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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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第1篇

一个含有调侃意味的“土特产”网络热词竟然登上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大雅之堂”，整件事被拿来大肆讨论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拥有5000文明历史的中国人的殷殷期盼――让中国文化再次回归世界主流文化体系，甚至重新拥有文化主导权。当历史的年轮已经一圈圈延展至21世纪，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中国梦。

在文化大战中抢占先机

尽管“土豪”与“大妈”在中国多带有嘲讽与揶揄的意味，有人担心这样的网络词汇走出国门会有损国人形象，但王磊却对此持乐观态度。王磊说，之所以关注这件事儿，是因为在平时与本校留学生的交流中，总感觉这些能操一口流利中文的老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还是符号化的，中国网络词汇能够引起西方主流文化的关注，正说明其愿意更深入地去认识、了解中国文化。“今后老外会说的中文单词不再只是‘功夫’‘豆腐’和‘麻将’了。”王磊笑道。而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却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解读了整件事情――这是中国在全球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一种表现。

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热浪强有力地席卷全世界，中国文化“走出去”逐渐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热词。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的文化输出态势加重，比如美国的电影与美剧、英国的设计与英剧、日本的动漫、韩国的“韩流”，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大战正在拉开大幕；二是随着中国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与质量提升，中国文化亟待重新走出国门，这也是文化创意产业在开创高科技、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兴经济形态之外，所肩负的重任。

2008年，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借着奥运会的东风，一部美国动画电影在全世界掀起了“中国热”。彼时，美国梦工厂出品的《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之后一场关于这只“美国熊猫”的文化大讨论开始了。学者们惊呼：“用中国文化包裹着西方文化内核的阿宝，生动地给中国人上了一堂好莱坞课程――我们缺乏了将自己的文化输出到全世界的眼光、创意和方法，可美国人将其拿了过来，抢占了文化的开发权。”

从熊猫主角到功夫、山水、建筑，再到汉字、鞭炮以及包子、筷子、面条，《功夫熊猫》中随处可见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中国元素”细节。但影片故事中，英雄诞生、成长和加冕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则是完全西方化的价值观。《功夫熊猫》第一部在中国拿下了1.81亿票房，第二部的国内票房直接飙升至6.05亿，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热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近年来好莱坞电影或多或少地总会捎带上点儿中国元素，其中不乏希望到中国市场捞金的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国人消费意识观念的转变，中国人已经有意识并且有能力消费富含中国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中国已经是文化供给的大国，但为什么还不是世界上有重大文化影响的大国，中国人怎么会被一只“舶来品”的熊猫给征服？“文化需要靠市场去传播，如此才能得到最大化的传播效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市场是最重要的阵地，中国目前恰恰是缺乏与全球市场相接轨的文化产品。“目前，中国文化产品生产方式还较为粗糙，文化产品质量与市场运作不到位，限制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尹鸿说道。

文化创新是新世纪的新命题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首创了“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内容包括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2013年12月12日，约瑟夫・奈应邀出席2013大师趋势论坛。“西方人长期以来一直受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如老子、孔子早就在其著作里讲到‘软实力’的概念，只是并未说出‘软实力’这个名词。”在谈到“中国软实力”这个话题时，约瑟夫・奈如是说。“我想中国未来需要扩展的是现当代文化的影响力，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中国作家莫言获得，就是很好的信号。但现实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电影为什么在世界上没有美国甚至印度卖得好？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应该着眼于现当代文化的创造力。”

国家软实力的输出，大多是在市场的交流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与此同时，由国家主导，整合资源，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当西方世界执意于用符号化的眼光去解读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又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世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在东西方文化平台上，世界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的东方生态文化魅力；而中国也需要面对世界，读解自身文化并获得全新的普世性文化认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王岳川看来，“发现东方”与“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不仅仅是传统文化，还有现当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复兴，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新世纪的创造性问题。

