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社会治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1篇
（叶康远）
目前,龙湾中心区域已开放存量WIFI接入点已达600个以上，覆盖政务工作区域、商务服务区域、公园、学校、医院，这些WIFI接入点将免费向市民提供无线接入。
据了解，今年以来，龙湾区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抓手推进信息化战略发展，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城市化融合应用，加大信息技术在社区服务、交通出行、健康环保社会民生领域的集成应用，重点推进和深化免费WIFI全覆盖、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环保等重点应用工程,全面提升城区民生公共服务能力，使智慧城市成为新常态下城市建设转型的“新模式”。
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2篇
一、变社会管理为社会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专业的公共管理领域里，变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是近几年的事，体现出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能和角色的变化。与以往的管理理念不同,社会治理集中地把政府的职能重点转移到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的社会角色在公共服务中的合作性关系，表现出将社会的管理权从政府集中走向归属于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一重大的职能转变中，互联网在当今和日后的以社会治理为重点的公共服务活动中已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对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重所具有的愈加重要的地位，如何将移动互联网的多功能与迅捷性与社会公共服务日常工作相结合，考验着政府和相关领域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创造力。因为，移动互联网在信息传播和日常通讯中的颠覆性技术革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使信息传输、获取信息的时间和地域更加碎片化、灵活化，互联网终端在操作和获取上更加智能化、互联网技术应用平台更加集成化。这些新特征都使得百姓的工作和生活、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和政府的，需要应对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在改变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日益重要而产生的新沟通手段和新的信息平台等变化。有效地运用互联网微信客户端，信息并与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进行沟通，对百姓的需求进行有效的倾听，制定出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产品。
二、未来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公共服务治理的发展趋势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示精神,“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以计算机技术作为主要推动力量的互联网先进技术水平的支持和应用,把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与政府的制定社会公共服务的各个环节进行支持和融合,在民声沟通，信息和政策服务对接等各个方面进行有效的改进和升级，提升公共服务的技术基础和管理水平,真正以互联网+公共服务的模式推动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未来趋势，,更好地推动和开展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社会公共服务模式进行考察和经验借鉴来看，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与现代城市社会的方便和发达，安全和稳定密不可分。对此，政府为公务人员应早日培养和完善基于计算机技术领域的互联网思维,改善以往自上而下的政务应对与处理模式，变社会公共服务管理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以往社会公共服务那种基于政府主导的单一的，缺乏信息技术手段作为辅助作用的非智能的，纸媒文件为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向政府与社会组织多元化，办公与社会沟通网络化、操作和管理模式智能化。目前，我国正处在互联网发展的上升阶段，各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在深受互联网的影响和发展，在行业内产生运作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最突出的体现在物联网领域和大众传媒领域，网上商城逐渐超过和取代传统百货业，网络媒体和网剧取代电视节目的趋势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一次，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作出迅速的反应。利用互联网传播平台和数字管理系统，辅佐政府的日常公共服务，必将对现代政府管理产生深远影响。借助"互联网+"对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进行智慧化创新，不仅能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更可以更好地改善政府工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节省公共资源，更加有效地利用政府部门在税收领域获得的资金资源，从而有效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已经步入了千家万户，融入了大部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深刻的改变了社会资源的组织和分配方式，而“互联网+”这一概念的崛起，更是证明了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我国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是当今中国任何经济和社会领域改革都不可忽视的背景之一。因此，如何将互联网技术有效运用到社会公共服务中，对于节省公共开支，方便政府及社会组织的日常工作，增进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重要作用。日后，在互联网技术与公共服务管理系统进行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还要从技术研发和政府思路创新与百姓的关注和认可度上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开创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进行技术融合的新局面。
作者:赵红平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周民,吕品.“互联网+”政务外网——新时期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发展思路[J].电子政务.2015(08)
[2]张衠.“互联网+”背景下城市公共服务发展趋势及其风险初探[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5(07)
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3篇
1 引言
国内研究主要分析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社会影响。而新近的调查发现,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差距超过信息差距的总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而且还呈现出加剧的倾向。需要从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需求与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模式与特征,探讨治理差距的对策职称论文。
本文首先区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具体阐述我国城市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状况与成因,以促进就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明确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具体情境,提出分阶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三个层次
虽然已有文献尚未明确划分其过程的层次性,但可以从中发现,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获益能力差距三个层次。
2.1 第一层次接入差距
