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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1999年8月国务院又批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建立华融、长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其目的在于:(1)处置银行边际不良资产,改善银行资产结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改变;(3)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国家对能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规定了5个基本的条件:①产品适销对路,质量符合要求,有市场竞争力;②工艺设备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生产符合环保要求;③企业管理水平高,债权债务清楚,财务行为规范;④领导班子强;⑤改革方案措施有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由于满足5个条件的企业很多,又规定了更具体的3个条件:①“七五”至“九五”期间,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建成投产,因缺乏资本金和汇率变动因素,负债率过高导致亏损,难以归还贷款本息;②国家确定的512户重点企业中因改建扩建导致资产负债率过重,造成亏损;③1995年以前年度借用商业银行贷款形成不良债务的企业。
债转股对企业的收益最大,反应也最强烈。不少企业简单地认为债转股实质上就是减免债务,把它当作国有企业最后的晚餐。有关债转股的文件下发以后,企业纷纷跑向有关部门游说,不惜一切手段争取把自己列为债转股企业。这些现象反映了我国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
一、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各种融资成本中,股本融资成本是最高的,债务成本是最低的。其原因有:第一,债务成本税前支付,企业实际支出债务成本为:贷款利率(1-所得税率)。第二,对投资者来说,债务资金投资的风险小于股本资金,债权人要求的投资报酬率低于股东要求的投资报酬率。第三,债务奖金的筹集费用小于股本资金。
有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仅有20%,净资产收益率连续3年小于6%,已失去配股资格。按市场规律办事,企业需要优化资本结构,再筹资必须加大负债资金的比重。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企业也争取到了债转股的指标,减免了大部分债务,股本资金比重进一步加大,资产负债率几乎为零。很多企业长期以来资产收益率始终低于债务资金成本,是造成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完全由于资产负债率过高造成。据统计,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1980年只有18.7%;1990年上升到58.4%;1995年已过77.5%。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表明:平均来讲,日本公司资产负债率85%,德国公司是63%。按国际惯例,资产负债率的警戒线是60%~70%,超过次警戒线,企业将面临市场的多变性而承担极大的风险。
从理论上讲,当企业资金利润率高于债务资金成本时,应保持高的资产负债率;当企业资金利润率低于债务资金成本时,就保持低的资产负债率。由于市场风险及企业经营风险,企业的经营业绩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在宏观经济萧条时期,或企业成长周期的低谷期,企业资金利润率低于债务资金成本,这是较低的资产负债对企业有利。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会有以下3种情况:第一,企业息税前利润大于债务利息,企业利润大于零,股东权益资金虽然有收益,但股东权益资金收益的一部分补偿了债务利息,资产负债率越高,补偿越大。第二,当企业息税前利润等于债务利息时,意味着全部资金收益都补偿了债务利息,股东权益资金收益为零。第三,企业息税前利润小于债务利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企业出现亏损。从亏损的原因分析,主要是企业资金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两个因素造成。在宏观经济繁荣时期,或企业成长周期的高峰期,企业资金利润率高于债务资金成本,资产负债率越高,股东权益资金收益增长越快。
二、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缺乏资金使用效率的约束机制
企业不愿运用财务杠杆,增大资本金的投资收益率,与我国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及上市公司资金使用的约束机制有关。与股本资金相比,债务资金成本支付的约束是刚性的,股本资金成本的支付缺乏约束机制。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情况可以通过统计数据说明。1994年,40%上市公司给股东发放现金股利,7%的上市公司不分配;1995年~1996年,30%发放现金股利,30%的上市公司不分配;1997年~1998年,23%的上市公司给股东发放现金股利,56%的上市公司不分配。不分配的公司越来越多,超过了半数。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不分配的动机是资金积累用于再投资。被有些公司的管理层处理为免费使用的资金,股本资金成本为零。则没有企业愿意冒着财务风险使用债务资金。
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在企业经济运行中违背资本结构的经济规律,片面追求高股本资金结构,正面看可以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负面看却增加了资金的使用成本。反映出我国企业缺乏资金使用的约束机制。其主要原因是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最具现代企业性的公司是上市公司。公司的治理结构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组成。由于中国国情,很多上市公司的主要大股东是原国有企业主管部门及上市剥离出去的原国有企业,这些大股东的股票是不能上市的,同时这些股权也不属于个人,属于国家所有。绝大多数能流通的国有法人股及法人股控股的上市公司感受不到股东的压力。依然由政府任命的公司经理们努力经营的意识不强,相当一部分经营者追求高收入、高在职消费,同时又以未摆脱政府干预为理由推托责任。大股东只关心股票上市及配股时的股票价格表现。一旦将流通股股民的资金圈到手,大股东不再关心如何实施科学的管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将股东的财富增值最大化。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滑坡严重,股份制改造并未带来国有企业经营素质的整体改善,国有企业原有弊病仍然存在。1994年以前的上市公司1994年底净资产收益率为14.6%,到1997年仅为4.85%;1995年上市的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9.22%,到1997年下降到12.49%;1996年上市的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为21.99%,到1997年下降到11.99%。
