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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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1篇
“互联网+”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概念。今年以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国家和社会的视野，有代表性的标志有两个：一是马化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全国两会提出关于“建议从国家层面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促进跨界融合、惠及社会民生”的大会提案；二是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可见，关于“互联网+”的内涵有了变化，范围也得到拓展，“互联网+”不再是一个商业的概念，而是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刻的视角——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
“互联网+”就是利用互联网对现有行业进行改造，产生新的行业模式。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改造”体现在：压缩社会的连接层次、建立新的、便利的社会连接关系、加强社会的连接效果，以及对传统模式的革命性创新。
应该如何理解“互联网+”时代呢？“互联网+”时代就是在互联网时展到特定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升级、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互联网技术成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和交互影响，国家利用互联网从战略层面全面深入推进对现有各行各业的升级改造，从而产生新的政务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
互联网与相关行业的融合与再造，涉及对现有相关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转型。而治理转型的起点，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现实状态和理想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从社会现实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面临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从“善治”的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转型方向应是什么？进一步地，社会治理转型的具体路径是什么？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社会治理面临的两个发展趋势
“互联网+”对于社会连接关系的建立、加强或连接层次的压缩，客观上造成了虚拟社会的不断扩张，进而导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这种融合趋势，既体现为“线下”向“线上”的融合过程，也体现为“线上”向“线下”融合的过程。
由“线下”向“线上”的扩展。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这个“扩展”的过程：
第一，网络空间在“线上”扩展。一是上网人数逐年增长。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①。二是平均上网时长逐年增加。2010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长是18.3小时，到2014年则达到26.1小时②。平均上网时长的增加，从总体上印证了社会生活虚拟化和网络化的趋势。
第二，社会服务向“线上”扩展。除了当前已有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领域外，个人理财、旅游预订、医疗健康、劳动就业、法律服务、日常家居等领域都呈现向“线上”网络化发展的态势。例如：2013年互联网理财的统计数据是0，而到了2014年，用户规模跃至7849万；2013年网上旅游预订是28077万，2014年是22173万③。目前，网上缴纳物业费、网上报修、网上物业投诉、网上房屋出租等业务也渐有超过“线下”业务的态势。“互联网+”模式将传统的社会服务领域不断地推向“线上”，实现了社会服务的便捷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私人定制”的服务模式正在来临，这也契合了“互联网+”时代“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第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向“线上”扩展。“互联网经济”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由政府包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元化”模式不得不进行革新，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空间服务方面展现出强劲动力和发展态势，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能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或中介者。这种变化，有利于降低政府投入和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公众自主选择公共服务的机会。近两年来，以腾讯等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陆续加入到公共服务的运营或公共服务的流程改造中来，通过移动互联网将“人”与“公共服务”以数字化的方式全面连接，大幅提升了社会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促进“智慧民生”的转型升级。
由“线上”向“线下”的延伸。“线上”向“线下”的延伸源于社会主体不同的社会动机，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线上”市场主体向“线下”延伸。近年来，“O2O”商业模式(Online To Offline的简称，即通过互联网将线上用户连接到线下经济实体，创造新的商务机会)在社会领域迅速扩张。
第二，“线上”社会组织向“线下”延伸。“线上”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是互联网时代虚拟空间发展的一个特定产物和必然产物，具有地理跨度广、参与人数不限、组织协调灵活和活动内容多样的特点。当今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正是在没有正式领导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志愿发起、志愿组织和志愿工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出现的微博打拐④、微博解救乞讨儿童事件⑤等。事实证明，一些诸如“微动员”的社会自组织形式，不仅运行成本低廉，而且效率还比较高。
第三，“线上”个体向“线下”延伸。网络空间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网民也必然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到现实的公共治理之中。现在，网民不仅停留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对公共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一些网民甚至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对公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取证和研究，并将结果通过互联网公之于众，引起社会舆论共鸣，形成“线上”“网下”互动，最后引起更大规模的社会讨论和社会动员。近年来，网民的这种参与模式越来越多，对形成社会治理合力、推动社会的进步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第四，“线上”治理向“线下”治理延伸。尽管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由“线上”向“线下”延伸体现了创新性和正能量，但也存在不少违规、违法的现象，例如：一些互联网彩票业的商家存在商业欺诈的现象。因此，“互联网+”对传统的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政府不仅要治理“线上”的违法乱纪，更要将治理的领域延伸到“线下”的社会主体和社会行业。
互联网促成社会“善治”的两大方向
俞可平提出，社会治理的理想结果是“善治”——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⑥⑦“互联网+”时代，多元社会主体的公共参与性和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有哪些新内涵？
开放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开放性治理是“善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开放政府”(Open Government)的探索实践，其核心理念就是倡导政府向社会开放透明，向责任型政府转型。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美国通过信息化建设来加强电子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实现“开放政府数据”。在此过程中，社会参与不断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合作取得一定成效。2011年，美国发起“开放政府伙伴计划”(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致力于与其他国家为实现透明型、参与型政府加强合作⑧，标志“开放政府”改革成为一项重要的世界议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升级，中国也具备了向开放性治理转型的必要条件和潜在因素：互联网连接的“泛在化”趋势，为“开放性”奠定了基础和前提条件：互联网管理政策中对“匿名性”的尊重和保护，削弱了传统“把关人”对网络传播与表达的审查；互联网空前活跃的舆论“流动性”，让信息在虚、实两个社会空间进行充分的信息交融和舆论互动；互联网信息平台和渠道的“多元性”发展，使公众在公共话语和公共参与方面有了更多主导权；自媒体时代的信息“自主性”，使公众有了平等参与民主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公开平台⑨。
合作创新。一方面，从互联网的发展阶段来看，从固定主机互联时代到移动互联时代，实现了信息单向传播、搜索到个人创造和群体互动的转型——即从Web1.0向Web2.0的转型。而IOT(Internet Of Things的简称，即“万物互联”)则将互联网时代推向Web3.0阶段——万物感知和智慧控制。⑩