2012年，中国著名游戏公司完美世界互动娱乐公司的总裁竺琦对外宣布了一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7月，完美世界来自海外的运营收入和授权收入已经占到整体收入的25%至30%。2013年9月，完美世界等中国游戏企业代表受邀参与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次中国游戏企业的登场正契合了会议的主题――“释放创新的力量”和“连接各国市场”。完美世界董事长兼CEO池宇峰说道：“好莱坞的文化输出，是整合了全球的文化，创新之后再来服务于全球，完美世界的未来发展战略也在于此。”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日本少女文学；日本文学史；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I3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03018607

作者简介：彭卓锋，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客席讲师（福建厦门361000）

十九世纪末，日本展开了明治维新，大量西方现代思想及技术传入日本，令日本社会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西方传入枪炮及民主政体，改变了日本以武士道为主的封建社会结构，但除此以外，西方资本主义、基督教办学与女性主义思想的传入，也为少女文学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在父权制社会里以文字萌发年轻女性的主体意识。一方面，父权制仍然束缚女性，制度没有明显的改变，但另一方面，日本女性却能通过文化消费在精神面上超越父权束缚。少女文学之可贵，在于它让年轻女性在儒教良妻贤母女性身份之外，找到更为自由和值得向往的少女式生存方式，以致她们不会像中国封建社会女性以及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提及的美国城郊家庭主妇女性那样①，把父权加在她们身上的束缚视为天经地义，或无法超脱父权压逼造成的无名焦虑。

欧美虽然是女性主义思想之发源地，产生出丰富的女性主义理论，但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上似乎却及不上日本少女文学的活泼，路途曲折，发展力不从心。为此，日本少女文学及其发展，我相信对于关心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人来说，会是一个研究宝库，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带来重要的启发。

接下来，本文将先讲述日本二十世纪初的父权社会状况及女性的处境，然后阐述并分析日本

少女文学诞生的经过、历史条件及社会意义，最后尝试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角度观照日本少女

按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男性没有资产，因而没有必要因为财产继承的问题而控制妇女之生育，故没有必要实行一夫一妻制Engels， rederick [WBX]he Origin of the 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p78。姓氏既作为家庭体制及相关财产继承的重要标记，那么，日本明治以前的农民和町民，作为无产阶级，不被允许拥有姓氏，就不怎样奇怪。我们可以想见，在日本明治以前，平民没有严格家庭体制，平民女性受到的父权压逼主要是阶级性的，比较不那么贴身。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政府于1875年要求国民使用姓氏，夫妇同氏制于1898年确立，规定一家一姓，虽然家姓可从夫，亦可从妻，由夫妻二人协商，但按惯习，大多数家庭均采用夫姓。姓氏制度改变，反映出社会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明治维新虽以西方制度取代了幕末的封建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现代化，但副作用是，它也把现代西方形式的父权制度随资本主义带进了日本。

187年地租改正条例确立了土地私有化。1876年，废刀令的颁布，正式取缔了幕末时代的特权阶级。自此，私有财产得以流入民间，平民不再是无产阶级，本来不存在于平民间的财产继承问题，突然变得对平民男性重要起来。1898年制定的民法第四篇及第五篇，赋与一家之户主（通常为父亲）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包括了各家族成员之婚姻、入籍、离家的同意权以及指定居所之权力，通称家制度除了实际习俗上户主多为父亲，民法第四篇及第五篇多项条文均假定了父亲或丈夫的户主地位，如第75条指明，如丈夫进入他家，或另立新家，妻子随丈夫入家。见第一コンサルティング株式会社：《明治民法：民法第四第五（民法旧定、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律第九）》，http：//wwwichiconcom/old2_5htm，20130620。。 此法遭后人诟病，指其把只属于封建时代武士阶层的家父长制，强加于新时代日本全国国民身上申花：《日本の家父的家制度について-村における「家のを中心に》，《地域政策研究》（高崎大学地域政策学会），2006年3月，第8卷第号，第99―10页。。由是，本来过着相对自由生活的日本平民女性，突然被赋与一个全新的身份――良妻贤母。这身份要把女性绑缚在家中，接受父权的绝对监控。这一改变起于1890年至1910年间，当时国家主义抬头，政府把“良妻贤母女子教育”正式列为国策，积极向在学女子灌输儒家思想中的“良妻贤母”观念大晶子：《明治期のキリスト教主女学校にする一考察》，《教育学》（日本大学教育学会），1972年3月，第6号，第52―70页。。从这时开始，民间对女性变得非常重视，跟江户时代的性开放民风形成巨大的落差《江のSEX》，《刊ポスト》，2012年6月8日（五月二十八日），第卷第23号，第13―20，170―176页。。

