分析，将得出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各因素对农民工满意度的具体影响（即变量控制法对比各因素与满意度的关系）。最终给出加强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建议。

二、 农民工对于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数据分析

工作满意度体现在农民工工作的各个方面，主要体现在工资报酬和工作条件两方面。

1.我们调查的244份有效数据中，收入为1000—3000元范围的农民工对工作的不满意度比例最高，共20人，占受访农民工总数的8.2%。这一数据反映了月收入接近或略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农民工群体，因急于融入城市生活而不满自己的工资待遇，对工作的满意度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一些受访农民工工资过低，无法维持生计，这样的现象也该引起重视。因工资满意度受个人性格与需求差异的影响较大，故无法得出更加精确的结论。收入为2000—5000范围的农民工中90人满意自己的工作，占此范围总人数的70.3%，这说明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对较高的工资，符合农民工的意愿，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只有好的工作岗位才能获取高的工作报酬。农民工已经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行业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

总体来说，宜昌地区的情况是，33.6%的被访谈者从事的工作属于建筑施工人员，30.3%的被访谈者从事的工作属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6.4%的被访谈者的工作属于商业服务人员。从事其他职业的受访者较少。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农民工是单纯体力劳动者，并不能获取比较可观的劳动收入。

自古以来“良才善用，能者居之。”能登上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主要是看一个人是否有着匹配这个位置的能力。综合以上信息并对工作状况和收入做数据交叉分析发现：小学或初中学历的受访者人数较多，其中51.8%为建筑施工人员，有21.4%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还有8.9%为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同时可以比较其工资水平对于未受正式教育的受访者，人数较少，月收入相对较低；受教育的受访者月收入总体分布在1001—5000元，在各工资区间内分布较均匀；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初中的受访者，30.4%的月收入为2001—3000元，25.0%受访者月收入可达3001—5000元；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等的受访者有35%的月收入为3001—5000元，还有25%的收入在2001—3000元。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受访农民工的月收入相对较高。

由相关性检验可知，文化程度确实与工资水平有显著性相关。

综上分析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不高从很大方面来说是因为农民工自身能力不足，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和薪酬的机会渺小。

2.农民工从事的工作相对强度较大，工作时间较长、工作环境较差和福利也较低等工作条件问题较为常见。接受访谈的农民工有26.2%的没有参加医疗保险，59%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这些基本保障的缺失，也是其对工作存在不满，缺乏热情的诱因。所以工作条件的差异会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劳动时间长的受访农民工约占受访农民工总数的一半，并且对工作的满意度低于劳动时间较短的农民工。

而在工作环境方面，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普遍较差，其工作环境的具体差异也是其考察自己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建筑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各类技术人员，他的工作环境相对艰苦，对改善工作环境的要求较高。有数据支持：对于不需要改善工作环境（即本身工作环境较好的）受访者来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其中超过六成受访者对工作满意；而对于需要改善工作环境的受访者，只有四成多对工作满意持满意态度。所以工作环境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工作的满意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也越来越成为农民工群体择业的条件和他们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指标，部分受访农民工属于建筑等高风险行业但用人单位并未购买工伤保险，根据调查数据可知，参与各种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群体，超过60%的受访者对工作持满意态度。

三、 针对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提出的改进措施

当前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及工作条件艰苦已成为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及优化其各方面工作条件，已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的大事，日益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重视。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非量化；量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171-03

科学发展观在落实过程中，非量化指标和量化指标都无法缺位，两者必须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实现预期目标所必有的共生态。即量化目标可以有非量化的因素，而原本难以量化的非量化目标可以通过细致入微的数据搜集、电话采访、调查报告等形式有机组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对诸如绿色GDP、幸福感、幸福指数、公平感、生活质量等非量化目标的重视，强调了社会建设和对人的关怀。

一、绿色GDP与GDP

近些年，随着干部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发展越来越倾斜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不能得到满足，对以GDP为纲的现象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了，但问题在于，不是GDP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使用它的人出了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塞缪尔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简便易行，大大提高了人们了解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视野和能力；它是综合反映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领域，它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依据，是制定和检验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方法；它能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现状是否健康，也是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标准。