另一方面，从创新形态来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和深入应用，特别是以移动技术为代表的普适计算、泛在网络的发展，由信息技术推动的、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形态——“创新2.0”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凸显。“创新2.0”强调知识的积累、传承、获取和创造，强调创新的民主化进程11，其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质上体现为利用“互联网+”时代社会个体的“认知盈余”，形成具有巨大创新能量的“长尾效应”；另一方面，创新的民主化，体现为社会个体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的平等参与性。
综上可见，驱动社会变革的不仅有无所不在的网络，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数据，还有新思维、新技术支撑下的创新形态。因此，“互联网+”时代合作的突出表现形式就是信息的“合作”与“创新”。“合作创新”是互联网时代解决社会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路径。以新时期城市管理工作为例，一方面，城市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管理越来越复杂，政府面临人手不足、应对不足、资源不够等问题。另一方面，市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高涨，在发现城市问题、提供城市治理策略和建议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有必要吸纳市民的知识分享和智慧创新，在城管决策和执法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下面，进一步讨论“互联网+”时代“合作”与“创新”的新内涵。具体来看，“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合作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贡献。维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为群体知识的汇集和积累提供了技术条件；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先进的互联网分析技术，则进一步在信息累积的效能和创新价值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北京城管局搭建的交通服务系统12，整合了城市道路视频监控探头、市民车载GPS和车载视频、工地噪音感知、无线数字集群、执法城管交通信息系统等互联网信息感知资源，从而智能汇聚城市交通信息大数据，为交管决策和任务执行提供分析和参考。
第二，信息共享。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对“制定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管理办法”“加快启动政务信息共享国家示范省市建设”作出了工作部署，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步伐正在加快。13以城管治理创新为例，除了需要交通信息的智能采集和智能分析之外，还需要将汇集的数据结果向社会公布，为进一步促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公共决策、公共监督和城管执法提供依据和参考。
第三，互动协商。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对话与讨论，是民主的基本要素之一。互联网平台搭建了一个政府与社会沟通的话语平台，通过实现多元主体间平等的协商与对话，在公共决策和社会立法等方面达成共识，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社会治理“合作”形态。截至2014年10月底，全国政务微博数量超过25万个，政务微信数量突破1万3千个。14当前，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作为一种更加全面综合的政务互动平台，对于增进社会多元对话、重塑社会互动模式、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等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时代通过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对大数据的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共享，正在全方位地变革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
第一，大数据创新。大数据正快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大数据挖掘、分析和管理的能力，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从对局部“现实”、小样本的需求研究，转向覆盖更广泛、涉及更多人的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加精确而有针对性地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和社会安全。16
第二，治理模式创新。一是决策模式创新。社会公共决策不再是精英政治的封闭行为，而是走向社会多元合作的开放行为，公民等其他主体都能参与到开放的公共决策中，不仅有民主表达权，还有贡献专业才干或智慧学识的行动权。例如：清华大学做的City Care项目，通过市民移动端收集对社区的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推动社区管理部门改善政策决策。二是监督方式创新。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公开，日益成为解决某些社会顽疾的“良药”。三是公共服务提供形式创新。近年来，除了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带来大量的便民服务之外，移动APP正在成为政府新的重要公共服务平台，像商业APP应用一样，政务移动APP也开始更加强调民生服务的用户体验。四是动员和组织形式创新。众包、众筹等新型动员模式和组织形式，除在商务上的成功运用外，在社会力量的汇聚和社会个体的积极性调动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正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城市治理创新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创新实践之中。
社会治理转型的路径
变革治理理念。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对“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还缺乏正确的认知，主要表现为：一是消极对待，仍然沉浸在既有的治理模式中，不愿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没有动力或不愿尝试互联网治理创新；二是简单盲目，认为只要将传统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与互联网结合就能带来创新，视“互联网+”为“万能钥匙”；三是缺乏规划，对“互联网+”的规律认识不足，存在“一刀切”“一把抓”“打乱仗”的倾向。因此，理念转型需要做到如下三个转型：
第一，积极地“转型”。一方面，要不断增进对治理创新的认识和意识。另一方面，还要积极主动地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不少情况下，一些政府部门不是缺乏对互联网变革旧有行业的创新认识和意识，而是对变革怀有本能的排斥甚至恐惧。根本上，还是在于担心互联网会损害部门和个人的利益。因此，要形成权力监督和制衡的机制，从更高层面协调和推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整合，这是实现积极转型的关键。
第二，科学地“转型”。在将创新要素应用到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时，应把握几个原则：一是开放性，即应考虑是否有利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民主和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二是创新性，即应考虑是否有利于治理效果的改善和治理效率的提高，要更加注重向基于信息“合作创新”协同模式的转型；三是系统性，即除了科学应用互联网工具平台、“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创新模式之外，还应该更加注重建设一套适应“互联网+”的社会治理机制和法治体系，要全面科学地转型。
第三，稳妥地“转型”。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推进互联网时代的治理改革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美国自2009年推进“开放政府”改革以来，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不少改革不彻底、改革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从国家层面全面推进改革，难度不小，任务不轻。对于中国而言，新时期社会治理转型面临思维上、方法上、技术上和体制上等多方面的挑战。改革“等不得”，但也“急不得”；要注重“顶层设计”，但也不能搞“一刀切”。要切实稳步地推进，做到分步实施和因地制宜。
政府职能转变。近些年来，政府的职能转变一直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热点和焦点话题。“互联网+”对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秩序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第一，进一步明确权力边界。政府权力边界的界定，应基于“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几个变化：一是互联网助力“市场的手”，“互联网+”对现有相当一部分由政府行政主导或“单中心”治理模式下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形成了冲击，而这种冲击从时代的发展来看是积极的，是符合“善治”发展规律的。互联网正在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地配置到“市场的手”中，形成更有效率、更加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结构。二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包括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个体等多元的社会主体，在更加多样、更加前沿的线上和线下空间发展壮大，它们是政府有力的分担者和合作者。三是“线上”和“线下”治理面临诸多制度“真空”和治理“盲点”，需要“政府的手”的力量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公平正义。
第二，适度合理地向多元主体放权。社会服务向“线上”转移是大势所趋。政府要将“不该管”“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交给具有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的社会主体，尽可能向多元主体放权，通过制定相关的规则和政策，引导和规范多元主体市场化或公益化的治理行动。