另外,上市公司经理实际控制着上市公司的经济资源。理论上,公司股权转让、重大投资、股利分配、资金筹集要有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实际操作中,经理可以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操纵股东的表决。更有伪造股东大会决议者。由此可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表面上已采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制公司的治理结构,但实质上是对国有企业改造基础上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虽然已向前大大迈进一步,但仍具有旧经济体制的痕迹。
三、金融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
1.银行经营没有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在一个产权明晰、法制健全和金融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里,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约束是很硬的。借债人要承担按期还本付息的经济责任和违规拖欠或赖帐的法律后果。在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由计委、经委、主管部门、国资局和财政多个系统及多个部门代表。这些系统及部门只是所有者的代表,并不承担所有者的责任和风险。借债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替所有者借债,替所有者花钱。银行面对的是地位比自己高的政府各系统及各部门。经营者若不按时还本付息,银行无法向上述部门和系统讨回贷款。另外国有企业目前依法破产很难,即使依法破产,按我国法律,其剩余资产要安置职工,最后银行的清偿率一般不到10%。银行大量不良债务的形成无不与这种局面有关。
【关键词】 CEO; 财务专业背景; 财务政策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1-0100-04
引 言
随着行为公司金融学和高阶理论的发展,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对公司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放开传统理论中理性人的假设,现有文献研究认为管理者个人的人类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等因素会影响到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由此会影响到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在高层管理团队中,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作为整个公司经营的最重要决策人物,其个人特征对公司决策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而在所有的个人特征中,专业背景会更深入地影响到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和管理偏好,进而影响到其所作出的决策。在公司财务研究中,财务专业背景更与财务政策相关,因此CEO的财务专业背景与公司财务政策之间的关系很值得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为公司金融作为新兴理论,放开传统理论中理性人的假设,对公司经营决策各参与方的心理和行为对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行为公司金融在研究管理者的非理性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时,由于其心理学指标难以观测,因此数据比较模糊,影响了研究效果。Hambrick & Mason (1984)提出了高阶理论,认为管理层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一系列人类学特征与其认知水平、心理情绪等密切相关,可以通过这些便于观测的人类学特征来分析其管理能力。高阶理论的提出,为行为公司金融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可行的研究路径,关于管理者个人特征对公司经营所产生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这些文献中,相当多的研究集中于管理层个人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Adams,Almeida & Ferreira,2005;Graham,Harvey & Puri,2013)。研究发现,管理者的年龄、在职年限、性别、教育背景、管理层规模等背景特征与公司治理和绩效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另有部分研究针对管理层特征与公司的财务政策。Bertrand & Schoar (2003)发现,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带来不同的管理风格,并且带来不同的公司融资和投资等财务决策。Malmendier & Tate(2005)的研究分析了公司管理人员的个人特征,指出不同特征的管理员可能具有不同的过度乐观倾向,以此会影响到公司的投资政策。■ & Metzger(2014)研究了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指出不同专业背景的CEO会影响到公司决策。已有研究中,大多数研究指标集中于学历、年龄、性别等人类学特征或者个性特点。Malmendier & Tate(2005)研究了教育背景的影响,Kaplan,Klebanov & Sorensen(2012)研究了个人人类学特征,Graham,Harvey & Puri(2013),Malmendier,Tate(2005)研究了性格特点。很少研究关于CEO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仅有■ & Metzger(2013),■ & Metzger(2014)对CEO的专业背景进行了研究。
(二)国内文献