但是，GDP不是一个好的衡量发展的指标，它不可能正确反映资源耗减、环境污染、人们的道德、价值、关怀、精神，社会的公正、快乐和幸福等难以通过市场价值来衡量的指标；也不能衡量经济发展的成本、代价及代价和方式。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说到发展，就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就是看GDP的数字大小，GDP等一系列经济量化指标在传统政治文化的糅合下，已经成为决定官员政绩和升迁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标杆。所谓“一俊遮百丑”，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一切都好商量，在现实中，GDP获得了政策上、体制上、文化上的全面支持。即使以后有了新的指标体系，GDP从总分成绩变成单科成绩，很明显，它也是最重要的单科。问题的困境在于，虽然GDP这一核算方法目前无法被取代，但是在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GDP却又无法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而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1]：技术上，环境要素的价值难以衡量，因为环境要素没有进入市场买卖，没有货币符号，因森林砍伐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大面积水土流失等的成本也难以数字化。观念上，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会形成诸多包括来自制度上的障碍。但若没有这样的指标体系，我们就无法衡量我们真实的发展水平，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

二、幸福感与幸福指数

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对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对人们生活的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满意不满意等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两者的不同在于，幸福感是模糊的，它和经济水平的高低并不成正比存在。有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先升后降，而这段时间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快乐水车”①现象越来越普遍。幸福只是个人的主观感觉，会瞬间消失也会长久存留，主要和产生幸福感的时间、地点、事件相关。2004年的“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结果就显示，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很清晰地表明，生存环境在幸福感中的重要性。套用经济学里的边际效用概念来说，当你饿的时候，有吃的食物就会感觉很幸福，此时，食物对你的边际效用最大；而当你身处沙漠感觉口渴难耐的时候，水对你的边际效用最大，其他所谓金钱等都不重要。在这方面，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

但是幸福指数难以把握和计算，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建立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认为有钱就快乐、增长就幸福。但研究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尼曼与其合作者克鲁格教授则用日重现理论即DRM理论：即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会议、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日重现法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ESM）来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记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的活动和体验。DRM就是透过产品和服务的物质表象，贴在体验上，贴近人本，了解那些对于人心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卡尼曼的方法是从个人行为推导社会利益，从微观推导宏观，从快乐原理推导出幸福之道，从快乐测度推导出幸福测度。

实际上，幸福指数对中国而言尚是一个并未被彻底把握的一个东西，对此，经济学家奚恺元认为，在使用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即避免形式化，因为我们对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避免短期行为，因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重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幸福不等于吃喝玩乐[2]。在这方面，我们就做的十分不够，不仅不够，更确切地说，完全把幸福等同于人性的物质欲望，幸福被异化了。公款吃喝就是一个典型。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2002―2003年上升了9%，2003―2004年上升了11.3%，2004―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正在大幅度提高，如果政府不加强权力监督与机制制衡，未来因为腐败导致的损失将更加惊人。腐败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距离拉大的最大祸根。由此，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精神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指标

德国著名思想家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认为，精神生活是人的精神生活，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精神生活与人的精神本性相关和同构，因此，人若不摆脱其特定生存形式的有限性，承认精神生活是自身的本质，便不可能将自身提高到自然之上。而人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以一种特别有限的存在形式接触到一种普遍的超自然的生活，从而使自身及整个生活在相互冲突的紧张状态中朝向精神存在的目标发展[3]。人的精神质量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因为自己的成功和成就所产生出的愉悦快乐和幸福感，人生价值实现的满意和满足，并因此产生出对更高层次目标追求的理念……这种精神上的愉悦快乐幸福，满意和满足越强烈，精神生活的质量就越高，反之则低；当人们在紧张工作后，在余暇休闲中享受和消费自己或他人创造的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时，感受到愉悦快乐和幸福的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质量越高，反之则低；个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所处工作环境带来的满足和愉悦快乐幸福，其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质量越高；家庭内外环境中，生活轻松而又愉快、积极而又舒畅，感到满意满足于越快乐和幸福，精神生活的质量比较高，如果上述环境不好或不理想，肯定会影响精神生活的质量。因此，衡量精神生活质量的指标就由个人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个人在工作后和余暇休闲中的精神生活质量指标，社交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家庭生活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四个方面组成[4]。

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从收入状况、居民消费、社会安全、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资源与环境、城市环境和社会服务八个方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5]。2002年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则把生活质量涵盖了如下方面的内容：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绝对条件；社会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结合点，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相对条件；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条件；生活环境的优化，这是体现生活质量高低的外部条件。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和主观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由收入、消费、教育、文娱休闲、健康、居住、生活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九个类别组成。其中教育、文娱休闲、健康属于精神生活指标的内容[6]。