第三，不断加强监管。政府要在“没有管”和“没管好”的“线上”和“线下”领域严格加强监管职能。一是拓展监管领域。“互联网+”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服务领域，既有“线上”的，也有“线下”的；既有值得鼓励的，也有需要治理的。尤其对于一些新兴领域，监管应有预见性和针对性，既要注重监管覆盖的广度，也要注重监管的实际效果。二是明确监管对象。“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主体在虚、实两个空间切换，社会服务模式各个环节所涉及的社会主体也更加多元，在客观上造成了监管的对象不明确，对象的责任不易定位清楚。例如：O2O模式在“线上”依托互联网“中介平台”，在“线下”依托提供服务的实体商家，消费者信任“线上”的服务运营商，但可能在“线下”被另外的实体商家欺诈。因此，需要政府根据“线上”“线下”社会服务或治理行动的各个环节链条，建立一套完整的准入、许可、评估、惩治制度体系，包括对活跃在“线上”和“线下”不同社会主体的监管，以及对同一个社会主体活跃在“线上”或“线下”状态的监管。三是整合监管力量。监管执法效果不佳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形成监管合力，相关的政府部门权责不清，也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因此，要加强政府部门监管的联动机制和创新社会主体参与监督的机制，构建有效的监管网络。
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防护。“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17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互联网+’行动计划”，就是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可见，实现“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是全面推进社会的信息化。
其一，推动平台建设与应用。要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一是要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到更多人群。“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社会服务和管理的“互联网化”，治理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从根本上解决总体人群“触网”机会的问题。因此，要搭建和扩大覆盖城乡的网络化信息平台，创造条件向社会普及网络设施和网络终端，缩小区域间和阶层间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公平”；加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降低网络资费，减少上网成本。二是加快建立社会治理信息系统。要实现虚、实社会空间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动态跟踪、功能齐全的信息网络，提高社会治理系统监测、评估、分析、预警的效能；健全和完善基层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化管理平台，激发基层社会自治的能力与活力；搭建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平台，促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创新”。
要扩大互联网设施和平台在社会“善治”中的应用。一是利用“互联网+”促进社会的开放性。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介，进一步发展和升级现有的电子政务运行模式，不断完善公共参与的渠道和平台，包容性接纳进步的声音和意见，加强舆情引导和社会互动；加强“互联网+”新兴行业生产服务标准和相关接口的统一，避免新兴行业的重复开发和低效运作。二是利用“互联网+”促进社会的创新性。充分发挥大数据、云分析计算、物联网等新兴前沿技术的作用，改进基层需求与问题调查、电子政务、决策评估、风险预警等方面工作的能力和实效。
其二，维护网络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制约着社会安全，关系到社会治理顺利转型的保障问题。大力维护网络安全，应从几个层面来应对。
第一，从技术层面看，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技术是基本前提。“互联网+”时代，由于线上社会服务增多，国家的机要性数据信息、公民的财务和个人隐私信息都面临着不确定的安全风险，技术防范要不断升级。政府应在防护技术的标准制定和强制社会领域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方面加强督促和监督。
第二，从战略层面看，构建网络安全防护的机制和制度体系是根本。一是要加强网络监测。综合运用大数据挖掘和分析、云平台试验仿真等互联网先进前沿技术，及时精确地发现定位网络中的异常节点，提高网络防控的效率和准确性。二是要加快构建网络社会风险预警体系。科学建立网络社会风险评估指标，加大网络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平台在社会风险的监测、分析、预判和决策中的应用，坚持网络风险源头性治理的原则。三是推进网络安全的法制体系。坚持与时俱进地推进网络安全立法，加强网络执法，严厉打击网络违法。
大数据驱动治理创新。目前，我国在基于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政府向社会开放公共数据不足18，大量的公共数据资源处于封闭状态；另一方面，虚拟空间中不断产生的社会数据处于孤立状态，缺乏从战略层面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这两方面问题，制约了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性、合作性和创新性。因此，政府应从两个方面实行改革：
一方面是“开放政府数据”。
第一，加强“开放政府数据”顶层设计。据统计，政府拥有全社会信息资源总量的80%。19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开放公共数据是“互联网+”时展的必要之举。目前，仅有北京、上海、青岛等少数几个地方开始试运行政府数据开放平台20，需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推动“开放政府数据”的改革：一是要应尽快研究开放公共数据发展战略；二是要科学设计国家顶层改革框架；三是要详细出台中央和地方政府“开放政府数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四是扩大向社会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数据资源。
第二，合理划分数据公开权限。一是明确界定“不可公开”和“可公开”的范围。应严格遵循国家《保密法》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框架，禁止公开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除去“不可公开”的信息数据外，其余公共数据均应公开。二是合理划分“可公开”数据的优先等级。政府掌控的公共数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开放政府数据”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分阶段地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发展状况，有计划、有步骤、有层次地实现政府开放数据。
第三，清晰界定数据公开标准。合理划分数据公开的权限和优先等级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数据公开的形式，包括：公开渠道、公开数量、数据格式，并制定科学的公开标准。近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海量数据，但大多是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格式。由于公共数据格式不一，难以对其进行利用和管理。因此，概括而言，“公开”的标准应是：无限制条件、有利用价值和能便利获取，即“易找、易用和易分享”21。数据公开应具备完备性、原始性、及时性、可获得性、非偏见性、非产权性、免费许可性、机器可读和可处理。22
另一方面是管理社会大数据。
政府不仅需要开放已掌控的公共数据，还需要着手管理处于零散、孤立状态的社会大数据，将有价值的公共数据挖掘出来，分享出来，利用起来。
第一，“汇聚”社会大数据。首先，在数据资源战略上，要不断完善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大数据资源储备。例如，目前正在推进的不动产登记全国联网，还应在更多层面、更多领域实施社会大数据的收集和储备。其次，在技术上，要善于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移动APP、维基技术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平台，智能地、高效地、实时地“汇聚”社会大数据。最后，在机制设计和构建上，应鼓励和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在信息贡献方面的积极性和效率性。以百度知道、大众点评为代表的互联网虚拟社区平台，在汇集公众的知识和智慧方面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包括虚拟积分累计、虚拟荣誉授予等，这些机制可以引入到社会各行各业重要的公共数据“汇聚”中来。
第二，“共享”社会大数据。信息的“共享”是“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协同的基础。政府要在大数据资源整合中发挥主导作用，除了完成社会大数据的“汇聚”之外，还需要实现让社会大数据向社会充分地“共享”。“共享”社会大数据，是开放政府数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实现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创新”的关键之举。因此，政府应大力加强“共享”的信息化平台建设，不断改进和完善“共享”的机制构建，优化配置公共数据资源到协同网络中的相应主体，实现“共享”机制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第三，利用社会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以阿里巴巴、百度等为代表的市场主体，日益善于利用大数据资源来酿造“创新红利”。政府也应加强对社会大数据的利用，包括在社会问题分析、政策制定、决策评估等方面利用大数据增强科学性和针对性。例如：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识别网络空间中的关键节点，准确判断和定位“意见领袖”“黑客”等，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效率性，是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有利创新。