日本明治时期社会对女性的重视，亦可见于当时日本妇运先锋平冢雷鸟明治时期日本妇女运动组织《青社》及杂志《青》的主要创始人。亲自经历的盐原事件。1908年，平冢雷鸟正与艺术家森田草平交往，3月21日晚森田突然萌生殉情念头，企图杀死平冢，结果二人获救，殉情失败。事件受日本媒体广泛报导，引起社会舆论。然而，舆论的焦点并非殉情，而是平冢的是否已经失去盐原事件又称煤烟殉情事件，因为平冢之恋人后来根据此事件写成了小说《煤烟》。。

家制度的普及、良妻贤母教育的推行、民间对女性突然变得重视，都伴随着无产阶级的消失而出现，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发生的社会变化，正好成为恩格斯理论的最佳印证。

总之，无论在家庭制度还是文化氛围上，明治维新后，日本女性反而跌入了一个更大的父权制度网罗中，生活比幕府时代更不自由。日本少女文学正是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萌生出来。

少女文学的诞生及意义：吉屋信子及花物语

日本少女文学正式崭露头角，始于少女文学作家吉屋信子。

1896年，吉屋信子出生于新县，在枥木县度过少女时期，1916年开始在妇运杂志《青》投稿，成为《青》主要作家之一。同年，她又开始在《少女画报》上连载《花物语》，成为受欢迎的少女文学作家。在有生之年，吉屋写下少女小说及大众小说超过20部，改编自她作品的电影达13部以上。吉屋1977年逝世，一生未婚，死后接受她的遗产的，是她户籍上的养女，但实为她的女的门马千代。

吉屋较早期的作品，多为以女性同为主题，如《屋根里的二处女》（1920年）、《花物语》（1920年）、《勿忘草》（1932年）、《彼道此道》（193年），等等。这一类作品以《花物语》为代表作，创始了所谓的S文学。S文学，所指为讲述女性之间强烈情感关系的故事。S一字，同时暗含Sister姊妹（英语）、Shoujo少女（日语）、Schon美丽（德语）等意义Robertson， Jennifer [WBX]akarazuka： Sexual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968。根据田圣子的资料，在1930年代后期，吉屋信子凭笔下作品成为日本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其收入比首相还要高出好几倍田子：《ゆめはるか吉屋信子：秋灯机の上の山河（下）》，朝日新闻社1999年版，第111页。。由此可见，吉屋信子的作品版税收入非常高，读者非常多。

《花物语》曾在《少女画报》和《少女俱乐部》两本少女杂志上连载，后来推出单行本，全部故事共5篇，以花样的语言和感伤的叙述，讲述少女纤细的内心世界，故事多关于女性间的同，男性鲜少出现。比如说，《花物语》故事《郁金樱》讲述主角少女与学姊茜拉的关系。其中一幕，茜拉怀着满眶眼泪，告诉学妹不要长大，然而主角憧憬像学姊一样配戴珠宝戒指、读法国小说，不明白学姊何以吩咐自己不要长大。不久之后，茜拉离开学校回国结婚，成为人妻，从此过着男性限定的长大女性的生活，茜拉失去少女的身份，成为妇人吉屋信子：《花物》，新学社1968年版。。多拉丝如此解读《花物语》故事插画中的少女形象：“大而超现实的双眼，只看见梦想。纤瘦的身体不为生育而有。一张小嘴不为饮食而存在。女孩的身体，毋须有任何现实功能：少女的创造，只为了让女孩憧憬和凝望。”Dollase， iromi， “Early 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Girls Magazine Stories： Examining Shōjo Voice in anamonogatari （lower ales）”， [WBX]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36， No ， 2003， p733 意思是，父权制要求女孩长大，担当良妻贤母，重视其生育能力和现实功能，但《花物语》的少女形象，则无视父权制对女孩的一切要求，是对父权压逼的含蓄反抗。