以欧盟的互联网调查和美国商务部的系列调查为代表,许多研究根据创新传播理论分析了互联网接入的发展过程。研究发现一国的不同社会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时刻、饱和率水平都有显著差异,可以用图1所示的分层模型来表述:
群体A属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国最先接入互联网的群体,该群体中的个体接入比例最高;群体C是信息贫弱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起始时刻最晚、群体中仅有较低比例接入互联网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层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能力包括基础性技能、结构性技能两个层面。基础性技能即对网上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取得的;结构性技能是使用互联网收集信息、加工数据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类软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础性技能之上,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培训与学习取得。参与网络游戏、浏览网页与设计图文、开展网上交易之间的技能差别是显著的。基础性技能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结构性技能持续变化。
2.3 第三层次获益能力差距
互联网使用能力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辅助下,形成获益能力,即运用互联网支持工作、改善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会中生存的一种战略性能力。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力、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获益能力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获益能力差距最难以缩减。由于掌握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条件下,图1中的群体C从互联网使用中获得的收益也低于群体A和B:
3 我国城市互联网领域的信息差距现状
3.1 我国互联网发展模式与信息传播特征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建立在政府推进和外来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务组织一用户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务体系。自2005年后,我国互联网快速普及,正处在快速扩张初期,开始向农村渗透。2009年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网民3.84亿,成为人口最多的网民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性变化,是产生了多样化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创新。除电脑之外,手机、游戏机、电视机等,都已具备网络接人能力,手机和电脑共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互联网随身化、便携化趋势日益明显。持续更新的互联网媒介,推动了我国信息传播向分众化、个人化方向发展。
3.2 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
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主要包括城市户籍的无业与失业人员、在业低收入人员等以及农民工两类。
3.2.1 城市互联网接入差距
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2008～2010三年中,我国总体互联网接入率在持续增加,网民城乡结构对比基本没有变化;而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率远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农民工的接入率明显低于城市户籍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联网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广州和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联网使用差距。以互联网发展全国领先的北京市为例,包括流动人口、郊区农民在内的各群体的信息化水平可分为高端、中端、低端三个层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9%、37.6%、53.4%。各群体之间在收入水平、电脑拥有率、互联网接入、上网时间长度、网络应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较大。高端群体网络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广泛使用电脑和网络,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30小时,网络应用水平高;中端群体电脑拥有率超过五成,网络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网时间13小时;低端群体电脑拥有率低,几乎不能上网、没有邮箱。占人口半数以上的低端群体包括城郊农民、下岗与无业人员、残疾人、家庭妇女以及农民工,传统媒体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虽然缺乏国家层面的量化数据,北京市的互联网应用结构作为一个参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数量以及该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互联网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联网获益差距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网络应用产生的价值很有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制度环境缺乏稳定性、组织机构快速变迁、个体流动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服务需求主要涉及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务等方面,而利用互联网提供上述服务,在我国仍处于初始阶段。第24次CNNIC互联网调查指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因回避社会现实而上网的倾向,超出主动的互联网应用,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企业管理人员等则与之相反;农民工与办公室职员在网上教育、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等应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联网调查发现,与我国整体网民相比,手机网民中农民工和城市无业、失业人员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机上网中使用率最高的应用是聊天,达到71.5%,信息贫弱群体从互联网应用中获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国城市互联网差距成因与治理
4.1 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个体层面,低教育程度、职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对互联网的有限认知是我国城市互联网接人与使用差距的四个主要成因,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产生互联网获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CNNIC历次调查发现,个人不上网的两个主要原因依次为:缺乏上网所需的技能、不具备上网条件。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从事低收入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几乎没有在岗位上获得信息技术培训,制约着该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我国市场化定价的互联网接入费用每户平均77元/月,网吧上网费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联网调查),网络接入价格占收入水平较高。城市户籍的信息贫弱群体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农民工,但是也难以支付市场化的信息技术培训和网络接入费用。信息贫弱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先赋性社会关系为主,链合关系短缺,导致其社会支持系统薄弱,难以通过使用网络获得利益。