推进“互联网+”的法治新常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背景下，面对发展迅速、风云多变的“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转型和运行保障应基于严明的法律体系，以法治思维和手段来促进和保障治理转型。推进“互联网+”的法治新常态，具体应遵循以下原则：
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观；新媒体执政；十报告
新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引发了大众传播的革命，对于全球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力量。1994年，中国开通国际互联网的时间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2012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互联网民人数第一大国和新媒体应用最丰富的国家，后起而奋发的中国互联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和不断超越的态势。
当然，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势的媒体，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和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如何科学认识互联网、积极发展互联网和运用、管理互联网以不断提升新媒体执政能力，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网络政治新时代最重要的课题。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党的最高规格的文件中多次论及互联网。尤其是2012年11月胜利闭幕的党的十，在报告中对于“互联网”的论述比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篇幅增多，份量加重，特别是“网络空间安全”和“网络社会管理”的新提法，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层面网络观发展的深化、在实践层面新媒体执政能力的提升、在战略层面网络空间的发展筹谋。
网络属性认识的与时俱进：
超越传统的媒体观
自1994年以来，在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网络观也随之不断深化和与时俱进。体现在党最高规格的文件――党中央的大会报告中，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内容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的网络观日益体系化
“互联网”载入中国共产党党代会的大会报告，始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互联网”的内容仅有一句：即“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①现在来看，当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网民5910万，网络空间以互联网站为中心，新闻网站、网络论坛、即时通信、电子邮件等互联网应用还远不如今天这般丰富和强大。强调互联网站作为先进文化的载体，是符合当时的互联网发展实际情况的。
5年之后，2007年中国网民数量激增至2.1亿，网站数量达到150万个，网络社区、博客、播客等新应用开始“崭露头角”，网络传播的负面影响与积极作用同样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在大会报告中对互联网提出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②从“互联网站”到“网络文化”，体现了互联网发展的新特点下党和国家网络观的发展。③
而到了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关于“互联网”的内容则可谓“极大”丰富：“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④从网络内容建设、网络舆论、网络社会、网络管理、网络安全等多个维度论述互联网的重要性，表明新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网络观已日益体系化。
第二，对于互联网属性的认识日趋深化，超越了传统的媒体观
2010年以来，互联网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网络化、全球化、全民化、融合化、移动化、社会化的发展态势下，人类社会的网络化程度和互联网的社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互联网纵深渗透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其引发的“革命”不断、热点频爆，反映出互联网当前阶段的最新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互联网的媒体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仅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的属性，而且大大突破了互联网和手机的传媒和通讯工具角色，成为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并促引国家社会发生全面变革的社会化媒体。
基于此，党的十报告中对于互联网全面而高度的概括，尤其是“网络社会”的新提法，在网络观念上完全超越了“互联网站”和“网络文化”，正反映出中央对其属性――社会化媒体的深刻而精准的认识。
网络传播观念的时代更新：
迎接互联网政治新时代挑战
党的十报告，既是对前一时期党的全面工作的总结，又是下一阶段国家发展的施政纲领。在这样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献中，关于“互联网”的论述有如此大幅度的提升，足以显示出“互联网”极为重要的政治性，足以反映出党中央网络观的政治高度。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党中央多次强调我们要居安思危，要重视新的国情、党情、世情、社情等新形势，其中近年来多次强调要面对“网情”的挑战。要深入理解十报告中的网络观的内涵，有必要解读党中央对政治传播的挑战的深刻认识。
近一二年，在全球诸多政治事件中，互联网不断释放巨大的能量，网络的政治化传播和政治的网络化发展构筑起前所未有的新媒体政治景观。高度政治化的互联网强势冲击着现有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党中央之所以在十报告中提出“网络空间安全”、“网络社会管理”等超越文化和媒体的视角来概括“互联网”，正是高屋建瓴地体察到网络传播对于政治的影响与挑战，体现了新媒体政治时代中国共产党网络观念的更新。
第一，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应对虚拟空间的政治挑战
互联网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治空间的扩大和对现实政治秩序的影响。2012年4月，全球互联网站总数已经近7亿，网络拓展出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庞大的虚拟空间，造成虚拟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联系与冲突。从政治治理的角度而言，虚拟空间扩大了政府治理的空间，但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虚拟空间，容易引发治理无序和冲突。此外，这个全球性、自由化的网络空间对国家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谁主宰网络空间，谁就可能在国际政治中获得更大的权力，就有可能对世界政治格局施加更大的影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制空权、制海权之后近来又不断强调制网权的争夺，就是为了增强自身在新媒体空间的政治权力而进一步对别国施加政治压力。
因此，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国家安全。
第二，加强网络社会管理，降低互联网政治的风险性
规模空前的新型虚拟空间极大地延展了人类政治活动的范围，现实政治的权力架构、政治主体、政治观念、政治参与方式等方面都受到革命性影响，政治稳定的风险性大大提高。在没有国家疆界的“电子政治空间”中，超越军事和传统政治手段的新媒体颠覆方式大大滋生。一个国家内外的政治反对力量既可通过开放性的新媒体进行比较隐蔽的沟通与串联，也可以进行政治动员，组织虚拟的“软革命”或现实政治颠覆。开放性的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社会中的信息控制和流通方式，社会的透明度大大提升，网民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政治表达诉求均大大增加，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转型期国家，互联网容易放大负面舆论和社会矛盾。
此外，互联网打破了地域行政区划而把全球数亿人联于网络，并通过兴趣、话题等“新标准”重新划“族”分“群”，网络社区、社交网站、即时通信、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形成了新的社会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不仅重构着网络空间的政治格局，也影响着现实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模式。广泛、多样、新颖、低成本的政治参与方式，加大了社会政治风险。正如十报告中提出的“加强网络社会管理”，不仅可以增强网络社会的有序性，也是维护中国社会繁荣发展和每个国民最重要的权益的保障。
提升新媒体执政能力的实践进展：
让互联网成为中国崛起的助推器
党的十报告中对于“互联网”的论述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建设”；一个是“管理”。
第一，大力建设，积极运用互联网提高党的新媒体执政能力
2010年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在前言部分明确提出“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是中国政府的基本互联网政策。”这是中国政府自1994年正式接入互联网以来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阐明中国的互联网方针。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的发展上，首先强调的是在大力建设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的方针。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之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之路同样举世瞩目。从1994年至今，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中国大力发展互联网和通信基础设施，开放地不断引入新技术、新应用，扶持培植新媒体资本市场。不到20年，正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互联网建设与发展战略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用户最多、应用最丰富、市场最活跃的国家。