此外，S文学的舞台多是女校。本田和子指出，少女的学生时代，是延期偿付的时期，在这时期中，女孩可以暂时抛开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享受社会容许她们享受的短暂少女时光。学校宿舍既是“监狱”，剥夺少女的自由，但同时也是“避难所”，保护她们免受外界的伤害。少女躲在学校宿舍内，编织自己的梦，有如把自己包藏在茧中，直到长大，被逼飞出茧外为止本田和子：《文化としての子ども》，筑摩书房1992年版，第151、206页。。学校对少女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波伏瓦在《第二性》里提到女性害怕成长，她写道：“她在‘成长’…这词语令她觉得可怕…少女感到自己的身体正远离自己…它变得陌生。”Beauvoir， Simone de [WBX]he Second Sex New York： Knofp， 1953， pp307308， 336337 波伏瓦解释，年轻女性作为人的身份和作为女性的身份发生冲突。女孩要不要成长为妇人，成为他者呢？还是要保持自己自我的心？这是每一位将要长大的女性都会面对的挣扎。

综上分析，以《花物语》为代表的S文学，借助优美哀伤的语言，在无意识中表现了日本年轻女孩们对父权制为她们安排的命运的拒绝。父权社会把她们宠养在女学校中，等待着她们成熟长大，以便配婚给男人，在男人定下称为婚姻的牢笼中为男人生育直系血缘之财产继承人。然而，少女们通过少女文学，把自己代入故事，以眼泪对这悲哀的命运说不。

在江户时代，日本没有所谓的少女，但在明治时代，少女却通过女孩们的集体阅读及写作而成形，正如多拉丝所说，“少女”是一个文化和自我建构的概念，是女孩逃避社会建制的心为她们自己创造的自我形象Dollase， iromi， “Early 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Girls Magazine Stories： Examining Shōjo Voice in anamonogatari （lower ales）”， [WBX]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36， No ， 2003， p727，其特征是以哀伤美丽的文字，表现她们不愿长大成为人妻的心情。

S文学温床：女权运动、女子学校、女子刊物

把父权制种子播撒在二十世纪初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自西方；然而，少女们自主建构少女身份的养份――女权思想、女子教育、女子刊物，也与西方文明有关。

1 明治女权思想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早在明治维新初期传入日本。这可见于明治初年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女性解放政策：

1869年 容许女性自由出入关所、刑法官津田真一郎提倡禁止贩卖女性；

1871年 以岩仓使节团名义容许津田梅子等五位少女赴美留学；

1872年 无条件解放艺妓与妓、设立女校；

1873年 容许女性提出离婚诉讼、开设女子传习所（职业训练所）；

187年 设立东京女子师范学校。

然而，以上各项女性解放政策，都由男性官员主导，并没有针对家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后来，政府更推行反发政策，包括1885年推行良妻贤母教育政策，以及1890年立法禁止女性参与政治集会。这一反发，激发了后来的女权运动。

1911年，平冢雷鸟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创设了青社以及女性主义刊物《青》，并以“起初女性本是太阳”一文为《青》的创刊序言平らいてう：《元始女性は太であつた。青刊にして》，http：//wwwjapanpenorjp/ebungeikan/guest/publication/hiratsukaraiteuhtml，20130620。。

“青”之命名，援引自18世纪英国以蒙德古夫人为首的“蓝袜学会”（Blue Stockings Society），其成员不按常规穿黑丝袜而穿蓝色毛织袜，却都是富有文艺教养的反传统女性。这一命名喻示青社提倡西方式的新妇人女性角色。