国内关于管理层个人特征与公司经营的研究,多数是针对管理者个人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余国新等,2010;林勇、周妍巧,2011;梁栋桢,2012)。这些文献从管理者个人以及管理团队的特征出发,研究了管理者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对管理者个人特征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进行研究。姜付秀等(2009)发现管理层的教育水平、管理层平均年龄与过度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董事长个人的学历、年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对过度投资也有影响。柳雅君(2012)研究了管理防御视角下的CEO背景特征与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发现CEO的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CEO任期对现金股利政策有一定的影响。黄国良等(2013)发现CEO任期越长,职业经历越复杂,越倾向于高现金持有,高学历和具有管理学科专业背景CEO倾向于低现金持有。刘钊(2014)发现CEO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任期越短,并且为男性时,企业较少采用负债融资。国内文献在对管理层个人特征进行研究时,大部分研究指标都是关于管理层年龄、学历和性别,少部分研究涉及到管理者个人背景和专业背景(姜付秀等,2009;柳雅君,2012;刘钊,2014)。
参考上述文献,本文将对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高阶理论,管理者的专业背景对个人的专业知识和思维模式有重要影响,会影响到管理者所作的决策。本文针对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政策进行研究,资本结构、投资结构、股利分配和现金管理被认为是公司财务政策的总体反映,本文对这几方面的政策进行分析。
1.资本结构指的是公司各项资本的来源及其比例关系,是公司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结果,也反映了公司的财务杠杆水平以及财务风险程度。结合参考文献,笔者认为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CEO资本运作能力比较强,能够承担较高一些的财务风险,因此会采取相对灵活激进的财务政策,会利用更多的负债。据此提出假设1: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会有更高的资产负债率。
2.在投资结构方面,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CEO可能会更倾向于在资本市场运作,通过对其他公司的控股来扩大公司规模,而不是通过公司内部的生产经营。因此在投资的时候会更加注重长期股权投资。据此提出假设2: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会有更多的对外股权投资而不是对内实务投资。
3.在利润分配方面,具有财务背景的CEO会更偏好资本运作,因此会更加倾向于将资金控制在公司而不是分配利润。据此提出假设3: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会分配更少的股利。
4.在现金管理方面,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CEO可能会更擅长于有效管理公司的现金,会更倾向于将多余的闲置资金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形式获取收益。据此提出假设4: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更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要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包括资本结构、股利支付率、投资结构以及现金管理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比率。资本结构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具体是公司的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股利支付率用股利支付与当年净利润之比衡量。投资结构用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投资支出的现金与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两个指标的比率来衡量。现金管理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比率用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其与货币资金之和的比率。
2.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是CEO财务专业背景。该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当CEO的专业背景是财务专业时,取1,否则为0。本文所确定的财务专业背景包括教育背景是财经专业,或者从事过财务、金融等专业的职位,比如财务总监等。为了确保CEO在公司管理决策中的核心地位,本文在选择的时候要求研究对象同时兼任CEO与董事长两个职位,这样可以充分保证CEO在决策团队中的核心地位,能够对决策有重要的影响。另外,考虑到任期达到一定时间之后才会有显著影响,本文选用了在同一公司连任5年以上的CEO进入样本数据。
3.控制变量:很多因素对公司的财务政策都有影响,本文在分析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控制。CEO的个人特征方面有CEO年龄、CEO性别和CEO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财务指标中资产负债率、现金流量、资产规模等对公司财务政策会有影响,也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资产负债率在本文作为一个被解释变量,但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财务政策也有影响。因此在对股利支付、对外投资和现金管理进行分析时,资产负债率也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各个变量的定义和具体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本研究设立模型(1)如下,用于检验假设1:
Leveragei,t=αExperti,t+β1Agei,t+β2Genderi,t+β3Educationi,t+β4Cashflowi,t+β5Asseti,t+β6ROAi,t+εi,t
模型(2),用于检验假设2:
Investi,t=αExperti,t+β1Agei,t+β2Genderi,t+β3Educationi,t+β4Leveragei,t+β5Cashflowi,t+β6Asseti,t+β7ROAi,t
+εi,t
模型(3),用于检验假设3:
Dividendi,t=αExperti,t+β1Agei,t+β2Genderi,t+β3Educationi,t+β4Leveragei,t+β5Cashflowi,t+β6Asseti,t+β7ROAi,t
+εi,t
模型(4),用于检验假设4:
Seci,t=αExperti,t+β1Agei,t+β2Genderi,t+β3Educationi,t+β4Leveragei,t+β5Cashflowi,t+β6Asseti,t+β7ROAi,t
+εi,t
各模型中变量的解释如表1所示。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3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之所以选取制造业公司,是因为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企业对资金需求较大并且更重视资金的运用。本文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在对数据处理时排除了ST、PT企业;排除了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排除了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最后以1%的水平剔除异常值。根据本文要求的CEO任职年限的约束,最终获得了435家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数据处理采用Stata12.0软件。
(二)描述性统计
1.CEO个人特征变量。根据变量设定和数据要求,本文数据最终包含435名CEO。所有CEO中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45人,非财务专业背景的390人。CEO的年龄、学历和性别变量的描述如表2所示。本文没有发现CEO的年龄、学历、性别与专业背景之间有相互关系。
2.公司财务数据变量。对公司财务数据变量的描述分析中发现,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收益率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显著低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与货币资金比率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对外投资比率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而公司经营现金流量和公司规模在两类公司中没有显著区别。具体如表3所示。
(三)回归结果
表4显示了模型的检验结果。第(1)列给出了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影响。财务专业背景的系数是0.067,p值为0.006,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显示出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要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这与本文的假设1相符。第(2)列显示了公司对外投资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CEO财务专业背景的系数是0.801,p值为0.015,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更多地对外投资而不是对内投资,通过资本运作而不是实际生产经营来扩大公司规模,这与假设2相符。第(3)列是对公司股利支付率进行的分析。这个回归结果显示财务专业背景的系数是-0.059,p值为0.032,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相比,分配更少的股利。这个结果与假设3相符。第(4)列显示了CEO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与货币资金比的影响。财务专业背景系数是0.005,p值为0.063,在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财务专业背景的CEO更擅长于资金运作,减少资金闲置,将资金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形式获得更多收益。这个结果与假设4相符。
四、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财务政策有一定影响。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要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2)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股利支付率要低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3)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对外投资要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4)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持有更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增加资金收益。财务专业背景提供了财务思维方式和理财方面的专长,因此这类CEO更注重资本运作,希望保留更多资金,更擅长通过对外投资来扩大公司的规模。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的财务以及经营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公司在聘用CEO的时候宜根据本公司的特点和发展方向选择合适的CEO,财务专业背景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作为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评价也宜考虑到CEO的专业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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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债转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律平衡
前 言