面对网情，党中央特别重视积极运用互联网提高执政能力。例如，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一要加强党的信息公开：“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二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把互联网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渠道：“坚持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网络舆情”；三要打造互联网反腐利剑：“ 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
第二，加强管理，让网络空间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正能量
尽管我们看到，随着网络与社会的融合，互联网新媒体已经成为全面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动力因素，但由于发展过快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也存在一些不适应的风险。
正是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也不断强调加强管理，其目的在于要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例如，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指出应“加强对互联网等的应用和管理，理顺管理体制，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使各类新兴媒体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阵地。”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在加强互联网管理。与他们相比，中国还应不断在最大维护网民利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互联网管理的水平，才能真正构建虚拟与现实相融合的和谐社会。
作为历史关键节点的一次盛会，作为互联网新政治时代的一个重要报告，党的十以及近年来党的一些重要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网络观正在不断丰厚和成熟，只要深入认识互联网的规律，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之路和治理之道，就能让互联网新媒体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和政治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共产党就能够拥有网络时代执政的“新法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青年；网络时代；政治社会化；路径
一、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青年政治社会化，指的是青年个体在和社会的互动中形成政治态度、掌握政治技能、学习政治知识以及完善政治人格的发展过程。政治社会化贯穿于人一生的整个过程，政治社会化的青年阶段是人生命过程中政治人格以及政治理念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青年人具有好奇心强、思维活跃以及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比较快等特点， 所以非常容易受四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为我国当前青年政治社会化创建了一个可能成为主导的新兴的途径，也造成了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措施，趋利避害，科学使用网络资源，以推动青年政治社会化。[1]
二、网络时代下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特征
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呈现出很多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青年自我主体意识增强，但自我迷失现象严重
我国青年既接受我国社会政治化的影响以及改造，又以自身特有的政治态度以及政治行为反过来对社会政治生活构成影响，在影响和被影响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塑造了自身的政治角色，这是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实质。然而，很多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则以及规范在虚拟网络世界中被逐渐消解，互联网给部分自控力薄弱的青年构建了自我情感放纵的平台，在表现自我的过程中将社会抛离得愈来愈远，这必然会给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带来消极影响。
2、青年能获得丰富多彩的政治信息，但缺乏知识鉴别力
政治社会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个体政治价值、政治态度和政治知识的获得以及内化都是以政治信息的传播作为基础的。青年对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以及新事物的追求有着很高的热情，有着十分迫切的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欲望，而网络为我国青年创造了最便捷、有效的途径。网络以其覆盖面广、信息量大以及开放性等特点，为我国青年在其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供应了丰富的政治信息。然而，我国青年在思想上的不成熟使其在接触纷繁复杂的政治信息时很难把握正确的方向。
3、青年反向社会化趋势突出，但易发生导向错误
反向社会化指的是受教育者对教育施化者反过来进行影响，向他们传授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生活变化知识的一种社会化过程。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逐渐转变为由年轻人对中老年人实行信息以及知识传递的时代。互联网为我国青年构建了一个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我国青年求真务实的价值观、平等民主的参与意识以及不断创新的改革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他们成为我国社会政治发展改革中十分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和，在政治社会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部分青年变成"胶囊式人"，进入一种"现代孤独"的状态；各种信息的极度泛滥使部分青年不辨良莠、力不从心，在现代文化的创造过程中表现出了任意性和盲目性。我国当代青年在引领时代政治文化潮流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偏离轨道，造成不利影响。[2]
三、网络时代背景下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科学路径
1、建立和完善网络法规， 保障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网络虽是一种虚拟社会， 但互联网的生存以及发展和现实社会类似，不但要有道德力量的约束， 而且还应该用法律手段来确保其秩序的正常有效运行。因此，建立健全互联网法律法规，是确保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效果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已颁布了《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以及《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但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相比，我国网络立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此，有关部门应该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健全我国互联网法律法规，以确保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健康有序。
2、发展网络技术监控系统，营造健康的网络政治社会化环境
使用技术手段营造洁净的互联网信息空间， 是确保青年政治社会化取得良好效果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关部门应该以互联网发展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努力研发监测以及过滤互联网不良信息的入侵监控技术、防火墙技术以及网络防病毒技术等，在互联网源头上阻止有害政治信息的广泛传播，屏蔽不良网页，管理并过滤不当的言论，以确保互联网政治信息的安全。与此同时，应该强化互联网监管队伍建设，以强有力的手段打击互联网有害政治信息传播的违法行为。
3、强化网络道德建设，引导青年树立网络道德自律意识
一是应该建立健全网络政治文化规范体系， 明确不同网络主体间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道德的基本原则，实现我国互联网信息交流的伦理规范。二是应该强化互联网道德教育体系构建，透过多种途径引导我国青年自觉规范其在互联网上的言行，营造文明、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三是要建立健全网络道德评价体系，准确反映互联网社会道德风尚的舆论效应，增强青年的互联网道德认知。
4、加强先进网络文化建设，发挥其在青年政治社会化中的引领作用
一是要加强重点网站的科学建设，尤其是要建造一些以社会主义主流政治为核心内容的网站，用健康、积极和正确的先进思想文化理论攻占网络文化的制高点；同时应该努力构建优质的中文网站，着力开拓中国信息的传播空间，加强我国政治文化的国内外影响力。二是要增强网络政治文化内容以及形式的构建力度，将积极健康的网络政治文化和论坛、游戏以及科技等载体相互结合， 以增加其吸引力，满足我国青年网民个性化、多样化的政治文化需求。[3]
四、结语
互联网技术超时空、跨地域、匿名、平等等特点, 把社会中的个人提升成为政治超人，给予他们网络权力和网络权利, 我国青年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互联网为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构建广阔舞台的同时, 也使政治素养还不成熟的我国青年陷入困顿之中，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为此，有关部门应该通过网络立法、先进网络建设、网络道德宣传以及网络技术监管等手段，对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进行有效规范和引导，确保整个过程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孙新生.论网络时代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中的问题[J].中国青年研究,2008,(2).