除了命名理念来自西方，青社社员亦积极讨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及论著，包括了挪威易卜生、瑞典艾伦凯、英国萧伯纳等人之作品，内容遍及社会学、性心理学、女性解放实践理论等多个范畴江子：《女性文学の展》，载《岩波座日本文学史第十二》，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98―302页。，例如在《青》第二卷第一号，社员们就积极地讨论了易卜生女性主义剧本《玩偶之家》（A Dolls ouse）中女主角娜拉的命运及女性自主意识《ノラ特集》，《青》1912年1月第2卷第1号。。

初期的《青》致力于推动女性文学，但很快就改变路线，以推动女性解放为主，讨论不少女性议题，例如、堕胎、妓制度，等等。也许《青》的言论触动了父权制度的神经，《青》出版的五年期间，青社成员言行屡遭社会舆论攻击，例如在五色酒事件社员尾竹红吉在《青》发表酒之文章，文章中尾竹大胆地表示自己希望成为酒女。及吉原登楼事件平冢雷鸟、中野初子和尾竹红吉到花街吉原留宿，与花魁畅谈，雷鸟称赞花魁可爱，事件经报章报导后引发了社会负面的舆论。中，就有舆论指青社“新女性”败坏妇德，传播危险思想秋枝子：《良妻母主教育の逸と回――大正・昭和前期を中心に》，载奥田子主编《女と男の空――日本女性史再考5ぎ合う女と男――近代》，藤原书店1955年版。。

在舆论压力下，《青》于1916年停刊，但它所引发的女性议题社会讨论并没有停止，例如1918年“母性保护论”之议，就是一热门话题。与此同时，妇运亦在其他范畴展开，例如1919年新妇人协会成立，成功于1922年推动改正治安警察法第5条，让女性能够再次公开合法地参加政治活动。《青》末期的主编伊藤野枝表示，《青》在文学上没有做好它的角色，但它令世人注意到妇女问题，意义重大《青》，载高田瑞穗主编《新潮日本文学辞典》，新潮社1988年版。。

《青》在二十世纪初培育的女性主义者，包括了吉屋信子。多拉丝指出，吉屋曾参加青社聚会，是女性主义者，对社会有自己的女性主义见解。然而，她与其他女性主义运动家不同，她选择了以隐晦的方式抗衡社会，解构中心主义的优越性和逻辑，没有让《花物语》渗入任何明确可辨的政治色彩，因为这样做表示对父权控制的认同Dollase， iromi， “Early 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Girls Magazine Stories： Examining Shōjo Voice in anamonogatari （lower ales）”， [WBX]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36， No ， 2003， p70。

少女文学后来的发展证明吉屋信子的革命方式效果卓绝，她藉文学把女性主体意识注入笔下的少女形象，与少女读者交流，影响更加深广，而且超越时空。少女作为一个范畴，今日已借着日本动漫产业全球化传播到世界各大文化圈，唯篇幅所限，本文未能详加讨论。反观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女同性恋者”作为反对父权的女性身份范畴出现，比“日本少女”还晚了半个世纪Wittig， Monique， “One is Not Born a Woman，”[WBX]eminist Issues ， Vol 1， No 2， Winter 1981， p53。

2 明治女子教育

在S文学中，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女子学校。如前文提及，日本少女的学生时代，是一种延期偿付，在这独特的时期中，她们可以暂时抛开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和期望，在学校这隔绝的世界自由编织梦想。简言之，父权社会基于某些父权的理由，暂时放纵“猎物”，而且，比起男女校，女校成长的女孩更有保证。