我国的国企改革已历经20年左右,从1980年进行的,以提高企业活力,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早期试点,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企业的普遍推行;1984年开始的企业股份制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探索,1999年实施债转股,都是为了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市场主体,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力。
随着国有企业体制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长期的企业所有者虚置、权责不明、粗放型经营等问题。国有企业改革20年来,占用了国家70%的信用贷款、80%的国内最好劳动力,目前却只能提供占GDP的30%的产出。(蒋思平,论债转股的风险与防范,《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04)从资产负债率上来看,1980年为18.7%,1993年为67.5%,1994年为70%,其中流动性资产负债率高达95.6%。(李克明 李金华,债转股的法律障碍分析,《安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1)即便是我国1994年确定的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资产负债率也从1980年的30%升到1985年的40%直到1990年的60%,到1994年则高达75%以上。(刘存绪,国有企业债转股的风险及风险防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09)过高的负债使国有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进而影响整个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改革目标的实现,也给国家财政负担带来潜在危机,危及整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企业的高负债、低效益使得银行债权难以实现,加上银行本身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形成高额的不良资产,据有关资料统计,1996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比例为20%—25%,若按25%计算,高达12000亿元。而同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所有者权益与呆帐准备金合计仅仅3200亿元。(徐兆宏,债转股的法律问题,《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10)和国际通行银行呆账安全标准(6%—7%)相比,已经严重超过警戒线。虽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国金融系统幸免,但不能否认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状况不断恶化,信用体制下滑,银行的风险防范措施不力,不良信贷资产还在不断累加。这种状况使国有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对存款人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都形成负面影响。
2000年,中国成为WTO种的成员国,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开放。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经营状况和管理制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不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难以应付挑战,抢占机遇,而且面临严重的金融、财政、经济等各方面的威胁,综合国力的提高、民族的富强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本文欲从债转股实施中,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以下简称AMC)四者之间权利义务分配是否平衡的法律角度出发,分析债转股过程中各种法律风险、法律障碍等问题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原因。并根据分析结论,建议更为合理、有效、平衡、稳定的收益与风险、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法律平衡机制。希望对债转股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有所贡献。
第一章 债转股的实施现状
第一节 债转股的特定含义、目的及程序
债转股的本意是债权人将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依法转变为对债务人的股权投资行为。显然,这与我国目前实施的债转股的意义相去甚远。首先,我国的“债转股”不是债权到股权的直接转变,而把债权转让给第三人——AMC,再由AMC把所获债权转变为对债务人的股权。其次,我国的债转股有特定的范围,债务人只限于部分国有企业,债权只限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再次,我国债转股有特定的历史使命(即债转股的目的)和阶段性(完成不良资产的盘活即结束)。所以我国的“债转股”有特定的含义:“为解决国有企业债务过高,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过多,通过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由国家组建AMC,依法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不良债权,将其转化为企业股权的一种改革手段。是狭义上的间接性的政策性债转股。”(安 丽, “债转股”的法律思考,《江汉论坛》,2002.10)
从现实问题分析,债转股主要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减轻国有企业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二是剥离并通过多种手段盘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提高银行的金融质量和信誉,防范金融风险。(张国红,债转股的风险于对策,《政法学刊》,2002.09)并借此解决政府财政吃紧的状况,从整体上促进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债转股的实施过程大致如下:第一,由国家出资建立AMC,并确定其运转机制;第二,由国家经贸委等推荐债转股企业名单并由AMC审核确认;第三,银行将转股企业的指定债权转让为AMC,第四,AMC将所持债权转化为企业股权对非股份制企业进行股份化改制;(蒋大兴,论债转股的法律困惑及其立法政策,《法学》2000.07)第五,AMC通过股权分红或者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股权变现,实现不良资产的盘活。通过这样的程序,在完成国家确定的债转股目的后退出市场。