[2]孔靖文.网络时代背景下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研究[J].理论前沿,2010,(9).
[3]吴晓.互联网时代中国青年政治社会化趋势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1,(5).
[4]邓丽苹.浅论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中的问题和对策[J].科教文汇,2010,(1).
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4篇
摘要：
“互联网＋”模式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形成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高校必须抓住“互联网＋”发展机遇，直面“互联网＋”带来的挑战，通过制度创新、理念创新、内容创新、课程创新、方法创新和评估创新，构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有力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
在互联网应用最为活跃的高等学校，“互联网＋”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促使其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不断充实和丰富高校教育资源以供大学生群体随时随地使用，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形成既有积极影响，同时也有消极影响。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并将其上升成为国家战略。“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更意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全新变革。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现实背景下，“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应运而生，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互联网平台对人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互联网为教育载体，以互联网的客观本质和内在影响为教育前提，促使大学生形成符合一定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包括利用互联网资源开展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包括针对在校大学生出现的各种思想道德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新形势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的新途径，并且迅速发展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生态。
（一）方式变革推进理念更新
“互联网＋”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教育手段和教育方式的变革，更是从根本上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更新。“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将互联网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思维这一全新思维方式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改革创新。“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必须体现出互联网思维，注重利用互联网平台不断拓展和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走在时代的前端。
（二）倾向主体意识
高校大学生在“互联网＋”常态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兴趣爱好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从而在互联网环境下凸显出学生强烈的主体性地位，“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的高校大学生进一步摆脱了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自身所处的客体地位，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凸显其主体性意识，这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互联网＋”背景下开展工作必须深刻认识并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
（三）跨界融合形成新的合力
“互联网＋”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将互联网和社会各个行业进行跨界融合，协同发展，从而产生全新的发展合力。“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意味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大变革，青年大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而弥补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和盲区。思想政治教育跨界融合不仅需要用互联网思维改革现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同时也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到其他行业中去，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新合力。
（四）师生联系趋向紧密合作
“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打破界限，使得师生之间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开展联系和互动，方便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发现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并帮助他们妥善解决。同时，在“互联网＋”平台的支持下，青年大学生可以方便的和教师进行实时交流和互动，从而在教师的引导下摆脱困境。
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
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其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为庞大的信息资源库，网络资源日益丰富多彩，内容涉及到政治活动、经济发展、教育信息、宗教哲学、文化娱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为新形势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互联网的开放性、便捷性和实时性可以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互联网及时获取更加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以及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教师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在互联网资源数据库中找出丰富的信息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大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需要和兴趣爱好自主浏览各种最新资讯和和下载相关教育资源。“互联网＋”为高校师生提供了最新的、优质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极大的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从而为互联网背景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尊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提供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方法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要以“填鸭式”、“灌输式”教育工作方法为主，这种僵硬的教育方法难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反而会引发大学生的逆反心理而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而在“互联网＋”环境下，互联网本身的交互性和平等性使得师生之间的交流向双向互动交流转变，进而改变了传统单向灌输的教育方法。首先，互联网的虚拟性和隐蔽性进一步淡化了师生的身份特征，从而使双方可以进行平等交流、合作探讨，从而使受教育者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接受教育和影响。其次，互联网的媒介性和直观性可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更加形象化、立体化和现代化，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增强“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辐射力和吸引力。
（三）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效果
“互联网＋”环境下，青年大学生群体对于互联网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开放且包容的互联网正逐步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围墙。首先，“互联网＋”信息的即时性特征，可以帮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状况以及生活情况，并且在第一时间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而开展针对性的实时交流、沟通和引导，真正提高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其次，“互联网＋”环境的虚拟性特征，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彼此之间可以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进行平等交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而有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全面客观的掌握大学生的利益诉求和思想动态，进而开展更具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进一步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最后，“互联网＋”传播的交互性特征，可以帮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开展“一对多”的交流互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互动性。
（四）加深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融合
大学生已经完全融入“互联网＋”环境中的一部分，主动地接受“互联网＋”传播的各种最新资讯，如果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于社会时事热点没有做到了如指掌的话，则难以和大学生进行有效的交流互动。与此同时，“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反应速度和应对强度，更加注重将各种社会时事热点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结合，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互结合，不断拓宽“互联网＋”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导致大学生行为上的“任性”
“互联网＋”在为当代大学生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青年大学生的精神世界。首先，“互联网＋”的开放性一方面有利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共享和交融，同时也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传播平台，从而给思想尚未完全成熟的高校大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各种“任性”行为。其次，“互联网＋”的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青年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容易引发自控力较弱的青年大学生在道德上的各种“任性”行为。最后，“互联网＋”时代是一个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许多青年大学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投入到创业浪潮中，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者最终都以失败收场。面对残酷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许多创业失败的大学生极容易产生心灰意冷、自暴自弃的颓废心理，从而引发心理上的各种“任性”行为。
（二）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一方面，伴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不断普及，“互联网＋”为青年大学生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快捷的服务和多彩的娱乐，如引人入胜的网络小说、荡气回肠的网络游戏、方便快捷的购物体验等等。然而，由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教学方法落后，难以有效满足青年大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甚至还会使部分青年大学生产生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使得原本就不受青年大学生青睐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加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大学生虚拟化生活趋势不断加深，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办理各种服务、交友和购物，使得青年大学生开展面对面沟通的机会不断减少，使得师生之间原本“面对面”的情感交流逐渐被“键对键”的虚拟交流所替代，进一步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三）教师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