在社会层面,农村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设施的难以获得性,是造成农民工、城郊农民这两个细分群体低接入率的两大外部主因。信息资源供给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获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贫弱群体对信息服务的类型和定价决策以及信息内容和传播形式没有实质性影响,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对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求的信息资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这一群体的就业、学习、生活事务。4.2 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政策视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质是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动,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与公共卫生、社区服务等,促进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数量庞大,与其他群体间存在较大的互联网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进程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缺乏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现存差距将会加速扩大,互联网差距会与既有的多种社会分化相互渗透,导致信息贫弱群体难以参与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的社会活动,加剧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劣势。
已有研究发现,仅采用技术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联网基础设施、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提供网络技能培训等技术性措施,不足以缩小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关政策设计开始转向社会性视角,在采用技术性政策措施的同时,从信息贫弱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障碍出发,通过社会政策,向这一群体赋权,使之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业政策与信息化政策等多个领域,需要提高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增加其社会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使这一群体获得更多利益。一个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公私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建立一个社会矫正机制,缩小我国城市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贫弱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1 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战略目标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信息化发展的社会基础还较为薄弱。本文认为,我国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目标应具有阶段性,以提高接入率为基础,设定近期和长期目标,见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对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可获得性。应加强城市公共网络端口建设,将学校、图书馆、社区学习中心等接入互联网,使信息贫弱群体能够接触网络。建议以民政部门的社区信息化建设、各地区的社区学习中心为依托,通过社区、居委会统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向各类信息贫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献电脑、免费或低收费网络服务;各地区应探索将城市公共网络资源向农民工开放的模式,改善他们对网络的获得。应融合网络与传统媒体,整合从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资源和服务,向信息贫弱群体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联网使用技能与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化培训存在多方投入、多头管理、缺乏整体规划等问题,应鼓励信息技术培训机构、用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开展就业支持计划(例如国务院扶贫办的雨露计划)的政府部门进行合作,结合就业需求(无论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业)设计教学内容,使信息贫弱群体通过培训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强这一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的灵活性。
5.2.2 长期的治理措施
强化信息化的社会基础。应推进竞争政策和普遍服务政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根据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把握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为本土产业技术创新形成包容性空间,继续推进信息无障碍标准,增强缩减信息差距的技术基础;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全民信息技术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际传递。
提高信息服务质量。采取措施促使各类信息服务主体承担社会责任,要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中文网络等媒体对信息内容加强自律管理,创建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要与认知能力的信息内容。重点是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提高公共信息服务的用户导向性,使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能够获得关键性的公共信息服务。
形成长效信息培训运行机制。信息技术培训需要进行平台建设,吸引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的长期投入,对培训项目进行科学的评估和改进。在实践中,一些跨国公司联合公益性、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社区学习中心,项目设计和管理的规范性高,重视培训师资和当地的骨干力量,产生了规模效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社区学习模式。
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4篇
互联网就像是一个巨型的无形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每个个体的特征、偏好得到更多的关注，资源的流动更加高效，社会达到的最优福利水平更高。
在成为国家级战略的第二年，“互联网+”首次加到了政府服务上。今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这被视为运用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技术重塑政府的重要部署。
我们常说互联网的重要特征是去中心化，本质上其精髓在于普惠与平等。互联网时代的政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民求官办事的旧有范式，而是通过互联网实现共享、共赢的新型范式。通过服务范式的转变，促成公共管理思维随之转变。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就是放权给市场和社会的历程。随着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和国内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国际国内因素都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要求。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就亮明简政放权决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等真切之语，传达坚持不懈推进职能转变、提高效能的努力。转变职能，即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互联网+”理念之一就是互联互通，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运行成本。诸如通过“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的商事制度改革，打通质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孤岛，缩短企业的准生周期。这项举措给社会整体节约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都是巨大的。又如公安部的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通过网页、手机APP、短信、语音电话等多种方式，提供10大类130余项在线服务，群众只需在手机上下载客户端就可以预约驾考、办牌办证，随时查询机动车年检、驾驶证审验、交通违法记分，一改以往办事难的顽疾，提供便捷化的政务服务。