1.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9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参展代表表示，之所以来参加世博会，是因为城市生活这个主题非常吸引人。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已经成为一个世所关注的话题。以上海为例，2006年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调查后认为，上海市民关注度最高的是医疗条件，比例为56.4%，次之是社会保障，比例为55.1%；在心理生活方面，认为“家庭生活和谐”令人愉快的最多，占回答人数的64.3%，其次是身体健康，占48.5%，而在什么令人不愉快的回答中，有54.6%的居民选择了“收入太低”，其次是工作压力太大和休息时间少，分别占21.6%和20.9%；文化精神消费总体上以大众型为主；心灵生活状况体现多元化的态势，居民对“机遇”的认同略高于全国，认为“个人努力”（58.8%）最重要，“机遇”（50.2%）次之，“家庭背景”（42.9%）、“个人能力”（41.1%）、“教育程度”（40.2%）、“社会关系”（38.4%）、“性格”（27.0%）[7]更次之。很明显，调查者一般都认为，衡量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内容和标准主要表现在医疗、教育、卫生、健康等社会保障是否完善、娱乐休闲等公共文化服务是否健全等方面。

2.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在20世纪末就有学者指出，农村精神生活领域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没有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较少，村里一年到头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冲击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黄、赌、毒”现象比较严重；基层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设施严重不足[8]。而所有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的甚至更加严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越来越庞大，有的甚至全村人都出去打工，剩下的妇女、儿童、老人就形成了大量的“留守村”，据统计，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在全国已达4 000万～5 000万之多。“党政干部眼中的和谐社会”问卷结果也显示，三农问题（60.1%）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关于农村居民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具体可选取如下：对政府在农村的政策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满意度；对社会安全的满意度；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农村居民对个人生活条件的满意度；农村居民对个人婚姻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对业余娱乐生活的满意度[9]。

3.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生活。近些年来，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剧增，他们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况，相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言，和其他尤其是城市群体相比，处于相对贫困和无保障的状态，这些亦工亦农、非工非农的庞大社会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预计2020年可达4亿人。这群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做着最累的活，却过着最差的生活，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即“他们种粮盖房却无缘分享盛宴场”，其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的不理想状态在社会各界的呼声中营造着越来越广泛的话语环境，其中，对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质量的关注也成为其中关键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他们在城市的边缘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但生活环境以及周边设施比较差，这样，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很容易形成“孤岛效应”。①

四、公平感与公平指数

科学发展观在落实过程中，公平、公正、正义等问题在民主和法制光环的笼罩下，显得尤其夺目。公平既包括机会（起点）公平，也包括结果公平；既有资源配置上的公平，也有劳动成果分配上的公平，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度量和价值选择。但是很多事情是公平不了也无法公平的，因为每个个体自然出生时就是不公平的，有的身体弱，有的身体强壮，有的家庭富裕，有的家庭贫穷，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长大后，因为个人能力、素质的高低不同，机会也并非公平地眷顾每一个人，因此，结果也不会像大家饿了，每人都发一个馒头一杯水那样公平。不公平往往在更多的时候存在于我们身边。实质上，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感觉，即公平感。

那么影响人们心中公平感的因素都有什么呢？据“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选择“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高达63%，其次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26%），官员的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成为大家的关注点。手里握有权力资源的人或部门在穷奢极欲的挥霍着纳税人的钱，而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底层的纳税人却生活艰难并丧失了话语权。事实是，中国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而目前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5左右。 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城乡之间明显的社会心理失衡，是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大隐患。

社会公平指数是测量公平感的有力杠杆，与之密切相关的有基尼系数、社会贫困率和社会保障覆盖率或福利水平。因此，即使公平感无法确切测量，但是上述三个指数如果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那么这个社会的公平感是注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最后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政府的作为在目标量化和非量化之中的作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的每项规划或政策的实施，都将最后成为执行者的考核标杆，对量化目标和非量化目标的科学设计，政府应该重之又重，慎之又慎。

参考文献：

[1]潘岳.谈谈绿色GDP[J].航天工业管理，2004，（5）.

[2]戴廉.“幸福指数”量化和谐社会[J].望新闻周刊，2006，（3）：13.

[3]刘梅.精神生活：奥伊肯对人生哲学的批判与建构[J].哲学研究，2006，（7）.

[4]杨绪忠.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研究[J].上海统计，2002，（10）.

[5]彭念一，李丽.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与综合评价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5）.

[6]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上海统计，2002，（12）.