在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由于受到教学时间、教育资源的限制，使得教师成为知识传授的主要来源，高校思政教育者在大学生心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而“互联网＋”促使开放性的全球知识库不断加速形成，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得到不断的充实和丰富，也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打破时空限制，从封闭走向开放，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教育者的权威性受到冲击。与此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对于任何人包括高校思政教育者而言都是陌生的。由于高校思政教育者本身很少涉猎各种先进“互联网＋”技术，使得他们如何在海量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教学资源，如何通过“互联网＋”平台和大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丰富教学方法，已经成为制约其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
（四）新思维要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首先，“互联网＋”本质上而言是知识社会创新2．0时代互联网发展的新形态，其给当今社会带来的不只是简单的改进或者升级，而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创新。“互联网＋”这一国家新战略的顺利实现，需要更多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支持，而大学生群体不仅最具创新创业潜力，而且也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更具创新创业精神的大学生优秀人才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其次，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海量的互联网信息资源，对大学生的辨别和筛选信息的能力提出全新的要求，如何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走进学生，教育和引导青年大学生合理利用“互联网＋”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增强的教育内容。最后，“互联网＋”在为教育者提供了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使其产生依赖性，实现互联网教育与课堂教育联动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研究课题。
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
（一）形成强大合力，构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调机制
创新“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具备良好的顶层设计和科学的长远谋划，必须明确思想、统一认识，建立健全“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调机制。第一，必须尽快建立协调组织机构，负责协调学校“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立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个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的领导管理体制，负责协调全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制度保障、人员配置、技术指导以及经费支持等方面不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聚合，更好的发挥“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第二，应该协调教育内容，更好的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首先，“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互联网＋”教育阵地。其次，必须合理协调心理健康、法律法规、道德观念等教育内容，引导青年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互联网道德情操，增强对不良网络信息的辨别和抵制能力。最后，不断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鲜活化、生活化、现代化，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呆板形象，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吸引力，以积极健康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动占领“互联网＋”教育新阵地。
（二）主动占领平台，构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机制
“互联网＋”背景下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工作，不仅仅是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高校和谐稳定发展的内在需求。首先，应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建设，强化“互联网＋”教育引导。必须从大学生心理特点出发，建设具有鲜明主题、对青年大学生有吸引力的思想政治德育教育主题网站，主动占领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网络不良文化，大力宣传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宣传科学真理，切实发挥“互联网＋”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其次，加强“互联网＋”大学生社团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大学生自律意识。高校应该鼓励大学生建立网络自律会以及各类学生网络社团组织，引导青年大学生的网络自律意识，在“互联网＋”背景下做到“文明建网、文明上网、文明用网”。再次，应重视并加强“互联网＋”交流平台建设，强化思政工作者的教育引导作用。高校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应积极打造鲜活生动的“互联网＋”交流学习平台，充分利用博客、微博、微信等“互联网＋”阵地，开展点对点的网络教育引导，帮助大学生释疑解惑，从而使“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最后，高校还应加强校园“互联网＋”文化建设，增强校园文化育人效果。应建设积极向上的高校校园文化，将校园文化和“互联网＋”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两种文化的互补作用，提高其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
（三）以预防为抓手，构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监管机制
“互联网＋”作为青年大学生学习交流讨论的重要平台，校园网络舆情可以反映大学生群体思想动态及真实想法，积极向上的校园网络舆情可以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环境。加强对校园网络舆情的监督和管理，可以及时疏导大学生的不良思想动态，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而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应不断完善“互联网＋”信息管理机制。在认真学习贯彻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校园网管理规章制度。同时，还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开设《网络伦理学》、《国家网络安全》、《大学生网络法治教育》等课程，全面系统的对青年大学生开展网络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网络素养。其次，应该建立“互联网＋”信息监管机制。对“互联网＋”信息进行严格筛选和及时净化，从信息传播源头上防止各种不良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的传播，为青年大学生营造出良好的“互联网＋”环境。最后，应建立健全“互联网＋”信息预警机制。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潜在的大数据优势，探索建立学校各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协调联动预警中心，通过调查、收集、鉴别和分析相关的网络数据，及时掌握大学生的网上思想状态，及早研判各种潜在隐患，进而制定出有效的预警方案和应对措施，提前开展针对性的思想干预和行为预防，努力将各种问题和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以教育为主线，构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机制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高校各级党组织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切实加强对“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领导和科学规划，从而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二是加强队伍建设，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人才保障。高校应统筹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爱岗敬业、综合素质高且结构合理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三是创新课程形式，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优质的教育课程保障。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仍然应该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地位，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信息化水平。另一方面，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战场，积极创建“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从而实现线上自主学习和线下双线课堂教学的有效对接，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o2o模式，有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率。四是整合社会资源，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教育资源。“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跨界融合的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顺应时展潮流，充分挖掘、整合和优化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五）完善教学评价，构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
对“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进行客观而准确的评估不仅可以有效监测受教育者对“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程度、理解水平以及应用效果，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目标存在的不足。因此，建立科学有效的“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制定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学校应该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公正合理且便于操作的教学评估指标体系，从而对本校开展“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成绩及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针对不同教育主体和受众客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应设立一个阶梯性的教学评价标准，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而应实现量化的科学性。二是组建评估专家队伍，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学校应该重视并建立学校分管领导牵头、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校内外评估专家相结合的“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专家队伍，以保证教学评估工作的科学性。三是重视运用评估结果，发挥激励促进作用。学校应该重视并合理运用“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结果，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奖惩，并在根据相关评估结果所暴露出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严格落实整改措施，使得“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实现长期开展、健康发展。国家“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并将其上升成为国家战略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顺应社会发展潮流，通过制度创新、理念创新、内容创新、课程创新、方法创新和评估创新，让大学生认可、理解和接受“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为党和国家事业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合格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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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雪．依托“互联网＋”构建高效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J］．新课程研究，2015，（6）
［3］曾长秋．以“互联网＋”促进学校德育变革［J］．中国德育，2015，（15）
［4］张永汀．校园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创新［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1，（5）
［5］刘莉萍．“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研究［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6，（2）
［6］杨大刚．高校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引领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15，（3）