(一)上市银行股权构成有很大的差异 从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国家股和法人股比例之和显著的高于其他的商业银行,以工商银行为例,国有控股和法人控股之和高达95.7%。国有银行中,除去交通银行以外,其他三家的国家股比例都在50%以上。 七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的股权构成差别也很大,只有兴业银行的国有控股为20.4%,其他六家的国家股比例接近于零。从法人股的角度,中信银行的法人控股占比66.18%,华夏银行法人控股达24.18%,其他几家法人股比例都在10%以下。 再看三家城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相对来说,它们之间的股权构成差异不是很大,国家股比例均在10%至20%之间,法人控股也都在20%以上。法人股的持股比例明显高于国家股持股比例。
(二)上市银行股权集中程度不一 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权都是高度集中的,除了交通银行以外,其它三大行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都在95%以上,其中以中国银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97.3%。同时,股东的力量悬殊很大。 在七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中信银行的股权集中度是最高的,前五大股东持股达93.18%,前十大股东持股为94.23%。其它六家的股权集中度相差不大。同样,三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程度也没有很大差异,说明股东之间的力量还是比较平衡的。 总之,四大国有银行以及中信银行的股权集中程度明显的高于其他商业银行,属于股权高度集中,其他的银行则属于股权相对集中。
(三)上市银行债权结构分析 银行业是典型的经营负债的行业,债务资本是经营资本中最大的来源,一般的商业银行负债规模都很庞大。各家银行的存款占比都在70%至90%之间。以兴业银行为最低,约70.79%的负债来自于客户存款,而北京银行为最高,90.13%的负债来源于存款。 对商业银行负债进行考察,分析创新型负债的发展情况。以卖出回购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负债各自所占负债的比例为主要依据。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是用于核算银行按回购协议卖出票据、证券、贷款等金融资产所融入的资金;衍生金融负债是由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而产生的负债。这两者是银行创新型负债的典型。很明显,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创新型负债业务发展的并不够充分。除了华夏银行和南京银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占负债比率达到了13%,其他各家银行的两项创新型负债比例之和基本不超过5%。
二、上市银行资本结构优化建议
(一)优化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 具体为:
(1)适度的集中股权。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呈负相关,但是和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都是正相关。即如果股权高度集中于某一个法人或者是由国家集中控股,经营效率是不高的,绝对控股不可行。但是也不可以因此而过分分散股权。事实上,如果以股权集中度为横坐标,经营绩效为纵坐标,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条抛物线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股权不断集中,经营的效率也不断提高,但是这种提高的速率是越来越缓慢的。知道股权集中程度到达某一个特殊的程度时,经营绩效也相应的达到了最高点。随着股权进一步集中,绩效呈现出来的趋势不升反降。从理论上说,存在有一个使得公司可以最大化其价值的最优股权集中程度。当然这个最优点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并实现。但是这对我国上市银行股权构成的选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商业银行是整个金融系统当中非常核心的部分之一,从目前的国情来看,必须要将其股权控制住,因此要采取股权相对集中的模式,这样既可以享受股权集中带来的资源分配效率提高的好处,又可以使得内部的股东相互制衡、相互约束,从而迫使银行的管理者做出有利于所有股东的经营决策。具体的实施方法来看,应该适度的减少第一大股东的控股比例,但是前五大股东以及前十大股东的股权比例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并且要使股权在前五大、前十大股东中分散而非集中分布。
(2)鼓励股权构成的多元化。现阶段,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构成中,国有控股占有绝对的比例优势,但是其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法人持股一般高于国有持股,而且各上市银行流通股的比例在近年来都有明显的提高。国家高度控股,从短期来看有可能提高决策的效率,但是在日常经营活动管理的时候,往往会掺杂各种政治方面的考虑,不一定会以股东的利益以及银行的价值为先。如果国家继续保持如此高的持股比例,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不利于整个银行业发展的。所以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改制,重点应该放在国家股比例的减少上。一般而言,参股法人在公司治理中使用了“用手投票”的权利,可以直接影响并干预银行的经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所以逐步提高法人股比例也是需要努力的方向。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绝大多数的流通股股东都是中小散户,无法直接参与治理,但他们能通过二级市场上的“用脚投票”来影响公司股票的价格,进而影响公司的价值,这样会给管理人员造成一定的压力,从而迫使他们加强管理,提高经营业绩。 总之,上市银行应该提高法人股和流通股的比例,促使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具体实施方案有以下两点:首先,可以吸收更多的民营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对 GDP 的贡献率大约为 50%,对出口的贡献为 50%,并且提供了近 70%的工作岗位。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近年来,民营资本也从原本单一的实业延伸到了金融领域。