[7]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J].社会科学报，2006，（5）：11.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管理模式 探索

Abstract: Reviewing the later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subsidized housing man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mmunities’characteristics of subsidized housing，then found that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with government guidance is a new field of subsidized housing communities’ later oper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Subsidized Housing，Management model，Exploration

中图分类号：TU113.5+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前言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构建多层次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十二五”末，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将达到20%左右，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后期运营管理却没有形成有效的模式，并且较早投入使用的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后期运营管理问题已初现端倪，所以保障性住房社区后期运营管理模式很值得探索，这对改善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对象是竣工交付、分配入住后的保障性住房社区的运营管理模式，着眼于对保障性住房社区特点及居民诉求等软件的分析，涉及物业服务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居委会、非政府等组织的合理定位等。

2.国内外保障性住房社区后期运行模式研究综述

住房保障问题是各国政府关心的问题。马泽发指出：在实践中，美国形成了以地方住房局（PHA）为主体、私营管理选择和居民团体参与为辅的管理体系[1]。对于住房补贴，美国在1998年国会通过的《高质量住房和工作责任法》在为居住在政府房的市民提供了一些优惠保证的同时也规定，所有居住在政府房内的18到62岁的居民，如果没有工作或者不是全时在大学深造，每个月必须至少参加8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国内各地住房保障安居工程的推进速度不一，保障性住房社区后期运营模式处在探索阶段。吴鸿根提出：如何按照“政府主导、法律支撑、资金保证、税收减免、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住户满意”的原则，探索保障性住房物业管理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运行模式，对“十二五”期间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马万里指出：廉租房社区物业管理新模式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考虑汗水入股、阶梯定价与爱心互助等模式要素[3]。此外，保障房建设走在前列的成都市房管局探索出“公共服务进小区、基层社区进小区和社会组织进小区”的“三进”模式，引导多元力量加入保障房小区的管理体系。

3.我国保障性住房社区后期运营现状及构成要素特点分析

3.1我国保障性住房社区后期运营现状

目前，我国保障性住房社区后期运营管理大多沿用传统商业社区物业管理模式：开发建设完成后引入物业公司，按行政区域划分纳入街道—居委会的管辖，同时居委会也在引导组建业主委员会。但通过对宁波市部分保障性住房社区的调研，发现在这种模式下存在诸多问题，例如：（1）物业方面：业主（对物业满意度低，物业费难以收缴、物业公司亏本经营以致物业公司弃管小区、物业公司频繁更换；（2）居民（业主）方面：居民认知程度较低，社区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参与度较低，业主委员会组建难度大；（3）居委会方面：工作面广量大，但人少，以至只能侧重行政职能的发挥；（4）其他方面：政府、开发建设企业对社区基本公共设施投入不足，非政府组织参与度较低等问题也加大社区管理的难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保障性住房社区没有形成系统的、相互监督制衡的管理模式，经济上没有形成一定的保障和监督链，管理服务方面相关机构定位不明确、权责关系模糊，组建过程没有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主导的关系等。

3.2我国保障性住房社区构成要素特点分析

3.2.1保障性住房社区产权复杂

我国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情况决定了目前我国同一个保障性住房社区内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拆迁安置房等多种类型的产品共存，在商品房竞配保障性住房的开发模式下，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也会共存于同一个小区。产权方面，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归业主所有，公共租赁住房产权归国家所有，并且还存在同一套房屋，部分产权归业主所有，部分产权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保障产品的多样性和产权的复杂性增大了保障性住房社区后期运营管理的复杂性。

3.2.2保障性住房社区被保障对象群体构成复杂

从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条件来看，保障对象包括城市个人或家庭年收入、财产总额低于限额的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阶层和住不上“公租房”，没资格买“经适房”，更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群体。根据访谈了解的实际情况是入住群体失业人员多、残疾人多、归正人员多、低收入无收入者多、孤寡老人多。现阶段被保障群体不仅仅是中低收入阶层，更多的是需要关怀的群体。他们对社会比较敏感，自我约束能力普遍较差，对居住环境没概念，甚至当生活不顺时还聚众闹事。这就要求保障性住房后期运营管理要考虑到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消费观念及价值重塑等问题。

3.3.3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生存能力较低、依赖性强

目前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居民学历一般较低，其较低的文化水平及综合素质使其生存能力较低，很多居民无稳定的收入来源，这将导致后期运营中出现无法交物管费和房租等情况，影响社区正常用转。还有可能有些居民由于生活所迫将房屋出租或转租来降低生活成本，而二次租赁者又不参与社区事物和活动，这也将使保障对象的服务管理逐步走向边缘化。另一方面，部分居民心理上认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本来就应得到政府的保障和照顾，集中入住保障性住房后对政府的依赖性更强了，并且他们个体诉求量的累加会引起是质的变化。这就要求在保障性住房社区后期运营管理中要引导居民及时表达需求，提供其需要的服务。目前来看，社区自组织管理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运营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4.保障性住房后期运营模式的新探索

保障性住房社区运营管理现状和其构成要素的特殊性要求保障房社区不能像商业社区完全市场化运作，也不能让政府一管到底，结合国内外社区治理经验及教训，认为政府以顾问团体的身份及早介入的社区自组织管理模式是保障性住房社区后期运行管理的新视域。

4.1保障性住房社区自组织运营管理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