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网络；民主政治进程；社会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期求日益迫切，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政治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内容。互联网在1994年4月20日登陆中国的十余年来，在中国得到了爆炸式的大发展，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中国社会正加速进入网络时代
1994年4月20日，互联网正式登陆中国。十三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并将中国社会进一步引入网络时代。
（一）互联网用户数目迅猛增长
根据CNNIC最新的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06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人数达到12300万，比1997年增长了近200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用户第二大市场，如果保持预期的增长速度（32％），那么，五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互联网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家。互联网不再是科研人员和某一类人员的专利和特权，而已经为各行各业各类人群所使用。
（二）互联网应用日益广泛，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目前我国宽带用户已经超过6800万，与之相应网速不断提高，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不再局限于某一种功能，而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从最初简单的电子邮件、网页浏览和软件下载，发展到网上新闻时政、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网上购物、实时金融、远程教育、视频点播、异地办公、电视电话会议、远程医疗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应用，而且市场前景广阔。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互联网不仅是一种通信工具和信息获取方式，更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信息社会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据统计，全球互联网正以每年10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未来信息社会的端倪。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加速进入网络时代的前提下，互联网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性课题，在未来20年内，互联网将更加深入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是现实的，又是深远的，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
二、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影响
必须认识到，互联网产生巨大影响的真正原因，在于它的广泛运用。其基本特性包括互动性、开放性、虚拟性、无时空限制、平等性、多媒体结合、数字化、全球化等,社会对互联网的认可和人们的广泛使用是它产生威力和影响的源泉。影响是双向的，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反过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也作用于互联网，影响着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网络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同时，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形成挑战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造成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结构问题，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潜水艇夹三明治”，也就是国家上层和下层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有利的政令无法遍施于民，而民生疾苦又难以为上层所知晓。历史发展到今天，政府和民众之间已经有了一个有效的沟通管道，那就是互联网，通过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互联网把政府决策层和社会公众联系在一起。普通公民获得了最广泛的信息知情权，对政府决策和社会事件直接发表意见，政府的决策意向也通过网络让公众进行讨论和选择，而民情民意能够更好地为政府高层所了解，为政府实践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现代化和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标。西方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方面一直走在前面。首先它在促进信息的同时，大量用于商业目的；其次，大量利用互联网为政治服务，如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用它为选举服务。尤其是美国利用网络技术干涉别国内政，传播西方价值理念等。而我国政府在利用互联网方面则相对滞后，但网民利用其参与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积极性甚高。“孙大武事件”、“刘涌案”、“奔驰碾人案”、“最牛钉子户拆迁案”等热点事件发生后，网民均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为政府及时了解民意民愿，采取符合民众呼声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渠道，从而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在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同时，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执政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指导思想和制度也形成挑战。尤其是西方敌对势力、国内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利用互联网平台有的是无中生有的恶意制造事端，攻击党和政府；有的是利用一些个别事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攻击却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欺骗性。如敌对势力和“”组织、极端宗教组织把互联网作为渗透、煽动和破坏的重要工具，利用设在境外的服务器和网站、BBS电子公告板、电子邮件群发、新闻跟帖等各种方式直接攻击党的领导、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以民间舆论监督为名，否定党的领导，攻击我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从社会稳定来说，互联网给予人类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空间，使它更容易成为泛自由和无政府主义的温床，特别是利用各种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来煽动社会不满情绪，甚至教唆搞恐怖活动，破坏社会稳定。
（二）网络加速了电子政务在中国的发展，又对现行管理体制形成冲击
电子政务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将其作为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电子政务主要有两大模式：一是政府网站；二是网上办公。公众可以通过登陆官方网站及时了解政策法规等相关信息，而且网上办公业务提供了网上审批和纳税等一系列服务功能，大大提高了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提高了政府机构运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降低了管理成本，并使政府管理模式向服务型转变。根据赛迪顾问统计，2006年我国电子政务投资总额538亿元，全年电子政务的市场规模达到680亿元左右。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提出要用3-5年的时间初步建立以“三网一库”（即政府机关内部办公网、中央和地方政府及部门的办公业务资源网、政府公众信息网、政府系统共建共享的信息资料库）为基本架构的政府系统信息化框架。下一步电子政务的发展将使政府管理走向开放式和交互式。电子政务的开放性还将大大减少腐败现象的滋生，有效堵塞管理漏洞，进一步密切政府和公众的关系；而更多的公众参与则有利于政府在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下，推动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
网络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知情权，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使政府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但另一方面它对现行的社会结构和执政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发展对我国社会各方面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法规、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的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正如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所说：“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也就是说网络总是在水平方向上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互联网本身的这种结构特性将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现实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结构，并使两者相互影响、逐渐趋于一致，导致社会结构也逐渐扁平化，也销蚀着集权制纵向的权力结构，促进现实政治的进一步分权化：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非政府组织分权、高层向低层分权。在网络时代，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正在激烈地和国家竞争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不仅国际组织，甚至个人都有挑战国家权威的可能。
三、对策性建议
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互联网的挑战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能否抓住发展的机遇，应对它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这种全球性的科技成果挑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尤其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更是现实的挑战。继续沿用传统管理媒体的思路和方法，在体制和机制不作大的变革的情况下，就无法适应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一）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探索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我党八十多年革命和建设实践已经摸索出一整套对思想文化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管理方式，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要继续坚持的，但也有很多不能适应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在观念上、方式方法上做大的改革，要以宽容、平和的心态对待网上各类信息，要研究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关系和怎样使读者接受所提供的信息。大家都知道网上信息的虚假成分很大，但很多人还是愿意接受网上信息，这种现象值得深思。要由灌输式向引导式方向转变。在管理体制的设置上，彻底打破按现有部门划分职责权限的传统做法，要按照网络发展的自身规律设置管理机构和队伍。
（二）制定全面系统的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国家就已经制定了“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互联网发展十六字方针，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在互联网进一步普及、影响日益扩大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制定全面系统的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已经十分迫切。1998年美国就通过了《下一代互联网研究法案》以保证对互联网研究领域的支持和拨款，从而保持了美国的领先地位。我们要在充分认识和准确分析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影响的基础上，着眼于互联网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我国的大国优势、规模优势和后发优势，将互联网发展战略与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制定和完善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明确鼓励、引导、禁止的主体和行为。合理引导舆论导向，控制互联网参与民主政治的程度。在自由的网络空间中，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和规范，就很容易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将造成政府宏观失控，引发社会矛盾，影响国家的稳定。一方面通过立法打击破坏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合理引导互联网上舆论导向来控制互联网对民主政治进程的负面影响。主流媒体和官方网站要积极介入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和分析，及时准确权威信息，避免各种谣言满天飞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1、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南出版社，1997.
2、省略/cgi-bin/bbs/club/v.aspx?j=0&id=3250693.
3、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M].上海三联书店，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