其次,上市银行应该争取境外战略投资者,例如外资银行来入股。很明显,机构投资者相对个人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治理有更大的帮助,同时,金融行业的机构投资者又要优于其他的机构投资者。必须承认,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相对于国内的商业银行来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知名的外资行,例如花旗、汇丰、渣打在全世界的一百多个国家都成立了它们的分支结构,已经构建了全球的经营网络,此外,它们在上百年的经营过程中,在体制、管理、业务经营方面都积累起了丰富且宝贵的经验。如果引入外资银行参股,可以快速的汲取最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同时也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1999 年,渤海银行成立,在它的股东结构中,渣打银行有限公司持有其 19.9%的股权,成为第二大控股股东。在我国银行业近十年的发展中,早已有外资银行入股的先例。这种局面对于投资银行、被投资银行以及一般的客户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三赢” 。
(二)优化上市银行的债权结构 具体为:
(1)适当降低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高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普遍特点。从前文数据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 95%左右。虽然银行业是典型的负债经营企业类型,但是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也会让人对未来的经营状况产生一定的担忧。根据《巴塞尔协议》规定,商业银行的风险资本核心充足率为 8%,即银行的资产负债率在92%以下才是一个正常的水平。显然,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国际的标准。一旦经济环境恶化,有可能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导致资不抵债,甚至破产。因此,负债过高始终是伴随着一定的经营风险,我国上市银行资产负债率存在有下降的要求和调整的空间。
(2)争取多方面的负债来源,增加创新性负债业务比例。从相关数据来看,我国上市银行发行的债券数量不多,在 2003年以前,甚至鲜有商业银行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品种单一,可供商业银行选择的债务工具不多,且融资面小,融资渠道狭窄。直接融资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负债来源, 特别是商业银行,由于资信度一般较高, 公众的认知度也很广泛,发行债券可以较容易的筹得所需资金。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快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对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提供低风险投资产品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债券市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入手:首先,简化监管规则。企业债券市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关键是要简化债券发行程序、消除银行担保制度以及改善信贷评级制度,而且需要进一步放宽债券利率的限制。其次,丰富投资人结构,允许企业和海外机构投资债券。允许所有类性的企业直接参与债券交易。三是通过让财政部和央行从事债券借贷业务来推动卖空机制的实行。为了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卖空交易,近年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市场监管机构都通过从事债券借贷业务建立起了卖空机制,这种方法对于中国的债市也是值得考虑的。
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增加创新型负债来吸取更多的资金。在过去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的时候,一般投资者将盈余的资金存入银行是最理想的保值方法,这样使得商业银行几乎不用担心资金的来源,即使实际利率很低,也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存入银行。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民众有了更多的投资选择,例如股票、基金等,有些可以取得比银行存款利率更高的收益。这对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意味着银行要主动的去寻找负债来源。
近日来,随着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4家资产管理公司的相继成立和运作,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作为不良资产处理手段之一,债转股也随着近期来的频频而日益受到关注。为此,本文拟就债转股的积极作用、应注意的问题和其在银企改革中的定位加以探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1 债转股
债转股是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转为金融管理公司对的股权。它不是企业债务转为国家资本金,更不是将企业债务一笔勾销,而是由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持股与被持股的关系,是由原来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据悉,国务院已原则批准《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的若干意见方案》,企业可以将部分原国有银行贷款转为股权,立即降低利息支出。
,要求实行债转股的企业约有500家,资产总额3585亿元。为防止一哄而上,国家经贸委和人民银行为债转股设定了5个条件:企业产品适销对路,工艺装备先进,管理水平较高,领导班子过硬,转换经营机制的方案符合企业制度要求。按照这5个条件,国家经贸委从500家企业中挑选出89家向商业银行推荐,这些企业资产总额596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142.8%,其中长期负债248亿元。迄今为止,已经实施了债转股的企业有北京水泥厂、上海焦化公司、宝钢梅山公司和贵溪化肥厂。据悉,还有至少5家企业在等待实施债转股。
2 债转股对银企改革的积极作用