大晶子指出，明治初年政府基于文明开化的理由，本着男女平等的西方观念发展女子教育⑤⑥大晶子：《明治期のキリスト教主女学校にする一考察》，《教育学》（日本大学教育学会）1972年3月，第6号，第52―70页。。虽然前十年因经费不足未能普及，但在政策鼓励下，各种各样的女学校得以开办，其中比较特别的，是由西方传教士兴办的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明治十六年，日本开展了为期数年的鹿鸣馆外交，欧美至上风潮席卷全国，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学习英语、音乐及西洋礼法而让女儿入读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入读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一时成为时尚，就以东洋英和女学校为例，开校时仅得2名学生，至明治十七年学生人数激增至170人⑤。

然而，由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校规非常严格，一周七天的生活几乎都有规定，周日须严守礼拜，参加主日学，守静肃时间，在校内不允许阅读报章，只允许阅读限定的励志伟人传记，平日须要按更次打扫和协助做饭，说谎者罚以肥皂洗舌，盗窃者在全校学生面前接受鞭打的体罚。在一周七天之中，学生最期待周五的来临，因为周五晚上，学校容许学生外出购买小食，也可以携枕到朋友宿舍留宿整晚谈心⑥。

如此种种，令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形成一个几近与世隔绝的女子世界，如此学校寄宿生活景象与当时女校普遍流行的S或御目关系结合，令女校成为S文学里最常见的文学意象和故事舞台。以《花物语》为例，以女校为舞台，叙述女教师与女学生，或学姊学妹关系的故事即多达十篇。正如本田和子所说，学校成了少女的“避难所”本田和子：《文化としての子ども》，筑摩书房1992年版，第151、206页。。假如没有了学校，“少女”作为一个文学建构的独特女性身份，相信也很难在日本出现。

3 明治女子刊物

明治时期，受益于东西方印刷术交流，洋式印刷术之父本木昌造于明治二年在外国技师姜别利的协助下，解决了汉字金属活字的铸造问题，令日本印刷术由整版印刷步入活字印刷时代合庭：《明治初年活版印刷史断章》，载《日本研究第35集》，国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2007年版。。

基于印刷术的改进，以及在日清及日露战争的推动，日本出版业在明治二十至三十年代间飞跃发展，加上女子学校普及，年轻女性识字率增加，日本少女杂志很快在年轻女读者间流行起来。

最初，少女刊物从少年杂志衍生来出，始于1895年《少年世界》的少女专栏，后来以少女读者为对象的少女杂志陆续出现今田里香：《少女にみる近代少女像の：『少女の友分析から》，《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要》2000年第82号，第121―16页。，例如1902年创刊的《少女界》、1908年创刊的《少女之友》、1912年创刊的《少女画报》及1923年创刊的《少女俱乐部》等。据秋山正美的资料，《少女俱乐部》创刊时发行67，000部，至1936年达到9万部以上秋山正美：《少女たちの昭和史》，新潮社1992年版。，少女杂志在女子间的流行和增长非常迅速，而吉屋信子的《花物语》，最初即在《少女画报》及《少女俱乐部》连载，从而接触到大量少女读者。

然而，我们与其说“少女杂志缔造了少女文学”，倒不如说，少女们通过对杂志的消费、投稿和阅读行为，利用少女杂志提供的空间亲自建构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少女文学。这一推论可证于嵯峨景子对《女学世界》及《少女世界》两刊的读者活动分析。

首先，《女学世界》初期以名人讲说为主要内容，中期改为以妇人生活指导为主。然而，这一改变虽然让该志的社会风评下降，销量却反而上升。嵯峨景子认为，这是因为该志在1908年起扩充了读者投稿栏目的缘故。读者投稿栏长时间让少女读者刊登自己的日记，慢慢地，屡次获赏的投稿者，如内藤千代子，获得广泛读者在读者栏的响应与声援。结果，读者投稿栏目提供的互动性，意外地形成了一个有如今日社交网站的少女网络，让读者们通过文字在其中建构自己共同的少女身份嵯峨景子：《『女学世界における「投の研究》，《京大学大学院情学要――情学研究》2009年No77，第95―110页。。