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第5篇
继连续召开五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以及四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之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2012年下半年分别召开了首届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和首届中韩互联网圆桌会议。自此，在互联网领域展开的国际辩论落实了两个新维度：一个是跟中国发展程度相近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另一个是跟中国地缘、历史、文化相近的韩国。这种中国积极领导的双边和小多边互联网对话机制也从此具备了多样性、成熟化的特征。
诠释和界定国家身份
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多层次的互联网对话机制，并且在不同的对话机制中，更准确地诠释和界定了各方在本领域相异或相似的国家身份。虽然所有会议均强调各方在互联网领域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及要通过政府、业界和民间专业机构的内外合作去克服这些挑战，但是中美和中英的互联网对话强调各方的差异性，新兴国家和中韩的互联网对话强调各方的相似性。
例如，在第四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中方强调反对以“网络自由”为名，行“互联网强权”之实。在第五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中方强调“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避免“零和博弈”。在2012年举行的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上，中方则强调“努力扩大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同样，在中韩互联网圆桌会议上，中方强调“扩大亚洲国家互联网国际话语权”。
尤为醒目的是，在这些立场沟通中，我国对互联网的理解和立场在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上获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支持。诸如“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享有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文明成果，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得机遇”等方面的措辞，在国内可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共识，但是在新兴国家政府间多边对话中，却指明了各国在思考互联网问题上的共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新兴国家在互联网治理、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合作等方面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巩固了共同的立场。
突显互联网领域的成就
2012年进行的两场互联网圆桌会议，更加突显了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取得的成就。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根据议题和发言人所属部门来直观地设计议程，在各个论题的内部，安排中方和外方职责相近的发言人发言。以最近召开的中韩互联网圆桌会议为例，在“网络经济发展”议题下，韩国电信对应中国电信；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议题下，韩国放送通讯委员会对应中国工信部；在“打击网络犯罪”议题下，韩国法务部对应我国公安部；在“国际合作”议题下，韩国外交通商部对应我国外交部。这种机制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各个部门的跨国对接。在双边和小多边的对话中，通过对比来直接呈现中外差异，以稳定连续的方式同时实现了国别体和编年体式两种记叙方法的优势，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积攒了宝贵的动态数据。
即便是跟来自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上游国家对话，在中国和美英的对比中，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成就也毫不逊色。而在2012年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对比中，尤其突显了中国近些年来在互联网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以2011年数据观之，中国有5.13亿网民，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四国网民总数的三倍；中国有4亿社交网站用户，是其他四国总数的两倍；中国网络广告收入达到81亿美元，超过其他四国总数的四倍。由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更加相似，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对比要比中国和美英国家的对比更加客观。这表明，国内外舆论过多地关注互联网发展为中国带来的问题和挑战，而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则轻舟已过万重山，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深化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认识
各方对互联网这项基础设施的看法日益加深和拓展。跟古代的漕运、驿站等物流运输系统相似，邮递、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是当下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互联网却是上述所有基础设施的共享平台，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在近些年来关于互联网的对话中，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部门，乃至民间层面，均在不断地刷新对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认识。互联网作为一项核心基础设施，不仅维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跟国家的政治命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国都意识到，仅从GDP增长贡献率、电子商务交易等经济维度来理解互联网还远远不够，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平台的发展，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难点、热点问题已经跟这些新平台息息相关。
2011年开始蔓延的中东和北非骚乱被称为社交网站引领的革命，信息技术点燃和放大了人们对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高企等问题的不满。2011年8月，英国政府认定，社交网站和智能手机在伦敦大骚乱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12年8月，通过社交网站和手机散布的谣言在印度引发大规模恐慌事件，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逃离印度南部，暴露了社会阶层断裂、教派矛盾等深层社会问题，印度被迫限制社交网站的使用和群发短信的数量。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各界更完整地认识到虚拟和现实、网上和网下的联动关系，在跨国互联网治理的舆论中，有更多的声音要求加大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建立和执行的互联网对话机制中，除外交部、工信部、商业部、文化部等部门之外，还根据议题的不同而提升了公安部和应急部门的参与空间。
化解互联网治理的争议
近些年来，一连串重大事件使得互联网治理本身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外互联网对话机制成为各方、化解争议的重要平台。
在2003年和2005年分别于日内瓦和突尼斯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新兴国家质疑美国在互联网核心资源方面的垄断地位，跟美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分歧走向公开化，前者倾向于互联网治理的政府主导原则，要求改变现状，美国则主张市场主导原则，拒绝改变现状，但那时这些分歧尚没有受到学界、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