巨额不良资产的存在,一方面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债务利息负担,另一方面也威胁到了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实施债转股,对银企双方都有裨益,如果行为规范,则不失为一种双赢选择。
2.1 化解金融风险,为银行股份制改造扫清障碍
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资料,1997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5%左右,呆滞呆帐贷款率为8%,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相当于所有者权益的4倍。如此规模和高比率的不良贷款不仅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7%的最高界限,更远远高于泰国银行7.9%、马来西亚银行6.4%和印尼银行17%等爆发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严重地了银行的安全,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穆迪公司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长期信用等级在1995年4月19日从A3级降为Baal级,并有逐年降级的趋势。这虽不能完全归因于不良资产问题,但不良资产因素的严重负面影响却是勿容置疑的。通过实施债转股,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使不良资产或是转化为央行贷款的拨付,或是转化为财政担保的债券,从而大大降低冶金信息2000年第2期导刊METALLURGICALINFORMATIONREVIEW专家论坛了金融风险。同时,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净化,也为银行最终实行股份制改造扫清了障碍。
2.2 减轻债务负担,为国企改制创造条件
去年5月底,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4%,债务负担十分沉重。而通过债转股则可使国企减少数千亿元的债务,效果十分显著。以北京水泥厂和贵溪化肥厂为例,其资产负债率分别由原来的80.1%和89.25%下降为32.4%和26.83%,当年就可扭亏为盈。北京水泥厂还通过资产剥离,成立了由北京建材集团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改制。贵溪化肥厂也将分立为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努力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3 债转股中应注意的问题
债转股是一项对银企双方都有利的举措,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一帆风顺、毫无困难地开展下去。一些问题必须正确而及时地解决,才能确保把好事办好。
3.1 落实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
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结果如有亏损,将由中央财政负责补贴,这就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必须杜绝人情、关系的影响,根据5个条件,结合具体情况,公正地把握债转股企业的范围、数量和金额。建立回收责任制,确保不良资产能够及时、最大化地收回。为使公司人员能够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努力盘活不良资产,建议有关部门建立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评价结构对负责人进行相应的奖惩。
3.2 提高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
债转股工作需要既懂又懂经营管理的专业人才,而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员多是从银行转出的,缺乏企业管理经验。有鉴于此,可以考虑邀请券商参与这一工作。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培养出一批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投资银行。
3.3 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
债转股并不意味着从前的债务一笔勾销,企业又可以按照从前的模式重复老路。债转股必须相应伴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中央政府应以强有力的措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确保资产管理公司能够行使股东权力,以其相应的股份行使法人财产权,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和经营管理。
3.4 把握好政策界限,严防“赖帐文化”
债转股的实施很容易使企业产生误解,以为可以欠债不还了,甚至产生赖得越多越好的心理。如果这种心理蔓延开,将产生非常恶劣的“赖帐文化”。必须使企业明白,债转股不是对经营不善者的照顾,而是对它们的资产进行重组的开始。为此我们有必要划定时间界限,对其后的贷款实行严格的管理,同时对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
4 通过债转股,深化银企改革
银企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债转股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它并不意味着银企改革已经获得成功,而只是艰苦工作的开始。银企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银行和企业的经营机制的转换和经营水平的提高。
4.1 抓住机遇,推动国企股份制改造
企业负债经营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并不必然产生不良资产。如在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企业负债率达到160%,本田公司的负债率曾一度高达600%。到80年代初,日本的企业负债率仍高达77%,但并未出现什么大的。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只要投资收益率高于银行利率,负债经营就是有利可图的。国企的不良资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些企业经营水平之低下。为此,我们应抓住这次债转股的契机,切实推进企业的改制,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规范的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地把近乎停滞的国企改革深化下去。