另外，嵯峨又指出《少女世界》投稿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少女“美文”规范，是少女读者通过长时间投稿和阅读共同发展出来的文体，特色是辞藻漂亮、具有强烈抒情性和感伤性。阅读和写作该种美文，象征读者们的共同少女身份。嵯峨提出吉屋信子《花物语》文字处处流露出“美文”色彩，与她曾经在《少女世界》投稿，受到“美文”规范影响有关。由此看来，吉屋信子作品所用的文体，非她一人独创，而是继承自诞生于少女杂志投稿栏的读者少女文学嵯峨景子：《『少女世界者投稿文にみる「美文の出と「少女吉屋信子『花物以前の文章表をめぐって》，《京大学大学院情学要――情学研究》，2011年No80，第101―116页。。

讽刺的是，两刊编辑人员基本都是男性，奉“良妻贤母教育”为办报方针嵯峨景子：《『女学世界における「投の研究》，《京大学大学院情学要――情学研究》，2009年No77，第95―110页；嵯峨景子：《『少女世界者投稿文にみる「美文の出と「少女吉屋信子『花物以前の文章表をめぐって》，《京大学大学院情学要――情学研究》，2011年No80，第101―116页。。少女读者反过来却把读者投稿栏变成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少女文学版面，这是出乎编辑人员意料之外的发展。

在《女学世界》和《少女世界》两例中，我们看见少女读者如何主宰了刊物的销量，以及她们如何积极地利用投稿栏建构自己的少女身份。最重要的是，少女文学并非单一作者的神来之笔，而是少女读者们亲手用自己的文字集体建构之文学，而“少女”这一反抗父权的女性身份，是她们自己亲手建构，非他人之施与，像尼姑或修女身份来自宗教。

结论

少女文学在二十世纪初日本诞生并迸发光芒，虽然 1933年因为发生了女学生投火山殉情的三原山事件而遭政府取缔，但“少女”的自我建构已经完成，而且没有在历史中消失。战后“少女”藉漫画重新兴起，至今仍然活跃于日本动画、漫画、轻小说、电玩、玩具等普及文化与媒介之中，通过全球化影响遍及世界。事实上，“少女”文化构成了作为日本软实力支柱的动漫产业的核心精神之一，影响力无远弗届。

反观西方女性写作，虽然杰出女作家辈出，但其传统鲜少构成像“少女”那样的女性形象，能充分体现出女性文化群之集体主体性，又能从父权话语中突围而出。

肖瓦尔特指出，西方女作家们的写作，经历了女人气、女权主义和女性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模仿男性写作，第二阶段是反抗既有标准，第三阶段是自我发现Showalter， Elaine [WBX]A Literature of 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 to Lessing Expanded Ed[WB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first published 1977）， p13。然而，如果我们把同一套女性写作发展论放在日本少女文学来观照，就会发现日本少女文学只消一步就到达第三阶段。

假如我们又用吉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里的疯女人》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WBX]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2nd ed New 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的观点，尝试找出女性写作中抗衡父权的女性形象，我们在西方女性写作中找到的是“疯女人”形象，这形象至今仍未能在充满父权话语中的世界找到落脚点，没有任何一名女性能通过自认为“疯女人”而在社会中立足。相反，不论今昔，任何日本女学生都可以宣称自己是“少女”横川寿美子曾提出“少女”一词在现代日本是年轻女性作为文语使用的词语，秦美香子在其大学生研究报告提出异议，但从其研究结果看，虽然“少女”一词地位可能已被“女子”一词超越，但“少女”一词仍是日本年轻女性之通语。参见横川寿美子《初潮という切札――〈少女〉批・序》，JICC出版局1991年版及秦美香子《「少女などの言にする大学生の意について》，《京都精大学要》2011年3月第38号。。

从本文分析来看，少女文学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跟西方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建构有两个重要差别。其一，它是少女读者们积极利用杂志投稿栏互动性来完成的集体自我建构，并形成重要的亚文化；其二，少女文学只为少女存在，由始至终拒绝参照和模仿父权话语，直接做到了肖瓦尔特所说的自我发现，在文学中把父权话语无限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